维特施托克会战只是这场为争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统治权而进行的长期战争中的一场，一些非德意志国家也参与了这次战斗。尽管如此，维特施托克会战却可以说是三十年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三十年战争起始于1618年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之间的“宗教战争”，著名的“布拉格扔出窗外事件（Prager Fenstersturz）”是其导火索。借此，信仰路德派的波西米亚人民掀起了反抗哈布斯堡皇朝领导的“反宗教改革”的斗争，并推举信仰新教的普法尔茨伯爵腓特烈五世（Friedrich V）为“对立国王”。尽管腓特烈五世从即位到被推翻的时间还不足一个冬季，也因此被冠上了颇具讽刺意味的“冬王（Winterknig）”称号，然而这场战争却从波西米亚蔓延开来。在白山会战（Schlacht am Weien Berg）惨败过后，腓特烈五世不仅失去了波西米亚的王位，他的普法尔茨伯爵领地和相应的选帝侯称号也被转赐给了巴伐利亚。几乎同一时间在尼德兰，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分支暴力镇压了新教教派领导的独立运动。
1625年，通过击败丹麦军队，三十年战争的第二阶段以哈布斯堡皇朝军队和其盟友，即巴伐利亚和信奉新教的萨克森的胜利而告终。当时的战争早已不仅围绕天主教和新教的领地争端，还涉及路德派和改革派，以及有竞争关系的各诸侯之间的权力斗争。大多数信奉路德派的统治者至少一开始是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一些人则坚持此立场直至战争结束。例如黑森—达尔姆施塔特方伯（Landgraf vn Hessen-Darmstadt）坚定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改革派的黑森—卡塞尔方伯（Landgraf vn Hessen-Kassel）却在后来转投了路德派。两派都希望通过赢得领地来实现统治家族的更迭。
1629年，在神圣罗马帝国最高军事统帅华伦斯坦（Wallenstein）的指挥下，帝国军队战胜了丹麦军队及其德意志诸侯盟军。战争双方缔结了《吕贝克和约》（Lübecker Frieden），以期暂时结束战争局面，没想到瑞典在第二年的加入迅速打破了这一期望。为了让瑞典赢得欧洲北部的霸权地位，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 II Adlf）推行强硬的统治政策，出于同样的目的他还以新教教义在德意志的开路先锋自居。他同时还得到了法国的资助，虽然当时的法国是个天主教国家，但是为了摆脱哈布斯堡家族在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代表的牵制，路易十三（Ludwig XIII）和他颇有影响力的大臣黎塞留枢机（Kardinal Richelieu）费尽心思地想要扳倒哈布斯堡家族。于是三年后，也就是1635年，通过向西班牙宣战，法国以与瑞典结盟的方式加入了战争。
就在这之前不久，又出现了一次很快可以停战的机会。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1632年的吕岑会战（Schlacht bei Lützen）中阵亡，瑞典方面失去了他们最重要的统帅。而神圣罗马帝国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强势的华伦斯坦因独断专行失宠于皇帝，并在1634年被几个老部下在海布（Cheb）谋杀。163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暂时转而支持皇帝的萨克森公爵在布拉格达成了和解。大多数帝国诸侯也紧随其后，实际上只有法国同西班牙的争端尚未解决，双方的主要战场在尼德兰。不过瑞典军队仍没有撤离德意志，法国也一直在背后支持瑞典以及少数未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订和约的帝国诸侯。
在三十年战争规模最大的维特施托克会战中，形势进而转变得对瑞典军队有利。瑞典将军约翰·巴内尔（Jhan Banér）使用了当时并不常见的迂回战术，成功血洗并击退了庞大的帝国—萨克森联军。在这场不分敌我（当时还没有出现可以明显区分敌我双方的军服）的射击、投掷和刺杀混战中，士兵们是有可能通过小贩售卖的酒精饮料来提升作战勇气的。瑞典军队的出奇制胜使得三十年战争又延长了12年，直到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flischer Friedensschluss），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才终于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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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给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带来了广泛且深入的影响，许多年过去后仍能从因人口减少而荒无人烟的地区、被损毁的城市和村庄，以及完全荒废的基础设施中感受到战争的伤痕：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因地区不同而相差悬殊，有的地区损失的人口达到了本地人口的三分之二，估计占到了整个帝国人口损失的15%～20%。帝国各地的战后重建工作都因缺乏资金而困难重重。根据和约规定，作为战败方的神圣罗马帝国还必须向法国，尤其向瑞典支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不过，相比物质上的损耗，战争在精神方面造成的伤害可能更为严重。战争过去三十年后，大多数人仍无法摆脱阴影，他们对建立有序的社会关系并不抱多大的希望。这些人当中也不乏文人志士，比如生于1616～1622年间的安德烈亚斯·格吕菲乌斯（Andreas Gryphius）和汉斯·雅各布·克里斯托夫·冯·格里美豪森（Hans Jakb Christffel vn Grimmelshausen），他们将自己在战争中的见闻写成了文学作品——格吕菲乌斯以诗歌和悲剧著称，格里美豪森以流浪汉小说见长。后者最著名的流浪汉小说是1669年以笔名出版的《痴儿西木传》（Der Abentheuerliche Simplizissimus Teutsch），小说戏剧性地刻画了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形象。他1670年出版的《女骗子和女流浪者库拉舍》（Lebensbeschreibung der Ertzbetrügerin und Landstrtzerin Curasche）激发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lt Brecht）的灵感，后者于1939年在流亡瑞典期间创作了剧作《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utter Curage und ihre Kinder）。布莱希特在他的这部作品中向人们着重发出了“战争恐怖”的警告。此外他还控诉了作为战争之源的资本主义及其在道德层面制造的恶果。
布莱希特创作这部剧作时正值戴高乐将军流亡伦敦（1940），人们称这一时期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以1914年为肇始，至德国二战的失败而终结。这种说法在当时也不失为一种对“战争恐惧”的隐喻。
布莱希特这部剧作问世整四十年后，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出版了短篇小说《相聚在特尔格特》（Das Treffen in Telgte，1979），小说中库拉舍化身成一个名叫里布施卡（Libuschka）的女性。尽管故事发生在1647年，读者仍不免联想到德国著名的文学团体“四七社（Gruppe 47）”[1]，后者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47年。在这部短篇小说中，格拉斯用理性又文学的手段探究了一个问题——和三十年战争以及纳粹统治时期相比，当时的德国是否有可能再次陷入更深的政治和道德危机，以及界限到底在哪里。
032 犹太人的生活和习俗
光明节灯台
Jüdisches Leben und Traditinen
这具有8个灯盏的光明节灯台由约翰·瓦伦丁·许勒制作，作为送给新娘的一件昂贵礼物，它曾出现在168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一场盛大婚礼上。
这个银质灯台因为它的尺寸、造型，尤其因为它的历史而出类拔萃。它首先让人联想到了光明节（Chanukka-Fest）的历史：公元前164年，犹太人在马加比家族（die Makkaber）的领导下，从塞琉古王朝（Seleukidenreich）手中夺回了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当时的第二圣殿被塞琉古王朝亵渎并改造成了一座宙斯神庙。为了纪念这个历史事件，犹太人在每年的11月或12月都会举行一座持续8天的节日。根据犹太法典《塔木德》（Talmud）中的传说，在将第二圣殿重新献给主时只找到了一小罐灯油供犹太教灯台（Menra）燃用。按理说这些油最多只够用一天，灯台却奇迹般地燃烧了整整8天，直到重新供上新的灯油。图中的这个“八支灯台”也不禁使人回想起这个奇迹。中间的“第九支”是一个油盘，它的作用是点燃其余的8盏灯。
灯台的底座上装饰有几个小天使，座脚的造型是4只狮子。灯盘（中间第九支）上方可见一个戴着头盔的男性塑像：它的原型是马加比家族的起义领袖——犹大·马加比（Judas Makkabus）。顶端的圆盘中央立着一个女性塑像：手提赫罗弗尼斯（Hlfernes）头颅的朱迪斯（Judith）。这不禁让人回想起犹太人历史中的另一个颇具传奇的伟大事件：朱迪斯以“美人计”诱惑并杀死了敌军统帅赫罗弗尼斯，拯救了自己的人民。这也是艺术家们经常表现的一个题材。
8个灯盏的上方各装饰有一棵小橄榄树，每棵橄榄树前各有一个小动物造型：（灯台对称的）两边各有一只松鼠、一只鹈鹕、一头鹿和一只山雕。这些小动物代表着犹太人历史上的一种对“门牌号”的分类方法。在真正的门牌号于18世纪引入城市之前，犹太人一直使用不同的动物来标识和区别住宅，位于法兰克福的犹太巷就是这样。
1681年在法兰克福犹太巷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婚礼，双方是颇有影响力的犹太人家族成员。新郎摩西·米歇尔·斯派尔（Mses Michael Speyer）居住在父辈的“金鹿”房，他的母亲来自“金山雕”房；新娘名叫沙因勒·宾—坎（Scheinle Bing-Kann），她的父亲伊萨克·坎（Isaak Kann）作为多个德意志诸侯的“宫廷承办商”享有较大的权力和名望。伊萨克·坎居住在“松鼠”房，他的妻子则来自“鹈鹕”房。这个灯台以动物造型的方式将两个家族联系在了一起，显然是送给新娘的礼物。通常情况下，双方的家族成员会在婚礼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聚餐，这样的礼物会在现场送出。直到这场聚餐之前，双方的婚姻就像是“一笔生意”，主要由两个家族公认的职业媒人在其中牵线搭桥。新人也只是在这场聚餐上才有了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机会，新郎同时要向新娘赠送礼物。按照法兰克福当地的习俗，礼物以灯台、灯具和酒杯为主。这三类物品都有宗教方面的作用：光明节灯台、安息日灯（Schabbat-Lampe），以及在安息日或其他宗教节日盛有葡萄酒、由一家之主举起的“祝祷酒杯（Kiddusch-Becher）”。
灯台上印有大写字母缩写“V S”，代表打造它的银匠约翰·瓦伦丁·许勒（Jhann Valentin Schüler，1650～1720），他在1680年以后成了法兰克福的名匠，制作了大量犹太教礼拜用品。现存纽约犹太博物馆（Jüdisches Museum New Yrk）的一个安息日灯也出自他手，灯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动物造型，和灯台一样同为送给新娘的礼物。另一件礼物“祝祷酒杯”据说没有保留下来。一个信仰基督教的银匠为信仰犹太教的委托人工作，甚至看起来还成了犹太教礼拜用品的制作行家，对于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这样的城市来说，这是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共存的突出表现。从这一点来说，许勒并不是一个特例。其他基督徒工匠师傅，像是约翰·亚当·博勒尔（Jhann Adam Bller，1679～1732）和约特格尔·赫富特（Rtger Herfurth，1722～1776）也都完成过很多犹太人的订单。
法兰克福的犹太人社区在16世纪的居住人口达到了近3000人，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当时规模最大、最重要的犹太聚居区。从1462年开始，犹太人被强制要求统一居住在一个封闭、有围墙的社区中，社区的大门在夜间和周末必须关闭。犹太人虽然和基督教居民一样受帝国城市议会的统治，但是他们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不仅有自己的法院，还可以不受约束和干预地在许多犹太会堂举行宗教仪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6世纪中叶以后从尼德兰移民德意志的加尔文派教徒的处境，在当时信仰路德派的法兰克福，他们被长期禁止举行自己教派的礼拜仪式。
尽管法兰克福的犹太人群体部分脱离于基督徒社会独立存在，不过两个圈子的来往还是十分频繁：犹太人医生经常接受基督教徒的咨询，犹太商人和基督徒商人往往互为生意上的伙伴，法兰克福展会上的犹太人银行家、货币兑换者和旧货商还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除此之外，上层犹太人士委托信仰基督教的手工业者制作犹太教礼拜用品也是一种必然，因为受基督教行会垄断和市场规模所限，犹太人的手工业传统并没有发展的空间。
不过，在法兰克福这种规模的城市中能形成拥有犹太会堂、犹太法院、犹太医院和犹太浴室等大量独立机构的犹太聚居区，这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不如说是一个特例。当时德意志范围内的犹太人大多生活在农村，他们以小团体的形式分散得很开，常常仅由少数几个犹太人家庭组成，并不具备社区形态。他们在农村或小城市的经济发展十分受限。犹太人往往没有资格拥有土地，因此他们无法在农业上获得立足之地。和犹太人行会组织在城市的境况相比，农村在这方面的局限性要略小，因此犹太人往往容易在农村打造自己的经济环境。他们可以零散地从事手工业，例如成为玻璃工匠等。不过他们最经常从事的行当是贸易。很多犹太人行走在城市与乡村间，向农村居民兜售城市的商品。甚至在一些地区，牲畜贸易几乎都掌握在犹太人手里。
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除了小额放贷之外，典当业都是犹太人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从销售逾期典当品中，犹太人最终发展出了另一个特色行当——旧货贸易。不过较大数额的现金交易几乎只存在于城市，因此催生了一个小规模的犹太人上层社会。其中有宫廷背景的犹太人尤其有名望，他们向德意志的诸侯提供奢侈品（往往以赊账的方式），还经常成为军队的供应商。这些犹太人有的小富既安，有的则可以达到富可敌国的程度，比如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Familie Rthschild）就是从法兰克福的犹太巷逐渐发展起来的。
坎家族和斯派尔家族就属于这样的上层圈子，通过1681年两位新人的结合，这两个家族也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坎家族的姓氏“坎”最早来自祖宅“金壶”房，在16世纪以后的法兰克福就已然出现。虽然斯派尔家族的祖上米歇尔·斯派尔（Michael Speyer）1644年才从斯派尔移居法兰克福，却很快就升入了当地犹太聚居区的领导阶层。这两个家族经常一个担任聚居区领导，一个担任聚居区司库，他们还将各自家族财产的一部分捐出来给聚居区使用。从坎家族中也走出了不少著名学者，他们尤其对《塔木德》的研究作出了贡献。斯派尔家族长期向法兰克福犹太主会堂（Frankfurter Hauptsynagge）捐赠礼拜用品，其中包括一只价值不菲的“祝祷酒杯”和一幅《妥拉》卷轴（Tra-Zeiger），它们的来源从各自身上刻有的铭文就可一目了然。图中的这个光明节灯台则长期为坎家族所有，直到19世纪末或更晚才被收入建立于1877年的法兰克福历史博物馆（Histrische Museum Frankfurt）。
20世纪初，曾经的杜塞尔多夫工艺美术博物馆（Kunstgewerbemuseum Düsseldrf）馆长海因里希·弗劳贝格尔（Heinrich Frauberger）提议在法兰克福建立一个专门机构，用以保护德国境内的犹太人文化遗产。在查尔斯·L.哈尔加滕（Charles L. Hallgarten）等犹太慈善家的共同努力下，弗劳贝格尔迈出了此设想的第一步——在法兰克福创建了“犹太艺术文物研究会（Gesellschaft zur Erfrschung jüdischer Kunstdenkmler）”。研究会的目标主要是汇编犹太艺术品的文献资料，由于资金有限，当时根本不可能有从属于自己的藏品。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会也拥有了为数不多的犹太艺术藏品，并在不同的场合展出过，也有了为其长期设展的想法。1911年，出于在未来进行扩建的考虑，这批藏品被寄存在了法兰克福历史博物馆。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扩建项目化为了泡影。
一战后没几年又出现了一个新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22年宣布，将他们在法兰克福办公楼闲置的一层转让给犹太艺术文物研究会，于是同年在那里开办了“犹太古物博物馆（Museum jüdischer Altertümer）”。通过他人赠送，或者在市政府允许的情况下借用法兰克福历史博物馆的藏品，研究会目前的犹太文物收藏得到了扩充。图中的光明节灯台可能就属于借来的藏品之一，不过对此并没有确凿的证据。1938年，犹太古物博物馆在“水晶之夜（Reichspgrmnacht）”遭到了洗劫和破坏。幸运的是，在法兰克福历史博物馆时任馆长的争取下，一部分藏品于第二天被归还并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历史博物馆中。
1980年代，作为联邦德国首批博物馆之一，在法兰克福建立犹太博物馆（Jüdisches Museum）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过和1922年时相比，当时更加缺少合适的馆藏。于是法兰克福市政府决定，将法兰克福历史博物馆中的犹太古物博物馆藏品的一部分放入新博物馆中。这批藏品还包括了若干当时被犹太古物博物馆借去的文物，以及图中的光明节灯台。如今这个光明节灯台是犹太博物馆的珍宝之一，此外博物馆也设在位于法兰克福下美因河码头街（Untermainkai）的罗斯柴尔德宫（Rthschild-Palais）的其中一栋建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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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犹太人家庭来说，光明节灯台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犹太教礼拜用品。和犹太教传统的“七支灯台”（犹太教最重要的标志，以色列的国徽图案）不一样，光明节灯台有8支灯盏和中间“助燃”用的小灯盘。在光明节开始时，第一盏灯于日落后约20分钟被点燃，其余的每天点燃一盏。光明节灯台的放置位置应在门外，正对门柱圣卷（Mesusa）[2]，也可以放在窗台上。通过这样的方式，犹太人对那个“传奇故事”的纪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033 黑死病
瘟疫医生面具
Der Schwarze Td
这个由织物、皮革和玻璃片组成的面具与一块长布相连，在1700年前后，它是医生用来抵御具有致死性恐怖病菌的防护用具。
乔万尼·薄伽丘（Givanni Bccacci）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IL Decamerne，写于1349～1353年）中写道，如果看到有人“腹股沟或腋窝肿大，有时大如鸡蛋或苹果”且“全身布满黑色或红色斑点”时，那就说明“死神已经降临”。患上这类严重疾病的人很难康复，健康人只能穿上防护服装避免被传染。至少从17世纪开始，这样的防护服装即已出现，它由一件长及地面的袍子（由表面上腊的布料或光滑的皮革制成，袖口直接连通皮制的长手套）和一个“瘟疫医生面具（Pestartztmaske）”组成。面具的前端有一个鸟嘴似的凸起，里面放有一块海绵，海绵内填有能散发芳香的物质，能使戴面具的人呼吸到肉桂和丁香的香气。这样做是因为放火烧和烟熏被证明是清洁空气和驱散瘴气的有效办法。富人也使用熏香和没药，穷人则使用刺柏，甚至角屑肥料。这个让人产生恐惧感的面具的眼部装有普通玻璃片或水晶玻璃片，既能保证视线，又能防止眼睛和呼吸道一样，受到有传染性瘴气的侵害。1660年前后，纽伦堡出版商保罗·菲尔斯特（Paul Fürst）创作并发表了一幅关于“瘟疫医生”的画作，名为《罗马的鸟嘴瘟疫医生》（Pestarzt Dr.Schnabel in Rm）。
产生于1700年前后的一批瘟疫医生面具是稀有的珍品，因为它们只被两家博物馆，即英戈尔施塔特的德国医学史博物馆（Deutsches Medizinhistrisches Museum）和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Deutsches Histrisches Museum）所收藏。一幅作于1493年的木版画可能是对此类瘟疫医生防护用具最早的描绘：画面上有一名正在为病人诊脉的医生，虽然没有戴面具，但是医生用一块吸有醋的海绵捂住了口鼻。根据当时盛行的学说，传染病的病原体进入空气后会向上运动，因此病人被放置在了较高处。两名年轻的助手站在他们周围，手举火把伸向半空中，通过烟熏驱散由瘟疫产生的毒气。作为多位法国国王的御医，查尔斯·德洛姆（Charles Delrme，1584～1678）可能是第一位穿上这种全身防护服的医生，法国巴黎在1619年全面暴发了瘟疫（黑死病）。据推测，他当时还发明了一种带有15厘米长鸟嘴的类似防护面具。
近年来人们才认识到，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是导致欧洲中世纪瘟疫（德语为“Pest”，拉丁语为“pestis”，意为“瘟疫、流行病”）横行的元凶。尽管瑞士裔法国医生和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在1894年香港暴发瘟疫期间就发现了导致疫情的鼠疫杆菌［1967年以后以他的名字被命名为“耶尔森氏杆菌（Yersinia pestis）”，此前则以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的名字被命名为“巴斯德氏杆菌（Pasteurelle pestis）”］，然而直到2010～2011年，通过对埋于伦敦一处坟场的中世纪瘟疫病人牙齿遗骨的研究，人们才认识到，当时肆虐欧洲的瘟疫实际上是从亚洲传来的。跳蚤，尤其老鼠可能是这一病菌的载体。《圣经》记载了大规模的瘟疫，古希腊神话认为，是神射出的瘟疫之箭引发了瘟疫。后来，被乱箭射穿身体的基督教殉教者圣塞巴斯蒂安（St. Sebastian）被尊为“染瘟疫者的代祷圣人（Pestheiliger）”。在罗马和6世纪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瘟疫，其真正的诱因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一种可能的说法是，“腹股沟淋巴腺鼠疫（Beulenpest）”和其他传染病一起导致了瘟疫的大暴发。
14世纪中叶以后的欧洲经常遭受瘟疫的侵袭。1346～1347年，瘟疫通过商路，主要从意大利的各海港传播开来，蔓延范围从远东迅速深入欧洲的中部和南部。薄伽丘的《十日谈》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发生在佛罗伦萨的一场瘟疫，描述的场景让人感到压抑。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学作品，它还向人们提供了有关当年疫情的史料——佛罗伦萨约有五分之四的人口死于这场瘟疫。不久后，瘟疫蔓延到了德意志各城市。尽管找到这方面确凿的史料很难，但是可以将瘟疫暴发的时间和地点作为线索或依据：1348年的普斯特拉亚山谷（Pustertal）、1349年的维也纳和巴塞尔、1350年的汉堡、1356年的法兰克福和黑森、1357年的雷根斯堡和波西米亚、1359年的纽伦堡，以及1380年的奥格斯堡。截至1349和1350年之交，瘟疫已经蔓延到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北部地区。不过也有许多城市和地区并没有受到这场大瘟疫的侵害。统计出当时准确的人口死亡率就更加困难了：根据笼统且相差悬殊的估算，约有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于1347～1351年的这场普遍被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死亡规模堪称欧洲历史上最大。从那以后，几乎每间隔6～12年，欧洲的不同地区都会暴发瘟疫。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这种情况发生得更为频繁。直到18世纪初，瘟疫一直是欧洲的一种常见现象。
当时的人们认为，瘟疫是神对人类的惩罚，因此要通过敬拜来表达忏悔之意，敬拜的对象主要是圣塞巴斯蒂安和圣罗胡斯（St. Rchus），传说中后者染上瘟疫后又恢复了健康。人们随身携带气味浓烈的植物［通常为大蒜或有黄瓜香气的“Pimpernelle”——小地榆（Kleiner Wiesenknpf）］，将十字架和瘟疫徽章挂在身上，还拿着带有瘟疫相关文字或图案的小纸条或象征射穿圣塞巴斯蒂安的小弓箭。人们还用特别的方式惩戒自己，比如在瘟疫暴发期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鞭笞派（Flagellant）”教徒，他们通过上街游行和自我鞭笞的方式来赎罪。有负担能力的人则选择在瘟疫肆虐时逃离。有时，在来势汹汹的瘟疫浪潮袭来之前，犹太人甚至被大规模地屠杀，偶有整片整片的犹太聚居区被血洗（1349年的纽伦堡、斯派尔、沃尔姆斯、美因茨、科布伦茨、科隆、特里尔，等等）。
感染瘟疫的初步症状是发烧、头痛、四肢疼痛、麻痹；然后颈部、腋窝和腹股沟会出现带脓的肿块；最后出现的精神错乱会导致意识障碍和高烧性谵妄。当时没有针对瘟疫的有效治疗手段，感染上瘟疫的人至少要被隔离40天（隔离检疫）。有支付能力的病人可以请医生或护工在其脓疮上涂抹药膏、挤脓或通过风险极大的手术切掉肿块。喷洒醋液和在街口放火烟熏都是为了使空气“清洁”。
不过据估计，瘟疫感染者的存活率只有10%～40%：腹股沟淋巴腺鼠疫通常由跳蚤叮咬引起，潜伏期为6天左右，1～4周后致人死亡；肺鼠疫一般通过飞沫传染，病菌通过空气传播感染肺部，潜伏期只有大约1天，可迅速致死。各城市在瘟疫暴发期间都采取了隔离措施，比如锁闭瘟疫感染者的房屋，由专门雇佣的“瘟疫士兵”看守，并在必要的情况下负责照料事宜。大量的死者通常由其亲属或掘墓人和“瘟疫士兵”埋葬在远离普通公墓的“瘟疫公墓”。埋葬后会撒上石灰，以加速尸体分解。一些地方还成立了自己的“瘟疫兄弟会”，将尸体集中在一处下葬。
在瘟疫暴发期间，城市充斥着瘟疫感染者、死者和尸体腐烂散发出的恶臭。这是由人口密集和缺乏消毒条件引起的。特别在许多人居住的狭小空间，感染瘟疫的概率更大。
瘟疫的致死性和恐怖程度不仅让信徒比往常更频繁地向神祈求帮助，还让艺术家和文学家创作出了许多以“黑死病”为题材的作品。1348年巴黎暴发严重瘟疫后，他们开始描绘“死亡之舞（Ttentanz）”，在壁画中，各个年龄和阶层的人都被画成了死神的“舞伴”。丢勒著名的木版画《天启四骑士》（Apcalyptische Reiter，1498）就是以当时发生在纽伦堡的瘟疫为背景创作的。薄伽丘《十日谈》中的主要人物也是在瘟疫蔓延到佛罗伦萨之前逃到了郊外的农庄。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e）的小说《大疫年日记》（Jurnal f the Plague Year，1722）曾长期被误认为是对1655年伦敦暴发的那场瘟疫的“目击者报道”。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e）的小说《瘟疫王》（King Pest，1835）描写了14世纪遭受瘟疫侵袭的伦敦，他的另一篇小说《红死病的面具》（Masque f the Red Death，1842）则是受了1831年巴尔的摩（Baltimre）暴发霍乱的启发，他亲身经历了那次霍乱，小说在情节上借鉴了《十日谈》。在德语文学作品中，瑞士作家耶雷米阿斯·戈特赫尔夫（Jeremias Gtthelf）的代表作《黑蜘蛛》（Die schwarze Spinne，1843）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文学作品”［托马斯·曼（Thmas Mann）语］。他将一个关于同魔鬼做交易的古老传说改编成了一个充满譬喻的短篇小说，其中的蜘蛛就是瘟疫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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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的进步，瘟疫已长期销声匿迹。直到2013年底，数十人在马达加斯加暴发的腹股沟淋巴腺鼠疫中丧生。事实上，尽管大多数的病原体早已被消灭，一些病原体变种却仍然存在。其中的一个变种随时有可能再次引发大瘟疫，不过和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不同的是，现如今人们可以使用抗生素来避免传染病的扩散，也就是说可以有效治愈传染病。另一方面，尤其在德国，政界、行政机关和媒体对这次瘟疫暴发的反应过激，鉴于发生在1997年的“禽流感”和2009年的“禽流感和猪流感（H1N1流感）”，他们对待这次瘟疫的态度可以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以至于让人产生了对中世纪大瘟疫的恐怖联想。
这种过激反应甚至还殃及了存放在英戈尔施塔特的这个“瘟疫医生面具”，当时它被要求进行彻底的“处理”：因为它的材料已经变脆，产生了裂纹，而且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白色菌斑。德国医学史博物馆在2014年1月宣布，面具将被送到一位纺织品修复女专家那里接受“疗养”。后来，“经过初步会诊后得出结论：他可能要开始真正的健康度假了，包括深度清洁、抗皱舒纹、美鼻及其他保养”。此后，在经过“一个晚上的诊察”后，这个当时被称为“鸟嘴先生”的展品被重新送回了博物馆。如今，博物馆严令禁止参观者对此展品拍照。
034 从永恒到生命的终结
《跳舞的死神》
Vn der Ewigkeit zur Endlichkeit des Lebens
据推测，这个《跳舞的死神》雕像（约1680）的作者是约阿希姆·亨嫩，它曾一直被视作死亡的象征。现如今，人们已不再相信“永恒”。
死神在跳舞！这个只有13厘米高的小雕像《跳舞的死神》（Tanzende Td）出现在1680年前后，据推测，它出自雕刻家约阿希姆·亨嫩（Jachim Hennen）之手。雕像展现了一具正在跳舞的骷髅，骷髅被视为人格化的死神。骷髅的左手抓着一条缠绕的蛇，蛇在《圣经》里是原罪的象征，通过诱惑夏娃来到人世，给人类带来死亡。骷髅右手握着的可能是一支箭或一把镰刀，代表死亡的毁灭性力量。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个雕像仍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当时为了打造出极具艺术价值和装饰性的作品，雕塑家使用了造价昂贵的象牙作为材料。
在现代人的眼中，表现“死亡之舞”是一件更加奇怪的事，因为一方面，舞蹈完全是生活乐趣的体现，而另一方面，人们排斥一切有关死亡的记忆，并将它挤向社会边缘。不过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死亡”却是一个广为流传的题材，是这一时期人们典型的主要生活感受，因为死亡无处不在。那时候人们的平均寿命不到30岁，和如今少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差不多。主要原因在于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很高：约四分之一的婴儿在出生的第一年就不幸夭折，还有四分之一的儿童活不到成年就死去了。平安度过儿童期的成年男性寿命为50～57岁，成年女性为38～50岁。和现在不同，当时男性的平均寿命要比女性长三分之一到一半，因为女性还要承担分娩的风险。不过，抛开所有平均统计数据不看，总有人能够活到相当高的年龄，哪怕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
当时常见的死亡原因是感染疾病和瘟疫，以及营养不良和战争。在刚刚可以满足大多数人基本生存需求的农业社会，粮食稍微的歉收或者完全的颗粒无收都会极大地抬高粮食价格，大部分人口的最低生存线因此被压低。而居住成本相对不高，普通人收入的60%～80%都花在了购买食物上，因此即便粮食价格上涨得不厉害，也会对人的营养状况产生巨大的影响。
连年的战争，加上暴风雨和干旱等恶劣天气导致的粮食歉收，使得颗粒无收的情况时有出现。三十年战争期间，在受波及最为严重的地区，农业生产几乎全面崩塌。因为，如果粮食收成都被路过的士兵毁坏或掠夺，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播种呢？当时，许多地方的人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情况，它愈发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和导致死亡的最重要原因，因为营养不良削弱了人体的抵抗力，使人更容易生病。在战争期间，或由路过的士兵传播的瘟疫尤其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最恐怖的瘟疫非鼠疫莫属，不过当时也存在其他传染性疾病，腹泻往往是发病的症状之一，比如痢疾。瘟疫暴发的间隔无法估计，而且严重程度也各不相同，不过总的来说，瘟疫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暴发的频率非常高，以至于当时的每个人实际上都至少经历过一次严重的流行病，或者为因此病故的亲朋好友而悲痛，或者全家都因瘟疫而去世。
这样的经历自然导致了生存的不确定性，让人感到绝望无助、生命无常，以及摆脱自身命运的徒劳无功。人们在宗教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根据基督教的描绘，天国的永生总归要比短暂的人生有意义得多，仿佛只有承认人在世间努力的无用和徒劳［虚空（vanitas）］才能获得永恒。这样一来，表现死亡至少也就不那么令人战栗了。人们甚至更经常地把死亡形容成人在去世前的认真准备。实际上人们还创作了大量表现“死亡艺术（ars mriendi）”的作品，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让“读者”作好“安详死去”的准备，并帮助其走上通往天国的道路。因为无法预计死亡来临的那一刻，所以要随时随地作好准备。从这一点出发，最令人感到恐惧的无疑是毫无准备的死亡，它不仅会在瘟疫中夺去人的性命，也有可能在旅行途中突然降临。为了获得宽恕并接受基督教的“病人傅油圣事（Sterbesakrament）”，适时并虔诚地忏悔是最重要的（死亡）准备工作。
基督教的“虚空”思想将人世间的虚妄与死亡的不可避免相互对应，由此形成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人们的主要生活态度。在有关“死亡之舞”题材的作品中，这种态度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相关的大量油画、壁画和雕塑被留传下来，取材往往来自人们对欧洲14世纪黑死病的印象。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是“轮舞（Reigen）”，即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依次在人格化的死神，即骷髅的引领下翩翩起舞。轮舞首先从身份最高的达官显贵皇帝和教宗开始，其次是王公、贵族和僧侣，最后是市民、农民和乞丐。不论男女老少、身份高低，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就连幼儿也要被死神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
“死亡之舞”所表现的思想一目了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让人感到安慰，因为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在最后的轮舞中，财富和地位的悬殊都失去了意义。在这样的情境中，对特定职业群体的描绘尤其受欢迎，它既突显了这些人受质疑的道德品质和逐利行为，也可以预见他们的下场：向葡萄酒里兑水的店主、放高利贷者和占卜者。
“死亡之舞”作品中的文字往往表现为死神与其舞伴的押韵对话，一方骤然降临、冷酷无情，另一方则露出了人类的惊恐：所有人，无论身份地位如何，都不能“放开”尘世的生活。死神这个“不速之客”，既不多做停留，也不急着离开。死神不懂得同情和怜悯，也不会因为半裸身体坐在街上的乞丐渴望看到自己的眼神而现身。因为他并不是死神首先要找的那个人。这样的画面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是16世纪的一组木版画中的内容，根据小汉斯·荷尔拜因（Hans Hlbein d.J.）所画的素描所绘制。
“死亡之舞”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除了有荷尔拜因组图的小型木版画，在柏林的圣玛利亚教堂内部和意大利北部平佐洛（Pinzl）的圣维吉利奥大教堂（Kirche San Vigili）外墙还各有一幅长达22米的大型湿壁画。而巴塞尔一处公墓的内墙和吕贝克圣玛利亚教堂的祈祷室内，也都绘有“死亡之舞”。二者都产生于15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位置也都非常合理——人们在那里追忆逝者，同时也提醒自己：记住，人终有一死！（Mement mri！）
图中的象牙制小雕像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内涵，只是它所展现的“死亡之舞”省去了死神的“舞伴”。因此人们也可以将它摆放在私人场合（如家里），随时随地警示自己。除了《跳舞的死神》外，人们表现死亡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在德国南部和特里尔曾流行过一种所谓的“注视用小棺材（Betrachtungssrglein）”，里面放有蟾蜍或蛇的部分尸骸，它艺术性的装饰也在向人们发出“死亡”的警告。
最与众不同的表现“虚空”的艺术作品往往造价不菲，有时会像《跳舞的死神》一样以象牙为材料。人们不惜花费大价钱来表达对死亡的纪念。还有一种“阴阳头（Wendekpf）”造型也很受欢迎，一半为逝者的头部，一半为死神（骷髅）的头骨。有时它还具有实用性的功能，比如被用作球形把手或嗅盐瓶。将具有神学思想的物品作为普通生活用具使用，这样的强烈反差往往容易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甚至还经常能见到一种外形像小棺材、可以拿在手里的鼻烟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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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婴儿的死亡率从18世纪开始有所下降，19世纪下降得更多，然而在1870年前后的德国，这个数字仍高达25%，直到1919年才下降到了16%，1920年代末下降到了10%以下，不过到了1950年代才下降到了不到5%，1970年代以后仅为2.5%，至今一直维持在不足1%。随着时代的进步，医疗条件也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消毒技术得到了发展和推广。在今天的德国，新生女婴的预期寿命可达到约83岁，新生男婴可达到约78岁。在欧洲半数的国家中，这两个数值甚至更高，而在例如非洲等国家则要少上10～20岁。
和过去相比，人的寿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现如今的寿命甚至相当于过去“活了两次”那么长。400年前，人的平均死亡年龄在30岁左右，而现在则为70～80岁。从这一点来说，在过去的300～400年中，人的“平均最大预期寿命”都没有超过85岁，不过“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能最大限度地活到这个理论寿命的极限”［伊姆霍夫（Imhf）语］。同时，从进入前工业社会开始，“人生阶段”的模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社会以前，不同的“人生阶段”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过渡；到了工业时代，尤其在20世纪，“人生阶段”已愈发趋于标准化；今天，人的儿童阶段、受教育阶段、就业阶段和养老阶段之间已有了“非常严格的分界线”［博夏德（Brscheid）语，引自伊姆霍夫］。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尽管认为死亡不可避免，但是相较以往，人们对死亡的预计和把控能力变得更强了。这种变化也反映在了那些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以“死亡之舞”为主题的大型绘画作品后来的命运上。直到18世纪初，人们仍然持续地维护和修缮巴塞尔的“死亡之舞”壁画，在那之后却将它冷落一旁，并在1805年拆除公墓围墙时把它毁掉了。吕贝克的“死亡之舞”壁画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尽管保存得并不完好，却还是暂时得以“幸存”，直到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中“牺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