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所有出土文物的定年，时间定格在了公元9年，这一年在条顿堡森林中爆发了后来以胜利者阿米尼乌斯（Arminius）或失败者瓦卢斯（Varus）命名的著名会战。这样一场可能持续三四天的战斗一定发生过，并有文字记载为证，不过具体的发生地点却一直没有确凿的说法。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卡尔克里泽至少是这场会战一个保存甚好的现场，罗马人在这里损失了三个军团的力量：共15000～20000名士兵以及4000～5000头用于骑乘、耕种和驮货的牲畜。此外，这些军团“金鹰旗”的倒下成为罗马人标志性的耻辱事件，罗马数字17（XVII）、18（XVIII）、19（XIX）也因此不再被用于军团编号：要避免一切关于那次惨痛失败的回忆。实际上，罗马人对继续攻占前莱茵地带（Rheinfrnt）[1]心存畏惧，他们害怕高卢的陷落会促使日耳曼—高卢反罗马联盟被建立起来。
阿米尼乌斯原本是一名对罗马友好的切卢斯克贵族（adeliger Cherusker）和军官，被授予过罗马公民权，也是瓦卢斯曾经的密友。后来他以罗马后备军首领的身份在他的家乡日耳曼尼亚发起了针对罗马军队的反击。这场“叛乱”是否与总督瓦卢斯在当地实行的同前任总督提比略（Tiberius）一样的暴政有关，目前仍存在争议：阿米尼乌斯谋反和叛乱的真正动机尚不清楚。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在内外局势和冲突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罗马人对当时被征服疆域的统治仍不稳固。
提比略曾在奥古斯都皇帝统治下的日耳曼行省担任过两年总督，瓦卢斯是其继任者。公元9年的夏天，为了镇压事实上由阿米尼乌斯密谋的叛乱，瓦卢斯率领由切卢斯克族人辅助的三个罗马军团从威悉河（Weser）大本营动身。当时罗马帝国内部的局势尚且稳定，以至于瓦卢斯选择了一条看上去安全的道路，因为途经的日耳曼部落已在很大程度上罗马化了。然而这条路也将他引入了日耳曼人设下的伏击圈，并导致了罗马军团的溃败。失败是灾难性的：按照罗马人的惯例，瓦卢斯最后死在了自己的剑下，他手下的军官也和他一样选择了自杀。瓦卢斯的首级被绕着罗马游行了一圈，皇帝奥古斯都最后将其光荣地安葬在了自己将来的陵墓中。传说中，他曾在听闻军队惨败的消息后大声疾呼：“瓦卢斯，瓦卢斯，还我军团！”
会战结束后不到两天，罗马军团溃败的消息就传到了莫根提亚肯（Mgntiacum，今美因茨）。为了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防止莱茵河左岸部落因此脱离罗马的统治，驻扎在美因茨的罗马军队副将，也是瓦卢斯的副手和侄子听闻后便急忙带着两个军团向莱茵方向赶去，对莱茵河右岸的所有阵地则采取放任态度。日耳曼人尽管占领了许多要塞和堡垒，却没有再组织起一个针对罗马的部落联盟，因为他们相互之间并不团结，其中尤以马科曼尼之王马尔鲍特（Markmannenfürst Marbd）和阿米尼乌斯的矛盾最为激烈。公元21年，阿米尼乌斯在与同族人争执后被刺身亡。
瓦卢斯的惨败让罗马帝国征服日耳曼尼亚的进程一下推后了二十年，因此为了保住对高卢和莱茵河一线的占领，以及防范对方入侵，吃一堑长一智的提比略在公元10年的春天决定撤军，并对莱茵军团进行强训和重新整编。在他强有力的措施下，罗马帝国在莱茵河右岸地区的统治很快便恢复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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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作家，瓦卢斯都被错误地刻画成一个无能、自负且贪财的角色，而阿米尼乌斯的形象则被抬高甚至歪曲。从15世纪和16世纪初塔西陀（Tacitus）的著作被再次发现开始，阿米尼乌斯便被塑造成了德意志的“民族英雄”，塔西陀将他描述成“毋庸置疑的日耳曼尼亚解放者”；在他的笔下，德意志的历史仿佛也是由阿米尼乌斯开启的。人文主义诗人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n Hutten）也是“阿米尼乌斯崇拜”的缔造者，这一点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反映宗教改革和反教宗思想的文录《阿米尼乌斯》（1529）中有所体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则向阿米尼乌斯“德语化”的名字“赫尔曼（Hermann）”表达了诗意的“祝福”和“由衷的热爱”。
作为德国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以及博学的“民俗学之父”，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ser）还创作了一部以阿米尼乌斯为主人公的悲剧（1749）；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hann Gttfried Herder）对日耳曼人的法律表示赞扬；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卜施托克（Friedrich Gttlieb Klpstck）在他的《赫尔曼三部曲》（1769、1784、1787）中将阿米尼乌斯称为“民族英雄”。后来拿破仑占领和德意志解放战争（Befreiungskriege）又给这一主题提供了新的“养分”：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ritz Arndt）书写了一个“新赫尔曼”；“体操之父（Turnvater）”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要求将瓦卢斯会战的爆发日期定为德国的国庆纪念日（直至1910年前后，9月9日一直被当作这场持续三天战斗的开端）；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n Kleist）在他的剧本《赫尔曼会战》（Hermannsschlacht，1808）中将法国人比作罗马人，将普鲁士人比作切卢斯克人，不过他的剧作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才被当作“国庆剧目”进行演出。此外，在鲁尔占领期间还上映了一部同名的无声电影。
维也纳会议过后，普鲁士和奥地利政府视“阿米尼乌斯神话”为威胁，少年团体也禁止以他的名字命名；虽然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在他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神话》（Deutschland. Ein Wintermrchen，1844）中嘲讽了瓦卢斯会战中的民族主义情结，但众所周知的是，他也为赫尔曼纪念碑的建造“捐出了一份善款”。为了实现宣传许久的竖立赫尔曼纪念碑的想法，一个专项协会于1838年成立，并于1841年在代特莫尔特市（Detmld）格罗滕堡（Grtenburg）386米高的山上打好了基石。纪念碑于1871年完工，并在1875年举办了落成仪式；在数千名参加者面前，出席典礼的德国皇帝威廉一世被与阿米尼乌斯相提并论。
历史画也偏爱这个主题。而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文学领域一直将阿米尼乌斯对瓦卢斯的胜利看作德国历史的开端和基石：费利克斯·达恩（Felix Dahn）在他的畅销书《罗马之战》（Kampf um Rm）问世前四年就写下了《瓦卢斯会战的胜利赞歌》（Siegesgesang nach der Varusschlacht，1872），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特奥多尔·蒙森将这场会战称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187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后来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称德国民族意识的产生始自瓦卢斯会战。
在帝国时代，赫尔曼纪念碑成了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的朝圣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伊始，赫尔曼神话对于德国国内党派的“休战”无疑是有意义和利于团结的，一战结束后则成为所谓“背后一剑（Dlchstlegende）”[2]的说辞。希特勒在1926年造访了赫尔曼纪念碑，一年后正值克莱斯特诞辰150周年，希特勒的首席幕僚罗森堡（Rsenberg）借机在帝国总理府展出了8条特别制作的壁毯，其中一条上描绘的便是瓦卢斯会战。相对于被动防御，希特勒更喜欢寻求扩张，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法西斯朋友墨索里尼没有任何分别，倘若阿米尼乌斯是失败的一方，对于日耳曼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赫尔曼纪念碑的整体高度为53米，其中人物雕像高26米，它有可能是建成十年内世界上最高的雕塑。现如今它是德国最受欢迎的一座纪念碑，每年接待访客近百万人次，而距离纪念碑仅约100公里远、存放着2000年历史文物的卡尔克里泽博物馆却依然游人寥寥，甚至无人问津。
不管作为历史转折、重大事件还是众多会战之一，对瓦卢斯会战和赫尔曼神话的记忆，以及它们在社会或（和）政治潮流推动下的工具化发展，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德国历史的生动一面。
004 德国的葡萄酒文化
诺依玛根运酒船
Die deutsche Weinkultur
这是一块“运酒船”造型的墓石，它在首次展出时便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2007年以后，甚至有人根据它的样子仿造了一条真船。
这样一件如此具有魅力、富于想象力的物品是如何在它产生近1700年后，在远离它最初的地点被发现的呢？1878年，它从位于诺维奥玛古斯（Nvimagus，诺依玛根的拉丁文名称）的君士坦丁小城堡地基中被发掘出来，出土地点所属的诺依玛根/摩泽尔河区域（Neumagen/Msel）可能是德国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地。除其他文字记载以外，特里尔（Trier）政府官员奥索尼乌斯（Ausnius）在371年写下的著名田园诗游记中也提到了“Msella”（今摩泽尔）、诺依玛根和葡萄种植。诺依玛根曾是一个船运周转地和堆货场，也是远航贸易线路的枢纽。这艘“运酒船”的出土被后人视为“幸运的发现”，它被证实是公元3世纪早期某个大型墓碑的最初组成部分，它不是曾竖立于特里尔城门前罗马人的公墓中，就是曾被安放在摩泽尔河上游的某个中等规模的农庄内。
由于墓石上并没有出现任何碑文或图案，我们只能依靠这块“运酒船”墓石推测死者的身份。可以肯定的是，墓碑的主人家境殷实，他可能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也可能是一位大庄园主、高级军官、船东、船舶或葡萄酒爱好者，还有可能是一名当地最常见的罗马葡萄酒商。首先，船上装载的货物给出了线索；其次，从2名舵手之一所“流露出的”面部表情看出，他是一个“好酒之人”。迄今为止，诸如此类的推测一直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至于它是罗马晚期哪种样式的战船，并没有确切的答案：船上带有6名划桨手，舷栏杆上装有舷墙，船头和船尾雕刻着起威慑作用的兽首。无论如何，打造这个墓碑的石匠并没有表现军事用途的意思，在最突出的大木桶中装的可能是盐、鱼露，也可能是啤酒，可能性最大的是红酒——说不定它是一艘退役后用于葡萄酒运输的战船。
事实上，罗马人确实会将自己产的葡萄酒装进酒桶和双耳瓶中运往日耳曼尼亚，因为从凯尔特人时期开始，他们就不喜欢用野生葡萄酿造而成的“本地酒”。他们还通过罗讷河谷（Rhnetal）将家乡的葡萄藤运到摩泽尔河和莱茵河流域；他们的葡萄酒酿造在当地愈发受到欢迎，1世纪末甚至为了促进葡萄酒进口而被限制产量。到3世纪的最后25年，葡萄酒（平时兑水饮用，特殊场合直接饮用且味道更好）的消耗开始大幅提升，因此进口量也随之提升。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甚至还设有葡萄酒管理专员，履行国家对当时大片葡萄种植园的监督管理职能。摩泽尔河上的葡萄酒运输因而变得更加的繁忙，葡萄酒商的数量也随之增多，这些人完全有能力为自己建造彰显身份的墓碑。
从7世纪头25年开始，德意志领土上的葡萄酒酿造蔓延到了莱茵河右岸区域，6～7世纪以后，多瑙河以南的地区也开始酿造葡萄酒。查理大帝颁布了《庄园法典》（Capitulare de Villis），除了用此管理他的产业之外，还规定葡萄酒应储存在橡木桶而不是酒囊，即动物皮囊（更难清洗且容易导致葡萄酒迅速老化）中，并且出于卫生原因禁止使用脚踩的方式榨取葡萄汁。而他自己“用餐时却极少喝超过三杯酒”［艾因哈德（Einhard）语］，不管有多少诸侯反对，他仍宣布禁止在公共场合强制售酒。七个世纪以后，马丁·路德悲叹道，“我们布道、呐喊、再布道，可惜用处并不大”，这件事在他看来并不是宗教上的节欲，而只是一种节制。
中世纪早期的葡萄品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从13世纪开始便出现了“匈人酒（vinum hunnicum）”和更珍贵的“法兰克人酒（francium）”，而它们的差别和葡萄酒的颜色并没有关系。因为在15世纪中叶，人们主要饮用红葡萄酒；而在13世纪时白葡萄酒则更为流行。葡萄酒文化的中心是修道院，不仅仅因为葡萄酒是举行弥撒仪式的必需品。葡萄酒也是一种国民饮品。德国中世纪的人均年葡萄酒消耗量为150～200升，而今天只有21升。即便是生活朴素的西多会僧侣也在团规中确定了其对葡萄种植山坡的所有权。不仅如此，世俗的王公贵族也大力发展葡萄酒酿造事业。由于含有酒精，葡萄酒在当时比水更干净且不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也更易于储存；为了打击掺水的作假行为，当时德国各地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比如在15世纪下半叶颁布了一系列葡萄酒法令。当中世纪的黑暗迎来曙光时，德国境内的葡萄种植总面积达到了现在的3倍。葡萄酒的产量也相应提高，不仅可以满足自身需求，还可以出口。科隆曾被称为“汉萨城市的葡萄酒庄（Weinhaus der Hanse）”。
三十年战争过后，葡萄酒的品质明显下滑，其销量也随之大幅下降。对于18世纪末的德意志来说，采取改善酒质的措施尤为必要，这一时期在当地大主教的促进下，摩泽尔河一带逐渐成为雷司令葡萄酒的产区。在拿破仑采用世俗化方式统治德意志时期，教会在莱茵河左岸地区葡萄酒酿造中的统治地位才开始消退；贵族、修道院和教会拥有的大酒庄被收归国有，重新分配，也常常被高价拍卖给当时在封地上负责种植的雇农。然而从统治阶级主导耕作到自己负责种植和销售，这样的转变使得酿酒和储酒技术停滞不前，葡萄小农们因此只能勉强糊口，一部分人进而移民国外，合作社性质的行业联合也应运而生。从19世纪最后三十年开始，葡萄根瘤蚜从北美洲传到了伦敦和法国，在19世纪末前后也传到了德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种虫害才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20世纪之交，通过在有免疫力的美洲葡萄株根部嫁接欧洲葡萄品种，虫害才被成功攻克。在此之前，德国的葡萄酒酿造业几乎陷于停滞。
酒精含量决定了葡萄酒的耐久性和口感，酒精度因葡萄中含有糖分的多少而有高低之别，而糖分无疑又受到光照和气候的影响。19世纪中叶前后，糖的价格低廉到有利可图，它才被添加进气泡酒和葡萄酒中。19世纪初，提高干红葡萄酒酿造效率的“夏普塔尔加糖法（Chaptalisieren）”[3]在行业中开始流行。1840年前后，“予思勒度（Oechslegrad）”[4]在德国被确定为葡萄汁糖度的测量单位。路易·巴斯德（Luis Pasteur）揭开了发酵的秘密，杀菌技术的普及使甜葡萄酒在20世纪下半叶得以大规模灌装。和橡木桶相比，不锈钢容器有利于更好地保留葡萄酒在口味上的细微差别。19世纪中叶，“加尔法（Gallisierung）”[5]使葡萄酒的品质有所提升；在接近19世纪末时，“加尔法”作为“湿式改善法”被写进了德国的食品法规。法律规定，在阳光照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可向葡萄汁内添加水和糖作为补偿，以使酿造出的葡萄酒达到一定的度数。今天，德国并没有（也不再会）颁布一部真正的《葡萄酒法》，因为欧洲从1970年开始已然建立起了日趋复杂的《葡萄酒市场管理条例》。
莱茵黑森、普法尔茨、巴登、符腾堡和摩泽尔是德国现有最大的葡萄酒产区，其规模远远超过其他葡萄酒产区，它们占地近10万公顷的种植面积出产了德国86%的葡萄酒（2008）。产量位居第一的葡萄酒是雷司令（Riesling），占总产量的22%；其次是米勒—图高（Müller-Thurgau），占总产量的13%；斯贝博贡德（Sptburgunder）[6]以占总产量的12%位居第三。除此之外，德国的葡萄酒种类还有很多。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德国是欧洲第四大、世界第八大葡萄酒出口国。德国葡萄酒平均产量的14%被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出口总量达1.3亿升，其中主要的出口目的国是美国、荷兰、英国和挪威。
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葡萄酒对于社交生活的意义都举足轻重。公元前7世纪，莱斯沃斯的阿尔卡埃乌斯（Alkais vn Lesbs）曾在他的诗中赞美葡萄酒是“人类之镜”，从中可以看到真理，罗马人因此有了“酒后吐真言（in vin veritas）”的名言。不过各个国家的饮酒文化差异悬殊，比如地中海国家认为饮用葡萄酒“与社交行为相得益彰”，即葡萄酒适合在任何场合饮用；而在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社会学家则认为饮用葡萄酒“与社交行为两相矛盾”，即在社交中可以接受，但并不是逢场必喝。
在西方文化中，诺亚（Nah）是最早的葡萄农，因为他在《圣经·创世记》中将葡萄藤带上方舟，在大洪水退去后将它们重新栽种，但也因饮用葡萄酒而醉倒。应该早在罗马人时代，而并非从中世纪开始，人们才饮酒多过饮水——“诺依玛根运酒船”墓石上表情愉悦的舵手可能会让观者联想到葡萄酒消费的变迁。时至今日，葡萄酒品种的多样化和国际竞争的激烈程度已大大提升，同过去相比，葡萄酒口味更加被时尚潮流所引领：100年前人们可以说，葡萄酒的口味会保持百年不变，而现在，葡萄酒的口味每十年就一变。在二战结束后物资短缺的1950年代，价格低廉、味道香甜的葡萄酒成了“紧俏商品”；在德国经济奇迹时期，用晚熟和精选葡萄酿造的葡萄酒更受欢迎；1970年代以后，“干”红（白）葡萄酒开始流行；1980年代，健康风潮使得红葡萄酒愈发受到欢迎，其影响力一直持续至今；1990年代之后，酒精度数更高、由南半球葡萄品种酿造而成，以及用橡木桶窖藏的葡萄酒在世界范围内备受推崇；在最近的1000年中，影响葡萄酒品质和风味的“风土条件”取代了“位置环境”，“土壤类型”取代了“葡萄品种”。现如今，个性化和全球化（或者统一化）的趋势相向而行，葡萄酒的品质也普遍有了明显提高，然而如果葡萄酒这一文化财产“只”是一种饮料，那么它的多样化就不可能出现了。
有一些文化财产时隔几千年才得以重新示人，其中之一就是这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罗马酒商墓石；显而易见的是，在古代晚期（Sptantike），人们甚至将墓地当成了采石场。
[1] 莱茵黑森丘陵通往莱茵河谷的东部斜坡。（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后不再说明。）
[2] 一战结束后的一种观点，认为德国的战败是由于“后方的背叛”即革命所致。
[3] 以其发明者、法国化学家夏普塔尔命名的葡萄酒酿造工艺，即通过在葡萄汁中加糖来提高葡萄酒的酒精含量。
[4] 以其发明者、德国金匠予思勒命名的经测量仪标定的一种果汁糖度表示单位。
[5] 以其发明者、德国化学家加尔命名的向葡萄汁里添加糖水的工艺。当时，摩泽尔产区因葡萄连年歉收、甜度不足，导致酿造出的酒品质不高，而这种工艺可以提高葡萄酒的品质。
[6] 黑皮诺在德国的别名，又称“德国黑皮诺”。
中世纪
005 维京人
海泽比1号
Die Wikinger
通过科学家细致缜密的工作，以及对少数出土文物残骸（轮廓）的还原，海泽比1号的原貌终于得以重现。
海泽比（Haithabu）可能建立于8世纪，它位于今海泽比诺尔湖（Haddebyer Nr）湖畔的德国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外，1000年前曾是北欧的一座“大都市”。8～11世纪，来往于东西欧的数条远洋贸易航线在这里交会，人们可以从斯堪的纳维亚抵达阿拉伯，世界各地的人和商品云集于此，人们在这里交换各种各样的作物和货币；人们还在这里铸造钱币。在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货物转运上，这个港口城市有着将近300年的重要地位，因为从这里只需在陆上行进18公里，穿过特雷讷河（Treene）和艾德河（Eider）就能到达北海。一堵高大的半圆形围墙保卫着这座城市和它的1000～1500名居民，它同丹麦人为防御南面邻居所筑的壁垒——丹麦工事（Danewerk）——相连。
从那个时候起，一艘不寻常的“维京船（Wikingerschiff）”就停泊在这个城市的港湾中。20世纪初，对这片区域的整体考古发掘才突显了海泽比的重要意义，而早在965年，阿拉伯人在他们的旅行编年史中就将此处描述成“大洋最远处极其庞大的城市”。1926年12月，当地渔民在捕鱼时偶然撞上了一块长木头，它像是一条独木舟的组成部分。此后，人们对此地进行了系统性挖掘，因为通过更多的发现或许就能推测出有古船存在。由于当时纳粹党正在寻求“日耳曼人的正统身份”，在“第三帝国”统治时期，挖掘工作在意识形态上具备充分的理由，因此获得了特别优先权：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在1934年接管了对挖掘项目的“支持”工作，他在1935年成立了“智库基金会（Ahnenerbe-Stiftung）”，向海泽比考古项目提供了将近一半的挖掘经费。
直到1953年，这个港口栅栏的剩余部分，以及这艘被科学家称为“海泽比1号（Haithabu 1）”的维京船残骸才被挖了出来，这是一个震惊世人的发现；直到1996～1997年“罗斯基勒6号（Rskilde 6）”在丹麦被发现之前，它是世界上发掘出的最大的维京船。然而将它打捞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混浊的海水导致了一系列问题，1966年在德国海军协助下的潜水行动也无功而返。1979年以后，通过在水中围绕着船体一片一片地打下板桩墙形成箱体，水最终得以从箱体中抽出，维京船中的水终于被排空了。
从船体的形状判断，“海泽比1号”有着不同的用途——也被当作战船使用——它的不同寻常不仅缘于30米左右的长度，还因为出于建造和修理方便而使用了昂贵的原材料。根据当时的调查研究，这艘维京船可能建造于10世纪末，即982年前后，并在990～1010年间沉没。燃烧痕迹表明，船在沉没之前向右舷倾斜，身陷熊熊火海，左舷一侧直至吃水线位置全被烧焦。对这艘维京船燃烧和沉没原因的解释可谓五花八门。首先不可能是意外，其次“异教的”祭葬仪式也说不通。较为可信的一种说法是，这艘船在当地遭遇了一场围绕海泽比进行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这艘战船可能中了射向港口的燃烧箭，船帆沾上的焦油最后引燃了船体；又或者，它被当作“火攻船”——一种燃烧的攻城撞槌——使用，根据北欧萨迦（Saga）[1]传说的描述，它是被进攻方故意点燃并扬帆撞向防守方的防御工事的。不过这种质量的船是不是真的被这么用，恐怕至今也无从知晓了。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海泽比已在1066年的一场会战中毁于一旦。房屋因着火而纷纷倒塌，从此，在这片北欧曾经的大都市遗址上再也没有大规模地建造过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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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说起居住在海泽比，或者居住在其附近可能也造船的人们，我们会很容易地提到“维京人（Wikinger）”。然而，维京人究竟是何方神圣？法兰克人干脆叫他们“nrtmanni”，即“北方人”，这表示他们清楚“维京人”并不是一个民族。虽然在文字史料中也能找到“Vikingr”的概念，但相关的记载则非常少且表意极为模糊。按照中世纪一名可靠的编年史作家不来梅的亚当（Adam vn Bremen）的描述，“维京人”是海盗的别称，丹麦人管他们叫“维京人”，萨克森人称他们为“阿施科曼诺人（Ascmanns）”[2]。他们由于向丹麦国王纳贡才没有被驱逐。
尽管维京人只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一个分支，然而他们的行为却在整个欧洲，乃至欧洲以外的地区产生了影响。他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杰出的造船和领航专业技能上。他们的造船质量堪称传奇；他们建造的船同时也是威望和权力的象征。浅吃水的轻型维京船可以沿着河流深入内陆，而且停靠不受港口条件限制。人们甚至可以将它们拖上岸维修。此外，它们还适合远洋航行，因为大型四角帆能实现远距离航行，长船身可以进行有效划行。像“海泽比1号”这样的维京船约有30组排桨，这使得在没有风的情况下，船也可以惊人的速度前进。也有文字史料提到“维京长船”的速度非常快，因此特别适合进行突袭式掠夺；维京人还制造了一种名叫“诺尔（Knrr）”的商船，船肚比维京船更大、更宽，因此在远洋贸易中具有很大的优势。这种北欧船型在11世纪可以载重60吨，在12世纪已经可以载重80吨，到了13世纪载重更是高达150吨。
关于维京人野蛮粗暴的传统说法一直延续至今。他们驾船出征同经济和贸易上的利益密切相关，他们经常进行“强盗性质的商业航行”［弗里德（Fried）语］：奢侈物品、奴隶、日常用品和食物都是他们猎取的对象，他们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海域四处掠夺。他们还侵入了俄国境内的河流，抵达了拜占庭的水域。他们袭击修道院、庄园和乡村，抢走金银财宝，强行带走并奴役他们的手下败将。查理大帝的编年史作家艾因哈德（Einhard）记录了当时为了抵御维京人而修建防御工事，甚至在重要的入海口布下船只的情景。
根据基辅人9世纪的编年史记载，维京人对西法兰克王国和大不列颠群岛的掠夺尤其猛烈，在更遥远的东欧，“瓦良格人（Warger）”[3]强迫斯拉夫人和位于今俄罗斯境内的其他民族向其纳贡。维京人一开始的航海抢劫更为随意且以岸边抢劫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好战者开始进行有计划、有规律和更为频繁的冒险，也更加深入内陆地区。最终，维京人在他们占领的地区留了下来，他们的队伍多次在法国过冬，有时也作为一个群体在某些地方建立防御工事，一待就是好些年。比如在9世纪末的弗里斯兰（Friesland）和英格兰，或是在880年以后的莱茵河下游地区。911年，一个维京人首领在赢得掠夺战后获得了诺曼底（Nrmandie）的封地，并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公国；1016年，维京人占领了整个英格兰，并从1020年开始统治意大利南部。
维京人的势力范围还延伸到了更遥远的北部：他们在9世纪发现了冰岛并在那里定居；10世纪，第一批维京人在格陵兰（Grnland）海岸线安家。11世纪前后，雷夫·埃里克森（Leif Erikssn）带着他的船队抵达了大西洋对岸的一个后来被他称为“文兰（Vinland）”（今纽芬兰岛）的大陆，因此成了到达北美洲的第一个欧洲人。冰岛的一则萨迦传说记载了这件事，当地的出土文物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佐证。不过，维京人并没有在美洲大陆长期居住。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维京人的形象在德国人眼中也一再发生变化。13世纪的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再现了日耳曼人民族大迁移时期的场景，它在18世纪被再次发现，此后随着19世纪对日耳曼人神话热情的日益高涨，德国人对维京人的兴趣也在不断升高。20世纪的纳粹主义也借此大做文章，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并对维京人的“北方正统地位”和他们对其他民族的霸凌进行种族主义式的美化。而在苏联大诺夫哥罗德（Gründung Nwgrd）和基辅（Kiew）等地的建立过程中，维京人所起的作用则被全盘否定。
我们对维京人的认识还不够全面，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而诸如海泽比这样的考古发现则对此提供了巨大帮助。事实上，现如今的研究成果比之前要丰富得多，从1960年代开始，人们也愈发避免提出片面的观点，不再只将维京人看作残暴的武夫。今天，在不回避好战性的前提下，他们的远洋贸易、和平定居和航海发现毫无疑问地被高度评价。维京时代后的过渡时期、汉萨同盟对维京人远洋贸易的延续，以及中世纪早期和盛期的继续发展与转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话题。
006 文化变迁中的钟
绍方钟
Glcken im kulturellen Wandel
绍方钟可能来自9世纪。许多古钟沦为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牺牲品。
传说中，绍方钟（Saufang-Glcke）是被一头猪从土里拱出来的（也因此而得名），对于猪来说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发现。实际上，在敌人靠近时将钟藏起来或者埋在土里的做法并不少见；据传，诺曼人在881～882年野蛮入侵了莱茵兰。也许从9世纪最后三十年科隆女修会（Klner Damenstift）的圣则济利亚教堂（St. Ccilien）建立开始，这口钟就悬挂在当时的教堂里，直到1000年后的19世纪末才被收入博物馆。它的历史或许更为悠久，可以追溯到库尼贝特（Kunibert）担任科隆主教的7世纪，传说中它被献给主教并在他去世当天一直响声不断，之后才被挂在圣则济利亚教堂内；它作为“圣库尼贝特之钟（sent Kunibertz clcke）”被明确写入了14世纪的修会规约。绍方钟“至少是西方古钟历史上唯一早期有记载”［珀特根（Pettgen）语］的古钟，也是德语区现存最古老且功能完好的古钟之一。
这口古钟由3块铁片锻造并相互铆接而成，使用铜进行铸造在当时还很少见。古钟的截面为椭圆形（33厘米×19.5厘米），外形像朵漂亮的白头翁花萼，侧面和肩部微圆，棱角不清，下部边缘微微向上翘起。钟锤已不是原件，取代这类内击式古钟常见钟冠的是一个焊接的吊架，它被装在一根方木杆上，重达15公斤的钟体可以在上面来回摆动。它不仅从外观上（长度为42厘米，比普通钟更长）会让人联想到牛铃，在音色上也与之接近。尽管如此，它也从未被敲出美妙的乐声。
虽然摇铃和钟的造型各异，但是它们发出的声响都主要被当作呼唤信号，比如罗马人用摇小铃铛的方式宣布浴池开门营业，在承认基督教为国教（380）后，罗马基督教徒主要用铃锤敲打的方式呼喊，然后使用摇铃做礼拜，本笃会的修士也用摇铃为彼此祈祷。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游历修道士见状后，将这种形式引入了本国的基督教活动中，首先是手摇铃，接着是钟；据推测，绍方钟也因此被带到了科隆。此外，使用铜来铸造钟的技术也从爱尔兰传入欧洲大陆，来到了德国的富尔达（Fulda）、埃尔福特（Erfurt）、赖兴瑙岛（Reichenau），以及瑞士的圣加仑（St. Gallen），查理大帝进而在800年前后将一名修道士从那里带到了亚琛（Aachen）；最晚从那之后，德国除了锻造铁钟之外也有了铜铸钟，在亚琛大教堂（Aachener Dm）还出现了铜制大门。从11、12世纪开始，钟的制作不再限于修道院的自身需要，缘于此，铸钟手工艺在德国繁荣兴盛起来。
直到13世纪，钟主要被当作一种声音信号使用，不管是在宗教仪式（祷告钟、奉献钟、庆典钟、礼拜钟、晚祷钟等），还是在世俗生活（市场钟、刑罚钟、审判钟、午钟、晚钟、火警钟等）中，它都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它在大多数情况下“独奏”，即被单独敲响，人人都能辨别出它的声音，并且理解它所传达的信息。所有的钟同时被敲响的情况非常罕见，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例如为了欢迎重量级人物的到访，因此也会让人感觉很吵闹。在13～14世纪多声部音乐刚出现时，出于音乐上和谐统一的考虑，人们在对钟的重视程度、使用频率和制造力度方面都上了一个台阶，每一种钟声也有相应的标记。
在14～15世纪，为了展现声音更多的音乐性，钟的产量明显增多，为此老钟被回炉重造，按照预先确定好的不同音高，重铸成声音非常悦耳的新钟，这一工艺主要依托于当时先进的对钟体截面定形的铸造技术（而不是改变合金的比例，长久以来行会确定的铜锡比为4∶1，而它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改变钟声声调的原因）。
关于敲钟这件事，德国各地都有一套本地约定俗成的做法。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大教堂钟声产生于巴洛克时代和19～20世纪。直到那时，钟声一直都是敬仰上帝的象征，其他方面的体现还包括教堂规模和装潢、教堂钟楼高度、教堂玻璃窗颜色和样式的多样化、祭坛的豪华程度、布道台的装饰以及雕塑等。
绍方钟传奇的命运表明，在面对战争威胁时，钟曾处于怎样的危险境地。铜钟经常会“变形严重”［克雷默（Kramer）语］，最晚从14世纪开始，人们也使用铜铸造大炮。之后每100年都会发生类似具有代表性的事件：15世纪上半叶，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Kurfürst Friedrich vn Brandenburg）心怀愧疚地下令将柏林圣母教堂（Berliner Marienkirche）的钟熔化，并在临终前让他的儿子们将其重铸成大炮。马格德堡（Magdeburg）市议会通过决议，不止一次地将“我们亲爱的玛利亚”的钟捐献给军队，先是用于施马尔卡尔登战争（Schmalkaldischer Krieg，1546），然后是三十年战争（1631）。天主教联盟的领导人约翰·蒂利（Jhann Tilly）曾是科隆耶稣学院（Klner Jesuitenklleg）的一名学生，他将在战争中缴获的钟献给了科隆以便重铸新钟，进而在圣母升天节时使用。
拿破仑虽然喜欢钟声，但是由他下令“回收再利用”的钟却在10万口左右，比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人下令回收的都要多。在德意志帝国战胜法国后，德皇威廉将由法国加农炮重铸而成的钟，包括那口重约27吨的“皇帝钟（Kaiserglcke）”捐赠给了将在1880年落成的科隆大教堂（Klner Dm）。1918年7月，这个当时最大的“光荣之钟（Glrisa）”被取下来，它的原材料再次被用于战争。在那之后，著名的圣彼得钟（St.-Peters-Glcke），也就是当地人口中的“胖彼得（Dicker Pitter）”，以“区区”24吨的重量取代了“皇帝钟”，于1925年首次被敲响，它是世界上挂于直梁的可以通过自由摆动发声的最大的钟；除此之外，科隆大教堂还拥有7口钟，其中2口来自15世纪中叶，因此它成为世界上最伟大和最具历史意义的大教堂之一。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损失的钟不仅是因为它们在1917和1940年被强制征用，还因为它们在这两次战争中被存放和处理不当。据估计，全德国一半的教堂钟毁于一战，二战中损毁的数量达到了将近50000口。战后特别在汉堡，人们对堆积钟的大型“墓地”进行了一次仔细清点，还重新收集和整理了大量音像资料，这使得负责任的归还成为可能，比如1947年的汉堡“米歇尔（Michel）”教堂就是这样。然而即便如此，据说整个欧洲共有15万口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熔化。
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用诗歌《大钟歌》（Lied vn der Glcke，1799）纪念铸钟手艺：没有任何一首诗比它享有更高的盛名，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德国文学的典范，也更为广泛地被收录进金句堆砌的引文宝库，被更多地引用，甚至被改编成戏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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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发生变化的不仅是通识教育的标准。1950年有超过96%的德国人信仰基督教，今天（根据2012和2013年的统计数据）只有30%的德国人信仰天主教和新教，5%的德国人是穆斯林（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而没有宗教信仰的德国人占比最高（2010年为33%～37%，依统计口径而异）。从中可以推论，最迟二十年过后，走进大教堂祷告的德国人将不到总人数的一半。
德国总计拥有40000～50000座教堂、206座清真寺（其中120座在建或将建）、2600座礼拜堂和不计其数的“后院清真寺（Hinterhfmschee）”[4]。根据伊斯兰教教法，宣礼员要从宣礼塔就近召唤穆斯林每日做五次礼拜，而德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做法各有不同，最早的宣礼召唤制度产生于1985年的迪伦法提赫清真寺（Dürene Fatih-Mschee）。伊斯兰教的祷告召唤受德国宗教自由制度的保护，但如果太过扰民，按照《联邦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其也会被禁止。
针对噪声的严格限制并不适用做礼拜时的钟声，因为根据宪法的规定，教堂在这方面拥有特权。通常在礼拜前、进行主祷文祷告（新教）、化体、足节、复活节守夜荣耀颂以及早中晚奉告祷（天主教）时，钟会被敲响。某些地方还对敲钟作了详细规定，有的地方还流行敲丧钟。
在欧洲大陆的人类文化史中，钟声一直是世俗和宗教紧密联结的纽带。随着工业化、生活和工作节奏的不断加快，以及交流和“丈量世界”方式的改变，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同外部世界的内在联系。人类的架构体系中不再需要钟了。维也纳文化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希尔（Friedrich Heer）曾悲伤又冷静地写道，我们生活的欧洲已不再“钟声荡漾”了。
007 宝座——历史和传说
查理大帝的宝座
Knigsthrn-Geschichte und Myths
这个引人注目的宝座是玛利亚教堂（1802～1821/1825年时的名称，1930年后为大教堂和主教座堂）的“灵魂”。
加冕后的国王“顺着螺旋形楼梯”被引领到了他的宝座前，宝座被架设在“两根极其精美的大理石柱之间，他可以坐在上面俯视所有人，所有人也可以仰望他”。这是编年史作家维杜金德·冯·科维（Widukind vn Crvey）在967～968年记录936年奥托一世（Ott I）登基时写下的话，它也是关于查理大帝宝座最早的文字记载。维杜金德同时还描绘了被他称作“马尼卡罗利大教堂（Basilica Magni Carli）”的亚琛玛利亚教堂、由柱廊围成的教堂庭院、八角形圆拱顶教堂内部地上和地下的柱廊，以及这个宝座。在此之后，后者便一再被认为是查理大帝的加冕宝座。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它早就被放置在那里，或许是一个敬奉用的圣髑，而作为加冕宝座首次在936年被奥托一世使用。
宝座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加洛林式，来自意大利的大理石底板上竖着一个由4根矮粗柱石组成的简易基座，它的一侧搭建了一个6级台阶。柱石的内侧和基座的底面明显被磨得发亮，这应该是无数朝圣者从宝座下慢慢爬过时，他们的衣服同大理石表面反复摩擦的结果。朝圣者们纷至沓来也许是为了表达对查理大帝的敬仰，后者在1165年被教宗敕封“圣徒”，他的宝座此后成为他的圣髑。据猜测，还有一个圣髑曾被存放在宝座座椅下的凹洞中，它有可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珍宝“圣斯德望手袋（Stephansburse）”。它是一个朝圣者的手袋，据说里面装有浸润了圣斯德望血液的耶路撒冷泥土。传说中圣斯德望被投石处死，他的死拉开了基督教徒被迫害的序幕，他自己则成为基督教的第一位殉道者。除了朝圣、重要节庆和举行加冕典礼之外，这个宝座作为圣物被妥善地存放在一个木箱里［罗本迪（Lbbedy）语］。它的侧面被装上了一扇门［见马里奥·克朗普（Mari Kramp）著作中1867年的插图］，以防止大批“汹涌而至”的信徒从宝座下面爬过，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敬拜方式很不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