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1980年代初，西德的媒体几乎没有注意到民主德国反对派的存在。在那之后，他们萌发了尤其针对西德绿党在本地开展的个别行动的兴趣。在此期间，他们对民主德国反对者的支持不仅限于物质和精神层面，还包括材料，此外他们还向民主德国偷偷输送印制技术。
1983年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诞辰500周年，值此之机，新教教会于9月在维滕堡（Wittenberg）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马丁·路德于1517年张贴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之地备受期待，许多媒体的目光和镜头都对准了那里。此外，德国福音教会成员和时任西柏林市市长的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n Weizscker）的出席则体现了基督教徒与众多东西德国民之间的团结。他为在维滕堡市集广场数千名观众前发表的演讲作了精心的准备。尽管针对民主德国的有关更多平衡或更多反对派的意见分歧与教会的立场背道而驰，德国统一社会党仍旧持怀疑态度密切注视着这个由教会反对团体提供的“自由空间”。
维滕堡城堡教堂的牧师弗里德里希·朔尔勒默（Friedrich Schrlemmer）在1980年就成立了一个和平组织，此组织在1983年9月24日举办了一次特别的“相遇之夜”，这次活动吸引了数百人参加，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许多著名的画面。有一支西德乐队在现场表演，有歌手演唱了歌曲，弗里德里希·朔尔勒默还朗诵了《圣经》经文。与此同时，一名制作锤子和铁砧的铁艺工匠登场了：斯蒂芬·瑙（Stefan Nau）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一把剑重铸成了一个犁；紧接着，这个犁在众人手中被一一传递。“这是一种鼓励，莫大的鼓励”，弗里德里希·朔尔勒默事后这样表示。理查德·冯·魏茨泽克从活动场地的一扇窗户外观看了这个场面；据推测，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有更多的西德来宾和媒体参加了此次活动，“史塔西”才没有出面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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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铸剑为犁”的象征意义也在西德得到了体现，最晚从1982年开始，联邦德国也印制了一大批“铸剑为犁”织布徽章。1984年，原定在柏林举行的德国摇滚乐队BAP的演唱会被迫取消，舆论哗然：乐队主唱沃尔夫冈·尼德肯（Wlfgang Niedecken）为这场演唱会创作了一首名为《我们为何在此演出》（Deshalv spill mer he）的歌曲，他在这首歌中解释了为什么要将乐队带到民主德国来演出，“铸剑为犁”也出现在了歌词中。“……还有，反正我们也已经无人知晓。我们面对的，是自称‘人民代表’的小团体。对于它来说，我们没有利用的价值……因为我们在这里有朋友，他们蓝色的土地上没有白鸽，他们有一位铁匠，他正好能铸剑为犁……”在演唱会开始的前一天晚上，轰动的事件发生了，BAP乐队拒绝将这首歌曲从节目单上剔除，原定在民主德国宫殿举行的演唱会被迫取消，几个月前林悟道（Ud Lindenberg，西德摇滚歌手、作家、画家）曾在那里登台表演。
同样，在从1982年11月星期一开始的莱比锡和平祈祷运动中，一张手工制成的主题为“铸剑为犁”的海报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如今，少数人还能回忆起，当初这些运动是如何在莱比锡圣尼古拉教堂开始的，仅有7～13人参加了第一次和平祈祷运动。第二年，在和平祈祷运动结束后，就已经有50名青年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其中7人被判处监禁。1988年2月有700人参加了和平祈祷运动；1989年9月，参加和平祈祷运动的人数上升到了8000人；同年10月2日和9日，参加人数分别达到了20000人和70000人，周一的和平祈祷运动在5个教堂同时进行。随着和平祈祷运动的进行，运动标识慢慢地被加了进去，它部分地被其他横幅和标语所取代。
不过，“铸剑为犁”这一主题也许绝不可能真正成为两德统一后国家旗帜上的图案了：1989年12月，民主德国成立“中央圆桌会议”，其下属的“民主德国新宪法”工作小组接受了将“铸剑为犁”写入《宪法草案》的提议。尽管如此，根据《宪法草案》第43条的规定，民主德国的国徽由被麦穗环绕的一把锤子和一把圆规代替。1990年4月，《宪法草案》被公开提交，不过在1990年3月首次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议会上，它却连提都没被提一句。随着民主德国被纳入《基本法》的适用范围，国旗国徽的问题自然也就规范化了。
093 柏林墙的开放
沙博夫斯基的字条
Die ffnung der Mauer
这是沙博夫斯基的“计划表”，它出现在1989年11月9日具有传奇色彩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期下落不明的它直到2015年才再次出现。
新闻发布会往往能成就传奇，并给后世留下不朽的“佳句”，比如尼克松“你们以后不会再见到尼克松了”（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1962年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利后这样咒骂记者），以及吉奥瓦尼·特拉帕托尼（Givanni Trapattnis）的一句“我完了”（1998年任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主教练）。然而没有像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wskis）的字条“从我的角度看……应当立即、毫不犹豫地执行”那样“书写”了世界历史（1989年11月9日）。
新闻发布会应该事先作充分的准备——每本新闻工作手册都不会省略这一点。君特·沙博夫斯基给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手写字条并不十分完整，除了5点标明的要点之外，还包含另外某些显然后来加入的内容，到结尾处则变得愈发不完整，也愈发难以辨认。沙博夫斯基时年60岁，生活阅历与政治经验都十分丰富，主持一场新闻发布会本不是什么问题，况且他本人也是新闻专业毕业。然而这一天对于他来说完全走了样——对于德国历史来说却是轰动性的。三天以前，君特·沙博夫斯基刚刚担任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新设的、负责信息工作的秘书一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民主德国的政府发言人。这是他主持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而此类面向公众的工作在民主德国的历史上也完全可以说是个新鲜事。当天18点，民主德国国家电视台开始对这场在柏林莫伦大街（Berliner Mhrenstrae）国际新闻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进行转播。
直到快19点，发布会都完全没什么引人注目的内容，甚至有些无聊，而会议原定也最晚将于19点结束，沙博夫斯基的记录是这么写的，也是打算这么做的。但是到了18点53分，意大利安莎通讯社（ANSA）的记者里卡多·艾尔曼（Riccard Ehrmann）就新颁布的《旅行法》提问，而这恰是当时最牵动民主德国国民风向的话题。
11月6日，统一社会党中央提出了《旅行法》草案，并计划用4个星期时间将其交由国民进行讨论——当然这也是件新鲜事——之后再由人民议会于圣诞节前通过决议。但是对于政府这种实施透明化和开放性改革的做法，国民认为仍然不够，还是太官僚主义，也不够正确。埃贡·克伦茨（Egn Krenz）身为埃里希·昂纳克的继任者便想通过颁布规定这种相对迅速的方式推进立法，并委托一个工作组完成此事。11月9日中午，工作组就此提出建议，主管的政府部长按照公文流转程序阅签后，由克伦茨在同时举行的一场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前同与会者进行了讨论。讨论决定应做两点小而关键的修改：这项规定必须明确作为“过渡性规定”实施，直至人民议会审议的《旅行法》颁布实施，而且它的有效性也是“暂时的”。作出这项决定时，沙博夫斯基并不在中央委员会。他在新闻发布会开始前45分钟收到了克伦茨发来的一份4页纸的文件，上面有几处手写的改动，但其实相当清楚。克伦茨告诉他，除了计划在发布会上宣读的信息之外，把这次中央委员会开会的情况也加进去。这时，大错铸成了。尽管这项法律得到11月10日才宣布生效，文件上却没有任何禁止标志或字样。而哪怕沙博夫斯基在发布会前仔细把这份文件读上一遍，他也会发现最后一点中包含“临时性过渡条款”的内容“应在1989年11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公布”。发布会可没给沙博夫斯基时间再思前想后，更可怕的是，他竟然认为这份文件已经到了媒体手中。
尽管发生了如此种种，新闻发布会表面上仍旧进行得风平浪静，此时的沙博夫斯基仿佛已经忘了《旅行法》这个议题，即使他在发布会计划表上专门注上“单独宣读《旅行法》有关内容”也无济于事。可就在发布会结束前7分钟，意大利记者的问题打破了这一切。看过当天直播的人，都听到了沙博夫斯基通报的内容：“个人因私出国旅行有关手续无须申明原因（如旅行原因或亲属关系）即可申请。”他在话语间稍作停顿，便立刻同接下来的问题针锋相对了起来，“这条法令对西柏林是否有效？”沙博夫斯基回答：“嗯，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下来就是开头引用的那句具有历史意义的话了。各大新闻通讯社的报道争先恐后地发出，先是路透社（Reuters）和德通社（ADN）19点4分抢得头筹，然后是德新社（DPA）、美联社（AP）19点5分发出报道，德国电视二台（ZDF）则在19点17分通过《今日新闻》（heute）对外播出了这条消息。意大利安莎通讯社19点31分发出相关报道。民主德国电视台于19点34分在《最新镜头》（Aktuellen Kamera）节目中报道称：“部长会议决定，即日起个人因私出国旅行无须申明原因即可申请办理手续。”德国电视一台（ARD）20点播出的《每日新闻》（Tagesschau）则报道：“两德边境已经打开。”接下来在22点42分播出的《每日话题》（Tagesthemen）中，汉斯·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斯（Hanns Jachim Friedrichs）报道说：“民主德国已经发出通告，其边境对每个人开放，柏林墙的大门已经打开。”这个阴郁的秋日星期四对于每个真切经历过的人来说，都变成了难忘的日子。作为“德国电视播出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疏忽”［明镜在线（SpiegelOnline）］，其后果逐渐肆虐开来。
柏林墙两边早已人满为患，20点30分就有人开始在伯恩霍尔姆大街（Brnhlmer Strae）的过境检查点等待了。21点，不耐烦的人们开始高喊“开门！开门！”23点30分，当值的哈拉尔德·耶格尔（Harald Jger）中尉打开了边境通道——他此时并未得到上级指示——而后人多称其为出于勇气。其他过境检查点也陆续开放。0点2分，柏林的大门已完全敞开。墙倒了，边境开放了，数十万人跨过去了。两边的朋友聚在一起跳舞的照片传遍了全世界。沙博夫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最后一番话说出三个半小时后，柏林市民用他给出的答案自己解决了问题。沙博夫斯基磕磕绊绊的言辞也标志着柏林墙体系整体衰落过程中潜藏的不安定：“呃……柏林墙怎么办？随着对公民旅游相关规定的发布，对此已经有了答案。呃……旅行的问题……呃……关于从我们这边穿过柏林墙到另一边的问题，还没有答案，这是一个关于民主德国国境线的问题，我认为，是被武装守卫的国境线问题。呃……我们一直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呃……需要考虑……”离开新闻发布厅后，沙博夫斯基还在一家美占区电视台的镜头前透露，自己“不希望此事造成人们逃亡的风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采访后，他“精疲力尽”地开车回家，还想着要“充分理解新的政策”［汤姆·布罗考（Tm Brkaw）语］。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完整的错误信息直接导致了柏林墙的开放，也误解了那个包括仍在运作的边防检查站在内的民主德国官僚体制的一切。
在街上紧紧相互拥抱的人们，认为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不可思议”。可转天上午，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却陷入了一片糟糕的情绪中。“到底是谁愚弄了我们？”克伦茨无可奈何地问道——沙博夫斯基也一样——不过晚些时候克伦茨又对开放柏林墙的决定表示赞赏。在混乱的背景下，这出极其偶然又亦幻亦真的世界历史大戏引发了种种猜测，有的十分严肃，有的则不然：有人说这是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在幕后操纵的执行戈尔巴乔夫秘密指令的一次“杰作”，有人说这是统一社会党的最终“报复”，意图以此欺骗由当地市民运动发动的“革命”。
此外，这个事件中还发生了另外一个错误：克伦茨交给沙博夫斯基的文件原稿——从标题看确信无疑——只涉及“改变民主德国国民持续经由捷克斯洛伐克出境前往联邦德国的状况”，然而在内容中却满篇谈的是“外国”。由此可以看出，此时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和它的官僚体系的行动能力简直“没有脑子”。如果更好地进行准备，沙博夫斯基也应该能注意到这个问题。当然，沙博夫斯基没有将此告诉负责讨论旅行规定的中央委员会，而是把这个问题拿到政府大楼门前去讨论——因为大楼内部正在维修（引自克伦茨）——按照后来沙博夫斯基的回忆，当时有记者在场。
事实上，民主德国的领导者们必须对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出走黑洞”的事实予以特别关注。虽然联邦德国外长根舍（Genscher）9月30日到访联邦德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大量民主德国国民通过此使馆前往联邦德国的景况仍历历在目，民主德国10月恢复了本国国民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的签证制度，11月1日却再次取消，11月3日便立刻有5000人聚集在位于布拉格的联邦德国大使馆前，称当晚就要前往联邦德国，而那段时间，每天都有数千人登上前往布拉格的列车。规定起草工作组的文件题目以“捷克斯洛伐克”开始，结果却打开了整个世界。
沙博夫斯基的职业生涯，几个星期之后便告结束。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市委第一书记，他得在政治上对1989年10月6～7日军队镇压骚乱人员的行为负责。
此外，他还面临滥用职权、腐败和中饱私囊等罪名的指控。1992年，旷日持久的所谓“政治局审判”开始，沙博夫斯基和埃贡·克伦茨等人被指控向试图翻过柏林墙的人们开枪，并于1997年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同克伦茨不同的是，沙博夫斯基承认自己在柏林墙下达开枪命令是“道德共犯”并入狱服刑，直到2000年柏林墙倒塌10周年，才由时任柏林市市长借机赦免。但无论如何，沙博夫斯基是为数不多的、承认对民主德国所谓“独裁”统治负有责任的统一社会党高层人员。根据迄今为止的调查结果，1961～1989年间至少有136人在两德边境被杀或丧命，其中98人是在尝试非法越境的过程中，30人虽无意偷渡却闯入了禁区，还有8人是在执勤中被杀害的边防军士兵。除此之外，死在当时两德边境上的人最主要的死因是心脏病发作——其中最多的又是过境时接受边防检查的老人。
[1] 实际上，约德尔的级别并不足以代表全部德国军队向盟国投降，凯特尔才拥有资格。
[2] 此处专指欧洲在1960年代出现的生育低谷。
[3] Kraft durch Freude-Wagen，简称“KdF-Wagen”，其中“KdF”意为“力量来自快乐”，它是纳粹德国为了消除阶级差异、改善工人阶级生活质量而设立的休假组织。
[4] 因车身形似铁桶而得名。
[5] 由詹姆斯·伍兹（James Wds）、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与迈克尔·莫里亚蒂（Michael Mriarty）领衔主演。
[6] 本章有删改，主要涉及从清晨5点到夜晚9点的事件经过。
[7] 本章有删改，主要涉及民主德国及史塔西行为的相关政治表述。
走在21世纪的道路上
094 永远存续且无处不在的文化
MP3播放器
Die Immer-und-überall-Kultur
这是德国生产的首个带存储卡的便携式播放器样机，它是在音乐量产层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MP3音频格式改变了我们购买和收听音乐的方式”，当海因茨·格霍伊泽（Heinz Gerhuser）这位德国埃尔兰根弗劳恩霍夫研究所（Fraunhfer-Institut）负责开发MP3音乐格式的人员之一——也可以说是MP3之父——回顾这个成为世界先进音频格式的世界性标准的意义时，作出了这样的总结。MP3播放器则为这种音频格式的广泛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体积小、重量轻而且音量很大”，在首批MP3随身播放器面世的1999年冬天，计算机杂志在评测文章中称它为“魔盒”或“MP3——网络上的摇滚乐”。它能同计算机相连，并为人们在各种生活情境下提供大量的音乐资源，基于这些优势，MP3播放器推出才一年就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
在1997年3月汉诺威计算机博览会（CeBIT）上，来自德国上普法尔茨地区的蓬蒂斯公司（Pntis）展出了自己名为“MPlayer 3”的播放器样机。这个重量仅90克的便携式设备上集成了两大科学创新：其一是包含了西门子开发的可读写多媒体音乐存储卡（MMC），通过Pntis播放器上的两个卡槽可以存储及播放总计8MB的音乐数据。另外一个就是由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开发的数码音频格式“MP3”。在开发这种世界闻名的标准音频压缩技术格式过程中，还应用了其他一些独立的专利技术。
在优化音频同数据关系的问题上，国际上不同技术团队的竞争一直存在，而这种竞争早在1993年互联网开始勃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的工作始于1987年。按照最初的构想，音频信号是通过宽带电话线路完成传输的，再通过在接收端过滤人耳无法听到的信号完成优化。因此，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下属的集成开关研究所位于埃尔兰根的团队在整个MP3格式技术发展过程中作出了最大的贡献。相对于其他方案，1989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动态图像专家组（MPEG）”也承认了这一点。此外，MP3格式开发的成功，汉诺威大学的专家以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汤姆森公司（Thmsn）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91年格式开发成功，同年亦被接纳成为ISO国际标准。通过这项技术的压缩和解压缩算法，数字音频的数据大小缩减为先前的十分之一，并且能够存储、解码供人们收听。由于当时数字媒介的存储能力有限，这种基本保持同等音质却能使存储量倍增的新格式被认为是一种不可估量的，甚至在当时堪称“革命性”的成功。埃尔兰根团队经过内部表决，将MP3定为这种音频格式的文件扩展名，它不仅取得世界性的成功，还让人们收听音频的行为乃至音乐产业都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卡尔海因茨·勃兰登堡（Karlheinz Brandenburg）、贝恩哈特·格里尔（Bernhard Grill）和哈拉尔德·波普（Harald Ppp）作为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团队的代表，于2000年被授予“德国未来奖”，以德国总统的名义来表彰他们对科学技术创新所作的贡献。
埃里希·伯姆（Erich Bhm）在蓬蒂斯公司工作，他是毕业于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电气工程师，同时也是一名音乐爱好者。他以MP3格式技术为基础，开发出了第一台播放器。他用当时风行的“戴耳机的网络舞者”为商标，并对此寄予厚望。然而好景不长，这家位于施瓦尔岑费尔德（Schwarzenfeld）的、只有20名员工的小公司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打开销路。研发产品所需的成本太高，打通国际销售网络的代价又实在太大。1998年12月，在蓬蒂斯公司推出售价为430德国马克的成熟市场化产品之前，韩国世韩公司（Saehan）抢先推出了自己的播放器MPMan F10，并将成熟的市场产品在1998年汉诺威计算机博览会上展出，这比蓬蒂斯公司的步伐快了九个月。这个机型的优势在于装配的64MB存储器可以播放1个小时的音乐，蓬蒂斯公司的产品每个卡槽却只能播放15分钟。国际上普遍认为MPMan F10才是世界上首台MP3播放器，它在美国、英国，当然在德国也获得了市场成功。
然而，韩国人制造的播放器市场优势也没能保持几年。2001年美国苹果公司（Apple）推出了名为iPd的MP3播放器。5GB的存储空间能够保存多达1000条音乐条目，这在当时是无以比肩的竞争力。同时，苹果推出的iTunes也是当时在音乐管理和编辑方面操作最简单的程序，当然购买音乐也是如此。iPd最初只有苹果版本，2003年起也开始发售Windws版本。上市七年之间，销量超过1亿的iPd帮助苹果成为世界上最大的MP3播放器生产商。
自互联网建立以来，MP3音频格式的使用者迅速增加。他们通过互联网迅速便捷地传递音频数据或者从公共存储的服务器上下载音乐。在技术层面上，MP3音频格式为侵犯著作权的互联网非法文件交换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1998年建立的免费音乐交换平台Napster则是主要推手。由美国大学生发明的Napster软件允许参与者按照点对点传输协议，依据本地存储的音乐数据相互结成网络并传输音乐数据。此举让Napster招致了暴风骤雨般的来自大唱片商的著作权诉讼。这些诉讼主要来自美国唱片业协会（RIAA），案由则主要是“MP3盗版”行为。自1995年MP3音频格式问世以来，唱片业就产生了对传统声音载体如唱片和CD唱盘面临变局的恐惧。这是理所应当的，而它们也确实并没有很好地适应这个新的经营领域。唱片工业对Napster的诉讼以2001年Napster平台的关闭而告终。在全世界范围内，相似的软件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一如既往地凭此媒介交换着音乐数据，有的合法，有的非法。
长久以来，音乐都是一种大规模生产的产品。1851年在德国汉诺威出生，19岁时迁居美国的埃米勒·贝利纳（Emile Berliner）于1887年发明了唱片留声机和唱片，成为保存声音片段的基石。刚开始，唱片的播放时间只有几分钟，然而录音和播放技术的发明却让音乐演奏能够保留下来，并让音乐真正成为更大范围公众的享受。前往参加音乐会不再是收听音乐的前提，而在19世纪时，在音乐会上欣赏古典音乐仍旧是上流社会才能做的事。有段时间，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mas Alva Edisn）发明的筒式留声机同唱片留声机展开了市场竞争，这种唱机使用一种圆筒来保存声音。
由于相比之下磨耗更少，并且生产更加容易，圆形唱片在竞争中存活下来。1902年，有关文学和音乐作品的著作权法律出台生效，1903年第一家著作权经营企业成立，也就是今天德国音乐版权管理组织（GEMA）的前身。音乐产业在以始料未及的规模不断发展，1925年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1919年，德国唱片年产量突破100万张。1925年时，留声机销量接近20万台，1927年再次翻番，而此时唱片产量已经达到2500万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灌制唱片的内容主要是“严肃”音乐，1930年时流行色彩已经有所展现。而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一度导致唱片销量下降。
二战结束以后，德国迎来了经济奇迹，音乐产业也趁势而上，蓬勃发展。1954年，唱片产量恢复到2500万张，1970年攀升至1.05亿张。德国唱片业的持续增长态势到1979年时戛然而止，销量回落超过10%。音乐磁带在1970年代愈发受人欢迎，并于1980年代初超过了唱片——磁带比1950年代末开始大量生产的黑胶唱片更加便宜。在德国，磁带销量于1991年以1.09亿盒的数字达到顶峰，其后至今却在市场上（几乎）销声匿迹了。磁带的地位被1981年首次在柏林国际广播展（IFA）上推出的CD唱盘所取代。CD是第一种数字声音载体，1999年，CD唱盘在德国的销量冲顶，共卖出了1.5亿张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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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声音载体是如何依次更替的。21世纪以来，在互联网上消费音乐产品的情况越来越多。不过德国的发展状况和世界的整体情况有些区别，CD唱盘的销售尽管也在逐渐减少，却仍占音乐市场总量超过了三分之二。实体销售场所衰退的速度也比其他国家要慢（日本是个例外）。很多说法都在预测CD唱盘历史的终结，然而在德国，它的大限还远远未到。德国市场同其他国家的市场不同，离所谓实体销售市场不久将减少到现有规模的十分之一的预测仍相去甚远。根据2014年的调查，2019年实体销售占市场的比例仍会达到61%。
尽管如此，音乐消费和音乐产业仍旧处在一场“宏大的转型过程中”（《2014年音乐产业报告》）。著作权问题同数码时代对接已经显得愈发重要。MP3作为一种技术，在这个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一直存在争议，其声学质量也并非无懈可击。从总体上看，音乐消费规模已十分庞大，一方面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接受信息，另一方面音乐人也获得了更多空间和可能性，用更少的花费去录音，也无需依靠大型唱片公司老板在销售上助力。当然也就得不到唱片公司给予的广告费预算了。
“用MP3格式播放的音乐将永远存在于各个地方”，格霍伊泽对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作出这样的总结。然而差点被遗忘的是这一改变的大背景，为个性化且无处不在地消费音乐所打下的基础：1979年索尼推出了一款磁带随身听（Walkman）。它开启了以耳机为播放媒介的移动式音乐消费体验。在这个层面上，MP3播放器只是做了技术上的优化。近年来，MP3作为独立播放设备的地位不保，又被智能手机取代，打电话、听音乐、发短信、接入社交网络等功能在手机上皆能实现。2015年，德国智能手机使用者数量已经超过4500万。智能手机作为“永远而且无处不在”（韦伯语）的象征，在移动和自由的意义方面更甚于它的上一代便携式播放设备。
095 联邦德国的抗议运动
会说话的Lg
Prtestbeweg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对于数百万人来说，为了在示威游行中增加辨识度，五花八门、题材各异的标志是必然的产物——它们是联邦德国抗议运动最著名的Lg。
一个黑色的圆圈，里面独特排布了四条黑线——这是“核裁军运动（CND）”的标志；一个简单的黄色标签，中间画有一个橙色的微笑太阳，四周环绕着一行黑字——“核能？不，谢谢（ATOMKRAFT？——NEIN DANKE）”；一个被划掉的城市路牌，上面写有一些数字和字母——“斯图加特21（Stuttgart 21）”；一个面色冷漠的人脸面具——“匿名者（Annymus）”。它们是联邦德国抗议运动最著名的标志。它们用各自的方式成为与众不同的反抗标志，且从最佳意义上说，它们早就可以被送进博物馆了。
CND标志代表“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r Nuclear）”。这个标志是英国艺术家杰劳德·霍尔通（Gerald Hltm）为1958年在英国举行的世界上首次复活节示威游行而设计，游行队伍从伦敦出发，前往位于伯克郡奥尔德马斯顿村（Aldermastn）的核武器研究中心。杰劳德·霍尔通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海军旗语，他将信号员两手分别执一面旗子斜向下表示的“N”［代表“核（nuclear）”］，与信号员右手执一面旗子垂直向上、左手执一面旗子垂直向下表示的“D”［代表“裁军（disarmament）”］结合在了一起。还有一个和平标志是在深色（大多为蓝色）的背景上画了一只白鸽，它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流行。它是巴勃罗·毕加索（Pabl Picass）为1949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所设计的图案。
195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国内掀起了抗议“重新武装”的浪潮，1957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也受到了这一争议的影响。为此，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奥托·哈恩（Ott Hahn）、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马克斯·玻恩（Max Brn）和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等哥廷根著名核物理学家发表了《哥廷根宣言》（Gttinger Manifest，1957年4月），要求联邦德国放弃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在1960年代初以后的西德，“反核死亡运动（Kampf dem Atmtd）”和更多的复活节示威游行者开始使用CND标志，这一标志因此在当地变得知名。在穆特兰根（Mutlangen）发生的“名人封锁（Prminenten-Blckade）”中，针对联邦德国政府部署核武器的声势浩大的公开抗议活动达到了顶峰。从1983年9月1～3日，数百人封锁了通往“潘兴II型”核导弹仓库的入口，实施封锁行动的人员包括作家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ll）和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神学家赫尔穆特·戈尔维策（Helmut Gllwitzer）、轻歌舞演员迪特尔·希尔德布兰特（Dieter Hildebrandt）和大学教授瓦尔特·延斯（Walter Jens）。穆特兰根因此成为大批非暴力“不听话”的象征。同年10月，在联邦议会就西德导弹部署问题进行辩论期间，约300万民众参加了一个行动周抗议活动。直到1987年春天，也就是铁幕开放的两年半前，在美国和苏联关于将中程弹道导弹撤离欧洲的谈判结束后，这些抗议运动才偃旗息鼓。除了“核裁军运动”之外，“铸剑为犁”是民主德国和平运动的主要标志（见第92章“铸剑为犁”）。
微笑太阳的想法来自当时21岁的丹麦经济学女大学生安妮·伦德（Anne Lund）。这幅画是她为1975年5月1日在奥胡斯（Aarhus）举行的示威集会创作的，并在上面用丹麦语写了“核能？不，谢谢（Atmkraft？-Nej tak）”的字样。黄底黑色的颜色搭配是受核辐射警告牌的启发，橙色则象征着那个时代的审美。在集会现场，人们提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理念和“建议”，“不，谢谢！”是对它的回答。首批200张“微笑太阳”画是由集会者自行打印的，之后这幅画被成百万份地翻印成了贴画、彩印画、标签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传播开来，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反对使用核能、支持使用太阳能的标志。仅两年后，在16个国家，几乎印有相应16个国家语言的“微笑太阳”纪念章便累计卖出了约100万枚；如今，纪念章上的语言增加到了至少45种，销售量远远超过2000万。“微笑太阳”被视为所有抗议运动最著名的代表。
长期以来，核能都被认为是安全、环保和有经济效益的。1973～1974年石油危机后，为了保障能源供应，联邦德国政府加大了建设核电站的力度。当巴登州南部的维尔（Wyhl）准备兴建一座核电站时，当地的农民和葡萄种植者自发组织起来，占领施工工地长达数月之久，以表达对业已颁发建设许可的抗议；虽然抗议没能阻止核电站建成，他们却得到了将近30000名示威游行者的支持。在1974～1975年，“Wyhl”也成为通过暴力抗议首次成功阻止核电站建立的统称。一年后，位于易北河下游的布罗克多夫（Brkdrf）成为游行示威者和当地警方之间近乎内战的对峙地点。除了接下来虽然失败但声势浩大的反对建设布罗克多夫核电站和格伦德（Grhnde）核电站的大型示威游行之外，1976～1981年间还发生了多次暴力抗议运动。之后的示威游行活动主要针对联邦德国政府在瓦克斯多夫（Wackersdrf）进行的核燃料再处理，在戈尔莱本（Grleben）设立的核燃料临时仓库和最终仓库，以及在康拉德盐矿（Schacht Knrad）和阿塞（Asse）建立的核废料仓库。针对联邦德国政府允许卡斯图尔货运公司（Castr）进驻文德兰（Wendland）的示威游行往往充满了战斗意味，规模也越来越大。随着一次又一次大型核灾难的发生，从“三哩岛核泄漏事故”（1979）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1986），再到“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2011），人类反对和平利用核能的呼声也越来越高。2010年10月，在德国联邦议会通过将德国核电站运行时间平均延长12年的决议之后，受次年发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影响，从3月开始，德国政府的核能/能源政策风向有所转变：2011年6月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关闭8座核电站，在2022年以前，德国还将逐级“递增”地关闭其余的核电站。
当第一次看到“斯图加特21”这个标识时，人们可能不假思索地就能理解它的含义。这个抗议标志在当时世界闻名，它的创作者却不为人所知——对于那次自发组织的抗议运动来说，这种情况或许就是典型的表现。示威游行抗议主要针对的是位于地上的尽头式车站向通过式车站的改建计划，以及因此新建的斯图加特—乌尔姆线。
“斯图加特21”项目的故事由来已久。它的第一批前期规划在1970年就开始制定了，随后发表了调查报告（1988），进行了可行性研究（1994～1995），开展了土地规划（1996～1997），进行了环境承载性测试，确定了方案程序，并开展了建设竞标。1999年，项目因为“规模太大，造价太昂贵”而中断，不过在巴登—符腾堡州和巴伐利亚州的共同施压下，“斯图加特21”项目在1999年重启。项目在2006年联邦议会的表决上以115票赞成、15票（绿党）反对顺利通过，2009年获铁路系统批准，2010年2月象征性地举行了开工典礼。
2008年以后，数千名抗议者对此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它们对斯图加特的地方选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民盟（CDU）和社民党（SPD）因此失去了大量选票，绿党一跃成为最强的议会党团。从2010年秋开始，抗议者们定期举行“星期一游行”。在施工开始后，以及在拆除工作期间，即使在警察维持秩序的情况下，抗议运动也愈发激烈。2010年9月30日，抗议运动遭遇了最严重的对抗：警察对示威游行者使用了高压水枪、胡椒喷雾和警棍，双方有大量人员受伤。第二天，约10万名“斯图加特21”项目反对者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当局暴力执法。总体看来，即使开展了调解工作，组建了红绿联盟政府，此次抗议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全民公投的结果显示，显然有更多人赞成“斯图加特21”工程继续推进。
第四个抗议标志是一个特别的笑脸面具，它的原型是从前的一位英国官员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他在1605年策划了一次针对英格兰国王和威斯敏斯特宫（英格兰议会所在地）的轰动性炸药暗杀行动。他打算借此表达作为天主教教徒对英格兰政府迫害其教友的抗议。因为一名同谋泄露了行动，策划者们被逮捕并遭处死。英国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庆祝盖伊·福克斯阴谋未遂的活动，并以“篝火之夜”为名，包括各种火炬游行、放烟花和焚烧盖伊·福克斯人偶。在一首当时流行的童谣的第一节中，体现了人们对历史人物鲜活的记忆：“记住，记住11月5日这一天……”1982年以后，一部名为《V字仇杀队》［V wie Vendetta，原作阿兰·摩尔（Alan Mre），绘画大卫·劳埃德（David Llyd）］的漫画使得戴着面具的人物形象变得家喻户晓；漫画在2005年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V怪客”以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分子的身份单枪匹马地与当权者斗争。这个笑脸面具紧闭双唇、留着山羊胡子、唇下的胡须很长、眼缝狭长、黑色的眉毛高高挑起、皮肤苍白、脸颊微微发红。它成为众多抗议运动的国际通用标志。“V怪客”的人物形象在其中转换了角色，从恐怖分子演变成了一个适用于任何政治目的的隐姓埋名的自由斗士。此外，“匿名者（Annymus）”黑客活动分子在2008年针对基督教科学派，多次和“占领运动”一道针对大型集团、银行、政府、组织团体等限制信息、网络和言论自由的机构发起了抗议运动。“占领运动”和“匿名者”关心的都是不可预见的最新发生的世界政治事件：从银行、金融和欧元债务危机，到“阿拉伯之春”，到地中海、中东国家和乌克兰的政治局势，再到欧洲的紧缩政策，以及因此导致的例如希腊和西班牙年轻人的失业问题。这些“运动”的共同表现是不露脸，比如戴上面具：它们无组织、无政府主义、无等级，反对资本主义和革命，并且通过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联系。不过这个面具也可能会让人感到非常恐惧和危险，它背后隐含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任意互换，甚至在狂欢节和——比如根据2015年7月的报道——中国北方城市邯郸的一家服务性质公司举行的“无脸日”上也能见到。在“无脸日”的当天，公司员工被允许戴着面具上班，以在顾客对他们“永久性微笑”的期待中获得喘息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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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Wladimir Iljitsch Lenin）的名言也被用在了示威游行上：“如果这些德国人想要攻占一座车站，他们首先要买一张站台票。”不过事实上，当时的德国处在“最残暴的年代”，“在那些年月，政府绝不会对动乱存有半点容忍之心”［普兰特尔（Prantl）语］。无论对于1968年的反权威运动，对于针对“重新武装”和《紧急状态宪法》（Ntstandsverfassung）的早期抗议运动，还是对于抗议联邦国防军装备核武器来说，这句话都适用。反核能的抗议运动也并不是完全不使用暴力，而反对法兰克福机场18号跑道、反对慕尼黑机场扩建、反对“斯图加特21”项目，以及反对“没有选择地”公开接受经济援助等抗议运动则远远没有使用暴力。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些抗议运动的产生可以解释为“受过启蒙的、有公共关怀的市民的怀疑的注视”，没有这种注视，“政治和经济权力就会失去约束并腐化”（瓦尔特语）。他们认为，在德国这个“令人怀疑的社会”里，针对民主的异化，这样的抗议活动发挥了重要的“地震仪”作用。（引自瓦尔特）不管是对于本地和区域性抗议运动，还是对于国家乃至国际和全球性抗议运动来说，都是这样。社会网络中的抗议场面充满生气却容易消逝，变化才能使这些运动真正持续下去。它们愈发不容易被下定义，既没有固定的组织，也没有固定的领袖和发言人，更没有固定的主题。
096 钱—货币—通货膨胀
德国马克的原始阳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