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第一版不一样，第二版较小的画作使用了加蜡颜料，它是由柏林军械库（Zeughaus Berlin）在1880年订制的，目的是装饰军械库内设立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军队名人堂。它的构思有些许不同：画中的人物虽然更少，但欢呼的感情更强烈，军官们将军刀高高举起，俾斯麦穿着另一套制服，人物的年龄也和当时相符；此外，当时被提拔的人被挪到了前面。安东·冯·维尔纳必须迎合皇帝的心思和喜好，因此这幅表现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的画作从交代一件德意志的历史事件变成了展现一件普鲁士的历史事件。画作于1882年完成，从1891年起被挂于柏林军械库的“统帅厅（Herrscherhalle）”中，与其他三幅历史壁画一起赢得了许多观众的惊叹。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是德意志民族历史阶段的顶点和结束，是在普鲁士领导下军事行动的结果；德意志帝国建立的日子由威廉一世选定，当天正好是普鲁士首任国王在科尼希斯贝格（Knigsberg）登基（1701年1月18日）170周年。相比描述历史事件，这幅画作将重点更多地放在了表现“现在的统治合法性借由历史事件实现”［格特根斯（Gaethgens）语］这个观点上。这幅画同样毁于二战，只保留下来一些彩色照片。
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画作的第一版是最还原史实的可视化文献媒介，其他两版则愈发地“从历史画演变成了民族主义的象征”［比尔—格拉默（Bühl-Gramer）语］。一方面，安东·冯·维尔纳和1890年代以后创作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的其他画家很愿意看到这一主题愈发受到欢迎，愈发经常地表现为大众化的作品。而另一方面，在俾斯麦下台，也就是被解除帝国宰相职务之后，这一主题的画作对公众的吸引力明显下降。德意志帝国议会大厦（今国会大厦）的建筑师保罗·瓦洛特（Paul Wallt）曾建议用一幅表现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的画装饰帝国议会主席台后面的墙壁，不过这一建议被否决了。在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的教科书里，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这一主题的画作彻底消失了，它更多地只被视为除了皇帝、帝国宰相或一次帝国议会会议之外，德意志帝国建立的“一个”可视化标志。在魏玛共和国和纳粹统治时期，《凡尔赛》（Versailles）被片面地与令人厌恶的《凡尔赛条约》联系在了一起——1919年6月28日，德国派出的两名代表在沉重和耻辱的气氛下签订了条约，签订地点也被有意地选在了凡尔赛宫的镜厅。尽管如此，“在1931年的德国看来，1871年发生的历史事件将德国民主同它真正的敌人区分开来”［格瓦尔特（Gerwarth）语］。希特勒也利用了1871年的“神话”为自己服务，不过在1933年以后，“第三帝国”不仅要在意识形态上盖过1871年建立的“第二帝国”，这一点也许在兴登堡在凡尔赛宫镜厅出席条约签订仪式时就已经有所暗示，希特勒于1938年将奥地利并入德国更是被描绘成是在完成俾斯麦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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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以后保留至今的只有这幅《弗里德里希斯鲁版油画》，它已经成为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可视化主题。如今，它再也激发不起一点德国人的身份认同了，而只被视为对德意志历史上一段重要时期比较真实的记录。
1965和1971年可以体验到记忆政治变化的迅速。1965年在波恩的会场大厅举行了庆祝俾斯麦诞辰15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任联邦总理艾哈德（Erhard）在现场宣称：“当我们向俾斯麦表达敬意时，说明我们拥护我们的历史。”艾哈德说，我们不能再像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将俾斯麦视为“反对德国民主的证人”。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thfels）如数家珍地评价了帝国宰相俾斯麦的历史功绩，“没有辩解的口气，而是充满了温暖”［康策（Cnze）语］。
1971年则完全大变样：经过国内的争论之后，庆祝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活动被禁止，只在每年1月18日前一晚由联邦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发表简短的电视讲话。他虽然同意复制一幅安东·冯·维尔纳的宣告式油画，也不介意画中的俾斯麦站在中间，但是他拒绝对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发表任何评论，并在提到这位帝国宰相时表现了“几乎不情愿”和“主观”的态度（康策语）。联邦德国的最高代表“利用（电视讲话的）机会，在数百万公众面前以当时前所未有的方式总结了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及帝国和俾斯麦的神话”（比尔—格拉默语）。古斯塔夫·海涅曼说，俾斯麦不能被写入“希望统一和民主自由的黑红金德意志家族的族谱”，正是在他的逼迫下，“小德意志的各邦才将奥地利统治下的德国人也排除在外”。这幅油画首先被视为“自上而下建立帝国”和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见证。德意志帝国建立时的前提条件、当时的民族主义浪潮，以及帝国议会的多数意见皆被全盘否定。古斯塔夫·海涅曼指出1871年是德意志民族史的“阴霾”，并强调民主传统的重要性。他的讲话是“典型的记忆政治”，“是在将历史为现在所用”［温克勒（Winkler）语］，即便这个概念当时还不常用。
同时，古斯塔夫·海涅曼倡议并于1974年在拉施塔特（Rastatt）开设的机构“德国历史上自由运动的记忆地（Erinnerungssttte für die Freiheitsbewegungen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也同样出于“记忆政治”的目的。此外，这位“市民总统（Bürgerprsident）”（古斯塔夫·海涅曼很乐意人们这么称呼他）曾祖父的兄弟曾作为街垒战斗士参加了1849年在艾伯费尔德（Elberfeld）爆发的“五月起义”，后作为囚犯死于拉施塔特的防弹掩体中，此地作为巴登革命的战场和1848年革命共同争取自由的地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1971年3月开始，柏林国会大厦开设了一个参观人数众多的“德国联邦议会展”，首次亮相便以19世纪和德意志帝国建立的政治历程为主要内容；展览在1974年进行了扩充，内容涉及当下。当时展览的标题是“向德国历史提问（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如今在宪兵广场旁边的德国大教堂（Deutscher Dm）前举办的后续展览则被命名为“道路、迷途、弯路（Wege，Irrwege，Umwege）”。
历史叙事和历史阐释中的“道路（Wege）”的确各有所指：帝国时代的历史学家大多支持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而1918～1919年间民主共和体制的新开端，他们则更多地站到了对立面上。今天的史学史毫无疑问地支持德国的议会民主制。或许它的“敌人”更加会去追求“政治上的正确”了。
056 工人运动的开端
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旗帜
Die Anfnge der Arbeiterbewegung
这面旗帜被保存、隐匿、珍藏了150多年：尺寸为1.70米×1.85米，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旗帜。
为了1873年在布雷斯劳［Breslau，今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Wrclau）］举行的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ADAV）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西里西亚女工——根据当时的说法——特意缝制了这面旗帜。她们在深红色的布料正中间绣了两只被橡树叶花环环绕的、握在一起的友爱之手，花环上方绣有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要求——“自由、平等、博爱（Freiheit，Gleichheit，Brüderlichkeit）”，花环下方有一句口号：“团结就是力量！（Einigkeit macht stark！）”此外，花环底部还有一个上面绣着“1863年5月23日（23. Mai 1863）”字样的装饰性蝴蝶结，它是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成立的日期，其创建人是生于布雷斯劳的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这面旗帜的历史代表了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在德国的发展过程：在工业化高度发展时期，它被制作完成；在德意志帝国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和第三帝国时期，它被藏了起来；1947年，它被转交给了德国社民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这面旗帜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旗帜。
德意志自1840年代起就建立了工人（教育）联合会，联合会往往受到自由主义市民阶层的影响，部分以民主主义和早期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在1848～1849年革命的期间，德国成立了印刷工人和烟草工人工会联合会。在此期间爆发的人民起义中，多个欧洲国家和地区同时举行的抗议活动都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rletarier aller Lnder，vereinigt euch！）”的口号，这句话出现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其作者是分别居住在伦敦和曼彻斯特的共产主义理论先驱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将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资本所有者。
布雷斯劳这面旗帜上绣有的“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以及“握在一起的友爱之手”的标志，都体现了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原始要求。自人类有思想以来就有这种（握手）标志，古希腊的浮雕和古罗马的钱币就已经具象地表达了其象征意义，既可以表示问候，也可以表示达成约定。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握手标志象征着相对于封建统治制度而言的“博爱（fraternité）”精神；在工业化进程中，握手标志则象征着工人阶级的友爱之情。沿着这条传统路线，1849年于纽伦堡成立的“工人教育和帮助联合会（Arbeiter Bildungs-und Unterstützungs-Verein）”在其第一批会员卡上也印制了握手标志。不同的是，握在一起的手围绕的是一把象征宣战的剑。
像法国大革命中市民阶层一样从事独立和自由的工作，以及通过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良好愿望与工厂恶劣的工作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天工作14个小时，重体力劳动，时常从事单调重复性的工作，工作环境经常充满震耳欲聋的噪音和各种各样损害健康的风险——纺织容易将纤维组织吸入肺里；矿工不但容易遭受煤灰的侵袭，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也很大。此外，不稳定的收入——比如只有采出的煤符合质量标准时，矿工才能获得薪水——生病时缺乏照料、事故、年龄问题以及拥挤的居住环境，这些都加剧了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
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工业化进程息息相关：数千人涌入城市寻求生计和工作岗位——有未经系统培训的工人，其中大多数来自乡下；也有经过正规培训，比如曾经从事机器量产手工行业的工人。由于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尤其在鲁尔区、上西里西亚等人口稠密的工业城市和大型工业城市，人的居住空间不仅狭窄，居住成本还很高。许多家庭只能挤在一间屋子里，还不得不将床位出租给“寄宿者”。
1848～1849年革命后的君主复辟时期，工人联合会被禁。自1858年起，随着普鲁士内政的自由主义发端，类似的公开性组织在当地重新建立了起来。1863年5月23日，德国建立了第一个跨地区工人组织：在费迪南·拉萨尔的领导下，来自11个德国城市的代表在莱比锡组建了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为了与之抗衡，两周后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成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大会［Vereinstag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e，VDAV，1867年起改称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Verband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e）］。随着全德意志烟草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n Deutschen Cigarrenarbeiter-Verein）的成立，德国第一个中央工会组织于1865年在莱比锡成立，成为许多其他工会组建的样板。费迪南·拉萨尔39岁英年早逝后，新政党在它成立后的数年陷于有关个人和政治问题的争论。1869年，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和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在艾森纳赫（Eisenach）建立了继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后第二个工人政党德意志社会民主工党（Szialdem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SDAP），许多曾经的拉萨尔追随者也加入其中。相较于拉萨尔建立的工人组织，“艾森纳赫派”更贴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想，并且确立了其作为反对派的主要目标：取消雇佣劳动、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及加强工会力量和罢工力度。
当这面传统旗帜在1873年首次使用时，拉萨尔派和艾森纳赫派还在为争夺政治优势而激烈论战，然而股市狂跌（从1873年开始）导致的经济萧条，以及越来越大的压制力量使得两个工人组织的合并变得更加紧迫。1875年5月在哥达（Gtha）举行的全体党代会上，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SAP）成立了。它是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890年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的前身之一，其传统始于1863年5月23日。
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当时被视为国家公敌，尽管这种情况并不是从1870年北德意志邦联议会就普法战争贷款问题表决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投弃权票才开始的，两人对巴黎公社抱有同情也是众人皆知。巴黎公社的主要领导人遭到了迫害，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也被安上了叛国罪名；从那时起，社会民主主义者就被称为“没有祖国的家伙”，加上对手的挑衅，这一声名愈发根深蒂固。两名社会民主主义者行刺德皇威廉一世（1797～1888）事件更是给了俾斯麦理由，在1878年的帝国议会上说服了多数保守党人和民族自由党人，通过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全称为《反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普遍危害活动法》（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zialdemkratie）］。在其12年的有效期内，德国警察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在没有法院判决的情况下，对社会民主党派及其成员采取行动，解散其政治性联合会，并禁止其集会和出版刊物。社会民主党派被迫转向地下活动，其成员只能以单独候选人的身份申请进入州议会和帝国议会的资格。在这样的情形下，帝国议会的选举结果尤为显著地体现为议会代表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同情有所增多，直至1887年其议会代表的支持率为10%，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失效前，其支持率甚至达到了20%。此外，以救济为生的穷人还被剥夺了帝国议会的选举权。
“布雷斯劳派”将这面传统旗帜常年藏了起来，直到针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镇压行动致使时任社民党帝国议会代表尤利乌斯·克雷克尔（Julius Krcker）——当时他曾多次被监禁长达数月——委托尤利乌斯·莫特尔勒（Julius Mtteler）将它带往苏黎世。1888年迫于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压力，苏黎世政府将尤利乌斯·莫特尔勒驱逐出境，他便将这面旗帜带到了伦敦，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失效后又将它寄回了布雷斯劳。不过这面红旗仍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象征，会让人产生破坏公共秩序的联想。1890年秋在哈勒（Halle）举行的党代会上，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正式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其传统旗帜仍保持不变。
不论是俾斯麦主导的镇压运动，还是他同时在1881年《皇帝诏书》中宣布的社会福利政策（见第58章“1881年11月17日的《皇帝诏书》”），都没能将社会民主主义与工人阶级剥离。社会冲突的剧烈程度简直让当时的德国政府被一种对表现社会主义演出的恐慌情绪所笼罩，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失效两年后，1892年3月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创作的戏剧《织工》（Die Weber）被禁就是这种恐慌情绪的突出表现。柏林警方担心剧中对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生活状况及其起义过程的描写会引发骚乱，尽管霍普特曼特意声明，他绝对没有煽动意图。因为创作了具有社会批判性的戏剧作品，霍普特曼触动了那个时代的敏感神经。1894年9月，当《织工》赢得法律诉讼后得以公开演出时，当时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宣布撤掉他的剧院包厢以示回应。
此后，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得以壮大，并获得了德国社会的认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的德国自由工会（Die Freie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的成员数量从1890年的30万人上升到1913年的250万人，成了德意志帝国内最强的工人组织，其规模和实力远远超过了自由党派和基督教派的工人组织。从帝国议会的选举结果上可以明显看出，社民党的支持率也越来越高：1893年为23%，1903年超过31%，1912年则达到了近35%；而社民党的党员数量在1905年就超过了30万人，到了1914年更是突破了100万人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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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面传统旗帜在它诞生50周年纪念日上尤为受人瞩目，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于布雷斯劳举行的许多集会上，它皆占据了“荣誉之席”。当时没人预料到，当社会民主党人在十年后遭到希特勒领导的纳粹政府的残忍迫害时，它不得不再次被收藏起来。1933年7月，这面旗帜可能被用油纸包住后埋进了布雷斯劳的一个小果园内；它在1942年被挖出来，从那时起被社会民主党人轮流保管。自1945年1月起，这面旗帜被藏入布雷斯劳一处地下室的深处，从而躲过了盟军的轰炸。1946年2月，它被“迁往”纽伦堡避难，交给了当地社民党办公室，之后又被移交给市政厅，在1947年夏于纽伦堡举行的党代会上，它被交到了时任社民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的手上；在那之后，它又被送到了汉诺威。1952年8月，它被盖在了库尔特·舒马赫的灵柩上。2013年正值社民党（组织）成立150周年之际，德国发行了一款以这面旗帜为主要图案的纪念邮票和一款费迪南·拉萨尔纪念章。
自两德分裂时起，随着苏占区和民主德国的历史发展，“握在一起的友爱之手”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主要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的徽章为人们所识。迫于苏占区的压力，社民党同意与德国共产党合并，1946年4月22日在柏林的海军上将宫举行的“合并党代会”上，两党正式合并。合并后新成立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徽章展示了在一块红布上“握在一起的友爱之手”，1948年以后，其背景换成了一面在椭圆环中飘扬的红旗，并配有“德国统一社会党（S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的字样。在民主德国，这个标志还被用在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党旗、各种党组织及所有党员的徽章上。
在1989年的剧变中，抗议者们多次将由麦穗环绕的锤子和圆规标志从民主德国的国旗上剪掉。“握在一起的友爱之手”标志上的“SED”字样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党旗则被他们无视了——两者都已毫无前途。
057 工业化进程中的现实主义绘画
阿道夫·门泽尔的《轧铁工厂》
Malerischer Realismus in der Industrialisierung
这颗“宝石”的诞生伴随着轰动和社会批评——如今它是表现工业化进程的一幅“主题”画作。
在柏林的老国家美术馆（Alte Natinalgalerie）里，阿道夫·门泽尔（Adlph Menzel，1815～1905）的两幅画作的固定展位之间只有几米之遥，而两幅作品完成的时间也才相差23年。不过两幅画所表现的主题却相差了一个世纪。《腓特烈大帝在无忧宫的长笛音乐会》（Das Fltenknzert Friedrichs des Gren in Sanssuci）展现的是18世纪中叶普鲁士宫廷在洛可可风格大厅中进行社交活动的场景。这幅画的大小和另一幅大体相仿，而且同样恢弘——可惜它并不是第一幅描绘宫廷社交的作品，而旁边的《轧铁工厂》（Eisenwalzwerk）却是首次关于德意志工业题材的宏大艺术表达。在此画作画成约四十年前（约1830），卡尔·布莱欣（Carl Blechen）绘制了一幅《埃伯斯瓦尔德新城的轧钢厂》（Walzwerk bei Eberswalde），展示的仅是浪漫田园风光之间一座工厂厂房以及旁边冒烟的烟囱。而门泽尔则将观众带进了1870年代的工厂车间和钢铁生产的劳动世界中。他如此描述道：“这幅画的场景是一个生产铁轨的大型车间……可以看见一台很长的轧机，它的第一个轧辊将要接住从加热炉中出来的一方炽热的铁坯。近处的两名工人正忙着抬高手推车的车杠，让铁坯滑向轧辊，而另外三人则试着用钳子给铁坯引导方向。在轧辊另一边的工人已经作好准备，用钳子和撬棍接住铁块……左边一名工人正将经过蒸汽锤锻打成型的铁坯送去冷却……马上就要换班了：在稍远处的中景中，工人们正半裸着冲洗，右边的一名工人正在吃一个小姑娘装在篮子里送来的午饭。”
在这个全新的题材领域，门泽尔为自己，也是为整个德国艺术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872年，门泽尔曾在他的故乡西里西亚花了几周时间为霍茹夫炼铁厂（Knigshütte/Chrzów）和生产钢轨的轧铁厂工人绘制了多达100幅的细致素描画。霍茹夫炼铁厂早在18世纪末就已建成投产，是当时欧洲大陆上规模最大，也是第一个采用蒸汽机驱动设备的炼铁厂。这些素描画同门泽尔对机械和柏林的一些生产场景的部分研究一道构成了《轧铁工厂》的创作基础。这幅画是由他人委托的作品，但主题是门泽尔自己选定的。他展示了铁或钢从加热到成为白热的方坯，再到轧制的生产过程，以及制造铁轨的步骤。沉心观看此画作的人，会感受到灼热的空气、机器的噪音以及整个工厂约40名工人带来的严谨感觉。没有任何一名德国艺术家能够如此逼真地展示工业生活的日常。出于对社会现实和变化的敏锐洞察力，门泽尔将工厂中的工人摆到了中心位置，并将他们塑造成工业化的真正参与者和价值创造者。
当时由于铁路网的扩建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钢轨、车厢以及铁路机车的巨大需求，德意志钢铁工业正处在跃升式的发展时期，并被认为是工业化的“发动机”。与之相伴的是不断增加的人员流动性和规模可观的城市发展。在门泽尔1845年的作品中，位于他寓所附近的柏林安哈尔特火车站周边仍旧是一片乡村景象，从柏林通往波茨坦的铁路穿行在田野间；而能够显现城市发展和工业化速度的，只有地平线上的烟灰色城市轮廓。当时的柏林从一个居住城市变成了一个工业大都市，它的人口在130年间增加了10倍；1870年代末，柏林大约有100万居民，到了1905年已经超过了200万，其中增长强劲的是产业工人。《轧铁工厂》这幅画完成25年后，德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工业国家。
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能像门泽尔一样，让我们能够通过他的生活和作品去追寻柏林的城市发展历程。门泽尔一家在他14岁时从布雷斯劳来到柏林，门泽尔的父亲希望在柏林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不料却在两年后去世了，当时才16岁的门泽尔不得不继续经营自家开办的印刷厂，以维持全家的生计。他非凡的绘画天赋——不仅因为他这个左撇子能用右手画画——从童年起就崭露头角，不过他后来的发展主要是自学成才。
门泽尔曾为弗朗茨·库格勒（Franz Kugler）1840年出版的《腓特烈大帝的故事》（Geschichte Friedrichs des Gren）创作插画，也因此而出名。除木版画之外，门泽尔还绘制了以腓特烈二世的生活为主题的7幅大型油画，这些作品巩固了门泽尔作为普鲁士“宫廷画家”的地位。当时，门泽尔的朋友卡尔·尤斯图斯·黑克曼（Carl Justus Heckmann）经营着一家特殊金属加工厂，也是酒蒸馏器和铜质蒸汽机车火箱市场的引领者，1869年他在工厂成立50周年庆典时送给门泽尔一张“纪念画”，它是特奥多尔·冯塔内（Thedr Fntane）创作的一幅令人惊叹的水粉画。从此之后门泽尔便开始对工业题材进行深入研究。门泽尔熟悉柏林的金属加工企业，不仅因为这些企业从19世纪初开始就将厂址定在柏林北部通往城外的肖泽大街（Chausseestrae）上，还因为他有时就住在那附近。当时人们把奥拉宁堡（Oranienburg）门前包含许多工厂烟囱在内的这片区域称为“火之地”。和门泽尔一样，奥古斯特·博尔西希（August Brsig）也来自布雷斯劳，1836～1837年他在“火之地”创办了一家铸铁厂。两年后，博尔西希开始维修铁路机车，1840年时便开始独立制造。1843年，该厂生产的“博尔西希1号”机车竟然在一次引人注目的竞赛中跑赢了乔治·史蒂芬逊（Gerge Stephensn）制造的火车头，打破了英国产蒸汽机车在德国的垄断地位，也为博尔西希日后的成功夯实了基础——二十年后，他的企业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铁路机车制造商。
实际上，在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德国商品居然就已经得到了“确实非常好（very gd indeed）”的评价，即便它们往往只是稍逊于英国原版的仿货，却因为价格便宜而拥有了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虽然在1876年的费城世界博览会上，连德国自己的评判员都认为德国商品“价钱便宜质量又不好”，但在1883～1893年的十年间，从德国出口到英国的商品总值却增加了30%。由于德国索林根地区（Slingen）的刀具生产厂家厚颜无耻地给自己的产品打上了“谢菲尔德制造（Sheffield made）”的标签，英国议会最终在1887年出台强制规定，要求进口产品必须标明产地：到了19、20世纪之交，因为一直注重提升产品质量，“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这个原先的“耻辱印记”，竟逐渐发展成了多种产品的品质保证。
在门泽尔准备绘制这幅《轧铁工厂》时，他也怀有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心理：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及赢得对法战争胜利后，德国的经济开始了一次真正的繁荣，法国付给德国的50亿法郎战争赔款（大约折合今日的2000亿欧元）成为极大的推动力量。那时也是一个投机交易大行其道的年代，特别是在铁路股份投资和腐败问题上，铁路大亨贝特尔·亨利·施特斯贝格（Bethel Henry Strusberg）因同政客们一同卷入其中而首当其冲；1873年，这个问题在帝国议会中引发了激烈争论，并导致贸易部部长辞职。5月9日发生了所谓的“黑色星期五”事件，大量企业破产。尽管人们回忆其后的几年时将其称为“大萧条”，实际上它只是个经济增长波动过程中的一个片段。从1850～1880年，仅在德国生产的生铁总量就达到270万吨，比原先增加了13倍。1913年，产量再次增长了5倍多，达到1700万吨。
对于《轧铁工厂》这幅作品的看法，在门泽尔的同代人中间就出现了两极分化，因为它的选题和表现形式都太新颖了。门泽尔是第一个敏锐又引人入胜地对恶劣工作环境作出描绘的艺术家。工人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都是单独画成的，不少人神态疲惫，显得灰心丧气，例如近处左边拉着一辆沉重手推车的男人们。其他轧铁工人在门泽尔的画笔之下则呈现各种近乎英雄式的姿态，站得很直，嘴角还叼着烟斗或雪茄。尽管他们的生产过程依赖机器完成，但是他们呈现着很强的自主性，甚至以此为豪。一位戴着帽子的“绅士”，可能是工厂的经理或工程师，只是在左侧背景中出现，不仅画面很小，而且和主景相分离。
不管门泽尔是否真的想用这幅画来进行社会批判，都不妨碍他用独立的视角记录下当时德国经济和社会的新时代，并且——无论是否有意为之——将当时的劳动条件以批判的态度，至少是以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只有1.4米高的门泽尔，尽管身高不如他人，整个人却充满能量、活力和好奇心。他这幅《轧铁工厂》堪称他所有绘画作品中最绚烂的“宝石”，是他“最不寻常（的绘画作品），不论从写实还是从艺术角度都引起了轰动”［韦勒斯霍夫（Wellershff）语］。
银行家阿道夫·冯·利伯曼（Adlph vn Liebermann）——几年后成名的画家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的叔叔——是这幅《轧铁工厂》的第一任主人，至于这幅画是不是他委托门泽尔所作，就无从知晓了。由于陷入经济危机，1875年他把这幅画卖给了柏林国家美术馆（Berliner Natinalgalerie），即便只收到了对方支付的第一笔款项。从1874年开始，马克斯·约尔丹（Max Jrdan）担任柏林国家美术馆馆长，在为将于1876年开放的新展厅寻找现代艺术作品的过程中购得了这幅画。不过，为了得到文化主管部门的批准，他必须将这幅作品称作一幅历史题材的现代绘画作品，而且是“对恪尽职守英雄气概的一次动人刻画”。同时，该作品的名字也根据当时的审美口味从神话角度拔高了些，按照古希腊神话中的制造工匠和武器之神取名为《现代独眼巨人》（Mderne Cyclpen）。
1878年，这幅作品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受到广泛关注。在门泽尔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他在国内外的声誉都达到了顶峰。门泽尔过世后，德意志皇帝为他举行国葬，一个月后国家美术馆举办了一次十分全面的门泽尔作品回顾展，随后还收藏了他身后的画作，并出版了一本作品索引集。之后，门泽尔的绘画作品受到关注的程度有所下降（尽管他的素描作品因此更受青睐），不过这幅《轧铁工厂》却从1906年起便收入了德国的教科书中。今天——有趣的是，这个说法来自法国教科书——更是欧洲“绘画典范”中的“顶尖作品”之一。［波普（Ppp）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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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泽尔的绘画作品一方面独特而富于变化，另一方面却充满矛盾。对于19世纪艺术史来说，他只是一个局外人，或者说是一个例外。如果要从他的个别作品入手，对他总共7000多件作品重新有所发现的话，《轧铁工厂》则是最重要的一条线索。这幅画当然也避免不了被不同意识形态体系所利用：在纳粹统治时期，希特勒的办公室里曾经挂着几幅门泽尔的作品；民主德国则认为，门泽尔在《轧铁工厂》画作中表现了“工人阶级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并以此向劳动者们宣示，“他们终将胜利”［凯泽（Kaiser）语］；从风格上看，门泽尔的作品在当时被归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畴。实际上直到今天，门泽尔的这部作品都无法从任何一种单方面评价中跳脱出来——不管这种评价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皆是如此。它显然是一幅内涵丰富的作品，因而也具有多重含义。
058 社会福利国家的基础——胡萝卜加大棒
1881年11月17日的《皇帝诏书》
Grundlegung des Szialstaats-das Zuckerbrt zur Peitsche
这是由俾斯麦联合签署、德意志帝国皇帝颁布的《皇帝诏书》：出于对社会动乱的担忧，它忐忑地拉开了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序幕。
1881年11月17日颁布的《皇帝诏书》是德国建成社会福利国家的一个基础。按照最初的计划，它应该在帝国议会盛大的开幕式上以演说的形式宣布。然而在开幕式前一天的傍晚，德皇威廉一世身体抱恙，便委托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 vn Bismarck，1815～1898）代其出席开幕式并当众宣读这条“至高无上的消息”。在宫殿教堂举行完礼拜仪式后，俾斯麦紧接着便在聚集于柏林皇宫白厅的帝国议会代表，以及联邦参议院的全权代表面前宣读了这份《皇帝诏书》。
社会福利政策是德国当时的一大核心要点。从此前的书信来往可以得知，德皇尽管实质上支持俾斯麦提出的社会福利政策，却还是担心此提案在新选举产生的帝国议会上遭到否决。俾斯麦宣读的正是他曾亲笔写给德皇的呈文：“早在今年2月，我们就已经表明了决心，要治愈社会的伤口，不仅要打击社会民主党人的不法行为，同时还要想办法提高工人的福利。”除了通过1878年颁布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镇压社会民主党人以外，针对意外、疾病，以及因年老或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社会保险制度也已出台。
自由党人认为此举对国家的干涉过大；霍亨索伦家族的王侯们也持类似的观点，并对《皇帝诏书》予以无视。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与社会保险制度并行显然是为了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离间工人阶级与其政治领袖。
在各方利益分庭抗礼的角力场中，俾斯麦将他的社会福利政策运用得游刃有余：它一方面回应了工人的抗议和要求，另一方面体现了提高援助对象收入的道德责任感，此外还安抚了精英阶层对社会动乱和颠覆的担忧情绪。
俾斯麦想要用一纸诏令赢得新选举产生的帝国议会代表对他提出的社会福利政策的支持，对于将要实施的举措，他简述道：就已经开始的、分歧非常大的企业意外保险，以及补充的医疗保险、养老和残疾保险进行谈判。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随着谈判的进行和这三项保险制度的出台，围绕实施办法、资金筹集，以及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必要性等问题的激烈辩论一直没有停歇。
为了维持国内和平，既不影响经济发展，又不阻碍民族国家的继续壮大，在当时德国社会的紧张关系下，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变得愈发紧迫。工业发展的最大获益者是资本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而大多数工人不得不为其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进行斗争。除了工人们在患病、遭遇意外和年老时缺乏经济保障之外，狭小的居住空间和不稳定的工作收入等严重问题越来越引发工人阶级的不满。
这种不满情绪渐渐表现为停工和罢工。在经济繁荣期至德意志帝国成立期间，这种情况发生得尤为频繁。罢工潮开始于1869年，北德意志邦联出台的《工商业管理条例》废除了针对工人的《同盟禁令》（Kalitinsverbt）。在直至1874年的五年中，德国共出现了1250多起劳动争议，共有约20万工人罢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罢工发生在1872年6月的埃森（Essen），20000多名矿工停工；他们要求实行一天8小时工作制和工资提高25%。举行罢工的工人面临被开除的风险，在罢工期间也没有收入（当时的工会组织尚不能为罢工行为拨款）。工人们提出的要求一直没有得到满足。
仅仅由于工人的高度流动性，具有家长统治思想的大型工业企业，例如博尔西希（Brsig）和克虏伯（Krupp）就在企业内部设立了抚恤基金，并着手解决工人的住宿问题。此外，当时在萨尔经营冶炼厂和炼钢厂的大工业家卡尔·费迪南·施图姆—哈尔贝格（Carl Ferdinand Stumm-Halberg）在1867年，也就是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前，以自由保守党议会代表的身份，在北德意志邦联议会上提出了一个解决劳动争议的方案，并称，“所谓的社会问题……只有通过提高资本和劳工之间休戚相关的感觉，才能得到真正解决”。他1865年就已经在诺因基兴（Neunkirchen）建立了一个矿业医疗保险机构，其董事会也包括1名工人代表；此保险机构提供医疗津贴和孤儿津贴，会将其中的三分之二支付给雇员，三分之一支付给雇主。
它是俾斯麦医疗保险的一个早期样板，1883年6月，帝国议会最终通过了俾斯麦提交的方案。从那时起，年收入为2000帝国马克及以下的雇员可以接受医治、获得药品，并在患病后第3天至第13周领取金额为平均工资50%的医疗津贴，不过最高为每工作日2帝国马克。对于一个每月最低生活收入约25帝国马克的四口之家，虽然医疗津贴并不能解决物资短缺的燃眉之急，不过在患病时至少可以保证被保险人能接受医治。新出台的强制性保险制度使得被保险人在更换工作时，也可以提出获得相应保险金的合法要求，这一点与企业医疗保险有所不同。此要求可以在被保险人工作一周后提出，保险金的三分之二由雇员支付，三分之一由雇主支付。此外在已有的手工业同业工会的基础上，还设立了新的地区医疗保险机构，工人也有权参与其管理。
1884年7月出台的《意外保险法》对以上保险金起到了补充作用，根据其规定，雇员在出现工伤事故时，不论责任在谁都可以自事故发生后第14周起领取金额为其工资三分之二的赔偿金；此条同样适用因工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因工伤事故致死的，其遗孀可领取其工资的20%作为补偿。意外保险金完全由企业主承担，为此还成立了同业工伤事故保险联合会。起初这一保险只针对工厂、矿山和采石场，1886年扩大到了农业和林业领域，1911年随着三大社会福利保险的合并，普通雇员也可以享受此福利。
《皇帝诏书》中宣布的残疾和养老保险的出台则有所推迟。1889年5月24日，在鲁尔区矿工大罢工的直接影响下，这一保险制度才得以正式颁布。从4月24日开始，从波鸿到埃森，直到几乎所有的矿山企业，有超过90000人（约占全体矿工的90%）主要提出了工资上涨15%、8小时工作制（包括出入矿山坑道越来越长的时间），以及反对加班的要求。对此，企业主雇专人对罢工行为进行阻挠，并向警察和军队寻求保护。此举引发了激烈冲突，并导致14人死亡。由于受到此事的震动，当时30岁、已登基近一年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他的上台违背了俾斯麦的极力举荐）于5月14日在柏林皇宫接待了鲁尔区的一个罢工领袖代表团。他虽然批评了罢工行为，却同意以试行的办法满足工人提出的要求，并安排工人与矿山所有者进行谈判。直到6月初，罢工才宣告结束，至于矿工提出的要求，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不过此后加入新成立的工会组织的成员在迅速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