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套“百科全书”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知识水平，然而也反映了科学进步和未被彻底驳倒的守旧学说之间的裂隙。关于闪电的条目就是证明：泽德勒在1733年还写到人们没有研究清楚闪电产生的原因。24年以后，编写相关条目的作者知悉了富兰克林的实验，便将其写进了书里。不过这名作者也提到了自古以来的代表性观点，即闪电是有毒雾气通过燃烧而形成的。与此同时，他试图对“雷钟”发出的声响进行合理性解释，坚持认为钟声或炮声可以影响大气，进而引开雷电。出于这样的笃信，当时被供奉的大钟上经常标有“闪电为我所破（Fulgura frang）”的字样。在被新的知识取代之前，这种观念产生了较长时间的影响。如果当时的学者看到了轰动世人的实验结果，却仍然对承认富兰克林的启迪为真理而犹豫不决的话，那么这一启迪直到若干年以后才变得更加广为人知，进而对它的实际运用——避雷针的安装——才开始进行，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1760年，也就是富兰克林发现雷电与电的关系的八年后，欧洲的第一个避雷针出现在英国：它被安装在了一座灯塔上。德意志从1770年开始才逐步在公共建筑上安装避雷针，其倡导者往往是当地富有责任心和热情的个人，比如普法尔茨的神学家、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也是图中这个五针式避雷针的发明者约翰·雅各布·黑默尔，以及汉堡的医生约翰·阿尔贝特·莱马鲁斯（Jhann Albert Reimarus）等。1750年，仅存在了九十年的汉堡圣米迦勒教堂（Michaelis-Kirche）因被闪电击中而成为废墟。1767年，汉堡圣雅各教堂（Jacbikirche）的塔楼也被闪电击中。这件事促使莱马鲁斯紧急发声，圣雅各教堂终于在1770年成功装上了避雷针，从而成为全德首个安装避雷针的建筑物。不过教会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是艰难的，代表们曾多次就施工办法进行商讨，并“以种种理由表示对此举的成见”［默林（Mhring）语］。一年后，汉堡圣尼古拉教堂（Niclai-Kirche）紧随其后，然而由于圣凯瑟琳教堂（Katharinen-Kirche）当时的牧师持续反对，1817年才在下一任继任者的支持下安装了避雷针。
看起来，避雷针（有时也被称为“雷伞”）在信仰新教的地区普遍要比在信仰天主教的地区受到的阻力小。教宗本笃十四世（Benedikt XIV）是罗马教廷著名的“进步派”，不过即便他在知悉富兰克林的发现后马上表示支持引入避雷针，也无法消除广泛深入人心的疑虑：这（安装避雷针）是对神创造秩序的冒犯。而改革派新教教徒，比如在符腾堡占优势地位的新教徒在这方面则几乎没有遇到阻碍。因为新教徒认为，根据加尔文主义预定论，人的命运本就是神预先确定好的，他们绝不可能通过干预改变神预定的惩罚；他们同时还认为，谁保护了自己免遭雷击，谁就一定得到了神额外的恩典。
不过，在信仰天主教的帝国诸侯中也不乏启蒙运动强有力的支持者，普法尔茨选帝侯和巴伐利亚选帝侯（1777年以后）卡尔·特奥多尔（Karl Thedr）就是其中之一，他同时也是黑默尔的雇主，为后者努力推广避雷针提供了支持。在这样的前提下，黑默尔于1776年将自己制作的第一个避雷针安装在了九年前落成的、位于普法尔茨的特里普施塔特宫（Trippstadter Schlss）的房顶上。同年，特奥多尔还规定，普法尔茨的所有宫殿和火药塔都必须装上避雷针。而在天主教和新教混杂的奥格斯堡，即便得到了采邑主教克莱门斯·温策斯劳斯（Clemens Wenzeslaus）的首肯，大多数居民仍对这个新事物表示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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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思想转变的迹象开始出现了，例如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1756年还反对避雷针，到了1774年却建议首先在科尼希斯贝格（Knigsberg）引入避雷针技术。1780年，在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rg Christph Lichtenberg）的倡议下，哥廷根安装了首个避雷针。自称无神论者的他同时宣称：“布道是在教堂内进行的，因此安装在教堂外的避雷针并不是多余的。”和大多数同时代文化人一样，作为泛神论者的歌德也对避雷针（歌德将其称为“Wetterableiter”）有所关注。不过当时也有个别人认为，他在狂飙突进运动（Sturm-und-Drang）时期最著名的诗歌《普罗米修斯》（Prmetheus，1773/1774）是“对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过度颂扬”［施拉弗尔（Schlaffer）语］：诗中将“乌云滚滚（Wlkendunst）”形容为孩童在玩耍，在后几行又写道，“但你动不了/我的大地/我的茅屋（musst mir meine Erde/dch lassen steh’n/und meine Hütte）”，也可以将其解读为“理性的表现和面对雷电等自然现象的冷静”（施拉弗尔语）。这种对上帝信仰的批判与启蒙运动倡导的技术思想是相契合的。歌德在他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也写下了关于雷电场面的著名片段，这同样符合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以及不同性别角色对此的理解：女孩们坚持认为雷电是神对人类的惩罚，男人们则与一切传统行为规范背道而驰，他们点燃了烟斗。
1783年尤其严重的雷雨期也推动了人们在思想上的进一步转变。根据我们现在的了解，雷雨期出现的原因是冰岛火山喷发。时人当时坚信自己不久就能摆脱雷电带来的无妄之灾，这种信念使他们获得了看待这种自然现象的全新角度，他们更多地从美学角度将雷电视为一种自然景观。此外，几乎在同一时间段的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观念上的进步。譬如阿尔卑斯山，其在往常被游人视为一座大自然恐怖和危险化身的高山峻岭，可突然间它就引起了包括自然科学家在内的人们的浓厚兴趣。一股阿尔卑斯山热由此兴起，对于当时的社会状态来说这已经算得上创造了旅游业的繁盛。尽管当时一些人和后来一些作家对大自然魔力的消除有所抱怨，然而事实证明，为了更有效地抵抗大自然，人们对启蒙的好奇心散发出了更为强大的力量。
039 法国大革命在德国
歌德的《自由之树》
Franzsische Revlutin in Deutschland
对革命持怀疑态度的歌德在摩泽尔河畔画下了这个象征法国大革命的标志。
这幅水彩画展现的是法国大革命的符号之一“自由之树（Freiheitsbaum）”。更准确地说，它其实是一根树立于地面之上、顶端悬挂着蓝白红（三色旗颜色）彩带和一顶红帽的木杆。三色旗是法国大革命的旗帜，弗吉尼亚帽则是雅各宾派——一支由罗伯斯庇尔（Rbespierre）领导的激进派革命团体——的身份象征。这种帽子可以让人回想起古希腊罗马时代奴隶解放后的穿着，继而在大革命期间代表了对自由的承诺。“自由之树”来源于美国革命。1765年，英国在其美洲殖民地对包括报纸在内的所有印刷品强制征税，变相进行文字审查。此举在当地多处引发了抗议。同年8月在波士顿，一个名为“自由之子（Shne der Freiheit）”的男性组织聚集在一棵大榆树下，将两个象征英国税务员的稻草人挂在了树枝上。这个形式在模仿当地流行的五朔节花柱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并在1790年首次树立于巴黎后，这种形式的“树”就成了法国革命的象征。画中的“自由之树”上多了一个写有“自由的土地从这里开始（passan，cette terre est libre）”的徽章，它被视为进入法国领土的请帖。
这幅画是大名鼎鼎的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hanm Wlfgang vn Gethe，1749～1832）于1792年创作的。他自始至终都对大革命抱着怀疑态度。起初，与他立场相同的德意志知识分子凤毛麟角。对于这场发生在邻国的大事件，德意志报刊报道的详细程度令人讶异，还常常表达出对革命的友好态度。受启蒙影响的精英人士尤其感到振奋，很多大学生也树起了“革命之树”，还有一些人像“革命朝圣者”一样赶赴巴黎，意图共襄盛举。教师约翰·海因里希·坎珀（Jhann Heinrich Campe）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曾经给洪堡兄弟当过几年的老师，并在1789年带着自己当年的寄宿生威廉·冯·洪堡（Wilhelm vn Humbldt）一同起程。同年秋天，坎珀出版了《来自巴黎的信》（Briefe aus Paris）。另一个人是奥尔登堡的行政文员格哈德·安东·冯·哈勒姆（Gerhard Antn vn Halem），他于次年前往巴黎。不过在1791年出版旅行日记时，他已然要同更大的困难作斗争了，因为当时的德德意志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像他这样的公务员公开表明对革命的信仰是很危险的。阿道夫·冯·科尼格男爵（Adlph Freiherr vn Knigge）如今只因被误认为是“行为举止指导类书籍”的作者而闻名，他其实在1790年7月14日于汉堡附近光明正大地参加了一场纪念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的自由庆典。两年后，他在不来梅担任高级行政专员，然而他出版的声援革命的讽刺文集引起了当权者的震怒。1789年9月12日，政治评论家施托尔贝克—施托尔贝克伯爵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Friedrich Lepld Graf zu Stlberg-Stlberg）在写给文学家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克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bi）的信中评价道：“除了不那么热爱自己的祖国而又满怀世界主义的德意志以外，再没有哪个国家能有如此多的人为法国人鼓掌叫好了。”
1750年出生的施托尔贝克与比他年长一岁的歌德是同辈人，两人交情甚好，并在1775年一同游学瑞士。大多数受到革命鼓舞的德意志人都来自他们这一代，不过他们的上一辈，像是生于1724年的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卜施托克（Friedrich Gttlieb Klpstck），他不仅是当时最具声望的德意志文学家之一，同时也是革命的拥护者。他满怀热情地颂扬法国大革命，并在1789和1790年分别写下了诗句“法国自由了（Frankreich schuf sich frei）”和“假如我有100种声音，我将用它们来歌颂高卢的自由……（Htt ich hundert Stimmen，ich feierte Galliens Freiheit...）”。
巴黎人民于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后，几乎全德意志地区都发出了对本国统治者的指责，许多地方尤其是德意志西部爆发了比往常更为激烈的动乱：人们索求更多的城市参政权，拒绝赋税和前线征兵。德意志各诸侯的立场趋于两极化，一些人支持攻占行动，因为这个不受欢迎的邻国因此在政治上被削弱了；另一些人则误以为这种变革会在他们身上重现，亲法诸侯们有的小心谨慎，有的很快抱成一团。最坚决的反对者是教会统治下的各诸侯国。
欧洲列强最终决定，如果不能彻底扭转大革命的形势，就想办法进行阻挠，并于1792年4月向法国发出了《同盟战争宣言》。作为卡尔·奥古斯特·冯·萨克森—魏玛公爵（Herzg Karl August vn Sachsen-Weimar）最信任的顾问（从1776年开始），歌德也随之奔赴战场。为此他经过了美因茨，在从德意志边境前往巴黎的路上，他经历了自1792年9月20日开始在法国香槟的小村庄瓦尔密（Valmy）持续数天的炮火。歌德也许意识到了这场会战的特殊性，尽管他在三十年后才写下了那句名言：“今天，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从这里开启，你们可以说，你们曾在场。”这场会战确实是一次转折，因为普军在之后便仓皇撤退了。歌德经过卢森堡回到了摩泽尔河畔，他也许就是在那里创作了这幅著名的《自由之树》，葡萄种植小镇申根（Schengen）也因此为人所知。后来他途经特里尔前往杜塞尔多夫，并在彭佩尔福德（Pempelfrt）的一个朋友处，也就是上文提到的雅克比那里逗留了11～12月的几个星期。他将这幅自己称为“一棵生机勃勃的自由之树”的水彩画赠送给了雅克比。此外，他在1792年10月从卢森堡写给魏玛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hann Gttfried Herder）的信中也提到了此事。
1973年5～8月，在包围和夺回法国革命军占领的德意志城市美因茨的行动中，歌德再次跟随公爵上了前线。在法军的保护下，由教授、大学生和公职人员组成的雅各宾俱乐部于1792年10月在当地成立。1793年3月18日，美因茨共和国（Mainzer Republik）宣告成立，它是德意志土地上建立起的第一个民主政权。美因茨革命的头领之一叫格奥尔格·福斯特（Gerg Frster），还是小伙子的他就跟随父亲参加了1772～1775年詹姆斯·库克（James Ck）的第二次环球航行，并从那以后作为科研工作者和旅行作家而声名鹊起。歌德在1792年8月前往法国的途中还曾拜访过他。
美因茨政权是法兰西昙花一现的“姐妹共和国”，在普军围攻四个月后于1793年7月23日被收复，美因茨共和国也随之走入历史。从关于此事件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德意志人民对雅各宾派的同情少得可怜。城市光复后，当地的雅各宾派成员遭到了不法行为的粗暴对待，一些人甚至被私刑处死。德意志其他地方的雅各宾俱乐部也很快就解散了。这些经历让歌德久久无法释怀。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对美因茨共和国的阐释和评价极具争议。
在1792年8月举行的法国立法议会上，18名外国人被授予了荣誉市民称号，其中包括教师坎珀、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Jhann Heinrich Pestalzzi，也是唯一一位瑞士人）、诗人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卜施托克和弗里德里希·席勒。席勒于1782年举行首演的剧作《强盗》（Die Ruber）中有几个片段表达了共和思想，因而成为大革命期间巴黎演出最多的剧目之一。成为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市民后，席勒也因这部戏剧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就像克洛卜施托克因为他热情洋溢的革命赞歌获得了声望一样，两人都亲眼看到了这一时期革命在法国的进展。尽管克洛卜施托克在1792年11月一封内容详尽的信中表达了对这一荣誉的感谢，但在他随后发表的诗作《雅各宾党人》（Die Jakbiner）中，他将雅各宾派比喻成被自由法国抛弃的毒蛇。而席勒的政治表态并没有他剧作里表达的那么激进，甚至于更为谨慎。他也在若干信件中流露了对福斯特的担忧——并不怎么支持美因茨共和国这个“实验品”。
对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udwig XVI）的审判以1793年1月对他的处决而结束，这最终让许多德意志知识分子背离了革命。对于众多坚定不移的共和党人来说，将一个君权神授的统治者推上断头台的想法本身就是难以置信的。同一年，在大批政治反对派聚集在断头台下的同时，雅各宾派施行的恐怖统治也登上了历史舞台。诗人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Christph Martin Wieland）也许看到了形势的这种变化，他曾在1790年盛赞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舞台上演的最伟大、最有趣的一出戏”。三年后，法国方面的消息促使他“关注祖国的现状”，通过观察，他确信德意志的政治形势要好得多。他认为，为了将法国人民从雅各宾派专政中解放出来，有必要向革命的法国发起同盟战争。只有少数德意志知识分子坚守着对革命的信仰，诗人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比尔格（Gttfried August Bürger）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明希豪森历险记》（Münchhausen-Geschichte）的改编者，曾在一首诗中大骂德意志诸侯是独裁者，并号召德意志人民不要参加反法战争。另一位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尽管也不主张向法国开战，但他写了一首诗庆贺年轻的拿破仑将军在1796～1797年的意大利战场上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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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的上台彻底改变了局势。他的粉墨登场直接影响了接下来发生的事：1799年雾月政变后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官；1804年12月4日，在教宗的见证下，他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盛大的登基仪式，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法军在他的率领下所向披靡，不断攻占欧洲领土。在1806年德意志第一帝国最终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称号以前，拿破仑就对其领土统治权觊觎已久。莱茵河左岸的土地已被法国收入囊中，像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这样的新兴邦国则被拿破仑时年只有23岁的弟弟热罗姆（Jérme，自1807年起）和法兰克福大公（自1810年起）所掌控。从回溯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政权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随着法军在1812年俄国战场上的失败，拿破仑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并在1813年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失败后走向末路。
接下来进入了封建王朝复辟和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历史时期，这两者是维也纳会议为神圣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德意志帝国所设计的。不过还是有了一些改变，比如德意志小邦国的数量明显减少了，在莱茵河左岸地区，由拿破仑一世于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Cde civil），也就是近五十年后被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Naplen III）更名为《拿破仑法典》（Cde Naplén）的法国近代法典仍在发挥效用。“自由之树”在德意志的象征意义于1832年才再度显现，尔后尤其活跃于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
[1] 四七社，又称“47 德国作家聚合体”，由里希特、安德施等于1947年发起成立，很快聚集了一批当时德国及欧洲的最具实力的作家和评论家，其中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获诺贝尔文学奖，十几人获毕希纳奖；四七社成为战后德国及欧洲的文学摇篮和思想重镇，后于1977年解散。
[2] 挂在门框上的放有犹太教经文的小匣子。
[3] 德意志18世纪通用的银币。
19世纪
040 现代的发端：普鲁士改革
《十月法令》
An der Schwelle zur Mderne：Die preuische Refrmplitik
法令原件上有国王的署名和大臣的签字确认——它对现代化的推进程度比当时人们预想的还要深远。
《十月法令》（Oktberedikt）是开启“普鲁士改革”的第一份，也是最著名的一份法律文件，它诞生于关乎普鲁士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原件上落有当时37岁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他的大臣卡尔·威廉·冯·施略特尔（Karl Wilhelm vn Schrtter）及其兄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冯·施略特尔（Friedrich Lepld vn Schrtter）的签名。它在引入人权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以及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超过了大多数同时代人的预想。
1806年10月，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Auerstedt）两场会战中惨败于拿破仑。在接下来签订的《提尔西特和约》（Frieden vn Tilsit）中，普鲁士被迫割让了大半领土，包括整个莱茵河左岸地区，国家也被法国军队占领。除此之外，普鲁士还要向法军缴纳数额庞大、事实上无法承担的特别税。同时进行的“大陆封锁”也给普鲁士的经济增加了额外负担。看起来，腓特烈当初为普鲁士打下的江山已濒临崩塌，残存的只是一个被掠夺一空、被敌人占据且四分五裂的国家，只是因为拿破仑的怜悯才没有从欧洲的版图上消失。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
一批仁人志士在普鲁士处于这样的“最低点”时涌现出来，他们试图进行根本性变革，并将德意志民族从异族统治中解放出来。他们从深刻的切入点着手，开启了普鲁士改革的历史篇章，从1807年开始的改革涵盖了国家、行政、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许多改革先驱甚至都不是普鲁士人：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男爵（Karl August Freiherr vn Hardenberg）和军事改革家格哈德·约翰·大卫·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Jhann David vn Scharnhrst）都是汉诺威人，后者的战友奥古斯特·奈哈特·冯·格奈泽瑙（August Neidhardt vn Gneisenau）生于萨克森，长在弗兰肯。普鲁士改革最具有首创精神的人物、1807年《十月法令》之父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施泰因帝国男爵（Reichsfreiherr Heinrich Friedrich Karl vm und zum Stein）来自拿骚。施略特尔兄弟也积极投身于改革运动。
恰好在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后，为了安排一个得力的副手推动履行严苛的和约条款，拿破仑任命施泰因男爵为普鲁士首席大臣，没想到却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最大的敌人。在1804～1807年1月期间，身为法律研究者的施泰因是普鲁士的经济和财政大臣，不过固守陈规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坚决拒绝了他一再提出的改革建议，甚至在1807年1月将他解职。遭受了这一挫折后，施泰因于同年6月起草了《拿骚呈文》（Nassauer Denkschrift），它实际上就是普鲁士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短短几个月过后，腓特烈·威廉三世逐渐认识到了政府的“一片混乱”。1807年10月4日，施泰因被拿破仑强制任命，再次出任大臣。施泰因以令人讶异的速度快速投入工作，仿佛已经预感到自己在任的时间只剩14个月了。因为拿破仑知道施泰因参与了反抗法国统治的准备工作后就非常排斥他。施泰因被迫在1808年11月流亡国外。施泰因上任仅五天后，普鲁士国王就签署了《十月法令》，签署的地点位于尼曼河畔，即他最东边且未被法军占领的王宫。文件在当天就被印制出来。
当时，《十月法令》被它的共同起草者们看作“人身自由保护条令（Habeas-Crpus-Akte der Freiheit）”［特奥多尔·冯·舍恩（Thedr vn Schn）语，引自迪沙尔（Duchardt）］，参照了英国于1679年颁布的《人身保护令》，其中规定未经司法调查不允许拘押臣民。这条法律也被写入了1789年的美国宪法，今天早已成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十月法令》消除了“世代依附性、农奴制和不光彩”（舍恩语），引入了“自由”的思想。《十月法令》被认为是“普鲁士曾颁布的、涉及范围最广的准则”［莱曼（Lehmann）语］和早就该发出的“信号”［克拉克（Clark）语］。它还被当作一记重锤和“引领性的汽笛”［福格尔（Vgel）语］。不过相较具体的规定，它更像一份意向书。单是宣布从1810年圣马丁节（11月11日）开始短暂过渡后，普鲁士“只有自由人”这一点就已经非常激动人心了。《十月法令》使得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奴仆开始向法律承认的国民转变，这是普鲁士改革的序曲。不过与此同时，《十月法令》发出的“过度兴奋的声音”也是史无前例的，是“平民表决法令的修辞范本”（克拉克语）。
《十月法令》不仅废除了农奴制和农民相应的劳役、缴纳义务和世代依附性，还取消了对商品往来和职业选择的限制。此外，自由获取所有权也变得容易。从此以后，普鲁士的每一位居民都有权利不受限制地选择想要从事的行业，自由支配和使用自己的地产。农民可以移居城市并在那里选择行当、城市居民可以在农村购买土地、贵族也可以从事市民的职业。《十月法令》的革命内核是强调了每一个个体的人身自由，尤其是赋予了农民与国民同等的权利。
此外，随后进行的行业改革，尤其是普鲁士于1810年废除了“强制会籍制”，也为德意志其他邦国的工业化铺平了道路。威廉·冯·洪堡领导了教育改革，他于1808～1809年接管普鲁士内政部的文化和公共教育署。普鲁士在19世纪末能扮演先驱者的角色，主要受益于洪堡推行的改革。1812年，犹太人拥有了与市民平等的地位；1813～1814年，通过引入义务兵役制，普鲁士实施了军事改革。在地区自治、省级行政管理改革（行政区）和公职服务法以及司法和行政相分离等方面，普鲁士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普鲁士内阁改制，由最高国家行政机构的专职大臣各司其职。也是从那时起，普鲁士确立了五大传统职能部门——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司法部和战争部。立宪和成立议会制代表机构应该标志着此次改革的圆满结束，不过普鲁士国王分别于1808、1810和1815年作出的立宪承诺均没有兑现。
1815年德意志解放战争的胜利证明普鲁士改革是正确的。另外，由于缺乏有效的执行手段，随后的农民解放也产生了不小的副作用：农民突然间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有了独立的地位，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利。随着封建领主衰老或残疾，农民对其的照料义务被解除，农民向封建领主支付的土地和劳役赎金长期没有统一，或者干脆没有明确规定，久而久之导致包括建筑物在内的农庄用地越来越少，且缺乏经济效益。因此农民经常失去生存基础，以无产业农业工人的身份承包劳务，或者迁往城市，而通过接收被这些农民放弃的农庄用地，大庄园的规模甚至还扩大了。虽然农业生产力在几年后还是有了明显提高，但是关于财产分配的规定仍然持续了整个19世纪。在《十月法令》指引下开展的改革只能逐步且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完成，施泰因的提前离职也是一个原因。施泰因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的真正革新并颁布宪法，而他的下下任继任者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Hardenberg，1810～1822年任职）则更关心行政管理的有效性。
作为普鲁士东山再起和德意志帝国最终统一的前提条件，《十月法令》和普鲁士改革在德国历史和德意志民族意识中占有稳固且积极的地位。施泰因男爵也因为推行改革而赢得了历史学家们的尊敬，他同时还因为开启了中世纪德意志历史最重要的资料汇编《日耳曼历史文献》（Mnumenta Germaniae Histrica，1819）而被历史学家们称颂。施泰因甚至长期亲自参与初期的编辑工作。曾给他当过一段时间私人秘书的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是不带任何批判色彩的“施泰因崇拜”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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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泰因后来在政治上被各种利用。纳粹分子也把他当作鼓动性的宣传工具，称他的治国才能源自“日耳曼血统的永恒力量”［安德烈亚斯（Andreas）语］。他们将施泰因尊为拿破仑的对手，用“领袖原则”来形容他以身作则的精神，并在他们缔造的农业和社会浪漫主义中，对农民解放的副作用进行戏剧化的渲染：“根除”农村人口、“向城市致命性输血”、约250万农民无产阶级化，以及农民大规模移民海外。
民主德国的历史叙事也颇有指向性地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虽然对封建社会秩序的改革表示赞同，却批评改革并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削弱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其观点还认为，改革本应推动无产阶级的产生，最后却沦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1980年代以后，普鲁士改革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民主德国的历史叙事开始更多地关注普鲁士历史，民主德国政府宣称，普鲁士在德意志解放战争期间与俄国结成的军事同盟是对“德苏友谊”的提前践行。为了表达对施泰因的尊敬，民主德国在1953年将他评为“德国爱国人士”，并将他的形象印在了邮票上。1963年在庆祝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胜利150周年之际，民主德国将施泰因树立为德意志民族解放的斗士。1957年正值施泰因诞辰200周年，联邦德国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两德统一后的德国在2007年也发行了一套施泰因诞辰250周年的纪念邮票）。
在1950年代的“施泰因狂热”过后，联邦德国在1960年代末也出现了一种批判性观点，即借由普鲁士改革而实现的现代化完全是当时所推行政策意料之外的副作用。不过联邦德国国内普遍将普鲁士改革列为资产阶级解放史的重点篇章，认为它是争取平权、参政权利和个体自由的前民主主义的早期组成部分。从这个观点出发，普鲁士改革也不再被评价为“德国对法国大革命的回答”，以及与法国大革命的对立，而更多地被归入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端）启蒙运动的行列，尽管当时的德意志距离民主生态的建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与其说《十月法令》拉开了“自上而下革命”的序幕，不如说它以18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开拓性思想引领了现代化的进程。
041 古老的民间文化和新思想——浪漫主义
《格林童话》
Altes Vlksgut und neue Ideen：Die Rmantik
它是格林兄弟的私人藏本，集合了他们辛苦收集和多次改编的童话故事。“德国”的童话故事往往也来源于法国。
“从前……”——《格林童话》（Kinder-und Hausmrchen）里差不多一半的故事以这句话作为开头。这个句式让格林兄弟——雅各布·格林（Jacb 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1786～1859）——的童话集和他们本人世界闻名。他们的名字就像他们童话中的人物，比如青蛙王子、汉赛尔与格莱特、小红帽那样耳熟能详。格林兄弟是童话集的共同作者，他们在私生活和工作上终生密不可分，不过仔细观察他们还是各有所长：雅各布·格林更像是科学家，威廉·格林更像是童话集的浪漫主义基调和风格的真正“创造者”。这样的基调和风格对德意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世界的童话故事都有它们的影子，并受到了它们和阿拉伯童话故事的启发。
《格林童话》的第一卷出版于1812年圣诞节前夕。首版印刷的900本在三年后售罄，而原定1815年出版，后来提前到1814年出版的第二卷则成了“出版人的失败”。这两卷分别带有手写笔记的两个私人藏本陈列于位于今卡塞尔的格林兄弟博物馆（Brüder-Grimm-Museum）中。它们体现了雅各布和威廉严谨的工作作风：第一卷的“前言”共24页（包括各3页的注解和目录），正文共388页，包含86个连续编号的童话故事和一些断篇，注释整整有60页；同样，第二卷的“前言”共16页，正文共298页，包含70个童话故事，注释共70页。在这两本印刷品中，格林兄弟手写了大量详细的笔记和补充文字。
促使格林兄弟最终作出编写童话集的决定是在1802～1803年以后，当时他们正在马尔堡就读法律专业，被他们的老师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n Savigny）推荐给了同事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和阿希姆·冯·阿尔尼姆（Achim vn Arnim），以协助两人收集民间诗歌。这两人于1808年出版了名为《少年魔法号角》（Des Knaben Wunderhrn）的诗歌集，后来它成了德意志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就是在分析和整理这些民间诗歌的过程中，格林兄弟萌发了对古老童话故事的热忱。
事实上，在启蒙运动末期就出现了通过传奇和童话故事来叙事的发展趋势。它的开端是1782～1786年由约翰·奥古斯特·穆赛乌斯（Jhann August Musus）出版的五卷本《德意志民间童话故事集》（Vlksmhrchen der Deutschen），威廉·克里斯托夫·君特尔（Wilhelm Christph Günther）在1787年紧随其后，1789年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是本纳迪克特·诺伯特（Benedikte Naubert）。此外在1799～1801年还出现了一些无名氏的故事集，与格林兄弟同姓但没有亲戚关系的阿尔伯特·路德维希·格林（Albert Ludewig Grimm）也协助布伦塔诺收集过诗歌，并在1808年出版了一卷本《童话故事》（Kindermhrchen）。迄今广为流传的一种观点认为，为了收集到由“普通人”讲述的“童话故事”，格林兄弟走遍了一个又一个村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更多的是将搜集到的已经出版的故事集进行汇总和加工。就这一点而言，1808年以后雅各布在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Jérme Bnaparte）的宫廷图书馆任职，则不失为一件幸事。从这一点来说，格林兄弟有机会使用布伦塔诺藏书量巨大的私人图书馆也实属幸运。
除了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之外，菲利普·奥托·龙格（Philipp Ott Runge）也是德意志早期浪漫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一位画家，他曾向《格林童话》提供过重要素材。为了表达对布伦塔诺赠予他《少年魔法号角》的感谢，他回寄给布伦塔诺两个由他记录的童话故事，“可能讲述了有关妻子的故事”：《渔夫和他的妻子》（Vn dem Fischer un syner Frau）和《杜松树》（Vn dem Machandelbm）。这两个故事是《格林童话》的“标准”［约勒克（Rlleke）语］。
《格林童话》的整体结构更偏向科学性，而并非只为了大众传播，这在今天看来是令人惊讶的。格林兄弟对1819年再版的《格林童话》进行了大幅改动，尽管在商业上没有获得成功，却迈出了编辑史上最重要的一步，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他们考虑了当时舆论的批评，将故事重新改编，使其更具有故事性、更讨人喜欢，并首次将一个理想型“童话太太”的图案作为装饰印制在了书的封面：由格林兄弟的画家弟弟路德维希·埃米尔·格林（Ludwig Emil Grimm）设计的“菲曼太太（Viehmnnin）”，一名卡塞尔农妇，“精力充沛、年过五十”，在计划于1815年出版的第二卷《格林童话》的前言中，格林兄弟将她塑造成了讲述“地道黑森童话”的人。然而真正的多罗特娅·菲曼（Drthea Viehmann）既不是农妇，年纪也没那么大，更不是什么黑森人。她的父亲是位于鲍纳塔尔（Baunatal）的一名啤酒馆老板，名为“Knallhütte”的饭馆至今仍在经营，她是一个寡妇，丈夫生前是一名裁缝。她娘家姓“皮尔森（Piersn）”，证明她来自胡格诺派。为什么格林兄弟要隐瞒为他们贡献了近40个童话故事，也是他们最重要讲述人的法国出身呢？
实际上，在以1813年10月发生的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为代表的德意志解放战争中，借助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英国和瑞典的同盟，德意志最终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德意志的民族思想和民族自信因此空前高涨。此外，不仅经常在格林兄弟家边喝茶边向其讲述法国“格林童话”的“菲曼太太”出身胡格诺派，大多数药剂师、牧师或中高级公职人员的女儿也是胡格诺派信徒。她讲述的故事大多源自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此人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出版了《附道德训诫的古代故事》（Histires u Cntes du temps passé，1679）。
尽管如此，《格林童话》的成功尚待时日。1823年，《格林童话》的英语节选本问世，在英国一炮而红，而德意志的销量仍显平淡。甚至据此特制的、包含50个童话故事的插图版“口袋书”在德国也卖不到1塔勒。直到1837年第三版的发行，《格林童话》才触动了时人的“神经”，取得了真正的成功（此后的版本分别出版于1840、1843、1850和1857年）。格林兄弟也因此汲取了经验：他们尽量优化每个故事，替换掉外来词，加入民间俚语，让童话故事整体上更适合儿童阅读，而且更迎合市场需要。他们同时还考虑了时代风格，让他们的童话故事更加具有浪漫主义和多愁善感的色彩，更加偏向毕德麦雅风格（Biedermeier）[1]，也更加贴近基督教，并拿掉了色情和性爱的暗示。
如此，《格林童话》才经久不衰地畅销到今天。放眼全球，《格林童话》的影响力甚至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戏剧，因为它所有版本在全世界的销量加在一起可能超过了10亿本。
之后民间流传了一种说法，那就是《格林童话》的成功势不可当，并且不会因格林兄弟的去世而告终。1870年代版权过期后，《格林童话》甚至成了“入学必备读物”，从20世纪初开始，《格林童话》还透过大型教学壁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对世界的想象。19世纪最后三十年，随着影印技术的进步，市面上的插图版《格林童话》越来越多。其中对《格林童话》闻名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是1893年由菲利普·格罗特约翰（Philipp Grtjhann）和罗伯特·莱因韦贝尔（Rbert Leinweber）共同出版的版本，为此两人共绘制了300多幅插图。
在纳粹统治时期，纳粹分子肆无忌惮地利用此类流行故事集进行意识形态灌输，他们将许多童话故事中反复出现的诸如奉献、忠诚和勇敢等美德当作进行鼓动性宣传的工具，配合相应的人物和对话，让纳粹儿童电影和纳粹童话电影成为主流：童话里亲民的、正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王象征着“元首”，用“猫元首万岁（Heil dem Kater Murr）”来表达对“穿靴子的猫”的赞扬；睡美人看起来一定是金发日耳曼人的模样，王子不是用吻而是用纳粹礼唤醒了她；拯救小红帽的“猎人叔叔”穿的是带有纳粹标志的制服；多嘴的农夫要被威胁贴上“黄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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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格林童话》被视为纳粹思想的代表。在当时的德国西占区，人们谴责、唾弃，并且禁止印刷《格林童话》。英国人将《格林童话》列为学校禁书。人们将《汉赛尔与格莱特》（Hnsel und Gretel）中对女巫处以的火刑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联系起来。在苏占区和后来的民主德国，对《格林童话》有无价值的争论没有比1950年代中期以前更为激烈了。虽然新的版本在当时暂停出版，不过《格林童话》在苏联的印数却达到了6位数之多。此外，卡尔·马克思还是推动《格林童话》在苏联出版的支持者，他也在家中阅读《格林童话》，并从中读到了“缄默和愚蠢”［燕妮·马克思（Jenny Marx）语］。即便《格林童话》在当时的东德和西德都经历了重重阻碍，但是它很快又成为最受欢迎的儿童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