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以前，乔治·艾尔塞曾是工会成员，因为他认为工人就应该进入工会，他支持德国共产党（KPD），因为他将其视为自身利益的代表，他在25岁时加入了“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ter Frntkmpferbund）”。不过除了战士同盟以外，他没在任何一个组织如此全身心地投入过，他在那里还与人合奏齐特琴（Zither）或其他乐器。他对政治并没有表现特别的兴趣，虽然也偶尔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德国转播，却不经常看报纸。
“我是在1938年秋决定暗杀希特勒的”，他在接受审讯时这样说道。当时纳粹独裁的军事扩张已经开始，《慕尼黑协定》（Münchner Abkmmen）的签订使得阻止又一场大战在欧洲爆发变得艰难。乔治·艾尔塞预感到“德国将……吞并其他国家，因此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当他在1939年11月接受审讯时说出这番话时，他害怕的事情其实早就发生了：9月1日，德国开始对波兰发动“闪电袭击”，从9月3日开始，德国已作好了与法国和英国开战的准备。
在决定暗杀希特勒后，乔治·艾尔塞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行动。1938年11月8日，他考察了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Bürgerbrukeller），每年的11月8日，纳粹党的“老战士们”都会在那里集会，以纪念希特勒于1923年11月8日在同一地点发动的“啤酒馆暴动”，希特勒每年也会在集会中发表讲话。乔治·艾尔塞打算将他制作的定时炸弹埋入演讲台后方的柱子内，以便炸死“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头目”。与此同时，他还确定了一条逃跑路线，决定在暗杀行动结束后逃往瑞士。他从供职的公司中偷出火药，在1939年4月再次前往慕尼黑，以落实进一步的细节工作。为了获得爆破技术的经验并制作雷管，他换了一份采石场辅助工人的工作。他还精心制作了定时引信，并在他父母一处偏僻的花园中进行了试爆。他变卖了一些家当，有了350～400帝国马克的积蓄，作为8月前往慕尼黑实施计划的旅费。
8月和9月，他分别寄宿在慕尼黑的两户家庭旅馆中，每天傍晚就像普通客人那样走进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他在那里秘密地工作了30～35个夜晚，只在一盏昏暗的台灯下，坚持不懈一点一点地将他准备埋炸弹的木头柱子挖空，以及一步步完善他的“定时炸弹”。他的炸弹设计得十分精密，以至于直到他在牢房原样复制了那枚炸弹，调查人员才相信他确实是自己设计的。11月5日，他完成了最后的冲刺，并解决了最后一些问题。当晚，他将定时炸弹的爆炸时间设定在了11月8日晚上9点20分。当他第二天带着膝盖擦伤离开慕尼黑时，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他前往斯图加特向他的姐姐借了30帝国马克，于11月7日小心翼翼地回到了慕尼黑，以便在他11月8日动身前往康斯坦茨前确保万无一失。
炸弹爆炸前的35分钟，乔治·艾尔塞被两名正在收听收音机里希特勒讲话的海关官员控制了起来，逮捕他的原因只是由于他“过境”所需的证件过期了——这是这个技术完美主义者的一大疏忽。海关官员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在他身上搜出的雷管正是接近午夜由电报员播报的那起爆炸案肇事者亲手制作的。爆炸现场非常惨烈：演讲台上方的柱子连同部分天花板被炸塌，现场约200人中有8人被炸死，其中包括1名酒馆女招待；另有63人在爆炸中受伤，其中17人重伤。假定希特勒没有为了赶上返回柏林的专列，而反常地在晚上9点7分就结束了讲话，世界历史有可能因此被彻底改写；当天的天气状况不允许飞机起飞。根据戈培尔日记的记录，列车在经停纽伦堡车站期间，希特勒听说了这起“无疑由伦敦炮制的”暗杀事件。纳粹政府当即成立了特别委员会，悬赏50万帝国马克捉拿凶手。所有德国报纸在11月11日都刊登了通缉令，通缉令对嫌犯的描述诸如“据称是手工业者……身高1.65～1.7米，年龄30～35岁，中等身材，深色头发后梳”等。在刚开始接受审讯时，乔治·艾尔塞拒不认罪，后在11月14日全盘招供。11月21日，关于此次暗杀行动的细节被曝光，媒体使用了“暗杀者叫英国”和“元首奇迹逃生”的大字标题，群众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学校的师生们纷纷合唱起了《感谢颂》。
直到最后，希特勒和戈培尔都坚定不移地认为英国特工是这次暗杀行动的幕后操纵者。他们下令连续数日审问和严刑拷打乔治·艾尔塞，让他招出幕后指使者。最后，乔治·艾尔塞作为“特别囚犯”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KZ Sachsenhausen）单独关押，并由固定士兵看守，1945年春之后被转移到达豪集中营（KZ Dachau）；他承认自己有一把齐特琴和一个带有一个木工刨台的手工作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纳粹计划对他进行公开审判。就在美军解放达豪集中营的20天前，乔治·艾尔塞被“最高层”——据猜测是希特勒本人——下令于1945年4月9日处死，尸首不知葬在了何处。
1939年11月底，新闻媒体停止了关于这次暗杀事件的报道。乔治·艾尔塞因此开始被诽谤，称“纳粹时代还应延长几十年”［施泰因巴赫（Steinbach）与图赫尔（Tuchel）语，2010］。他的家人被“牵连”长达数月，他的侄子不被允许升入任何一所学校，一场寻找乔治·艾尔塞资助者和知情人的行动在“暗杀者之家”的邻居中间展开。
乔治·艾尔塞的暗杀行动是一次耸人听闻的个别事件。除了1944年7月20日，以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Graf Claus vn Stauffenberg）为首的同党发起的刺杀希特勒和推翻纳粹政府的行动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次针对希特勒的刺杀计划能像乔治·艾尔塞的暗杀行动一样如此接近成功。虽然在纳粹统治期间一直存在规模或大或小的政治、宗教或其他反抗团体，不过它们之间却几乎没有联系，更谈不上联合采取什么行动了。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成员在地下开展工作；保守党人、自由党人，包括一些科学家秘密会面；个别宗教人士可以利用特权公开反对纳粹分子滥用权力；年轻人通过分发传单的方式表达抗议，也存在或多或少以民主形式发出的反对声音。当然所有这些都只是特例，绝大多数德国人拥护希特勒，并且在很长时间内都非常敬佩他。因此针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被曲解为“天意”。
乔治·艾尔塞是最坚定反对纳粹独裁的抗议者之一。“少数曾经反对纳粹独裁统治的人长期无法摆脱对‘背叛’的仇恨。对于1944年7月20日发生的密谋行动也是一样。”（施泰因巴赫与图赫尔语，2010）尽管二战后，带有反对观点的学术争论开始出现，不过直到很长时间以后，大众——那些认为“要坚定地服从希特勒”的人（施泰因巴赫与图赫尔语，1994）——才普遍认清了事实。1950年代末，德国司法界总算接受了“7·20反抗行动”，不过广大德国公众仍远远不能接受。在这种情形下，要评论一个不属于任何组织的个人行为就更加困难了。尤其一名有声望的狱友和牧师，即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ller）声称，乔治·艾尔塞是纳粹和党卫军的走狗，暗杀行动是受他们指使。针对这些说法，乔治·艾尔塞的母亲在1946年后辩称，纳粹的鼓动性宣传和后来这些“恶意中伤的流言蜚语”才是导致她儿子行动失败的罪魁祸首。（引自施泰因巴赫与图赫尔，2010）
*
乔治·艾尔塞的行为“是一种挑战——不仅对于他的家乡如此，对于德国公众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让许多德国人感到羞愧”［奥特纳（Ortner）语］，因为他们认为，以他们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同国家的势力相抗衡。二战期间，当人们在啤酒馆里聊起乔治·艾尔塞暗杀希特勒事件时，他们可能会低声地说，除了因此死去和受伤的人之外，现场还有“6000万具被烧焦的尸体”呢。二战结束之后，认为乔治·艾尔塞是纳粹“工具”的说法占了上风。直到当年的审讯档案于1964年被发现、鉴定［霍赫（Hch）语，1969］和公开［格鲁霍曼（Gruchmann）语，1970］，真相才浮出水面，不过得出科学的结论却花了更长的时间。虽然乔治·艾尔塞在1978年被认定为“希特勒真正的反对者”［约瑟夫·P. 施特恩（Jseph P. Stern）语］，1989～1990年被评价为“孤独的暗杀者”［彼得·施泰因巴赫（Peter Steinbach）语］，但是格鲁霍曼认为，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hl）在1994年发表的纪念讲话在德国公众中间造成了“真正的裂隙”。
1999年，也就是重新审视乔治·艾尔塞暗杀希特勒事件的50周年，有人声称，乔治·艾尔塞既看不到纳粹政权的不公正性，也预见不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造成无辜者死亡的暗杀行动是不道德的［弗里策（Fritze）语］。这种说法被有力地还击了：尽管不是有意，但这种论调基本上把乔治·艾尔塞与恐怖分子画上了等号，它“减轻了”随波逐流者和所有不敢抗争之人的负罪感，“同时宣布那些敢于抗争的人不具有正当性”（施泰因巴赫与图赫尔语，2010）。
073 任性的国家权力
不仅是“一个”断头台
Staatliche Willkür und Anmaung
这个作为“巴伐利亚斩首机”在1854年一次司法改革中引入的断头台，在1945年以前一直为慕尼黑施塔德尔海姆监狱所使用。
“废除死刑”，1949年出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02条简单明了地这样描述道。1987年7月，民主德国宣布废除死刑。死刑的出现要追溯到“同态复仇”的远古思想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摩西晓谕。随着历史的发展，死刑的执行方式根据它所造成的侮辱和痛苦程度的不同而各不相同。1532年颁布的《查里五世刑事法院条例》（Die Peinliche Gerichtsrdnung Karls V）是德国首部刑法典，它主要规定了8种死刑的执行方式。直到二十年以后，腓特烈大帝才对此条例的应用作了限制（1743）；又过了二十年，也就是1764年，意大利法学家马库斯·切萨雷·德·贝卡利亚（Marquis Cesare de Beccaria）出版了《论犯罪与刑罚》（Vn Verbrechen und Strafen），不久之后就出版了各个版本的德语译本。《论犯罪与刑罚》一书提出了刑法人性化和几乎完全废除死刑的要求。它被认为是一种死刑反对者的“宣言”，不过当时的政府并没有采纳。然而当用其他惩罚措施替代死刑时，还远远不能说囚犯可以免于一死。例如1787年，奥地利颁布了主要针对在多瑙河沿岸拉船（纤夫）的处罚条例，遭受此项处罚的囚犯通常不久后就会丧命。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坚决反对贝卡利亚的观点，明确支持死刑，不过他同时也提出，在执行死刑时必须避免“虐待”犯人。
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对被处以死刑的犯人执行死刑还没有特定的流程。从19世纪开始，德意志各邦颁布的刑法典都要求以“斩首”的方式执行死刑，只是具体的执行规定各不相同。1849年制定的《圣保罗教堂宪法》（《德意志帝国宪法》）第139条计划废除死刑，然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有不来梅、奥尔登堡和萨克森保留了废除死刑的条款。1870年3月，帝国议会以悬殊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废除死刑的提案，不过决议在5月又被推翻，原因在于邦参议院和它背后的大多数德意志诸侯支持死刑。从1871年1月1日开始，德意志帝国内犯谋杀和其他严重军事犯罪行为的人将被判处死刑；对于死刑的执行首先要遵循各邦的法律，枪决是第二选择。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1868～1878年间从未下达过任何处决命令，巴伐利亚则在1868～1880年间执行了7次死刑。根据从1882年开始的帝国刑事犯罪统计，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每年判处34～76起死刑，其中执行15～25起。魏玛共和国每年判处的死刑为39～149起，其中执行的为1～36起，这两个数据从1925年开始明显下降。
随着纳粹分子的上台，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从来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判处如此多的死刑”［韦泽尔（Wesel）语］。判处的死刑大多被执行了。此外有关处决的统计也愈发不可靠；1952年对德国各联邦州最高检察长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1940～1945年间，德国共执行了3069起死刑判决。而根据1989年德国联邦司法部的估算，在纳粹统治期间共判决了16000起死刑，其中被执行的超过四分之三；此外由军事法庭判决的死刑至少有25000起。
在西占区，盟军处死了750名曾在纳粹统治时期犯下罪行的人。1949年以前，德国法庭宣判了125起死刑，根据可查明的数据，其中被执行的可能只有23起。［引自达克斯、迪辛（Dachs，Düsing）］1949年2月18日在图宾根（Tübingen）、1949年5月11日在位于柏林雷尔特大街（Lehrter Strae）的监狱，最后一批抢劫杀人犯被执行死刑。不过由于当时柏林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基本法》的适用性受到了限制，死刑在1989年3月14日才在柏林被正式废除；理论上在那之前，西方盟国仍可以判处死刑。
在当时的苏占区，即民主德国，被处死的人数并没有确切的统计，不过据推测，苏占区实际被处死的人数可能高于西占区被处死的人数；直至1987年，民主德国判处了约200起死刑，其中约130起被执行。1981年6月26日在莱比锡监狱，民主德国最后一起死刑被执行。死刑犯韦尔纳·特斯克（Werner Teske）是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一名上尉，他以筹划并“成功”开展间谍活动，以及企图叛逃的罪名被判处死刑。民主德国在1968年不再使用断头台执行死刑，从那之后执行死刑的流程为：囚犯进入执行区域，在听到“赦免申请被驳回，对您的处决将被立即执行”的话之后，被人用带有消声器的手枪从后方击毙。对韦尔纳·特斯克的判决因不符合法律规定，于1993年被撤销。由于对韦尔纳·特斯克的死负有连带责任并有枉法（或帮凶）行为，民主德国军事法庭法官和检察官在1998年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
也许没有一个博物馆陈列物品能比一个断头台更能震慑观看者的内心。前面提到的柏林断头台被德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但没有在那里展出；图宾根断头台被路德维希堡判决执行博物馆（Strafvllzugsmuseum Ludwigsburg）收藏。1937年以后，这两个断头台被搭建在柏林泰格尔监狱（Berlin-Tegel）。德国最后制造的断头台从未“被使用”：由于在当时的法占区没有这样的“处决机器”，为了处决1947年因谋杀两名儿童被判死刑的女犯人而特制了一台断头台；不过它再也没能派上用场，因为当它制作完成时，《基本法》也刚刚通过；这起死刑判决因此被改判为“终身监禁”，那名女囚犯在1970年，也就是在她80岁时被赦免。
每当新发现一个断头台，它总能引发极大的轰动和震慑人心的惊恐情绪。当人们听到有关图中断头台的来历时，就更是如此了。据说，在1945年4月美军攻入慕尼黑前夕，这个断头台计划同45名死刑犯一起被从慕尼黑施塔德尔海姆监狱（Justizvllzugsanstalt Stadelheim）转移到施特劳宾（Straubing），不料在途中被狱卒扔进了多瑙河中；后来甚至动用潜水员进行搜寻，却一无所获。这个断头台于1974年被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Bayerisches Natinalmuseum）收藏，它的来龙去脉未被研究，继而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2014年1月，媒体的一篇报道引发了轰动：“那个在1943年处死朔尔兄妹[6]、已被人遗忘的断头台重见天日了。它已经在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的储藏室里待了整整四十年。”（法新社）在一番周密的调查后，传闻得到了确认：它不仅极有可能是当年处决朔尔兄妹的那个断头台，还有可能是德国现存最古老的、被德国司法系统使用最频繁的一个断头台。
继萨克森、符腾堡和黑森—达尔姆施塔特之后，巴伐利亚在1854年也规定，死刑不再通过用剑砍头的方式执行，而要通过断头台斩首的方式执行。因为此前不久，在处决一名19岁杀人犯的过程中，死刑执行者持剑砍了数次后才“成功”完成。此外，为了减少围观者的数量，处决改在清晨进行，从1861年开始，处决地点也从公共场合改在了监狱内。在制造自己的“斩首机”之前，巴伐利亚先是从符腾堡借用断头台执行死刑。制造任务交由约翰·曼哈特（Jhann Mannhardt）完成，他在慕尼黑开设了一家专业模具和机械工厂，以制造塔楼大钟为主；慕尼黑圣母教堂（Frauenkirche）和柏林市政厅的大钟均出自约翰·曼哈特之手。根据巴伐利亚的规定，所谓的“曼哈特断头台”不仅要在刀片和滑架部分，还要在框架部分使用大量的铁，此外为了便于运输，它的下落高度被设计得较低。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巴伐利亚刑事陪审法庭只执行了少数死刑判决，大多数死刑判决通过请求赦免的方式被改判为监禁。情况在纳粹上台后发生了变化：希特勒统治之前，在这个断头台上总共执行了约100起死刑判决，而在希特勒独裁的12年中，这个数字仅在施塔德尔海姆就翻了数倍之多，达到了约1500起。
法官和刑事陪审法庭通常负责判决，负责执行判决的是所谓的“刽子手”——死刑执行者。根据13世纪上半叶《萨克森明镜》（见第13章“《萨克森明镜》”）的记载，由一名法官负责死刑判决，往往由最年轻的法官或起诉人之一担任，1276年在奥格斯堡《城市法》中第一次提到了“死刑执行官（Scharfrichter）”。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真正的“刽子手世家”：这一职业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人人避之不及，雇用刽子手的人往往在教会和酒馆拥有特殊地位，刽子手的儿子不能进入行会，也没有从事其他职业的可能性。
从18世纪开始，在“曼哈特断头台”上执行死刑的几乎只有一个巴伐利亚的“刽子手世家”：弗朗茨·克萨韦尔·赖希哈德（Franz Xaver Reichhart）在1894年从他的一个亲戚那里接受了执行死刑这项工作，并在此后当了他亲戚12年的助手。在他事无巨细的日记中总共记录了58次死刑执行情况。他在1924年推荐侄子约翰作为自己的继任者，约翰是一名受过培训的屠夫，也当过饭店老板，曾经营运输业而以失败告终。作为叔叔的弗朗茨·克萨韦尔·赖希哈德在这个断头台上执行一次死刑只需要3分半钟，而他的侄子约翰·赖希哈德很快就超过了他，成为“巴伐利亚最速刽子手”（达克斯语）。约翰·赖希哈德处决的人数可能要比其他所有刽子手处决的人数都要多，据估计超过3000人，因为除了为慕尼黑施塔德尔海姆监狱执行死刑之外，他还在纳粹统治时期的若干个“中央刑场”上“效过劳”。他发明了新型的金属手铐，也就是后来被普遍使用的“专利板铐（dppelte Kriminalpatentzange）”，他还用一个固定的长凳替代了当时常常需要将犯人绑在其上的翘板（Kippbrett），这样一来便可以省去捆绑这一步。在存放于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的这个“曼哈特断头台”身上，人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这些特征。
1943年2月22日无疑是这台处决机器“职业生涯”最令人悲伤的时刻，勇敢站出来反对“第三帝国”独裁统治的朔尔兄妹和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Christph Prbst）在那一天被这台机器处死。朔尔兄妹在1937年就陷入了与纳粹当局的冲突中，并被拘禁了数周。在反纳粹主义运动组织“白玫瑰（Weie Rse）”中，他们最后一次与他们的朋友亚历山大·施莫勒尔（Alexander Schmrell）、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维利·格拉夫（Willi Graf），以及其他反纳粹主义者一起在慕尼黑大学分发传单；2月18日他们被大学宿舍管理员告发，后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审讯了三天。2月22日，朔尔兄妹和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在从柏林匆匆赶来的罗兰德·弗莱斯勒（Rland Freisler）纳粹法庭法官的主持下，经过两个小时的“审理”后被判处死刑。死刑判决在慕尼黑施塔德尔海姆监狱立即执行。三个刽子手（“白玫瑰”组织的其他成员也在随后同样被处以死刑）之一正是约翰·赖希哈德，他在后来回忆道，他从来没有见到人这样死去；汉斯·朔尔在死前大声呐喊：“自由万岁！”
[1] “履行政治（Erfüllungsplitik）”指的是魏玛共和国从接受1921年伦敦会议对德发出的最后通牒到接受1923年占领鲁尔期间的外交政策。
[2] 德国将其称为“西方战役（Westfeldzug）”。
[3] 每年圣灵降临节星期二在卢森堡埃希特纳赫举行的宗教仪式，最初是为了表达对传教士和创始人圣威利布罗德（Saint Willibrrd）的崇拜。游行广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不过其中的异教因素招致了教会的长期封杀。
[4] 又称《旗帜高扬》，1930～1945年的纳粹党党歌。
[5] 又称六芒星、大卫之星、所罗门之星、所罗门封印、希伯来之星、犹太星等，是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标志。
[6] 指汉斯·朔尔（Hans Schll）和索菲·朔尔（Sphie Schll），他们是反纳粹主义运动组织“白玫瑰”的成员。
1945年以后的当代史
074 1945年5月8日——德国的战败与解放
国会大厦楼顶上的苏联国旗
Der 8. Mai 1945-Niederlage und Befreiung
按照斯大林的个人意愿，这张摆拍而成的照片成了20世纪被翻印次数最多的图片之一，也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象征。
叶甫根尼·哈尔代伊（Jewgeni Chaldej，1917～1997）曾在自己真切的梦境中不止一次地预感到，这张照片将成为20世纪被复制次数最多的一张。1945年5月2日清晨7点——苏军攻陷曾陷入激烈交火的柏林国会大厦的第二天——哈尔代伊就同几名战地摄影师进入了刚刚对摄影人员开放的国会大厦。而其实直到当天中午，议会大楼地下室内的交战仍未停止。两天以前，希特勒在离这里几百米开外的地方自杀了。哈尔代伊当时是苏联海军少尉，受委托拍摄苏联旗帜在国会大厦楼顶上飘扬的照片。他和一名年轻士兵一起，爬上了还在燃烧的国会大厦。他在后来的报道中写道：“四下里都是叫人害怕的噪音：不管是俄国人还是德国人，都叫喊着乱作一团。”他花了很长时间寻找最好的拍摄主题，在5月3日夜里飞回了莫斯科。他在塔斯社（TASS）把胶片冲出来，用一根针刮掉了一名红军战士手上两块表中的一块，并不理会这是个“战利品的象征”。
哈尔代伊手中的相机，是开战之前在莫斯科拿到的一台二手徕卡III型相机，这是当时最好的小型相机，附带的Elmar镜头品质很高，配发的胶卷也很棒。不论是从拍摄技法还是从构图上看，哈尔代伊的作品质量都可圈可点，他的照片比其他人的景深更大，通过后期润饰增强了照片的动感。这种技法主要通过从其他负片中提取烟雾效果并拓入原片来实现，还可以在照片中加入猎猎飘扬的红旗。虽然这样的润色可以让观看者觉得照片是在战斗中拍摄而成，然而照片中红军战士戴的是军帽而非钢盔，马路上并没有什么战斗的踪迹可寻，而只有零星的坦克、货车和瓦砾堆，人迹也寥寥。在柏林国会大厦东面楼顶的制高点上，向南可以看到勃兰登堡门，在一切之上，飘扬的是象征着全面胜利的苏联国旗。
对这张照片进行“彻头彻尾的摆拍”［沃布林（Wbring）语］，其实并非摄影师的初衷，而是斯大林的亲自安排。在他的授意下，照片拍摄的对象并不是真正在国会大厦楼顶插上红旗的士兵，而是另外三名参加攻占国会大厦战斗的红军战士。他们和照片本无关系，但被授予了“苏联英雄”荣誉称号，在纪念日和阅兵式上接受公众致敬，他们的形象被印在海报上，终生领取津贴并最终在苏维埃国家纪念文化中占据突出地位。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真正插上红旗的三名士兵的姓名才被公之于众。
此外，照片拍摄者姓甚名谁，在这之前也是秘而不宣的，哈尔代伊遵守了自己签署的保密责任文件，对此事缄口不提。他是乌克兰人，刚1岁时就在犹太人大屠杀中失去了母亲。12岁时他自制了一台照相机并开始试验拍摄，不断学习并无师自通，19岁时到莫斯科成为塔斯社的一名摄影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哈尔代伊从1941年开始，先后去过北海舰队、黑海、布达佩斯、维也纳、柏林等多个战场，并见证了波茨坦会议和纽伦堡审判。他目睹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惨烈场面，也一直秘密地写着战地日记。由于是犹太人，1948年哈尔代伊被塔斯社解聘，1956年“去斯大林化”的苏共二十大召开，自1957年起他开始为苏共机关刊物《真理报》（Prawda）工作，1972年又遭去职，从此生活贫困、无人关心。而当时，他拍摄的这张著名照片正在人们对“伟大祖国的战争”胜利的狂热赞美中扮演着“促进身份认同的角色”（沃布林语）。民主德国为了纪念“从法西斯统治中得到解放”，分别于1970和1975年以此为图案发行了面值10芬尼和50芬尼的邮票。在世界各地，哈尔代伊于1945年5月2日拍摄的照片都成了苏联红军战胜纳粹德国的象征。直至铁幕倒塌，西方媒体才终于公开了这幅照片背后的故事，此时哈尔代伊已经是位77岁高龄的老人了。
当哈尔代伊拍摄这张照片时，海军元帅邓尼茨（Admiral Dnitz）正接替希特勒成为纳粹德国最后的统帅。邓尼茨尝试继续抵挡红军的攻势，好让更多的人能够逃往德国西部，同时实施对盟军战线部分投降的战术，并于5月4日对英国投降。5月7日凌晨2点39分，约德尔大将（Generalberst Jdl）在位于法国兰斯（Reims）的盟军司令部签署了全面无条件投降协议，协议于第二天即5月8日23点1分正式生效。5月9日0点15分，即德军向盟军投降的协议生效一个多小时后，凯特尔陆军元帅（Generalfeldmarschall Keitel）同苏联在柏林卡尔斯霍斯特（Karlshrst）签署了另一份投降协议。毫无疑问，第一份投降文件是有效的，而在卡尔斯霍斯特上演的一幕是出于苏联红军的宣传需要重新安排的。[1]5月9日，斯大林宣布战争结束，苏联和其后的俄罗斯便以这天作为庆祝二战结束的纪念日。
当然，对于德国各地的人们，渴望已久的停战之日也肯定各有不同：1944年9月11日，美军从西线攻入了特里尔西北方的德国国境。而在东线，苏联红军也于1944年10月10日打过了东普鲁士边境。1944年10月21日，亚琛成了第一个被攻占的德国城市，1945年3月4日，盟军攻占了科隆。3月22日美军从奥本海姆（Oppenheim）渡过了莱茵河。而经过了4月19日损失惨重的施劳弗高地会战，苏军开进柏林的道路已经打通。在易北河畔托尔高地区（Trgau）上游30公里外的地方，美苏两军于1945年4月25日首次会师，26日在被炸毁的易北河大桥废墟上，两国军人拍下了“易北河会师”的著名照片。英国人4月26日占领了不来梅，5月3日占领汉堡。法国军队也于1945年4月从南部跨过了莱茵河。
战争结束的当天，既意味着失败降临，也意味着得到解放。经历过这一天的人，绝大多数可以分成两个阵营，一边是意料之中的军事失败和道德崩塌，另一边重新开始的希望也在同时萌发。这一切都由种种最复杂的情感重叠交织而成，最重要的则是对“单纯地想要活下去”的忧虑。
对于国际社会认可的“VE-Day”（欧洲战场胜利日），即德国所称的“停战日”，不同国家庆祝的日期也各不相同。苏联以及俄罗斯将5月9日定为“胜利日”，荷兰将5月5日定为“解放日”，对于西方盟国特别是法国，1944年6月5日夜间至6日诺曼底登陆的“D日”纪念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从2004年开始，德国总理也开始参加这项活动。
*
多年以来，德国对于5月8日这天的看法和记忆政治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标签化的作品并不占多数，关于“归零时刻（Stunde Null）”（指德国无条件投降之时）的小说仍旧不断面世。而从“第三帝国”分别向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转变所用的时间，在不同社会和经济领域中也各有长短。在民主德国，1950年人民议会将5月8日定为公共假日和“德国人民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获得解放的纪念日”，其中苏联红军所起的作用总是被大加赞赏。自2002年起，统一后德国东部的新联邦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Mecklenburg-Vrpmmern），以及自2015年起的勃兰登堡州均将5月8日定为官方纪念日。2005年，在二战胜利60周年之际，柏林以“民主日”的名义庆祝了这一天。
与民主德国由政府“安排”的庆祝活动相比，对于5月8日这天，联邦德国开展的纪念活动则发展得比较缓慢。联邦议会有意在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4周年之际通过《基本法》，并在当天午夜之前正式颁布。而首任联邦总理阿登纳尤其希望能够为这一天赋予新的积极意义，他后来在发送《基本法》电传稿时添加了一段说明——“纪念《基本法》于1949年5月8日通过”——这也说明他非常看重这一天。在不久之后的9月当选联邦德国总统的特奥多尔·豪斯在这天所说的话也成了名言金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5月8日代表着历史上最悲惨、问题最大的自相矛盾……因为我们在同一时刻既获得了解放，又被消灭了。”
战争结束二十年后，对于那些经济奇迹时代的“宠儿”，一切都已走远。时任联邦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在一次关于纪念德国投降20周年的电视广播讲话中回忆了德国是如何“被击溃、被羞辱地倒在地上”。他呼吁，将5月8日这一天作为“解放纪念日”来庆祝。1970年联邦德国议会首次举行了纪念活动，时任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和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在活动中致辞，勃兰特还于1945年5月8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亲身经历了纳粹德国的投降。在1975年纪念二战结束30周年的活动上，时任联邦总统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借机针对纳粹主义发表了内容更为详尽的讲话。因为这次讲话，他给自己的继任者“树立了榜样”，同时“提前讲述了魏茨泽克十年后将深化并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内容”［布莱修斯（Blasius）语］。二人使用的也是同一套写作班子。
1985年5月8日，时任联邦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借二战结束40周年之机发表了著名讲话，成为当时所有与此主题相关的演说的榜样和标杆，其中关于“解放日”的表述引起了轰动，这次讲话成为面向所有社会和政治群体的一次“建立共识的邀请”［维尔辛（Wirsching）语］。赫尔穆特·科尔一方面称这些都是“曲意逢迎之语”和“给德国教科书的图画册用语”（2001），另一方面，他在回忆录中明确表示，“共识”这种表述“可以说是他的原创”（布莱修斯语），因为他早在1985年2月和4月分别于联邦议会和伯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说过这样的话。于二战结束五十年后的1995年，时任联邦总统罗曼·赫尔佐克（Rman Herzg）宣称，有关5月8日意味着失败还是解放这个问题的争议可以停止了，因为他的前任豪斯和魏茨泽克——这里他并没有提到谢尔——“已经指明了方向，并作出了决定性的论断”。他表示，随着这一天的到来，“通向未来的大门”已经开启。2005年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时任联邦总统霍斯特·克勒（Hrst Khler）在讲话中称，纵观德国的过去，“曾经的耻辱和重生的自豪达到了平衡”。
更重要的是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在2015年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在纪念活动宾客留言簿中写道：“对于像德国这样充满矛盾的历史，每一代人都会找到自己的理解。”这次纪念活动也在德国联邦议会举行，也就是那张著名照片的拍摄地——德国国会大厦。哈尔代伊的战友们当年在墙上写下的那些由西里尔字母组成的涂鸦仍旧被很好地保存着，这也成了这栋大楼与国际上其他国家议会建筑相比的一个特别之处。哈尔代伊的照片、他的故事以及对德国战败投降的记忆无不在提醒人们：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那扇历史之门。
075 逃亡和驱逐
寻人索引服务
Flucht und Vertreibung
琳琅满目的索引卡片承载着数百万人的命运，很多人绝望，少数人走运：红十字会的寻人索引服务。
没有一件物品能比它更形象地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历史性区域，即德国东部及其居民区中逃跑和被驱逐的人引发了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这个仿制的置物架上堆放了20个盒子，每个盒子里都塞满了几百张“寻人”和“被寻人”的手写索引卡片，而这些只是红十字会查询索引总量的冰山一角。红十字会的查询索引库共有587个置物架，上面堆放了约35000个盒子，盒子里共装有约6000万张索引卡片——如果将这些卡片首尾相连，它们的总长度可以达到9000公里。每张卡片上都写明了失踪者的姓名（图中为“Lanhammer”至“Lenge”）、出生日期、地址，以及往往只有寥寥几句的描述，这些卡片虽然并不引人注目，它们的背后却与人的命运有着难以想象、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同时也是一个庞大官僚机构的缩影。
1945年二战结束时人们还不知道这场战争在世界范围内共造成了令人震惊的6000多万人死亡，其中有2000万人来自当时的苏联，有将近500万波兰人、50多万法国人、约50万南斯拉夫人、近40万英国人和30多万美国人。就连德国人自己也不可能知道，总共有735万同胞在二战中丧生，他们对1100万～1200万德国人沦为战俘的总数更是知之甚少。许多人还盼望着他们早已殒命的亲属能够重返家园。大多数战俘，尤其是被英国和美国关押的战俘在战后的第一年便已陆续返回家乡，最后一批被苏联关押的战俘在战争结束十年后才被释放。德国国防军约三分之一的士兵，即超过100万人沦为苏联战俘，这些人最终没能幸免于难。在德国的战俘营中，超过60%的苏联战俘，即330万红军士兵失去了生命。
从1944～1945年开始，一支包含1200万～1400万难民和被驱逐者的长长队伍从当时的德国东部及其居民区涌入了一片已被摧毁的国土，那里就连适当地安置自己的国民，特别是从被炸弹夷为平地的大城市中疏散出来的居民都十分勉强，就更别说提供足够的食物了。当时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在寻找他/她的亲属或朋友，或者成为被寻找的对象；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如此恶劣的交通条件、通信条件，尤其是基础设施条件下同时上路。许多人在城墙和瓦砾上写下线索，将照片和纸条插在被炸毁的房屋前，贴在路灯和柱子上。
这些个人行为在当地逐渐有组织地开展起来，牧师在布道台上发布寻人信息，各城镇社区办公室成为临时联络中心，红十字会在1945年10月开始集中收集寻人信息；许多人义务提供帮助、搜集信息、询问回乡者、打印传单等。从1945年9月开始，红十字会在英占区的寻人服务中心于汉堡成立，差不多同一时间在美占区的寻人服务中心也于慕尼黑成立，1946年1月，两个占领区开始联合寻人。1946年8月成立了一个苏联人联络中心，12月在法占区的拉施塔特（Rastatt）也成立了联络中心。逐步推进的寻人措施遇到了重重困难，因为在各自占领区参与寻人的德国人的行动力受限，一些偷奸耍滑的倡议者还无耻地利用别人的困难为自己谋利。从1945年12月开始广播寻人，人们很快也将寻人目标锁定在了电影院，尤其在那里寻找往往没有姓名的幼童。一只手上拿着钟的企鹅“吉祥物”被视为可以给寻人带来好运；时任青少年杂志《企鹅》（Pinguin）出版人的埃里希·凯斯特纳将寻人启事登在了杂志附页上，并写道：“乐善好施，助人为乐。”1946年初，近30万名儿童“失踪案件”被登记在册，如同开办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侦探事务所”，其中一半的失踪孩童不满6岁。直到1948年底，红十字会共收集了550万名失踪亲属的信息，不过仍有340万份寻人申请未被确认，其中包括180万份寻找国防军亲属申请、160万份寻找平民申请，以及28000份寻找孤儿申请［《时代》（Die Zeit）1948年11月，引自卡尔克茨克（Kalczyk）与韦斯特霍尔特（Westhlt）］。这是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寻人行动”［索尔弗利诺（Slferin）语］，截至1950年，仅德国红十字会（DRK）的寻人服务就询问了1400万人，得到了将近900万条答复，五十多年过后，“每年仍有上万人被询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踪人口的下落”（索尔弗利诺语，2015）。
在历史上，20世纪被认为是驱逐和难民的世纪。在1914年以前的巴尔干半岛就出现了驱逐数百万穆斯林的情况，不过一战，尤其是二战驱逐的难民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
1914年一战爆发后的头几周，140万比利时人被德国军队驱逐出境，50万东普鲁士人被俄国人驱逐出境，之后同盟国向东部的挺进在1916年以前共造成了约500万人逃亡和被驱逐。一战结束后，135万人居住在德意志帝国，而他们在1914年以前并不住在那里。在多民族奥匈帝国曾经的国土上，民族国家纷纷建立，曾经奥匈帝国的少数民族在新兴的民族国家内成了多数民族，他们推行的同化政策导致了对难民的驱逐。“在这一时期将分解国民这种荒唐的想法付诸实施会导致形成一种模式，为了给自己的驱逐政策正名，后任的政客们都会仿效这种模式。”［弗朗茨（Franz）语，引自《逃亡、驱逐和融合》（Flucht，Vertreibung，Integratin）］在这一时期，红十字会首要关注的是战俘释放问题：当时的俄国至少拘留了230万外籍士兵，其中大多数来自奥匈帝国；有约250万敌军士兵在德国被羁押。10万左右的德国士兵和平民至今下落不明，几十万难民从《凡尔赛条约》中被割让的德国东部地区、被法国收回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及当时的殖民地大量涌回德国。由于一战结束后，国境与国籍相对应的政策宣告失败，二战后又实行了“国籍与新国境相对应”的政策［贝尔（Beer）语，引自《逃亡、驱逐和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