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对于楚泽来说是一段艰难的岁月，他失去了自己的公司，坚持不懈地争取，却最终没有获得“计算机发明者”的头衔。实际上，“在脱离法律框架的情况下，专利权代表的论证几乎不能被采纳”［佩措尔德（Petzld）语，引自罗雅斯（Rjas）］。也许楚泽接受了不专业的法律咨询，不过也不排除专利局一方产生了误解。专利的授予满足了利用专利赚钱的要求，却没有保护“发明者”这一头衔。楚泽最终获誉无数，其中包括8个荣誉博士头衔和2个荣誉教授称号。他去世三年之后，在1998年于帕德博恩（Paderbrn）召开的有关信息处理的历史的国际会议上，一个专家团判定楚泽“发明了计算机”。楚泽发明的计算机已经包含了现代计算机的主要组成部分。
不过，楚泽本人可能终生都没有用过个人电脑（PC）。直到去世前，他一直饱含设计热情，他在最后的岁月里还为风力涡轮机设计了“螺旋塔”，可以根据天气条件自动调节高度。此外他还喜爱画笔、铅笔和笔尖，他“晚年的爱好”是“亚麻布油画”［保利（Pauli）语］。对此他也颇有天赋。不过他离“经营者”还差两把刷子：例如他在1995年于汉诺威举办的CeBIT计算机博览会上与比尔·盖茨（Biil Gates）的一次会面中向对方坦承，他当时对软件的市场前景作出了误判——他向他的计算机用户免费提供软件程序。
079 有限主权国家的建立
《占领法》
Staatsgründung mit eingeschrnkter Suvernitt
记录着1949年9月21日《占领法》的两页内容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半个世纪，并在其“诞生”50周年时再次浮出水面。
“这份文件应由联邦总理府（BKA）继续保管，还是应该交给外交部（AA）？”从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nrad Adenauer）到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hl）的将近五十年中，每一个总理府的工作人员都私下里思忖过这个问题。直到他们其中一个业已退休的人将这份文件放在了时任博物馆馆长的桌上。唯一的条件是：永远隐去他的姓名。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这份文件在数月之后，也就是1999年9月21日才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展示这份文件的地点正是德国联邦总理阿登纳在整整五十年前接受它的地方。
直至1949年9月21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被分四区占领的德国发生了许多政治事件：各党派开始迅速组建；1946～1947年，西占区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允许通过自由选举的方式建立联邦州，联邦州宪法通过公民投票生效；苏占区的宪法通过联邦议会的决议生效。从1947年初开始，英国和美国占领区联合成立了统一的经济区［双区（Bizne）］。1948年3月，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停止工作。西德实行货币改革政策（1948年6月20日）四天以后，苏联开始进行“柏林封锁（Berlin-Blckade）”，直至1949年5月12日封锁最终解除之前，西方盟国通过“柏林空中桥梁（Berliner Luftbrücke）”向西柏林空运物资。1948年7月，西方阵营委托西德各联邦州州长召开一次宪法起草大会。不过出于因此可能加剧德国分裂的担忧，各州州长一致决定不制定宪法，而是颁布一部《基本法》，作为两德统一之前“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专家们的工作为1948年9月1日在波恩召开的议会委员会会议奠定了基础，委员会由州议会选出的65名代表（以及5名没有表决权的柏林代表）组成；议会委员会会议在1949年5月8日通过了《基本法》，并得到了西方盟国的批准。不过与此同时，除巴伐利亚之外的所有西德州议会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优势也足以使《基本法》尘埃落定。5月23日，议会委员会会议全体成员、各州州长及各州议会议长隆重签订并颁布了《基本法》。
8月14日，联邦议会进行选举。9月7日，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成立。9月12日，联邦大会选举特奥多尔·豪斯（Thedr Heuss）为联邦总统。9月15日，联邦大会选举康拉德·阿登纳为联邦总理——“理所当然的”，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投了自己一票，就是这决定性的一票让他以最微弱的优势当选。9月20日上午，由基民盟/基社盟（CUD/CSU）、自由民主党（FDP）和德意志党（DP）组成的联邦政府内阁举行宣誓礼，当天下午2点，阿登纳首次发表了政府声明。
第二天，联邦总理阿登纳被一个月前进驻彼得斯贝格（Petersberg）的盟国高级委员会（Alliierte Hhe Kmmissin）约见，并当场接受了《占领法》（Besatzungsstatut）。他十分厌恶通往“权力高点”的那条路；五位政府部长和赫伯特·布兰肯霍恩（Herbert Blankenhrn）陪他一同前往，后者更多地扮演了阿登纳个人顾问的角色。首先从表面上看，这并不是一次“接受命令”。根据最终达成一致的外交礼节框架规定，盟国高级委员会的委员们“站在一块地毯上，迎接站在地毯前的我，”1965年阿登纳在他的回忆录中这么写道，“他们的主席……宣布《占领法》正式生效。然后，我应该走上地毯。”不过，当弗朗索瓦—庞赛（Franis-Pncet）“以自然的姿势向前迈了一步向我问好时……我趁机迎上前去，同时我也就站在地毯上了”［魏马尔（Weymar）语］。这时，阿登纳以经济问题和数百万名难民为由，强烈要求对《占领法》进行修订。
不管“地毯事件”是不是传说，阿登纳的行为也是“不卑不亢”，他也不是非签订《占领法》不可。他成功地做到了，没有让这一代表国家的行为给联邦政府“蒙羞”，大多数历史学家也赞同这样的描述。实际上，阿登纳当然早就清楚《占领法》的内容，作为议会委员会主席的他在1949年4月10日就收到了递交给他的《占领法》。1949年5月12日，即“柏林封锁”解除的当天，盟国军政长官在批准《基本法》的同时宣布了《占领法》，后者在9月21日联邦机构成立的当天正式生效，同一天阿登纳在彼得斯贝格接受《占领法》。
阿登纳更愿意将他接受《占领法》的行为表述成一次“就职访问”，对于盟国来说，它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正式活动。不过，这个特制的、充满艺术性的、用羊皮纸装订而成的手工镀金孤本并不是直接交到阿登纳手中的，它被包进了包装纸，并由高级委员会的一名法国官员先递给了布兰肯霍恩，并顺带说了一句“我们不要再谈了！（N’en parlns plus！）”（魏马尔语）此时的阿登纳和布兰肯霍恩正拿着他们的外套；布兰肯霍恩将他的外套搭在手臂上，借此遮盖住了这个令他们厌恶的包装物。在回程的汽车上，布兰肯霍恩打开了包装，不过阿登纳并没有拿走它，而是转交给了他的随行人员。13年后阿登纳曾在外交部打听这份文件的下落，不过得到的答复是它仍在布兰肯霍恩手中，后者在1960年以后任德国驻法国大使。然而它一直没有被“归档”。它在二十多年后被送进了博物馆。在此期间，档案保管员和历史学家曾极力寻找这份总归算是被隆重和正式递交的文件，对它下落的学术解释也令人感到困惑。
由于《占领法》上没有签名，因此它是否具备事实上的国家法律价值，是否只是一份“华而不实的法律文件”——正如它再次露面后被评价的那样（魏马尔语）——并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从档案技术角度看，它属于“原始文件”，但是从不仅限于法律的真实性上看，它仍然只是一份“原件”。
如今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忘记了，德国（波恩）《基本法》和《占领法》曾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史上的一揽子计划。《占领法》极大地缩小了联邦德国的权限：虽然盟国的军事统治占了民间统治的上风，但是盟国仍然拥有联邦德国最高的政府权力，因为外交和安全政策、外汇问题、对外贸易、去军事化等决定权依然掌握在负责各自占领区民间管理的盟国高级委员会手中。《占领法》还保留了“完全或部分使用所有权力”的权利。盟国高级委员会是历史上的一个国际法“孤本”，它不仅担负政府的职责，同时还行使国际组织的职能，充当三边外交的代表。
当时的德国联邦总理阿登纳不断敦促盟国对《占领法》进行修订，特别是民众对去工业化措施的不满加剧，失业率上升到了9%。经过艰难的谈判，《占领法》修订迈出了第一步：阿登纳在1949年11月22日签订了《彼得斯贝格协议》（Petersberger Abkmmen），协议扩大了德国联邦政府的权利。尽管联邦政府仍须接受在其看来充满歧视性的“鲁尔区管制”，然而无数企业的去工业化因此结束了。协议还允许联邦政府与外国建立领事关系，并宣布联邦政府加入各国际组织。
两天后，联邦议会掀起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最激烈的一场议会辩论：当阿登纳列数“此时此刻”撤销了去工业化命令，因此挽救了数万个工作岗位的企业名单，并沉浸在宣读德国工会联合会对此表示赞誉的媒体声明中时，社民党（SPD）指责他违宪和藐视议会，因为他未征得议会的同意便签订了《彼得斯贝格协议》。反对党（社民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忍不住打断阿登纳的讲话，并呼喊他为“盟国联邦总理”。11月25日凌晨3点21分，这场辩论在一片嘈杂和混乱中落下帷幕；舒马赫被排除在接下来为期20天的会议之外。在与联邦总理进行了三次个人会谈之后，双方冰释前嫌。务实的莱茵兰宁愿谨慎地推行与盟国的合作政策，而想要确认德国利益得到保障的狂热分子，即普鲁士则被视作顽固不化。因此，一个在“波恩政策”中较长时期存在的角色分配应运而生。
按照计划，《占领法》将在18个月后（1951年3月）进行一次“小范围修订”，对此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德国要首先承认所有的战前债务。又15个月后，也就是1952年5月，自愿签订的协议应取代占领区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过法国在推迟了两年后才批准通过这些协议。联邦德国的主权在1955年通过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得到了确立。随着1955年5月《巴黎协定》（Pariser Vertrge）的生效，联邦德国成为主权国家，盟国在法律上的占领区管辖权被取消。
因此，重新组建外交部成为可能：虽然联邦议会已于1949年9月通过决议，设置了一个负责处理《占领法》和外交事务的委员会，但是从1950年6月开始，联邦总理府内只有一个外交事务办事处，1951年3月以后成立了外交部，而在1955年6月以后才正式设立了部长一职。
四个二战主要战胜国保留了“涉及柏林和德国事务作为整体处理”的特权。尽管《占领法》从1955年开始就不再有效，而且东西德在1973年成为联合国成员，然而1990年的两德统一绝不只是德国一国的事务。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必须同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进行谈判，直到签订确定德国东部统一和边界的《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Zwei-plus-Vier-Vertrag，又称《2 + 4条约》），规定军事力量上限，以及德国统一后承诺放弃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后方才截止。尽管作为联合国第三大捐助国的德国不遗余力地想要成为安理会成员国之一，然而它今后（同奥地利、其他欧洲国家以及日本一样）至少在形式上仍要被“歧视”，因为虽然二战这段历史早已过去，但是1945年联合国宪章内描述的所谓“敌国条款”不可更改。根据“敌国条款”的规定，包含此类军事行动在内的强制措施可不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便可实施，针对二战敌国的军事行动除外。德国就是条款所指的敌国之一。条款不可更改的原因在于，作出相应的修改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可能导致联合国的根本性改革。
080 伯尔尼奇迹
1954年世界杯之球
Das Wunder vn Bern
在赫尔穆特·拉恩的一脚射门下，这个足球将联邦德国队送上了1954年世界杯冠军的宝座，它一直被保存在塞普·赫尔贝格的家中，直至他去世。
在1954年7月4日伯尔尼世界杯决赛现场，赫尔穆特·拉恩（Helmut Rahn）将这个足球射进了对方的球门，这个决胜之球的官方名称叫“瑞士世界杯比赛用球（Swiss Wrld Cup Match Ball）”。作为世界杯主办国，瑞士必须要确保官方比赛用球的大小（周长67厘米）和重量（约410克）符合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的标准（5号球），以避免出现类似1930年世界杯的争议；在当时阿根廷与乌拉圭的决赛中出现了“两球妥协”的情况：东道主“乌拉圭球队（Urus）”在下半场使用“自己的”足球后，成功“扭转”了局面，最终获得了当年的世界杯冠军。
从1986年世界杯开始出现了由合成材料制成的官方比赛用球，图中的这个足球则是由牛皮制作而成；它惹人注目的黄色来自一种新型的制作工艺——用鞣制替代涂油，将牛皮制成皮革。当终场哨声在伯尔尼范可多夫体育场吹响之后，联邦德国足球队教练塞普·赫尔贝格（Sepp Herberger，1897～1977）将这个写满11名比赛队员签名的足球作为一件私人纪念品带回了他位于韦因海姆市（Weinheim）霍恩萨克森（Hhensachsen）的家中。赫尔贝格去世之后，它一直在德国足球协会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档案室里存放了多年，鲜有公开露面，规模较大的一次展示是在2000年庆祝德国足球协会成立100周年之际，它出现在奥伯豪森煤气罐展览馆（Gasmeter Oberhausen）的一个展览上供人参观。从2015年夏天开始，它作为展品一直陈列于多特蒙德的德国足球博物馆（Deutsches Fuballmuseum）中。
经过艰难的小组赛，联邦德国足球队击败了挪威和萨尔州（直至1956年底部分独立于德国）代表队，晋级1954年世界杯16强。此外赫尔穆特·舍恩（Helmut Schn）当时也是联邦德国足球队的管理人员之一，后来接替赫尔贝格成为联邦德国足球队教练。1954年世界杯采用了新的举办形式，虽然引起了诸多争议，不过仍沿用至今。
在塞普·赫尔贝格的率领下，国家队的备战分外谨慎：在慕尼黑格林瓦尔德（Grünwald）为期14天的集中训练结束后，22名国家队队员同教练组成员、按摩师埃里希·多伊泽（Erich Deuser），以及鞋类专家阿迪·达斯勒（Adi Dassler）一起来到了位于小镇图恩湖畔施皮茨（Spiez am Thuner See）的世界杯驻地。德国队当时的对手是土耳其队、韩国队，以及呼声很高的、自1950年以来从未被打败的、拥有“黄金11人”的匈牙利队；6月17日，德国以4∶1战胜土耳其可以说是“势在必得”，然而在三天之后与匈牙利的对决中，赫尔贝格却令现场球迷惊诧地派出了一支替补球队上场，以悬殊却“在计划内”的3∶8输掉了比赛；在预选赛最后一场比赛中，德国再次遭遇土耳其，并以7∶2轻松取胜。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德国使用反击战术以2∶0击败南斯拉夫，在半决赛中以同样轻松的大比分6∶1战胜了奥地利，书写了“一个时代的奇迹”［海因里希（Heinrich）语］。最晚从半决赛开始，1954年世界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赛事进程成为德国热议的话题，成千上万人聚集到了瑞士赛场，上百万人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收音机和电视机的销售量也因此而大幅上升。
决赛在专门为世界杯扩建至可容纳65000名观众的伯尔尼范可多夫体育场进行，德国队同夺冠大热门匈牙利“黄金11人”再次相遇。当比赛开始的哨声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响起时，德国所有的城市瞬时陷入寂静，人们只是聚集在开着电视的电器商店橱窗外，饭店因为客满而关门。比赛开始几分钟（第6和第8分钟）后，匈牙利将比分拉到了2∶0，仿佛拉开了德国队在小组赛时被匈牙利队大比分羞辱的序幕。然而德国队的“11人”很快在比赛的第11和第18分钟将比分追平。赫尔贝格在安排首发阵容方面出色地融合了战术、体力和心理上的考虑，加上下雨的缘故，阿迪·达斯勒在中场休息时为德国球员的球鞋配上了新的防滑螺钉，而匈牙利球员球鞋配备的是皮质鞋钉，且鞋的重量是德国球员球鞋的2倍。最终，当比赛进行到第84分钟，也就是距离比赛结束还有6分钟时，只听见收音机里传来了足球解说员赫伯特·齐默尔曼（Herbert Zimmermann）难以置信的声音：“拉恩可能要从后方射门，拉恩射门了……球进了！球进了！球进了！球进了！”德国最终以3∶2赢得了比赛。门外汉击败了匈牙利的百年球队，第一次登上了世界杯冠军的宝座。当英国裁判吹响终场哨声时，范可多夫体育场内的德国球迷爆发出了不停歇的欢呼声，联邦德国国内的上百万人也为之欢呼雀跃。“伯尔尼奇迹”由此诞生。
德国队乘坐着写有“1954年世界杯冠军”字样的红色专列凯旋。即使没有上百万人也有成千上万的德国民众围绕在铁道旁，仅在站台上就密密麻麻地挤着6000多高声歌唱的人们，他们将礼物递进车厢，手里拿着得到的亲笔签名，嘴里高声呼喊着“伯尔尼英雄”。在德国足球协会于慕尼黑举行的官方庆祝活动上，人们对胜利的欢呼达到了暂时的高潮。
不过现场也出现了低潮，因为德国足球协会时任主席佩科·鲍文斯博士（Dr. Pec Bauwens）在慕尼黑卢温堡狮牌啤酒馆（Lwenbrukeller）举行的官方庆祝活动上发表了过于有民族倾向的讲话，以至于巴伐利亚广播公司直接中断了现场直播。这件事和在伯尔尼颁奖仪式上发生的一个插曲致使出现了许多批评的声音：当国家队队长弗里茨·瓦尔特（Fritz Walter）接过雷米特杯（Cupe Jules Rimet）时，范可多夫体育场内响起了德国国歌，现场约25000名德国球迷中的许多人一同合唱，不过唱的是第一节而不是第三节，广播电台立即切断了转播。国外为之震惊，并将其与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联系了起来，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报纸在报道时甚至使用了德语标题《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体育战报》（Guerin Sprtiv）］和《注意》（Achtung）［《世界报》（Le Mnde）］，一份哥本哈根的报纸在标题上写道：“就差没喊‘胜利万岁’了。”［《信息报》（Infrmatin）］
最迟在卢温堡狮牌啤酒馆事件之后，联邦德国的政治家们就受到了警告。在德国队去往瑞士比赛时，他们就已经与赛事保持了距离，也没有一位政治领导人在决赛上露面。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体育和政治的相互掺杂是极权主义国家的一个工具。联邦总理几乎没有对德国队夺冠表示祝贺。当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对弗里茨·瓦尔特带领的国家队进行表彰时，他再次指出，体育与政治无关，并确保唱《德意志之歌》的第一节没有问题。
不过1954年的欢呼与1936年的欢呼以及纳粹主义设计的庆祝场景明显不同，它是一种新的、非“规定的”集体感和身份建设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德国人不想了解有关政治的任何事情，体育看起来确实让人无忧无虑。此外，体育上的成就刺激了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并给了人们一种感觉——战争和战后时期的阴影终将退去。在国家间的和平体育竞赛中，即使作为门外汉参加，也让他们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从这一点来说，“第三帝国”的延续性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即便塞普·赫尔贝格曾在1933年5月1日加入纳粹党，并于1938年升任纳粹德国国家队主教练，且一直妥协于纳粹统治体系。在1946年“去纳粹化”的过程中，塞普·赫尔贝格被划为“同流合污者”，同时被要求支付500帝国马克（以及350帝国马克的手续费）的“赎罪”款。在德国足球协会重新成立之后，他于1950年出任联邦德国国家队主教练。凭借他的足球教练才能、如同球队“父亲”一样的心理角色，以及由他倡导的“施皮茨精神”，在德国获得世界冠军殊荣后，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好德国人”的理想形象。和数百万其他德国人一样，他的道德素养和性格特征“在纳粹德国被视作自证机会主义的样板”［米科斯（Miks）语，引自普法伊费尔（Pfeiffer）与舒尔策—马梅林（Schulze-Marmeling）］。
塞普·赫尔贝格在“第三帝国”统治时期为他的国家队队员争取了不少特权，即使弗里茨·瓦尔特在1940年应征入伍。对于塞普·赫尔贝格来说，1954年的世界杯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弗里茨·瓦尔特将一次在苏联战俘营进行的足球比赛称为“他的人生比赛”。他曾在法国、撒丁岛、科西嘉和厄尔巴岛的不同士兵球队中踢过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乌克兰沦为苏联战俘，后被送往罗马尼亚战俘营。尽管因患疟疾而身体虚弱，他在那里仍参加了一场与看守士兵的足球比赛，并因此而出名。据说在当地战俘营长官的庇护下，弗里茨·瓦尔特和他的弟弟路德维希没有被送往西伯利亚的古拉格（Gulag），两人于1945年10月被释放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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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奇迹”是德国战后重建努力的一个暂时性“登峰造极”，在二战结束九年后，它让联邦德国看上去已经作好了重返世界舞台的准备。东西德都隆重庆祝了世界杯的这场胜利，即便民主德国的政治领袖宁愿看到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匈牙利取得胜利。民主德国足球协会直到1952年才加入国际足球联合会，也因此失去了1954年世界杯的预选赛资格。
德国人的欢乐陶醉有多大，匈牙利人的失望情绪就有多浓。在布达佩斯，数十万人在决赛结束后涌上街头，砸破了贴有匈牙利国家队海报的橱窗，甚至掀翻了有轨电车，还捣毁了国家队教练的住所。由国家队输掉世界杯决赛失望情绪引发的骚乱成了二战结束后的第一次政治示威运动。事件发生两年后，也就是1956年，爆发了被苏维埃血腥镇压的匈牙利人民起义。在匈牙利国家足球队队员回国后，他们背上了“国家耻辱”的骂名，守门员以叛国罪被起诉并被下放至省级地区，其他国家队队员也被迫移民。在之后很多年，匈牙利足球再也没有回到昔日的巅峰。
运动员在体育赛场上取得的胜利及国民对此的欢呼同西德刚开始的经济繁荣一起，成为一种德国新民族主义的标志。赫伯特·齐默尔曼在二战期间当过坦克指挥官，在1945年2月曾被纳粹德国授予骑士铁十字勋章，他因此被批评为“军事解说员”。不过当他在1954年世界杯解说结束语中说出“此时此刻我们也不要忘记，它就是一场比赛”时，已经没有一个德国人把这场球只看作一场比赛了。它让德国人从战争和道德的双重失败所导致的耻辱感中“大大地舒了一口气”［波伽雷尔（Pgarell）语］，德国人再次找到了身为德意志人而感到幸运和自豪的理由。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利乌斯（Friedrich Christian Delius，生于1943年）将这次比赛写进了他的自传体小说《我成为世界冠军的那个星期天》（Der Snntag，an dem ich Weltmeister wurde，1994）。记者和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Jachim Fest）将联邦德国的三次“新生”归功于三位“创始人”：政治上的康拉德·阿登纳、经济上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和精神上的弗里茨·瓦尔特。
尽管直到1970年德国足球协会才废除有关女子足球的禁令，足球运动在德国仍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德国男子足球队在欧洲足球锦标赛中获得了3次冠军（1972、1980、1996），继1954年世界杯后又捧回了3座世界杯冠军奖杯（1974、1990、2014）。德国女子足球队也获得了8次欧洲杯和2次世界杯冠军（2003、2007）。除了这些成就和“伯尔尼奇迹”之外，2006年“夏天的童话”也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虽然当年的德国“仅”获得了第三名，但是这个重新统一的国家表现了一种崭新、积极和快乐的自信，并作为东道主展示了“让世界宾至如归”的友好姿态。
081 一个统一的大洲——设想与现实
欧洲旗
Ein geeinter Kntinent-Idee und Realitt
一次和谐的让步和未完全澄清的著作权——1955年为欧洲委员会制作完成，1986年被欧洲共同体启用。
什么能够代表欧洲？这个国家共同体的公民在如何看待它？当他们想到欧洲时，他们的感觉是什么？音乐爱好者可能会想到贝多芬的《欢乐颂》，它从1986年开始成为官方确定的“欧洲之歌”。其他人也许会想到由12颗星组成的欧洲旗。
经过五年左右的讨论，这面旗帜在1955年为欧洲委员会（Eurparat）制作完成，后者当时拥有15个成员国。有关旗帜颜色的问题很快就达成了一致——黑色代表非洲，黄色代表亚洲，红色代表美洲，绿色代表大洋洲（澳大利亚），欧洲则可以用蓝色表示。1953年召开的协商大会通过决议，每个成员国应拥有一颗星。有关旗帜设计的著作权问题，欧洲委员会邮政业务的一名工作人员阿尔塞纳·海茨（Arsène Heitz）和时任欧洲委员会首席新闻官的保罗·M. G. 莱维（Paul M. G. Lévy）一直争论不休，所有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建议在后者的办公桌上堆积如山。旗帜的著作权最终仍未能澄清。
在当时有关旗帜设计的讨论中，德国拒绝在旗帜上使用15颗星，因为如果这样做就会有一颗星代表萨尔州（Saarland）；萨尔州当时的地位特殊，德国在1955年10月的全民公投后才将其在政治上（1957）和经济上（1959）合并，因此这也被称为“小规模重新统一”。而法国反对德国14颗星的提案，认为萨尔州不应被象征性地排除在外。数字“13”又犯了忌讳。于是众人一致同意了12颗星——这一最小公分母的方案是一次真正的欧洲式妥协。
今天在提到欧洲旗这个代表欧洲的标志时，官方不会解释旗帜的来历，而是会阐明，欧洲旗不仅象征欧盟（EU）是国际性的国家共同体，还代表欧盟以“欧洲统一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欧洲协调一致”为己任。由金色的星星环成的圈表示“为欧洲人民的团结与和谐而努力”，数字“12”的传统意义则象征着“完美、完整和统一”。
被称为“20世纪原始性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更加努力地寻找欧洲的出路，这与其他国家寻求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给自足的主流方向背道而驰。它最著名的倡议人是奥地利外交官理查德·尼古拉斯·冯·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Richard Niklaus Graf vn Cudenhve-Kalergi），他提出了“泛欧洲（Paneurpa）”的口号，并迅速在所有欧洲国家拥有了众多支持者。随着《罗加诺公约》（Vertrge vn Lcarn，1925）的签订，德国因此加入了创建于1920年的国际联盟，法国政治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则提出了“欧洲计划”。不过在战间期的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变得脆弱且不稳定，无法遏制专制统治势力的增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冷战的威胁才逐渐让人们认识到欧洲统一是大势所趋，而且迫在眉睫。因此在二战结束后，所有欧洲国家都爆发了寻求欧洲统一的政治运动。在1948年召开的海牙会议上，包含大多数知名人士在内的、持不同政见的1000多名欧洲统一支持者齐聚一堂。在统一欧洲的动议下，欧洲委员会于1949年成立，当时只有10个成员国加入，而现如今已拥有47个成员国。德国在1951年加入了欧洲委员会。欧洲委员会是欧洲国家中成立时间最早的初始政治组织，拥有极高的声望，且产生了许多重要机构，例如为争取人权而设立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法院。
在冷战期间，西欧受美国影响深远，东欧则受制于苏联。1948年美国出台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pean Recvery Prgram，ERP）”——向欧洲提供了约130亿美元（按当时的金额折合，约为现在的1300亿美元）用于战后国民经济的重建，因此启发了进一步加强欧洲各国经济合作的思想。继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之后，德国获得了第四多的资助，也就是约14亿美元，其中有一笔现值高达120亿欧元的特别款项时至今日仍由1948年成立的战后重建信贷机构管理。
马歇尔计划是通过1948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1961年后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进行的，它最早有17个欧洲成员国以及美国、加拿大和土耳其。欧洲统一的基石是“舒曼计划（Schuman-Plan）”，它推动了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EGKS）的成立。舒曼计划体现了让·莫内（Jean Mnnet）计划通过大规模扩大法国钢铁生产实现法国经济现代化，以及促进西欧采矿冶金工业联合的思想。事实上，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由最初的民族国家职权组成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是始无前例的国际组织之一，它因此成为欧洲统一道路上的重要一步。1957年签订的《罗马条约》（Rmischen Vertrgen）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里程碑：6个欧洲煤钢共同体成员国联合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通过经济上的统一，关于欧洲政治统一的努力也迈出了第一步。
合作迸发出了强大的吸引力。这6个国家组成的共同体迅速进入了5个发展阶段：①1973年北部扩员（英国、丹麦和爱尔兰）；②南部扩员（1981年希腊，1986年葡萄牙和西班牙）；③1995年扩员（奥地利、瑞典、荷兰和挪威）；④东部扩员和迄今为止最大的2004年扩员（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共和国）；⑤2007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及2012年（克罗地亚）扩员。与塞尔维亚的扩员谈判已达成一致，其有望在2020年之前加入欧盟。2014年中期，德国向巴尔干西部国家承诺，在实现民主和推行改革的前提下，将促成它们成为欧盟成员国；欧盟现有的28个成员国未来将继续增加。不过至今为止，持续几十年的有关扩大边境的争论仍没有得出多少根本性的结果，这方面的进展和欧洲统一进程的最终目标也并没有实现。
由于政治家们对欧洲政治和经济的设想各有不同，争取欧洲统一的过程经历了重重危机。不过欧洲统一的步伐一直在向前迈进。1979年欧洲议会的首次直接选举使更多欧洲公民参与到欧洲事务中。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Vertrag vn Maastricht）正式确立了建立一个广泛和深入政治领域联盟的目标，为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成立打下了基础。1995年签订的《申根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欧洲内部的边界。
1999年，欧元正式启用（首先作为转账货币引入，从2002年开始作为法定货币使用），它被视作欧洲统一的一个重要标志。欧元纸币体现了欧洲文化史的共同发展阶段，欧元硬币的设计则融入了各个欧洲国家的象征性元素。继满足加入欧元区标准的11个成员国（比利时、德国、芬兰、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奥地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希腊（2001）和其他7个国家（2007年斯洛文尼亚；2008年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9年斯洛伐克；2011年爱沙尼亚；2014年拉脱维亚；2015年立陶宛）也加入了欧元区，直至今天共有19个欧盟成员国加入了欧元区。剩下9个欧盟成员国中的7个在满足加入欧元区标准（通货膨胀率不超过1.5%，负债水平不超过60%，预算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后，也将引入欧元；不过丹麦和英国不能也无须使用欧元。
2004年10月24日，欧洲国家和政府首脑在罗马签订《欧盟宪法条约》。它在欧洲国家中引发了争议。法国和荷兰民众在全民公投中反对《欧盟宪法》。不过直到《里斯本条约》（2009年生效）在2007年通过，《欧盟宪法》最核心的内容才被接受。
1952年加入欧洲委员会的土耳其从1960年代开始便努力想要加入欧盟。1963年，它与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了一份联合协议，从1999年开始正式成为欧盟候选成员国。2005年10月，欧盟与土耳其的扩员谈判成功结束，因此引发了有关欧洲地理和文化身份的新一轮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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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持续多年的欧元区危机的影响下，当人们站在今天的立场回顾历史时，也免不了怀有矛盾的情绪：一方面，从根本上说，欧洲的大多数民众对本国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坚定不移，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欧盟的职权能回归到国家层面。信任赤字既是慢性的，同时也是令人担忧的：公众对政策的“无能为力感”［克歇尔（Kcher）语］按照层级从低到高——地方（14%）、地区（32%）、联邦州（50%）和欧盟（75%）——依次递增且相差悬殊。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几乎自发地主要将欧洲统一视为和平的保障，而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对欧洲统一带来的经济利弊程度产生了疑问。从财政危机（希腊）和难民问题（地中海）可以看出，一方面，欧洲统一的成果被认作理所应当，而另一方面，协议约束的义务则带来了太多厌恶情绪和后续问题。从各个方面来看，统合共同的欧洲文化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欧盟目前拥有超过5亿人口，全球化问题愈发要求建立跨国的决策机构。实际上，欧盟正朝着“权力磁铁”［魏登费尔德（Weidenfeld）语］的方向发展，其触角涉及几乎所有领域。不过欧盟决策的合法性仍是“未来的巨大问号”（魏登费尔德语）。
欧盟实行“两院制”：只有部长会议和议会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时，较小的成员国并没有感受到被更强大的成员国排挤，它们在部长会议上压倒性地拥有大量支持票数。直到《里斯本条约》的签订，这种加权投票制才被取消。从2017年开始，欧盟的决议需要成员国的多数投票达到55%，以及欧盟民众的投票达到65%方可通过。
虽然从1979年开始由欧洲议会直接选举获得的职权范围在逐步扩大，但是欧洲议会中也不是每一票都具有相同的分量。比如一位马耳他议会代表由68000名马耳他公民选出，一位德国议会代表则由852000名德国民众选出。所谓的“代表呈比例递减”也被视为“更大程度地违背了民主的基本原则”（魏登费尔德语）。与其相关的“制度合法性危机”，即欧洲议会席位分配的不成比例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即便如此，“欧洲”仍然是一个良好和正确的想法，是一个保证和平与财富的工程，也是在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有能力战胜和解决国家层面无法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因此，成为这样的“欧洲”需要耐心并不奇怪，“欧洲”也值得人们付出这样的耐心。
082 从冷战对垒到统一行动
联邦国防军和国家人民军的头盔
Vn zwei Armeen im Kalten Krieg zu einer im Einsatz
不会混淆：要分辨一个士兵是来自联邦国防军（西德）还是国家人民军（东德），看看头盔就知道了。
联邦国防军（Bundeswehr，西德）和国家人民军（NVA，东德）的头盔样式迥然不同，它们区别的程度就像这两支军队的首次“亮相”、它们背后的政治体制，以及它们各自历史的差别一样大。
联邦德国成立后，它的部队所使用的头盔不可能再沿用过去纳粹军队的式样，因此决定使用美国陆军M1钢盔的样式，它同时也是北约军队的一种视觉辨认标志。根据《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的报道，联邦德国国防军的“首秀”呈现一派“令人欣慰的非军事”状态：1955年11月12日，当首批101名志愿兵在波恩厄梅开尔兵营（Ermekeilkaserne）从时任国防部部长特奥多尔·布兰克（Thedr Blank）手中接过委任状时，他们当中只有十余人穿了制服，其余的都穿着便服。直到1956年1月20日，1000名志愿兵在位于安德纳赫（Andernach）联邦陆军的第一座基地接受总理阿登纳检阅时才第一次戴上了头盔。
联邦国防军的第一版制服也同样参照美军风格设计，没有领章，袖子上的军阶等级标志呈条状或角形。然而双排扣短制服夹克以及剪裁肥大的制服裤子仍旧显得“民品范儿”十足，乃至士兵们穿着时会被人讥讽地比作“电梯服务员”或者“空中乘务员”。（《明镜周刊》1955年7月27日）两年之后，制服上衣恢复了领章，夹克的双排扣改成了更像是军装的单排扣，裤子也改瘦了。此外，士兵们又重新获准佩戴奖章和勋章。
而1956年在柏林仿照苏联模式举行的“五一”盛大游行上，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的第一次亮相可就大不一样了。士兵们迈着起源于19世纪初的普鲁士正步，十分引人注目，军装仍然沿用了德国国防军（Wehrmacht）的军服样式。士兵们佩戴的M56式头盔是1943年为德国国防军特别研制的，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并未投入使用，因此也不能把它贬低为“国防军头盔”。直到1990年解散，M56式头盔的特别样子一直代表着国家人民军的形象。
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分别建立自己的军队时，距离二战结束已有十年之久。在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盟军在彻底实现德国非军事化的问题上取得一致。由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发动二战，并造成全世界6000万人死亡，让德国士兵继续存在是根本不能想象的事。然而曾经同纳粹德国殊死搏斗的盟国也出现了分化，苏联和西方阵营在德国内部的边界两旁筑起了相互敌对的营垒。
按照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SMAD）的命令，苏占区（SBZ）于1946年成立了一支武装边防警察，并于1948年开始“驻营备战”，1952年改称“驻防人民警察（KVP）”。从包括坦克在内的武器装备看，这和一支陆军部队无甚差别，它的任务是保卫边境安全，同时也在国内保卫德国统一社会党（SED）政权的稳定，例如镇压1953年6月17日在柏林等地发生的示威游行等。民主德国人民议会于1956年1月18日通过决议，从1956年3月1日起，以11万驻防人民警察为基础组建国家人民军。为了与着苏联式制服、戴标有黑红金三色徽记苏军头盔的驻防人民警察相区分，苏联方面命令国家人民军在外观方面应该具有明确的民主德国特征。这样一来，国家人民军建立之初，就打上了普鲁士—德意志传统的烙印，同时又夹杂了对红军的依赖。两个最高军事表彰也被按照普鲁士时代的军事家命名：民主德国的最高军事表彰以“沙恩霍斯特（Scharnhrst）”命名，而对战斗中表现最英勇的表彰则取名“布吕歇尔（Blücher）”——不过直到两德统一之前，布吕歇尔奖都处在秘而不宣的状态，毕竟颁发“战时勋章”与一再塑造的国家人民军防卫力量的形象并不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