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民主德国犯罪侦查学中的概念，“气味分辨法”是当时东德安全部门采取的标准识别措施之一。在接下来总共四十年的发展史中，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这个“史塔西八爪鱼”［比尔曼（Biermann）语］的工作策略变得愈发细致，甚至开始有了向阴谋论发展的趋势。当然，这种按照气味来追寻罪犯踪迹的方法肯定不是由民主德国发明的，利用生物的自然感知能力寻人早有先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有用警犬来寻找罪犯的文章见诸报端，而当时就已经有人建议，在玻璃瓶中保存相关的气味证据。“几十年来，狗一直是德国用作追捕犯罪嫌疑人的工具，不过用来识别这个人是谁，还是直到冷战后才逐渐开始实行的。”［马克拉基斯（Macrakis）语］
气味学是一门研究嗅觉的学科，它是刑事科学的一个分支，于1960年代中期在苏联发展成形。在当时的民主德国，有关于此的科学性研究由“国家安全部附属高等学校”来进行。这所学校建立于1951年，校址设在艾歇尔—戈尔姆（Eiche-Glm），自1965年起正式更名为“波茨坦司法高等学校（Juristische Hchschule Ptsdam）”。而未来的“嗅探工作者”便在这个由国安部主持的犯罪学专业中受到专业的培养，“实践性地运用自然科学技术资源和手段来打击敌人”［亨克（Henke）语］——气味辨识方法也是相关主题之一。对辨识犬的训练在易北河畔普雷茨施（Pretzsch）的警犬学校进行，训练工作与政府的研究任务相关联，这促使了气味采样保护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1970年代初开始，警方最初主要针对刑事犯罪分子使用这项技术，在释放罪犯后气味样本最多再保存五年。在这十年中，史塔西手下的辨识犬也要去搜寻各路间谍等“国家敌人”，自1975年起这项技术开始用于监控个人行踪（引自马克拉基斯），而有证据显示，从1981年开始，史塔西对因政治犯罪而受关押或被通缉的人采用了这项技术。民主德国国安部的特别看守所，例如“史塔西霍恩舍恩豪森中央看守所（Zentrale MfS-Untersuchungshaftanstalt Hhenschnhausen）”，或者所谓的“包岑黑洞（Lch vn Bautzen）”（比尔曼语）都做过这项工作。持不同政见者，被抓获的西德罪犯、间谍或者其他罪大恶极的囚犯都被囚禁在此。除了预审看守所外，人民警察的侦查部门也会用到这种方法。缘于成千上万次的实践，气味分辨这种技术成了除指纹、体型测量、摄影外主要的识别技术，不过与这几种方式不同的是，气味采样通常都是秘密进行的。因此这成了在缉拿罪犯过程中的一种违法办案方法——东德自己的法律也不允许这样做。
这里举一个从持不同政见者身上采集气味样本的鲜明例子：20岁的苏姗娜·伯登（Susanne Beden）和她12岁的妹妹在1989年10月7日被捕，因为她想要号召人们起来反对政府，她书写并分发了一些“行动起来！（Werdet aktiv！）”的字条。她受到密集地审问，并被迫“把这块抹布按在腹股沟处裸露的皮肤上”；由于“公开诋毁民主德国”，她被判处3个月监禁。10月底，她在柏林救世主教堂（Erlserkirche）举办的一次活动上公开谈到了这件事，后来由西德的明镜电视台（Spiegel TV）拍摄了一部完整的纪录片《鼻尖上的史塔西——寻找国家公敌》（Geruchs-Stasi Suchl den Staatsfeind，1990）。弗洛里安·冯·多纳斯马克（Flrian vn Dnnersmarck）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即描述史塔西的《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2006）就对气味采样进行了令人难忘的描绘。此外，影片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一名史塔西官员顺手拿走了被监视者坐过的椅套。
民主德国是否一个“非法制国家”？对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且经常导致争吵的讨论。每隔几年选举大战来临时，这个概念就经常被拿出来说事，例如2014年11月时抛出的所谓“民主德国当然不是法制国家”论调。［《每日镜报》（Tagesspiegel）2014年11月4日］不过，这个问题在司法界一直是有争议的。一方面，联邦行政法院前院长霍斯特·森德勒（Hrst Sendler）曾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曾经的民主德国决然不是一个法制国家，“它从根本上就是非法制的”。另一方面，最著名的德国司法学者之一，前联邦宪法法院法官恩斯特—沃尔夫冈·伯肯弗尔德（Ernst-Wlfgang Bckenfrde）却指出：“当前全世界给民主德国打上的非法制国家标签……不仅是错误的，这种说法还给民主德国曾经的国民造成了伤害。”（《法兰克福汇报》201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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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主德国政权崩溃，要想继续在刑事学中应用气味采样方法已绝无可能。然而在2007年，德国最高执法机构，位于巴登—符腾堡州卡尔斯鲁厄的联邦总检察院提出，针对“G8海利根达姆峰会”上的抗议情况，要在汉堡收集那些反全球化抗议者的气味样本，这个话题再次在德国引发了激烈争论。受到怀疑的抗议示威者必须把一个小金属管拿在手里几分钟，这样就保留了示威者的气味，然后再把它们保存在玻璃容器中。通过这样的手段便能确定抗议者的身份，就像当时的联邦内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lfgang Schuble）曾经提到的那样：“这是一种可以识别潜在犯罪嫌疑人的有效手段。”不过最引人注意的是德国要恢复使用民主德国曾经的“政治不正确”的侦查技术，不管是在各个政党和政治家中间，还是在公众层面，都引起了巨大的震怒。作家克里斯托夫·海因（Christph Hein）认为，继续发展这种技术将会成为一种“威胁”，而坚持社会主义的东德作家延斯·施帕舒（Jens Sparschuh）也讽刺地还击道：“看来，民主德国也并不是什么都坏。”
考虑到现在已经进入电子时代，使用秘密工作方法的“军火库”在不断壮大，对于这个问题的阐释自然还有其他角度。“比起今天的国家和跨国企业疯狂收集数据的行为，史塔西装着气味采样的密封玻璃罐就像是集邮册一样可笑。”［威策尔（Witzel）语］一方面，如今人们在社交网络上泄露的个人数据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另一方面，当国家对安全利益的保护——防范刑事犯罪和恐怖主义等——高于一切时，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按照意愿守住自己的私人和亲密空间。
090 东西德的边境
泪宫的通关小房间
Grenze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
从头到脚检查过后，这扇门才吱吱呀呀地打开；自2011年起，保留至今的一些原件被再次陈列在（几乎）原处以供人参观。
曾经走过这里的人不会忘记，1961～1989年，在柏林墙砌起和推倒期间，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Bahnhf Friedrichstrae）通关大楼内充斥着压抑的气氛：进门发出的刺耳嘎吱声、进入狭窄过道的不安全感、走进检查区域的步伐……黑暗中的玻璃板后坐着一位边防官员，他粗暴地要求过境者们出示证件。通关过程本身同样让人难忘：先要通过曲折的长过道，上楼梯，下楼梯，然后经过几个没有窗户的区域，接着看见几个指示牌和冷冰冰的穿制服的人，最后还会闻到一种“混合着煤、机车柴油和洗涤剂”的气味。总的看来，这是一个“有意刁难旅客的制度”［施普林格（Springer）语］。
这个通关小房间是在1970年代，由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护照检查员中12名曾经的工匠“集体”设计并建造的。必需的施帕勒加德牌（Sprelacart）板材——对于东德来说相当于西德的丽盛牌（Respal）——从坦格尔明德（Tangermünde）运来，那里是向西出口层压材料的生产基地，为了满足这一单的需要，当时显然只能提供边角余料。建造通关小房间所需要的钢材来自艾森许滕施塔特（Eisenhüttenstadt），螺丝和梯形板则是通过“关系”弄到的。成百上千万人至今仍对当时通关时的感受和想法记忆犹新。
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曾是当时柏林，乃直全德国最特殊的边境检查站。它距离占领区分界线正好1.5公里，位于柏林的中心，从东面和西面来说同样方便到达。1961年8月13日0点20分，最后一班开往万湖站（Wannsee）的城市快铁（S-Bahn）在这里停车。当天夜里就开始了轨道和供电轨的拆除工作。距离柏林东西城市快铁线路再次连通，应该时隔了38年。直到重新贯通之前，从西边开往东边的城市快铁以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B站台为终点，从东边开往西边的城市快铁则以C站台为终点。南北向行驶的城市快铁和地铁都必须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停车，同时柏林东部的其他车站停止运行，成了“幽灵车站”。
从1949年9月到1961年8月，每年都有几十万人，加在一起共270万人从东德逃跑——也包括通过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逃跑的情况，毕竟从那里逃跑可能相对没有危险——平均到每天就是1500～2000人，仅1961年8月1～13日，就有约47000人逃跑。这一“逃跑浪潮”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物资供应产生了巨大影响，逃跑者中尤以年轻人和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居多。当时，长达1378公里的东西德分界线已经用铁丝网和雷障重重封锁，只有柏林还存在可以突破的缺口。1961年6月15日，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还向公众证实，没有人故意要竖起一堵墙，不过在他发表这一言论时，彻底隔绝这座城市的柏林墙早就在准备之中了，计划先通过铁丝网设障，再竖起一堵2米高的墙，并且边境哨所有权命令开枪。当时的形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观察员已经开始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一触即发。1961年8月13日下午5点45分，不仅在勃兰登堡门聚集了抗议的人群，因阻塞而错愕的旅客也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聚集起来表示抗议，不过这些抗议活动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这个柏林的市内火车站变成了边境车站，它不再只关乎每天数万名乘客的换乘问题，而是开始履行“法律规定的其他边境检查工作”。柏林墙竖立近一个月后，也就是1961年9月9日，设立一个新的“通关大楼”的申请被批准了，它的设计师是民主德国国家铁路建筑师霍斯特·吕德里茨（Hrst Lüderitz），在他匆匆设计完成后就立即开始了建造工作。它应该“物美（具有现代感）价廉”，要向旅客彰显民主德国的“力量和权威”，传达出“胜利的思想和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制度相比的优越性”。霍斯特·吕德里茨原本提议在建筑物的三面都装上能够对城市景观产生吸引力的巨型玻璃，后来改成将玻璃装在离地3米的高度。1962年7月，“通关大楼”正式投入使用。西德评论家抱怨说，这个“亭子”会继续“硬化”两德的分裂现状，他们嘲笑它是“柏林墙的新亮点”：“雅致的木壁板，漂亮的桌子……整洁的路障，考究的盖章柜台。在这样的社会主义门厅里接受检查，难道不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吗？”（《法兰克福汇报》1962年7月14日）
害怕和厌恶的情绪开始蔓延，因为通关中出现的歧视和拒绝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时任基民盟（CDU）主席和基民盟/基社盟（CDU/CSU）党团领袖的赫尔穆特·科尔在1978年被拒绝进入民主德国，绿党联邦议会代表佩特拉·克利（Petra Kelly）和格特·巴斯蒂安（Gert Bastian）在1984年也被拒绝进入民主德国，朋克以及所有嫌疑分子也被列为不受欢迎的访客，有的给出拒绝理由，有的干脆直接拒绝。像格特·巴斯蒂安这样尝试争取的回答——“很遗憾我们不能入境。我们不是敌人。”——只会被仔细地记录在案。像佩特拉·克利这样事后给东德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necker）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要求对方解释为什么“恰恰是这些人（被拒绝入境），他们可是为了让欧洲实现没有核武器和军事封锁而殚精竭虑”，也有如石沉大海，没有下文。
柏林墙建成28个月后才再次向西柏林开放，之前一直定期关闭。柏林参议院（Senat vn Berlin）代表和民主德国的代表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达成了4项《通行证协议》：根据1963年签订的《十二月协议》（Dezemberabkmmen），70万名西柏林人得以在当年圣诞节期间（1963年12月19日至1964年1月5日）与他们在柏林的120万名亲人团聚。之后签订的协议分别实现了东西德人民的三次相互探访：1964年10～11月的两周，以及1964～1965年的圣诞节和新年（分别发放了60万和82.1万张通行证）；1965年底至1966年初（共发放了82万张通行证）；1966年的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接下来的谈判以失败告终，以至于在1972年以前不再允许东西德人民互访；家庭困难被视为例外情况处理，同时公差、参加莱比锡博览会，以及受官方邀请的民主德国官员也不需要办理通行证。
在此期间，联邦德国社民党/自由民主党执政联盟（SPD-FDP-Kalitin）提出的“新东方政策”发挥了作用。1970年西德与莫斯科进行谈判；同年3月，时任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与时任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维利·斯多夫（Willi Stph）在埃尔福特会面；同年5月，双方于卡塞尔进行会谈；同年8月双方签订了《莫斯科条约》，同年12月又签订了《华沙条约》；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聚居区英雄纪念碑前下跪的一幕成了重要的里程碑。1971年9月，《柏林四强协定》（Viermchteabkmmen über Berlin）签订。10月，维利·勃兰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72年6月，联邦议会通过了一系列《东方条约》。12月，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正式建立官方联系，这是两德关系正常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即使民主德国官方对此并不承认。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签订的《过境交通协定》（Transitabkmmen）主要使联邦德国和西柏林之间的交通往来变得更为便捷，此外西柏林人还可以持针对各边境检查站签发的“资格证明书”再次前往东柏林和民主德国。
由此，旅客人数“呈井喷式”（施普林格语）增长，图示通关小房间的使用频率也相应大幅度提高，仅出境大厅接受检查的人数就增加了5%。1972年，共有430万人通过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过境，到1979年时已增长到了810万人。直至当时，旅客通常必须在等候区等待叫号，然后才能进入检查程序。后来作了改进，实现了“等候区向通关区流程上的无缝衔接”（施普林格语），检查因此变得“更有效率”，节省了人力，通关变得“更为顺畅”，旅客等待的时间也缩短了。1987和1988年，在此通关的人数分别达到了940万和1030万；1989年上半年，通关人数甚至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将近20%。
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熙熙攘攘的场面给退休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从1964年11月开始，民主德国的退休人员可以每年一次，即为期4周探望其居住在西德的亲属。据估计，每10名入境者中就有6名来自民主德国，返回的大多数也是退休者，剩余的人中有1～2名西柏林人和1名西德人，其余的则是外国人或国际过境旅客。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一直是当时最重要的中央过境车站，往来于东西柏林之间所有旅客的60%～65%要从那里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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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许多旅客交会点的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一方面带来了物资的供应需求，另一方面使得民主德国的外汇短缺问题日渐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站内商店应运而生。从1962年4月开始，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内首先开了两家商店，主要销售香烟，随后也卖酒。因为车站的销售价格要比西德市场价便宜很多，销售额便大幅攀升——仅1962年一年的销售额就超过了100万德国马克。车站的商店一开始由柏林的米托帕公司（Mitrpa AG）负责运营，它是当时民主德国为数不多的股份公司之一，之后由1962年12月新成立的民主德国国营零售连锁商店“国际商店（Intershp）”接管。1963年，国际商店的销售额达到了470万德国马克，商品采购总值为120万德国马克。1964年，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内已有7个销售点。1977年，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西侧所有销售点的销售总额达到了8000万德国马克。销售所得利润的一半上缴国家所有。
很快，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获得了“视觉上不怎么吸引人的三层百货商店”称号。（引自施普林格，《每日镜报》，1987）不仅旅客能在这里购买到所需的商品，而且所有民主德国的国民对这里售卖的西德产品也都趋之若鹜，特别是1974年以后，他们也被允许持有外汇（Westgeld），可以正大光明地在这里购物。不过西柏林人的主要采购对象是便宜的香烟，一些酒馆老板会在这里寻找价廉物美的烈酒，“强制兑换（Zwangsumtausch）”后有多余东德马克的人也会选择在这里买书；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得以出现在了许多西德大学生的书架上。另一个“财源”是餐馆，这里“游荡着史塔西特务、外汇经纪人和皮条客，他们罕见地能和平地共处一室”，餐馆里充满了“假惺惺的”气氛，餐馆服务员也比民主德国餐馆里的服务员更傲慢，因为他们“被西方的小费给惯坏了”［沃勒（Wlle）语］。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两德统一，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的通关大厅成了一个纪念地。1980年代以后，它曾被称为“泪室（Trnenbunker）”、“泪亭（Trnenpavilln）”和“泪宫（Trnenpalast）”，不过自1990年12月它被用作文化活动举办地开始，它的名字“tRNENpALAST”才真正地深入人心。项目推行者也要感谢1991年的倡议，1995年“泪宫”正式被列为纪念保护对象。
在柏林成长起来的作家延斯·施帕舒将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称为“最荒谬的柏林车站”，并非没有什么道理。人们必定难以忘怀的是，时任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局局长的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lf）在1971年称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为“我们的胡志明小道”，因为它是最重要的“间谍隔离室”；在西德被通缉的红军旅成员有可能就是在1976和1978年通过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秘密潜入了民主德国。
091 首位进入太空的德国人——一名东德人
西格蒙德·雅恩的太空服
Der erste Deutsche im All-ein Bürger der DDR
1978年，西格蒙德·雅恩穿着这套太空服为民主德国赢得了东西德之间的“太空竞赛”，五年后西德宇航员沃尔夫·梅博尔德才进入了太空。
这套太空服和头盔面罩是为第一位德国宇航员西格蒙德·雅恩（Sigmund Jhn，出生于1937年）量身打造的。太空服由多层材料，准确地说是由嵌有钢丝圈的人造材料组成，可以调节体温和保持压力。头盔面罩带有一个遮阳的视窗。太空服左胸位置上的宇航员姓名，以及这件“潜水服（Skaphander）”袖子上的国旗分外引人注目。俄国人将他们的太空服称为“潜水服”，这是一个由希腊语“skaphe”（船）和“andrs”（男人）组合而成的新词。“潜水服”起源于18世纪中叶一位法国人发明的游泳衣。西格蒙德·雅恩对他这套用于发射、着陆和连接操作穿着的重达10公斤的太空服的评价是：“不舒适，却可以保命。”因为它可以在气压缺失的破损情况下挽救生命。
1978年8月26日星期六，在位于哈萨克草原中心的苏联拜科努尔（Baiknur）发射台上，三节式太空火箭“联合—31号”的推进器被点燃。西格蒙德·雅恩和他的指挥官俄国人瓦列里·比克夫斯基（Waleri Bykwski）一同被送入太空，抵达苏联的“礼炮6号”空间站。他们将所乘坐的飞船与空间站相连接，在7天20小时49分钟内，他们共绕地球飞行了124次，并做了大量跨学科的科学实验。除此之外，他们还使用多光谱相机MKF 6M拍摄了照片。这台相机是民主德国为当时还处在新兴阶段的远距离地面侦察而研发的高科技产品和基础仪器，这一拳头产品代表了国有卡尔蔡司耶拿光学仪器厂（Vrzeige-VEB Carl Zeiss Jena）的最高水平。
为了这次德俄首次共同太空飞行，西格蒙德·雅恩提前作了充分的准备。他曾是萨克森州的一名印刷工，在民主德国空军服完兵役后任军官和战斗机飞行员，1976年从4名宇航员选拔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了民主德国的宇航员。紧接着，他在莫斯科“小星城（Swjsdny Grdk）”著名的宇航员学校接受了理论和实操的专业培训：西格蒙德·雅恩为可能发生的极端状况、太空疾病和失重情况作好了准备。
这是一次轰动的壮举：“首位进入太空的德国人——一名东德人”，民主德国各大媒体使用了这一大字标题；同年的3月和6月，苏联先后带着一名捷克人和一名波兰人进入太空，其影响力则不及这一次。西德的嫉妒和尖酸刻薄通过文字资料表明了东西德政治分裂的程度，西格蒙德·雅恩在西德的各大媒体中被形容成“来自萨克森的哥伦布同志”和“俄国火箭的共享者”。
根据1967年制订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宇宙飞行计划（Interksms-Raumfahrtprgramm），若干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苏维埃宇航员以协作的方式作为使者被送入太空，古巴甚至在1980年也加入了此计划。197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敞开怀抱，与苏联肩并肩地向西方国家联盟展示“工人和农民的国家（Arbeiter-und-Bauernstaat）”的威力。民主德国公众透过所有媒介也加入到了这次大事件中。不仅如此，在人类首次登月（1969）十年后，在西格蒙德·雅恩进行太空飞行的时刻，载人航天正处在繁荣时期，每一次火箭发射都牵动人们的心，它也成为一个政治事件。人们聚精会神地关注这件大事的进展，它始终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因此，西格蒙德·雅恩1978年的太空飞行被载入了持续升温的航天时代早期的史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齐柏林飞艇（Zeppelin，1900）和莱特兄弟（Brüder Wright）发明的引擎飞机（1903）的开创下，以及很久以来虚拟世界，比如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Vn der Erde zum Mnd，1865），又或者弗里茨·朗（Fritz Lang）大获成功的无声电影《月亮中的女人》（Frau im Mnd，1929）的铺垫下，加上军事和工业利益的驱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超级大国纷纷开始制订大型的航天计划。德国的航天和火箭研究人员在这方面扮演了开路先锋的角色，并在二战后发挥了重要作用：赫尔曼·奥伯特（Hermann Oberth）凭借他撰写的文章《飞往星际空间的火箭》（Die Rakete zu den Planetenrumen，1923）被誉为“德国航天之父”，沿着他的足迹，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n Braun）和赫尔穆特·格勒特鲁普（Helmut Grttrup）为纳粹政府研发V2型火箭做了决定性的基础工作。1942年，当臭名昭著的“佩内明德火箭和军械试验基地（Heeresversuchsanstalt Peenemünde）”成功发射了一枚大型火箭时，纳粹德国举国欢庆，并称其为“太空航运的开端”。
大国之间不仅相互争夺运行轨道，它们还围绕特权、安全和军事政策，以及通过卫星监视展开竞赛。从回溯历史的眼光来看，现代航天也是“冷战的一个孩子”［特里奇勒（Trischler）语］。谁能够在这场以宇航员（苏维埃）和航天员（美国）互为对手的“远地大战”中首先征服太空，征服月球，甚至征服火星？
第一轮“太空竞赛”的赢家是苏联，它在1957年10月4日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 1）”成功送入运行轨道，引发了巨大轰动。这出乎意料的惊人一击使西方拥有技术优越性的资格受到了极大的质疑，超级大国之间因此开始了一场充满恶意的竞争。双方在载人航天领域摩拳擦掌，就生命体在太空的适应性进行了各项测验，苏联使用了狗，美国则使用了一只类人猿。苏联“斯普特尼克1号”带来的震惊使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了自我认知的危机，在不到四年后的1961年4月12日，当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作为首位进入太空的人类，借由“东方1号（Wstk 1）”一次绕地球飞行了106分钟时，再次引发了世界的轰动。
“斯普特尼克1号”成功发射后，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wer）下令投资10亿美元设立一个教育项目，他的后任约翰·F.肯尼迪（Jhn F. Kennedy）在苏联第二次惊人壮举的6周后（1961年5月）也声明，载人登月计划已被列为美国的国家目标，为此投入的资金约250亿美元。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中，一直被高度宣传的航天飞船继续载着更多的“乘客”飞向太空：第一次“太空行走”——更准确地说是宇航员带着系绳，走到飞船舱外进行1分钟左右的活动——是由俄国人阿列克谢·列昂诺夫（Alexei Lenw）于1965年3月完成的；他差一点就失败了。同年6月，美国人也紧随其后——他们顺利地完成了舱外活动。1969年7月21日，当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ng）乘坐“阿波罗11号（Apll 11）”作为首位登上月球的人类踏出舱门时，载人航天的先锋阶段看上去已经达到了第一个高潮；世界上有6亿人通过电视转播见证了这次壮举。除此之外，“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还使用了一种“土星（Saturn）”运载火箭，它是由沃纳·冯·布劳恩领导下的德籍科学家小组研制的。
直到1970年代，质疑首位进入太空的德国人来自民主德国还是联邦德国的声音才开始慢慢出现。西格蒙德·雅恩的太空飞行任务一直严格保密到执行前的最后一天，不过之后，由德国统一社会党执政的民主德国突然就进入了特别“充满激情的宣传状态中”［霍夫曼（Hffmann）语］。西格蒙德·雅恩乘坐飞船的前舱抵达空间站的时间是1978年9月3日下午2点40分前后——他在“联盟29号（Sjus 29）”的着陆舱上写下了自己的姓名，以及“十分感谢”的字样，因此这位朴素和土生土长的沃格兰（Vgtland）宇航员开始被抬到了民族英雄的高度。对于他在这次着陆时损伤脊柱这件事，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宣传中却只字不提。西格蒙德·雅恩的姓名和功绩传遍了民主德国的家家户户，其知名度堪比尤里·加加林和泰弗·舒尔（Tve Schur），后者是有名的自行车运动员和国家体育明星，此外从1958年开始还担任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人民议会代表。西格蒙德·雅恩简直是横跨几代人（社会主义）乐观精神的模范代表；他还代表了团结有爱的集体精神，因为正如一张民主德国当时的海报所写的，他是“我们中的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西格蒙德·雅恩很高的荣誉，昂纳克和勃列日涅夫亲自向他致以敬意，并罕见地称呼他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太空飞行员”，以及“民主德国的英雄”，或者更准确地说，以苏维埃最高等级的称号称他为“苏联的英雄”；西格蒙德·雅恩成为柏林、新哈登贝格（Neuhardenberg）和施特劳斯贝格（Strausberg）的荣誉市民，他的头像自然也被印在了纪念邮票和纪念硬币上，街道和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各类相关展览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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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主德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来说，西格蒙德·雅恩的航天飞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他在失重的世界里为社会主义赢得了声誉，它的分量是其他任何事物所无法比拟的。它用有力的证明传达给西方世界一个信号：谁参加了围绕宇宙的争夺，谁就不会沦为体制的输家。对此，昂纳克政府友善地强调，太空飞行被明确列为“对建立一个和平太空的责任意识”的标志，“因此宇宙不应成为进行军事活动的领域”［施塔赫（Stache）语］。东德对太空的热情融合了家国情怀、民族荣耀、和平使命理念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信心。在民主德国国内广为传唱的《问题青年之歌》（Lied vn der unruhe vllen Jugend）的副歌部分这样写道：“在远方遨游！没有困难可以阻挡我们。在飞向星际的过程中，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太空侦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性工作，西格蒙德·雅恩则是这项工作的“活招牌”。被德国统一社会党过度使用的“与苏联友谊”的套话没能比在这两个兄弟国家共同进行的航天项目更抓人眼球，从而更加赢得国民的信赖。
在民主德国统治结束前不久，西格蒙德·雅恩升任少将，在53岁时被解聘；1990年以后，他仍在俄罗斯宇航员培训中心、德国航空太空中心（DLR）和欧洲空间局（ESA）担任顾问。在西德，西格蒙德·雅恩几乎不为人所知。沃尔夫·梅博尔德（Ulf Merbld）是西德家喻户晓的宇航员，他在西格蒙德·雅恩成功进入太空整五年后，也就是1983年才乘坐“哥伦比亚号（Clumbia）”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他也是首位执行美国航天任务的非美籍人士和唯一一位进行过三次太空飞行（其他两次分别是1985和1992年）的德国人。在西德，还有两位知名的宇航员，他们分别是在1985年乘坐“挑战者号（Challenger）”航天飞机进入太空的德国人雷恩哈德·弗瑞尔（Reinhard Furrer）和恩斯特·梅瑟施米德（Ernst Messerschmid）。
有着远远超过600万观众、多次在电影院热映并广受好评的悲喜剧电影《再见列宁》（Gd Bye，Lenin！），也许是最成功的此类题材影片。它使西格蒙德·雅恩再次回到了大众的视线：影片一开始就切入了西格蒙德·雅恩航天飞行的原始画面，在结尾的关键场景中，这位民主德国的宇航员，也就是电影中出租车司机儿时的偶像宣布柏林墙开放，西德终于也可以同享社会主义之福了。电影导演曾邀请西格蒙德·雅恩本人出演这个“奇怪的”电影角色，不过西格蒙德·雅恩拒绝了，他在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在影片的结尾，他看到那个与自己面貌极其相似的人接替了昂纳克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影片还原了他对航天的兴趣，不过这种保留却具有局限性：相比殷切地盼望人类未来可以移居其他星球，“我们应该更多地希望我们的后代未来居住在适宜居住的地球上”，西格蒙德·雅恩在他75岁寿辰时提出了这个要求。
092 民主德国的和平运动
铸剑为犁
Die Friedensbewegung in der DDR
作为雕塑它是1959年苏联送给联合国的礼物。作为引文和缝在袖子上的图案它是1970年代后被禁的抗议标志。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是《圣经·弥迦书》的一段引言，《圣经·以赛亚书》中也有类似的一段话，它成为由俄国雕塑家叶夫根尼·武切季奇（Jewgeni Wutschetitsch）创作的一座现实社会主义青铜雕塑的主题，这座雕塑从1959年开始树立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前。它是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Chruschtschw）赠送给联合国的礼物，象征了苏联作好了与世界强国和平共处的准备。
这段文字的“引用之路”由此开始了。1967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反对越南战争的一次演讲中引用了这段话。1971年，德国乌克马克（Uckermark）的普伦茨劳（Prenzlau）附近格拉姆措（Gramzw）的牧师库尔特—于尔根·海涅曼—格吕德尔（Curt-Jürgen Heinemann-Grüder，1920～2010）为战争牺牲者公墓树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碑文“铸剑为犁（Schwerter zu Pflugscharen）”，以及1933和1938的年份数字，它们是对当时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遭到监禁，以及犹太人遭到的系统性灭绝开端的纪念。这是民主德国第一次公开使用这段《圣经》引文。
1978年，民主德国教育部部长玛格特·昂纳克（Margt Hnecker）为九年级和十年级的男生和女生引入了配合有武器培训的“社会主义防卫教育”必修课，家长和学生对此提出了抗议，新教教会要求用和平教育予以替代。教会决定，在本教会年度的最后十天中每天举行一次“和平十天祈祷运动（Friedensdekade）”。1980年，在忏悔祈祷日最后一次礼拜仪式的邀请函上，萨克森州青年牧师哈拉尔德·布雷特施耐德（Harald Bretschneider）选择了树立于联合国总部大楼前的这座苏联人物雕塑作为主题图案，并加上了“铸剑为犁”和“弥迦书4”的字样。邀请函巧妙地以“书签”的形式印在了无纺布上，因为对“纺织物表面的再加工”不需要获得国家颁发的印刷许可，此次邀请函的印量高达10多万份。
冷战期间迎来了和平的蓬勃发展阶段：尽管在1975年于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SZE）上签订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燃起了接近敌对方堡垒的希望，然而1970年代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从1977年开始，苏联部署了新型的SS-20中程弹道导弹，配有可移动的导弹发射台和核弹头。作为回应，西方国家在1979年12月通过了《北约双重决议》（Nat-Dppelbeschluss）。双方谈判破裂后，北约军队部署了巡航导弹（Cruise missile）和“潘兴II型（Pershing II）”弹道导弹。几天后，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取代局势缓和希望的是又一轮军备竞赛和人们对核灾难的恐惧情绪。
1981年秋，在很大程度相互独立的情况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和平运动达到了高潮：10月在联邦德国，30万民众在波恩王宫花园草坪（Bnner Hfgartenwiese）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北约双重决议》的示威活动，它是直至1983年几场更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的发端。1981年11月，东德开展了第二次“和平十天祈祷运动”，与此同时，隶属西德的德国福音教会（EKD）也参加了此次运动。无纺织布徽章再次印了10万枚，这一次它被缝成了圆形。11月，此徽章被禁，教会机构虽然指出，民主德国6年级的历史课本上画了“铸剑为犁”图案而绝不应该被禁，但根本无济于事。当时，这枚织布徽章已成为一个普遍、常常也无差别地用来表达青年人抗议立场的标志。它太受欢迎了，以至于许多年轻人在其他场合也会佩戴，或者在袖子上缝一块白色补丁，以表示对禁令的回应，又或者在同样的地方缝上“这里曾有一个铁匠”的字样。各种刁难随之而来：不让毕业，不分配实习岗位或不允许继续学业，甚至教会的代表在颁布禁令期间也被劝阻佩戴这枚徽章，不过这些代表同时仍继续捍卫这一基督教的和平见证。在1982年举行的第三次“和平十天祈祷运动”中，这句《圣经》引文甚至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承认，不过虽然它又可以作为文字标记使用，但经过长期谈判后，教会领袖放弃了制作新的“铸剑为犁”织物图案。
直到1983年3月以前，东德的和平倡议活动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体系，不过每一次运动都是扎进当局政权身上的一根“刺”。1982年1月，柏林的一位牧师赖纳·埃佩尔曼（Rainer Eppelmann）发出了“柏林呼吁（Berliner Appell）”，倡议欧洲中部放弃所有核武器。他的呼吁得到了斯蒂芬·海姆（Stefan Heym）和罗伯特·哈菲曼（Rbert Havemann）等著名民主德国反对者的响应，放弃核武器这一和平保障也同德国的问题联系了起来：他提出了德国人应拥有自决权的要求。1982年2月，在纪念德累斯顿遭轰炸37周年的同时，对国家持批判态度的年轻人也在当地组织了一场名为“自由论坛”的纪念活动。有5000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其中有不少人佩戴了“铸剑为犁”徽章。1982年11月，在耶拿艾希广场（Eichplatz，当时称为“宇航员广场”）举行的静默抗议活动中，有大约80人举着写有“铸剑为犁”的横幅标语；几周后，由于耶拿警方的阻挠，这个团体的第二次抗议活动被迫中止。
1983年3月，借纪念耶拿遭轰炸38周年之机，抗议人群再次成功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活动，之后被警方暴力驱散；当月，在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史塔西”的监视下，32个和平团体的代表举行了一次集会，商议确定每年组织一次联合集会。1983年5月，耶拿和平组织成员又进行了一次具有公众影响力的抗议活动。现场照片上再次出现了这些游行示威活动的核心座右铭：“铸剑为犁”。这是“1953年至民主德国统治结束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抗议运动”［诺伊贝特（Neubert）语］。
1983年5月，刚刚第一次被选为绿党——当时的党内领导人是佩特拉·克利和格特·巴斯蒂安——联邦议会代表三个月不到的五人则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一根“刺”，既反对民主德国政府，也反对联邦德国。当天，他们和民主德国的反对者们一道，在亚历山大广场举起了一条写有“绿党——铸剑为犁”标语的横幅。几分钟后，他们被捕，很快又被释放，之后东德人民警察确定，有几个知名的西德人在那里抗议西德的军备行动。1983年10月底，埃里希·昂纳克接待了来自西德绿党的一个代表团并举行了会谈，佩特拉·克利当时穿着印有“铸剑为犁”禁语标志的套头衫，以示抗议。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核心刊物《新德国》甚至将一张现场照片刊登在了头版。佩特拉·克利要求东德政府释放所有被捕的东德和平运动者，此外她还质问昂纳克，为什么他在民主德国发布禁令，转而又在联邦德国表示支持。紧接着，绿党同著名的民主德国反对人士贝贝尔·伯莱（Brbel Bhley）会面。此举让民主德国的领导层无法接受，结果导致绿党在一年内被禁止入境东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