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 另一个乌托邦的幽灵
《共产党宣言》
Das Gespenst einer alternativen Gesellschaftsutpie
迅速写成，马上出版，“自人类和民权启蒙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宣言单行本”。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党宣言》（Das Kmmunistische Manifest）的开篇名句有如一记重锤，令人振聋发聩。这部著作于1848年2月21日在伦敦以德文出版，距离巴黎二月革命爆发只有短短几天。它的作者是一对革命挚友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版是个只有23页的小册子——封皮为灰绿色，装帧朴素，纸张质量粗糙，带有镶边花纹。1848年2月底以前，这本书在伦敦高霍本街区德鲁里巷的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Kmmunistischer Arbeiterbildungsverein）中发售。当时，这部著作的名称还叫作《共产党的宣言》（Manifest der Kmmunistischen Partei），封面上并没写明作者是谁，取而代之的是书的出版日期“1848年2月出版”以及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它也是这部纲领性著作的结束语，吹响了国际工人革命运动进击的号角。
《共产党宣言》诞生前的历史，是一部体现当时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革命性变革力量的历史。对于德国来说，主要指“三月革命之前”（1815年至1848年3月爆发革命之前）。在这个时期，社会改革派、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不断增强并自成体系。其中就有1847年成立、处于政治光谱最左边的“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 der Kmmunisten）”。该同盟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由流亡法国的德国首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在已有的“正义者同盟（Bund der Gerechten）”的基础上建立。
卡尔·马克思，一名土生土长的特里尔人，犹太律师的儿子，大学学习法律后又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来自莱茵兰的巴门市（Barmen），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批发商，父亲是基督教虔信派教徒与成功的纺织厂主。1847年起，两人一同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任负责人并受托共同起草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1842年结识于科隆，从理论上讲，当时两人都属于激进派的社会改革分子。马克思自那一年起为新成立的自由主义报纸《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工作，同时也是影响广泛的《德法年鉴》（Deutsch-Franzsische Jahrbücher）的合伙出版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5～1846年就合写了论战文章《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lgie），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Kmmunistische Krrespndenz-Kmitee），进而将组织各国革命工人和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开展了起来。
1845年，在普鲁士政府的要求下，马克思被法国驱逐出境，迁往布鲁塞尔。此时的他是革命政治杂志的编辑、学者、充满激情的辩论家，按他自己的说法“也陷入了穷困潦倒的境地”。《共产党宣言》的意识形态框架由恩格斯搭建。早在1847年底，恩格斯就在《共产主义者信仰声明提纲》（Entwurf des Kmmunistischen Glaubensbekenntnisses）和《共产主义原理》（Grundstzen des Kmmunismus）等著作中勾勒了《共产党宣言》的雏形。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基础上起草第一部共产主义基本纲领；按照书面约定的期限，两人不到一周就拿出了成品，马克思抓住了机会，在恩格斯的支持下将文体从最初计划的“教义问答”式信仰声明改为纲领性文件。1848年1月底，马克思将经过夫人燕妮审定的文本从布鲁塞尔送往伦敦，2月，《共产党宣言》好不容易刚刚出版，革命就在法国爆发了。到了3月，德意志邦联不少城市也爆发了革命起义。
《共产党宣言》使名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体系中的大部分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第1章开篇短小精悍却一针见血的陈述，展现了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两位作者毫不掩饰这幅历史图景必然的残酷结局：旧政权必须用暴力推翻，因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终实现“无阶级社会”。
1848年欧洲革命是一场乌托邦吗？当年革命的燎原之势最初并没能让《共产党宣言》横空出世，光是严格的审查制度就足以产生阻碍。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后，马克思先被比利时，后又被法国驱逐出境，只好迁居到伦敦。早在1845年他就已经放弃了普鲁士国籍，以便逃离普鲁士对他的控制和影响；彼时，他已是无国籍人士。
不论是从《共产党宣言》激荡的诞生史还是从它产生影响的世界史，都能看出为何“《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恩格斯，1890年德文第四版序言）。“从未有人”曾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预言过《共产党宣言》将有非凡的前景”［霍布斯鲍姆（Hbsbawm）语］。而早期的出版记录看上去简直有些荒唐。若是和讽刺性杂志《野蜂》（Die Hrnisse）在1849年4/5月刊对《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翻印，以及延续到1860年代的几次半合法乃至非法翻印的行为相比，第一次由官方批准的印刷版本竟然是1853年在柏林印制的、供警察阅读的、名为《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Die Cmmunisten-Verschwrungen des 19. Jahrhunderts）的小册子（作为1852年科隆共产主义者审判有关内容的附录）。与之相似，《共产党宣言》在德国第二次合法全文刊印，是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于1872年将其作为控告他和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的“莱比锡叛国审判案”案卷摘录的内容。这个题为《共产主义者宣言》的版本成了后继所有新版的基础，并加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作者重新撰写的前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就自信地宣告已完成法语、意大利语、佛拉芒语及丹麦语译本。但除去1848年完成了瑞典语、1850年完成了英语译本外，前述四种语言的译本直到1873年才最终完成。看上去《共产党宣言》“陷入了沉睡”［勒夫（Lw）语］，直到巴黎公社发动革命起义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爆发才苏醒过来。接下来的四十年中，“《共产党宣言》伴随着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兴起席卷了世界”（霍布斯鲍姆语），尽管这些政党都没有选择以“共产党”命名，但19世纪八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恩格斯认为，应当强调不断上升的工业化水平和逐渐觉醒的工人阶级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后来《共产党宣言》被各方所接纳的历史，显示其在政治战略层面拥有极强的结合能力。《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在任何版本中从未发生过改变，唯有不断更新的序言反映着宣言同当时欧洲社会政治热点问题之间的联系。在1872年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作者仍旧断言：“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
至于《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道理如何正确，则是在其出版75年后方得以显现。1945年后，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核心的纲领性内容成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国宪章。虽然西欧国家将共产主义视为威权体制而予以拒绝，《共产党宣言》中的词句和宗旨却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同路人贯穿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意识形态基点。因而不论是中国、古巴，还是东欧国家和苏联的人民，都生活在由各国坚持并贯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中，出版《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工作，当然也被倾尽了全力。甚至连法国、希腊和葡萄牙等属于西方阵营的欧洲国家也长期将“马克思式的弥赛亚主义（marxistische Messianismus）”［洛维特（Lwith）语］作为改变帝国主义政治现状的另一种政策建议。究其原因，自当始自这部恩格斯所称的“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多么准确的预测！不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还是批评家，至今都仍会惊异于《共产党宣言》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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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晚从1968年5月的“五月风暴”开始，《共产党宣言》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就扮演了从意识形态角度抗议美国战后政策的“另一条路线”、批判资本主义的“申诉书”以及左翼政治“灵感源泉”的主要角色。在苏联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经济学基本思想被提升为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执政中统领一切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基础。在意识形态的自我认知方面，民主德国认为其政治体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发展产物，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无阶级社会在当代的现实存在。简写为“ML”的马列主义思想专业在所有大专院校和厂办学校中都是民主德国教育活动的基础内容。《共产党宣言》中的传世格言在统一社会党的每一次会议上均被反复传诵，还被写到了统一社会党的一些旗帜上。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系统性建立的阶级斗争理论给这个德意志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则成为贯彻于劳动生产、立法及法律观点中的思想信条。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共产党宣言》所号召的目标在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仅仅浮于表面，思想则发生了突变。民主德国只刻画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外立面，却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本观点，反常地运用了过快推进社会变革的路线。而《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共产主义发展的最终历史目标，统一社会党领导下的民主德国在两德分裂的形势下，注定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的。革命者和设计师最终倒在了通往苏式现实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时至今日，《共产党宣言》差不多已被译成世界各国的所有语言，也因此成为世界政治文学领域印制数量最多的作品之一，当然也是“自人类启蒙和法国大革命民权启蒙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宣言单行本”（霍布斯鲍姆语）。可惜《共产党宣言》的“初版一印”只剩下寥寥数册，即便人们寻遍世界各大图书馆的藏书库，也只是无功而返。2001年在德国南部一个私人收藏中发现的第25册初版《共产党宣言》甫一现世，便引起了巨大轰动，第6页上词句的错误可以证明它的真实性。1976年，同样一册《共产党宣言》曾在拍卖会上拍出了近18000欧元的高价；而这一次，众多竞拍者竟将它推上了近10万欧元的历史性高价！媒体评论的标题也很有意思：《哎，万一市场经济当时输了呢？》［Na，wenn das kein Sieg der Marktwirtschaft ist，《世界报》（Die Welt）2001年5月2日］。
053 圣保罗教堂：德国民主的摇篮
约翰内斯·格略茨克的《国民代表队伍》
Die Paulskirche：Wiege der deutschen Demkratie
既失礼又诡秘——国民代表用担架抬着被拒绝的皇冠，担架下蹲着衣不蔽体的妇女。
当我们看向这幅画时，这支黑色的国民代表队伍仿佛无穷无尽，因为它像是正在环绕着由柱子组成的墙——圣保罗教堂的中央长廊——从左向右移动。这幅长32米、高3米的环形壁画是由出生于1937年的柏林画家约翰内斯·格略茨克（Jhannes Grützke）所作，它总共在96平方米的画幅上展现了200多名议会代表的形象：除了这支队伍之外的其他人则形态各异，有的拥挤一团、相互推搡，有的面露好奇的神色，有的暴跳如雷，有的感到震惊，还有的百无聊赖。他们的头硕大、油亮、热气腾腾，仿佛也用或批判，或打趣，或怏怏不乐的眼神看向观者。他们的面部表情栩栩如生，仿佛真的出现在观赏者面前，然而同时又像极了辛辣讽刺漫画中有疏离感的讽刺性自画像。
格略茨克在风格上另辟蹊径，在内容上特立独行。他的具象型绘画经常被误读，甚至被归入当时民主德国艺术的行列。这样一个“身在自由国度的反对者”［博康（Beaucamp）语］于1987年得到了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绘制壁画的机会。1989年4月至1990年10月，他将自己的艺术理念付诸实现。1991年4月，壁画正式揭幕。
近一个半世纪之前，也就是1848年5月18日，在钟声、隆隆炮声和数千名市民的欢呼声中，384名着盛装的男士庄严地步入了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那里将要举行第一届以德意志统一为议题的法兰克福国民大会。现场的气氛虽然热烈而隆重，却是在革命催生下，围绕民主选举议会问题在欧洲召开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国民大会。召开法兰克福国民大会是为了趁着三月革命的热度推动现代化，为出台民族国家和德意志统一的解决方案预先作出准备。
大会的目的是制定一部适用于全德意志的宪法，并同各地方政府协调一致，不过即使有这样的抱负，这一目标后来也没有达成，因为被选出的总共850名代表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出席了会议，他们并不能完全代表不少于38个的德意志邦国及其拥有的4500万国民。会议一开始的气氛十分热烈，根据大会速记员的记录，大会代表卡尔·吉斯卡拉（Karl Giskra）先对着“德意志统一的守护神”起誓，称自由市民阶层反抗梅特涅独裁统治的精神屹立不倒，大会代表阿诺德·卢格（Arnld Ruge）反对战争和叛乱，要求“欧洲普遍非军事化”。具有明确民主诉求的大会代表罗伯特·布鲁姆（Rbert Blum）提出的要求之一，是最终必须建立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德国。大会代表古斯塔夫·冯·梅菲森（Gustav vn Mevissen）最后总结，“看起来整个欧洲都感到，它未来的重心要放在圣保罗教堂了”。
法兰克福国民大会召开之前，欧洲正处于政治动荡时期：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同时，巴黎爆发的二月革命推翻了当时的法国国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革命的星星之火在3月就已经烧到了德意志的土地上：为了反对贵族、帝国直属贵族（Standesherr）和邦国统治，德意志农民和市民组织的街垒战、巷战、请愿同国民大会一道定下了革命的基调。仅柏林就造成了数百人死亡，各地的暴动和随后封建君主的退位（例如慕尼黑的路德维希一世）标志着革命的结束。三月革命的结果动摇了德意志各专制国家的根基。君主复辟“像一座纸牌屋那样坍塌了”［尼佩岱（Nipperdey）语］。
3月，在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同时，政治上的考虑也接踵而至——建立一个政治机构，实现由公民选举产生国民大会，并为在法兰克福建立一个民族议会作选举准备，它就是法兰克福“预备议会（Vrparlament）”。1848年3月31日至4月3日，圣保罗教堂“预备议会”开幕。会议通过一致决议，德意志邦联不需要以革命为代价进行改革，即便德意志不必以搞突然袭击的方式重新建立，议会也应该保持强大。因为旧式的“二元式”帝国统治——奥地利和普鲁士——不被圣保罗教堂议会所信任。在此期间，一次企图通过武力以巴登为起点直接建立德意志共和国（1848年4月从康斯坦茨开始的“黑克尔远征”）的尝试失败了，这次失败指明了以暴力手段推翻政权的革命力量的边界。
通过实行（成年男子普遍和平等的）选举制度产生的国民大会于1848年5月在“德国民主的摇篮”圣保罗教堂顺利召开，这一称呼是约翰·F.肯尼迪（Jhn F. Kennedy）在1963年到访圣保罗教堂并发表讲话时提出的。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国民大会的构成相当的不均一且等级交错，然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它更像是成分单一的“教授议会”或者“学院议会”。虽然国民大会只有5%的代表是大学教师，不过三分之二的代表受过学院教育，10%的代表来自贵族阶层。公职人员和律师构成了大会的基础，其中也不乏像阿诺德·卢格、路德维希·乌兰特（Ludwig Uhland）和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菲舍尔（Friedrich Thedr Vischer）一样的作家，还包括民族运动的开路先锋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和“体操之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以及日耳曼学学者雅各布·格林（Jacb Grimm）、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hann Gustav Drysen）和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格尔文努斯（Gerg Gttfried Gervinus）等杰出的学者。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次纯粹的“男性议会”。尽管女性也参加了革命期间的街垒战，她们却没能获得相应的选举权和发言权，她们只能坐在观众席，也就是所谓的“女士楼座”。
因为没有通过选举获得特权，国民大会面临着多重挑战：要建立一个全德意志的统一国家，要制定一部帝国宪法，还要说服现有邦国政府落实可能通过的决议。
1849年3月28日，国民大会决议通过了《圣保罗教堂宪法》——一部涵盖全德意志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事实上，联邦德国实质上的基本权利（包括“基本权利”概念在内）同样要追溯到《圣保罗教堂宪法》，它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纳入了《魏玛宪法》（1919）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9）。“每一个德国人”这一表述追根溯源也是来自《圣保罗教堂宪法》，在各邦分据的德国，这完全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措辞。对基本权利的描述是“《圣保罗教堂宪法》最重要的遗产”［莫姆森（Mmmsen）语］。
位于基本权利目录最顶端的是自由的概念，它是法国大革命的一大口号。其他的还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承认阶级无差异、不再将贵族视为一个阶级（第2条）。《圣保罗教堂宪法》第3条规定：人的自由不可侵犯，宣布废除死刑、刑柱和体罚，并保证居所和个人通信隐私不受侵犯。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新闻自由、道德自由和信仰自由也应和集会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科学自由和理论自由，以及择业自由一样，是每个公民不可侵犯的权利。宪法还宣布实行政教分离。学校从此以后只归国家管辖，须由国家设立，而不再归属教会。工作权利和由国家承担费用的权利虽然列入了讨论，却和女性选举权一样少有落实。
国民大会的第二大任务是建立一个民族政权，这个任务遇到了更大的问题。统一德国的“大德意志方案”，即建立一个包括奥地利德语区在内的德意志国家曾是国民大会最初的目标。而最后实施的却是所谓的“小德意志方案”：建立一个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德意志帝国”，即通过选举使君主统治合法化，设立民主选举产生的帝国议会，由普鲁士及其作为“德意志人的皇帝”的国王来领导。
以上两点在国民大会上都停留在了妄想的层面：一是制定的宪法不被德意志各诸侯承认；二是1849年3月18日由大会代表选出的“德意志人的皇帝”——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令国民大会代表大感失望地拒绝了大会在4月14日给他送去的皇冠。普鲁士大会代表的席位被从法律上完全剥夺了。国民大会因此陷于合法性和存续性的双重危机。自由党派的市民阶层缺乏联合社会弱势阶层的勇气，使得封建专制国家的反动势力很快卷土重来。当逃往斯图加特的、由百名代表组成的“残缺议会”最后被符腾堡军队暴力解散时，结局已尘埃落定。在围绕建立德意志自由民族国家和宪法协商问题激烈斗争一年多以后，正如大会代表威廉·约尔丹（Wilhelm Jrdan）描述的那样，这些代表必须承认召开国民大会这一计划的“悲伤结局”。路德维希·西蒙（Ludwig Simn）曾在当时回顾说：“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在反对政府了，到处充斥着软弱无能，对此感到不满的人民却被施以最大的暴力和费力的对抗，革命的大势已去。”1850年9月2日，圣保罗教堂塔楼上飘扬的黑红金三色旗被迫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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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历史叙事对1848～1849年革命的评价“更为克制”（莫姆森语）。不过作为德国人理解自由民主、充满历史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在今天仍是重要的民族纪念地，尽管由于本身属于教堂建筑而在1944年的轰炸中被摧毁。战后及战后重建结束之后，为了纪念法兰克福国民大会召开100周年，1948年5月18日在教堂旧址上举行了民族纪念碑的落成仪式，作为政治纪念场所，这里成了德国民主早期的记忆之地。联邦德国将1848～1849年革命，尤其是首届国民大会的召开地评价为构建国家道路上的重要阶段。民主德国则将重点更多地放在了发生于1848年3月18日的柏林街垒战、参加战斗的工人阶级以及在三月革命中牺牲的人们身上。今天，“圣保罗教堂精神”象征着德意志民族为实现民主自由和民族统一所作的努力。
如果愿意，也可以将壁画全景看作失败的民主思想的“送葬队伍”，格略茨克曾在描述自己的创作时这样说。他的整幅作品实际上分为14个部分，正如耶稣受难的“苦路（Kreuzweg）”一样。壁画其中一处展现了1848年11月在维也纳牺牲的革命者和国民大会代表罗伯特·布鲁姆的遗体，另一处则描绘了置于担架上的、被腓特烈·威廉四世拒绝的皇冠。壁画最大的一处场景以人民（包括妇女和孩子）为主题，大会代表正从人群旁走过。不管是格略茨克，还是他的作品都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得清的，更别说这幅《国民代表队伍》（Zug der Vlksvertreter）了。这幅画令人不安、“倒胃口”、愤怒——就如同人们不断要求重新解释德国民主的历史一样。
054 电气工业
维尔纳·冯·西门子的发电机
Die Elektrindustrie
这台生产于1856年的西门子发电机是电气化进程中的“里程碑”。
电动力学的原理我们并不一定要了解得十分清楚，但是我们得知道，发现它并使它得到进一步发展是世界步入电气化时代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它让生产和分配大量电力变成现实，并且发展出了强电技术。维尔纳·西门子（Werner Siemens，1816～1892）是发现电动力学的人，并于1867年首次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了第一台实验性发电机。
维尔纳·西门子（1888年起更名为维尔纳·冯·西门子）成为德国“最受爱戴的企业家和科学家”［科克（Kcka）语］，他的发明同其他“科技精品”一道在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展出。那是他1856年制造的一台发电机，1866年12月，西门子通过改善一种地雷引爆器获得灵感，又改造并优化了它。他把最早已经改造过，带双T形衔铁的磁力发电机中的永磁体更换为电磁体和一个熟铁磁轭，使得磁体中留下的剩磁产生感应电流并使其增强。这台发电机通过手动及辅助传动装置达到每分钟4000转的转速，并发出25瓦的电力。
1866年12月，在西门子为他的发明奋力工作的同时，他写信告诉在伦敦的兄弟自己的进展，也将此告诉了他过去的老师海因里希·古斯塔夫·马格努斯（Heinrich Gustav Magnus）。马格努斯肯定了西门子发明的重大意义，对他表示支持，并于1867年1月就这台发电机在柏林科学院发表了一篇论文。1867年2月，维尔纳·西门子的兄弟威廉（Wilhelm，迁居英国后改称“William”）也在伦敦王家学会提出了这一科学发现。维尔纳·西门子对自己的发明将带来进步的杰出意义充满自信，不过直至1870年代，电气工业才真正出现如火如荼的发展。
拥有这项划时代发明之时，维尔纳·西门子已经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成功从事企业经营二十年，拥有超过160名雇员。他出生于一个人丁兴旺的家庭，1834年在柏林普鲁士军队下属的炮兵和工程师学校接受培训并成为工程师。双亲亡故后，西门子挑起了照顾年幼弟妹们的责任，通过科技发明并将其市场化来贴补自己微薄的收入。
在电报领域，西门子在已有发展的基础上首次取得了巨大成功。英国人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于1831年发现了磁电感应现象，来自哥廷根的物理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1777～1855）和威廉·爱德华·韦伯（Wilhelm Eduard Webe，1804～1891）于两年后研制出了电报机，在各自的研究所之间实现了编码信息的交换。西门子1846年优化了这个系统，以指针方式将编码转化成字母。除此之外，他还在1847年发明了铜导线无缝绝缘技术，使线缆得以敷设于地下。早在1847年10月“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Telegraphen-Bauanstalt vn Siemens & Halske）”在柏林成立时，他就已将建造合同“收入囊中”了。公司的发展前景一片广阔，几乎没有竞争，此外在经营企业之余，西门子还担任了两年左右的政府电报事务主管。其间，他的合作伙伴机械师约翰·格奥尔格·哈尔斯克（Jhann Gerg Halske，1814～1890）负责所有制造事务。
建设柏林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之间的电报线路是一项大工程，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法兰克福是国民大会的召开地，1848～1849年，这项工程在紧锣密鼓中完成，并让西门子的企业一下子变得更加出名。1849年3月28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被选为德意志皇帝，这条消息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从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传到了柏林的王宫中。德意志各邦亟不可待地向西门子发去了建立电报线路的合同。尽管业务出现衰退，西门子公司仍旧在敷设线缆业务的成功中得以壮大，并在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获得组委会颁发的最高奖。紧接着西门子又接到了国际订单，俄国要建造从波罗的海到克里姆林宫的电报网络（1853～1855），英国要建设从伦敦到印度加尔各答长达11000公里的电报线路。这条印欧电报线有多达70000个工作站点和电报线杆，却仅用了2年（1870～1872）就建成了，创下了建造速度的纪录。它引起了世界轰动，当第一封电报用2天时间从加尔各答到达伦敦时，两地间的海路运输尚需要35天之久。
此外，同样引起轰动的还有西门子的海底电缆生意，西门子在英国的分公司全力以赴，威廉·西门子为此还特意让船厂建造了一艘敷设线缆的蒸汽船。1875年9月15日，在伦敦支持“西门子兄弟”事业的卡尔·西门子（Carl Siemens）宣布大西洋电报海底电缆正式开通。迅速的信息传递为人们带来了更广阔的视野，全世界看上去“更加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在弱电和电缆领域取得的成功，让西门子得以进一步投入资金研发强电和发电机等技术设备。到1873年，他总共仅售出了约260台小型发电机。但这也使他让自己的发明变得日趋完美。自1875年起，功率更大的发电机投入生产。在1879年柏林举办的商业博览会上，西门子在广大公众面前推出了自己研制的第一台电力机车，它牵引一列小火车，载着18人在300米长的铁路上运行。共有90000人乘坐了这列火车。虽然西门子在柏林内城敷设线路、开展电气铁道试验的申请未获批准，但在1881年5月，他将从柏林利希特费尔德火车站（Bahnhf Berlin-Lichterfelde）引出的一条已有线路改造成了第一条电气铁道试验线，2公里的路程仅用10分钟即可跑完。随着功率更大的发电厂和更强的输电线路，以及同样由西门子工程师发明的滑板式受电弓投入使用，铁道电气化也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中不断延伸。
1881年，巴黎举办了国际电气化博览会，这次盛会让世人见识到电气工业的迅猛发展。西门子的电气铁道尽管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但更为引人注目的却是照亮会场的1000颗电灯泡，这些电灯由美国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mas Alva Edisn，1847～1931）发明问世，参观博览会的人将它们惊讶地称作“人造星星”。西门子对电气照明事业最初持迟疑态度，进而又紧随其后，拿下了沙皇俄国这个大客户：1884～1885年，西门子电灯点亮了圣彼得堡壮丽的涅瓦大街（Newski-Prspekt），坐落于此的冬宫则配备上了当时世界上最贵的内部照明设备。尽管电灯相比于传统的煤气灯优势巨大，市政部门对这种新型能源却一直持怀疑态度，尤其认为其费用难以估计。直到1882年柏林莱比锡大街和波茨坦广场上的路灯试运营获得成功，同时证明电气照明具有优越的经济性，柏林市议会方才同意逐渐引入电弧光灯作为城市照明。1888年，西门子电灯照亮了柏林繁华的“菩提树下”大街，取得又一成功。
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的市场优势延续到了1875年。1870年代末，电话开始蓬勃发展，而1880年前后兴起的电力照明浪潮又催生了一批相关的工厂企业。西门子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德国爱迪生应用电力设备公司（DEG），1887年起则变为通用电气公司（AEG）：出身柏林的工程师、企业家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1838～1915）认识到巴黎博览会上展出的电灯泡背后的市场机遇，并从爱迪生手中取得了在德国的销售权，于1883年建立了DEG公司。最初他同西门子展开合作，而后因利益而分道扬镳。DEG公司在柏林主持建立了数家发电厂，其中第一家公用发电厂于1885年在柏林投入运营：6台蒸汽机，发电量达600千瓦时。1883～1889年，慕尼黑的工程师、后来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的建立者奥斯卡·冯·米勒（Oskar vn Miller）担任了DEG/AEG公司经理，他研发了交流电，通过变压器将电力传得更远，而传统的直流电在输送中电压损失极大。这项技术首次问世就令人惊叹不已，2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成功地将交流电从劳芬（Lauffen）送到了175公里外的法兰克福，不仅给在当地举办的电气博览会送去光明，还为会场上一条人工瀑布提供了动力。
自此，要驱动机器不一定非要在当地通过水力、燃煤、蒸汽或者煤气获得动力，通过电线从远方获取能量也同样可以。直到1870年代中期，人们一直认为发电机只是强电设备，其地位同弱电设备相比并不重要，结果到了1890年前后，新型涡轮机、电动机、照明系统、发电厂［1898年莱茵集团（RWE）成立］、电气铁道以及各种工业设备将弱电行业远远甩在了身后。以大规模电气化为标志的工业化第二阶段拉开了帷幕，电动机同柴油机一道，渐渐取代了蒸汽机的位置，市场迅猛发展，范围从供应工业、市政到不断满足更新的需求，如电灶、电熨斗等最初的家用电器（1893年首次在美国出现）。然而相比之下，电力产业在德国的发展就显得有些缓慢，这与煤气公司长期把持能源供应的垄断合同密切相关。
自1890年起，强电技术的发展道路变得一马平川，德国电气工业迅速繁荣起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已跻身国际前列，柏林集中发展电力事业的态势无与伦比，并在世界上以“电气中心”的盛名而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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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建筑家、设计家亨利·范·德·费尔德（Henry van de Velde，1863～1957）这样写道：在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电力宫中，他“神情肃穆”地站在一台西门子发电机前，并“为这台机器完美展现的现代美学深表惊叹”。电气设备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激发了艺术家的设计热情，工业设计开始逐渐出现。埃米尔·拉特瑙从1906年起雇用了画家和图像设计师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不仅让他做图形设计，还让他为设计造型提供艺术咨询——小到电器，大到新式涡轮机房。贝伦斯不仅是新兴的、不过分修饰的实用主义美学，以及标准化建筑学的领路人，同时也是品牌设计和企业形象设计的先驱。至于家庭电气化得到广泛发展，则又是几十年后的事了，这是因为强势增长的购买力直到二战结束方才形成，再加上生产成本的降低，电动“家庭帮手”带来的豪华感受才真正走进不同阶层的千家万户。
[1] 在毕德麦雅时期，即德意志邦联1815～1848年的历史时期中，中产阶级发展出了他们的文化和艺术品味，以“袭旧”“保守”为特色，以家庭音乐会、室内设计与时装、田园诗等非政治题材为主。
[2] 相当于纳粹统治时期的犹太人标识“黄星”。
[3] 奥地利和德国流通的一种辅币，从11世纪初沿用到20世纪初。
[4] 法国金币名，铸于1641～1795年，币上铸有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等人的头像。
[5] 庆祝色当会战胜利的纪念活动。
[6] 德国温和自由派报纸《福斯报》（Vssische Zeitung）的前身。
第三帝国
055 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
安东·冯·维尔纳的《凡尔赛》
Die Prklamierung des Kaiserreichs
这幅画是安东·冯·维尔纳的第三幅表现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油画（1885），它是德意志帝国皇帝送给俾斯麦70岁寿辰的贺礼。
为什么一幅在事件发生14年后画的画能成为表现德国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画作呢？今天，在德国几乎每一本教科书里都能见到这幅画的影子。借由一幅油画，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变得可视化，尽管这幅画是对发生在1871年1月18日历史事件的记录，却更多地表现了对生日的友好祝愿。
1885年4月1日正值德意志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70岁寿辰，这幅作为画家同主题的第三版和“最小的”油画是德意志帝国皇帝送去的贺礼。由于没有时间新创作一幅油画，俾斯麦收到的这幅画是在第二版习作基础上的赶工修改版。画家甚至都来不及将所有的修改想法付诸实现，不过画中的俾斯麦至少佩戴了“蓝马克斯（Pur le Mérite）”勋章，这枚勋章在此画作完成前七个月才授予了他。作为与俾斯麦并肩战斗并结成深厚友谊的战争部部长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Albrecht vn Rn），虽然并未出席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建国仪式，却仍被画进了画中。除此之外，画家还对一些人物的“时代感”作了调整，至少俾斯麦本人的形象比建国时老了14岁。和此前两幅此主题的油画相比，这幅画更加偏离了1871年1月18日发生的真实情况。在俾斯麦70岁寿辰后的第二年，公众就可以一睹这幅画的真容，它被以俾斯麦当时的住所命名为《弗里德里希斯鲁版油画》（Friedrichsruher Fassung），在普鲁士艺术学院（Akademie der Künste，今柏林艺术学院）举行的一次展览上首次展出，1910年又在庆祝普鲁士王国成立300周年的纪念展上展出。
从1860年代末开始，德国画家安东·冯·维尔纳（Antn vn Werner，1843～1915）就已经以擅长历史题材的插画和油画而著称。他在1862年以后居住在普鲁士的文化首都弗里德里希斯鲁，同当地艺术学院有名气的画家们一起学习和创作。安东·冯·维尔纳曾为当时的畅销作家约瑟夫·维克多·冯·施费尔（Jseph Victr vn Scheffel）的诗歌画过插画，后被其引荐给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女婿，即巴登大公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1826～1907）。安东·冯·维尔纳曾多次从弗里德里希斯鲁出发旅行，比如在1865～1867年去过巴黎，在1868～1869年带奖学金在意大利深造一年，1870年则前往基尔，接受创作一幅表现毛奇视察巴黎战场油画的委托。1870年10月，他最终去到了德军位于凡尔赛的大本营。他在那里一直待到普法战争结束，并创作了一批战争速写画。
刚回到弗里德里希斯鲁后不久，安东·冯·维尔纳就于1871年1月15日意外收到了来自宫廷的电报，电报里要求他尽快赶回凡尔赛。在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的当天，他在上午11点进入了凡尔赛宫镜厅，并根据要求用画笔作记录。当时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600～800名军官摩肩接踵地挤在一起，举着部分被烧毁旗帜的士兵密密麻麻地在几级高的台阶上列队。安东·冯·维尔纳事后回忆说，“仪式以最简朴的形式进行，对于（德意志帝国建立）这件伟大历史事件而言，它的流程实在是短得过分了”。
安东·冯·维尔纳记录并速写了“匆忙之中最关键的场面”，在举行礼拜仪式之后，他看见普鲁士国王上台发表讲话，而俾斯麦“面无表情”地听着，几乎没有注意讲话内容，直到巴登大公走到国王身边高喊：“尊敬的陛下，大获全胜的威廉皇帝，万岁！”在“三次雷鸣般的武器碰撞声”中，他应声附和，只听凡尔赛宫前的军队发出“好啊！”的欢呼声，他就知道，“这历史性的一幕结束了：一个德意志帝国再次建立了，一个德意志皇帝再次产生了！”接下来就是接受众人的祝贺了。
巴登大公建议，在威廉一世80岁寿辰时，代表德意志诸侯将这幅宣告帝国成立的油画作为贺礼送给他，费用由巴登大公承担。1872年6月，油画的委托创作完成，安东·冯·维尔纳获得了20000帝国塔勒的报酬，并拒绝制作其复制品。油画于1877年3月22日被递交上去，宫廷上下振奋不已，不过安东·冯·维尔纳自己却认为这幅画“没有完成”，批评家抨击这幅画表现的是“制服纽扣现实主义（Unifrmknpfrealismus）”。在1877年于柏林、1879年于慕尼黑举行的艺术展上，公众可以见到这第一幅所谓的“凡尔赛宫版”油画。后来这幅画长年被挂在柏林皇宫［今柏林城市宫（Berliner Stadtschlss）］的白厅中，那里不仅经常举行宫廷舞会，还是帝国议会会议的开幕地。这幅油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只保留下来翻拍的黑白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