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车厢被送到巴黎军事博物馆门前的时间是1920年某日凌晨3点半，由此它作为博物馆藏品开始了“不幸之旅”：它本应该当时就陈列于荣军院内，被众多迫击炮和加农炮环绕，不过在此之前必须等待荣军院大门扩建完成（扩建工作是临时决定的且施工野蛮）；仅四年后，这件引发了诸多惊叹的展品就已经在气象破坏下遍体鳞伤了，以至于国际媒体在1924年将此事作为一件丑闻作了专题报道，并对博物馆对这件历史物品的忽视进行了强烈抨击。1927年，在一位美国投资者的资助下，2419 D号列车车厢得以入厂大修，此后它再也没有回到巴黎军事博物馆，而是被送往贡比涅，当年签订停战协定的林中空地在1922年作为纪念地对外开放。1927年11月，在国际贵宾和时代见证者的出席下，当地为一栋专门设计的博物馆建筑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开幕式，新博物馆还为2419 D号列车车厢设计了专门的大门。这处纪念地成为德国在这场“大战（Grande Guerre）”中失败的象征；此外，关于一战持续的时间，法国和德国的定义各不相同，法国人往往认为是五年，而德国人认为是四年，因为战争首先是在法国领土上爆发的，由此这种差异便可被理解了。
当时德国的最高陆军统帅鲁登道夫和兴登堡瞒心昧己地提出了“背后一剑（Dlchstsslegende）”说，认为是革命背叛了已深入敌军腹地且不可战胜的德国军队，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这种说法的影响，虽然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不过“背后一剑”说给了纳粹主义以实质性依据，并对希特勒的上台起了共同决定作用。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被贬损为“履行政治家（Erfüllungsplitiker）”[1]，他在1921年8月一次右翼激进分子的刺杀行动中牺牲了。
13年后，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的“复仇”时刻到来了。1940年5月10日德国发起法国战役[2]之后，6月14日巴黎就被德军占领了，这场所谓的“闪电战”只持续了6周零3天。被时任德国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称为“所有时代最伟大统帅”的“元首”希特勒，想要赋予这场胜利以象征意义，一雪1918年的“耻辱”。他下令炸毁贡比涅的“停战协定”纪念建筑，让签订协议的2419 D号列车车厢及其铁轨恢复成1918年时的模样，并将近22年前签订停战协定时的场景彻底颠覆了：1940年6月22日，希特勒在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和海军元帅雷德尔的陪同下，正等候彻夜赶来的法国代表团，率领代表团的人也是将要和希特勒面对面签订协议的恩奇热将军（General Huntziger）。《每周新闻》（Wchenschau）用摄影镜头记录下了这场“仪式”的整个过程，摄影记者也拍摄了现场照片，而在1918年只发布了一张官方照片，而且上面只有福熙元帅及其代表团。希特勒想借此羞辱法国人。他只用了45分钟就宣读了对他来说尤为重要，甚至由他亲自拟定的协议前言，前言中特别强调了选择协议签署地点的理由，“为了通过地点的选择讨回一个公道，彻底抹去一段让……德意志民族……史无前例地感到羞耻的记忆”。德国想要的不是与法国谈判，而是将自己的要求强加于法国，其中涉及了“凡尔赛账单”，以及戈培尔纳粹宣传中所称的“法国投降”等问题。停战协定于6月22日（星期六）傍晚将近7点时正式签署，并于6月25日生效。
希特勒亲自下令，协议签订后立即拆除铁轨，在一周内将此车厢用专列运往柏林，一同被运往柏林的还有被炸毁的纪念建筑碎石，上面写有“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罪恶的骄傲在这里被粉碎……”的字样。2419 D号列车车厢通过勃兰登堡门被送入柏林卢斯特花园（Lustgarten），并分别于1940年夏、1941年和1942年在纳粹旗帜的装点下陈列于柏林老博物馆门前，吸引了数千人前去参观。之后随着柏林遭受愈发密集的轰炸，它一直被停放在仓库中，并于1944年被安全转移至图林根州的奥尔德鲁夫（Ohrdruf）附近。1945年，这个列车车厢还是被毁了，摧毁它的可能是纳粹党卫军。纳粹德国不愿意看到任何人获得重新征服的胜利。
1944年9月，美国人解放了贡比涅，10月在那片著名的林中空地上举行了第一次庆祝活动。与此同时，为了同年11月11日举行的1918年停战协定签订26周年纪念活动，德国战俘开始了这个历史场所的重建工作。时任法国临时总统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认为这是德国和法国之间的一场“三十年战争”。1946年8月，112块带有原先铭文的花岗石被分批从柏林运回贡比涅，到达目的地后又被重新堆放起来，以直观地再现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摧毁它时的场景。直到一战停战协定签订32周年，也就是1950年，当地的纪念建筑、林中空地和公园才恢复了战前的面貌，当年的老沙龙车厢被替换成了一节（几乎）相同的餐车车厢，它产于1914年，编号为2419 D。不过车厢内的设施至少用了“原件”，其中就包括1918年签署停战协定的那张桌子。用于室内布置的“原件们”当时应该被德国联邦国防军安全转移到了某处，在战争结束前被藏入了贡比涅城堡。
几十年后，几名中学生在奥尔德鲁夫发现了2419 D号列车车厢的最后一批残留物品，其中包括车体编号“4”和生产商名称中的字母“N”。这些残留物品在1991年被送回了位于贡比涅的雷通代纪念地，作为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和解标志陈列于当地。
德国和法国拥有许多共同的记忆之地，以及生动地体现两国历史共同点的各种物品。这个列车车厢的“真身”不再受到双重屈辱，也许是一种机缘巧合。在冷战的阴影下，曾经的战争对手彼此靠近，并缔结了友好关系。这一良性发展最终在1963年双方签订的《爱丽舍条约》（élysée-Vertrag）中达到了顶峰，在两国的双边关系中，它简直被视为革命性的友好条约。在这个基础上，尽管偶有意见分歧，两国最终成了促进欧洲发展的“发动机”。
066 共和国宣告成立
谢德曼唱片
Ausrufung der Republik
讲话发表14年后，一个声音和签名收藏者的热情让它在虫胶唱片上“重现”了。
如今，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都会通过媒介记录下来，以现场直播或稍后转播的方式呈现。不过100年前可不是这样。1918年11月9日，德意志第一个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无疑是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它开启了德意志历史的新纪元。在这一天下午2点过后不久，53岁的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在柏林帝国议会大厦的西面阳台上发表了讲话，他的发言简短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皇帝退位了！……封建王朝瓦解了。一个崭新的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一张照片证明当时上千人为他的这番话而欢呼喝彩。谢德曼从1903年开始成为社民党（SPD）党员，1913年为帝国议会社民党党团两大领袖之一，在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于同年去世之后，谢德曼成了“最著名的德国社民党人”［布劳恩（Braun）语］，不过长期以来，他的重要性被低估了。
11月9日是充满戏剧性的一天。战败早成定局，从10月开始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就已经是一个由议会统治的封建王朝，因为政府职责已同帝国议会的决议结合了起来。从基尔水手开始的兵变蔓延到了许多城市，11月7日巴伐利亚首先宣告成立共和国。从10月底开始，逗留在位于比利时斯帕的德意志帝国最高司令部的皇帝对是否要回应“退位”的要求犹豫不决，柏林方面对此已等得失去耐心。11月9日（星期六），柏林工人总罢工爆发。当天10点前后出现了第一个牺牲者，一名军官在乔瑟街（Chausseestrae）朝着示威游行的人群开火，其他地方的士兵拒绝向示威游行者采取行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德意志帝国宰相马克斯·冯·巴登（Max vn Baden）未同威廉二世商议，便单方面于中午12点宣布德皇将要退位。他随即打算让社民党主席和帝国议会代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接管新政府，并建议通过选举产生一个立宪制国民议会。皇帝退位的消息如野火一般迅速蔓延开来。当天下午1点前后，柏林莫阿比特监狱（Gefngnis Mabit）被攻陷，数百名政治犯被释放。艾伯特与谢德曼二人同帝国宰相商议后决定德皇应立即退位，并由艾伯特接手政府事务。
当艾伯特就他接管的新政府进行第一次讨论时，谢德曼便急忙在帝国议会大厦上宣告共和国成立，艾伯特紧随其后。从当天清晨时起，帝国议会就被大量群众团团包围，谢德曼被许多人催促对众人发表讲话。他是一名出色的演说家，也比艾伯特更受欢迎，然而当时的他有些迟疑。他非常清楚，正如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谁现在能使群众从宫殿带来‘布尔什维主义’，或者发动群众将‘社会民主主义’从宫殿带到帝国议会中去，谁就胜利了！”之后他发表了简短讲话，“响起的欢呼声几乎连绵不绝”（谢德曼语）。5分钟过后，艾伯特知悉了此事，“气得脸涨成了猪肝色”。他感到十分震惊，将拳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并向谢德曼喊道：“你凭什么宣告成立共和国？！不管德国是不是要成为共和国，都是立宪会议说了算！”
谢德曼想要抢在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之前宣布成立共和国，据他所知，后者打算在当天下午4点按照苏维埃模式宣告成立“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事实上，李卜克内西从停在柏林皇宫前的货车上下来后，紧接着便在宫殿阳台上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当天傍晚时分，商讨共和国成立事宜的会议在柏林进行，由社民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选出的各3名人民代表组成了临时政府，与此同时，威廉二世从斯帕逃往荷兰；不过直到1941年辞世之前，他一直幻想着有一天能重返德意志皇帝的宝座。
一年多以后，谢德曼的这段历史讲话才被记录下来，并被压制成了唱片。录音简短且不全，它的文字内容与1928年出版的《谢德曼回忆录》中的相应部分只挨了个边。谢德曼当时的讲话稿没有保留下来，也没有被速记员正式记录下来。他的讲话能以唱片的形式保存下来，还要感谢它的制作者威廉·德根（Wilhelm Degen）。在教师主业之外，他从1905年开始建立了德国第一家语音资料室。1909年，他发明了一种音响设备（也称“声音仪器”），他还将课本改进成多语言自学课程；他制作的语言唱片在1912年就为近1000所学校及少数大学所使用。在1910年于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他因为将唱片引入教学和研究领域而荣获银奖。
将语音录制下来需要用到两种设备：其一是由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mas Alva Edisn）于1877年发明的筒式留声机，它可以利用声学和机械原理记录并重放声音；其二是由埃米勒·贝利纳（Emile Berliner）于1880年改进，并于1888年首次在美国费城演示的唱机，它是可以播放被他称为“唱片”的一种“旋转式读写设备”。埃米勒·贝利纳出生于德国汉诺威，18岁时（1870）移民美国。留声机可以将声音储存在滚筒上，无需通电且操作简单、便于携带，是实地研究长期不可或缺的设备。而唱片唱机技术的成本较高，放音效果也更好；此外，唱片比滚筒更容易复制。1898年，埃米勒·贝利纳在汉诺威创立了“德国唱片唱机公司（Deutsche Grammphn-Gesellschaft）”，1906年就达到了每天压制36000张唱片的产量，从1903年开始他也在柏林开设了工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埃米勒·贝利纳的公司一直是世界市场的领先者。
科学的进步直接使人们有机会记录下语音、音乐、声响等声音。1890年在美国，美国人就和印度人一起使用留声机录音，1892年以后在欧洲，匈牙利民歌得以通过留声机再现；1889年，德皇威廉二世向众人介绍了留声机，他7岁的儿子对着留声机的喇叭唱歌，俾斯麦还对着喇叭讲了话；1904年，皇帝朗诵的、由他自己选取的路德维希·冈霍费尔（Ludwig Ganghfer）的几句话，第一次被留声机保留了下来。1899年在维也纳成立了首个留声档案馆。1900年在德国，卡尔·斯图姆夫（Carl Stumpf）在他供职的柏林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完成了留声机录音。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录制包括德国殖民地在内的世界音乐；留声档案馆的最初资料就来自于他的收藏，档案馆很早就与柏林达勒姆民族学博物馆展开合作，二者于1933年合并。
威廉·德根建立“民族声音博物馆”的愿望看起来有机会在一战期间得以实现。他提议成立一个涵盖全世界民族的音乐、歌声和声音，包括全德国方言，以及收录伟人讲话的大型声音资料馆，这一倡议促使留声委员会得以建立，斯图姆夫和德根可以在其中继续拓展各自对音乐和声音的兴趣。一战期间，在所有的德军战俘营中都留有录音、文献资料和照片。不过在这一时期不允许公开提及对它们的研究；二战期间的相关录音资料已丢失。后来德根在化学家路德维希·达尔姆施塔特（Ludwig Darmstaedter）那里得到了支持。后者收藏有海量的亲笔手稿（其藏品贡献给了皇家图书馆/柏林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对德根的声音合作项目上起到补充作用。其中包括许多名人的声音：保罗·冯·兴登堡（Paul vn Hindenburg）的讲话《坦能堡之战告捷后向德军的致谢》（Dank an die Truppen nach dem Sieg vn Tannenberg），以及德皇威廉二世发表的《致德意志民族》（An das deutsche Vlk），此讲话录制于1918年1月10日，可能是一战爆发三年半以来被记录的第一次讲话，它常常出现在纪录影片当中，却几乎“对皇帝的声音并非同期声这件事避而不谈”［朗格（Lange）语］。
不光对谢德曼讲话的录制是出于保存历史文献的需要，1919年5月21日宣誓就职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魏玛国民议会上发表的谢辞也是如此；他的讲话在三个月以后被记录下来。国民议会在1919年1月19日进行了选举，2月11日在魏玛召开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宪法。2月13日，艾伯特打败谢德曼被选举为临时总统，之后受艾伯特委托，谢德曼主持新政府的建立工作并出任总理，不过由于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他在6月20日宣布辞职。谢德曼虽然清楚除了签订条约别无他法，但是他仍然说出了那句叫人无法忘怀的名言：“那只将它自己与我们套上这副镣铐的手，就一定不会枯萎吗？”（1919年5月12日）
当1920年1月9日德根给谢德曼录音时，后者刚当上他家乡卡塞尔市市长没几周，直到1933年流亡国外之前，他一直是国民议会代表。《凡尔赛条约》生效后，战俘们被释放回国，不过魏玛共和国内部仍不平静。例如针对通过的《企业代表会法》（Betriebsrtegesetz），柏林出现了冲突的苗头，在录音完成的四天之后（1920年1月13日），冲突发展成德国历史上最血腥的示威游行；有40多人死在了国会大厦前。
据推测，虫胶唱片可能是由德根和柏林奥迪恩音响公司（Oden）合作压制而成。今天在德国历史博物馆可以见到谢德曼的这两张录音唱片，它们都是单面“录制”，直径为30厘米，两者组成了谢德曼的完整讲话；两张唱片的中心可见“Ph. Scheidemann”的签名，旁边写有“WilhDegen”和录音日期“9. I. 20”，此外还有存货编号。
世界上仅有的这两份留声资料和藏品在1990年代初被重新发现，如果它们如当时计划的那样，在制成后就陈列于柏林洪堡论坛（Humbldt Frum）新建的宫廷广场，那么它们早就可以免于流离失所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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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918年11月9日一个共和国宣告成立，但是它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最后因为走上了独裁统治的道路而以失败告终。宣告共和国成立的这天只能勉强算是一支“墙边之花”［加卢斯（Gallus）语］，它名不正言不顺，充其量只是德国十一月革命结下的第一个民主之果。不过从若干因素上看，11月9日又是德国人的命运之日。因为在1848年这个如往常一样阴沉的秋日，罗伯特·布鲁姆（Rbert Blum）在维也纳被枪杀，它标志着三月革命的失败；1918年11月9日，魏玛共和国在柏林宣告成立；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的啤酒馆暴动失败；1938年11月9日，希特勒下令开展“水晶之夜”行动，在当晚和第二天共杀害和威胁了约400名犹太人，30000多犹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还有1989年11月9日，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两德终于结束分裂，走向统一。总之，命运之日不总是适合作为国家的节日（来庆祝）。
067 平权和解放
“女性！选举”
Gleichberechtigung und Emanzipatin
这个主题不仅说服了专业批评家；1919年首次获得选举权的女性对当年选举的参与比预想中的还要踊跃。
1919年1月19日的国民议会选举周，人们在德国各地都可以见到这张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宣传海报，它们标志着女性第一次拥有了在选举方面的平等权利。柏林“妇女联合会委员会（Ausschuss der Frauenverbnde）”是德国全体女性党派代表的组织和主导方，其目标是动员女性参与选举。这张海报由当时享有盛誉的海报艺术家和之后的平面艺术家卢西恩·伯纳德（Lucian Bernhard）的广告服务有限公司（Werbedienst GmbH）出品；这家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专门从事商业平面广告设计。它在当时就舍弃绘画题材，而选用了现在常见的纯图形设计风格，有时还会使用大写的哥特式字体。长期以来，这种风格一直具有公众影响力，1919年2月在由著名的海报收集者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出版发行的世界闻名的艺术杂志《海报》（Das Plakat）中，一名女记者发表的评论就表明了这一点。选举结束后不久，她在“政治宣传中女性”扮演角色方面强调，“没有一张绘画海报……能突破这种低廉的庸俗感”。她明确将卢西恩·伯纳德设计的这幅海报评价为“迄今最出色的海报”，并坚称每个看到它的人都一定会“难以忘怀”。她的描述简直可以用啧啧称奇来形容：“在全黑的底色上，漂亮的浅蓝色哥特字体——‘女性（Frauen）’——非常醒目，在下面橙色的方框内还配有两句六音步诗——‘争取，为了和平与面包！选举，为了投票争相告！’”除了这张“表现强烈、让人印象深刻的伯纳德式海报”之外，其他的，特别是“满是画”的海报，简直“一无是处”。
人们参与选举的热情在魏玛共和国空前高涨：1770万有选举权的女性的投票率达到了82.3%，她们中的大部分将选票投给了保守党派［引自坎宁（Canning）］；1500万男性的投票率为82.4%。当1919年2月6日在魏玛召开制宪会议时，共有37名女性代表出席，多数（19人）来自社民党。在党派女性占比方面，社民党最高（11.5%），其次是中央党（6%）、德国民主党（5%）和独立社会民主党（3%）。女性代表占与会代表总数的8.7%，已与1953年的8.8%、1957年的9.2%和1983年的9.8%相差无几，此后这个比例持续上升，直到36.1%（截至2014年12月）。
1919年2月19日，一名女性代表首次在议会上发言，众人对她说完第一句话的反应就足以表明，当时的人们还有待习惯这种新情况；议长不得不用摇铃来为她吸引注意力。发言的这位女代表名叫玛丽·尤哈斯（Marie Juchacz），来自社民党，是一位职业缝纫工。她说：“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兴高采烈状）这是女性作为自由平等的个体，第一次被允许在德国的议会上向国民发表讲话，在这里我想要说……这是一场革命，它也战胜了德国的旧偏见……从传统意义上说，我们德国妇女不必感谢这个政府。这个政府做了什么，不言而喻：它弥补了女性直到当时所受的不公正……赋予了女性政治上的平等权利，现在我的性别可以有机会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了……在这里我想要说，妇女问题，在现如今的德国、在守旧的观念中已不复存在，它得到了解放。”
按照当时的理解，这个“妇女问题”显然指的是女性在政治决定权上的解放。当时如此之高的女性参选率被评价为“极度引人注目”［马塔雷（Mataré）语］，它引起了非常多的关注，“不单让选举统计员密切注意，更是让政治家们极为关心”（巴登州统计局，1922）。对此，在1920年国民议会选举过后，少数联邦州考虑引入不同样式的男性和女性投票信封，以便“无争议”地根据性别确认投票情况。在1921年10月的巴登州议会选举上，选票还被严格按照性别分开计数。人们吃惊地认识到，不仅参与选举的人数下降了，而且和国民议会时相比，女性选民的人数也大大减少，以至于可以称其为“选举萧条（Wahlflauheit）”。好在巴登州统计局鼓励用不同颜色的选票区分性别的做法没有实现，否则刚开始的平权之路恐怕就要遭受挫折了。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女性就提出了获得完整市民权利的要求，德国女性运动的历史则始于1848年前后。1865年，路易斯·奥托—彼得斯（Luise Ott-Peters）在莱比锡创建了第一个“德国妇女协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Frauenverein）”；1891年，作为德国第一个政党的社民党引入了女性表决权；从1908年开始，女性得以成为党派成员。女性对参与1919年第一次选举的热情如此之高，它后来的降温却如此之快，女性议会代表的数量也迅速下降。“用选票实现解放”的目标实现了，官方当即对投票行为予以调查，过程并不容易，不过看起来妇女们和她们丈夫“在投票时间上完全不一致”［霍夫曼—戈提希（Hffmann-Gttig）语］。
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投票情况。1896年，首次有6名女性从柏林的一所高级中学毕业；1899年，全德国的女性都有机会接受教育；1908年，包括大学招生在内的教育实现了形式上的男女平等。1754年在国王的特许下，多萝特娅·埃尔克斯雷本（Drthea Erxleben）在哈勒（Halle）获得了博士学位，她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医学女博士。从1860年代末开始，一直都有个别女性可以进入大学旁听，不过直到19、20世纪之交，女性才得以注册入学，其中巴登实行于1900年，到1909年以前，其他德意志邦国也都陆续允许女性就读大学。此外女性还可以逐渐从事专业对口的职业：尽管在1921和1922年，法官和律师大会还坚决投票反对女性从事相关职业，然而在1922年女性就取得了对此的法定权利；当年年底，第一位女律师取得了执业资格，1927年第一位女法官诞生。从1920年开始，女性也可以取得在大学授课的资格，德国前两位女教授出现于1923年。女性权利在纳粹统治时期普遍受到了限制，她们被剥夺了投票权，女大学生的入学率被控制在10%以内（二战爆发后此限额被取消），女性在从事特定科学技术职业方面也受到了诸多限制。
魏玛共和国宪法规定，男性和女性拥有“平等的国民权利和义务”，1949年颁布的《基本法》对此这样描述：“男性和女性享有平等的权利（男女平权）。”（第3章第2条）它主要由四位《基本法》“之母”之一的伊丽莎白·塞尔贝特（Elisabeth Selbert）倡议。男女平权因此成为由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不过它的落实过程让人想起了“埃希特纳赫跳步游行（Echternacher Springprzessin）”[3]。［格哈德（Gerhard）语］本应在1953年以前推行的平权法规实际上在1957年才得以落实，进而在1958年正式生效：它主要在家庭权利方面作了规定，废除了直至当时丈夫拥有的家庭事务最终决定权，不过保留了父亲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最终决定权，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婚后财产平均分配，允许已婚妇女将其娘家姓加在夫家姓前面；不再允许男性随意解除妻子的工作合同，还首次准许妻子不必取得丈夫的同意就可以在银行开户和考取驾照。
直到1977年，《基本法》承诺的条款才借由《婚姻法》的改革被落实；这十年之中掀起的新的女性运动要求“结束对妇女的专制，实现男女平权”，并将当时譬如堕胎等私人话题公开化。尽管和特别是与1980年代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实施的，包括建设相应基础设施在内的平权政策相比，德国再次落在了后面，然而德国在男女平权方面仍继续努力。在欧洲各国的促使下，德国在2006年通过了《一般平等待遇法》（Allgemeines Gleichbehandlungsgesetz），它距离《反歧视法》（Antidiskriminierungsgeset）提案在联邦议会失败已过去了二十年。在两德统一的过程中，男女平权条款的表述被重新修订，因为当时的德国必须主动推动“平权的真正落实”，必须争取“消除现有的劣势”。
在当今的德国社会，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平权已经延伸到了经济、社会和精神文明领域：阿伦斯巴赫研究所（Allensbach）的一份民意调查（2014）显示，76%的女性和62%的男性认为两性平权是最重要的10项基本权利之一；得票率居于其上的只有人的尊严（86%）和言论自由（77%）（法兰克福汇报网，201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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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过去的几年中，德国在男女平权问题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却仍存在不足，尤其缺少一个共同的模范和一个“关乎整个人生历程的持续性平等政策”。毋庸置疑的是，仅通过法律和建制措施并不能达到目标。联邦政府专家委员会在出具的平等报告中明确指出，对此最紧要的是在职业生涯方面“转变思想”，报告甚至强调，“如今不平等”的代价可能很快会“远远”超过“推行一个具有前瞻性平等政策”的代价。
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实际上在男女平权方面，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还存在一些差距：德国女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在2002～2012年的十年间又有所提高，女教授的比例甚至增长了9%，所占比例在工程技术科学的10%至语言文化学科的35%之间。尽管如此，德国女性领导岗位的数量却比大多数欧洲国家要少，即比欧洲平均水平低5%。从事同样工作的女性所获得的薪酬也总是比男性低7%，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在这方面处在“阶梯的最下层”（联邦统计局）。
不过仍乐观的是，年轻女性越来越经常地为获得更高的学历而努力：年轻女性的毕业率为28%，年轻男性为22%，2002～2012年的十年间，具有高校普通学历的年轻女性数量增长了11%。不过假定阿伦斯巴赫问卷被询问的父亲有一半回答说，他想要与伴侣平等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但实际上也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真的会这么做；假定有一半的父亲认为男女平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但是也只有四分之一的母亲持相同的观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非常巨大。
068 作为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纳粹主义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Der Natinalszialismus als Weltanschauung und Idelgie
这是《我的奋斗》（1925）首版封面的复印件，只有在取得特别许可，并作批判性讨论的情况下才可以持有。
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像它一样，虽然作者文化水平不高，而且还是在狱中写成，却意义非凡；没有任何一本书能比它产生更大的威力、印刷更多的版次、更加广为人知；也没有任何一本书能比它掺杂更多的传奇和神话故事、引起更长时间的争议，它从1945年开始在德国被禁长达七十年。它在1924年7月预告时的最初书名颇具神秘感，叫《对抗谎言、愚蠢、懦弱的四年半》（Viereinhalb Jahre［des Kampfes］gegen Lüge，Dummheit und Feigheit）。它的第一册正式出版在一年以后，也就是1925年7月18日，出版时更名为《我的奋斗——清算》（Mein Kampf. Eine Abrechung），一共印刷了10000本。
书由亚麻布装订而成，价格比较昂贵。对此讽刺杂志《痴儿》（Simplicissimus）创作了一幅漫画，画上的希特勒在啤酒馆推销他的这本书，副标题写道：“一本书要12马克？！有点贵了，邻居先生。”书的封面看起来倒是粗劣廉价，只见上面画着一面硕大的、迎风飘扬的纳粹旗，下方是几条正在吐信的蛇。希特勒和纳粹党［全称：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自营的埃尔出版社（Eher-Verlag）为此书设定的目标人群是党内及拥护纳粹党的购买者和读者。由于这本书在出版前一年被宣称为希特勒的自传，当时就已经收到许多预订。尽管几乎没有怎么宣传，首版却在出版当年一售而空，预定1926年的出版计划因此被提前，1925年12月初就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印量约为10000本。第二版的装帧朴素了一些，只用纸板装订，封面朴实无华，而且也可以使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书。从第二版面市前的11月开始，对这本书的宣传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它还被称为“每一个纳粹党党员……最理想的圣诞节礼物”。在第二版面市之前还出版了一个限量的“精装本”，封皮使用了红色皮革，内页选用了羊皮纸，售价高达200帝国马克。
1926年12月，预计1927年出版的《我的奋斗》第二册提前出炉，印量仍为10000本，售价还是12帝国马克。第二册的封面与第一册第二版的封面保持统一，不过第二册也出了红皮精装本，售价为100帝国马克。出版社加大了宣传力度，因为第一册的需求量已经有所下降：尽管如此，第二册的销量却更低了，分别是1927年的约5600本和1928年的约3000本，远远低于第一册的销量。
从1930年春天开始，《我的奋斗》一书的销量直线上升，以至于出版社在当年5月又出版了一个800页的简装本（上下册）；装帧更加简洁，尺寸更小，封面是一幅由两个群众场面和希特勒形象拼贴而成的画。简装本售价8帝国马克，尽管有些昂贵，却成为标准版。此外，纳粹党在同年9月取得选举胜利也对销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纳粹党当时获得了18.3%的选票，是1928年2.6%的7倍多。《我的奋斗》一书在1930年大获成功，销量达到了90000本。1932年又出版了直至当时最便宜的版本，分上下两册，纸板装订，售价仅为5.7帝国马克。1933年，光第一册就出版了30多个版本。在纳粹“夺取政权”之前，《我的奋斗》的累计销量已达到了约241000本，纳粹上台之后，它的销量更是呈井喷式爆发。仅1933年一年就卖出了约100万本《我的奋斗》，从1936年开始又陆续出版了各式各样的礼品装，适用于婚礼、毕业典礼、入党仪式等不同场合；1940年后出版了使用圣经纸印刷的所谓“战地版”，印量为85万本。最后几个版本在1944年秋印刷完成；据估计，《我的奋斗》的印刷总量在当时达到了1245万本。此外截至1945年，市面上还出现了数量极为庞大的特别版、精装版、纪念版等其他版本与速记版和盲文版，以及18种外语译本。从1933年开始，作为纳粹主义“圣经”和“教义问答手册”的《我的奋斗》成了炙手可热的畅销书，出版社因此赚得盆满钵满，希特勒本人也摇身成为百万富翁。
事实上，《我的奋斗》是希特勒在他被监禁在兰茨贝格堡垒（Festung Landsberg）短短九个月的时间内写成的。他在1942年承认，没有在牢狱的经历，就没有《我的奋斗》一书的出现。这个中学肄业生后来将兰茨贝格称为他的“公费高中”，他要感谢它教自己看清了“当局的愚蠢”。德国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n Ossietzky）在1924年4月底写道，那是一次“纯粹的恭维式惩罚，一次用司法粉饰的度假”。狱友们纷纷向希特勒献殷勤，监狱长和看守也对他表示同情。他从经常去监狱探望他的，也是他的追随者和资助者海莲娜·贝希施泰因（Helene Bechstein）那里得到了作为探监礼物的写作纸张（带有纳粹标志的优质纸）和一台崭新的雷明顿（Remingtn）手提式打字机。就是在这台打字机上，希特勒用两根手指敲出了《我的奋斗》。
《我的奋斗》上册包含了希特勒个人色彩强烈的自传和纳粹党及其前身德国工人党（DAP）的前世今生。《我的奋斗》下册的大部分是1926年秋在上萨尔茨堡山（Obersalzberg），由希特勒向其秘书口述整理而成。内容涵盖了希特勒的政治纲领和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雅利安人”必定比其他种族更为优越，只有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德国必须在东方开辟新的领土，犹太人是包括梅毒在内一切祸害的始作俑者。
当希特勒于1924年12月20日离开兰茨贝格堡垒时，他已经完成了《我的奋斗》上册的大部分内容。他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Emil Maurice）可能将原稿藏在留声机的木制外壳中偷偷带了出来。原稿的下落至今仍没有确切说明，希特勒也许将它赠予了海莲娜·贝希施泰因。希特勒对《我的奋斗》一书引以为豪，在被关押进兰茨贝格堡垒之前，他自视为运动“鼓手”，出狱后更是成为运动的殉道者和英雄。他自知：“现在的我再也不是无名小卒了。”
确信无疑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德国人将他的这本书付之一炬，以消除盟国军队对其与纳粹党联系的怀疑。《我的奋斗》长期被看成虽广为流传却“不能阅读”的书籍之一；因此德国人在二战后承认借出和读过此书的比例比实际情况要少得多。对这本书的评论也褒贬不一：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在1933年前后十分动情地赞扬它为“希特勒圣经”，不过普遍的看法还是如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对他同行们的描述：“少数真正花工夫读了希特勒这本书的作家并不关心他的‘宏图伟业’，而是对他晦涩散文式的浮夸嗤之以鼻。”
1945年10月，纳粹党组织的埃尔出版社被关闭，拥有继承权的巴伐利亚自由邦将印刷业务和生产场地交给了1946年新成立的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出版社（Axel Springer Verlag）。直到1990年代，这家出版社在当地出版了著名的《图片报》（Bild）。1945年10月，盟国明令禁止销售《我的奋斗》；1946年5月，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下令没收所有表现纳粹主义和军队的文学作品。1945年的一期《每周新闻》向观众展现了一个美国兵将《我的奋斗》一书的铅字排版象征性地扔进熔液中的画面，熔化后的铅液在10月被铸成了《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的首批印版。
旧书店里当然有不少《我的奋斗》。在1960年代的柏林，相当数量的《我的奋斗》被查抄和没收；在2005和2009年的伦敦拍卖会上，带有希特勒亲笔签名的首版《我的奋斗》拍出了20000多英镑的价格。
不过在1950年代，首任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dr Heuss）曾提议出版一本评注版《我的奋斗》，因为几乎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对抗希特勒思想的死灰复燃了”。最晚从那时开始，对此的讨论就围绕这本评注版《我的奋斗》是否会对现在的德国产生破坏性影响，以及产生哪些破坏性影响而进行。这本书不仅能在网络上读到，在其他国家也可以买到，在一些国家甚至成了畅销书。
德国的法律环境错综复杂。拥有老版《我的奋斗》和旧书销售都是被允许的，但是在2015年以前，法律规定每人只能翻印一本。在2015年以后，根据《刑法法典》第130条的规定，上述情况将被视同煽动群众行为予以追究，不过评注版《我的奋斗》又可以在《基本法》保障的学术自由中找到依据。赫尔穆特·夸尔廷格（Helmut Qualtinger）在1973年以讽刺希特勒为目的当众朗读了《我的奋斗》，朗读时的手势和语调也需要提前获得批准。不仅戈培尔和罗森堡的日记出了批判性评注版，1933年以前的大多数与希特勒相关的文件都出了批判性评注版。不过对于是否要再出一本学术批判性评注版《我的奋斗》这个问题，目前仍没有讨论出结果。
考虑到《我的奋斗》的版权有效期截至2015年底，也就是希特勒去世后整七十年，德国各州司法部部长在2014年中期宣布，未加评注的《我的奋斗》在2015年以后将继续被禁。在围绕《我的奋斗》版权失效后应如何处理的讨论中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历史学家同业会，以及德国历史学家联合会（Deutscher Histrikerverband）的多数成员赞成再版评注版《我的奋斗》，与其针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出版一本充满“毒瘤一样空话”的《我的奋斗》完全就是在浪费金钱。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Zentralrat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的代表也表明了支持的态度，而犹太人战争委员会（Jüdischer Weltkngress）主席及其德籍副主席则对此表示反对。
以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为出版方（2016年初以个人形式出版）的评注版《我的奋斗》有着很浓的学术味。它的出版经历反映了德国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游移不定：准备工作开始于2009年，2012年4月，巴伐利亚州政府宣布将资助此项目50万欧元。2013年5月，巴伐利亚州财政部部长声称，“必须要揭开这本书的神秘面纱”，并为利用包括英文版、电子版和有声版在内的所有销售渠道进行辩护。与此同时，巴伐利亚州政治教育中心准备联合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出版一本表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文集，内容包括评注版《我的奋斗》的摘录，并将其纳入教学资料库。然而在2013年12月，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夫（Seehfer）突然宣布结束此项目，因为他在访问以色列期间发现，在当地居然可以买到希伯来语版的《我的奋斗》；不过政府对此项目的资助并没有被撤回。州政治教育中心虽然被迫中断项目合作，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却仍在继续推动项目的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