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德国公众来说，这也是一个难题。2015年春，当一个电视节目制作团队在科隆的一家书店进行销售测试，并将整整一托盘带有“元首”肖像的《我的奋斗》的仿真海报陈列出来时，顾客们表示疑惑不解，并纷纷绕着此“展品”走。对于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新近出版的学术批评版《我的奋斗》，公众的态度自然大不相同；研究所所长安德烈亚斯·维尔辛（Andreas Wirsching）称，它应该是“普通历史学家能够接受的”。尽管如此，他和他的共同出版者对此版本的销售仍抱有复杂的情绪。他们甚至不希望它能成为畅销书。
069 精神恐吓：焚书
免于被焚毁的一本书
Terrr gegen den Geist：Die Bücherverbrennung
这是一家犹太人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内页，书名叫作《爱之歌》，作者是H.M.温克尔曼。为了方便焚烧，它们被撕裂了。
我们多么想要问一问那些或多或少参与，以及目睹这个场面的人们啊！如果当时不是下了倾盆大雨，围观的人会多多少？要是个别人能提供证词，又会怎样？
一旦点着了那个精心准备的、至少有六层高的方形柴堆，火顷刻之间就能烧起来；在为《每周新闻》拍摄工作弄来的弧光灯的照耀下，充满鼓动性的宣传画面让人眼花缭乱；挂着纳粹旗的讲台、摄像机、话筒和扩音器各就各位。实际上，多少年过去以后，当时的参与者中会有人重新审视或感到羞愧吗？
然而据我们所知，只有一个人诚实地叙述了他的恐怖经历：在柏林洪堡大学前的倍倍尔广场（Bebelplatz），“被身着纳粹冲锋队制服大学生挤得动弹不得的”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stner）亲耳听到他被第五个点名，接着亲眼看着他的著作被扔进了熊熊燃烧的火堆里。“像下葬般阴霾的天气笼罩着整个城市。被破坏的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半身雕像的头部被一根长棍子挑着，高高地越过缄默的人群，来回地晃动。那场面令人作呕。”
尽管在整个德意志帝国进行的90多次集中焚书中，它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然而它却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晚上9点，三辆满载着书籍、飘扬着纳粹旗和大幅标语——“德国大学生朝着非德意志精神行进”——的搬家货车行驶在大学生火炬游行队伍中。队伍中有身穿体操服的体育大学学生，有身着大学生社团节日服装、扛着旗帜的社团成员，有穿着长袍的教授，有冲锋队队员，有党卫军成员，有希特勒青年团成员，还有一支演奏乐曲的军乐队。在骑警的护卫下，在从黑格尔广场（Hegelplatz）到奥拉宁堡大街（Oranienburger Strae）上千名观众的注视下，这三辆搬家货车和游行队伍一起从那里通过勃兰登堡门中轴线和“菩提树下”大街，一直行进到了歌剧院广场（Opernplatz，今天的倍倍尔广场）。火炬在那里被投进火里，大雨也没能阻止它们熊熊燃烧，因为带着汽油的消防队助了一臂之力。
晚上11点半前后，焚书开始了：9名大学生演说者一个接一个走到话筒前，他们每个人都大声发表了“焚书宣言”，紧接着被他们点到作者名的书籍被付之一炬。在针对卡尔·马克思和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著作的第一次“反对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的呼声过后，凯斯特纳就已经从第二个演说者“反对颓废派和道德沦丧”的呐喊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排在他名字前面的是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和恩斯特·格雷舍（Ernst Glaeser）。接着他又听见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格奥尔格·伯恩哈德（Gerg Bernhard）、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库尔特·图霍夫斯基（Kurt Tuchlsky）、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n Ossietzky）等人的名字。他还听见“那个老奸巨猾的小人和骗子（戈培尔）发表了矫揉造作的长篇大论”，广播电台同时还进行了现场直播。其中他听到了诸如“野蛮思想”“污秽”“垃圾”“劣等人种”等词。“身着棕色制服的大学生社区卫队队员面对着焚书现场，帽带扣住下颚，眼神直勾勾地盯着面前的火光冲天，以及那个正打着手势吟唱赞美诗的小恶魔。”之后，党卫军乐队演奏了军歌《人民快武装》（Vlk ans Gewehr），全体还合唱了《霍斯特·威塞尔之歌》（Hrst-Wessel-Lied）[4]。在那之后消防队员扑灭了燃烧着的柴堆，剩下的行人将灰烬中被烧焦的书籍收集起来，其中一些可能被当作“纪念品”卖了。从被焚烧的书籍中拯救出来的，至今为人所知，或者说保留至今的只有两本：一本是亚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中篇小说《卡萨诺瓦的返乡之行》（Casanvas Heimfahrt，1918），它在基尔的焚书运动中幸存了下来；另一本是H. M. 温克尔曼（H. M. Winkelmann）出版的《爱之歌——来自传说和诗歌、书信和日记》（Lied der Liebe-in Sage und Dichtung，Briefen und Tagebüchern，1922）。后者之所以能免于被焚毁，不是因为它的内容，而是因为它是由一家犹太人出版社出版的，进而最后被作为“非德语”书籍处理了。一名冲锋队队员差点将它扔在一名22岁年轻女子的头上，她当时正站在驶向柴堆的一辆满载书籍的货车上。为了方便焚烧，这本书的内页已被撕裂。冲锋队队员朝她喊了一声“纪念品”，她吓了一跳，此后便小心翼翼地将它保存了起来，直至去世。
对于思想自由来说，这是黑暗的一天，是“德国思想斩首”［黑尔格·普罗斯（Helge Prss）语］的一天，它的发生有着前因后果。虽然戈培尔长期被认为是主谋，但是焚书的始作俑者可能是德国学生会（Deutsche Studentenschaft，1931年以后由纳粹控制的大学生伞式组织），它能让人回想起德国焚书的“传统”。尽管在其他历史背景下，大学生也在焚书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比如1520年在维滕堡（Wittenberg），人们将威胁对马丁·路德处以绝罚的教宗训谕焚烧，1817年的瓦尔特堡节期间也发生了焚书行为。1933年4月1日进行的“犹太人封锁（Judenbyktt）”为德国学生作了示范，他们因此打算将对犹太人商业活动的干涉延伸到学术和文化领域。对于焚书活动的筹划和实施，国家和党派各机构都利用其纳粹关系网络提供了助力。虽然魏玛共和国宪法保障了艺术自由并取消了审查制度，但是在“纳粹上台”之前，针对戏剧、文化和文学的审查、禁令与干涉还是死灰复燃了。
1933年4月，德国学生会的一条标语写道：“国家沦陷了，高校还没有！思想上的冲锋队联合起来！”从当月开始，各种各样的“禁书委员会”不断整理出一批又一批的黑名单。然而，列在黑名单上的条目并不是严格按照反犹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女权主义、反和平主义、反现代化、反民主和共和的方向进行筛选的。不过这种筛选是不负责任的，当地的焚书活动组织者手握“生杀大权”，因此也不可能在列入黑名单的作家和书籍那里找到相关内容的具体出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 Brecht）、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blin）、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特奥多尔·豪斯（Thedr Heuss）、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埃贡·艾尔温·基希（Egn Erwin Kisch）、罗莎·卢森堡（Rsa Luxemburg）、托马斯·曼（Thmas Mann）、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克劳斯·曼（Klaus Mann）、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n Ossietzky）、约翰·多斯·帕索斯（Jhn Ds Passs）、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路德维希·奎德（Ludwig Quidde）、亚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奥托·苏尔（Ott Suhr）、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阿诺德·茨威格（Arnld Zweig）、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这些名字只是单纯地被列了出来。
绝大部分被焚烧的书籍来自城市公共图书馆和民间图书馆、私人图书出租店和个体书店。后两者尤为被身穿冲锋队制服的大学生“突击队”搜查，在个别城市甚至由警察带队搜查。从5月6日开始，柏林至少有五支这样的“突击队”开着卡车在路上横行。免受骚扰的国家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并不多，由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创办的私人机构柏林性学研究所（Berliner Institu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遭受了巨大损失，所内图书馆存放的10000余册图书几近全毁。
焚书活动导致的结果是：国际新闻媒体报道了此次焚书事件——尽管激起了许多抗议声，在德国外交层面却没有造成负面影响。《纽约时报》（The New Yrk Times）柏林通讯社的记者在事件发生第二天就刊发了报道，不过他认为这只是“大学生的恶作剧”。相较之下，39岁的作家奥斯卡·马利亚·格拉夫（Oskar Maria Graf）发起的抗议则更引人注意，焚书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奥地利讲学。5月12日，他在《维也纳工人报》（Wiener Arbeiter-Zeitung）头版发表的充满讥讽的呼吁被多次转载——“把我也烧了吧！……我做了什么要接受这样的羞辱？”他的著作“不应该落入那帮穿着棕色制服谋杀者腐坏的头脑和沾满鲜血的手中”。格拉夫于1934年放弃德国国籍，于1957年成为美国公民。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他1939年发表的诗歌中赞扬了格拉夫的勇气。
1933年5月底，国际笔会（PEN，又称“世界作家协会”）在杜布罗夫尼克（Dubrvnik）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此次焚书事件，犹太裔德国剧作家和和平主义者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ller）在会议上向世界人民痛斥纳粹政府制造的政治恐怖。由于缺乏勇气，德国代表团提前离场。为了纪念焚书事件发生一周年，在阿尔弗雷德·康特洛维奇（Alfred Kantrwicz）的倡议下，于巴黎创建的“德国自由图书馆（Deutsche Freiheitsbiblithek）”作为纪念地之一正式向公众开放。这家“焚书图书馆”成为流亡法国的德国作家的固定聚点。图书馆藏书迅速增加到了11000余册；图书馆在1940年德军开进巴黎时被毁。康特洛维奇在194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被禁的和被焚烧的》（Verbten and verbrannt）的文选，不过他也认识到，想要唤起和这些作家命运相符的记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1947年5月10日在柏林举行了首次焚书纪念日活动，四大领域的文化代表齐聚一堂。在苏占区和民主德国，这一天被进一步确定为“自由图书日”；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确立的国际项目框架下，“世界图书日”从1996年开始被列为德国的节日之一。
焚书事件发生后三十年，刊登在一本大众杂志上的相关专题意外获得了巨大反响。《亮点》（Stern）周刊的主编亨利·南能（Henri Nannen）发现了这个话题的传播潜力，派周刊记者于尔根·泽尔克（Jürgen Serke）展开调查，并公开了“被焚烧作家”的肖像。不过由于缺乏足够的兴趣，从1981年开始，由S.菲舍尔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正式出版的《焚书图书馆》（Biblithek der verbrannten Bücher）一书列出的书目只编到了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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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和1993年分别是焚书事件发生的50和60周年，当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展览、研讨会和印刷品，同时还加大了在公众场所唤起人们回忆此事件的力度。1953年在德累斯顿树立起了第一座焚书纪念碑，直到1982年才在汉堡树立了第二座，然后是1984年在不来梅，而1983年柏林倍倍尔广场一侧则挂了一块纪念牌。1987年正值柏林建城750周年，德国统一社会党原计划在倍倍尔广场树立一座巴拉赫（Barlach）雕刻的纪念碑，结果没能实现，纪念碑的位置被改在了柏林客西马尼教堂（Gethsemanekirche）。不过如今分量最重的是1995年出于竞争原因，由以色列艺术家米哈·厄尔曼（Micha Ullman）设计的“图书馆（Biblithek）”纪念碑：它树立在倍倍尔广场的正中央，那里正是1933年架起柴堆的地方；它是一个埋入地下、密封的立方体，立方体的内部铸造有白色的水泥书架，书架上空空如也，大约能放置20000本书，正好差不多是当年被焚烧书籍的数量；立方体的上面装了一扇小玻璃窗，使人能从地面看到下面的情况，晚上立方体内被照亮，灯光透过玻璃窗可以发散到广场上；这个立方体式的纪念碑也是一种隐喻，它象征着埋藏在人们记忆中的一座坟墓——虽然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个地点也允许举行商业和娱乐活动。慕尼黑观念艺术家沃尔弗拉姆·P. 卡斯特纳（Wlfram P. Kastner）的作品《书痕》（Spur der Bücher）总是能引发公众的讨论，不管这种讨论与政府是一致还是矛盾。从1995年开始，沃尔弗拉姆·P.卡斯特纳充满挑衅意味地在1933年事件的许多发生地制造了真正的记忆“焦痕”。位于波茨坦的摩西门德尔松欧洲犹太研究中心（Mses Mendelsshn Zentrum）选编了一本内容涉及120本被焚烧书籍的合集，它的前10册以教育配套项目的名义于2008年5月交予了4000多所德国学校。
围绕焚书事件发生的一切都出于它的不可磨灭性，正如埃里希·凯斯特纳在1933年所言：“成为一个被禁的作家，而且他的著作再也不会出现在书店的书架和橱窗，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书不会出现在祖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更不会出现在自己的家乡。甚至在圣诞节，当德国人为购置圣诞礼物在积着雪的街道上匆匆而行时，也遍寻不到它们的影子。12个圣诞节是如此的漫长！人就是行尸走肉。”
070 反犹主义、种族狂热和大屠杀
犹太星
Antisemitismus，Rassenwahn und Massenmrd
它不是第一个“不受欢迎群体”的宗教标志，而是纳粹为了“灭绝”犹太人而作出的捏造和歪曲。
从1941年9月19日开始，德意志帝国内的所有犹太人都必须遵循《有关犹太人标识的警察条例》，在他们的衣服上佩戴这样一颗手掌大小的六角黄星，“要结实地缝在衣服左侧的醒目位置”。黄星由两个黑色镶边的三角形组成，它们象征着大卫星[5]。黄星的正中间有一个黑色的“Jude”（犹太人）字样（在其他被德国占领的国家则使用当地语言），字体模仿希伯来字母，充满了恶意和嘲弄。从9月16日开始，这个标志以传递的方式分发，先是每个犹太人手持一个，然后手持多个，以至于平均一个犹太人被分发了4颗“星星”。柏林一家专门生产旗帜的工厂在短短几天内就在一条长帜物上制作了100万颗黄星；这些黄星标志从犹太聚居区以每个3帝国芬尼的价格被购买，继而以每个10帝国芬尼的价格转手。官僚主义的彻底性又要求每个“接受者”必须在拿到黄星标志时签收确认，并履行“妥善认真对待标志”的义务，最终在将黄星标志缝在衣服上时“要将突出的料子边缘折进去”。
这些被戈培尔称为“非常人道”的标识规定在1941年9月1日作为警察条例被颁布实施，根据《纽伦堡法案》（Nürnberger Gesetze）的定义，年满6周岁的犹太人必须佩戴黄星标志。只有法案定义的“混血儿”，或者处于所谓的特许通婚状态的犹太人不用执行此规定。在被德国占领的波兰，措辞相同的条例已经在两年前颁布实施。
从中世纪开始，这个由两个三角形组成的六芒星就作为“大卫星”成了犹太教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在中世纪甚至更早，黄色就是“不诚实”群体的标志，也是卖淫者的身份标识，选择黄色作为犹太星的颜色是纳粹分子有意而为的。标记特定少数群体虽然不是纳粹的发明，却是纳粹主义纲领的组成部分，即对犹太人从“贴标签”发展成对整个犹太民族的“灭绝”。
中世纪的着装规定指出，犹太人应通过不同颜色的“犹太帽”，或者缝有星星或环形图案的衣料以示与其他群体的区别。这种反犹规定首先在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推行（在这方面，基督徒也有类似的标识），12世纪以后也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国家实行。
最晚从十字军东征开始，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就不再拥有与其他民族对等的权利地位，而通常只被视作隐忍的外族——其中一部分人受欧洲统治者赋予的特权保护，虽然这种许诺性质的保护维持不了多久。不过近距离观察后，人们愈发拥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基教徒和犹太人各自信奉的“圣经”存在部分重合，也只有他们对重合部分的解读看上去才争议重重。由此造成了基督教一方在限界和寻求转变之间的长期的分裂。一方面，犹太人被认为是“顽固不化”的，因为他们拒绝承认基督教的救赎真理，而且因此被栽赃对基督教犯下了各种罪行。另一方面，人们认为，通过对犹太人实行相应的措施，可以促使他们转信基督教。
在纳粹统治时期，人们对待犹太人的方式有了变化。虽然纳粹利用了人们反犹的仇恨心理，但是在纳粹意识形态中，对反犹主义趋势的利用却远远超出了宗教领域，也就是说，宗教只是纳粹分子的一个幌子。1941年颁布的《警察条例》只是法律措施和非法律措施长链条上的其中一环，纳粹分子的最终目的在于竭尽所能地将犹太人赶尽杀绝。1933年1月30日，“犹太人清理程序”在纳粹夺取政权后不久就启动了。1933年4月1日，纳粹分子号召封锁犹太人商店，以及犹太人律师事务所和诊所，它们被贴上了画有大卫星的海报，以表明其产业属于犹太人。几天过后，也就是4月7日，纳粹颁布了第一条法律规定，并为其取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标题——《关于重新制定公职人员终身制的条例》——它真正的目的是将犹太人和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公职人员驱逐出国家体制。在社会公开职位招聘方面，求职者必须出具“雅利安证明”，以证明其双亲和祖父母的“雅利安”出身。不过也存在各种特例，譬如老资格的公职人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与者或在战争中牺牲士兵的亲属被允许入职，不过在将不受欢迎的群体排斥在外的同时，条例还通过更新大批支持纳粹党的公职人员岗位，实现了政府机构的大范围“同步”。进一步剥夺犹太人公民权的决定性措施要属1935年出台的《纽伦堡法案》。法案正式对犹太人下了定义，即根据纳粹思想什么样的人应被视为犹太人；此外法案还将诸如“纯犹太人、半犹太人和四分之一犹太人”等新血缘关系“类型”引入了语言和法律系统。这种充满恶意的意识形态核心是“为了保护德意志血统和德意志光荣的法律”，它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也不允许双方有私生关系。有“犹太姻亲”关系的人相互之间或与雅利安人结婚要遵守严格的规定。《帝国公民法》只将那些“拥有德意志血统或拥有与德意志相关血统的人”定义为“德国公民”。
在此之后，犹太人以及被定义为犹太人的人遭受了法律上的蛮横对待，他们很快被要求在外表上进行标识以示与其他人的区别。1938年，其他对犹太人的措施不胜枚举，它们的共同目标是将犹太人从德国的职业生活中排挤出去，在社会层面上将他们孤立起来。根据1938年8月17日颁布的一项条例，犹太人必须在他们的名字上添加一个“典型的犹太”名字［从1939年初开始，如果之前没有的话，犹太男性的名字必须加上“Israel”（伊斯雷尔），女性的名字必须加上“Sara”（扎拉）］。10月，犹太人被要求上交护照，或者在护照上标记一个红色的“J”。不久之后就发生了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事件，这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还使不计其数的犹太会堂和其他犹太建筑遭到了破坏，犹太人在德国的生存面临着重重威胁。
此后德国还实施了更多差别对待犹太人的措施，最晚到1939年9月1日“闪电进攻”波兰，德国也没有顾及其在国外的名声而有所收敛。1941年9月1日实施的《警察条例》已经直接导致在德国的犹太人被有组织地驱逐进德国在东欧占领区建立的集中营和劳动营，它们在条例颁布后一个月就建成了。活着走出集中营和劳动营的人接着被转移到灭绝营，绝大部分人在那里被杀害。从有目的地将犹太人排斥和驱逐出德国到灭绝整个欧洲犹太种族的决定性转折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在1941年6月进攻苏联后不久，德国就作出了对东欧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重要决定。同年10月，禁止犹太人离开德国的命令张贴在了醒目的位置，这意味着从那时起这些犹太人就被纳入了纳粹政权的全面灭绝计划。1942年1月20日召开的万湖会议（Wannseeknferenz）常常被视作纳粹分子所称的“最终解决办法”，即大屠杀开始实施的信号，而事实上这次会议只是从技术角度制订了大屠杀的实施计划。
纳粹分子的反犹种族主义基础主要形成于19世纪。启蒙运动之后，犹太人在18世纪开始享有与国民相同的平等待遇：随着巴登大公国于1807年、普鲁士于1812年、巴伐利亚于1813年颁布《犹太人法案》（Judenedikt），犹太人开始逐步实现平权。不过后来改革陷入停滞，职业禁令仍继续存在。巴登在1862年首先实行全面平权，包括普鲁士在内的北德意志邦联在1869年也颁布了同样的法令，相关规定在1871年由普鲁士主导建立的德意志帝国也得到了延续。不过另一方面，尤其从19世纪中叶开始，各种生物学理论愈发受到人们的追捧，比如提出通过测颅法可将人类划分为不同的人种。这些理论很快被进一步论证和阐释，以达到确定高等人种和劣等人种之间存在质的差别的目的。例如理查德·瓦格纳的女婿、英国人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ustn Stewart Chamberlain）就认为德国人是雅利安人，比劣等的犹太人更高贵。由此，犹太人被冠上一切污名，在主要由基督教发起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反犹历史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随着反犹种族主义的出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情绪从根本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成为犹太人已不再是一个宗教问题，而意味着犹太人不容改变地被归为了“低贱且危险”的人种。在种族主义者看来，人种的混杂是尤其危险的。随着这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初德国提出了种族优生计划（优生学），旨在保护自己的种族免受外族的影响，或者通过有针对性的“选种”改善自己种族的品质。在纳粹主义思想体系中，这些以伪科学为基础的各种元素相互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残暴无人性的意识形态，最终导致了一场有组织的大屠杀。希特勒在他所著的《我的奋斗》一书中也承认了这种难以理解的矛盾思想（见第68章“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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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12年的统治生涯中，纳粹主义空前绝后地执行了种族灭绝政策。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其他“被排斥”的少数群体被杀害，其中包括被当时的德国人称为“茨冈人（Zigeuner）”的吉普赛人/罗姆人、同性恋者、身体和精神残障者，以及按照纳粹主义恶意的种族思想被剥夺生存价值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死于毒气室，许多人死于严重的肺痨和看守人员的粗暴对待，或者死于在他们身上进行的医学人体试验。有多少人在试图移民和逃亡的过程中，或者通过自杀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人们已永远不可能知道。据估计，纳粹掀起的这场大屠杀（Shah，希伯来语）仅在欧洲范围内就造成了约600万犹太男性、女性和儿童的死亡，其中超过100万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杀害。
只有少数犹太人在德国幸存了下来，比如英格·朵伊什克翁（Inge Deutschkrn），她和母亲一起藏起来，幸运地活了下来，她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说，她们的“犹太星”也让她们拥有了离别的问候、腼腆而友好的姿态，甚至尝试参与或帮助他人的勇气——它仍然是残酷现实中绝对的例外。
071 充当宣传工具的广播电台
国民收音机
Rundfunk im Dienst der Prpaganda
这是1933年制成的初代产品——VE 301型国民收音机——政府通过它对民众宣传纳粹思想。
到德国纳粹党把“国民收音机（Vlksempfnger）”这个概念窃为己有之前，罗意威公司（Lewe）早在1926年举办的大德意志无线电展览（Grsse Deutsche Funkausstellung）上就已经推出了名为“人民广播接收机”的产品。截至1932年，这个机型已经售出超过100万台。飞利浦在1929～1930年间也推出了自己的“国民收音机”型号，试销后却不幸宣告失败。到1933年时，在德国只有四分之一的家庭能够拥有一台收音机，而买得起收音机的工人家庭只有十分之一。
纳粹分子在1930年就已经发现了无线电广播作为大众媒体所具有的潜力。为此，希特勒在1932年夏天明确表达了对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n Papen）内阁的宽容，并从纳粹党进入议会以来，就依赖广播发动宣传攻势。1933年，让纳粹党感到失望的3月选举结束后，约瑟夫·戈培尔作为受到指派的纳粹帝国宣传部部长，声称广播必须“为政府拿回失去的48%选票……然后我们就能拥有并守住100%的支持率……谁也跑不掉”。
收音机只有足够便宜才有可能完成扩大广播覆盖率的目标。在纳粹德国宣传部建立后不久，1933年3月政府便发起了这一倡议。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戈培尔所为，不过此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收音机应该结实耐用，并且保证能够收到本区相应的电台，以及设在柏林周边的科尼希斯伍斯特豪森（Knigs Wusterhausen）的德意志广播发射台发出的信号。此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收音机的售价不能超过70～80帝国马克。对于这个需要在良好性能和更低价格中间作出妥协的招标要求，只有三家厂商作出了回应。而在三家厂商中间，纳粹政府最终选择了位于柏林的格奥尔格赛布特公司（Gerg Seibt），该公司的总设计师名叫奥托·格里辛（Ott Griessing），是个爱穿纳粹冲锋队制服的冲锋队队员。收音机的电木外壳早在1928年就由工业设计师瓦尔特·马利亚·克斯廷（Walter Maria Kersting）设计完成，而本来应该放置公司标志的位置，则被换成了一个被“环形声波”围绕的、张着大嘴的鹰头。此外自1938年起，按照戈培尔的指示，标志中加入了纳粹标志。
1933年6月，国民收音机的价格终于定了下来——76帝国马克。不过，这是艰苦角力的结果——德律风根公司（Telefunken）将电子管供货价格砍掉一半、放弃收取绝大部分专利使用费，并由国家广播电台负责新机器的广告推广，以及经销商降低了利润幅度。国民收音机的生产工作，按份额分配给了各生产商。以1933年8月在柏林举行的国际广播展为舞台，各方为该机型面世投入了大笔宣传费用。新型VE 301型收音机在展会上重磅推出——这个型号的命名来自纳粹夺取权力的日子“1月30日”。希特勒视察展览会时也观看了这台收音机，有感于这台新型国民收音机的力量，戈培尔模仿拿破仑将报刊称作“第七大强国”的论调，在这次展览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将广播事业称为“第八大强国”，并宣布了自己“让德国听广播的人翻一番”的宏伟目标。
实际上，“VE 301”推出了一个配置不同的收音机系列：根据不同地区的需要，分别有交流电和直流电版本，还有售价为83帝国马克的电池供电版，毕竟当时德国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没用上电。产品中少部分用橡木做外壳，其他大部分用胶木做外壳，以酚醛树脂制成，这也是第一种实现工业生产的塑料。从外表上看，这款收音机是个黑色的圆角方盒子，尺寸就像立起来放的大号鞋盒一般。收音机上部基本上被一个圆形的扬声器占满了，扬声器口上绷着布料。扬声器下面是一个倒置的U形带状装饰，在它的顶部弯曲处是一个扇形频率表。机器底部横向排列着三个圆形旋钮开关。中间开关的上方是收音机的商标以及型号“VE 301”。
对于这款收音机的产量，其实存在巨大争议，而这并不为外界留意。出于政治目的，预计生产的收音机数量可能有50万～100万台，不过生产商们担心其他品牌收音机的销售就此毁于一旦，故先生产了10万台。后来迫于政治压力，他们才不得不屈从，并于1935年同意生产100万台的计划。事实上，初期阶段所获成功“极其巨大”［萨克维茨（Sarkwicz）语］：1933年头两次在展览上亮相时就卖出了数千台，到1934年2月时销售量大约是60万台，1935年8月则达到了约150万台。
这种售价较低的收音机满足了大量的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品牌收音机的市场份额。然而对当时大部分人，特别是工人群体来说，这个价格他们依然无力支付，毕竟这相当于月平均工资的一半。听广播的人当中只有十分之一能够通过社会福利免去费用负担。因而在政府内部曾有一种比较中肯的评价：“我们的广播现在还没法覆盖到每周取酬的那一大群人。”［柯尼希（Knig）语］通过分期付款方式，收音机的销售自1934年初起“确有起色”，但是就算戈培尔的宣传部门主导了广告攻势，首付款7.25帝国马克，18个月分期付款，每期4.4帝国马克的价格让这种收音机“仍旧完完全全是中产阶级的物件”（柯尼希语）。
1936年底，《人民观察家报》（Vlkische Bebachter）刊发了呼吁将收音机价格降到50帝国马克以下的文章。1937年的广播展上，标准型号收音机价格从75帝国马克降到了59帝国马克，不过真正的“突破性进展”其实是展后受托投产的、更加便宜的一个机型，经过改进后，它的价格降到了30～35帝国马克。这种小型“国民收音机”被戈培尔取名为“德意志小型收音机”，加上定型年份后简称“DKE 38”。没过多长时间，民间就把这个机型叫作“戈培尔的嘴巴”，它既能用交流电也能用直流电，扬声器得到改进，频率窗还加了背光，总之是取得了巨大成功。截至1939年，这一机型共销售了90万台，至1943年停产前共生产了280万台。对于90%的购买者来说，“DKE 38”是他们的第一台收音机，而他们也就成了广播收听费的缴纳者。缴费的人数持续大幅上涨，从1932年的420万人上涨到了1939年的1200万人，到1943年时已经超过了1600万人。对于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门来说，这带来了某种意义上一个不错的副作用，毕竟每个收听者每月缴纳2帝国马克的话，收来的收听费可就不是一笔小数了。
即使市场上可供选择的品牌机型繁多，不过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一方面提高质量，一方面降低价格，“DKE 38”在1933～1939年间的销售量也达到了每年100万台左右（柯尼希语）。而在国际市场上，德国收音机并没什么特殊地位，美国品牌才是主宰。1940～1941年，美国社会的广播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0%～90%，而且很多家庭已经开始购买第二台收音机。即使德国家庭拥有收音机的比例从1933年的25%上升到1941年的65%，可还是比不过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根据1941～1942年的统计数据，德国广播收听者的比例排在瑞典和丹麦之后，位列第三，超过了英国和瑞士。但这是因为并没有其他哪个国家为了如此庞大的宣传工作而推广收音机，“即使是纳粹党自己……也对他们努力得来的结果感到失望”（柯尼希语）。
除了“VE 301”和“DKE 38”的推广外，纳粹德国还在1935年推出了专门在企业中和大型活动上集体收听节目的“一线工作用收音机”。它的型号被定为“DAF 1011”，因为希特勒上台后于1933年11月10日在柏林的西门子工厂首次发表了对工人的讲话。除此之外，政府还计划在人口数量超过12000人的城市分别设立6000个广播喇叭柱，用来转播重要的广播消息。这种喇叭柱计划做成类似广告柱的样子，分为带钟和不带钟两种。不过，这个计划借着在布雷斯劳举办竞技体育节之际建成头100个之后就成了镜花水月。为了实现戈培尔“第八大强国”所准备的基础设施也同时正在建设，不过随着战争爆发，收音机的生产工作也失去了原有的优先地位。
“收音机型号的统一性和广播节目的统一性是相辅相成的”（柯尼希语），因此1933年德国广播转播了数十次希特勒的演说，还有各类纳粹党的庆祝活动，它承载的政治功能过大，以至于戈培尔这个宣传部部长知道之后都吓了一跳。长期以来，广播发射台就已经收归国有，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人员都经过了更换，或被送进了“纳粹培训班”，这样一来广播电台的“主要任务”——按照1934年科隆帝国电台的描述，“要让德国人作好一旦元首来到人民中间时对他们发表讲话，就能随时收听广播的准备”。（引自萨克维茨）每日播音时长从1933年的14个小时延长到1938年的将近20个小时，娱乐和音乐节目是广播节目的特色，带有宣传色彩的语言类播音或多或少地被“嵌入其中”。其中一档名叫《多彩的夜晚》（Bunte Abende）的节目特别受听众的欢迎，而像1936年柏林奥运会这样的盛会则成了当时广播事业的亮点。当时共有20辆信号转播车、几百名工程师投入其中，向全世界播发了近3000条广播消息。
1935年10月起，纳粹党一纸禁令，不准再播放所谓的“黑鬼爵士乐（Nigger-Jazz）”。不过这条规定并没有严格落实，结果有些爵士乐改名换姓之后，继续以舞曲的身份保留了下来。纳粹统治时期，最受欢迎的电台节目是战争爆发后第二个月开始，每周播送一次的联邦国防军点播音乐会。不过这个节目在1941年5月时停播了。
有一个言之凿凿的传言，即所有型号的国民收音机都设计成接收不到外国广播台发射的信号。其实收听外国电台只是被严格禁止。至于在战争时期，有多少德国人收听了外国广播电台专门针对德国播送的“特别节目”——例如英国广播公司（BBC）——这个数字只能去估算了，但肯定比德国人战后透露的数字要低得多。他们自称，战前有20%的德国人收听过外国电台，战争期间有50%，不过“最有可能”的数字也就是几百万人。［引自亨斯勒（Hensle）］托马斯·曼在1941年8月通过BBC向德国人发表讲话称：“守在收音机前‘静静地听’，是对希特勒恐怖统治在精神层面上的一种反抗举动。”当然了，绝大多数听众收听外国电台也仅是出于“渴望信息的饥饿感”（亨斯勒语），跟这种反纳粹的“主旋律”并没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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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ll）的父母也曾拥有过一台第一代“国民收音机”，根据海因里希的兄弟阿尔弗雷德（Alfred）的回忆，这台机器是他们的大哥阿洛伊斯（Alis）在1934或1935年买的。
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ll）当时15或16岁，是个优秀的高中生，向往成为一名作家，后来梦想成真。在遗物中，人们发现了他在1938年被征召参加劳役时的“纳粹信条”，这体现了他的政治态度。它看上去显得既愚蠢又讽刺，“以最苦涩的方式侵犯了那些虔诚忏悔的人们”［福姆韦格（Vrmweg）语］：“我相信元首，相信这位德国人全能的父亲、第三帝国的缔造者，帝国将成为永恒。”然后是戈林、戈培尔和纳粹党的一些呼吁，结尾写道：“我不相信死人能够复生，也不相信有来世。”即便现在依然不能确定这篇文字是否伯尔独自写成，但在他透过VE 301型国民收音机播出的反纳粹宣言和其自身对纳粹的“信仰”之间已然呈现了最巨大的矛盾。
072 对纳粹主义的反抗
乔治·艾尔塞的工作台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nalszialismus
在乔治·艾尔塞位于科尼希斯布龙手工作坊的这个工作台上，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精心制作了暗杀希特勒的那枚“定时炸弹”。
在这张家用木工刨台（工作台）上，乔治·艾尔塞（Gerg Elser，1903～1945）开始了他暗杀行动的准备工作。他在1938年秋以后就决定“将希特勒炸死”。所有准备工作都在地下进行，面对别人的疑问他解释为正在进行某种“发明”。只有一次，那是在1939年8月，当他不得不作进一步解释时，他用施瓦本方言回答道：“在政府被炸上天之前，俺们在德国不会过上更好的日子，有更好的前途。俺还跟你说，俺就在做这件事，正在做。”这是乔治·艾尔塞儿时的好友欧根·劳（Eugen Rau）后来在受访时的描述。他说，两人告别时艾尔塞还补充了一句：“哎，烂肚里头，千万别跟别人说！”
乔治·艾尔塞的身世背景并不复杂，作为长子的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他的父亲是黑尔马林根（Hermaringen）的一名农场主和木材商。乔治·艾尔塞曾就读于海登海姆市（Heidenheim）的科尼希斯布龙镇（Knigsbrnn），他短期地学过车工，之后又受过木工培训，在博登湖畔和瑞士的很多企业中工作过。1937年春，他重返老家科尼希斯布龙。在那里，这名酷爱手工制作的爱好者将他挣得的第一桶金投入工具制作，并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手工作坊，自然也必须为其配备一个工作台。他以细木工自居。在别人眼中，他是一个安静、有些不合群、有时沉默寡言的独行者。不过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倾听、有自己的想法并因此得出结论：在纳粹推行军备政策期间，工人的境况会越来越差，想要自主地更换工作岗位也将变得越来越难，国家干预儿童教育，宗教信仰自由也受到了限制……这些事实他没法视而不见。他并不是纳粹主义的拥趸，因而他在自己的社交圈子中显得有些不入流：据后来的人说，有一次他离开了正在一起收听“元首”讲话电台转播的房间，没有行纳粹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