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德国来说，承认自己是个移民国家就这么难吗？在两德统一之前，民主德国也从外国吸纳了不到10万劳动力，越南是其主要来源地。时至今日，约五分之一的德国人口具有国外背景。他们来自世界上近200个国家，超过600万人（大于8%）没有德国国籍，其中160万人是土耳其人。德国于1955年与意大利签订了第一个引进外籍劳工的条约，之后1960年与希腊和西班牙，1961年与土耳其，1963年与摩洛哥和韩国，1964年与葡萄牙，1965年与突尼斯，1968年与南斯拉夫也相继签订了同样的条约。意大利劳工总数在1960年时就超过了10万，到1960年代末时已成为德国规模最大的外籍劳工群体。1970年代以后，土耳其劳工取代意大利劳工，成为德国人数最多的外籍劳工群体。1970年代初，德国外籍劳工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超过了10%，加上移居德国的劳工家属，总人数迈过了400万大关。
而早在16～17世纪，遭受宗教迫害的胡格诺派教徒就受邀来到德国。19世纪又有大量波兰劳动力移民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又有大量意大利人迁入德国。对此，卡尔·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曾作了一个美丽的比喻：“从多民族的大磨坊中来，从欧洲的葡萄榨汁机中来！”这尽管将莱茵河谷视作中转地和商路，但着眼于今天各国共同成长的欧洲，特别是德国在其中所处的中心位置，这个比喻应当可以拓展到整个德国。楚克迈尔笔下的人物哈拉斯将军（General Harras）甚至想到了整个西方世界，并回忆道：“是那无处不在的来自许多源泉、小溪和河流的水汇合成了一股伟大且生机勃勃的湍流。”
086 红军旅和德国之秋
马格南左轮手枪
Die RAF und der Deutsche Herbst
在德国联邦警察第九边防大队于摩加迪沙对红军旅恐怖分子展开决定性攻势，并取得胜利的行动中，这支左轮手枪扮演了重要角色。
1977年10月18日索马里当地时间凌晨2点3分，中欧标准时间0点3分，德国联邦警察第九边防大队（GSG 9）发动了名为“魔火（Feuerzauber）”的行动，指挥官乌尔里希·魏根纳（Ulrich Wegener）使用这把由史密斯威森公司（Smith & Wessn）生产的6发马格南左轮手枪（Magnum-Revlver），以“魔火的春天”为令，带领手下突袭了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Mgadischu）机场上的汉莎航空“兰茨胡特号（Landshut）”波音飞机。他本人从飞机的右后门突入，完成了自己和他的部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任务。由于德国当时已经处于某种“未经宣布的紧急状态中”［克劳斯哈尔（Kraushaar）语］，可以说这次行动甚至决定着联邦政府的执政存续问题。
“突击行动定在后半夜进行，0点整，我从国务秘书威什涅夫斯基（Wischnewski，此人当时也在行动现场，并同联邦总理施密特保持电话联系）处得到了行动命令。我们冲入了飞机……实际上整个行动，包括疏散乘客在内，只用了7分钟就结束了。然后我离开飞机，到旅客身边并和他们交谈。之后我才慢慢了解到，并没有人在行动中牺牲。”（维根纳语）只有一名边防警察和一名女乘务员受伤。
然后他回忆起两天前牺牲的“兰茨胡特号”班机37岁的机长于尔根·舒曼（Jürgen Schumann），他是个“真正的英雄”（引自《法兰克福汇报》）。舒曼从被劫持的客机向外传递情报，让外界知道劫机犯是2名男子和2名女子。舒曼找人要4根香烟，“一种要2根，另一种要2根”。10月16日，舒曼机长驾驶飞机在亚丁（Aden）紧急降落后，得到恐怖分子的允许走下飞机，去检查起落架。他尝试和当地机场的负责人通话，让他们同意劫机者的要求，可惜没有成功。舒曼没能回到机上，恐怖分子头目朝他大声叫骂，然后便拿枪打死了他。
从“兰茨胡特号”班机在法国领空被劫持，到最终降落在摩加迪沙，这架班机带着82名乘客和5名机组成员整整“迷航”了5天5夜：首先飞去了罗马，但意大利当局没有同意德国政府的建议，拒绝把飞机的轮胎打爆阻止其再次起飞。然后飞机飞向塞浦路斯的拉纳卡（Larnaka），接下来是迪拜。飞机的空调在迪拜出了故障，结果机上人员在烈日下生生被晒了三天。飞到亚丁时，飞机燃料已几近于耗尽，所以只好在夜色中傍着已经关闭的跑道在沙滩上紧急迫降，而舒曼机长就是在那里被打死的。最后，飞机飞到了摩加迪沙，乘客们都被绑了起来，灌了大量的酒。恐怖分子威胁用炸药炸毁飞机，可下达的最后通牒却一再推迟——直到最后期限前1小时27分，突击营救行动终于开始。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历史大戏中的重要一幕。另一幕则在同一天的德国斯图加特市施塔姆海姆监狱中上演：10月18日早晨，被关押的红军旅（RAF）成员扬—卡尔·拉斯佩（Jan-Carl Raspe）、古德龙·恩斯林（Gudrun Ensslin）和安德烈亚斯·巴德尔（Andreas Baader）被发现死在了囚室中。被囚禁的第四个人伊姆加德·默勒（Irmgard Mller）尽管也尝试自杀，但最终被救活了。0点38分，德意志广播电台中断了正常播音，并播报了摩加迪沙机场人质被成功解救的消息。转天早晨死去的囚犯就被发现了。被监禁的几人在劫持施莱尔（Schleyer）案发时已经受到监听——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反驳这一点。同样没能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律师们（有可能是他们所为）是如何给2名囚犯偷带自杀武器的。一如2007年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BKA）局长所言，这起自杀案件“能够在国家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真是个耻辱”。不过除此之外，这起案件也让红军旅披上了英雄般的传奇色彩。
这出大戏的第三幕，随着10月19日汉斯·马丁·施莱尔（Hanns Martin Schleyer）被谋杀，他的尸体在阿尔萨斯地区米卢斯市（Mulhuse/Elsass）的一台废弃小汽车中被发现。汉斯·马丁·施莱尔是联邦德国工业联合会（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的主席，也常年担任德国雇主协会主席（Arbeitgeberprsident）。他在9月5日被红军旅以极其残忍的方式绑架，他的司机和3名私人保镖被当场杀死。红军旅要求释放被关押的11名成员，但遭到联邦政府的坚决拒绝。即使在10月13日，4名阿拉伯恐怖分子劫持了从西班牙马略卡岛（Mallrca）飞往法兰克福的“兰茨胡特号”班机后，德方的决定也没有改变。当时劫机者宣称，除要求释放11名在押的红军旅成员外，还要求释放另外2名关押在土耳其监狱内的“同志”，并且需支付1500万美元的赎金。
“德国之秋”之前的历史伏笔，早在十年前的欧洲学生运动中就已埋下。首先，当时的背景是联邦议会形成了大联盟执政格局（自1966年起），加上人们的代际矛盾以及在外交层面针对越南战争抗议态度的推波助澜，议会之外逐渐形成了政治反对力量，在一次次的抗议活动中，进而演化成了最初的暴力冲突。1967年6月，大学生本诺·奥内佐格（Benn Ohnesrg）在柏林被一名西柏林警察射杀，而这名警察——直至2009年才为人所知——其实是个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卧底。1968年4月复活节期间，联邦德国爆发了有史以来警察和抗议示威者之间最大规模的冲突。另外，这个“多事之月”才过了第二天，古德龙·恩斯林和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借着夜色纵火点燃了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商场，以表达对德国在越南战争问题上事不关己态度的抗议。4月11日，学生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被人用枪射中并严重受伤。
纵火犯被判了刑，然而巴德尔和恩斯林却逃脱了刑罚。巴德尔后来再次被捕，却又被人持械解救了出来，其间还造成了一人重伤。这起发生在1970年5月14日的案件被看作红军旅的历史发端，该组织从此确定了尝试通过使用暴力取得自身合法性。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在学生运动内部明确分为了两派，其中多数赞同由杜契克倡导的“制度化建设道路”，而一小部分则提议开展地下恐怖活动，至于他们这种政策的同情者有多少则不得而知。红军旅“就像是1968年学生运动的一个私生子”［克劳斯哈尔（Kraushaar）语］。1971～1972年，3起杀害警察案件，以及对驻德美军实施的造成4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的纵火和爆炸案又让人们陷入不安之中。经过紧张破案，为首的红军旅成员被缉拿归案：巴德尔、恩斯林、乌尔里克·美因霍夫（Ulrike Meinhf）、霍尔格·麦因斯（Hlger Meins）和扬—卡尔·拉斯佩。
1972年夏，预计将“晴空万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慕尼黑举行，这次盛会聚集了全世界的目光，却因为1972年9月5日，由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对奥运村以色列运动员营地发动的袭击事件而陷入噩梦：恐怖分子杀害了2名运动员，挟持了9名人质并要求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内的232名巴勒斯坦人，还要求德方释放巴德尔和恩斯林。受到外界过大压力的德国警察尝试在慕尼黑郊外的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军用机场（Militrflugplatz vn Fürstenfeldbruck）实施人质解救行动，不管从哪一点看这都是一起彻头彻尾的失败行动，不光有5名恐怖分子毙命，所有9名人质以及1名警察也在行动中丧生。
这次失败行动带来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联邦德国内政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委托当时33岁、时任联邦边防军下属参谋部联络官的乌尔里希·魏根纳组建一支专门打击恐怖主义的特种部队。魏根纳为了建立这支部队，吸收借鉴了以色列、英国和美国等此类部队的经验。而到德国联邦警察第九边防大队在摩加迪沙成功实施行动之前，红军旅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杀害2人，在德国境内杀害5人，其中包括时任联邦总检察长西格弗里德·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以及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发言人于尔根·彭托（Jürgen Pnt），还有前面提到的在科隆布劳恩斯费尔德（Braunsfeld）遭绑架并被杀害的施莱尔。而此时离这些罪犯被缉拿归案、投入监狱还要等上好几年。
第二代红军旅成员想要迫使政府释放自己“同志”的打算失败了。而在第三代红军旅成员手下丧命的则包括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发言人阿尔弗雷德·赫尔豪森（Alfred Herrhausen，1989）与信托公司主席迪特雷夫·罗威德尔（Detlev Rhwedder，1991）。令人吃惊的是，1998年4月出现了一份声明，称“按照红军旅模式建立城市游击队的项目”就此停止，声明中还提到了他们对自身合法性的自我辩护，甚至还有纪念其“牺牲者”的一个名单，不过没有提到任何其他34名死者。
随着时间一点点地推移，“红军旅的传奇故事”也一步步暴露出来。首先是1977年的逮捕行动，然后是在摩加迪沙成功打掉劫机案件——这一天最终成了红军旅的“失败之日”。1990年，在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协助下，潜伏在民主德国领土上的红军旅成员最终被抓获。而恰恰是这点，也成了德国历史上“颜面扫地”的一页（引自克劳斯哈尔），此后红军旅再没有什么“传奇”可言，反而“仅仅”被当作犯罪团伙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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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由代表“德国新电影”的11名导演从不同的批判角度阐释国家对恐怖主义行为反应的纪录片《德国之秋》（Deutschland im Herbat，1978）公映以来，1977年9～10月的德国和当时的政治气氛就被称作“德国之秋”。文学、影视作品，特别是电影界对红军旅的背景、恐怖分子的生活、他们被释放以及其他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寻，程度远远超过对德国历史其他方面的挖掘力度。
有不计其数的人尝试对这个选题进行艺术加工，然而在各个领域，能让人信服的作品只是寥若晨星。格哈德·李希特（Gerhard Richter）在1988年创作了包括15幅画在内的灰色模糊组画——《1977年10月18日》——人们对此迷惑不解：难道他要将凶手树立成“圣像”［奥斯特（Aust）语］？他对那些受害者没有丝毫的同情吗？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利乌斯（Friedrich Christian Delius）在这方面创作的至少12部文学作品让人们一直记忆深刻。在所有围绕这个话题的文学作品中，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ll）最能引发激烈的争论：自1972年他在《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上帝会保佑乌尔里克平安无事吗？》的文章后，他不仅在联邦议会被批评为“杀人犯同情者和知识分子帮凶”，还被人骂作“在思想上投放炸弹的人”。不过他也敢于指出施普林格出版社的煽风点火；他的住所遭到了多次搜查。他最有名的作品是《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布鲁姆》（Die verl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 der Wie Gewalt entstehen und whin sie führen kann，1974，又称《暴力是如何产生并将走向何处》），不过它常常被人误解成对恐怖主义暴力的辩护。而由沃尔克·施隆多夫（Vlker Schlndrff）和玛加蕾特·冯·特洛塔（Margarethe vn Trtta）导演的同名电影（1975，中译名为《肉体的代价》）则获得了成功。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拍摄的《第三代》（Die dritte Generatin，1979）虽在国内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却在国外获得了极高的赞誉。玛加蕾特·冯·特洛塔的电影《德国姐妹》（Die bleierne Zeit，1981）曾多次获奖。在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方面，这些艺术家引发的争议达到了之后所有相关争论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安德里斯·维利尔（Andres Veiel）导演的纪录片《西德暗箱》（Veiels Black Bx BRD，2001）也获奖无数。
有关红军旅和“德国之秋”的传说有时往往要比现实更有冲击力。红军旅的徽章，是一把横放在一枚五角星上的，由德国赫克勒—科赫H & K公司生产的MP5冲锋枪，这种枪是德国警察的装备，也是红军旅作为一种“运动”过分抬高自己的表现。不过，作为联邦德国挫败左翼恐怖主义，并因此克服联邦共和国有史以来最大挑战的标志性物品，乌尔里希·魏根纳手中的这把史密斯威森公司的马格南左轮手枪则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087 电视剧《大屠杀》：给德国人补“过去”的课
一部家族史的影像
Hlcaust-eine TV-Serie：Die Vergangenheit hlt die Deutschen ein
这张海报在电视剧播出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被设计出来，电视剧的男女主人公几乎不为人所知。
“没有一部影片能像这部美国电视剧《大屠杀》（Hlcaust）[5]一样，能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如此多地谈论和著述。”［阿伦（Ahren）语］电视剧一经播出，人们便清楚地认识到：“一部制作普通的美国电视剧完成了数百部著作、戏剧、电影和电视剧，数千份文件，以及所有集中营的审判案卷在战后三十年之中没有完成的事——将德国人以自己的名义向犹太人犯下的罪行通过影像呈现出来，它震动了数百万人的心。”（《明镜周刊》1979年1月29日）
讲述一段奴隶家族史的美国电影《根》（Rts）取得巨大成功后，在上亿美国观众的关注下，制片人赫伯特·布罗德金（Herbert Brdkin）决定寻找下一个“可以产生类似轰动效果”的题材。赫伯特·布罗德金出身犹太民族，对和犹太人相关的主题非常感兴趣，《根》的导演马文·J.乔姆斯基（Marvin J. Chmsky）也受邀成为新片的导演。于是有了后来在电视台播出的《大屠杀》。这个“讲述人类相互残杀的故事”在1978年4月大获全胜；尽管《大屠杀》的收视率（49%）居于《根》（66%）之下，它仍然获得了艾美奖15项提名，并荣获了8个奖项。
《大屠杀》在美国播出之后，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ARD）花了一周的时间讨论是否要在德国播出这部电视剧。在同年6月底召开的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节目研讨会上，播出决定才“半推半就地”［索尔斯（Sllrs）语］通过了：赞成播出的票数只比反对播出的票数略高，《大屠杀》最终被纳入播放计划，不过只占播出率的三成。从播出的那一刻起，德国观众的收看兴趣就与日俱增，虽然大多数人对它的预期和信任程度并不高。反对的声音从德国部分民众中蔓延到了德国国家民主党（NPD）内部，其极右派党员还试图粗暴地炸毁设于洪斯吕克山（Hunsrück）和明斯特兰（Münsterland）的电视信号桅杆天线，以阻碍《大屠杀》的播出。
最终，这部电视剧还是符合了所有人的期待：《大屠杀——一段魏斯家族史》（Hlcaust-Die Geschichte der Familie Weiss）在1979年1月22日、23日、25日和26日的收视率节节攀升，从32%上升到了41%，收看人数从1150万增加到了1500万。在电视剧播出后，西德广播公司（WDR）就此制作了几期讨论节目（每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共有超过25000名观众参与了节目录制。除此之外，在《大屠杀》既定播出日的具体时刻前后，人们聚集在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下属的所有电视台前呼喊，每天呼喊的人数约有7000人。玛丽昂·格莱芬·冯·登霍夫（Marin Grfin vn Dnhff）评论说：“这是联邦德国史上最轰动的一个电视周。”（《时代》1979年2月2日）“直到当时，在联邦共和国历史上还没出现过持续时间如此长的有关纳粹历史的争论”［舍普斯（Scheps）语］，看上去就像是“大水冲垮了堤坝”（阿伦语）。
电视播出后人们只关心一个问题：正如“三十年战争的余震”一样，玛丽昂·格莱芬·冯·登霍夫描述道，“德国人民的心底激起了千层浪，浪花翻腾的同时还倏地卷起了强烈的好奇心”（《时代》1979年2月2日）。在有关“第三帝国”的争论中，当时没有一个能产生像电视剧《大屠杀》一样的反响。海因里希·伯尔曾写道，看上去，“仿佛未来还要拍一部《大屠杀前传》和一部《大屠杀后传》，如果有人（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在‘最终解决方案’和反犹主义上做文章的话”（《法兰克福汇报》1979年2月17日）。
在那之前德国人就真的没有关心过纳粹犯下的罪行吗？希特勒的上台具有合法性，大多数德国人长期狂热地追随着他。他们有的主动充当对罪行保持缄默的共犯，有的做出过一些反抗举动，只有极少数人发起了抗议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启蒙运动”开始了，启蒙的对象也包括所有对纳粹罪行不知情、被蒙蔽或不想了解的人。1945年，美国军事管理委员会张贴出了带有堆积如山的尸体和大片墓地照片的海报，并加上了批判性的标语：“这些惨绝人寰的暴行：是你们犯下的！”在集中营被解放后，一些地方的德国人被直接质问是否犯下了大屠杀的罪行：即使他们不愿意，例如出生于达豪和魏玛的德国人也要被迫去“参观”集中营堆积如山的尸体。可以说，让德国人首次直面纳粹罪行的是盟国，或者说是被盟国挑起的。
很快，德国人第一次尝试将这段难以描述的历史以语言的形式记录下来：欧根·科贡（Eugen Kgn）曾在1939～1945年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KZ Buchenwald），他在1946年春出版了一本名为《党卫军国家》（Der SS-Staat）的著作。其中首次出现了有关“集中营体系”的描述，它被印制了35000本，摆上了所有西占区的图书货架。欧根·科贡将这本书的出版事宜委托给了美国人，首版一翻开就让人过目不忘，它的前言这么写道：“了解到的真相令人震惊，德国人现在可以有机会了解集中营内发生的事了，他们不想承认，只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之前的无知会在真相被揭露后让他们背上罪名。”第二年，这本书又加印了10万本。欧根·科贡补充道，这本书的出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它“太恐怖了”。直至1940年代末，陆陆续续又出版了印量不下20万本的新版本，有数十个版本是根据这本书改编的——尽管新书层出不穷，这本书仍然是“经典之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几年也出现了一股当时集中营囚犯集中出书的“热潮”，不过从1949年就开始消退了。这些著作中最知名的要属1950年第一次以德语出版的《安妮日记》（Tagebuchs der Anne Frank），首版印刷量为40000本，截至1958年共销售了70万本，并在1956年以后被搬上了戏剧舞台。美军当时拍摄到的画面（1959）已经引发了关于灭绝犹太人话题“美国化”的第一轮热议。这个少女的家族史看上去像是“接近犹太人大屠杀历史第一阶段的暂时性结尾”［勒维（Lewy）语，引自文德（Wende）］。
影像也许对纳粹罪行的“再加工”更加真实，也更能引起观众感情上的共鸣，而且这些艺术加工也是由盟国主导的：《死亡磨坊》（Die Tdesmühlen，1945）是其发端，它是一部时长22分钟的英美纪录片，此外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ck）和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也参与了制作。从1946年1月开始，德国人可以在电影院看到这部影片，大多数人是自愿前往，不过有些地方的德国人要在看完电影后才能拿到他们的“粮票”。根据美国的调查统计（1946年2～3月），只有16%的柏林市民看过这部影片，其中又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应对影片中描绘的恐怖场景负有连带责任：希特勒、纳粹党、党卫军和“国家”才是罪魁祸首。只要故事片涉及了责任问题，人们的这种评价就很难发生改变。从这方面看，东德的德国电影股份公司（DEFA）拍摄的电影，比如《凶手就在我们中间》（Die Mrder sind unter uns，1946），就比《道路漫漫》（Lang ist der Weg，1947～1948）等西德电影起到的效果要好。
不过这些影片都不像《大屠杀》那样能够成为如此热门的话题。对魏斯家族史的人格化塑造使各种角色性格深入人心，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直至当时，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此种形式的媒介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对于在十年前已经提出犹太人屠杀罪责问题，并给影片“再加工”提供灵感的“68年一代”，这部影片也是一个新的提升。一些年长的人开始回答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同时这些年轻人也认识到了他们对历史知识的欠缺。《大屠杀》这部电视剧最重要和最持久的影响是，它打破了德国人在家庭中、在两代人之间和在教科书上拒绝承认对犹太人大屠杀负有共同责任的“沉默”。
此外，引入直至当时未被使用过的、表示对犹太人大规模杀戮的概念“大屠杀（Hlcaust）”，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此前大多用“犹太灭绝（Judenvernichtung）”来表达，纳粹术语有时甚至也轻率地称其为“最终解决方案（Endlsung）”，而电视剧《大屠杀》催生了一个能够突出这项罪行独特性的概念。
四个月以后，德国议会决定取消谋杀罪的诉讼时效，其中也包括纳粹统治时期发生的谋杀罪，在议会表决时还不忘提到电视剧《大屠杀》，即使它并没有对表决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民主德国电视台没有播出这部电视剧，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将此事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在西德第二次播出这部电视剧后，他在联邦议会的一次演讲中要求，“那里（东德）的人们也有权得到机会和资料，重新反思我们德国人共同的历史”。不过民主德国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反法西斯”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它通过语言上的修辞将民主德国的“好”德国人同联邦德国的“坏”德国人区分开来。民主德国的纪念文化是尊敬所有“法西斯主义的牺牲者”，强调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者站起来反抗纳粹主义，而犹太人并没有被视为特有的牺牲者群体。例如，德国电影股份公司（DEFA）根据1958年出版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裸露在狼群》（Nackt unter Wlfen，1963）就表现了勇敢的共产主义囚犯在纳粹集中营拯救了一名3岁犹太儿童的故事，不过影片完全没有提及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直到1980年代末，民主德国才开始着重回忆1938年的“水晶之夜”，以及纳粹统治时期对犹太民族犯下的罪行，以至于让人们不禁发问：民主德国是否现在才“发现”犹太人的存在？（《柏林日报》1989年2月18～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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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围绕德国人是否要为纳粹主义的出现承担责任，以及为什么希特勒受人崇拜，为什么对于德国人已经了解的，或者能够去了解的，也许甚至不想了解的发生在集中营里的罪行，他们几乎没有发出抗议的声音等类似的问题而展开的辩论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曾身为纳粹主义追随者的拉尔夫·乔达诺（Ralph Girdan）在1987年提出了德国人在纳粹主义之外的“第二罪行”：他的著作《第二种罪愆或论作为德国人的负担》（Die zweite Schuld der Vn der Last Deutscher zu sein）是1945年以后对压制屠杀犹太人罪行讨论的猛烈抨击。对于他的思忖，曼弗雷德·基特尔（Manfred Kittel）用“‘第二罪行’之奇谈”的论点予以回击。如今，德国人围绕这一话题的讨论仍在继续。不过讨论的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几十年来，围绕随大流者和罪犯应不应该付出‘被指责有罪’代价的问题……几乎已经无关紧要了”［弗赖（Frei）语］。不过，“我不清楚我本应该怎样做”这样的话已经得不到更多的理解，进而也不再会被轻易地原谅。
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有关影视作品“再加工”的问题也是一个“良知问题”，它客观上最终无法得到回答。虽然影片也存在种种不足，但是也许“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德国这样，因为这样一部影片而掀起与（自己）过去如此热烈的讨论”（基特尔语）。《大屠杀》的主人公之一库尔特·多尔夫（Kurt Drf），他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他在影片中与侄子的家族，以及党卫军统治下的村庄相对抗，他的肺腑之言仿佛也是对着许多德国人说的：“我曾经熟视无睹，袖手旁观。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有人都有罪。”他又补充了一句，也像是在给所有观众传递一个信息：“我不会沉默。”
088 东德“六一七事件”
暗藏的照相机
Der Vlksaufstand am 17. Juni 1953
理查德·珀利亚用这台藏在书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1953年6月17日发生在柏林的轰动性事件。
长久以来，他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字和那些动人心魄的照片关联起来，即便他冒了生命危险才拍到了它们——当然，1953年6月17日的拍摄行为并不是他的第一次冒险。“XYZ”是当时西柏林的一名自由摄影记者，他最重要的一个供稿对象是在威丁（Wedding）发行的《信使报》（Kurier），这家报纸的主编便是后来出任联邦全德事务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amtdeutsche Fragen）部长的恩斯特·列美尔（Ernst Lemmer）。6月16日，“XYZ”接到了他的电话，称第二天柏林将要爆发罢工，编辑部希望刊登独立拍摄的图片报道，因为民主德国的通讯社很可能不会让这些照片见诸报端。[6]
对此，“XYZ”先生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使用的是一台由杜塞尔多夫的奥托伯尔宁公司（Ott Berning & C.）生产的“Rbt Junir”照相机。这台相机比普通的烟盒大不了多少，只有7.5厘米高，11厘米宽，4厘米厚。相机装有在当时看来质量很高的施耐德考茨纳赫公司（Schneider Kreuznach）生产的38毫米焦距“拉蒂昂纳（Radinar）”镜头，最大光圈是1/3.5。镜头景深很大，因而不必每拍一张照片都单独调焦。相机的过片机构采用发条式，快门释放后可以自动转到下一张，并连续拍摄24张，快门速度为1/2～1/200秒。此外，还有可供更换的其他镜头。这台相机不需要很多操作，尤其适合在隐藏状态下拍摄：他把相机妥善地藏在了一本“德国家庭必备书”中。这本名叫《用之不竭的好主意》［Der unerschpfliche Ratgeber，乌尔施泰因出版社（Ullstein verlag），柏林：1934］的书很难引人怀疑，尺寸是22厘米×14厘米×6厘米，刚好能放下相机。这本书共有490页，里面按照相机的轮廓被仔仔细细地挖空了。镜头外露的孔正好和书的题目等高，拍摄的时候不易被人发现。相机快门连着一根长约10厘米的快门线，并从书脊处引出。拍摄时，用手把书本举高，把手掌蒙在封面上，然后手指随时准备好，露出镜头后马上按下快门。
事态自几个月以前就开始发酵，而事件发生几周至几天前，不安的征兆愈发明显。1952年5月，民主德国宣布占领区边界成为国界，限制本地民众前往联邦德国，还切断了东西柏林之间的电话和道路。7月，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宣布“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开始通过行政改革和削减“中产阶级”利益来实现社会的“苏维埃化”。国家收紧了财政预算，主要用于建立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的前身——驻防人民警察。在经济政策方面，投资则更多地流向重工业部门。此后不久，当地人的生活供应就因为财政吃紧而出现问题，物资短缺问题严重，计划经济的错误逐渐暴露无遗。人们的生活水平出现明显下滑，“用脚投票”的结果就是到1953年3月，有将近60000人逃往西德，达到一个时期以来的顶峰。民主德国新教教会鼓足勇气，用一封信件引起了各界对此问题的重视。国家方面对此依然以压制为应对手段，到1952年中期，民主德国共有60000人被关押在监狱中。
将工作定额提高10%以上的举措成了“自食其果”的例子，莫斯科方面开始插手，强迫民主德国领导层改变路线。1953年6月11日，惊讶的人们在报纸《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上了解到，一条“新路线”将极大地改善现状。不过已经提高的工作定额仍然保持不变。
工业和建筑行业的工人认为，保留提高工作定额的有关规定是对他们的一种惩罚，因此开始抗议。6月15日，弗里德里希海因（Friedrichshain）建筑工地的工人将自己的诉求整合成了书面材料，第二天就组织了10000人规模的抗议队伍。他们要求实行自由选举，并倡议在第二天举行总罢工。
因此“XYZ”先生动身前往亨尼希斯多夫（Hennigsdrf）。他亲身经历了整个事件，用相机记录下了群情激越的抗议活动和各处发生的暴乱，并作了简短却细致的报道……
统一社会党将此次事件定性为由西方策动并操纵的“法西斯主义未遂政变”，西方则认为它是民主德国境内的一场燎原之火，是成千上万罢工工人和其他抗议者组成的一次“人民起义”。如果没有苏联军队的坦克，当时两边可能已经统一了。上千人被关押，不少人被判重刑，其中至少55人被执行死刑；统一社会党和警察部门最后也被“清洗”，国家安全部实行改组。有一点很让参加暴动的人们感到失望，那就是西方鼓励他们去反抗共产主义，却又在关键时刻抛弃了他们。
这次事件产生的历史影响是深远而不可抹煞的，西方阵营认为，它否定了民主德国政权在政治道德方面的合法性，从暴乱中能够看出，民主德国与它的人民的意志相对立。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它们的发生和失败也一再反映并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东德“六一七事件”毕竟是第一次由各个民众群体发起的对东德当局执政的对抗行为，而且不管再采取什么措施巩固统治，这个事件已成为民主德国执政者难以抹去的一次痛苦经历，有如往棺材板上钉钉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梅尔克（Erich Mielke）在1989年秋发问：“这么看，明天会不会再爆发一次‘六一七事件’？”
此次事件不仅在联邦德国引发了地震。6月23日，“六一七事件”死者的安葬仪式在西柏林举行。参加仪式的有时任联邦总理阿登纳、西柏林市市长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以及众多西柏林市民。两周之后，联邦德国宣布6月17日为“德国统一日”，放假一天。十年后又宣布这一天为“德意志人民的民族纪念日”——以此来强调对统一的愿望。直到1990年10月3日德国实现统一，真正的“德国统一日”才将其取代。因为一直找不到“六一七事件”在感情方面有象征意义的特征，有关这两个日子哪一个更适合作为德国的国庆日的讨论也就一直没有停止。
同1848年三月革命、1918～1919年的十一月革命，以及1989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下台一样，1953年6月17日发生的工人罢工也算得上德国历史上的重大革命性事件。可是令人讶异的是，并没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纪念地能让人前去表达对“六一七事件”的缅怀，也没有哪部家喻户晓的电影讲述了这天的故事。对它追忆最多的主要是文学界，其中当然要提到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诗歌《解决办法》（Die Lsung）中充满强烈内心矛盾的词句：“是不是/会更难，让政府/解散人民，然后再/选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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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维基百科建立有关“XYZ”专门条目前的很长时间，他就同意在展览自己的相机时把真实姓名写上：理查德·珀利亚（Richard Perlia，1905～2012），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用冒险书写人生的男人。他将前半生充满激情地奉献给了航空事业，曾为慕尼黑皇冠马戏团（Circus Krne）等团体表演空中特技，参与过一些“大胆行动”，1935年以前还当过试飞员；81岁高龄时，珀利亚甚至还申请参加德国“太空实验室第12号任务”，任务计划在1990～1991年进行绕地太空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珀利亚成为一名摄影师，自1955年起在航空专业杂志担任编辑，最后因对美制F-104星式战斗机（Starfighter）的批评性报道而丢了工作。
这台隐藏在书里的照相机也是他勇气的一种见证——他冒着生命危险，用它记录下了“六一七事件”中暴动者们的样子。
089 东德的监控和“数据留存”
史塔西的气味采样
überwachung und Vrratsdatenspeicherung in der Diktatur
“八爪鱼一般的史塔西”对跟踪行动的热衷声名狼藉——这是一个1990年发现的用来给“气味分辨犬”使用的史塔西秘密“罐头”。
1990年1月15日，当柏林市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闯进位于利希滕贝格区（Lichtenberg）诺曼/哥特林登街（Nrmannen-/Gtlinden strae）的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旧址时，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惊天秘密——这之前可能是只有少数人知情的高度保密事项，即所谓的“被监控人员气味采样”：它们都是普通的深黄色抹布，被放在普通的玻璃罐头里，几百个一排分类放置在架子上。它们是民主德国间谍机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像普通的罐头一样，盖子和瓶子间用橡胶圈密封，上面用金属夹子卡住，能够无限期地“保存下去”。这些瓶子被精心地保存着，仔细得有些官僚主义——每个瓶子上有一个标签，手写着名字、人物识别号码、制成时间、痕迹的载体、“启用日期”、“犯罪地点”、“所犯罪行”，以及用于表示取得该样本的责任机关和办理人员的“日志号码”。[7]
要使用不同方法留存此类痕迹信息，必须遵守规定的操作流程：有时所谓的“抹布”会固定在专门设计的凳子上，要完成采集，嫌疑人得坐在上面至少10分钟。然后，再用至少50摄氏度的热水把椅子清洗干净。也可以将“抹布”放在“衬衣和内衣之间，以及腹股沟部位”，或者在腋窝下至少放置20分钟。如果承载气味的物体是在进行住宅、车辆搜查期间找到的，或者是在工作单位的座位上，甚至是在邮件检查中找到的衣服碎片，那么这种气味载体必须和取样的“布料”紧贴在一起至少30分钟。
这些气味采样有时由史塔西（Stasi）的工作人员采取，有时由本地警察局的警察提取。这两个国家机关之间的界限本就十分模糊，它们“分工精细、不分彼此”［恩格尔曼（Engelmann）语］的工作状态，使各类犯罪的嫌疑人受到了系统性的毁灭打击。其中最秘密的行动，是由线人（IM）穿着红十字会志愿者制服参加民主德国反政府组织（如教会等）的会议并进行气味采样，再交由史塔西通过追踪犬采取进一步的侦查行动。重要的是，这些“取样者”工作时会佩戴橡胶手套，用钳子或镊子夹取样本并马上放到玻璃瓶中密封。当有需要时，只要将这些试样在“气味追踪犬”［祖库特（Suckut）语］的鼻子前面晃晃，就可以让它照着散发的气味去寻找目标的气味和踪迹了。即使获得这些“气味DNA”的前后过程有些繁琐，但使用起来却方式简单且很少出问题。
虽然在史塔西留下的各种材料中并没有全部气味采样情况的总目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1980年代初到1989年秋东德政权崩溃，史塔西制作、保存了几千个犯罪嫌疑人的单独气味样本，建立了一个国家“气味档案库”。据说，当时谁被安全机关纳入了视线，谁就可能很快成为气味取样的“目标候选人”。然后，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机器便开始“有计划的工作”，它被称为“流程性处理（OV）”（祖库特语）。一开始是由国家下达指令，“用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打击敌人”（埃里希·米尔克语，引自祖库特），为统一社会党铸就“可靠的盾和锋利的剑”［米尔克语，引自戈尔（G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