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德意志报》（Neues Deutschland）的报道，公众热烈鼓掌，“情绪激动而兴奋”。不过“德意志，统一的祖国”这一句却让国歌的歌词遭受厄运。从1970年代开始，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就不再将德国统一作为政治目标，民主德国于1974年出台的宪法也被修改，规定国歌只能演奏，不能演唱。
在民主德国1976年的巡回演出中，彼得·克罗伊德尔（Peter Kreuder）所作的《再见，约翰尼》（Gdbye Jhnny）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在听到与国歌旋律相似的前奏时，观众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鼓掌。其他歌曲在当时也遭到了审查，其中包括音乐教育家卡尔·祖施耐德（Karl Zuschneid）编写的钢琴教材中的《第8号圆舞曲》，以及贝多芬为歌德诗歌《喜悦与悲伤》（Freudvll und leidvll）所作的配乐。
在分裂时期的两德关系问题上，一些德国人对两国拥有各自的国歌总怀有诸多抱怨。从东德国歌词作者约翰内斯·R.贝希尔1950年的日记中可以得知，当时在演唱国歌时，一些政府部长只是做出了“尴尬的咀嚼动作”。
在确定未来国歌的问题上，西德国内也争论不休。康拉德·阿登纳最后拍了板：1950年4月18日，在柏林提塔尼亚皇宫（Titania-Palast）发表演讲后，他邀请现场所有人与他一起合唱《德意志之歌》的第三节。在场的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因此愤然离开了礼堂，包括西柏林市市长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在内的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则同大多数观众一道起身合唱。三个代表西方国家联盟的市警备司令官则尴尬地坐在原地；他们的政府对西德总理这次被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称为“突袭”的行为提出了正式抗议。
阿登纳的举动让西德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dr Heuss）备感压力，后者曾对失去国歌的决定权有过报怨。豪斯反对将霍夫曼的《德意志之歌》作为西德国歌，进而重新找了歌词并希望由卡尔·奥尔夫（Carl Orff）谱曲。卡尔·奥尔夫拒绝后，改由赫尔曼·罗伊特（Hermann Reutter）作曲的国歌彻头彻尾地失败了。1950和1951年之交，西德总统发表了新年广播讲话，在电台首次播放了这首国歌之后，德国诗人戈特弗里德·贝恩（Gttfried Benn）讽刺地说，这样的话人们也可以拿“兔毛当国旗”了。
根据豪斯自己的描述，他“低估了传统主义和它的惯性”，于是放弃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重新开始。在他与阿登纳于1952年4～5月的一封官方通信中，《德意志之歌》被再次确定为联邦德国国歌，同时他还明确强调：“在国事活动中，应唱《德意志之歌》的第三节。”
短短几个月过后，1953年6月17日在民主德国发生的骚乱足以表明，这首歌是多么深入人心。在柏林，人们高唱着《德意志之歌》穿过勃兰登堡门。在莱比锡和其他地区，人们也唱起了这首被民主德国封杀的歌曲，为了抗议德意志统一社会党推行的政策，并表明统一德国的诉求，《德意志之歌》的第一节也时而被唱响。
关于德国国歌的争论仍在继续：当联邦德国代表队摘得1954年世界杯桂冠时，激动的德国人合唱了《德意志之歌》的第一节。瑞士广播电台切断了转播。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口水战。西德总统豪斯看到自己的担忧成为现实，便在1954年7月20日于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为世界杯德国代表队举行的大型庆祝活动上，表态性地让数万名球迷齐唱《德意志之歌》的第三节。
对于有过被关押在西伯利亚痛苦经历的德国战俘来说，《德意志之歌》第一节强大的象征力量在1955年得到了展现：在阿登纳访问莫斯科之后，最后一批德国战俘得以返回祖国，在抵达弗里德兰（Friedland）时，他们高唱“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当时西德新闻媒体拍摄到了他们泪流满面唱歌的画面，但是剪掉了歌唱的内容。
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国际比赛的领奖台上，德国人很难听到自己国家的国歌。1958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洲田径锦标赛上，东西德虽然组成了一支代表队，却没有确定一首官方国歌。不过德国观众的热情高涨，特别是当阿明·哈利（Armin Hary）获得100米短跑金牌时，众人齐唱《德意志之歌》第三节的歌声甚至盖过了比赛的喇叭声。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和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伴随东西德联合代表队入场的是替代国歌，贝多芬的《欢乐颂》。1968年以后，两德分裂的状态再也不容忽视了。
1978年当德国歌手海诺（Hein）在巴登-符腾堡州州长汉斯·费尔宾格（Hans Filbinger）的官邸莱茨施泰因别墅（Villa Reitzenstein）为一个学校的班级完整地演唱了国歌的三节，并将灌制的现场黑胶唱片发放给学校时，德国社会掀起了一场大讨论。一方认为，《德意志之歌》的第一节与国歌有着“天然的联系”；另一方则认为，国家这一概念“但愿最终是过时的”，或者认为，海顿—霍夫曼版的国歌是一首“民族主义的酒馆歌曲”。从1985年开始，这首国歌才成为人们收音机里节目的结束曲。
1989年11月9日，《德意志之歌》所传达的正面国家情感达到了顶峰。当西德联邦议会议长丽塔·许什穆特（Rita Süssmuth）在波恩宣布了柏林墙倒塌的消息后，议会代表们自发地全体起立（这在德国联邦议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并合唱“统一、正义和自由”。差不多一年以后，两德统一的当天，也就是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之歌》的第三节成了全体德国人民高唱的国歌。1991年10月，与1952年进行的官方程序一样，德国联邦总理科尔（Khl）在与德国联邦总统魏茨泽克（Weizscker）的一次通信中正式确定《德意志之歌》的第三节为两德统一后的国歌。
此后，国歌问题偶尔也会引发新的讨论，比如在1998年的大选曾要求更换国歌以利于内部统一。不过，尤其在德国队创造了2006年世界杯“夏天的童话”之后，德国人确定了对包括《德意志之歌》在内的传统民族象征的清晰而又正面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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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德意志之歌》唤起了人们的诸多历史记忆：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1797年海顿创作的《皇帝四重奏》、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在1848年革命前夕的梦想、一战期间德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魏玛共和国对1848年革命传统的回归、1933年以后对国歌的滥用，一直到作为政治和经济上最为成功的民主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德意志土地上的建立——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意志之歌》的确拥有许多个“生日”。
049 变革中的农业
金犁
Landwirtschaft im Wandel
这是一个表达感谢之情的象征性物品，它感谢的对象是“农民国王”、改革家和农业现代化的推动者——符腾堡国王威廉一世。
这个等比例的犁是为庆祝符腾堡国王即位25周年专门打造的，在他60岁寿辰的第二天，一场大型的游行将庆典推向了高潮。1841年9月28日，这个犁被装在一辆花车上，同将近10000名游行者、600多名骑士，以及逾700头牲畜一起走在游行队伍中。这次庆典是直至当时在斯图加特举行的“最盛大和壮观的活动之一”［绍尔（Sauer）语］。这个犁是一件表达感谢之情的象征物品，它被涂成了金色，它要感谢的对象是德高望重的“王位上的改革家”（绍尔语），即被称为“农民国王”的威廉一世（Bauernknig，Wilhelm I vn Württemberg），他是符腾堡农业现代化的推动者。活动安排提到“霍恩海姆学校”的“负责人、教师和学生”，以及“农业生产者”要带着这个犁和其他农业用具一起游行，以重现当时的情景。
当时有人写道［格里茨（Griz）语，引自魏瑟尔（Weisser）］，一年后“金犁”成了一件抓人眼球、极具吸引力的物品，它被陈列于霍恩海姆（Hhenheim）“德意志农业和林业经营者”主题活动的一个展览入口。展览上不仅可以见到大量的现代农业用具，还可以看见若干三维技术模型，它们被标记为此类型中“首批……批量生产的产品”，是数十年来“农业技术转让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是“技术史上的一块瑰宝”（魏瑟尔语）。它们是德意志最古老农业技术集合的基础，表明了霍恩海姆在1840年前后数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了突显这一点，霍恩海姆最近被拿来同今天的“硅谷”相比较（魏瑟尔语），尽管当时的倡议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1816年秋，35岁的威廉一世即位。那一年正是欧洲编年史记载的“无夏之年”，被民间贴上了“冰冻1800年（Achtzehnhundertunderfrren）”的标签。原因在于印度尼西亚松巴哇（Sumbawa）岛上的坦博拉火山（Vulkan Tambra）爆发，整个欧洲因此受到寒流侵袭。大幅度的降温使农业歉收、粮食价格倍增并出现大饥荒，1817年的大饥荒最为严重。符腾堡也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形下，威廉一世（王后卡塔琳娜给予了他大力支持）迅速果断地着手处理，对此他推行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有效措施：除对食品制定价格上限和禁止出口，以及从国外购买粮食之外，他在1817年推动成立了一个农业协会，总部设在斯图加特。总部向农民提供咨询服务，还将协会并入了一个负责农业机械设备的部门。1818年11月，出于“农业教学、农业实验和模范教育”等目的，国王威廉一世在霍恩海姆捐建了一所农业学校，这所学校在1847年成为专科院校，1904年成为农业高等院校，1967年成为大学。威廉一世创办农业学校是在效仿阿尔布雷希特·冯·特尔（Albrecht vn Thaer），后者分别于1802年在策勒（Celle）、1804年在柏林附近的默格林农庄（Gut Mglin）创办了农业学校。与此同时，威廉一世还设立了一个一年一度的节日，日子选在了他生日的第二天，1818年9月28日为第一届。它就是今天巴登—符腾堡州最受欢迎的民间节日“斯图加特啤酒节（Cannstatter Wasen）”的前身。为了唤起农民对现代农业技术的兴趣，节日以竞赛拉开序幕，国王夫妇为在农业机械方面取得进步的人士颁发奖项。
长期以来，农业在德意志没有得到多少重视。而在英国，很早就出现了和农业科学相关的文学作品，直至近代早期，这类文学作品也只是零星地出现在德意志。其中可以看出在中世纪的德意志，农业改革对全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在罗马帝国衰落，以及许多农业技术在民族大迁移期间失传之后，德意志的农业从11世纪才开始有些“复苏”。三圃式轮作的引入明显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在一年之中，第一块地种植夏熟作物，第二块地种植越冬作物，第三块地休耕。隔年轮换，三年为一周期。铧式犁不仅可以划破土地表面，还可以掀起和翻动松动的土壤，使犁地更为深入，也更加有效。对此需要耗费较大的力量，通常要通过马匹的牵引，而将挽具固定在马颈圈上，可以防止在用力时窒息。这一革新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前提，因为它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进而首度出现了剩余粮食，这意味着农业可以养活越来越多的、不必亲自参与粮食生产的人。
不过在取得这一进步之后，德意志农业的状况在数百年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再发生变化，这也要归因于僵化的农业政策，以及因此形成的农民社会困境。当时，只有在德意志很少的地区，例如西南部和北海沿岸，农民才完全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土地。贵族是大多数的土地占有者，他们有的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靠收租金过活；也有庄园主自己经营的情况（主要在易北河以东）。正是在16、17世纪的这些地区，农民的境况日益窘迫，他们与庄园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愈发严重，直至农奴制的出现。除了要向庄园主上缴收入之外，他们还要在庄园服苦役，在收割季节，他们一周往往有数天在庄园主的土地上干活，因此没有时间经营自己租种的土地。
在易北河以西，由于当地的领主少有自己经营土地，这样的苦役表现得不那么突出，不过领主在当地拥有封建权利，比如狩猎权就引发了农民的不满，有时还会引发农民暴动，在1525年甚至导致了德意志农民战争。不过，在易北河以西，农民的人身自由没有受到多少限制，他们也普遍在庄园拥有财产权，通常也可以自由继承庄园职位。农民财产占多数时，继承权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地区，尤其是德意志北部实行单独继承权制度，规定只有一个儿子（不一定是长子）拥有继承权；其他地方，尤其是德意志西南部则进行不动产分配，即将财产分配给所有继承人。因为有这些情况存在，不同地区庄园的规模大小和农民的处境也就相差悬殊。
18世纪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几乎走入历史的封建权利死灰复燃，它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诱因之一。在德意志帝国，实行专制统治的诸侯逐渐对农业产生了兴趣，因为他们认识到农业对国家的财政意义重大，便致力于增强农民相对于领主的权利。在启蒙运动期间，帝国内许多地区农民的困苦状况备受指摘，泛滥的苦役更是被认作导致农民陷于困境的原因。对此人们提出的第一批改革建议，比如将收割季节农民的苦役工作限制到一周三天，这样除去周日，农民还有三天可以用来经营自己的土地，这些建议更加突显了问题的严重性。18世纪末19世纪初，废除封建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普鲁士于1807年颁布的《十月法令》是德意志农民解放的开端，不过又过了几十年，德意志邦联所有邦国的农民才真正得到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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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一世在霍恩海姆创办农业学校和模范教育时，农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农业对整个国家的作用正是当时公众讨论的重点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无夏之年”和紧接着爆发的大饥荒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农业学校肩负若干任务：除了教学以外，学校还要负责收集农业设备，并进行测试和改良。1818年，约翰·内波穆克·胡贝特·冯·施韦茨（Jhann Nepmuk Hubert vn Schwerz，1759～1844）出任农业学校的首任校长，他因著有关于比利时农业［引自哈莱（Halle），1807～1811］的三卷研究文集而获得了此领域专家的称号。当时的人们认为比利时的农业发展水平非常先进，因此许多农业设备刚在比利时生产出来就被学校买走，进而将其放在霍恩海姆集中测试和改进。为了顺利完成这项工作，施韦茨在1819年创办了“霍恩海姆农业设备工厂（Hhenheimer Ackergerthefabrik）”，它是德意志最早的农业机器制造厂。购进的设备被放进工厂中测试、改良、重新研发，并对优良产品进行批量生产，以达到有针对性推广的目的。通过购买或他人赠送，新的设备源源不断地集中在一起，在外国实习的学生也会带回新设备，往往还同时带回了新的知识和经验。
知识在农业学校，进而在农业技术进步——从霍恩海姆试验地和模范教学扩展领域中获得——中得到传递，它们是“农业革新的发动机”（绍尔语）。新的知识在符腾堡、整个德意志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区域迅速传播。霍恩海姆的农业设备，特别是长期被视为“德意志当时最先进农具”（魏瑟尔语）的犁，还踏上了国际展览的舞台。1819～1838年，霍恩海姆农业设备工厂仅向国内外输送的犁就超过了1500台。生产人员最多时有20名，根据订单情况每年会生产300～400台设备。
不过，销售自己的产品固然重要，将知识传授给不会制造霍恩海姆设备的人也同样重要，这符合通识教育的目的。几百年来，农民都是自己制作简单的农具，或者委托当地的铁匠或造车工按照自己的描述定制农具。尽管19世纪初出现了描写新型设备的书籍，不过长期以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触。考虑到这个问题，霍恩海姆研究出了一个特别具有革命性的解决办法——制造按比例缩小的模型。这些模型按照设备原机的微型尺寸制作，尺寸精确且可以运转。来访的人可以将模型装进背包里带走，以便给本地手工业者制作同样的设备提供样品。这些霍恩海姆模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的销量很快赶上了设备原机的销售规模，因此成了技术转让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轮作（在18世纪下半叶，主要在19世纪取代了三圃式轮作）、使用新型肥料，以及培育具有经济价值的肉牛和奶牛品种等其他革新之外，这些设备模型还使得欧洲农业革命在19世纪成为可能，并为工业革命的逐步展开奠定了基础。
050 德意志的军国主义
尖顶头盔
Der deutsche Militarismus
长期以来，这顶尖顶头盔都象征着德意志的军国主义和臣服心态。
没有一件物品能像这顶黑色带金属尖刺的尖顶头盔（Pickelhaube）一样，可以代表帝国时期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以及德意志的纪律和对当权者的归顺。这顶尖顶头盔高超过34厘米，是1842年设计的首批款型之一，它甚至还可能是一个样品。从1842年开始，展开翅膀的战鹰成了普鲁士黑鹰勋章常见的装饰。从镀金的金属片和侧面带银环的帽徽可以看出，这是一顶军官用头盔。
1841年3月，普鲁士骑兵就第一次尝试统一头盔样式（当然得由金属制成），艾伯费尔德的金属品制造商威廉·耶格尔（Wilhelm Jaeger）凭借和普鲁士王室十分密切的关系，以军队供应商的身份承接了此事；最晚从1842年开始，便有了“尖顶头盔”这个叫法。根据一名指挥官的鉴定，此头盔在材料和战斗测试中表现出色，“佩戴舒适”，“可以完全固定在头上”，“甚至在遭到击打时”也不会掉落。头盔的前檐和后檐可以保护佩戴者的面部和颈部，而不会妨碍佩戴者活动，也不会遮挡其视野；此外，头盔金属尖刺的底部还有数个透气孔，金属尖刺可以拧下来，在阅兵时替换成一束浅色或黑色的马鬃毛（士兵日常也这样穿戴），或者给军官的头盔换上牛鬃毛。由来自哈斯佩（Haspe）的皮制品供应商克里斯蒂安·哈尔科特（Christian Harkrt）生产的皮制“尖顶头盔”也经受住了考验；它们主要为步兵使用。1842年普鲁士国王在莱茵兰大调兵期间，这些头盔不仅引起了士兵们的注意，还成为调兵观察员的观察对象；此后以“试用”为名，普鲁士各个军团都有一个军营为士兵配备了“尖顶头盔”。
“尖顶头盔”的发明者并不为人所知；有一种说法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曾在1842年访问俄国，当时他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写字台上看见了一个士兵头盔的打样，在返回普鲁士后便叫人复制了一个；另一种说法是，普鲁士王室委托历史画家海因里希·施蒂克（Heinrich Stike）设计了这种样式的头盔。不过无论是哪个说法，都缺少确凿的证据。
这种尖顶头盔的正式名称是“带尖刺的皮制头盔（Lederheim mit Spitze）”。1842年10月23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将其引入普军，先是骑兵，然后是步兵、猎兵、步枪兵和炮兵。这种带有固定金属装饰片的压制皮头盔取代了18世纪末由匈牙利“骠骑兵帽（Husarenmütze）”（在普鲁士也被叫作“Schackelhaube”）发展而来的、从拿破仑战争时期开始普遍流行的“桶形头盔（Tschak）”。在近距离战斗中，外形像钟罩的“尖顶头盔”及其金属尖刺可以分散冷兵器和枪托攻击对佩戴者造成的伤害；此外它的皮制材料还可以更好地防晒，尤其可以更好地挡雨，因为桶形头盔由毡子制成，吸水会变重。炮兵佩戴的“尖顶头盔”上没有尖刺，而是用一颗小珠子替代，以避免在操作大炮时刺伤彼此。
普鲁士启用尖顶头盔的速度越快，效果越好，它给普鲁士军国主义打上完全负面和刻板标签的时间就越早且越持久。1843年末至1844年初的冬天，在从巴黎流亡地返回亚琛的途中，海因里希·海涅第一次见到了普鲁士士兵，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这一感受也在他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Deutschland. Ein Wintermrchen）中有所体现］：“我不讨厌这新装/我必须要称赞这些骑士/特别是他们佩戴的尖顶头盔/它的钢制尖刺冲天。”在后面三节他继续讽刺道：“是啊，是啊，我喜欢这顶头盔，它证实了/那个至高无上的笑话！/国王一时兴起的想法！/尖刺是它的噱头！//我只是担心，如果遇上雷雨天/这根尖刺会轻易/劈掉你们那浪漫的头颅/因为天空的闪电才最先进！”海涅讽刺和批判的对象正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以及普鲁士社会的军事化。
在尖顶头盔启用后不久，它也作为军事操练和无意志服从的象征，出现在了例如《杜塞尔多夫月报》（Düsseldrfer Mnatsheften）素描画等讽刺画中：一名牵线木偶般站得笔直的士兵戴着一顶“尖顶头盔”，画上写着“机器人（Autmat）”（1848）；在“1849年8月欧洲全景画”（1849）上，戴着“尖顶头盔”的普鲁士国王出现在了一张欧洲地图上，他正用一把扫帚将革命者扫出德意志的领土。尽管当时普鲁士的审查制度很严格，但是由于翻印条件和销售渠道的改善，这些讽刺画很快就在大众中得到了广泛传播。由于普鲁士士兵对1848～1849年革命进行了暴力镇压，“尖顶头盔”给德意志各邦留下了普鲁士王国持有反动和反民主立场的负面印象。1850年代，普鲁士警察也配备了“尖顶头盔”，特别在1860年普鲁士陆军改革后，这种军事化的形象进一步得到了强化；首先是柏林的警察戴上了这种头盔，最晚从德意志帝国成立开始，普鲁士以外地区的警察也紧随其后，甚至到1936年以前，巴伐利亚警察一直都戴着“尖顶头盔”。1918年至1960年代，不管是在后来的西德还是东德，其他所有联邦州的警察又重新戴回了“桶形头盔”。
随着德意志统一战争的爆发（1864年的普丹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更多的德意志邦国启用了当时（自1850年代末起）几乎只有最初设计“一半高”的头盔。直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带尖刺的皮制头盔”成为帝国内的主要军事头盔，其样式依军种、军队级别和所属联邦州而各不相同：普鲁士的头盔徽章是一只帝国之鹰，萨克森是一颗星和盾形纹章，巴登是一只狮鹫。作为并入德国的最后一个联邦州，巴伐利亚传统的带兽皮和羊毛盔缨的头盔（Raupenhelm）最终在1886年被“尖顶头盔”取代，其徽章是两只狮子和盾形纹章。
为了庆祝德意志帝国成立，官方安排了三支胜利队伍步行穿过勃兰登堡门。1871年6月16日，特奥多尔·冯塔内（Thedr Fntane）为第三支队伍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看那里，第三次了/他们通过了那大门/……彩色格子花纹的普鲁士、黑森/也不要忘了巴伐利亚和巴登/萨克森、施瓦本、猎兵、步枪兵/尖顶头盔、头盔和帽子。”长期以来，“带尖刺的皮制头盔”（尖顶头盔）也是德意志帝国具有正面意义且促进身份认同的一个军事象征。每年的“色当日”[5]都会举行阅兵仪式，它和尖顶头盔、军装和正步一道作为德意志帝国成立神话中的组成部分，成为人们对这个年轻帝国的集体回忆。德皇威廉一世及其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尤其是其后即位的威廉二世皇帝，在正式场合都着军装，并以头戴尖顶头盔的形象示人。包含预备役和军官职业生涯的义务兵役制、军校和普通学校的军事教育，以及委任退役军人管理民政等措施在促进军事对德国社会的影响和渗透方面，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中，法国的大众传播大大强化了“尖顶头盔”的外部效应。法国阿尔萨斯画家让—雅克·华尔兹（Jean-Jaques Waltz，以艺名“汉斯”为人熟知）在这方面的影响力无人能及——他的绘画作品树立了戴着“尖顶头盔”的德意志士兵迈着正步行军的形象。他借此表现了被法国人视为耻辱的普法战争的失败，以及法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给德意志帝国的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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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0月19日《皇家特权报》（Kniglich Privilegierte Zeitung）[6]在评论冒牌“科佩尼克上尉（Hauptmann vn Kpenick）”事件时称，“德意志的法律和行政体系历来都教育它的人民要尊敬（军人的）肩章……军官制服是特权的象征，和穿它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鞋匠威廉·沃伊特（Wilhelm Vigt）就是这样，他本是个有前科的无业游民，凭借着在一个旧货商那里买到的一身军官制服成功地占领了科佩尼克镇政府，居然还从那里的行政官员手中骗得了公款。1931年，卡尔·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将这个真实事件搬上了戏剧舞台，因为他亲眼看见了势力日渐强大的纳粹分子是如何“将国家置于制服狂热之中的”。他想要借此给予德国社会一面警醒的镜子，提醒人们注意军事思想和军事行为已经擢升到了强势的地位，它在1918年德意志帝国结束后的魏玛共和国中，也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冒牌上尉”威廉·沃伊特于1922年在卢森堡去世，1975年后，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又挂了一块纪念铭牌，上面刻了一顶“尖顶头盔”。
在1933年3月21日举行的“波茨坦之日（Tag vn Ptsdam）”上，那张著名又充满矛盾的现场照片，将希特勒跻身腓特烈大帝、俾斯麦和兴登堡的行列，普鲁士的历史及其传奇也因此与纳粹主义扯上了关系：希特勒穿着便服，手上拿着一顶礼帽，鞠躬，以谦恭地姿态握住了时任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的手。兴登堡则穿着装饰精美的制服，还异乎寻常地戴了一顶“尖顶头盔”。在驻军教堂举行的这次大型活动表明了希特勒同魏玛共和国保守主义领导层之间的亲密关系，也符合德国人民对魏玛共和国动荡时期安定、平稳和有序的愿望，当时激进派政党拥护者之间的巷战已经成为常态。对于那时的军队来说，在适当的公共场合佩戴尖顶头盔是表明支持君主统治和反对共和立场的一个标志。
而在当时的军队中，“尖顶头盔”早已处于“退役”状态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头盔上的金属尖刺和闪亮的金属饰片早就被证明是有害而无利。金属饰片会反射太阳光，佩戴者容易被敌人从远处发现，从而轻易暴露自己的位置。因此从1849年起，军队在野战时就已经将头盔涂上颜色，1892年后则涂上芦苇绿颜料作为伪装。在一战中，虽然出于隐蔽目的取下了金属尖刺，不过这种头盔还是不能抵御炮弹碎片的袭击，佩戴者头部负伤的比例超过80%，并常常遭受致死的严重脑损伤。1916年，德国士兵最终配备了新研制的1916式钢盔（M16）——虽然之后被认为是协约国的研制成果；这种钢盔在军事应用中取代了“尖顶头盔”。
在世界范围内，尖顶头盔、钢盔和德国老好人带的尖顶帽是德国漫画形象的代表：16世纪就出现了“德国老好人（teutsche Michel）”图文并茂的形象，其在毕德麦雅时期很受欢迎，不过主人公或多或少是以笨蛋的形象出现的；从20世纪开始，钢盔象征了军国主义，“尖顶头盔”则代表了普鲁士—德意志严谨的军事作风。在这样的背景下，1962年以后为人熟知的警官阿洛伊斯·邓佩尔莫扎（Alis Dimpfelmser），尽管是个戴着尖顶头盔的“国家的蠢货”，同时却又是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Otfried Preuler）所著《大盗贼》（Der Ruber Htzenpltz）一书中最滑稽的人物，这本儿童读物在当时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印数达到了数百万册，这不失为一种“令人欣慰的和解”。
051 “经济难民”和移民出境
略布·施特劳斯的出生登记
Armutsflüchtlinge und Auswanderung
见1829年2月26日（第五行）：“略布·施特劳斯/在世/父亲：希尔施·施特劳斯/商人/居住地：布滕海姆/门牌号：83”。
一个国家并不鼓励它的国民移民。有关移民国外者的信息大多出现在教会名册的出生登记上，也可能在用于登记移民出境的税务清单上找到，有时甚至会在地区信息报的移民出境通知上见到。不过如果一个移民在他的新故乡有所建树，这些信息就会被仔细调查。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一个德国移民身上，他在新故乡的名气大到世界上几乎每个孩子都知道他。在1984年以前，距离班贝格东南部仅15公里的小城市布滕海姆（Buttenheim）的3000名居民都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中间出了一个大名人。1900年前后，也就是他去世前两年，他还曾向出生地捐赠了一大笔钱，用于当地犹太人公墓的修缮，不过修成后他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在他移民出境137年后，一封从美国密尔沃基（Milwaukee）寄到布滕海姆的信先是让当地人感到了难以置信的惊讶，进而促使他们对此进行详细的调查。当时在密尔沃基，为庆祝第一批德意志人移民美国300周年，一个有关德裔移民的名人展正在紧张筹备之中。纺织品贸易公司李维斯（Levi’s）称，布滕海姆是其公司创始人的出生地，展览组织者随后便向布滕海姆市市长寻求帮助。事实上很快就找到了他的出生登记信息，紧接着还找到了当时的移民登记和其他登记信息；他出生的、建于1667年的房子甚至还保留着。这位牛仔裤的发明者出生于德国弗兰肯地区的布滕海姆，而且根据迄今为止的推测，他并不是距离布滕海姆70公里巴特温茨海姆（Bad Windsheim）的一位钟表匠的儿子。他出生于1829年2月26日，出生登记上的名字是略布·施特劳斯（Lb Strau），18岁时同母亲丽贝卡（Rebecca）及两个姐妹范妮（Fanny，也叫“Vgela”）和迈拉（Maila，也叫“Mathilde”）一起移民美国，投靠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母亲第一段婚姻所生）。在他前往美国的十年前（1836），他的两个哥哥就已经同他的姐妹（都出生于1813～1817年之间）先到了美国，并在纽约创办了一家小型纺织品贸易公司。希尔施·施特劳斯（Hirsch Strau）的长子，一名经过正规培训的裁缝也移民了，不过移民到了伦敦。
布滕海姆在19世纪初只是一个小乡镇。遗产分配、土地整治和农业歉收使老百姓的生存变得困难。当地的犹太聚居区规模相对较大，其人口占布滕海姆总共900多名居民（1824～1825）的五分之一。1741年以后，犹太聚居区有了一座设有拉比的犹太会堂以及宗教学校、旅舍和犹太教浴池。从1819年开始，犹太聚居区有了自己的公墓，且一直保留至今。犹太人虽然自1813年起拥有了巴伐利亚国民的身份，但是（直到1860年代）他们的权利仍然受到诸多限制，他们既不能自由地选择居住地，也不被允许未经批准结婚；他们往往因此而被迫移民。
不过，施特劳斯一家移民的原因主要是迫于经济方面的压力，这在当时非常常见：和许多“农村犹太人”被禁止经营地产、行业买卖及许多贸易商行一样，一家之主希尔施·施特劳斯只是一个走街串巷兜售纺织品和缝纫用品的商贩。这一生计根本不足以养活他的大家庭——他结过两次婚，共有5个子女，年幼的2个是他与第二任妻子所生。长期患病的希尔施·施特劳斯于1846年去世，全家此后陷入了困境。母亲变卖了她少得可怜的家当，并于1847年向班贝格地方法院申请移民。为此她必须提交出生证明、品行证明书，以及乘坐远洋轮船所需的其他证明材料，最后还要向所在乡镇的贫民救济基金缴纳一笔保证金，以应对身无分文返乡的情况。1847年4月15日，班贝格地方法院将此移民申请公示在了《巴伐利亚信息报》（Bayerisches Intelligenzblatt）上，并确定离境日期为5月7日，这表明对移民家庭的法律诉求有效期截至当天为止。施特劳斯一家在1847年6月14日拿到了移民许可证。据推测，约十天后，他们乘坐邮政马车抵达了不来梅，至于在当地乘坐的是当年夏季的哪一班远洋轮船，则无法得知。当时，乘坐帆船到达美国需要6～12周，1870年代以后乘坐轮船需要12天，1900年以后则只需要7天。
施特劳斯一家从布滕海姆移民的动机十分具有代表性：家乡经济状况、社会和权利方面的限制，以及对“连锁移民”成功先例的跟随和效仿。不过施特劳斯一家最终还是成了特例，因为去到新大陆的移民几乎不可能在经济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略布·施特劳斯在抵达纽约五年后就加入了美国籍，并在1853年改名为李维·施特劳斯（Levi Strauss）。同年，24岁的他在旧金山创办了自己的商行，主营纺织品和缝纫用品，十年后成立了李维斯公司（Levi Strauss & C.，简称“Levi’s”）。他在1867年已经拥有了一栋四层的商业大楼，1873年在美国、1874年在英国，他和雅各布·W.戴维斯（Jacb W. Davis）一起申请了通过铆钉加固裤缝的专利。他在45岁时已成为百万富翁。1880年，李维斯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240万美元。1920年代以后，现代人所称的牛仔裤诞生了，它直到1960年代仍被称为斜纹布工装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成了风靡全球的时尚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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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移民潮开始于17世纪，成群结队的人不断离开欧洲，其中有一部分是出于宗教原因。在移民潮开始之前，从欧洲移民的就有小几十万人。1815～1914年，有约4000万人从欧洲移民到美国，其中700万人为德意志人。在1816～1817年的饥荒之后，就有约20000名德意志人移民。尤其在德意志早期工业化时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移民的数量也大幅增加。19世纪总共出现了三次明显的移民潮。
1846～1854年欧洲危机期间，共有110万名德意志人离开家乡，其中大部分为手工业者和小农，举家移民的大多集中在德意志西南部。三月革命失败以后，很多人在1848年因政治原因移民，弗里德里希·黑克尔（Friedrich Hecker）和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人。美国南北战争期间（1861～1865），欧洲移民的数量明显下降。
在此后的十年中，欧洲移民的数量再次上升，超过了100万人，其中尤以德国东北部和西北部的农民和市民为主，举家移民的情况相较第一次移民潮要少一些。
从1880～1893年，最终有180多万人从欧洲移民，移民主要集中在1880年代的前五年，多来自德国北部和东部，其中不乏产业工人群体（1900年以后占移民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这些产业工人中还有一小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选择移民是为了躲避俾斯麦颁布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Szialistengesetze，1878～1890）。
移民使19世纪德国的人口增长大幅减缓，从1841～1910年，德国平均新增人口只有总人口的七分之一。这意味着，算上移民德国的人口，移民净“亏损”达到了约500万人。据估计，1900年前后返回德国的人口比例为15%～20%。尽管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在1840～1910年间，德国的人口还是翻了近1倍，从约3280万人增长到6490万人。
90%的移民选择去了美国，大多数人从不来梅出发，1850年代以后从不来梅港起程。当地在1850～1864年建立起了“移民之家”，起初作为示范性社会福利设施使用，不过其规模很快就缩小了。在通过代理接收移民、住宿和膳食，以及极其艰苦的远洋航行条件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非常棘手的社会问题。德国在1897年才出台了法案《保护船上移民，远离德国海港》（zum Schutz der Auswanderer an Brd der Schiffe，die deutsche Hfen verlassen），此后移民出境的人数再次大幅减少，在高度工业化期间，当时的德国已然成为“劳动力输入国”［巴德（Bade）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每年有45万～55万临时工，即季节工涌入德国，此外还有主要从事鲁尔区建设工作的约40万波兰人、20万俄国人、10多万意大利人。据推测，在1910～1914年，每年有120万～130万外国劳工来到德意志帝国。相较美国，当时的德国实际上是最大的劳动力输入国，不过德国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移民国家，而认为自己“实行了无情拒绝外来移民的政策”［赫尔德尔（Herder）语］。
一战期间，许多人被拒绝返回家乡（据推测，仅波兰劳工就有50万人），数万人在德国占领下的比利时被强征入伍。加上150万名战俘，共有250万人被强制留在了德国，每7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劳工。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共有约42万德国人移民海外，其中在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期间，选择移民的德国人就在10万人以上；那几年的德国移民政策仍具有限制性，就业政策偏向于照顾德国人，外国雇员因此被挤走。
在1933～1939年纳粹统治期间，共有约12万德国人移民美国，不过同时有30多万早前移民的德国人，主要出于经济原因又返回了家乡。1939年以前，约有50万德国人被迫离开德意志第三帝国（不包括奥地利），其中包括28万犹太人，这一数字在1938年“水晶之夜”事件发生以后增加了一半左右。在战备期间，德国军队在1938～1939年之前共招募了436000名外籍劳工。在二战期间纳粹的独裁统治下，有950万～1000万民工和战俘被送进劳动营遭受剥削，另有250万人进入了党卫军集中营，150万人进入了灭绝营；所有这些人中的四分之一为德国1944年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的很多人都未能幸存，单是从苏联俘虏的570万名战俘中活下来的就不到一半。
二战结束后，移民的混乱状况很快在占领区内蔓延：从集中营中活下来的1000万～1200万人成了“流离失所者”。一方面，1945年底，仍有170万人被关在集中营。1000万人从城市中疏散出来，大部分人寄居在收容所。在占领区外还有不少德国战俘和约1400万德国平民。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战后时期的一大功绩是接收了1250万难民和被驱逐者。另一方面，直到1961年前，共有78万德国人移民海外（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将外国劳动力作为“外籍劳工”系统性地吸纳，正如1979年记录的首位外国人代表所断言的那样，联邦德国成了“真正的移民国家”，虽然政府和公众层面对此的反应仍以怀疑为主。从这一点上看，德国历史的发展呈现了连续性的特征。（引自赫尔德尔）时至今日，德国仍在摸索它在“移民国家”问题上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