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一天，死亡会愈发可以被预测，甚至被彻底克服——这种乌托邦式的想象曾给了一些人“长生不死的幻想”。然而随着社会世俗化的加深，人们已不再相信永恒。亚瑟·E.伊姆霍夫（Arthur E. Imhf）对此作出了精彩的描述：“我们的生命没有更长，而是趋于无限的更短。现在的人虽然可以比过去多活一倍的时间，然而也只剩下这个了。我们赢得了寿命，却失去了永恒。”
035 移民国家——普鲁士
《波茨坦敕令》
Einwanderungsland Preuen
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功“难民法案”——对避难者和避难者接收国都有好处。
普鲁士在1685年颁布《波茨坦敕令》（Das Edikt vn Ptsdam），以作为对法国在此前不久颁布的《枫丹白露敕令》（Edikt vn Fntainebleau）的回应。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1620～1688）作出的这一回应既迅速又坚决。他自己是加尔文派教徒，身边也有不少持相同观点的“宫廷顾问”。此外，他作出这一决定还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希望能借此改善自己国家的经济状况，三十年战争（尤其在人口损失方面）对一代以上的勃兰登堡—普鲁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腓特烈·威廉签署并盖印的《波茨坦敕令》的原始文件没有被保存下来。尽管如此，由于《波茨坦敕令》在颁布后就立即下发，迄今至少在6处存有数量可观的印刷副本，并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共有13个不同的版本。据推测，《波茨坦赦令》的总印量超过5000份，相当于某种“广告小册子”，它的出现标志着勃兰登堡新起点的开始。
1685年10月29日（儒略历，按照格里高利历为11月8日），《枫丹白露敕令》颁布后仅11天，腓特烈·威廉就正式向法国的新教徒发出了避难邀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udwig XIV）通过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废除了他的祖父亨利四世（Heinrich IV）于1598年颁布的《南特敕令》（Edikt vn Nantes）。法国胡格诺派教徒被迫害的局面再次趋于紧张。
尽管经常不被遵守，《南特敕令》仍准许深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法国新教徒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而信奉国教天主教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则严令禁止国民信仰新教。在此前的几十年间，胡格诺派只是占法国总人口约4%的宗教少数派，他们逐渐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遭受迫害和歧视。此外，这种情况不仅导致越来越多的避难者涌入德意志各邦，还尤其引起了一些德意志诸侯的注意，他们出于不同原因对此积极回应，将特权给予这些特别是在1680年代以后来到自己国家的“难民（réfugié）”。
不过，争取这些有意愿移居国外的避难者和大幅让步也十分必要，因为在选择“流亡地”的问题上，这些改革派人士大多会追随他们已流亡国外的前辈们的足迹。实际上，和经济上“极度倒退且不发达”［拉赫尼希特（Lachenicht）语］的勃兰登堡—普鲁士相比，在经济繁荣的荷兰和英格兰，这些避难者的关系网要更深且更起作用。
法国在1670年前后共有约90万名改革派人士，由于残酷的迫害行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得不转变立场。新近的研究表明，在17世纪最后三十年，其中15万～16万人因生命受到威胁而被迫离开家乡。据推测，他们中的50000人流亡到了英国（包括爱尔兰和美洲殖民地），35000～50000人逃到了荷兰（包括其殖民地），38000～44000人涌入了德意志的势力范围（1680～1730）。在当时的德意志，有6500～7500人移居黑森—卡塞尔，4000人移居弗兰肯，3000人移居符腾堡，而绝大多数人——16000～20000人——选择留在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在柏林，1700年前后的柏林城市居民有五分之一是胡格诺派新教教徒。当时（1701～1705），柏林专门为这些教徒兴建了法兰西腓特烈施塔特教堂（Franzsische Friedrichstadtkirche），之后（1780～1785）又在这一基础上加盖了一个穹形塔楼（Kuppelturm/dme），也就是所谓的法兰西大教堂（Franzsische Dm）。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波茨坦敕令》是居住在勃兰登堡—普鲁士胡格诺派教徒的“基本法”。和其他国家避免在敕令问题上冒险的做法不同，腓特烈·威廉在《波茨坦敕令》的引言中对路易十四的“迫害行为和残酷无情”表示了强烈谴责。14项条款详细规定了对避难信徒的接收条件，其中还包括他们享有的特权和优待。根据《波茨坦敕令》的规定，符合接收条件的移居者在勃兰登堡—普鲁士不仅拥有以法语作为其宗教语言和在建议的选项中自主选择居住地的自由，还可以享有大范围减免税费、免费使用农业用地和建筑材料、免劳役、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工场主免受行会制约以及获得财政补助等“优惠”。此外，按照规定他们还拥有独立的管辖权，具有贵族身份的移居者享有与当地贵族亲属同等的权利。其他德意志诸侯也作出了类似的让步，不过妥协程度大相径庭，例如移居者的免税期从10～25年不等。
虽然避难者接收政策在人口统计学、经济学和宗教伦理学方面作到了很好的平衡，但是按照当时的法律解释，这些“难民”属于“外地人（Fremde）”。当时的人们往往也将他们视作外来人口和竞争者。这些人同时带来了新事物，或者说进一步推动了移居地的革新。比如，农民移居者带来了冷床和温床栽培技术、油磨坊和炼糖场、水果、芦笋、花椰菜、芹菜、菊苣、蘑菇、洋蓟、菊苣根制成的代咖啡，以及非常重要的烟草种植技术；手工业移居者带来了皮具、帽子和假发的制作工艺，特别是还引入了丝绸加工、花边装饰和制袜技术，而且已经出现了用机械方式加工袜子的情况。此外，移居者还向当地的珠宝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将家乡（法国）更精美的时髦饰品带到了德意志。
不过，将一些避难者开设的手工工场作为德意志工业化前经营范本的愿望已基本落空，只有极少数的工场维持了十年以上，政府给予的津贴大部分被浪费了。作为“银行家（banquier）”的他们加入了当时在这一行当占主导地位的犹太人的行列。他们对当地中介机构和证券交易市场的产生作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
除了给德意志带来的积极影响外，移居者也面临不少阻力，因为他们的存在，当地农民不愿意上缴农产品，行会反对不入会的个体经营行为，行政机关不认同区别对待的特殊规定。即便移居者让一些德意志地区获得了极大好处，然而他们对接收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无论如何也不应被高估。避难者的后代尤其容易制造“他们把当地休耕的田地转变为蓬勃发展的国民经济体”的神话。
1709年，也就是《波茨坦敕令》颁布后过了约一代人的时间，居住在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胡格诺派再次在法律上取得了与本地居民完全同等的地位和权利，不过他们拥有的特权和法律上强调的“难民”地位仍没有发生变化。1809年，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集体进一步在宗教、法律和行政方面被纳入国家体系。颇有意味的是，胡格诺派需要取得多长时间超越平均水平的成就，才能和所拥有的与本地居民相比的突出权利地位相匹配呢？
这些移居者没有意识到，在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普鲁士王国的壮大过程中，他们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一股平衡不和谐声音的力量”［冯·塔登（vn Thadden）语］，他们并没有因居住地而成为勃兰登堡人、波美拉尼亚人、东普鲁士人或威斯特伐利亚人，而是成了直属国家的普鲁士爱国者。他们在生命受到威胁的紧急关头被接收，这促使他们成为心怀感激并持续不断地亲近和忠于霍亨索伦王室的基石。
因此纪念《波茨坦敕令》颁布100周年的庆祝活动就成了向普鲁士王室（1785年在位的普鲁士国王是腓特烈大帝）递交“效忠信”的机会。当时的普鲁士已从一个小诸侯国跃升为一个受尊敬的欧洲强国，胡格诺派自我吹嘘，称“作为普鲁士全国上下忠心耿耿的臣民，他们对国家的强盛责无旁贷”。从1806年开始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Stein-Hardenbergsche Refrmen）提升了他们作为“难民”的特殊法律地位，进一步促进了他们与德意志社会的融合，同时拿破仑统治时期推行的政策激起了他们的抗议，其中的很多人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母语——法语。
从那时起，一次广泛且自愿的民族同化便开始了，胡格诺派和本地居民的界限因而变得愈发模糊。胡格诺派在维持自身传统和归属普鲁士—德意志国家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与此同时，胡格诺派也愈发注意发扬自己的国民意识，在对侨居国外的法国人的历史叙事中，他们热衷于突出对德国社会现代化，以及对德国科学和经济发展所立下的汗马功劳。1885年，在庆祝《波茨坦敕令》颁布200周年之际，胡格诺派集体表达了对“霍亨索伦君主们一如既往的感激之情”。当时的胡格诺派已经彻底将德语当作主要语言了，他们在普法战争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期间就将自己视为“出类拔萃（par excellence）”的德国人。因此，总有传闻宣称俾斯麦慎重地将他们归为“最优秀的德国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纳粹统治时期，纳粹分子也认可了胡格诺派自己塑造的“国家支柱”形象，他们必定要把这些来自法国的避难者树立成“流淌着最优秀日耳曼血脉的卓越精英”［弗里希—格鲁贝特（Fuhrich-Grubert）语，引自诺伊格鲍尔（Neugebauer）］。在对待纳粹主义立场的问题上，胡格诺派发生了分裂。德国胡格诺派协会会长决定加入认信教会（Bekennende Kirche，也称“宣信会”），并随即脱离了协会；而居住在德国的大多数法国改革派团体则比柏林人更为坚决地拥护纳粹政权。1935年，借《波茨坦敕令》颁布250周年之机，一位胡格诺派牧师这样描述道：“没谁能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元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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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敕令》颁布300周年时，围绕当时移民的主要形象问题，东西德借机开展了一次更为深入、更具有批判性的辩论。民主德国的历史叙事将胡格诺派认定为早期资本家的原型，指责这些避难者的资产阶级贵族出身，对“胡格诺—普鲁士式爱国主义”［格劳（Grau）语］进行批判，认为他们是令人厌恶的霍亨索伦统治王国的支柱之一。尽管这些“难民”对“历史进步有益的功绩”没有被抹煞，然而他们在纳粹国家建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给自己创造的“历史神话”却备受争议和指责：“从道德和文化，或者说从以功绩为导向的角度来看，在普鲁士崛起的神话中，胡格诺派和首批移民美国的清教徒有些相似。”（格劳语）
1985年不论东德还是西德，“‘胡格诺派’代表的仍然是促进接收国经济和文化繁荣的精英后代”［弗里希—格鲁贝特语，引自贝内克（Beneke）与奥托迈尔（Ottmeyer）］。此外，当时的政界和媒体还把他们当成工具，形容他们是“德法友谊的基础”，而对他们以前所表现的爱国精神视而不见。
不管怎么样，对胡格诺派避难者的接收直到今天仍然是民族融合和同化的成功典范。它一方面证明了德国人的宽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艺术、文化和经济方面，胡格诺派确实发挥了创造性和国家支柱的作用。
036 巴洛克时期的建筑和建筑艺术
巴尔塔扎·诺伊曼的建筑计算工具
Architektur und Baukunst im Barck
这个计算工具由一位26岁的建筑师制作，它的作用是计算经典柱子样式的各项基本数据。
维尔茨堡宫（Würzburger Residenz）、巴特施塔弗尔施泰因（Bad Staffelstein）的十四圣徒教堂（Wallfahrtskirche Vierzehnheiligen）、布鲁赫萨尔城堡（Schlss Bruchsal）和布吕尔城堡（Schlss Brühl）的楼梯间，以及位于博登湖和莱茵兰之间的约100座桥梁、教堂、城堡、修道院、住宅和商业大楼，这些伟大的巴洛克式建筑艺术都和一个人的名字密切相关，他就是18世纪最著名的德意志建筑师约翰·巴尔塔扎·诺伊曼（Jhann Balthasar Neumann，1687～1753）。
巴尔塔扎·诺伊曼早期设计的“建筑计算工具（Instrumentum Architecturae）”鲜为人知，这属于他在1713年设计的一批作品，它们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启发意义：它不仅仅是普通的刻度计算工具和比例规——16、17世纪之交由伽利略·伽利雷（Galile Galilei）发明并闻名于世，19世纪为建筑师和工程师计算和设计所用。和同时代的许多数学家一样，巴尔塔扎·诺伊曼也自己制作计算工具并在上面署名“Inv.［enit］ et Fe. ［cit］ Bal ［thasar］ Neumann 1713”（意为“1713年由巴尔塔扎·诺伊曼发明并制作”）。
这个计算工具由黄铜浇铸而成，270克的重量并不是特别轻。它看起来很像一个加宽的圆规，两脚可以展开到180度，不过连接处不是尖端，而是直尺的两端。从连接处发散出4条直线，上面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标记和文字说明。巴尔塔扎·诺伊曼可以用它进行各类计算，特别是用它来计算柱子的长、宽、高，以便绘制草图和建筑图纸。不仅如此，巴尔塔扎·诺伊曼显然还可以用它进行其他数学运算。规脚上雕刻的文字标明了柱子的基本类型——“塔司干柱式［Tscan（a）］”、“多立克柱式（Drica）”、“爱奥尼克柱式（Jnica）”、“科林斯柱式［Crint（h）ia］”和“混合柱式（Cmpsita）”——这是一种建筑的新规范，它是启蒙时代纲领性的要求和代表：对室内造型的细节作这样的规范，既能体现理性的建筑力量，又能象征引领理性的政治权力。
巴尔塔扎·诺伊曼建筑艺术的“前科学”式发展与他在手工行业作为大炮和大钟铸造工匠、烟火制作工匠和造枪匠的职业素养分不开。当时，想要成为建筑师的人都必须首先成为军官和堡垒工程师，并且掌握那时在数学、几何、测量技术、自然科学等领域所必备的知识。巴尔塔扎·诺伊曼就是这样，他的成功集合了天赋、机遇、必需的勤奋和雄心。
从1714年开始，巴尔塔扎·诺伊曼在维尔茨堡主教区任职，当过炮兵部队的副官和军士，1718年曾担任诸侯军队的工程总监（Ingenieur-Kapitn）。1719年，在美因茨选帝侯洛塔尔·弗朗茨·冯·施波恩（Lthar Franz vn Schnbrn）的举荐下，巴尔塔萨·诺伊曼被新上任的采邑主教约翰·菲利普·弗朗茨·冯·施波恩（Jhann Philipp Franz vn Schnbrn）任命为总工程师和建筑总管。洛塔尔·弗朗茨·冯·施波恩是约翰·菲利普·弗朗茨·冯·施波恩的伯父，自1715年开始就非常欣赏巴尔塔扎·诺伊曼。从1720年起，顶着新头衔的巴尔塔扎·诺伊曼便着手开展维尔茨堡宫（1720～1744）的设计和新建工作，并进行了无数次考察旅行，其中对维也纳和巴黎的考察给了他许多灵感。由此，作为施波恩的房屋和宫廷建筑师，巴尔塔扎·诺伊曼开始了井喷式的创作期，在波恩和康斯坦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他主持建造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民用和教堂建筑。
除了拱顶、圆形中殿和球形屋顶，巴尔塔扎·诺伊曼建筑艺术的主体就是柱子和成对的柱子，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近代早期的时代活力：一方面，18世纪的专制主义和启蒙运动相互角力；另一方面，借由测量、计算和几何化猜想，建筑艺术正在迎来科学化的趋势。巴尔塔扎·诺伊曼制作的这个计算工具因此也代表了人们在启蒙时代的特别努力，即将建筑更多地向数学看齐，进而更明确地将其作为实用数学的一个分区进行构建，一如1700年前后文艺复兴式建筑所要求的那样。约翰·J. 舒布勒尔（Jhann J. Schübler）在他写给巴尔塔扎·诺伊曼的《木匠工艺教程》（Lehrbuch zur Zimmermannskunst，1731）中提到，“建筑艺术”应通过数学计算和“理性”来“保证物品的完整性”，并且使其上升到“可以彻底和理性地被称作美”的程度。
巴尔塔扎·诺伊曼从一个波西米亚织布工人的儿子一跃成为18世纪欧洲的知名建筑师，靠的不仅是他的天赋异禀，他也是所在时代人们对建筑抱有极大热情，以及许多实行专制统治的诸侯国权威的体现和产物。看上去，既有才又有抱负的巴尔塔扎·诺伊曼出现得适逢其会。
巴尔塔扎·诺伊曼是一名建筑师，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全能型人才。马库斯·F.克莱纳特（Marcus F. Kleinert）曾于1727年给他画了一幅画，这幅也是他最著名的画像展现了他事业的巅峰状态和极为广泛的涉猎：他穿着那时时兴的铠甲，右手拿着堡垒设计图纸卷，俨然一副工程师的模样；由于紧靠着一门加农炮，他炮兵少校的身份同时也得到了体现。此外，他民用建筑工程师和建筑师的职业也在画像中有所强调，他左手指着身后维尔茨堡宫的一角；这个姿态将他的自信和骄傲之情展露无遗。
这幅画像并没有暗示巴尔塔扎·诺伊曼用他制作的计算工具实现了精确的建筑结构静力计算。当时常见的做法是，根据详细绘制的建筑图纸，在建筑艺术直觉以及个人经验和观测值的基础上来进行静力“计算”。因此在拱形结构的造型艺术方面，巴尔塔扎·诺伊曼非常规的创造发明获得了更高的评价。当时所用建筑材料的特性最终也被考虑了进去，整整一个世纪以后欧洲才在1850年前后引进了作为建筑材料的混凝土。
巴尔塔扎·诺伊曼就像一块海绵，从自己在教堂建筑和普通建筑领域已有所建树的行会同行那里了解和学习了建筑结构设计的不同解决方案。他的建筑艺术体现了所在时代最卓越的建筑师们产生的影响，例如巴伐利亚的丁岑霍费尔兄弟（Brüder Dientzenhfer）、巴黎贵族热尔曼·博夫朗（Germain Bffrand）、维也纳巴洛克风格的代表人物约翰·卢卡斯·冯·希尔德布兰特（Jhann Lukas vn Hildebrandt）和约翰·伯恩哈德·菲舍尔·冯·埃尔拉赫（Jhann Bernhard Fischer vn Erlach）、凡尔赛宫的建筑师和路易十四手下的宫廷营造师罗伯特·德·科特（Rbert de Ctte），巴尔塔扎·诺伊曼与后者相识于巴黎。不过巴尔塔扎·诺伊曼终生都是一位独立和自信的建筑师，这从维尔茨堡宫宏伟楼梯间的大胆设计就能够看出。城堡的主楼梯象征着对实行专制统治君主的推崇和赞美，走上楼梯的君主宛若神祇升天。而“下”楼梯和这个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存在的动人理念不符，为了避免这个问题，统治者在返回时要选择侧楼梯下楼。
维也纳宫廷的首席建筑师约翰·卢卡斯·冯·希尔德布兰特认为，巴尔塔扎·诺伊曼设计的没有支撑的、面积达18米×30米的维尔茨堡宫拱顶是一种鲁莽和冒险。他甚至发誓说，如果它（拱顶）不垮，他将绞死自己。作为回击，巴尔塔扎·诺伊曼称可以用加农炮的炮声来证明他设计结构的承重能力。这场“打赌”并没有付诸实现，因为建筑施工的质量证实了巴尔塔扎·诺伊曼对这种建筑愿景的自信心，以及他出色的工程技术能力。这个事例也表明，巴尔塔扎·诺伊曼的建筑设计理念远远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建筑师。
有上百个成功案例和未完成的建筑图纸可以证明，巴尔塔扎·诺伊曼的建筑包含了许多建筑结构方面的前卫成果。接到第二个大单，即维尔茨堡大教堂（Würzburger Dm）北边的施波恩小教堂（Schnbrn-Kapelle，1721年以后）时，巴尔塔扎·诺伊曼就首次产生了建造中央带拱顶的圆形中殿的独特设想，这样一来，教堂建筑艺术存在的一连串问题中的十字交叉部分的连接问题，通过一个带拱顶的圆形中殿就得到了艺术性的解决。对于维尔茨堡宫和布吕尔的奥古斯都堡（Schlss Augustusburg）楼梯间的设计，巴尔塔扎·诺伊曼自信地采用了双柱结构。他用令人称奇的低矮弧线构造出了内雷斯海姆（Neresheim）的圣乌尔里希和圣阿夫拉修道院教堂（Abteikirche St. Ulrich und Afra）具有曲线变化的室内空间。在几十年间，巴尔塔扎·诺伊曼不停歇地完成了新颖、有运动效果的空间结构设计。与此同时，凭借他独一无二的拱形和屋顶构造艺术，通过打通空间间隔和制造光影效果，他创造出了那个时代具有工程技术感的室内空间。在去世之前，作为建筑师和艺术家的他在欧洲声名远播。在晚期巴洛克发展的巅峰，没有一个德意志建筑师能像巴尔塔扎·诺伊曼一样，擅长利用对建筑艺术和美学“总体艺术作品式”相互糅合的敏锐嗅觉，创造出对绘画、雕塑和光影效果都具有艺术包容性的建筑室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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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塔扎·诺伊曼的建筑艺术是晚期巴洛克的尾声，从18世纪中叶开始，它在政治、建筑技术和审美方面就已经过时了。1760年代以后，晚期巴洛克和洛可可建筑风格逐渐消失，新古典主义逐渐兴起，巴尔塔扎·诺伊曼设计的雄伟建筑退到了艺术和建筑史的幕后。直到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他才受到更为热烈的追捧。巴尔塔扎·诺伊曼能够重回人们的视线，要归功于科内利乌斯·古利特（Crnelius Gurlitt，1850～1938），后者重新发现了巴尔塔扎·诺伊曼对艺术史的价值，他在1889年对巴尔塔扎·诺伊曼作出了谨慎的评价：“他可能是当时最伟大的建筑师。”1890年代中期，对巴尔塔扎·诺伊曼生平和作品的研究已更加广泛，他“难以置信的多面性”与“只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主要代表人物的化身，比如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和莱昂纳多·达·芬奇”［克勒（Keller）语，1896］形成了对比。迄今为止的建筑史叙事证明，他拥有掌握全面设计风格的天赋，并认定他是“德国的拉斐尔”［克纳普（Knapp）语］。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巴洛克时代与巴尔塔扎·诺伊曼的创作和影响息息相关，它始终是西欧宗教和文化统一在广泛程度和影响力度方面的最后范例。
今天，“巴尔塔扎·诺伊曼”这个名字常常作为高质量的标签被使用，德国营造师、建筑师和工程师联盟（Bund Deutscher Baumeister，Architekten und Ingenieure）也以这个名字设立奖项，以此鼓励建筑成绩突出且具有美学设计语言的人。巴尔塔扎·诺伊曼的头像和他的比例规曾被印在德国50马克纸币上长达十年。
巴尔塔扎·诺伊曼独一无二的创造力证明，没有人能够继承他艺术的衣钵，因为他精巧的艺术设计同时保证了拱形结构的可靠性，在“技术上”也不容易传承。他设计的富丽堂皇的空间艺术作品和透视技法经久不衰：他对维尔茨堡宫楼梯间的设计不仅经受住了约翰·卢卡斯·冯·希尔德布兰特的极度怀疑，还在200年后，也就是1945年3月16日，承受住了在轰炸中坠落的屋顶架的重量。
037 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
腓特烈大帝的鼻烟盒
Das Mirakel des Hauses Brandenburg
腓特烈大帝的这个鼻烟盒极具传奇色彩，据说它曾在1759年的库勒斯道夫会战中救了主人一命，它抵挡住的也许就是鼻烟盒上的这颗铅弹。
在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e，1712～1786）精致又奢华的鼻烟盒收藏中，这个小鼻烟盒是最不起眼、最朴实无华的一个。它由黄金制成，不过相较之下，鼻烟盒上面的装饰和绘画却比较朴素：郁金香、银莲花和玫瑰蔓延在盒身和它没有边沿的盖子上，没有任何装饰用的宝石，而且绘制的花、昆虫和藤蔓也仅是上了层釉。腓特烈大帝拥有众多奢华的鼻烟盒，它们都满满地镶嵌或装饰了诸如玛瑙、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和碧玉等昂贵的宝石。它们中最贵的价值12000塔勒[3]，而从保留至今的账单上看，在1755年前后，这个小尺寸的鼻烟盒只值约250塔勒。尽管如此，这个朴实无华的鼻烟盒却比它所有闪着宝石光芒的“姐妹”要有价值得多。如果说之前它里面装的是给“伟大的国王”的鼻烟，那么现在它则盛满了传奇故事。
鼻烟盒盖上的一个厚约11毫米的铅弹表明，鼻烟盒盖在这个位置发生了形变。原因在于，这个鼻烟盒曾在1759年爆发的库勒斯道夫会战（Schlacht bei Kunersdrf）中抵挡住了敌方射向腓特烈大帝的一枚铅弹，从而救了他一命。作为补充证物，这个救命的鼻烟盒被陈列于黑欣根（Hechingen）的霍亨索伦城堡中，在它旁边展示的是腓特烈大帝当时被射穿的战袍（可能是真品，也可能是仿制品）。
这场会战发生在1759年8月12日，地点位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库勒斯道夫附近，普鲁士军队和俄奥联军进行了激烈的交战，战局风云变幻、扣人心弦。只有50000人的普军明显不敌80000人的俄奥联军，不过腓特烈大帝一开始就表现了胜券在握的信心。然而当普军攻下一个高地突然陷入不利时，奥军的骑兵部队用毁灭性的炮火和集中反扑大破普军阵型，使普军士兵大乱并仓皇逃窜。库勒斯道夫会战因此成为七年战争（1756～1763）中最可怕、最血腥的一场会战，也成为“彻底失败”的象征。
腓特烈大帝曾尝试重新控制他已如鸟兽散的军队，后来证明只是徒劳。他将自己的指挥部置于敌军反击地的中点，没有任何防护地，并从战事混乱的中心发号施令。他的许多随从、指挥官和副官都在炮火中阵亡或负伤。尽管如此，当腓特烈大帝的参谋们催促他将指挥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时，他并没有同意。当时他骑的两匹马已被击毙，一个目击者这样形容后来发生的事：
国王起身（骑上另一匹马），调转马头向左。就在这个瞬间，一颗小铅弹飞向他，穿过了罩在马鞍上的匈牙利罩子——因为国王上马时将它推到了较高的位置，然后穿透了国王扣好的军袍口袋和臀部之间的位置，又穿过他的马甲，击中了国王军袍口袋里的金制鼻烟盒，并嵌入其中。只见国王转身并说道：“我觉得我被一颗铅弹击中了。”不过他一直在原地没有动。这时，克鲁瑟马克将军（General Crusemark）和其他一些人再次赶来向国王禀报，我们所有人都极力恳请国王尽快撤离这个对他而言十分危险的地方。他的回答让人难以忘怀：“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赢得这场会战。而我必须在这里，和你们一样，出色地完成我的任务！”和其他统治者不一样，腓特烈大帝的确亲自上阵，指挥军队作战。（黑体字为本书作者所加）
腓特烈大帝的命运因这个小小的鼻烟盒发生了改变，后来他又侥幸从一支哥萨克骑兵的追捕中逃脱。尽管如此普鲁士军队的溃败仍然是毁灭性的：20000名普鲁士士兵在8月12日傍晚的战场上丧命或负伤，受到重创的普军的其余部队像散沙一样撤退了。俄奥联军也损失了15000名士兵，不过他们是否会前往柏林并夺取最终的胜利，还是个未知数。
腓特烈大帝陷入了绝望，会战刚结束就给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和他的大臣卡尔·威廉·芬克·冯·芬肯施泰因（Karl Wilhelm Finck vn Finckenstein）去了一封信，这封信被认为是普鲁士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份文件：“今天上午11点，我指挥军队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全军都投入了战斗，他们创造了奇迹。但是……最后我差点做了俘虏……我的军袍被射穿，我的两匹马被击毙。倒霉的是，我居然还活着。”他感到非常绝望，甚至想要自杀，“这真是天大的不幸。我无法承受这一切……而且，实话和你说，我认为我已一无所有。我不能接受我的祖国走向灭亡。永别了！”
然而敌军开始犹豫不决，并没有认识到局势正对他们有利。俄国和奥地利在是否要冒险发动最后一击的问题上无法达成统一。会战结束后的几天内，普军再次集结，腓特烈大帝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而且实际上，俄奥联军已经朝着西里西亚方向进发了。柏林和普鲁士得救了。
对于腓特烈大帝来说，这场会战的惨败并不是他最担心的结果。1762年，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病逝，皇位由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彼得三世（Peter III）继承，俄国随后出乎意料地退出了对抗普鲁士的奥地利—法国—俄国—瑞典联盟，奥地利一年后便结束了战争。七年战争因争夺西里西亚的统治权而爆发，最终以1763年签订《胡贝尔图斯堡和约》（Frieden vn Hubertusburg）而结束，奥地利放弃了对西里西亚外省地区的管辖。当时的普鲁士距离库勒斯道夫仅一步之遥，七年战争过后，通过普军坚定的意志、敢于牺牲的精神，以及腓特烈大帝的天才领导，普鲁士最终抵御住了与其相比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成长为欧洲的一大强国。在写给弟弟亨利的一封信中，腓特烈大帝将普鲁士的得救称为“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Mirakel des Hauses Brandenburg）”。他所指的“奇迹”正是敌军在库勒斯道夫会战后出乎意料的撤退。它也被用来形容由俄国意外退出所导致的反普鲁士联盟的破裂。在民间，这个“奇迹”更是延伸到了让腓特烈大帝逃过一劫的鼻烟盒上，人们赋予了它传奇的色彩，并将它上升到了决定君王命运的高度。不仅如此，腓特烈大帝从敌人的追捕中脱险，免于沦为俘虏，民间也将此称为“奇迹”。
在书写德意志的传奇故事方面，库勒斯道夫会战无疑给腓特烈大帝天才统帅和政治家的光环平添了光彩。在还在世时，他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作为霍亨索伦家族成员具有启蒙思想的统治才能已经声名远播，甚至超越了普鲁士的国界。腓特烈大帝因此成为“人民的国王（Vlksknig）”。
和这位“伟大的国王”有关的轶事达数百件之多，在民间吹起了一股对他的崇拜之风，其中文学性和真实性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这位只有1.6米高的伟大国王一方面被形容成暴君、虐待士兵者和“讨厌的老家伙”，另一方面又被看作具有启蒙思想，还会吹笛子的改革家。他是德国历史上最受争议且最有魅力的人物之一。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能像他一样，在去世后短短几十年就引发了德国人如此热烈的追捧。事实上，他最初接管的普鲁士（1920年前德国最北的城市）只是在荷兰边境和尼曼河［Memel，今立陶宛的克莱佩达（Kleipeda）］之间一块拼凑起来的领地。通过战争与和平（改善）手段，腓特烈大帝扩大并整合了这块领地，势力范围增长了一半，人口从他统治初期的220万增长到了550万。从那时起，人们便开始了对腓特烈大帝的早期个人崇拜，霍亨索伦家族的继任统治者们也利用了这一点。腓特烈大帝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霍亨索伦家族在德国的合法统治因此一直延续到了1918年。
库勒斯道夫会战中，在他胯下被击毙的两匹马、将他从哥萨克骑兵的追捕中解救出来的身着匈牙利式制服的轻骑兵，以及替他挡住敌人子弹的金制鼻烟盒，都是“腓特烈传奇”的组成部分。真实与传说早已并行不悖、相辅相成。陈列于黑欣根霍亨索伦城堡内的鼻烟盒真的是那个救命的鼻烟盒吗？鼻烟盒上的铅弹确实是会战结束后在腓特烈大帝破损的军袍里发现的吗？历史学家们对此争论不休。虽然鼻烟盒相对较好的保存状态令人生疑，但也可以用后来的修复工作来解释。不过这件物品的魅力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起决定作用的是它背后的传奇故事。而且这个传奇故事早已不再维系在陈列于橱窗玻璃后的那个鼻烟盒身上，而是独立存在了。
1945年时的历史叙事认为，库勒斯道夫会战的毁灭性并不是太大，它更多地体现了在看似绝望的境地中勇于克服困难、不屈不挠的男子气概。不管再遇到多么无望的情形、陷入多么无力的困境，普鲁士人坚韧不拔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总能够帮助国家找到出路。
在纳粹独裁统治期间，“腓特烈传奇”发挥的作用却是灾难性的。希特勒狂热地崇拜这位“无忧宫的英雄”，并乐于见到拥护者将他与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等普鲁士-德意志的历史名人相提并论。
腓特烈的最后一个愿望是死后可以葬在无忧宫（Sanssuci，由他亲自设计的避暑行宫）的露台上，葬在他的爱犬旁：“不要任何富丽堂皇的装饰，连最起码的仪式也不要举行。”由于继任者（他的侄子）的忽视，他于1786年被安葬在位于波茨坦的驻军教堂（Garnisnkirche）内，葬在了他生前厌恶的父亲旁。直到205年以后，也就是两德统一后的第二年，腓特烈的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不过是以国葬的形式进行的：1991年8月，他的墓被迁回无忧宫，“上演了如同把走失的孩子领回家的隆重场面”［库尼施（Kunisch）语］。
于是，霍亨索伦家族的两任国王——腓特烈大帝和他的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灵柩结束了由战争所致的长期漂泊，两人的遗体也不再“并排”葬在一起了：他们的灵柩于1943年被从驻军教堂转移到附近位于波茨坦艾伊歇（Eiche）的防空洞，以避免轰炸造成损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又被安全转移到图林根贝尔恩特罗德（Bernterde）的一处盐矿中。1945年春，灵柩被美军发现，后被运往马尔堡（Marburg）的圣伊丽莎白教堂（Elisabethkirche）。为了满足霍亨索伦家族明确表达的愿望，他们于1952年被葬在了位于黑欣根的霍亨索伦城堡小教堂内，那里正是如今陈列腓特烈大帝救命鼻烟盒的地方。
038 拨云见日的启蒙时代
避雷针
Erhellende Aufklrung
黑默尔五针式避雷针可能是德国现存最古老的避雷针。
这个黑默尔（Hemmer）五针式避雷针得名于它的外形和它的发明者普法尔茨选帝候宗教顾问约翰·雅各布·黑默尔（Jhann Jakb Hemmer，1733～1790）。它由一根主棒和两根固定在棒中心点的横棒组成，横棒的作用是截获水平方向的雷电电击。底座是一个用铜皮包覆的橡木支柱，以便安装在屋顶时与接触的部分绝缘，最底部有若干个用于安装铁链的钩子——铁链的作用是将房屋附近的电荷导入地下。
这个避雷针在1781年为富有的商人和银行家、利本霍芬（Liebenhfen）贵族贝内迪克特·亚当·利伯特（Benedikt Adam Liebert）所使用，它被安装在利伯特位于奥格斯堡酒市边新建的宫殿上，宫殿后来被转到了利伯特的女婿约翰·洛伦茨·谢茨勒（Jhann Lrenz Schaezler）的名下，因此得名“谢茨勒宫（Schaezlerpalais）”。如今的宫殿拥有一个博物馆，陈列着城市和国家的艺术收藏品。
安装在谢茨勒宫屋顶的黑默尔五针式避雷针是帝国城市奥格斯堡的第一个避雷针，也是全德最早使用的避雷针之一。不仅如此，它还是公认的、德国现存最古老的避雷针。当时的科学家研究电的现象已有几十年，在社交聚会或年度集市上演示电机的工作原理是一件非常喜闻乐见的时髦事儿，不过人们只是为观察到的电火花而惊叹不已，并没有想到将其运用于实际。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发明了避雷针，他关于电和雷电关系以及截引闪电的理论也促使许多欧洲人进行相关的实验。其中尤以1752年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Ludwig XV）委托，在巴黎郊外马利镇（Marly）做的实验而闻名于世。竖立的13米高的铁棒成功截获了闪电电击，证明了它对电荷的吸引作用。随后，其他欧洲国家也接连进行了许多类似的实验。个别研究者和空想家幻想能彻底掌控天气现象，不过公众对此的反应更多偏向于对立。
当时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那就是人类不能干预神创造的自然秩序。在古希腊罗马时代，雷电被视为神发怒的表现，古希腊神话和古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宙斯和朱庇特——常常被塑造成“掷闪电者”。人们在这方面也对基督耶稣有过不少类似的想象。在圣芭芭拉的传说中，圣芭芭拉的父亲遭到了被雷劈死的惩罚，原因是他在女儿拒绝与非基督徒结婚后愤而处死了她。对宗教的皈依有时也被归因于雷击，比如12世纪初普利孟特瑞修会（Prmnstratenser）的创建者圣诺贝特·冯·尚登（Nrbert vn Xanten）和300年后的马丁·路德，相传二人都是在被雷击后决定信教的。天主教教义认为，被供奉的“雷钟”可以抵御雷击。此外在所有的宗教教派中，忏悔祈祷都是人们避免雷击的重要途径。那么，用技术手段来对抗神的“发怒”，看起来难道不像是人类的狂妄之举吗？
实际上，关于避雷针的争论之所以那么激烈，是因为它触及了西方基督教世界观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在引发争论的年代，这方面的世界观也正处于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期。这种争论尽管绝不可能撼动基督教的根基，却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解释。对中世纪的人们来说，生存于世首先是通往永生道路上必须承担的重担。17世纪的唯心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按照神的旨意，用尽可能好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从那以后，用科学的手段观察神建立的秩序不再被视为狂妄，而被视作对“神创造万物”的进一步的认识，因此最终成了弥撒的一种形式。
对此需要不断积累知识和数据，而仅靠某个学者的能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在17世纪下半叶的伦敦、巴黎和其他欧洲城市，一大批学者为建立各类学会而聚集在一起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的目标在于将研究者们的发现集中在一起，系统化，进而通过实验共同推进。进入18世纪以后，沿着这个发展方向又出现了“百科全书”，人们将当时已获得的全部知识作了归纳和整理，使人人都能够从中学习。在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t）和让—巴普蒂斯特·勒朗·达朗贝尔（Jean-Baptiste le Rnd d’Alembert）的主导下，一套共35卷的法语《百科全书》（Encyclpédie）在1751～1780年间于巴黎问世。全书涵盖了所有知识领域，涉及100多个学者，共有72000个条目。而在德语区，1732～1754年，莱比锡出版商约翰·海因里希·泽德勒（Jhann Heinrich Zedler）出版了共68卷的《科学和艺术百科大辞典》（Grsses vllstndiges Universal-Lexicn Aller Wissenschafften und Küns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