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在军事上受苏联控制，而苏联利用《华沙条约》实现对整个东方集团的领导和组织。国家人民军的内部导向则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在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国家人民军形成了一套树立共产主义榜样的传统做法。例如1959年将位于德累斯顿的国家人民军军事学院命名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学院，以及自1960年代起向野战和卫戍部队授予荣誉称号，通常以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姓名命名。
在联邦德国建立初期，是否重新武装这个国家成了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最晚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和英国就要求联邦德国担负国防义务。而当建设欧洲防务共同体（Eurpische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的设想失败之后，联邦德国于1955年5月9日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自1950年起，特奥多尔·布兰克开始和几名专家一起，在联邦德国总理府研究“重新武装”问题，首要考虑的就是同德意志的军事传统相决裂，“同纳粹时代的德国国防军划清界限，从头开始建立新的军队”［《希姆多尔备忘录》（Himmerder Denkschrift），1950］。在“内部管理”的理念下，联邦国防军开始寻找全新的发展道路，其目标是成为充满责任感、共同思考的“身着军服的国民”。然而越想要在建立联邦国防军时同德意志军事传统决裂，越是会在现实中陷入困难境地。1965和1982年举行的向传统致敬活动强调的也是军队和民主国家间的紧密联系、“聚焦于防御”的国防使命，以及“对德意志历史批判性的自白”。联邦国防军总监阿道夫·霍伊辛格将军（General Adlf Heusinger）1959年颁布命令，将参与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事件的勇士树立为榜样，1961年起，联邦国防军分别将一些军营以“施陶芬贝格伯爵（Graf Stauffenberg）”、“冯·特雷斯科夫（vn Tresckw）”以及“雷贝尔（Leber）”等人的名字命名。
此外，在联邦国防军建立之初，联邦德国就通过议会对军队实施监管、在联邦议会中设立国防专员等方式加强对内部的管理，为稳固联邦国防军兵源，在社会上则实行义务兵役制。在1949年颁布的《基本法》中，包含了公民有权拒绝携带武器或服兵役的条款（第4条），以体现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1961年，针对拒绝服役者建立了民役制，此举最初并未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后来该制度对社会的贡献使其愈发得到广泛的承认。
直至柏林墙建成之后，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才于1962年1月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没人能绕过服兵役的义务，“拒服兵役”将被判处徒刑。自1964年起，这类人将被编入“工兵部队”，戴着头盔进行训练，不同的是他们不必使用武器，而要从事各类建筑工程的建设工作。由于不服兵役，未来就无法接受更高级培训或进入大学就读，所以大多数人在军队勉为其难地待过18个月。根据1958年政治局的决议，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作为“人民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下”行动，并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面向各年龄层次开展全民军事教育的基石。开展军事教育时，受训者几乎全都驻扎在军营中，以保证实现统一社会党“保持戒备”的目标。民主德国1961年修建柏林墙时曾对国家人民军下达“加强戒备”的命令，进而派7300名士兵加强对西柏林各边界的守卫。此外在1968年夏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布拉格之春”时，国家人民军曾派出两个师前往南部边境，以支持华约国家军队对布拉格动乱的镇压行动。
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最后一次大规模亮相，是在1989年10月7日举行的庆祝建国4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他们又一次被要求“加强戒备”，因为统一社会党担心民众会发动抗议活动。只是这些非暴力的反政府活动早已启动，也不可阻挡。才过一年，民主德国和国家人民军便在1990年10月2日午夜，随着被联邦德国合并而宣告终结。在过渡政府执政期间，民主德国于1990年9月24日退出了《华沙条约》。士兵们最后一次穿着国家人民军制服举行的官方公开活动，是收起自己部队的军旗——大约90000名国家人民军士兵和47000名文职人员被并入联邦国防军，而解散国家人民军、变卖军事装备和不动产等直到1995年才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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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阵营冷战对峙结束之后，统一的德国军队又面临全球安全政策领域的新任务。自1991年11月起，这支军队首次在国际上介入武装冲突，派出的6名联邦国防军士兵头戴联合国“蓝盔”，在联合国驻柬埔寨维和部队司令部担任军医。自1992年4月起，德国派130名联邦国防军士兵在当地建设一家医院。同一年，联邦国防军在联合国“空中桥梁框架”下，向被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军队包围的南斯拉夫城市萨拉热窝运送救援物资，也向内战中的索马里运送药品和救援物资。这两次军事行动在国内引发了争议，毕竟和联邦德国的国防事务并无直接关系。联邦国防军自建立以来，就一直为抢险救灾工作贡献力量。1962年汉堡发生由风暴引起的巨大海啸，联邦国防军投入救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欧洲以外的人道援助活动中，例如1960年摩洛哥发生地震，以及1985年撒哈拉以南干旱地区爆发饥荒时，都有联邦国防军的身影。在巴尔干半岛，联邦国防军则在北约成员国领土以外的战争区域开展行动（区域外行动）。1994年7月12日，联邦宪法法院对此作出明确判决：德国士兵可以在国际组织框架下，在北约组织成员国以外区域参与军事行动，前提是必须获得联邦议会的批准。此类新任务、新形势的出现要求联邦国防军必须进行结构调整。此后，2011年德国取消了义务兵役制，并改为职业军人制。截至2015年8月，德国现役士兵总数约185000人，其中19000人是女兵。女兵自2001年起可以承担所有类型的军事任务，而按照1975年颁布的规定，除了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女兵只能加入军乐队。
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的头盔从1990年起步入了历史。两德统一后建立的新联邦国防军于1992年用芳香族聚酰胺纤维（简称“芳纶”，即通称的“凯夫拉”）制成的M92式头盔替下了已经长期落后的钢制头盔。新头盔的重量更轻，保护性能却是过去的2倍，还可以加装一体化通信和红外摄像机等装备。如今，部分联邦国防军士兵甚至还装备了更加先进的高科技头盔。
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两个头盔时，就会回想起1950年代两支德国军队建立伊始的场景。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些阵亡士兵葬礼上的照片——自1992年以来共有104名德国士兵在军事行动中（其中37名在对敌行动中）牺牲。他们的棺木上覆盖着德国联邦国防军军旗，上面通常还放有一顶头盔。
083 两德的“避孕药对决”
Anvlar和Ovsistn
Antibabypille versus Wunschkindpille
这是几乎相同的两种药的最初包装：在西边被宣称有“副作用”，在东边则是推广生育政策的工具。
在西边的联邦德国，先灵制药公司（Schering）于1961年6月1日向市场推出了一种名为“Anvlar”（意为“不排卵”）的新药，售价8.5德国马克。这种药最早是绿色的，包装在铝塑泡罩中，每盒20粒，三年后改为21粒。在东边的民主德国，1965年莱比锡春季博览会上首次展出了名为“Ovsistn”（意为“停止排卵”）的药品，当年11月获批上市，由国有耶拿制药厂（VEB Jenapharm）生产，售价3.5马克；因为缺乏必要的包装设备，1965年底前生产的药品临时装在管状小瓶中，此后生产的药品为淡绿色糖衣片，包装方式也和西边相同。
这两种制剂的药理学成分相似，曾经都是处方药，但是外界对两种药的普遍看法却大相径庭：这恰好体现了东西两个德国在社会、道德和人口政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尽管遭到了政治界和医学伦理界的批评和反对，联邦德国政府仍然把这种避孕药取名为“Antibabypille”（意为“反婴儿药丸”），而民主德国方面——可能是有意要同西边针锋相对——则称这种避孕药为“Wunschkindpille”（意为“计生药丸”）。不过不管是在东边还是西边，德国的男男女女都管它叫“那种药”。在理智地看待避孕药对性生活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以及开启“计划性怀孕”新纪元方面，一些人认为它的推出是“历史性的一天”和“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明星周刊》（Stern）1961年第26期］，另一些人则认为，避孕药的诞生是一个道德沦丧时代的开端。
位于西柏林的先灵公司推出的避孕药于1960年首次获得批准上市。它的有效成分剂量是今天同类制剂的6倍。不过比起1957年美国首次推出的姊妹药“Envid”，“Anvlar”的剂量只是它的一半。“Envid”上市之初是用于治疗女性痛经，自1960年6月起获批作为避孕药销售。这种避孕药的研发立足于对激素的科学研究之上，其核心最初并不是想防止受孕，而是要研究解决女性不孕和行经障碍等问题。在19世纪中叶，德国和法国科学家就已经发现，女性卵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排出一个卵子。1919年，来自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生理学家路德维希·哈伯兰特（Ludwig Haberlandt）根据研究成果推断，受孕哺乳动物卵巢的提取物可以用于防止人类妊娠，不过这种构思最终被人遗忘了。
在麦考米克私人资产（McCrmick-Vermgen）的促进下，药理学家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ry Pincus）同化学家卡尔·杰拉西（Carl Djerassi）和妇科专家约翰·罗克（Jhn Rck）一起，终于在1953年成功模仿了女性的月经周期，并于1957年在美国推出了第一种避孕药“Envid”（又称“平卡斯药丸”），并获准上市，用于治疗月经障碍和不孕症。若要说谁是“避孕药之父”，那非平卡斯莫属。杰拉西则自称是“避孕药之母”并认为哈伯兰特居功至伟，他才是真正的“避孕药之父”。
而先灵公司的历史功绩，则在于研发出了比“Envid”更为可靠、副作用也更小的新产品。1938年，先灵公司第一次成功地合成了雌性激素，自1950年代起又推出了治疗月经紊乱和更年期综合征的激素制剂，德国版的避孕药便是由名为“Primlut N”的孕激素药物直接发展而来的。因而先灵公司在欧洲市场投放“Anvlar”时，既吸收了美国的经验，也利用了自己的成果。它在1961年推出这个新产品的方式非常引人注目，以至于这种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表述成了德意志语言史中闪闪发光的“宝石”。因为药盒内的说明书在“主要功效和副作用”标题下写了一句“奇怪的话”，“顺带说一句，字里行间……有一句堪称人类社会史上最具革命性意义的话”［施耐德（Schneider）与克雷默（Krmer）语］。它只由9个德语单词组成：“在用药造成的无排卵周期中，不会出现受孕的情况。”这一小段话造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动荡之一”（施耐德与克雷默语），“停止排卵”这一具有避孕效果的药效，在说明书中被解释为副作用。
对于医学问题，这是不是一次启蒙运动，就好比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树叶盖住私处一样？而事实上对此事的批评者人数众多，避孕药被认为是块“烫手的山芋”。那些公开倡导使用它的人会产生道德和医学方面的顾虑，毕竟有关这种药的副作用和长期影响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它在积极方面的药效，例如可以有效治疗月经周期障碍和痛经等，则统统被人抛在了脑后。
起初，即便是赞成使用避孕药的人也怀有疑虑情绪。当时，尚未能充分证明该药不存在损害健康的长期副作用，它对血栓生成和导致癌症，以及对女性用药后的生育能力和总体上的生育潜力等方面的影响也尚不明确。1961年避孕药投入市场时，骇人听闻的“反应停事件（Cntergan-Skandal）”正好为公众所知，人们甚至有些过分清醒地认识到，在创新性的药物背后可能隐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结果就是关于此药可能导致的——预计之中或预料之外——副作用不计其数的检验和医学专业文献铺天盖地而来，而没过多久，这种避孕药也就成了被检验得最彻底的药物产品。
西德1963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避孕药上市两年后，反对该药品的人比支持者还要略高（反对者占45%，支持者占44%）。在推出早期，在西方国家向未婚女性和（年满16周岁的）少女提供避孕药十分困难，因为许多医生只给已婚夫妇开药。直到1967年前后，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避孕药的供应更加开放，截至1969年，15～44岁的德国妇女中服用避孕药的比例已经达到16%，五年之后这个数字几乎又翻了一番（30%）。
从1961年开始，民主德国的国有耶拿制药厂声称其独立于“资本主义外国”的专利之外，对药品进行了研究。不过据猜测，产品最终还是抄袭了西德的配方，民主德国还把它卖到了整个东方阵营。社会卫生学家卡尔-海因茨·梅兰（Karl-Heinz Mehlan）和国有耶拿制药厂的负责人理查德·许滕劳赫（Richard Hüttenrauch）对此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68年以前，开具这种“计生药丸”的处方比较严格，之后只要是妇科大夫都可以开具，也不需要“患者”特别提供“伴侣关系证明”之类的各种文件。1972年以后，该药由国家作为一项“社会主义基本权利”向所有年满16周岁的已婚及未婚女性免费提供。1968年底有将近10%的已婚妇女服用这种避孕药，到了1972年这个比例则激增至33%。
关于这个问题以及类似议题的讨论，主要是从“实用主义—唯物主义”角度出发的：对于获得平等地位的妇女，重点是实现照顾家庭，以及家庭生活同职业生活的统一。从医学和人口政策角度来看，“计划生育、避孕和反对堕胎”被视为一个整体。（引自梅兰）以服用药物方式避孕，按照医生和政治家所强调的官方说法，其目的“不是要限制生育，而是要促进婚姻、家庭关系和母亲身份”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引自施纳布尔（Schnabl）］实际上，避孕药也是服务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生育政策所使用的诸多工具之一，能让妇女在劳动能力比较强的年龄段上，更久地投入生产活动［莱奥（Le）与柯尼希（Knig）语］。
起初，欧洲国家对避孕药的接受程度不如美国。1964年，部分医生和大学教授甚至发表了《乌尔姆宣言》（Ulmer Manifest），提醒人们警惕避孕药广告和“公共与个人无节制的性欲化”。而最具争议的事件，则是西德联邦卫生部推动拍摄的性教育纪录片《黑尔佳——人类生命的形成》（Helga-Vm Werden des menschlichen Lebens）：一方面，仅西德一年就有500万人观看了这部影片；另一方面，这部电影在被部分媒体称赞的同时，也被扣上了“低俗”的帽子。
1968年，西德联邦文化部部长建议在学校教学中加入性知识课，此举应该说考虑到了进行严肃的性启蒙的必要性。然而当联邦卫生部1969年推出性知识图册后，它在社会上引起的争议比以往推出的任何一本教材都要大。不过这本图册破茧而出的过程——像电影《黑尔佳》那样，也好像“火箭发射”一般取得了巨大成功。（《明镜周刊》1969年第40期）截至1974年底，它已经在西德所有联邦州全面铺开。而在民主德国，虽然生物课早就在“生殖”章节中包含了性知识，但使用避孕药这个问题通常不会被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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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年一代”的性解放是经常被提及的一个话题，而关于避孕药对此提供了多大的实际贡献——或者说是不是因为有了避孕药，才有了当时的性解放——的争论一直都存在。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不论是东德还是西德，随着人们愈发接受避孕药，对待生活的态度愈发自由，也愈发明确和公开地在大众媒体上谈论爱情和性。在民主德国的青年杂志，如《杂志》（Das Magazin）、《新生活》（Neues Leben）以及畅销启蒙杂志《亲密男女》（Mann und Frau intim）将性启蒙事业步步推进并走向具体实践的同时（引自施纳布尔），联邦德国的《好》（Brav）等青年杂志也正在为破除性话题的禁忌作着贡献。奥斯瓦尔德·科勒（Oswalt Klle）于1968年创作并出版了《爱的奇迹》（Das Wunder Liebe），紧接着又拍了电影，这给性启蒙这个推动时代精神进步的话题带来了新的开放环境，也成了一个重要的阶段性胜利；在全世界范围内，这本书连同电影可能共被观看了超过1.4亿次。再加上避孕药的共同作用，婚姻关系对性行为的“垄断”地位终于受到了围攻。不过，人们在性别关系上的进步不总是显著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女性运动将避孕药称为另一种压迫性的父权工具，是“机械论哲学思想指导下男性为将女性工具化而发明的产物”［阿莉塞·施瓦策尔（Alice Schwarzer）语］——直到小说《爱玛》（Emma）的女出版人认识到避孕药是“点燃女性要求平权之火的一个火花”，并反唇相讥地将其称为“上帝的礼物”。随后使用避孕药逐渐不可阻挡地成为主要的避孕方法，而避孕药对两性关系发生变化的影响、在女性解放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计划生育等领域的作用都是无可置疑的。
在避孕药问世前，两德的人口出生率就已经明显下降。但是在“婴儿潮一代”结束时（直到1965年），由于人口出生率随着避孕药的问世而“骤然下降（Pillenknick）”[2]，避孕药也被当成了推手，不过这种单一归因的解释方法一直存在争议。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天主教会主要在道德和宗教上对使用避孕药采取保留意见；1968年发表的《人间通谕》（Humanae vitae）尽管姗姗来迟，却鲜明地表达了对采取药物避孕的反对态度。相较之下，新教教会从1971年开始至少接受了以医疗为目的服用避孕药的建议。如今，德国20～44岁的女性有超过一半使用药物避孕（根据联邦健康启蒙教育中心的统计数据），避孕药的种类和生产商也已经比原先丰富许多。从2015年起，购买事后避孕药无需再出示处方，然而人们在医药伦理学、政治人口学、社会学和宗教领域对避孕药的争论仍旧没有停止。
084 从“KdF汽车”到经济奇迹中的“甲壳虫”
大众汽车
Vm KdF-Autmbil zum Wirtschaftswunder-Kfer
这是一辆1938年试生产的、具有传奇色彩的“KdF汽车”，也是现存三辆中最老的一辆。
当第一辆“KdF汽车”[3]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它立刻就成为大肆宣传的对象：1939年2～3月举行的国际汽车展览会竟然吸引了创纪录的825000名参观者。“大众汽车（VW）”（德语意为“国民汽车”）成了德国各阶层谈论的主要话题。才过了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便随着德国突袭波兰爆发了。
经过位于辛德尔芬根（Sindelfingen）的戴姆勒—奔驰汽车厂和位于斯图加特罗伊特车身厂（Karsseriewerk Reutter）推出的不同试验型号，并经过上百万公里的路试考核，1938年作为“本阶段最终设计”［许茨（Schütz）语］的60型小汽车降生了：后置空冷水平对置4缸发动机、排量985毫升、24马力、4档变速箱、独立悬挂、融合于前翼子板内的大灯、双侧顺开式车门，还有极具特色、形似德国扭结面包的后窗——这个设计直至1953年改款时解决工艺问题后才被弧形玻璃所取代。最大的利好是这台车的售价只有1000帝国马克，灰蓝色车款只有990帝国马克，相当于当时一台中档摩托车的价格。车主除了自付运费和保险费外，只要每周至少存上5个马克就能买到它，软顶敞篷车型比普通型号贵约60帝国马克。按照计划，这款车本应于1940年投产，此后不久就能交车。
试验车型是根据费迪南·波尔舍（Ferdinand Prsche）的设计制造的。波尔舍当时在斯图加特经营着自己的设计师事务所，1934年以“关于生产德国大众汽车的设计报告”为名接受了这项委托。在波尔舍事务所中，该项目的编号是60。从政策上看，设计目标是一台四轮四座小汽车，波尔舍自己其实也想设计这样一种车型，但是他在结构、技术验证和各种精细工艺方面需要的工时是委托方希望的2倍左右。他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细致缜密的工作。此外，车辆的价格也脱离了原本期望的轨道，他和所有专业人员给出的建议售价都超过了1500帝国马克，比1934年政策目标中给定的价格多出了50%。波尔舍没准备向时间和成本控制屈服。此外，他还在项目中参考了捷克人贝拉·巴恩依（Béla Barényi）设计的泰拖拉（Tatra）V570型小汽车，V570型的原创性设计地位最终在1950年代中期得到了法律承认，1961年捷克斯洛伐克泰拖拉汽车厂也因此得到了大众汽车的赔偿。
希特勒曾承认自己是个“汽车白痴”，不过他这个汽车项目却运行得相当顺利。1933年2月，刚刚攫取德国政权的希特勒把汽车展览会当作自己以帝国总理身份首次对外亮相的舞台，并宣布要实施一个宏大的纳粹主义“摩托化国家”项目。1933年希特勒发表演讲时并没用过“国民汽车（Vlkswagen）”这个字眼，不过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为民众提供便宜的“国民轿车（Vlksmbil）”等类似概念就已经呼声甚高。美国汽车企业对德国市场日趋重视，特别是通用汽车1929年收购欧宝，1929～1930年福特在科隆建厂，此后不久，又有很多公司不再专注于生产三轮小型机动车，这些都给发展“国民汽车”提供了新的理由。
纳粹政权1933年夏天推出“国民收音机”取得的巨大成功进一步增加了讨论“国民机动车（Vlkskraftfahrzeug）”话题的热度，甚至戴姆勒—奔驰都以“国民汽车”为名开展了一种装有1.3升发动机的小汽车的研发工作。在1934年的汽车展览会上，希特勒又一次发表开幕演讲。即使他还是没说出“国民汽车”这个词，报纸的评论文章却写着：“为千百万人生产，价格便宜的‘国民汽车’来了。”（柯尼希语）不过和“国民收音机”面世时的状况不同，“国民汽车”还有些关键性问题没得到完全解决。公众对于开上车的期待太过强烈，以至于戈培尔领导的纳粹宣传部门从1935年初就尝试采取措施把“国民汽车”这个概念屏蔽掉，结果无功而返。另外，他们则规定“今后只有阿道夫·希特勒才能被称作德国国民汽车的缔造者”。
到了1936年夏天，整个项目竟然落到失败的边缘，帝国汽车工业协会（RAD）与项目脱钩，以减轻自身的负担。1937年初，相关工作交到了德意志劳工阵线（DAF）手中。德意志劳工阵线的领导人罗伯特·莱伊（Rbert Ley）认为，“国民汽车”项目是给其下级组织，即“第三帝国”最大的旅游组织“快乐就是力量”开展社会政治活动时“穿靴戴帽”的一个好机会。1937年5月，罗伯特·莱伊成立了“德国大众汽车生产准备公司（Gezuvr）”，1938年更名为大众汽车厂股份有限责任公司（Vlkswagenwerk G.m.b.H.）。于是项目进展速度加快了，这座“世界最大、最现代化的汽车厂”计划以位于迪尔伯恩（Dearbrn）的当时技术先进的福特工厂为蓝本，在交通便利的法勒斯雷本（Fallersleben）附近开工建设。还没等到厘清所有资金筹集问题，工厂建设就快马加鞭地展开了。后来为了宣传需要，又补办了工厂的奠基仪式。希特勒在仪式上宣布，新的汽车将被命名为“KdF汽车”。这个决定并未同波尔舍讨论过，这让他感到非常吃惊，并认为车的名字将给出口带来障碍。工厂沿用了“大众汽车厂”的名字，“大众汽车”成为受帝国劳动服务局（RAD）法律保护的文字商标，并可用于该企业所有的商品开发行为。直至二战结束，这座迅速设立的工厂所在地一直被称为“法勒斯雷本旁的KdF汽车城”。虽然莱伊向希特勒申请过，要将这里以元首的名字命名，不过它还是逃脱了背负恶名的命运。1945年7月15日，工厂所在地改由当地的沃尔夫斯堡宫（Schlss Wlfsburg）命名，当时那里拥有17000名居民。
“甲壳虫（Kfer）”一词是由《纽约时报》于1938年首次提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成功历史同战争刚刚结束时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所倡导的扩建售后服务体系的做法分不开。出口的巨大成功则主要归功于1959年起由纽约恒美广告公司（Dyle，Dane & Bernbach，DDB）发起的一系列天才广告攻势。而在德国，购买“甲壳虫汽车”的买家可以说是“不请自来”，根本不用做广告，恒美广告公司提出的广告词迅速变得口口相传。最著名的当然是那句：“它跑啊跑啊跑啊跑……”而另一家“行为举止都很犹太”（许茨语）的广告公司与恒美广告公司共同推动这个受到纳粹主义累及，又和希特勒关系紧密的“甲壳虫”品牌实现广告宣传的成功，不仅值得注意，甚至还有矛盾成分在内。时至今日，大众汽车股份公司（Vlkswagen AG）位列欧洲汽车制造商之首，并成为紧随丰田公司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汽车企业。
在随后的二十年中，“甲壳虫”的物质主义价值逐渐消退而转向后物质主义层面，而“高尔夫（Glf）”又成了完成下一次价值观转变一代人的代称，就像一句格言所写的那样：“人人为己，亦为人人。”［伊利斯（Illies）语］
虽然“好好旅行”的广告大行其道，而且已经有25万德国人在战争爆发前签署了购买“KdF汽车”的存款协议，汽车的生产工作却为战争爆发后劳动力和原材料的缺乏所累。汽车的生产确实在继续，车型却改成了军用款：到二战结束时工厂以“甲壳虫”车型为基础生产了52000多辆“桶车”[4]和14000多辆“两栖桶车”——其间有约20000名纳粹强制劳工在为此工作——原本的“KdF车型”则产量寥寥。第一种供应军需的60型“桶形座车”使用的发动机和变速箱同民用车型相差无几，不过传动、轮胎、轴距和悬挂等均按照军方指标作了修改。纳粹德国军方后来又要求作进一步的修改设计，82型和87型“桶车”最终成了大众汽车厂在二战期间产量最大的产品。
战争结束时，大众汽车厂遭到严重破坏，美军和英军接管了工厂，更名为“沃尔夫斯堡汽车厂（Wlfsburg Mtr Wrks）”，并用于修理两国的军用车辆。考虑到当时对交通运输的巨大需求，除了开展修理工作之外，美英占领军还将工厂里剩下的“桶车”零部件装配成车，据传到1945年8月底，工厂就接到了上万辆车的订单。由于用了军用“桶车”的高底盘，甲壳虫的“战后首款”仿佛长了“大长腿”一般。到1945年底，按照波尔舍最初方案生产的大众轿车也有55辆出厂。从1946年1月起，英国人管制下的大众工厂实现了每月1000辆的生产规模，绝大多数供应于盟军，只有7%左右交给了德国政府和各行政部门——主要是帝国邮政（Reichspst）。由于战后资源，特别是生产原材料仍长期缺乏，产能达到了极限。大众汽车工厂的存续问题一直没有着落，英国专家估计工厂生产没有发展前途，而且本身规模太大。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作为当时盟国在德的最高管理机构，也打算等工厂移交给德国之后，要么继续好好当它的修理厂，要么就关掉它。
到了1947年夏，工厂年汽车产量已经达到2500台，可直到1947年11月任命海因里希·诺德霍夫（Heinrich Nrdhff）担任大众汽车总经理时，英国才最终从工厂撤走了派驻的监管官员。诺德霍夫早前在哈弗尔河（Havel）河畔的勃兰登堡欧宝卡车厂（Opel-Lkw-Werks in Brandenburg）担任厂长，经验非常丰富。大众汽车公司业务的真正成长始于1948年6月20日的货币改革。七年后，也就是1955年8月5日，第100万辆“甲壳虫汽车”制成下线。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其他产品能够取代它在战后经济奇迹中的象征地位。销售的火爆要归功于来自美英法占领军的保护和长期保持不变的车型战略，以及向特定政府部门供货的近似垄断的市场地位。当然，它还躲过了美国竞争者福特和通用汽车两家公司的利益争夺。福特公司于1948年陆续和诺德霍夫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却对接手这家工厂没有表现丝毫的兴趣，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福特一方面认为工厂的位置离所谓“铁幕前沿”太近，另一方面认为产品在欧洲可能销路不畅。另外，美国人也没准备投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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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英国人向联邦德国和下萨克森州政府移交了大众汽车厂的资产权。1960年，联邦议会决定对工厂实行私有化改造并建立股份公司。改制工作以向公众出售公司6成股本的方式完成，这也是全德国的第一例。以出售股本回笼的数十亿德国马克（其中也包含出售部分联邦持有股份的所得），以及等值于公共持股人利润分成的年度利润为基础，1961年成立了公益性的“大众汽车基金会（VlkswagenStiftung）”，其主要目的是促进研究和教育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
如果不了解德国历史，那么就无法理解大众汽车——不论是“甲壳虫”车型还是大众汽车工厂——的建立、成功和命运变迁中为何会出现中断和延续。“甲壳虫”车系的总产量达2150万辆，是当时世界销量最大的车型；它赋予了车主们改装和创造的灵感，也受到许多不同流派艺术家的青睐，在这一点上无车能出其右。能超过“甲壳虫”车系成功销售史的只有甲壳虫的后继车型——从1974年至今总销量超过3000万辆的“高尔夫”。“甲壳虫”成了德国经济奇迹的最佳象征，也是对德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旅行出游乃至战后一代人的生动写照。
085 经济奇迹中的外来者
“外籍劳工”小摩托
Einwanderung ins Wirtschaftswunder
这是1964年赠送给到达德国的第100万名外籍劳工阿尔曼多·罗德里格斯·德·萨的“尊达普运动型小摩托”，它成为这方面受人崇拜的“圣像”。
要是博物馆里的某件展品成了众人狂热崇拜的对象，得到大家的热烈讨论，哪怕是成为争议漩涡的中心，它也就实现了自己的“终生目标”。一张关于“一个戴着帽子骑小摩托的男人”的图片就是这样。实际上，图片的主人公是那辆轻便摩托车，它是送给到达德国的第100万名“外籍劳工”，一名在科隆道依茨（Kln-Deutz）火车站下车的葡萄牙工人的礼物。
阿尔曼多·罗德里格斯·德·萨（Armand Rdrigues de Sá）来自位于葡萄牙波尔图市（Prt）东南250公里的一个小村庄，在科隆道依茨车站被人点到名字之前，他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某个人在长长的劳工名单上用手指一点，他便意外地成了德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外籍劳工”。罗德里格斯很害怕，怕警察抓住他后发现证件有什么问题，再把他送返葡萄牙。一同到德的两列劳工专列中共有1000多名工人，20多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被遣返。他支支吾吾地承认自己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德国方面的组织者知道他过来的手续没什么问题后，也舒了一口气，否则就只好让备选的另一个葡萄牙劳工替他出名了。无论如何，罗德里格斯的惶恐情绪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消退。在媒体如潮的瞩目和工厂小教堂的鸣钟声中，他收下了一束丁香花和一辆轻便摩托车，却难掩自己的惊讶和窘态——在长途列车上草草过夜后，没刮胡子、不懂德语又对陌生环境充满不安。
当时，并没有什么人对“外籍劳工”这个概念中存在的前后矛盾表示过反感。相反的是，德国《商报》（Handelsblatt）第二天就发表了一篇针对罗德里格斯本人的评论文章，当然所指并不仅限于他：“人们欢迎他到来时演奏的《去战斗吧，斗牛士！》（Auf in den Kampf，Trer），具有极强的标志意义，现在，工作就是战斗。”另外，当时还存在一种声音，只是不太引人注意——大众甲壳虫汽车与送给罗德里格斯的轻便摩托车，那才是当年汽车社会全速发展的象征，也是经济奇迹时代每个工人心中的梦。
这张欢迎照片直到二十年后出现在报纸文章中时，才真正开始引人注目。而这些文章所写的，却是德国人对“外籍劳工”已然转变的另一种态度：混合着1980年代排外情绪的、对经济奇迹时代田园诗般生活的追忆之心。当时关于劳动力移民问题的讨论重点，也不再是期待劳工按照所谓轮换原则在完成工作后返回来源国，而是如何对移民德国的人数实施限制。从这个时期开始，这幅照片经常见诸报端，1964年镁光灯下的媒体明星成了新闻话题。也就是说，照片上的人直到死后才又引起了外界的兴趣。
罗德里格斯到达德国时38岁，曾经先后在布劳博伊伦（Blaubeuren）、辛德尔芬根（Sindelfingen）、美因茨（Mainz）以及威斯巴登（Wiesbaden）工作过，主要是在建筑工地上干活。他生活十分清苦，还要定期给远在葡萄牙老家的老婆和两个孩子尽可能地寄回更多的钱——他起先想把她们接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从未和家乡中断联系，经常写信回家，在冬天几个月都无活可干时，他便回葡萄牙省亲。
在离家到德国六年后的那个冬日假期中，罗德里格斯开始受到胃痛的困扰，根据医生的建议，他没有再返回德国，辞工后留在了葡萄牙。九年后的1979年，他死于胃癌，年仅53岁。他几乎所有的存款，甚至包括付给他的抚恤金都花在了治病上，留给家人的，只有一所仅能容身的小房子。假如他当时是在德国，医生也许能救他的命，当然医疗费也能由保险担负。罗德里格斯个人的悲剧其实显示了受雇来德的外籍劳工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启迪，在面临人生重大变故时得到的咨询帮助也少得可怜。“我们要的是劳动力，可来的都是人呀。”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1965年就说过这样的话。可是谁又把它听进去了呢？
首先对欢迎照片上的人，以及他的身世命运和家庭背景发生兴趣的，是德国外籍劳工联合会的工作人员。1985年，他们和罗德里格斯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并调查了葡萄牙劳工们返乡后的家庭状况——这已是他去世六年之后的事了，而此举也并未受到外界的关注。
这辆轻便摩托车怎么就成了受人崇拜的“圣像”呢？生产“尊达普运动型小摩托（Zündapp Sprt Cmbinette）”的企业尊达普摩托车公司久负盛名，这辆车不光是罗德里格斯收到的“国家级礼物”，也是数年来市场上销量最高的轻便摩托车。它结构坚固、经济性好，骑这辆用脚踏换挡、脚启动的运动型小摩托还不用缴税。它让罗德里格斯感到十分自豪，可能正是因此他才在1964年第一次回葡萄牙过圣诞节时，就把它带回了家。
对于尊达普这个品牌来说，罗德里格斯和这辆轻便摩托车的合影可能是除了广告之外最常出现在媒体上的产品照片了。1993年，为了庆祝尊达普品牌诞生75周年，这辆摩托车被从葡萄牙借到柏林展出了几个星期，这当然并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在位于柏林的德国科技博物馆（Deutsches Technikmuseum）展出时，它自然不仅是个代表科学技术的陈列品，更是某种意义上的历史“遗存”。几年之后，它成了联邦德国建国50周年“统一、正义和自由（Einigkeit und Recht und Freiheit）”展览中“在德国的异乡人（Fremd in Deutschland）”单元的主要展品，并受到了广泛关注。
这辆小摩托后来被德国买回。回顾当年在葡萄牙和罗德里格斯家人的商谈内容，买这辆车的谈判就像是在“买英国女王王冠上的珠宝”。不过相比之下，购买的价格显得十分便宜：只有10000德国马克。罗德里格斯的遗孀还用其中最后一笔款项给自己买了个电动轮椅。
从2000年开始，这辆轻便摩托车就以固定展品的身份在位于波恩的联邦德国历史博物馆中展出，只有一次例外：德国金属行业工会（IG Metall）申请并借走了它，这辆摩托车在汉诺威世界博览会的展厅中摆了几个星期，以此唤起人们对德国经济繁荣时代中有关劳动力移民诸事的回忆，上百万参观者看到了它。而在联邦德国历史博物馆，看到它的人也是数以百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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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瞩目的偶像很少没有非议：这张欢迎照片以及送给外籍劳工的礼物成了联邦政府失败移民政策的具象。即使当他似乎已经成了偶像，1982年罗德里格斯的葡萄牙同胞曼努埃尔·坎波斯（Manuel Camps）依旧愤然写下了如下诗句：“在我面前，是一张——骗人的——第100万名外籍劳工的照片。/在科隆，一个胆小的人身旁是许多微笑的德国人。/那时，他得到的是一束鲜花和一辆摩托车/我现在才认识到，在那时/今天的外交政策便已确定/鲜花是支付给我们的劳动报酬，/摩托车是送给疲惫外籍劳工的返乡奖赏。/我们应该有车开，并一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告诉我，鲜花在哪里！”
1990年代末，发生了一场艺术性的“圣像破坏运动”。一家来自哥廷根的历史工作室在其题为“招募—迁入—遣送（Angewrben-Eingewandert-Abgeschben）”的系列艺术活动中，把一个玻璃盘子放在这张著名的欢迎照片上，然后将它砸得粉碎，以此毁掉工业移民的“错误”形象。那么“正确”的形象是什么？直到今天，有关建立一座移民博物馆的要求仍未得到满足。不过只有当博物馆中像现在这样的“关于罗德里格斯·德·萨的博物馆风格的记忆形象”被赋予更多情境，才能将这个主题更加完全地展现出来。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可能仍旧没有发生变化。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公众对此的看法——当然不止在这个问题上——的变化是如此缓慢而旷日持久。吉多·梅塞尔（Guid Messer）创作的“外国人”铜像便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1982年，即使他在比赛中获了大奖，官方仍不允许他将这个铜像在德国南部某城市的步行街上展出。他的这个将外籍劳工具象化的艺术成果，是一个带着圆边帽子的南欧男人塑像，他立着衣服领子，目光低垂，嘴里叼着一支香烟。他倚在栏杆上，地上放着一个皮箱，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当。这简直就是第一代“外籍劳工”最生动的写照。直到七年之后，这个铜像才在斯图加特的上图尔凯姆（Obertürkheim）火车站前找到了永久的落脚点，只是为了“去政治化”，铜像的名字改成了“旅行者”。1994年以后，在联邦德国历史博物馆的馆藏资料中，它象征着孤独、无着无落又满怀思乡之情的外籍劳工。如今，树立在上图尔凯姆火车站前的这座铜像也恢复了它原本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