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罢工运动进行正酣之时，帝国议会于5月24日通过了有关养老和残疾保险的法律。根据规定，年收入在2000帝国马克以下的雇员在工作满30年和年满70岁后，可领取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一作为养老金。因残疾导致谋生能力下降三分之二的雇员须经工会管理人员和医疗保险机构证明，工作满5年后方可提起残疾保险金领取要求。国家向每位退休人员每年支付金额为50帝国马克的基本养老金，养老金的较大部分由被保险人和雇主各承担一半。具体金额平均为雇员周薪的2%，并通过粘贴一张带有缴费标记的卡片累计。
新保险规定于1891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为了更好地为大众所接受，还为其设置了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实际上，在规定生效当年，所有符合条件的人都提出了保险申请，约133000名工人获得了相应的保障。在当时的德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约45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德国人勉强能有五分之一。设置这样高的资格限制，尽管在帝国议会存在争议，却是立法者有意为之，因为养老金应“只满足在物价便宜的地方的基本生活需求”（《1887年政府纪要》）。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限制直到1916年才降为65岁。德国1891年一年的养老金平均约为126帝国马克。
俾斯麦原本打算通过国家税收为这三大社会福利保险提供资金，不过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首先遭到了自由党人的抵制。然而强制性保险在国家层面得到了贯彻，这对于俾斯麦来说已经成功了。雇员和雇主因此被关联进了社会福利国家的体制内，年轻的德意志帝国的内部凝聚力也得到加强。全德国使用统一的保险卡，通过粘贴的方式将带有帝国之鹰装饰的养老和残疾保险缴费标记贴在上面。另外，这种“粘贴法”一直延续到了19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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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在去职前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是在1889年帝国议会上为养老和残疾保险所作的辩护。1889年发生的矿工大罢工进一步加剧了年轻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比他年长40多岁的老政治家间的分歧，十个月后，时年近75岁、担任了19年帝国宰相和28年普鲁士宰相的俾斯麦被解职。
俾斯麦对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可谓功不可没，尤其毋庸置疑的是，德国因此在这方面成了世界先驱；因为在德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引进相应的保险制度已经是大概25年后的事了，那时的德意志帝国已有超过40%的劳动者上了社会保险，为世界之最。1881年11月17日《皇帝诏书》的颁布为德国成为社会福利国家奠定了三块基石；它们的队伍后来又壮大了：1927年德国出台了失业保险，1995年德国又出台了护理保险。回溯历史，俾斯麦主导的这些事件显得微不足道，和它们当时所起的作用相比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它们为德国延续至今的国家社会福利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59 汽车时代的开端
“奔驰1号”专利机动车
Der Start ins autmbile Zeitalter
这台“奔驰1号”专利三轮机动车的结构同三轮自行车类似。它在法国市场取得成功后方才“回流”德国。
能够算得上是汽车诞生日的日期有两个，一个是1886年1月29日，那天卡尔·奔驰（Carl Benz，1844～1929）向柏林的帝国专利局提交了有关他发明的三轮“汽油机驱动车辆”的专利申请（37435号）。另一个日期是1886年11月2日，这天他的专利申请被正式通过，也就是说第一辆汽车得到了自己的“出生证”。在九个月的等待期间，奔驰于1886年7月3日在曼海姆的环路上举行了第一次公开试车活动。他的儿子欧根（Eugen）举着一瓶汽油在车旁边跟着跑，看燃料快要耗尽时就赶紧加上。
一段时间之后，奔驰把这台汽车拆掉，零件被用作其他用途。他接着又制造了第二辆车，主要用来试验转向机构，然后同样也拆掉了它。最后，第三辆样车于1888年8月问世，并且由奔驰的夫人驾驶——这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她还带着15岁的儿子欧根、13岁的儿子理查德（Richard），完成了曼海姆到普福尔茨海姆（Pfrzheim）往返100多公里的长途行程，引发一时轰动。
又过了大约15年，1886年“奔驰1号”原型车上的零件才再次引发外界关注：奔驰想要让自己发明的第一台汽车载入史册。为此，他让人将当时尚存的原有零件重新组装起来，并于1906年把这台“奔驰1号”专利机动车赠送给了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该博物馆的发起人和首任馆长奥斯卡·冯·米勒当时正在为将于1925年开业的博物馆寻找“科技上的大师巨作”。
奔驰制造的第一台三轮汽车就像是一辆三轮自行车，实际上这台汽车上相当多的零件也确实来自自行车工厂：两个大大的辐条式后轮、较小的前轮以及转向机构，还有轻便的钢管车架、链条式传动装置、差速器甚至滚珠轴承等无不如此。巴登林业官员卡尔·德莱斯（Karl Drais）在1817年曾发明了一种能够行驶的装置（后来被称作“Draisine”），尽管算是最古老的可操纵的自行车，然而却没有进一步发展。较高的大轮自行车并不实用而且很危险，自从较低的自行车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流行，还有所谓的三轮自行车，即1880年以后，英国和法国出现了以电力驱动的三轮车。
奔驰在卡尔斯鲁厄高等技术学校完成大学学业后，又到机器工厂工作并积累了经验。1871年，他在曼海姆开办了自己的机器车间，未婚妻贝尔塔（Bertha），一个木工的女儿，给了他强有力的资金支持。1879年跨年夜，由他试制的第一台运转轻盈、由汽油驱动的固定式两冲程发动机在较长时间可靠运行后宣告成功。生产这台机器让奔驰获利颇丰，也使得他能够将精力集中于发明汽车的工作中。
在此期间，尼克劳斯·奥古斯特·奥托（Niklaus August Ott，1832～1891）在科隆成功发明了四冲程、油气混合气压燃式内燃机，并于1877年获得了专利。这台固定式发动机取得了巨大成功，其间，道依茨煤气机厂股份公司（Gasmtren-Fabrik Deutz AG）的首席工程师戈特利布·戴姆勒（Gttlieb Daimler，1834～1900）和威廉·迈巴赫（Wilhelm Maybach，1846～1929）也为此作出了贡献。这种新型的发动机在尺寸上小于蒸汽机，因此也更适于驱动车辆。此外，这种内燃机采用液体燃料，耗费更省，故障率更低，相较于煤气机操作更为简便，更不用同固定式的煤气管道连接在一起。它的优势显而易见，不过由于奥托式发动机起初受到专利保护，已经在100公里外成立公司的奔驰和戴姆勒的研究工作只能像探秘或者另辟蹊径一样进行。两人都认为液态燃料是驱动道路机动车辆的关键，不过在戴姆勒尝试用机器驱动四轮马车的同时，奔驰却研发着自己的车辆。
由于专利权过期以及其间的发明，奥托式发动机的专利权于1886年被取消。这为奔驰和戴姆勒研发并出售功率更大的四冲程发动机扫清了障碍。不过奔驰发明的汽车在德国起初并没有引发多大的关注。尽管报纸报道了1886年的处女航，但这只是1888年由奔驰本人在回忆录中所提及。实际上，贝尔塔·奔驰那次驾车旅行——不管她丈夫是否知晓——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试车或者展示的范畴。就算路上不得不找一家店购买燃料，这次运行也更证明了汽车相对于马车拥有更高的可靠性。
1888年在慕尼黑举办的动力机和工作用机器展览会上，奔驰车的亮相至少提高了它在跨地域以及专业领域方面的公众知名度。但是这并未给奔驰带来经济上的成功。起初要操作这台咔嗒作响的机器颇为耗时费力，同时聚精会神地操纵行进方向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台汽车大约有1马力，时速为16公里，同第一台火车头差不多快。尽管奔驰此后不断改进技术，却拿不出成功的销售策略，无法在潜在的客户面前展示它的用途，也就激不起他们的购买欲望。
最终，装有内燃机的汽车获得广泛的市场成功，还是先在法国实现进而回到德国的。当奔驰还把“骑老式自行车的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客户时，法国人首先迅速发觉了汽车的价值——作为运动用的奢侈消费品——并以此制定了市场战略。
公开的赛车活动无疑让新型汽车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识，1894年7月22日举办的首次重要的长距离赛车活动充分展现了汽油机汽车的巨大优势。在从巴黎到卢恩126公里长的赛道上，所有14台汽油机汽车都坚持完成了比赛。不过其中有13台车装载了戴姆勒生产的发动机，只有一台用了奔驰发动机，并由奔驰在法国的销售伙伴艾米勒·罗热（émile Rger）亲自驾驶。获得奔驰和戴姆勒两位德国工程师的生产许可后，法国开始自行生产发动机，后来又制造整车。
在自己生产的机动车取得专利之后，卡尔·奔驰一度将精力集中在生产固定式发动机上。这成了奔驰的主要经济来源，也让这家位于曼海姆的企业发展成为继位于科隆的道依茨煤气机厂之后的德国第二大发动机制造商。自1893年起，奔驰公司已完成了第1000台发动机的供货。1897年奔驰设计的“Cntra发动机”功率更大，也成为发展至今的水平对置式发动机的鼻祖。除了改进发动机技术外，奔驰还解决了转向问题，以便能够制造行驶更加稳定的四轮汽车。通过进一步改进马车结构中的转向节式转向机，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并获得了专利。1893年，装载该转向机的四轮汽车“维多利亚（Victria）”走向市场。一年之后公司通过销售“奔驰Vel型”车，销售量继续攀升，而这也是奔驰第一次批量生产的车型。随着汽车产业的不断拓展，1896年奔驰设立了一个单独的生产部门，并让奥古斯特·霍希（August Hrch）担任主管，此人便是后来霍希和奥迪汽车公司的缔造者。1899年起，奔驰公司改名为“Benz & Cie. AG”，1900年以603台汽车的销售量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随后三年，销量又回落到每年172台。
销售量急剧下落的原因之一，是位于坎施塔特的戴姆勒汽车公司（DMG）生产的梅赛德斯汽车（Mercedes-Wagen）取得的市场成功。［梅赛德斯于1900年成为产品名称，1902年成为注册商标，系由用戴姆勒汽车参加比赛的合作伙伴埃米尔·耶利内克（Emil Jellinek）的女儿的名字命名，“三叉星徽”则于1909年投入使用。］早在1901年，第一台“梅赛德斯”汽车就在法国汽车比赛中取得了三次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车辆使用了由博世（Bsch）开发的更好的低压磁电式点火器。罗伯特·博世（Rbert Bsch）1902年又为自己生产的改进型高压磁电式点火器取得专利并将其投放市场，不仅提高了转速，还减小了机件的体积。在此之前，保持对油气混合物的精确点火时间一直是汽车发展的一个弱项，博世的点火器则让汽车内燃机功率更大、转速更高，并能更加可靠、持久地运转。
Benz & Cie股份公司一度错过了研发速度更快的汽车的机会，并陷入了一场危机。直至公司创始人奔驰于1903年退出管理层，并让一支法国工程师团队将曼海姆的这家公司的生产重点转到研发功率更大的汽车上后，危机方告结束。“闪电般的奔驰车”1909年问世，功率达到200马力，最高时速为228公里，它在赛车场上为公司带来了声望，对于汽车企业来说，当时的这种成功比现在更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动了汽车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军事车辆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汽车制造业陷入困境，由于经济不景气，汽车向民用产品转换的过程十分艰难。《凡尔赛条约》又堵住了德国汽车的出口之路。除此之外，市场上新的汽车制造厂商又不断涌现。为了撑过这一景况，Benz & Cie股份公司同戴姆勒汽车公司于1919年起逐渐融合，广告说道：“德国最老而且最大规模的两家汽车企业团结了起来……”两家竞争企业于1926年7月以合并后的戴姆勒—奔驰股份公司面世，商标也是相得益彰，由奔驰的月桂叶花环和戴姆勒的三叉星徽共同组成。
从个人交通工具发展大众化的角度看，奔驰、奥托、戴姆勒和博世的发明创造意义非常。奔驰申请机动车专利权才过了几十年，汽车就挤掉了行人和马车在公众道路上的原有地位，成为道路交通的主宰。卡尔·奔驰本人对于神化他自己的发明并赋予其纪念意义做了不少工作。他重新组装了自己的第一台汽车并将其赠送给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的行为使他得以澄清那个争论已久的问题：究竟谁才是第一台汽车的发明者？1906年，这台汽车同首批“科技精品”一道，在位于慕尼黑马克西米利安大街的老国家博物馆的一次临时展览中与公众见面。1925年奔驰再次出借此车，参加在慕尼黑举办的一次汽车巡礼活动。
2011年以来，奔驰在1886年取得的专利文件除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外，还连同汽车的结构图、使用说明书一同被列入“全新文本形式：技术文档（ganz neue Textfrm：die technische Dkumentatin）”和“通俗易懂的示范文本（vrbildlich verstndlich［er］）”［霍伊申（Hischen）语］，进而成为德意志语言文化的瑰宝。
060 化学制药工业成为世界市场领先者
阿司匹林
Die pharmazeutischchemische Industrie wird zum Weltmarktführer
阿司匹林的最初形态为粉末状，它被誉为“百年老药”，不过对它的发明者目前尚存争议。
是什么能让一位歌剧中扮演主角的男高音、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次登月任务、一位牧师和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市长，包括我们当中的许许多多的人相互产生联系？卡鲁索（Carus）用它来对抗天气变化引起的难忍疼痛，托马斯·曼（Thmas Mann）用潘趣酒将它送服，“阿波罗11号（Apll 11）”在1969年首次登月时将它带上了太空，唐·卡米洛（Dn Camill）则建议他的对手用“一杯葡萄酒和两片美妙的阿司匹林”来抵御流感。还不仅如此：奥特嘉—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在他著名的《群众的反叛》（Aufstand der Massen，1929）中将它称为自己所在年代的标志；据说“神奇郎中”拉斯普京（Rasputin）曾在20世纪初“无意中”治愈了沙皇尼古拉二世（Niklaus II）的儿子和皇位继承人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Alexei Niklajewitsch）的血友病，是因为他将正用阿司匹林给太子治疗关节痛的医生赶走了。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在与当时的女友通信时也提到过它；《好兵帅克历险记》（Die Abenteuer des braven Sldaten Schwejk）中也出现了它的影子；卡尔·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库尔特·图霍夫斯基（Kurt Tuchlsky）和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在各自的作品中均描述过它；汉斯·赫尔穆特·基斯特（Hans Hellmut Kirst）在小说《08/15》（Null-acht-fünfzehn）中提到过它；埃德加·华莱士（Edgar Wallace）和瓦尔特·肯波夫斯基（Walter Kempwski）也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到过它。就连酒徒、有自杀倾向、意志消沉的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 Pessa）也在他后期创作的诗歌《我得了重感冒》（Ich habe eine schwere Erkltung，1931）的结尾尚存希望地写道：“……我需要真理和阿司匹林。”
人们通常认为，阿司匹林（Aspirin）诞生于1897年。“A”代表乙酰；“spir”取名于水杨酸的化学名称“Spirsure”，它是古老草药“绣线菊（Mdesü）”的萃取物；结尾的“in”往往代表药品。
在阿司匹林出现的数千年以前，人类就已经学会了使用药物。公元前2000年，古埃及人就认识到用风干的桃金娘叶制成汤剂可缓解疼痛症状。“医生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crates）使用从柳树皮中提取的液体治疗发热和疼痛；古罗马人，以及像印第安人等许多未开化的民族也都对这个药方有所了解。在中世纪，这一疗法大面积失传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人们开始部分地使用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的奎宁（Chinin），特别是以柳树皮的萃取物作为药方基底，以保护当时蓬勃发展的编篮业不被定为犯罪。在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期间，欧洲对金鸡纳树皮的进口中断，因而寻找具有相同疗效、在欧洲常见的柳树皮提取物作为替代基底遂开始成为主流。1828年，慕尼黑成功提取出水杨苷；1838年，巴黎成功提取出水杨酸；1853年，斯特拉斯堡首次成功提取了乙酰水杨酸（ASS，尽管提取纯度不高且不可长久保存）；1859年，赫尔曼·科尔贝（Hermann Klbe）在马尔堡作了化学分析，并成功制取了乙酰水杨酸合成物。之后他的学生弗里德里希·冯·埃登（Friedrich vn Heyden）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拉德博伊尔（Radebeul）开始工业化生产，并很快取得了成功。
但是制成的药物口感粗劣，以至于继续研制易于人们接受的水杨酸成为一种必要，在这方面走在前面的是拜耳集团（Bayer）。1897年，拜耳集团的博士费利克斯·霍夫曼（Felix Hffmann，1868～1946）在由博士亚瑟·艾兴格林（Arthur Eichengrün，1867～1949）领导的研究部门成功合成了纯乙酰水杨酸药物，该药物口感酸涩，可以有效缓解疼痛和退热；这一合成药物在当时被认为对胃没有刺激且易于吸收。根据1934年的报道，霍夫曼很有可能是在使用此药物治疗父亲的风湿性关节病时，父亲的胃因受刺激而疼痛难忍，进而发现了它的副作用。霍夫曼1897年8月10日的实验报告被视为阿司匹林的“出生证明”。
不过一年半以后，也就是1899年1月23日，这一合成药物才被取名为“阿司匹林”。它于同年2月1日在德国注册商标，3月6日在柏林的皇家专利局登记商标，登记号为36433。不过此次登记并没有取得专利，因为从1897年开始，位于拉德博伊尔的冯埃登化学制药厂就已经生产和销售乙酰水杨酸合成药物了（后来改为乙酰）。直到1921年，拜耳集团才在德国获得了一个制作流程略有修改的专利。在经过与冯埃登药厂旷日持久的诉讼后，阿司匹林首先在英国获得的专利被宣布无效，但在美国它于1900年就已经获得了专利；1909年，拜耳集团在美国销售的阿司匹林已然占到了全世界销量的近三分之一。虽然冯埃登药厂和拜耳集团在有关阿司匹林的专利问题上存有争议，但这并不妨碍双方维持商业伙伴关系；冯埃登药厂长期向拜耳集团提供生产原料。
从经营和竞争的角度上看，阿司匹林得名前所耽搁的一年半时间负有责任，尤其是竞争者均在这方面大费周章：虽然霍夫曼在他实验报告的最后一行自信地写道，新药物已“通过可用性测试”，阿司匹林的问世仍被推后了。原因之一是，拜耳医药实验室的领导（1897年4月上任）海因里希·德雷泽（Heinrich Dreser，1860～1924）错误地估计了阿司匹林的市场前景；原因之二是，他认为阿司匹林会对心脏造成损伤。德雷泽认为，霍夫曼或艾兴格林无论如何也需要将此药物交由柏林的医生做秘密临床实验。他在事后强调说，在可能的情况下也需要艾兴格林以身试药，也许还需要拜耳集团总经理卡尔·杜伊斯贝格（Carl Duisberg）的推动，直到艾伯费尔德（Elberfeld）总部的“刹车者们”变成跃跃欲试的支持者。
和几乎所有的药品一样，制成的阿司匹林一开始为粉末状，不过一年后就被压制成了可溶于水的片剂，因此开了所有重要药物的先河，并从1904年开始印上了拜耳十字（拜耳集团的标志）。因为专利问题，阿司匹林当时只能在美国销售，而且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拜耳集团的资产被没收就停止了。尽管为了扩大销售市场，拜耳集团还进行过无数次仿制药品（非专利药）的尝试，阿司匹林的成功仍然不可阻挡。伪造阿司匹林虽然是不法行为，但是仍有病患愿意为此铤而走险。
一战德国战败后，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拜耳集团失去了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商标权；直到1994年，拜耳集团才以10亿美元的高价回购了1919年以530万美元拍卖给出价最高的美国的商标权；从那时开始，阿司匹林得以再次由拜耳集团在美国销售。不过迄今为止，“阿司匹林”这个名字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已是一个自由标记，不再默认为属于拜耳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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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以及对其的梳理工作往往也会涉及这个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会提出的问题是，拜耳集团是否使阿司匹林的发展史“雅利安化”了？在阿司匹林获批面市后，艾兴格林担任拜耳集团的医药部门主管，后于1908年离开拜耳，成功创办了自己的化工企业。在“第三帝国”时期，身为犹太人的艾兴格林遭到了迫害，1943年以后被关押在特雷津集中营（KZ Theresienstadt）。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内，他在给公司的信中写到自己于1941年在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的一次展览上才了解到，拜耳集团将阿司匹林的发明归功于德雷泽和霍夫曼，对他曾经的参与避而不谈；1949年他又在某出版物中强调了这一点。此后，直到1999年，对于此事的这种表述一直被忽略。根据对拜耳集团档案的整理和分析，苏格兰医史学家瓦尔特·斯尼德（Walter Sneader）支持了艾兴格林的观点。不过，拜耳集团仍然继续将霍夫曼确立为阿司匹林的发明者，并指出，不可能基于不完善的资料再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声明。82岁高龄的亚瑟·艾兴格林于1949年在泰根湖畔巴特维塞（Bad Wiessee am Tegernsee）去世。
费利克斯·霍夫曼一生谨言慎行、低调谦虚。他出生于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在经过药剂师学徒期、大学深造和取得博士学位后，26岁的他进入了拜耳集团。随着阿司匹林的问世，他以实验室化学研究员的身份履行完五年合同后，于1899年4月1日被任命为拜耳集团的市场部门主管，部门的建立一直与他的名字相关联。他在1901年获得了这一职能部门的委任书。1928年底，60岁的他退休，后被拜耳集团视作“元老”。没有任何一种药能比阿司匹林被更多地研究，也没有任何一种药能比阿司匹林更为人所知——尤其是英国的约翰·罗伯特·范恩爵士（Sir Jhn Rbert Vane）于1971年证明了乙酰水杨酸当时并未被发现的预防血小板凝结的特性，并因此于1982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后，更是如此：阿司匹林并不是现在才从“世界名药”变成“百年老药”（范恩语）的；然而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它的副作用。
阿司匹林是德国发明的、最闻名于世的药物，它不仅是一个企业的标志，还代表了德国化学制药工业的整体发展水平。19世纪中叶以前，德国化学制药工业就开始崭露头角，它的产生往往依托于药店，比如世界上最古老的医药企业默克集团（E. Merck-Darmstadt，1668）就是这样。
1860年代，随着拜耳颜料公司（Farbwerke Bayer，1861）、后来的赫希斯特颜料公司（Farbwerke Hechst，1863）和巴斯夫公司（BASF，1865）在路德维希港成立，德意志化学制药工业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一战前，德国制药行业几乎毫无争议地跻身世界领先行列。1931年，德国化学工业产品的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28%，赫希斯特颜料公司以拥有约10000名员工而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化工企业，它在1890年代后的分红高达20%～30%。德国化工这唯一一次世界范围的繁荣发展与这一时期德国自然科学的突出地位紧密相关，也是企业联合组织和卡特尔大力推动的结果。一战的战败使德国失去了这种统治地位。1925年，德国若干家化工企业联合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企业法本公司（I.G. Farben）。由于投身纳粹主义、从事军火生意和使用强制劳工，法本工业集团最终遭到解散，并进行了破产清算。组成法本公司的各个企业以此前的或新的组织结构继续独立存在，所有权转移的情况也经常出现。目前，德国是全世界化学制药品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
061 从绘画故事到现代漫画
“面带笑容悲观主义者”威廉·布施的铅笔
Vn der Bildergeschichte zum mdernen Cmic
那个经常脾气暴躁、对自己感到不满意的画家对他的画笔却有着近乎真挚的感情，他画作协调的美感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他的铅笔，幽默诗人、画家和漫画家威廉·布施（Wilhelm Busch，1832～1908）什么都干不了，他用铅笔画草图，用钢笔完成，几乎不着颜色。他曾表示，只有用铅笔他才能“流畅地将情景表现出来”，而且今天没人能确切地说出他一生中究竟“消耗”了多少支铅笔。图中的这4支铅笔被妥善地保管起来，此外还有设于纽伦堡施魏因瑙（Schweinau）的G.W. Sussner公司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Trwitzsch & Shn公司生产的铅笔。威廉·布施尤其常用和爱用的铅笔来自A.W. Faber公司，该公司位于纽伦堡弗兰肯地区的施泰因镇（Stein），铅笔的原产地也是铅笔制作者的住址。虽然威廉·布施非常晚才使用了这个品牌经典的六角形铅笔［辉柏嘉（Faber-Castell），1905年以后］，不过“他的”石墨笔芯的Faber铅笔已经涵盖了不同的硬度和粗度。他与这一“绘画工具”之间近乎真挚的关系甚至再三成为他绘画故事书的主题。威廉·布施于28岁创作的一首“叙事诗”《一支铅笔的可怕结果》（Schreckliche Flgen eines Bleistifts，1860）中写道，老师提醒同样天赋异禀又自命不凡的绘画学校学生佩德里罗（Pedrill），说他“将7号铅笔两头削尖的做法是错误的，即便他认为这样更加实用”。佩德里罗爱上了他的模特——一位漂亮的西班牙裁缝之女，这场爱恋的结束是致命的：“啊！一支7号铅笔，/佩德里罗削的铅笔，/两头尖尖，/它让血液喷洒。”在《呼噜猪和蜜蜂》（Schnurrdiburr der die Bienen，1869）中，铅笔变成了一支赐予意象诗人灵感的“魔杖”：“噢，缪斯！给我那支Faber笔/必须要是纽伦堡制造的！”许愿者受到了激励，手中的铅笔立刻如有神助，有如插上了“飞马（Stecken-Pegasus）”一样想象的翅膀，仿佛乘着魔帚在虚构的世界里翱翔。
在《被耽误的诗人——巴尔杜因·贝拉姆》（Balduin Bhlamm，der verhinderte Dichter，1883）中，对诗歌创作灵感的希望也被寄托在了该品牌铅笔的身上：诗人的额头如同“轻风拂过/Faber铅笔让思想闪光”。威廉·布施甚至知道怎样充分发挥手中不同硬度Faber铅笔的“变化多端”，让笔下生花，画出充满艺术性的画作：他的《画家克莱克瑟尔》（Maler Klecksel，1884）中的“小市井”人物库诺（Kun）成功地击败了艺术批评家欣特施迪希博士（Dr. Hinterstich），在一场扭打中，库诺像骑士“抽出”一把剑那样抽出一支“Faber 5号铅笔”，用它的笔尖朝着批评家的臀部“猛戳了好几下”。克莱克瑟尔最后意味深长地总结道：“一个真正的画家，聪明又勤奋，/随身总带着一支削尖了的铅笔。”
靠着绘画铅笔，出生于萨克森偏远地区维登萨尔（Wiedensahl）的海因里希·克里斯蒂安·威廉·布施（Heinrich Christian Wilhelm Busch）成了世界著名的画家，他大多数故事的灵感来自自己的家乡。1847～1851年他就读于汉诺威的综合技术学校，1851年在杜塞尔多夫，1852～1853年在安特卫普，1854年以后在慕尼黑学习绘画，1858年他作为自由雇员受聘于当地开办的第一家德语讽刺幽默周刊《传单》（Fliegende Bltter）。在威廉·布施的“恶作剧画”日趋成熟，以及他的“首创”（从1859年开始）发表之前，他一开始也为周刊的一些外语文章画过插画。1861年，他出版了首本带有押韵双行诗的绘画故事书《乌鸦的巢》（Das Rabennest）。威廉·布施的早期作品主要包括顽童的故事，以及带有人物和“人格化”动物的灾难性绘画故事入门，故事取材于18、19世纪的通俗文学作品，尤以童话、传说和寓言为主。
这种也被歌德评价为带有平版印刷绘画的“奇异小说”是一种新型幽默讽刺表达形式的基础，兼具画家和诗人天赋的威廉·布施将它发扬光大，他构建了一个动态的文本—绘画创作流程，并将诗歌艺术同绘画艺术紧密地结合成了一个艺术整体。他的押韵准确、通畅、具有文学水准；他的文字富有想象力，至今仍广为流传。
他出版的第一本绘画故事得到的反响虽然不热烈，但是他在艺术上的自我定位方面却获得了突破，而且他首次结束了入不敷出的状况。《马克斯和莫里茨》（Max und Mritz-eine bubengeschichte in sieben streichen）于1863～1864年一经出版，从第二版（1868）开始便取得了巨大销量，1870年就已经出版了第五版，尽管大多数人批评它是轻浮且对年轻人有害的鼓动性宣传。事实上，威廉·布施将模棱两可的讽刺口吻、幸灾乐祸和更“辛辣的”作品作为道德启蒙教育的一部分，正如二十年前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ffmann）在他的《蓬头彼得》（Struwwelpeter，1845）中对孩子的塑造一样。霍夫曼的作品重点强调了孩子要为他们犯下的错，或者说做出的错误行为受到惩罚，《马克斯和莫里茨》也是如此。在威廉·布施的这部作品中，由于孩子对成人恶作剧，孩子或动物要接受被受害者或第三人的报复以示惩罚［引自吕勒（Rühle）］。
就这样，威廉·布施的一个并不被看好的作品开始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绘画故事；事实上，起初他不计报酬地将手稿交给的第一位出版商拒绝了他；第二位出版商海因里希·里希特（Heinrich Richter）通过一次性支付给威廉·布施1000古尔登获得了全部版权，以后仅靠此作品的收入就可以衣食无忧。在近四十年之中，这部作品再版了50次（截至1904年），直至1925年的总销量达到了150万本。在威廉·布施生前还出版了合订本和流行本，他的作品合集首次出版于1943年。今天，这部作品被翻译成了300种（甚至不乏遥远国度的）语言和方言，一些无法翻译的“布施式”拟声词，譬如“schnupdiwupp”被作为通用德语为读者所接受。
威廉·布施的《马克斯和莫里茨》被胡尔达·冯·莱韦措（Hulda vn Levetzw）于1896年照搬进了她的《利斯和莱妮》（Lies und Lene，利斯和莱妮是她虚构的马克斯和莫里茨的姐妹），它的副标题是《给大人和小孩的七个恶作剧故事书》（Buschiade für Gr und Klein in sieben Streichen）；这个故事在同年也被别人抄袭，并在英国以《唠叨和瓶子》（Ttle and Btle）的名字出版；它还于1897年在美国被德裔美国人鲁道夫·德尔克斯（Rudlph Dirks）改编成《柯茨纽珈玛家的孩子》（The Katzenjammer Kids），刊登在《纽约新闻报》（New Yrk Jurnal）的周日附刊上，它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连环画；1903年出版的由路德维希·托马（Ludwig Thma）写作、托马斯·特奥多尔·海涅（Thmas Thedr Heine）配图的《坏男孩》（Die bsen Buben）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嘲讽，它同时鼓动人们反对教权主义和“尖顶头盔—军国主义”，出版当年还举办了威廉·布施70岁诞辰的庆祝仪式；这个故事还被加以利用，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改编成了《战地里的马克斯和莫里茨——一个有趣的士兵故事》（Max und Mritz im Felde. Eine lustige Sldatengeschichte，1915），从前的淘气鬼突然变成了战士，“同英勇的光荣部队一道，为德国的荣誉而战”，并为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效劳。
威廉·布施称他创作的这个“东西”根本没有艺术价值，他将它看作“纽伦堡的小玩意儿（Nürnberger Tand）和简单的滑稽诗（Schnurrpfeifereien），它的价值不在艺术方面，而是在试图迎合公众的需求上”［魏斯魏勒（Weissweiler）语］。不过，这个被称为谦虚又不善交际的“面带笑容悲观主义者”（魏斯魏勒语）还是通过他的绘画—押韵—诗歌开创了一种新型的表现形式，只是展现了顽童表面上的无恶意和幽默。他充满想象力的虚拟悲惨场景、暴行、谋杀以及在流水线上被输送的尸体残肢极大地扩展了这一领域。不仅如此，他笔下诙谐又讽刺的故事所蕴含的双重道德［引自于丁（Ueding）］、深刻“且向暴虐狂发展的幽默”［柯尼希（Knig）语］，以及破坏社会秩序的兴趣使他的一些创作成为针砭时弊的讽刺作品，尽管这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还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将德意志帝国建成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延续的政治愿望（1864），在“文化斗争”背景下尖锐抨击了天主教会的圣像（1870），在教宗宣布“教宗无谬误”之后批判了耶稣会（1872），在普鲁士围攻巴黎期间大力主张反法（1870），还讽刺了他汉诺威同乡的反普鲁士思想（1873）。
威廉·布施无所顾忌，甚至可以说他有意触犯禁忌，在性爱描写上不断触碰边界，他也对所处时代的陈腐思想极尽利用之能事。对反犹主义的陈词滥调也是一样，纵然他笔下夸张的人物形象会让人注意到他们被其他犹太人拿来取乐；最后罗伯特·格恩哈特（Rbert Gernhardt）［引自戈洛·曼（Gl Mann）］指出，威廉·布施作品中只有少数犹太人的形象“被歪曲了”，不过他确实“利用了”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偏见。人们总体上认为，威廉·布施作品的“深度”在一个由精确象征和比喻组成的“秘密绘画语言”［皮茨克（Pietzcker）语］中被加密。在这种押韵形式中，他为荒诞的世界和生活状况配上了插图，开辟了未知的道路——也为艺术家们开辟了认识自我的道路。时至今日，他的作品仍活跃在各类媒体乃至广告中，这也要归功于他优秀的心理学知识，即便他自身脾气暴躁且不容易相处；此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曾是他忠实的仰慕者之一。
1960年代以后的评论认为，威廉·布施的绘画故事开了漫画的先河，对此有大量证据佐证：例如在他早期的绘画故事《可恶的捉狗人和可怜的小狗》（Der bse Hundsfnger und das arme Hündlein，去世后方才出版）中，威廉·布施就尝试用几近于电影的方式连续排列图片，这比系列漫画《阿斯泰利克斯》（Asterix，1959）早了将近100年。此外，他还影响了“对话框故事”，也就是连环画的开端。作为一种像《格林童话》一样受欢迎的、老少皆宜的家庭读物，威廉·布施的绘画故事在1945年后的德国也流传甚广，就像“超人”等非讽刺性英雄让美国漫画文化流行起来一样。在德国分裂时期，东西德的漫画世界也“分裂”了。1950年代以后，《梅基》（Mecki）和《一刻不停的尼克》（Nick Knattertn）在联邦德国风靡一时，罗尔夫·考卡（Rlf Kauka）出版的《费克斯和福克西》（Fix und Fxi）成为与从美国引进的《米老鼠》（Mickey Muse）相抗衡的对手。同一时期在民主德国流行的是《迪格达格斯》（Digedags）和《阿布拉法克瑟》（Abrafaxe），它们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审查下于1955年发表在《马赛克》（Msaik）和《腐蚀》（Atze）等漫画和绘画杂志上。1960年代下半，西方出现了各式各样在大众传播方面针对《马克斯和莫里茨》作部分抄袭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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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对威廉·布施本人及他的押韵诗和绘画的改编、戏仿、模仿、复制以及抄袭等的影响力仍然巨大，对他作品的配音，以及电影和舞台剧的改编也是如此；不过，一些“重制”版本只是证明了这一题材是多么经久不衰。威廉·布施的一生必定充满了自我怀疑和挫败感。他徒劳地想要得到作为画家和抒情诗人的认可，他与那个年代的道德观念极为格格不入，他抽烟喝酒非常凶，他的婚姻以不幸而告终，他让他的姐姐操持家务，这让其他人难以忍受。他多次被评为“德国幽默大师”，作为“风格鲜明的名家之一”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引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没有人能像约阿希姆·林格尔纳茨（Jachim Ringelnatz）一样将威廉·布施的亲切形象诉诸笔端，他在纪念“布施大师”100周年诞辰所作的诗的最后几行中这样写道：“……百年威廉·布施。/我感到/仿佛就是一瞬间。/我不必多说。/只想摘下帽子/从边上溜走。”
062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小黑人赛洛缇-莫尔
Weltmachtplitik und Klnialismus
19世纪末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异国题材都很受欢迎，充满异国色彩的人物成了殖民主义的象征。
当柏林的巧克力制造商赛洛缇（Sartti）于1918年8月将三个“莫尔（Mhr）”捧着托盘接连跑向前的画面作为其商标展示时，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甜食长期以来都只是记忆中的一种奢侈味道。德国的物资供应情况不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最后几周可以用近乎灾难来形容。从战争导致的海上封锁开始，德意志帝国就一直无法进口制作巧克力的原料可可生豆，而赛洛缇股份有限公司早在1915年就已经耗尽了库存的最后一批紧俏的可可原料，遂只得转而生产水果罐头、果酱和“战争饼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