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1970年代，人们认为童话故事具有反动性，且与旧时妇女形象和封建专制的家庭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也为暴力解决矛盾提供了借口，在“六八运动”期间引发了冲突。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的著作《谁吻醒了睡美人？颠覆童话》（Wer hat Drnrschen wachgeküsst？Das Mrchen Verwirrbuch，1972）和《雅诺什讲格林童话》（Jansch erzhlt Grimms Mrchen，1972）可以说是明确用借古讽今和“去神秘化”的手法重新解读《格林童话》的最早且尤为著名的尝试。美国心理分析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 Bettelheim）在他的著作《儿童需要童话故事》（Kinder brauchen Mrchen，德语版：1977）一书中强调，要让儿童熟悉人的基本矛盾和冲突。同时，在那个童话故事如此自相矛盾的时代，针对《格林童话》及其来源的系统性和科学批判性争论也开始涌现。
童话故事能够帮助儿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因为童话故事给了他们信心，并且童话故事的结尾从来都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格林童话》能够在一些思想的“战场”上幸存下来，也可以让今天受到过度刺激的儿童重新找回自我。《格林童话》总是合时宜的，即使在现代继亲家庭中也能找到它的影子。《格林童话》迎合了儿童的心理，因为它非黑即白，不存在什么中间立场；它还契合了儿童天生的正义感，并且总能够在最后找到解决办法。因为，如果英雄没有死，那么他们今天依旧活着。
不过，格林兄弟绝不只是“童话叔叔”。这一点从他们为私人藏本所作的海量注释中就可以看出来。兄弟二人在政治和科学方面均有所建树。雅各布曾是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枢密院的成员，之后曾负责收回拿破仑从卡塞尔掠夺的艺术珍品，还曾作为黑森选侯国的代表出席了维也纳会议。威廉从1831年开始在图书馆任职，和哥哥雅各布并称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Gttinger Sieben）”，身为教授的两人在1837年因参加反对废除汉诺威王国宪法的示威游行而被大学开除。在威廉·冯·洪堡的举荐下，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在1840年刚即位就委任格林兄弟到柏林洪堡大学任教。在1848年于法兰克福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德意志首次国民大会中，雅各布·格林还担任过几个月的大会代表。此外，两兄弟还共同开启了《德语词典》（Deutsches Wrterbuch）和《德语语法》（Deutsche Grammatik）的编纂工作，这两本巨著在他们去世100年后才最终编纂完成，也因此将日耳曼语言学最终确立为德国的一门学科。时至今日，格林兄弟在这一领域的影响仍未消失。
042 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从解放战争到纳粹主义
带有炮弹的骸骨
Die Vlkerschlacht-vm Befreiungskrieg zum Natinalismus
至今仍能发现“民族残杀”的痕迹，这片工地“呼吸”着历史的气息，这里出土的文物代表了民族精神。
今天人们仍能发现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的痕迹。例如2005年10月，在莱比锡南部新建高速公路匝道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马的骸骨、马蹄铁、手枪子弹和一枚炮弹。据推测，一匹马的胸部被击中，这枚炮弹留在了伤口上。经过鉴定，考古学家很快便确定，这是1813年10月14日发生在里伯沃克维兹（Liebertwlkwitz）的一场骑兵交战的遗留物。在石灰质的黄土中，这些文物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发现文物的这片工地仿佛“呼吸”着充满戏剧性的历史气息。
1813年10月18日早上，奥古斯特·奈哈特·冯·格奈泽瑙（August Neidhardt vn Gneisenau）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是早上，我们马上要进行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会战。它将决定整个欧洲的命运。”他所言非虚，即便此时拿破仑还未最终下台。这场会战从10月16日星期六一直持续到下一个星期二，也就是10月19日的中午，在会战接近尾声时，它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各民族大会战”。普拉特豪斯（Platthaus）认为，第一次，“人民的战争对象是一位君主，这场战争不亚于一场革命”。总数超过50万人（约60万人）的欧洲士兵在正面交锋：一方是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瑞典组成的反法同盟军，另一方是法国军队。此外，波兰人、尼德兰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少数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也参加了战争。德意志人又分为两个阵营：一方为普军效劳，另一方，来自莱茵邦联的约20000名士兵则身着法军制服。在莱比锡这片广阔的地区，处于战争劣势的拿破仑无法有效突破对方的包围，因此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
将拿破仑这位“战争之神（Kriegsgtt）”［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语］拉下神坛所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在四天之内就有超过90000名士兵在战争中丧生，其中54000名来自反拿破仑的盟军，38000名来自法军，双方的伤员也不计其数。乍一眼看上去，这样的“民族残杀”场面就已经让人深感震惊，伴随战争而流行的伤寒症又造成了无数死亡。1813年之前的莱比锡曾是一座繁荣的贸易和汉萨同盟城市，拥有约30000名居民，城市周围有大片广阔的低地平原，适宜集结军队。各民族大会战过后，莱比锡的城市发展陷入萧条，设于教堂和公共建筑内的野战医院日益增多。为了加固老城墙，从10月17日开始，莱比锡人必须上交所有的家具和其他个人物品。为了防治致死性传染病，整个城市都燃起了粪堆，还到处散发着尸体和伤口腐烂的气味，“如同置身于阴沟之中”［德国历史博物馆基金会（Stiftung DHM）］。
这场会战的起因是，直到1813年9月底拿破仑仍无法击败反法同盟的主力军，拿破仑想要各个击破，盟军各部队却都希望打一场决定性的大会战。反法同盟军约36万名士兵中有20万人坚决站在了反拿破仑的一方。从1813年4月开始的几场春季战役拉开了德意志解放战争的序幕，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将其推上了戏剧性的高潮，1815年6月18日爆发的滑铁卢会战（Schlacht vn Waterl）让长期称霸欧洲、不可战胜的拿破仑最终倒台，解放战争因此而结束。
在战争前，法国的统治早已引发了德意志人民的反抗：强行驻军和强取豪夺、限制食物供给和物价上涨的情况屡见不鲜，德意志人民对拿破仑压迫的厌恶情绪日益高涨；德国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呈现着无所不在的悲惨与困苦。
当然，起初也有不少德意志人曾是拿破仑的仰慕者，例如贝多芬、黑格尔（Hegel）和歌德。然而这些对拿破仑实行先进统治抱有希望的文化精英很快也失望了，自从拿破仑在1812年俄国战场上失败以后，人们对他的好感便消退了。
通过团结一致地妖魔化法国的异族统治，德意志爱国主义的钟声敲响了，德意志人民对自由、独立和民族统一的愿望被唤醒了。在普鲁士改革的推动下，德意志在1813～1814年引入了义务兵役制，动员国民成立志愿军，例如拿破仑统治时期的代表“吕佐夫志愿军（Lützwsches Freikrps）”。
德意志在其他方面的动员也同时展开。从1807年开始，德意志民族身份认同方面的代表者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hann Gttlieb Fichte）在他于柏林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n）中呼吁，于他而言，要摆脱拿破仑带来的重负就必须获得“德意志性（Deutschheit）”。1808年，德意志著名神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布道坛上宣布，将国家交到一个异族统治者手里违背了神的意志。在这方面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德国“体操之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他作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曾大力宣扬民族解放思想。
在当时的文学界和艺术界还产生了许多类似的民族思想，它们在反抗法国统治的前提下吹起了一股民族自省之风。德意志解放战争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毫不掩饰他对拿破仑，乃至对所有法国人的厌恶之情。他的事例表明，对于一些德意志作家来说，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端”［温克勒（Winkler）语］伴随着对法国人毫不掩饰的厌恶。尽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在德意志解放战争时期，怀有这种厌恶之情是所有德意志人的“义务”，然而由此引发的敌对情绪却催生了直到20世纪仍影响深远的“德意志狂热（hektische Deutschtümelei）”［达恩克（Dahnke）语］。通过谱曲，无数爱国主义民间诗歌也变得脍炙人口，例如西奥多·克尔纳（Thedr Krner）的诗歌《吕佐夫的穷追猛打》（Lützws wilde，verwegene Jagd）被卡尔·马利亚·冯·韦伯（Carl Maria vn Weber）谱成了曲。爱国主义的大众传播和传单文学也号召人们殊死反抗。甚至德意志古典主义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n Kleist）在他煽动性的反拿破仑剧作《赫尔曼会战》（Die Hermannsschlacht，1808）中也鼓动人们为争取民族自由而战。这样一来，发生在1813年秋的那场会战便成为一场反抗法国侵略者的解放战争，它最终结束了欧洲从1792年开始，由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拿破仑战争。
这场各民族大会战的发生地位于今日的莱比锡城区。在当时拿破仑指挥部的附近树有欧洲最大的纪念碑之一——各民族大会战纪念碑（Vlkerschlachtdenkmal）。它的主檐口刻有“1813年10月18日”几个大字，无不在提醒人们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会战。第一个提议建造此纪念碑的人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他在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结束后不久就提出了这一动议。战争爆发第一年的纪念活动因众多分散性且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而被迫取消，尔后则上升到了国家政治事件的高度。在这个时候树立纪念碑显然为时过早，而且在君主复辟时期（1815年以后）和1848年革命以后，这种对自由和民族统一的集体怀念在政治上都不受到欢迎。最终，萨克森站在了拿破仑的一边。这样一来，树立纪念碑的计划真正得以提上日程已是19世纪末的事了。1894年，专门为建造此纪念碑的“德国爱国者联盟（Deutscher Patritenbund）”宣布成立，1895～1896年公开对外招标，1898年举行奠基典礼，经过15年的建造，这座大型纪念碑终于在战争胜利100周年之际完工。这座纪念碑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当时的世界之最：地基面积约5600平方米，高91米，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纪念碑；艺术性的土丘造型即使相隔数公里也一览无余。纪念碑宏伟的阶梯设计、两个各宽30米表现战争场景的大型浮雕、一个高68米的名人纪念堂及其巨大内部空间中的324个骑士雕像，都给人留下了极为震撼的印象。纪念碑的设计者是当时最杰出的纪念碑建筑艺术家、基弗霍伊泽纪念碑（Kyffhuserdenkmal）的设计者布鲁诺·施米茨（Brun Schmitz）和莱比锡建筑师克莱门斯·蒂姆（Clemens Thieme）。纪念碑的雕塑者是克里斯蒂安·贝伦斯（Christian Behrens）和弗朗茨·梅茨纳（Franz Metzner）。
1913年10月18日，各民族大会战纪念碑在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出席下盛大落成。它很快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神话产物和为历史哲学所利用的工具”［塔默尔（Thamer）语］。隶属民族自由党的青年德国骑士团（Jungdeutscher Orden，1924）举办的英雄纪念大会就体现了这一点。同样的还有属于右翼保守党的“钢盔团”前线士兵联盟（Bund der Frntsldaten Stahlheim）所举办的首届德意志帝国战士大会（Deutsche Reichskriegertag，1925）。在这样的情形下，各民族大会战纪念碑被塑造成了光芒万丈的圣地。尽管各民族大会战纪念碑在纳粹的节日日历上并不突出，然而从1933年开始，希特勒频繁地以这座纪念碑为背景发表演讲，“第三帝国”的士兵在这样的背景前举行大型阅兵式仿佛也变得神圣起来。纪念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了美军轰炸的目标，300余名忠于希特勒的士兵为这座被宣称为防御据点的纪念碑构筑了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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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德国的记忆文化中，莱比锡“距离太远”且鲜有出现。而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统治下的国家（SED-Staat，即东德），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被宣传为可以被写入世界历史的一场战争，位于莱比锡的这座各民族大会战纪念碑始终被视为“人民的胜利”［克勒（Keller）语］，是德意志民族运动的表现，是留给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秀遗产。而且鉴于当时东西德的分裂状态，全民族起义的象征意义在德意志人民的心目中被打破，比起冷战期间的社会主义联盟，每年在这座纪念碑前举行的阅兵式更加突显了“德国—苏联军事同盟”的历史性联系。不过，生于萨克森的民主德国反对派作家艾利西·略斯特（Erich Lest）创作的小说《各民族大会战纪念碑》（Vlkerschlachtdenkmal，1984）却背离了这种意识形态构架。在这部小说中，他用戏谑、魔幻和非现实的手段将事件与人物交织在一起，把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虚构成了划时代的“露天跳蚤市场”。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在跳下纪念碑的前一刻被抓，然而他的话却振聋发聩：“我的城市……已经失去了它的象征意义。”
实际上，各民族大会战书写的民族神话并不是随着两德统一才失去影响力的。战争和纪念碑始终是对德意志民族主义诞生的记叙性和冷冰冰的回忆。借纪念各民族大会战胜利200周年之机对“历史的再现”，28个国家约35000名观众被置于“复杂的情绪”中。“莱比锡神话失去了魔力”［舍费尔（Schfer）语］，20世纪爆发的战争，以及德国在这些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还需要承担一个责任：它们留下的或大或小的历史痕迹。
043 自由、平等、博爱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Freiheit，Gleichheit，Brüderlichkeit
图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原始总谱的节选，从这里开始出现了“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的旋律。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总共940个小节中，“只有”16个小节最让人耳熟能详：“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Freude schner Gtterfunken，Tchter aus Elysium...）”；在“很快的快板（Allegr assai）”、二重赋格“精力充沛的快板，始终保持清晰突出（Allegr energic esempre ben marcat）”和最后“庄严的行板（Andante maests）”部分多次重复。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原始总谱由200多页未切分的横格谱纸组成，每页多为16行，装订成若干本。纸稿上可见大量删除线、擦除痕迹、覆盖字迹、批注，以及贝多芬难以辨认的笔迹，它们须由誊写员原样复制在誊清稿上，以便在1824年5月7日于维也纳凯恩特纳托尔剧院（Theater am Krntnertr）首演。
当天的演出票销售一空，贝多芬（1770～1827）获得了他音乐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成功，2000名观众在演出结束后热烈鼓掌。不过由于节假日的原因，第二次演出的上座率只有一半左右，人们对之后演出（1825年于伦敦、法兰克福和亚琛，1826年于莱比锡、不来梅和柏林）的评价也趋于两极分化。对于第四乐章合唱部分的批评尤甚，因为这样的安排对交响乐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伦敦的演出（还使用了意大利语译本）遭到了冷遇，因为光是演出时长（应为80分钟）就被认为是“荒谬”的。此外，库尔特·马苏尔（Kurt Masur）“完成”的最短版本时长为53分钟，塞尔吉乌·切利比达克（Sergiu Celibidache）的版本为第二长，将近79分钟。
关于“时长问题的批评声”也传到了德意志，直接影响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名声，直到十年后才首次在伦敦重获赞誉。1837年，伦敦一名文艺评论家几乎预见性地将《第九交响曲》描绘为“欧洲伟大的同济会颂歌，应由上千人合唱及500人组成的管弦乐队演奏”。然而又过了十年，这样的规模依然没有在美国实现。1846年在曼哈顿，一个为城市音乐厅募捐的“音乐节”将《第九交响曲》放进了庞大的节目单中，总共安排了260个合唱声部，彩排是临时进行的，而且现场组织混乱，上座率只有五分之一，因为同一天上万人聚集在附近庆祝美国对墨西哥的胜利。《欢乐颂》（Ode an die Freude）在音乐性上失败了，合唱的门槛也被轻易地突破。
可想而知，这样的演出质量不会太高。曼哈顿的音乐家也会在排演前后参与创作，其中一些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们的顾虑，因为《第九交响曲》的高难度的确毋庸置疑。
在德意志三月革命前的一些主流音乐节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演出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由于在审美上存在争议，技术上的要求又很高，观众几乎不能在普通音乐会上欣赏到它。演出《第九交响曲》不仅需要一个大型的管弦乐队和一个同样庞大的合唱团，还需要一名优秀的指挥及其特殊的音乐项目经验。此外，作为贝多芬极具代表性的遗世之作，《第九交响曲》还直接体现了他的个人魅力：也是因为如此，《第九交响曲》的总谱同他创作的《庄严弥撒》（Missa Slemnis）总谱一起，于1845年被砌进了位于波恩的贝多芬纪念碑底座内。在创作完成后，贝多芬将《第九交响曲》献给了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他的继任者腓特烈·威廉四世出席了于同年在波恩举行的“贝多芬音乐节”，音乐节笼罩着保守主义的气氛。至今仍无法确定，三月革命前的德意志听众是否在《第九交响曲》中听出了自由和革命的思想［艾希霍恩（Eichhrn）语］。出于对席勒作品的理解，当时的人们将席勒本人视为自由诗人，他的诗歌《欢乐颂》在反对拿破仑统治的德意志解放战争中激起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贝多芬在波恩期间读到过这首诗，并很早就打算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它。事实证明，贝多芬对它的改编的确从当时众多的流行小调中脱颖而出。从184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贝多芬具有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
或许也正因如此，在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改编下，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才终于“变得流行且戏剧化了”［希尔德布兰特（Hildebrandt）语］。瓦格纳在1846年于德累斯顿完成了改编工作，那年他33岁。他对贝多芬的这首作品进行了自由润色和配乐，使其变成了“自己”的交响乐作品。的确，他毫不顾忌自己颠覆性的改编几乎让人感到《欢乐颂》的作者是歌德而非席勒。为此他精心安排了管弦乐团和多达300人的合唱团，不管在他之前还是在他之后，都没有指挥家这么做过。瓦格纳成了诠释贝多芬的专家之一。瓦格纳首次改编《第九交响曲》的六年后，这首交响乐作品被研究音乐史的观众评价为“创造了自基督教诞生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人类未来的福音”，原因也许在于瓦格纳要求合唱团“唱出祈祷感”，尤其赋予了《第九交响曲》宗教美感。1872年，瓦格纳改编的《第九交响曲》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Bayreuth Festspielhaus）的奠基典礼上奏响，可见这首作品于他来说有多么重要。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19世纪成了一部代表市民阶层的音乐作品，人们不再认为它体现了贝多芬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席勒的诗歌《欢乐颂》也不再被认为具有颠覆性的革命倾向。不过到了20世纪初的头几年，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有意将自身与《第九交响曲》的革命传统，以及德意志三月革命之前的时期联系起来：为了缅怀1848年革命的牺牲者，1905年3月在柏林一家啤酒酿造厂的大厅内举行了一场纪念音乐会，这场有3000名工人观看的音乐会拉开了“收复失地”运动的序幕。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在音乐会上播下了意识形态的种子，即便他十分清楚，这部音乐作品在当时广大工人阶级中的知名度还远远不够大。他打算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变成“工人在阶级斗争中的理想方针”（希尔德布兰特语）。1905年同时也是席勒逝世100周年，工人运动也借用了他充满革命性的理想主义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与人民相关的思想，以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博爱理想同协约国的理解相矛盾。战后，这部交响乐作品再次作为重要的音乐会曲目到处演出，人们不仅用它来庆祝胜利（比如在纽约），还用它来“庆祝和平与自由”。社会民主党开办的工人教育学院在莱比锡水晶宫（Krystallpalast Leipzig）的阿尔贝特厅以此名义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将近3000名观众聚在一起庆祝一战结束、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爆发，以及君主政权的倒台，每年举行新年音乐会的传统也由此而建立。音乐会通常在23点开始，这样最后一个乐章开始时正好跨年。
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相关的国际思想、博爱思想，以及它们在工人运动期间的普及，使得纳粹分子很难将这部音乐作品纳入他们的鼓动性宣传体系。尽管个别事例表明，他们筹划的演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不过他们还是不断尝试将博爱思想转化为对社会全体成员的要求，并努力把纳粹主义融入《第九交响曲》的大量演出中。纳粹在二战期间也以此来“激励人心”，1942年希特勒生日的前夜，在戈培尔发表讲话过后，现场奏响了《第九交响曲》，由富特文格勒（Furtwngler）担任指挥。这部音乐作品最终在“第三帝国”的演出频率并不比在其他时期少。
因此，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继续为政治所用便不足为奇了。在两德分裂的四十年中，东西德都主张对贝多芬及《第九交响曲》拥有唯一代表权：东德拥有贝多芬的手稿，将贝多芬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在了一起；西德则占有贝多芬的出生地波恩，不过贝多芬的“神话”在当地褪去了光环，贝多芬纪念日的氛围也有些死气沉沉，他的形象甚至充满了批判性的色彩。对此，东德一再谴责西德的贝多芬是“替身”。
直到1952年，也就是确定联邦德国国歌的那一年（见第48章“第一版《德意志之歌》”），从那以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部分旋律一直被作为代国歌使用：1952年于赫尔辛基举行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于奥斯陆举行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仅西德参赛；1956～196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东西德组成联合代表队参赛；1968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东西德各组代表队参赛。后来，德国的这种权宜之计也发展到了欧洲层面：1972年以后，经改编后的《欢乐颂》旋律正式成为《欧洲之歌》，不过按照政府和行政机构的通行做法，略去了歌词，由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n Karajan）指挥演奏。由此，两德从1950年代开始的跨国寻找国歌的竞赛终告结束。
1989年圣诞节的第一天，为了庆祝柏林墙的“倒塌”，伦纳德·伯恩斯坦（Lenard Bernstein）指挥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合唱部分用“自由女神圣洁美丽”替代了“欢乐女神圣洁美丽”；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im）在柏林的波茨坦广场指挥多台塔式起重机在《欢乐颂》的旋律下“翩翩起舞”。当时，诸如此类通过夺人眼球的方式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做法还有很多。此外，1983年以后在大阪上演了万名歌唱者合唱《欢乐颂》的盛大场面。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期间，交响乐队成员在敖德萨（Odessa）的一个鱼市发起了一场《欢乐颂》快闪行动，场面令人动容。不管是粗制滥造还是过度修饰，不管是贬低还是赞扬，不管是颠覆性的改编还是忠于原作，不管是粗糙化还是细腻化，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至今仍在全世界人民的音乐生活中流传，其经久不衰的程度胜于任何一部交响乐作品。不仅如此，《第九交响曲》还对后来的交响乐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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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第九交响曲》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作用是否比它的配器更为重要呢？对它的各种拔高，比如“艺术的福音”、“人类的《马赛曲》”、“宇宙的大合唱”以及“绝对的声音”，远不会停止。至今它仍被认作“绝妙的流行乐”，当然也仍是好的音乐。
在德国历史中，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原始总谱命途多舛：贝多芬去世后，除第四乐章较大篇幅乐谱之外的原稿为他多年的秘书、后来的传记作者安东·辛德勒（Antn Schindler，1795～1864）所有。他将其中的2页送给了贝多芬在伦敦的一个朋友（后于1956年被间接地送到了波恩的贝多芬故居），又将第四乐章中的3页交给了一个陌生人（现存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1846年，辛德勒将他所有的137页乐谱赠送给了当时的柏林皇家图书馆（Knigliche Biblithek），以换取终生养老金。辛德勒缺失的第四乐章67页乐谱在1827年贝多芬遗产拍卖会上被贝多芬的维也纳音乐出版人多米尼克·阿塔利亚（Dmenic Artaria）拍得，他的后人在1901年将它们卖给了当时的柏林皇家图书馆，于是直到二战期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共204页的原始总谱一直存于柏林皇家图书馆内。1941年，出于安全考虑，原始总谱被转移到别处：之前属于辛德勒的、由红色半皮革装订的部分乐谱被转移到了西里西亚［先送至克雄日城堡（Schlss Fürstenstein/Zamek Ksi），后转移至克热舒夫修道院（Klster Grüssau），1946年后被送往克拉科夫］；第四乐章的第一至第三部分先被转移到了老马林（Alt Marrin，波美拉尼亚），之后被转移至易北河畔舍纳贝克（Schnebeck）［1946年被送回“菩提树下”老图书馆，即后来的德国国家图书馆（Deutsche Natinalbiblithek）］；第四乐章的第四和第五部分被转移至博伊龙修道院（Klster Beurn），后于1947年被送到图宾根大学图书馆，1967年被送到柏林国家图书馆。在丢失多年之后，（据称）波兰政府在1977年将存于当地的原始总谱交还给了民主德国政府（柏林国家图书馆）。至此，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所有原始乐谱（第四乐章有13个小节丢失）被存放在了当时分裂的柏林，“裂痕”从第四乐章的二重赋格处一穿而过。随着两德统一和柏林两个国家图书馆于1992年合并，《第九交响曲》的原始总谱也“重新统一”了。
044 大型工地的工程艺术
约翰·戈特弗里德·图拉墓碑
Ingenieurskunst auf der Grbaustelle
地球仪、数学书、拱桥——这座立于蒙马特的墓碑上的图案表明，墓碑的主人是在巴黎逝世的天才工程师。
为了纪念他，人们在巴黎最著名的公墓之一，即蒙马特（Mntmartre）公墓为他树立了一座墓碑。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如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埃米尔·左拉（émile Zla）和埃克托·柏辽兹（Hectr Berliz）也长眠于此。他的名字遍布于故乡巴登的学校和纪念地。不过当人们歌颂“莱茵河之父”时，想到的却不是他——约翰·戈特弗里德·图拉（Jhann Gttfried Tulla，1770～1828）。他可以说是今天的“莱茵河河道之父”，或者正如位于他出生地卡尔斯鲁厄的墓碑所描述的，他是“野性莱茵河的驯服者”。
这座墓碑上的立体图不仅展示了改道前蜿蜒的莱茵河，还展示了经约翰·戈特弗里德·图拉改造后笔直的莱茵河。他设计并实施了莱茵河的河道改造工程，初尝了成功的喜悦，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挫折。尽管如此，在他去世时，绝大部分的改造工作仍尚待完成。他甚至不能确定改造计划能否完全实现。他患有严重的腹绞痛，尽管在巴黎接受了膀胱结石手术，仍不幸去世。巴登大公下令在1825年修建的蒙马特公墓内为他树立一座墓碑。为了纪念这位天才工程师和数学家，碑石上雕刻了一本翻开的数学书，上面刻有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ras）的名言。此外，碑石上还雕刻了一座拱桥，拱桥上方刻有一个地球仪，也是为了纪念他创建卡尔斯鲁厄高等技术学校的功绩。
约翰·戈特弗里德·图拉长期投身于这项宏伟又轰动的莱茵河河道改造工程，撰写了无数的鉴定和研究报告。他从1809年开始起草的报告《未来莱茵河河道改造工作的原则》（Grundstze，nach welchen die rheinbauarbeiten künftig zu führen seyn mchten）于1812年出版。这个巨大的工程项目意味着从瑞士边境巴塞尔至莱茵黑森边界沃尔姆斯的总长超过345公里的整个莱茵河上游河段要被彻底地重新改造。在充分考虑了18世纪的重农思想，以及全盘接受“现代化”（政治和技术领域的先进理念和技术，也包括可以测量莱茵河流速的最新测量仪器）的基础上，约翰·戈特弗里德·图拉打算首先进行土地改良，即通过河床疏干和沼泽排干限制每年洪水泛滥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保护民众、收成和土壤。
在约翰·戈特弗里德·图拉之前，为了防治洪水人们也实施过个别措施，如截弯取直、筑堤和加固河岸等，不过他的总体规划开启了“德意志历史上直至当时可能最大规模且最为棘手的水利工程”［拉德考（Radkau）语］。这项工程历时半个多世纪，巴登大公国的所有政府机构都参与其中。这项工程帮助巴登——这个被拿破仑升格为大公国的国家——沿着它的“主动脉”莱茵河完成了统一，并重新划定了与法国的边界。
从1812年起经过多次徒劳的尝试之后，约翰·戈特弗里德·图拉的这项整体改造工程最终于1817年在卡尔斯鲁厄的科尼林根（Knielingen）启动，并于1876年在伊施泰因（Istein）结束。莱茵河的长度因此变成了273公里，缩短了将近四分之一，河的宽度被大大缩小，从最宽处的3公里减少到只有约250米。所进行的几十处截弯取直使莱茵河变得更直。其中的一处截弯取直挖了几条最宽处达24米的沟渠，并将河水引入，以提高河水的流速，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一个河流弯道。与此同时，水流的冲刷还使新的河床变得更宽和更深。最后用几米长的木柴捆加固新筑的岸坡，以此确保在正常水位下原先的莱茵河弯道和支流同改造后的莱茵河河道相互分离。每年单是所需的木柴数量就达到了上万捆，大片的森林是其主要的供应源；主要使用的工具有锄头、铁锨和桶，此外还会使用畜力补充人力。
截弯取直的施工时间依土壤性质的不同而长短不一，平均需要约5年；不过有时也要因此耗费几十年的时间。在每个施工阶段，工地上都会有3000名左右的工人，必要时，通常在施工范围覆盖的一些村庄发生抗议的情况下，还会出现几百名士兵。抗议的原因有的是害怕因此失去农田或林地，有的是担心会受到高水位的威胁。科尼林根本地人更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以至于需要出动部队维持秩序。
约翰·戈特弗里德·图拉并不怎么理解他的反对者，这并不是他的责任。1819年普鲁士在听说了这项大工程后，前6处的截弯取直工作已几近完成，普鲁士便警告其所属的莱茵省有洪水泛滥的危险，1825年后的几年中，关于图拉改造工程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争论趋于白热化。1827年7月底，约翰·戈特弗里德·图拉不得不暂停曼海姆莱茵河上流的截弯取直工作。可想而知，在他三个月后前往巴黎接受手术的途中，除了担忧病情，他一定也为工程进度的耽搁而焦头烂额。最终他没能返回德意志，也再没有机会得知从1830年代开始，包括普鲁士在内的德意志各邦逐渐消退了对完全赞成改造工程的质疑声。原因一方面在于图拉的改造工程预先做好了大范围的河岸加固工作，另一方面在于改造后的莱茵河河道愈发突显了航运的优势。不过，1876年的洪水和1882～1883年格外严重的“世纪洪水”使得对莱茵河河道改造工程的批评声在新兴的、不同往日的媒体生态中卷土重来，一场揭示“现代环境之争特征”［伯恩哈特（Bernhardt）语］的辩论也由此而起。
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莱茵河“取直”虽然加剧了他们对水流量不可预测性的担忧，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肥沃的农田和更适宜的气候，在医学进步之外，也使得莱茵河上游河岸居民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提升。原因在于，改造前的沼泽地带长期是疟疾、伤寒和痢疾的温床。然而生物学家认为，和末次冰期结束后的10000年相比，改造后的莱茵河对动植物物种和生态的变化逐渐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影响。莱茵河地区特有的植物和许多鱼类已彻底消失，包括广受人们喜爱的鲑鱼在内的其他鱼类也大量减少。19世纪中叶以后，莱茵河地区传统的渔业失去了主导地位，降级为副业，曾经繁荣的渔村也不复从前。
理查德·瓦格纳在1851～1854年创作歌剧《莱茵的黄金》（Rheingld）期间，以及《莱茵的黄金》在1869年于慕尼黑首演时，人们依然可以找到与剧中描写的沉在莱茵河河底、由莱茵仙女们守护的黄金宝藏传说相对应的真实历史背景，尽管经过时间的洗礼这一背景已经褪了颜色。淘金曾是莱茵河河边一项最古老的职业，根据史料记载和罗马人的记述，这一职业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黄金在中世纪尤其受到人们的追捧，因为和白银相比它的价值越来越高。出现在莱茵河流域的黄金来自阿尔卑斯山，沉积在碎石中的一粒粒黄金在河水的裹挟和不断冲刷下，从巴塞尔一路来到美因茨，变成更细小的颗粒沉淀下来。在真正密集的河道改造工程初期，前期的挖掘工作使得黄金的“产量”大幅提升。1840年代末，巴登政府向多达400名淘金客支付了报酬，每年还有数公斤的黄金被制作成巴登大公国通行的货币。不过在那之后的二十年中，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黄金数量降到了最低，从莱茵河沙砾中“淘金”不再可行，淘金这一职业也因此而消亡。
和持批评态度的人们一样，图拉也没有预见到莱茵河河道改造工程可能带来的其他后果：在巴塞尔和卡尔斯鲁厄之间的南部地区，莱茵河被“驯服”了，天然形成的河水泛滥消失了，由此导致地下水位大幅下降、静态水域干涸、植物和树木枯萎。此外，由于河水的流速加快，莱茵河中下游地区在洪水来袭时遭淹没的情况反而更严重了。直到今天，科布伦茨、波恩、科隆和其他许多德国城市的防洪措施都必须对此作出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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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戈特弗里德·图拉也许并没有考虑过，莱茵河河道改造工程会对德意志的交通和工业发展作出贡献。在古罗马时代之前，莱茵河就是一条重要的商路，在中世纪，它是德意志最重要的通道，从斯派尔（Speyer）驶向河流上游的船只往往需要马匹在岸上拉才能继续前行。从16世纪开始，莱茵河地区的四个选侯国/选候区（科隆、美因茨、普法尔茨和特里尔）都对河道严密监管，直到法国大革命过后，航运才实现了自由化。1831年颁布的《美因茨莱茵河航运法》（Mainzer Rheinschifffahrtsakte）首次确保了从巴塞尔至入海口完全自由的人员和货物运输，1868年又出台了《曼海姆航运法》（Mannheimer Akte），至今仍具有基本的法律效力。
19世纪以来，图拉改造工程对德意志交通和贸易发展的意义不容小觑。曼海姆港口曾是从北海运来货物的重要转运地，也长期是莱茵河大型航运的终点。莱茵河河道改造之后，曼海姆港口仿佛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作用；不过，后来扩建成工业港口的曼海姆港因入驻的货物再加工企业而再度繁荣。今天，布莱萨赫（Breisach）和巴塞尔之间的莱茵河航运仍在使用1928年以后在阿尔萨斯一侧扩建的阿尔萨斯大运河（Grand Canal d’ Alsace），其中的一部分仍为改造前的老河床。莱茵河是当今世界上通行密度最大的水路之一。
莱茵河河道改造工程可能是“德意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布拉克布恩（Blackburn）语］，它的完成发人深思：像巴登大公国这样一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小型国家，是怎样利用工业化时期以前的技术手段开始、坚持并最终完成这项“五十年计划”的呢？在约翰·戈特弗里德·图拉逝世200年后才抛出这个问题，着实让人感到非常惊讶。要回答这个问题将很困难，德国现今的许多工程案例（斯图加特21、易北爱乐厅、柏林勃兰登堡机场等）已表明，“德国是如何把自己的未来弄成了一团糟”［冯·格坎（vn Gerkan）语］。建筑师和建筑批评家“有时会将贪婪”的目光从德国转向那些实行专制统治的国家——由于决策时间更短、行政环节更少、不受选举期和大众参与的影响，大型工程项目在这些国家的推进速度要快得多，也务实得多。图拉的莱茵河河道改造项目如果放在今天的环境下，可能只能想象而不再可行。
045 第一次民主尝试和失败
哈姆巴赫宫的旗帜
Erste Demkratieversuche und ihre Niederschlagung
这面“德国三色旗”来自哈姆巴赫宫的“上吧，上到城堡去”展览，它是从诺伊施塔特城市博物馆借出的馆藏。
1832年5月27日星期日，两三万人中的许多人在清晨奏着乐唱着歌，朝着哈姆巴赫宫（Hambacher Schlss）城堡遗址的方向进发，人群中还高高飘扬着旗帜。现陈列于哈姆巴赫宫的“原始旗帜（Urfahne）”是德国少有的流传至今的主要旗帜之一。它是诺伊施塔特的农场主和商人约翰·菲利普·阿布雷施（Jhann Philipp Abresch，1804～1861）特别制作的。尽管有夸大和不符合事实的成分，他仍被认为是以从上到下的顺序制作黑红金三色旗的第一人。除此之外，他还在旗帜上绣了“德意志重生（Deutschlands Wiedergeburt）”的字样。阿布雷施扛着这面自制的旗帜加入了从诺伊施塔特集市到4公里外哈姆巴赫宫的游行队伍，并将它插在了城堡的塔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