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二战的最后阶段，也就是1944、1945年之交从苏联红军的控制下逃亡的人以外，1945年的春天和夏天还有几十万受害者从波兰新政府领土、从1938～1939年的纳粹统治区域，以及从同样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被驱逐。1945年底，根据战胜国召开的波茨坦会议（1945年7～8月）所通过的决议，数百万人开始被有组织地从当时的德国东部地区、波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驱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德国人，他们开启了相当于一次恐怖并充满生命威胁的民族大迁移，据推测共有200多万人在被驱逐的过程中失去了生命，大部分人死于严冬和逃跑的途中。［引自奈马克（Naimark），参见《逃亡、驱逐和融合》中福伦巴赫（Faulenbach）的著述］
在分配涌入德国不同占领区难民的过程中，由于地理原因，分配给苏占区的人数明显高于分配给西占区的人数，而且法占区首先表明了拒绝接收难民的立场。根据《盟国管制委员会法》（Kntrllratsgesetz）的规定，新涌入的人往往在违背当地居民或地产所有者意愿的情况下被强制分配。政府机关和各地区，尤其本地居民根本无力阻止，预计首先接收的难民数量为1939年居民人数的10%，但这个上限很快便被突破了。苏占区/民主德国接收难民和被驱逐人员的数量在1949年甚至达到了当地居民的24.1%，在一些人口集中的地区，例如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接收难民和被驱逐人员的数量更是达到了当地居民数量的一半。1945年以后，在苏占区和之后的民主德国，难民和被驱逐的人员原则上被视为“移居者”，1950年以后被称为“当时的移居者”，因为奉行社会主义的德国当时政策的目标是尽快实现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不过独立的政治组织仍然拒绝接纳这些人，他们的命运在民主德国的记忆政治中也没有容身之地。
和东德的强制融合不同，西德推行民族融合的政策是渐进性的，经历过1946年的人们，例如负责当时符腾堡-霍亨索伦州（Württemberg-Hhenzllern）难民工作的政治学家特奥多尔·埃申堡（Thedr Eschenburg）认为这一政策的发展过程是一场没有把握的“大型实验”。长久以来，许多新涌入德国的人一直盼望重回故乡，因为他们不仅不被当地人所接纳，还不容易在当地找到工作：在西占区占当地人口约16%（800万人，1949年4月）的这些人占失业人口的百分比达到了40%。1948年，仍有90%的移居者希望回家，1961年还有一半以上的人有这样的想法。对于许多被驱逐的人来说，西德长期以来都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第二故乡”［科塞特（Kssert）语］。联邦德国政府长期拒绝正式承认1945年被割让领土的立场也催生了他们回乡的梦想。
虽然“难民问题……像新成立的联邦德国栋梁上的一颗定时炸弹那样嘀嘀作响”［施瓦茨（Schwarz）语］，民族融合的过程仍然是成功的。长年负责安置被驱逐人员的奥伯伦德尔（Oberlnder）部长认为，这些德国新公民是“建设国家的砖瓦”而不是炸药。他们对德国战后重建和经济奇迹的参与不应被低估，他们还建立了大批企业，将传统行业也“进口”到西边。“融合奇迹”自然也要被颂扬并进而被塑造成一个神话，因为民族融合的过程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遇到阻碍。因此通过在国家层面重启难民、被驱逐者和其他战争受害者的援助工作来兑现1952年以法律形式确定的“战争损失赔偿”，已然成为年轻的联邦德国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
直至今日，“逃亡、驱逐和融合”仍然是德国历史绕不开的主题，它们带来的影响一直“余波未平”［芭芭拉·图赫曼（Barbara Tuchman）语］，有关是否要在柏林建立一个“反驱逐中心”的争论就是证明。1999年，被驱逐者联盟提出了这个要求。经过协商，2005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重点标记”工作。2008年，经由联邦法律通过的“逃亡、驱逐、和解基金会（Stiftung Flucht，Vertreibung，Vershnung）”终于宣布成立。基金会的任务是在柏林开办一个长期的展览和一家文献和信息中心。位于波恩的联邦德国历史博物馆（Haus der Geschichte）在2005～2006年举办了一次有关这个主题的临时展览，得到了社会的进一步认可。通过在华沙成功举办的一次展览，柏林项目就这样逐渐从分娩阵痛中呱呱坠地了。尽管几十年来，12个博物馆和类似机构在各处致力于对此的推广，也获得了一定效果，在文学作品和电影中也不乏对此话题的广泛讨论，然而联盟成员仍然一如既往地认为，“人们对被驱逐者所遭受的痛苦绝不可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明镜周刊》（Spiegel）2015年8月29日］。一旦这个问题对国家的代表性提出了要求，它可能就会触及德国东边邻国尤为敏感的神经，进而可能影响它们在欧洲协作上的积极性。
076 纽伦堡审判——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刑事法庭
被告人椅
Die Nürnberger Przesse-das erste internatinale Strafgericht
这是纽伦堡审判期间被告所坐四把长椅中的两把——它们是对未来也具有连锁效应的这场历史性审判的“沉默的见证者”。
被告人椅不论怎么坐都不舒服。然而对于“第三帝国”犯下战争罪行的犯人来说，战后的人们更是希望这把长椅越硬越好。不过，负责设计纽伦堡法庭上这种长2.15米的被告人椅的美国工程师故意让被告人只能“非常不舒服地坐在上面”的说法，只是一种传言。
直到1961年美国当局正式将纽伦堡司法宫第600号陪审法庭归还给巴伐利亚州司法部门之前，这间大厅一直都保留着1945～1946年时的状态。在其后的改建工程中，美国方面改造和增建的部分都被恢复成原状，大厅的陈设也彻底翻新。
纽伦堡法庭上的两把被告人椅则留在了陪审法庭的地下室内。坐在前面这把椅子上的曾经有赫尔曼·戈林（Hermann Gring）、鲁道夫·赫斯（Rudlf He）、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achim vn Ribbentrp）和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椅背的后面装有挂钩，好让坐在第二排的被告人把听同声传译的耳机挂在上面。后面的被告人椅上坐过卡尔·邓尼茨（Karl Dnitz）、埃里希·雷德尔（Erich Raeder）、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n Schirach）、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右边的被告人椅则没有保留下来：（前排）曾坐过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senberg）、泽斯·弗兰克（Hans Frank）、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瓦尔特·冯克（Walter Funk）、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后排）曾坐过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n Papen）、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Inquart）、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nstantin vn Neurath）以及汉斯·弗里切（Hans Fritzsche）。事实上，这些木头长椅很窄，两把长椅之间的前部还插着一个座板，是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的座位。
四个盟国一致同意让实施纳粹统治并且发动世界大战的有关人员和组织为此负责。然而在如何实施这个问题上，各方却陷入了长期的争执。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摩根索（Mrgenthau）提出的直接肃清战争罪犯的建议被否决了，1945年8月，盟国在伦敦就依照盎格鲁—撒克逊法院模式，以阴谋发动战争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等为指控对战争罪行实施审判达成一致。每个盟国派法官、副法官、起诉人和副起诉人各1名。美国和苏联都想要在自己的占领区域内实施这次审判，最终双方同意在柏林建立新的国际军事法庭。然而实际上，1945年10月18日只在柏林举行了开庭仪式，审判工作则在纽伦堡进行。由四大盟国共同参与的军事法庭，也仅有这一个。
纽伦堡老城“的99%都死了”［威廉·L. 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语，引自拉德勒迈尔（Radlmaier）］，唯独一座机场得以保留，更重要的是司法宫几乎完好无损。这座建筑拥有580个办公室和80个审理大厅，可为审判提供足够的空间，而且根据一名审讯军官的回忆，不久就“像兔子笼一样挤得满满的”（拉德勒迈尔语）。监狱和司法宫仅一墙之隔，由一条地道相连接，地道尽头有电梯直接通向审理大厅。因而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期间，纽伦堡司法大楼内的第600号大厅便成了书写世界历史的地方。为了给大批军人和平民工作人员提供住所，当局在纽伦堡周边和菲尔特（Fürth）扣押了一批房屋和别墅。除了前面提到的被告，受到指控的还有于审讯开始前一个月自杀身亡的罗伯特·莱伊（Rbert Ley）、自5月起便下落不明的马丁·鲍曼（Martin Brmann，死于1945年，直到1972年才由官方确认），以及已经85岁高龄的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 Krupp vn Bhlen und Halbach，延期审判，之后由其子阿尔弗雷德代为接受审判）。除此之外，纳粹党元首团、盖世太保、保安处（SD）、党卫军、冲锋队、帝国政府，以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等组织都被控犯有战争罪行。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已于战争结束时自杀。所有被告无一不“用千差万别的，从讥讽到愤怒乃至非难的声调……辩称自己无罪”（约翰·多斯·帕索斯语，引自拉德勒迈尔）。
这次审判也是“第一大国际媒体轰动事件”（拉德勒迈尔语）：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名记者和广播员、11名摄影师和电影摄影师参加了报道活动，其中有100名美国人、50名英国人、40～50名法国人、20～30名苏联人和7名德国人作了预约登记。苏联代表团将获批名额中的5个转给了德国东部的媒体。当审判于1945年11月20日星期二开始时，总共235个媒体席根本不够用，到场的人当中包括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blin）、伊利亚·爱伦堡（Ilja Ehrenburg）、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罗伯特·容克（Rbert Jungk）、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stner）、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埃丽卡·曼（Erika Mann）、约翰·多斯·帕索斯（Jhn Ds Passs）、格雷戈尔·冯·雷佐里（Gregr vn Rezzri）、约翰·施泰因贝克（Jhn Steinbeck）和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lf）等。
为审判工作而收集、阅看和查验的文件重达数吨，工作人员从大量证据材料中选出4000件进行登记、拍照并翻译成四种语言，其中就包括集中营中各类罪行的照片和影片。全世界的公众也是以这种方式首次全面地，甚至是从受害者及加害者处了解到“第三帝国”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审判期间共有280名证人接受问询，139人参加听证，其中也包括在场的被告人。在被告席前面的三排桌子旁坐着被告的辩护人。整个审判过程被录制成37000多米长的录音带，同时第一次在法庭审讯中实现了同声传译；审判期间从事语言工作的就有约350人。电影影片首次获准成为呈堂证供，它记录的恐惧如此真实，以至于“书记员也不愿意写下关于影片的报告”［威廉·聚斯金德（Wilhelm Sükind）语，1945年12月4日，引自拉德勒迈尔］。1946年10月1日上午，法官宣读了判决书，下午又宣布了具体量刑。12人被判处绞刑［戈林、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卡尔滕布伦纳、罗森堡、弗兰克、弗里克、施特赖歇尔、绍克尔、约德尔、赛斯—英夸特和鲍曼（缺席）］；3人被判处终身监禁［赫斯（1987年自杀前被关押在柏林盟军施潘道监狱，由盟国按月轮班看守）、冯克和雷德尔（两人在1960年去世前几年因病释放）］；4人被判处有期徒刑［邓尼茨10年、席拉赫20年、施佩尔20年（三人均刑满释放）、诺伊拉特15年（因病于1954年获释，1956年病逝）］；3名被告被宣布释放［沙赫特、巴本、弗里切（此后他们又被德国警察逮捕，接受去纳粹化审查并被判处数年监禁，在劳改营服刑并于1949～1950年提前获释）］。
死刑于1946年10月16日清晨执行。所有赦免以及改用枪决方式执行死刑的申请均被驳回。然而戈林如何在严密的看守下得到氰化钾并在被执行死刑前夜自杀身亡，至今仍旧是个谜。死刑犯的尸首均被火化，骨灰被随意丢弃。此后自1946年12月至1949年4月，在美国的主持下纽伦堡又进行了12次大型审判，分别针对外交人员、工业部门人员、将军、医生、司法人员以及党卫军高级军官等，共涉及185人。
尽管自195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司法部门的起诉热情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但德国法院直到今天仍在处理对纳粹罪行的惩治工作。例如在2015年，吕讷堡法院还对一名93岁的老人提起了刑事诉讼。
在1945～1946年，德国人的担忧其实是截然不同的，大多数人都在为活下去而努力。但根据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的统计数据，他们大部分对审判纳粹战犯仍旧有“强大而持续的兴趣”，65%的人说他们已经从中“学到一些东西”（1945年12月），85%的人说他们的态度“有了转变”（拉德勒迈尔语，1946年1月）。然而仍然有许多人对此不感兴趣，抑或不明白为什么“胜利者的法庭”要持续这么长时间。但这次审判并没有像丘吉尔回忆《凡尔赛条约》时担心的那样给战后的德国种下新的复仇主义种子。当然更没有兑现戈林的疯狂预言——他将“最迟于1995年作为人民英雄被人们庆祝”（拉德勒迈尔语）。
此外，实施纽伦堡审判的主旨还在于“绞死少数罪大恶极的人，放过多数人，也不再追究那一大群小兵小卒的责任”，尽管如此，“已经做了的事情，便自有它的意义”［雷姆茨玛（Reemtsma）语］。然而针对纳粹独裁的争论直到1960年代才开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传奇——它随着学生运动而产生，不断发展壮大，对此民主德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纽伦堡法官共判处806人死刑，其中486人被处决；在西占区，1945～1949年盟军法院和德国法院共对5000多名纳粹罪犯作出判决，除了死刑外，还判处了包括终身监禁在内的大量有期徒刑。光在这几年里，“在德国根据法制国家原则予以审判的纳粹罪犯就比其他任何一个后独裁社会问责的要多”［默勒（Mller）语］。但是，针对一些专业职业群体如法官和国防军法官的调查则“基于禁止溯及既往的规定，并针对‘罪刑法定原则（nulla pena sine lege）’而未达到理想的程度”（默勒语）。
随着1961～1962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举行“艾希曼审判（Eichmann-Przess）”，以及自1963年起在法兰克福进行的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种族灭绝罪行的审判，对罪行责任的追究和诉讼时效等问题的现实意义又一次凸显。虽然德国有部分人建议应当对战争罪行采取“最后一击”，但德国联邦议会仍延长了诉讼时限。1969年，有关种族灭绝罪的诉讼时效从10年延长到了30年。直至1979年，对谋杀和种族灭绝罪的追诉才宣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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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审判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国际刑事审判，“对于未来也具有连锁效应”［韦泽尔（Wesel）语］，同时还成为国际刑法学发展的开端。1946年12月，联合国大会明确同意将纽伦堡审判原则作为今后国际刑法学的基础，并于同一年任命了一个法典起草委员会。1954年法典起草完毕，却由于冷战的缘故而被束之高阁。铁幕的倒塌连同东方集团的解体再次加速了这一领域的发展，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在荷兰海牙设立了前南斯拉夫军事法庭，1994年又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设立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1995年，即纽伦堡审判50周年之际，联合国通过决议，计划设立一所常设国际刑事法庭。1998年经多数表决通过，159个国家中有120个国家同意建立该法庭。其间有123个国家在制定规章条款方面作出了贡献，然而美国却向联合国秘书长表态称，其国会不会批准这一决议。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在1945年曾说：“明天，我们也可能成为被告接受裁量，而标准同我们今天裁量被告人的标准一样。”时至今日，“美国不再想做当年罗伯特·杰克逊（Rbert Jacksn）和杜鲁门总统想做的事了”（韦泽尔语）。没有了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支持，至今这所国际法庭在国际刑法领域的作用仍相当受限。
077 雪中送炭的传说与现实
“援助包裹”和来自西方的小包
Hilfe in grer Nt：Myths und Realitt
这是不计其数的“援助包裹”中的一个，从1946年中期开始，它们极大地帮助了正饱受饥饿困苦的德国人。
“援助包裹（Carepaket）”这个概念多年以来一直和广为流传的误解、强烈的情感以及各种各样的故事联结在一起。
关于误解：如今人们听到“care”这个词，一般会想到照顾、帮助、仔细或者护理等概念。实际上，这个名字来源于1945年11月成立的非政府组织“美国援外汇款合作组织（Cperative fr American Remittances t Eurpe）”的首字母缩写。
关于情感：总共有约1000万个援助包裹从美国被投递到了战后的德国，它们引发了德国人无尽的巨大感激之情。感谢信件多达数百万封，有的还带着孩子的画像，有的还写有接下来的愿望，有的则描写了寄信人的困苦现状。关于“无法言说的快乐”、“最衷心的感谢”以及“只有亲爱的耶稣才能拯救这个世界”的溢美之词充斥字里行间。寄到德国的一些包裹给人带来了终生的幸福，例如1945年2月在柏林因遭受轰炸而同母亲一同疏散到德国南部阿尔高地区（Allgu）霍恩施万高（Hhenschwangau）的17岁少女赫尔佳（Helga），她在当地结识了美国大兵利奥（Le），而利奥后来成了她的笔友，又从美国寄给她援助包裹。赫尔佳直到去世都保留着这些包裹上的贴签，而她和利奥也于1947年喜结连理。
而像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ch）和埃贡·维耶塔（Egn Vietta）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曾在他们往来于普林斯顿和卡尔斯鲁厄之间的通信中提到这些援助包裹。当然，请赫尔曼·布洛赫邮寄“11号援助包裹”（婴儿护理包）的具体请求，埃贡·维耶塔还是让他的夫人提出的，虽然她后来成了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心上人。埃贡·维耶塔曾由于职业原因加入了纳粹党，却对汉堡的“白玫瑰”抵抗组织抱以同情。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当时仅17岁的赫尔曼·布洛赫被盖世太保以“禁止出版的作家”为名监禁了起来。几个月之后他得以在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yce）、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的协助下流亡美国。1947年，布洛赫也向德国寄过援助包裹。
关于历史：1939年起，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建立私人对战时欧洲援助组织的热潮。1941年12月美国参战后，美国政府就将多方的援助努力统一控制和协调在了自己手上。CARE成立于1945年11月，它由24家不同援助组织聚合而成，创始资金超过了300万德国马克。这笔资金主要用来购置约280万个配给包裹。随着日本于1945年9月2日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后宣告投降，这批配给物资已毫无用处，后来却成了纾解欧洲饥困的甘霖。
这批“10合1”包裹中有10份定量配给的食物，每份热量为4000卡，可满足一个成年男性每日所需的热量。1946年5月第一批物资通过船运抵达法国勒阿弗尔（Le Havre）港口之前，欧洲各国之间签订双边合作条约时还有大量具体流程性问题需要解决。毕竟这批包裹应当作为礼品登陆欧洲，不仅要在运送过程中免除运费、关税及境内税款，在分发环节也必须免除来自国家层面的影响，不得将其由各地慈善机构作为国家配给物资进行发放。就德国来说，各占领区之间必须签订相应协议，确定英占区和美占区的物资在6月发放，而法占区则迟至11月。CARE组织也给苏占区管理机构提供了一份协议，但苏方并未签署。不过柏林市的苏军警备司令官倒一直允许苏占区居民从西柏林取回这些援助包裹。
1946年6月15日，“美国游击兵（American Ranger）”号轮船停靠不来梅港，将35700个包裹运抵德国，此后，每月都有80000～90000个包裹到港。直到1947年3月1日之前，供应的包裹只有“10合1”一种，其后样式也逐渐增多。第一种由CARE组织自行包装的食物包裹重10公斤，内容包括罐头（主要是牛肉、肥猪肉、蜂蜜、糖水水果、植物黄油等）、面粉、咖啡、奶粉、大米、糖、葡萄干、巧克力、蛋粉和肥皂；再往后又出现了针对特定人群和婴幼儿的包裹、满足对针织品需要的包裹（87型）、符合德国人饮食习惯的“德国食物包”（36型），以及符合犹太教习俗的“犹太食品”（37型）等。等到联邦德国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正常化，大概是朝鲜战争于1950年爆发之后，包裹的内容愈发五花八门，当时有给木工、家具匠和园丁用的所谓“初级工具套装（Tl Kits）”，有为缝纫女徒工准备的缝纫机，还有一种最巨型的馈赠——1951年冬曾出现过一批每包10公担（500公斤）重的煤球！1952年出现了所谓的“开拓者（Neusiedler）”包裹，内容包括铁锹、锯、锄头、斧子、锤子以及钳子，用来帮助人们在临时居所实现自理，特别是给那些难民和受到驱逐的人们。此后，一方面欧洲经济发展不断向上，另一方面寄送援助包裹的行动也从欧洲拓展到世界其他争端地区，CARE的最后一个字母E代表的含义从“Eurpe”（欧洲）变成了“Everywhere”（世界各地）。到了1955年，个人之间“点对点”以礼品名义寄送援助包裹的业务最终落下帷幕。
时至今日，“care”这个词在德国人看来仍旧像是个神话，而援助包裹则几乎戴上了“拜物教偶像”般的光环［引自伊尔根（Ilgen）］，所有来自西方盟友的国外对德援助常常都用这几个字母概括，而1945～1949年也经常被打上“援助包裹时代”之类的标签。人们还给CARE组织的行为和马歇尔援助计划添加了诸如“帮助恢复重建”、“进行民主的再教育”以及建立“美国文化中心”等意涵。令人一眼认出的援助包裹——缠着黑色绑带的、结实的淡棕色纸板箱——以及箱子上用力刻写的黑色“C. A. R. E. U. S. A.”（起初这些字母之间以点号分隔，后来被取消了），还有不太常见的重量单位、型号缩写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尽管“不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持续时间上说”（伊尔根语），CARE组织的对德援助包裹都比不过由另一家名为德国国定救援物资事务委员会［CRALOG，依托于红十字会和桂格公司（Quker）］的物资援助组织在德国分发的物资——它生产的学生食品（像葡萄干小面包、可可、燕麦片）在二战之后，一如在一战结束之后那样——更令当时的人们难以忘怀。1963年德国联邦邮政发行了以此为题、面值20芬尼的特种邮票，上面写着“德国感谢CRALOG和CARE两个组织”。
CARE能够取得成功，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从一开始就投入重金让广告先行。广告部找来了长期保持世界拳王地位的乔·路易斯（Je Luis），以及广受观众喜爱的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和约瑟夫·科顿（Jseph Ctten）等电影明星，还让当时的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为援助事业祈福，这些名人的加入不仅使CARE组织获得了赞助，还提高了它的知名度。很多独立行动都利用了公关手段：包裹寄出时一般都附带希望收件人回写感谢信的请求，这使得大量由孩子们绘画或撰写的信件如雪片一般飞回了美国。而一些大规模行动，诸如在柏林危机期间，CARE自己包机通过“空中桥梁”运输了大约25万个包裹，也使该组织声名大噪。
虽然二战结束后寄送援助包裹的数量和规模可谓前无古人，但给遭遇困难和紧急状况的人们赠送礼物，这样的构思可不是从二战时期才出现的。早在1813～1815年的德意志解放战争期间，市民阶层的妇女组织就曾为士兵们组织捐赠钱财和物资。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爱心捐赠”极大地帮助了前线的战事，有力地弥补了兵员补给方面的不足。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速胜论的狂喜之情迅速蔓延，送到战场上的礼物也令人振奋，并随着战事不断延长而愈加残酷，礼物对于士兵来说也变得愈发重要。此时由于外来进口的短缺，德国的食品供应已骤然陷入困境，人们从自己口中省下一些，就成了前线“救命”的口粮。二战的情况就不同了：遭受战争掠夺的国家被系统性地“掏空”，以供应前线或运回本国。此时寄给士兵的礼品包裹再次变成了给儿子和男人们的“爱心捐赠”，而他们从像法国这样的沦陷国家，则会寄回香水、漂亮衣服或者酒类作为回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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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今天已经无人记得，二战结束之后也有不计其数的CARLOG包裹和近90000个CARE援助包裹被送到了苏占区，即此后的民主德国。在前后三年的时间里，尽管当局表示怀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未影响包裹的发放。1950年，民主德国拒绝了来自教会途径的捐赠，1952年又拒绝了所有渠道的捐赠。1951年，CARE还曾试图在美国境内为寄给民主德国的包裹募集捐款，而后不得不在1952年12月停止了该项活动。
此后，“西边的包裹真实故事”便拉开了大幕。（引自伊尔根）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从1953年起德国社会通过媒体和广播掀起了“把你的包裹寄到那边”的大规模运动。邮局贴出布告，说明了邮政入境的规定、内容物限制清单以及免缴税款对费用的影响。1961年柏林墙修建完成后，援助机构的工作力度加倍，自1978年起，每年约有2500万～2600万个包裹从西方寄往民主德国，其中1966年的物资市值就约合12亿德国马克。这些包裹中有咖啡、茶、可可、夹心巧克力、巧克力、饼干、布丁、烘焙粉、香料、口香糖、化妆品、连裤袜等。除了通信往来之外，朋友和亲戚也带着这些包裹通过重要的过境“桥梁”。根据1978年之后的调查数据，收到礼物的人也纷纷回赠礼品，数量达到900万～1100万件，其中大多数是艺术品、自制的小玩意儿或者自己烘焙的点心［圣诞蛋糕、厄尔士山（Erzgebirge）的圣诞装饰品和书籍等］。实际上，民主德国当局“从一开始”［林德纳（Lindner）语，引自黑特尔（Hrtel）与卡布斯（Kabus）］就对这些从西边寄来的包裹产生了依赖，以此来弥补供给上的不足。当时一项秘密调研的统计数据表明，民主德国自1978年以来收到的境外包裹货值相当于本国零售商品总值的约4%，在某些领域甚至还更高：例如在奢侈品领域相当于5%，在纺织品方面竟然相当于零售总额的24%。同时，对包裹内容和重量的法律限制也不断变化，抽检措施也一直严格执行。这样一来，包裹的损失率大约高出国际水平10倍，单是从1984～1989年，负责国家安全的工作人员就检查出了约3200万德国马克现金和1000万德国马克的禁寄物品。来自西边包裹的故事延续了四十年，在两德分裂期间的东边既有期待的喜悦，也有失望的痛苦，其中夹杂着复杂的情绪，也由于征税是统一按照40德国马克执行的缘故。
如果今天给一名驻扎在阿富汗的德军士兵寄包裹，把它们叫作“援助包裹”的可能不光是小学生。作为美德盟友关系的正面象征之一，战后援助包裹的故事本身也许已经走入了历史，它的“神话”却依旧在流传。
078 因偷懒而发明的计算机
楚泽Z3计算机
Die Erfindung des Cmputers-aus Rechenfaulheit
这是由楚泽原样复制的Z3计算机，它可以成功进行十进制的数据输入。
1938年，柏林克罗伊茨贝格（Berlin-Kreuzberg）梅特菲瑟尔街（Methfesselstrae）10号房间的起居室里竖立着世界上第一个可编程的数字计算机，不过它的运转方式是纯机械的。它是年轻的柏林工程师康拉德·楚泽（Knrad Zuse，1910～1995）研制两年的成果。这台计算机和今天的计算机一样使用二进制记数系统和配电技术，它的“建筑”构造也包括相应的存储器、运算单元、控制器，以及输入和输出设备，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计算机的基本组成部分。这台计算机的处理频率为1赫兹，储存量为64个数字（Zahl），与今天的计算机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不过楚泽的设想却“远远超过了单纯计算”的范畴。当时他就说过，“他设计的计算机将会击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蒙斯（Mns）语，引自他的一位大学同学的描述］。这个幻想在六十年后实现了：1997年5月11日，IBM公司的“深蓝”计算机在人机对战中击败了当时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i Kasparw）。
孩提时代的楚泽并不是一个智力超群的学生，他9岁时的“计算课”甚至“不及格”，他后来也意识到：“只有数学好才能避免经常让人心烦的”测试。他热衷于手工制作，在15和18岁时获了奖，一次是因为制作了一个“挖土机”模型，另一次是因为制作了一个“装卸煤炭的起重机”。在职业选择上，他在艺术家和工程师之间犹豫不决。他大学一开始学的机械工程，后来改学建筑，为了尝试成为一名广告设计者，他又中断了建筑专业的学业。最后，他作为建筑工程师从柏林夏洛滕堡工学院毕业。他在大学期间设计了一个货币自动兑换机、一个拥有理想交通网络的城市平面图，以及一个三维立体式电影院。
他后来夸耀说，因为“太懒得计算”他才发明了计算机。尽管这肯定是断章取义的一句结论，然而这的确是楚泽的动机之一。因为他“非常厌恶”枯燥且不断重复的静力计算。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位于柏林舍内费尔德（Schnefeld）的亨舍尔飞机公司（Henschel Flugzeug-Werke AG）担任静力学家和“人脑计算机”，没过多久他便辞职了，以便全身心地设计一台计算机，它能够关联计算过程，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这方面26岁的楚泽是一个思想家，他的决心没有因为专家们认为他不可能成功而有丝毫的动摇，他的父母很支持他，还将自己的起居室拿来给他当工作室。他用最简单的方法制造出了这个精密的机械学杰作：大学同窗们也积极帮忙，根据他提供的详细数据，他们用钢丝锯将30000张软钢板锯成小片，并用笔在上面标上“0”或“1”以示区分。楚泽用一台吸尘器马达来供电，将程序指令用检票夹打在一张电影胶片上。当时参与制作的一名大学校友评论说：“有一次计算机准备好并开始运行时，它发出了可怕的嘎啦嘎啦声，在这种情况下输入的复杂运算它都给出了精确的运算结果。机器几乎占满了整个起居室。”［格罗曼（Grhmann）语，引自乔德纳（Czauderna）］Z1计算机可以读取数字，做加、减、乘、除运算，并得出运算结果；它还可以自动将数字在十进制和二进制之间相互转换。
因为在向前和向后移动时，Z1计算机的薄钢板容易被卡往，楚泽便在制造Z2计算机时加了一个带有继电器的机械开关，不过由于原料短缺他使用的是用过的电话继电器，结果证明并不可靠。尽管如此，位于柏林阿德勒霍斯特（Adlerhrst）的德国航空飞机实验协会（DVL）的技术总管非常欣赏楚泽的发明，答应向Z3的研发提供资助，因为他自己正在寻找基于计算解决飞机机翼稳定性问题的办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楚泽由于应征入伍而暂停了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不过他很快又被亨舍尔飞机公司的一个研发鱼雷远程控制的部门要走。他在那里计算了滑翔炸弹的翼断面数据，并设计了一个用于翼计算的专用设备，它可以将千分表测出的类似结果转换成数字数值，并进行完全自动的运算。
楚泽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来研制Z3计算机；这一次他全部使用电磁继电器技术，并于1941年9月19日在德国航空飞机实验协会的一个专家小组面前进行了演示，与Z1完全有效运行相比，Z3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编程控制的数字计算机。楚泽为此一共使用了2600多个继电器和64个储存单元［每个单元的储量为22比特（Bit）］，只需要3秒即可完成乘法运算。在亨舍尔的工作之余，楚泽于1941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名为“楚泽—工程师办公室和仪器制造（Zuse-Ingenieurbür und Apparatebau）”。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公司，到1944年发展成了一个拥有20名员工的企业，它对战争的意义非凡，并且继续受到德国航空飞机实验协会的资助。楚泽并不是纳粹党党员，因此对他研发成果的评估要明确他的论证是否“一直围绕着纳粹意识形态”［菲塞尔（Fül）语］，或者他是否作为发明人利用了当时所有能想到的办法等。
1941年7月16日，楚泽为他的“计算设备”申请了专利（这是他从1936年开始提出的第六次不同专利的申请，他后来又撤回了其中的部分申请），专利号为Z26476。他在描述中形容它是“由绝大多数常见的独立设备组合而成的一个机组”，它可以“经常反复地进行任意长度和任意组合的基本数学运算，通过计算机自动进行，并得出结果”。
楚泽的工作室（曾暂时在一个工厂车间）和放有Z1和Z3的起居室在1943年圣诞节前夕的轰炸中被毁于一旦。第二次世界大战几近结束时，他将快要完成的Z4分装进20个箱子，通过火车和货车运到了阿尔高地区——为了借由在名称上与V型导弹的相似而更容易获得必需的许可证，楚泽狡猾地将Z4改名为V4。他在阿尔高遇见了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n Braun），后者和他的工作团队撤离到了那里，并于1945年9月与其他研制V型武器的科学家一同去了美国，以协助美国实施导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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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楚泽在阿尔高设计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通用编程语言“Plankalkül”，它被视为高级编程语言的先驱。迫于生计，楚泽曾以画画为生。他在1947年夏末还有可能遇见了当时领先世界的英国计算机科学研究者艾伦·图灵（Alan Turing），不过据猜测这次会面更带有审讯的意味。［引自布鲁德雷尔（Bruderer）］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ürich）应用数学学院的创始人、苏黎世数学家爱德华·施蒂费尔（Eduard Stiefel）在1948年与楚泽取得了联系，以就当时存放于菲森市（Füssen）霍普费劳镇（Hpferau）一个面包店面粉仓库内的Z4的使用问题进行商讨。Z4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地震后大城市的电话总机”（《明镜周刊》1949年7月7日）。1949年7月，楚泽带着他的6名员工为筹集修复Z4所需的20000德国马克而四处奔走。1949年9月，他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签订了一个租借合同。1950年7月至1955年4月，Z4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主楼内执行了各个领域的计算任务：拦水坝的静力学、导弹弹道、高频技术、光学、铁路机车制造等。在排除了持续数月的运行障碍后，Z4的成功运行使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取得工业订单方面获得了竞争优势，并领先于其他大学。
详细打听或熟悉Z4的人往往听过关于它可以直接进行加、减、乘、除运算的消息。实际上，Z4是世界上第一台商用计算机——比美国的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AC）早几个月，同时也是欧洲第一台有效运行的计算机。在收到Z4计算机30000瑞士法郎的租金收入后，楚泽又继续与瑞士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n Rand）签订了研发穿孔卡片计算机M9的合同，它为楚泽于1949年在欣费尔德/黑森（Hünfeld/Hessen）的诺伊基兴（Neukirchen）成立的两合公司提供了资金保障。楚泽开始批量生产新型计算机，他在1962年已经拥有了1000名员工，直到1960年代末，他的公司共制造了251台设备；楚泽在1957年将公司所在地迁到了巴特黑斯费尔德（Bad Hersfeld），他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绘图仪。1955年，他将Z4卖给了位于巴塞尔圣路易（St. Luis）的一个法国装备研究所，1959年又将它买回，后于1960年将它赠送给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1962年以后，德意志博物馆还复制了一台Z3，位于柏林的德意志技术博物馆同时也复制了一台Z1；两台复制品都出于楚泽本人之手。
计算机行业的快速发展、国际竞争特别是来自美国的竞争，以及银行紧缩贷款致使楚泽的资金逐渐缺乏，以致企业陷入不利境地：它在1964年被布朗—博韦里曼海姆公司（BBC Mannheim）收购，三年后它70%的股份被西门子公司购得，1971年4月1日，剩余的股份被楚泽两合公司清除。
从1951年11月开始，楚泽尝试在他1941年提出的专利申请基础上新增专利申请（登记号为Z391），不过因极大的举证困难而失败了。当Z3在二战中被摧毁时，在与哈佛大学和IBM公司的合作下，霍华德·艾肯（Hward Aiken）设计的马克一号（Mark I）于1944年演示成功——它曾长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台有效运行的计算机。楚泽的竞争对手Triumph和IBM对他的专利申请提出了异议，在经过26年的诉讼拉锯战之后，德国联邦专利法院在1967年最终以“发明水平”不足为由，驳回了楚泽的专利申请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