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ld-Whrung-Inflatin
印钱的载体？这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怀念的德国马克的最后一个原始阳模。
这样一个硬币原始阳模简直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因为通过它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钱。冲压模的生产过程包括多个工序：借由一个现代缩放仪（较早时称“Strchenschnabel”），雕刻工人将一枚硬币的石膏图样复刻在一个钢制模具上。这个原始阳模展示了硬币凸面的图案，经过再加工、淬火和施加250吨的压力后，它的图案被印在了另一个钢制模具上（阴模）。压印成的阴模经过淬火、抛光和电镀硬铬处理后，又被制成了一个冲压模。德国马克的第一个原始阳模从1948年一直沿用到1970年，之后被这个新款阳模所取代；它所含铜和镍的比例保持75∶25不变。
德国马克最后一批冲压模很快就“可以被送进博物馆了”：1999年，德国决定引进欧元；2002年1月1日，德国正式启用欧元，直到2月28日以前仍可以使用德国马克进行支付。德国马克正式失效的前一天（2002年2月27日），德国经济部部长向柏林博物馆馆长移交了德国马克的最后一批冲压工具：这个原始阳模和最后5个冲压模。一个这样的冲压模就能压印出100多万枚硬币。
在最初被多数否决后，大多数德国人对2001年德国引入欧元表示乐观，不过37%的德国人仍对此持怀疑态度。上一次的货币改革虽然几乎没有给个人记忆留下印记，却极大地影响了德国人的集体记忆，当时的媒体反复回溯了1948年6月20日，即便这个当时的“某天”与引入欧元的日期很难相提并论，而且它们的走向也很不一样。德国引入欧元的计划是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并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的。而1948年实行货币改革的“某天”究竟是哪一天，改革后的纸币长什么样，以及汇率是多少，这些信息在最终宣布前则被严格保密。
从1948年1月开始，人们越来越常提出的问题是：“货币交割（Whrungsschnitt）”什么时候开始？它会产生什么影响？在没多大把握的情况下人们就推测，收获的时机还没到。谣言四起，不过没有人意识到从1947年10月起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印制的、从11月起输入德国的新纸币会带来什么结果。第二年6月，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这些新纸币被装在卡车中从法兰克福运送到了西占区的11个州立中央银行。在此前的几周乃至数月中，猜测之声不绝于耳：拥有帝国马克的人迅速支付账单，他们试图在货币转换前尽可能地获得有价值的商品，尽可能地享受服务。手握实物的人出手则愈发谨慎，因为他们期待获得“购买力更强的”货币作为交换。此外，黑市的繁荣不再，就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流通的主要货币“Ami香烟”也销声匿迹了。各种“有创意的”推测层出不穷，例如猜测国家铁路车票的到期日即是“货币交割日”等。连理发师都形容称，他们的顾客“就像逃难一样”争先恐后地享受最后的“福利”。
“某天”的日期应该是星期二至星期三夜间（6月15～16日）确定的，而谣言传的却是另一天，并称各州州长敦促及早确定日期，因为他们担心因此会出现一系列法律问题。个别纸媒在6月15日当天预测说，货币改革的日期可能会在6月25、26或27日确定。6月18日晚8点，官方宣布《货币法》将于6月20日正式生效，从星期一，即6月21日起，新的“德国马克”将作为西德的唯一货币被启用，小于1马克的零钱则继续沿用以前的货币单位，不过它们的币值只有改革前的十分之一。
“某天”当天，联邦德国的许多地方下起了雨，人们排起长长的队伍，只为领取他们的“赏金”：6月20日，有子女的人还可以替他们的子女领取40德国马克，一个月后再领取20德国马克，分别需支付40和20帝国马克，也就是说汇率为1∶1。个人银行存款最后以约10∶1的汇率换算成德国马克。宣布货币改革的那个星期日让所有亲身经历的人们都无法忘怀，他们也清晰地记得那天各自用第一张德国马克买了什么东西。
西柏林在三天后开始进行货币转换，供当地流通的新纸币上印有大写字母“B”。作为对西德货币改革的回应，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在宣布货币改革的那个星期六深夜至星期日凌晨立即关闭了边境。从8月4日开始，封锁圈彻底关闭，盟国开始搭建“空中桥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5月。苏联政府也于1948年6月23日在苏占区宣布实行货币改革，当第一笔70马克立即被支付出去时，新货币还没有印制出来，解决办法是在旧帝国马克纸币上盖章或贴上标记。东德依然实行定量配给制度，货币改革后，东德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奥托·诺马尔费尔布劳赫（Ott Nrmalverbraucher，意为“普通消费者”）盯着崭新的20德国马克纸币，充满了自豪之情，还有人经常在耳边说：“这就相当于美元。”战争看起来终于结束了，尤其在商店橱窗“突然”被奇货可居的商品再次填满的情况下。作为时代象征的1948年上映电影的男主角“奥托·诺马尔费尔布劳赫”则有了另一番遭遇：为了前往茨维考（Zwickau）探望母亲，35岁的格特·弗勒贝（Gert Frbe）在5月底预支了3000帝国马克的电影拍摄酬劳。当他返回柏林后，他的合同金额突然以1∶1的汇率转换了货币单位，如果不预支的话，他本应拿到支付能力更强的3000德国马克，因此他“十分恼火”。
在宣布实行货币改革的当天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在未与同盟国商议的情况下，透过广播电台宣布西德取消定量配给制和物价控制。第一批取消计划在第二天就开始实施，同时在“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下，它们发出了当时还无法预见的经济奇迹的起跑信号。长期以来，货币改革都被认作促使西德经济繁荣的原因，尽管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橱窗效应’的心理作用非常显著”［阿布勒茨豪泽（Abelshauser）语］，因此与其他任何日期相比，“某天”对于国家和经济的象征意义要大得多；不管是1949年5月23日宣布颁布《基本法》，还是1949年9月7日组建联邦议会，它们都没有获得这样的重视。从这一点来看，“货币交割的极端性”［布赫海姆（Buchheim）语］常常被人遗忘，因为货币改革后的一周，当人们得知他们存款的汇率时，“全体储户都震惊了”，“除了对小额存款有杀伤力以外，更多的打击还在后面”（布赫海姆语）；不过拥有有形资产的人要好一些。从1949年开始，广泛出现的对市场经济的批评之声迅速高涨起来，基民盟（CDU）将“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这一问题选作联邦议会选战的主题，并因此赢得了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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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二战后的通货膨胀与1920年代的那次通货膨胀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前者是“隐性的”，货币的贬值表面上看不出来。不过引起货币贬值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从1933年开始到纳粹专制统治的12年间，帝国银行实行的保币值政策由于庞大的货币发行量而逐渐疲软；又比如战前融资，战后资金流向了占领军等。在紧接着的战后（重建）时期，商品集聚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商品也就流向了物物交换市场和黑市。
相反，1920年代的“大”通货膨胀则是“显性的”，因为货币的贬值不管在物价上涨还是在工资上涨上，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从1914年一战爆发时起，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的不对等“潜滋暗长”，从1919～1920年开始“一路小跑”，最终在1923年“狂奔开来”——货币贬值的速度可以被这样形容。1914年8月中止货币保值制度（1918年底正式废除）是货币贬值的开端，它导致的结果是，帝国银行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一与货币流通量脱钩。随之而来的是，战争的成本通过贷款和战争借款来填补——它的回报长期被抱有太高的期望，即这些成本和更多的资金也许可以借由“胜利的和平（Siegfrieden）”转嫁到战争对手的头上；1870～1871年普法战争胜利后，法国向德国支付高额战争赔款的场景还留存在德国人的记忆中。
然而随着一战的失败，作为肇事者的德国没能将债务转移出去。此外，根据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德国还要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尽管除了实物支付之外还可以用外币或金马克支付，然而为了尽快筹集到必需的钱款，德国政府同时通过多印钞票来加大纸币发行量；这简直可以说是对本国货币的致命一击，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证明，德国难以承担《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债务。1914年7月，1美元还值4.2帝国马克，5年半后已是之前的10倍（1920年，1美元可以兑换42帝国马克），1922年中期已经高达100倍（1922年7月，1美元可以兑换420帝国马克），三个月后达到了1000倍，又三个月后竟高达10000倍。货币贬值的速度非常快：如果在1923年夏末想要喝一杯咖啡，标价为5000帝国马克，实际支付的金额更是高达8000帝国马克。大袋大袋和整车整车装满钞票的照片反映了令人震惊的真相，截至1923年11月20日，1美元给人们造成了相当于10000亿帝国马克的假象。
在此期间，德国的经济和银行业全面崩溃，政府在1923年9月停止印制纸币。从11月15日开始，德国纸马克与作为临时货币的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分离；按照1∶1000000的比价兑换后，1美元的价值再次回到了战前4.2帝国马克的水平；直到1925年初之前，旧纸币仍作为应急货币在市面流通。1924年8月30日颁布的《硬币法》确定了新的“帝国马克”，其流通量再次与黄金储备量挂钩。从这一层面来说，新的“帝国马克”和1876年发行的德意志帝国马克衔接上了。人们将通货膨胀的突然遏制称为“地产抵押马克奇迹”，它只是一个“心理学诡计”（瓦尔特语）：地产抵押马克因此可以保持稳定，因为它的发行数量一直受到限制。
不过在那个年代，恶性通货膨胀给德国造成的“伤痕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深”（《明镜周刊》2014年2月3日）。魏玛共和国成立后的头几年，德国的经济仍然笼罩在通货膨胀带来的阴影中，从1929年开始又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几乎没有机会稳固住德国的经济，也因此而“垮台”。
直到今天，德国人仍然十分惧怕通货膨胀：在害怕老龄化问题和癌症等致死疾病之后，害怕“他们的钱越变越少”已成为人们最大的担忧（2014年和2015年《安全报告》）。货币贬值给人们带来的创伤是德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话题。2015年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多数德国人对欧元持怀疑态度，47%的人认为德国引入欧元的举措弊大于利。20%的人不信赖统一货币，同样多的人希望重回“德国马克”的时代。尤其令人惊诧的是：2015年仍有47%的德国人在买东西时将售价换算成德国马克，其中60～69岁的人占60%，18～29岁的人也至少占了20%。［《德国经济新闻》（Deutsche Wirtschafts Nachrichten）2015年5月4日］不过，没有人再想重新启用这个原始阳模了。
097 我们是教宗
本笃十六世的专座
Wir sind Papst
这是好几个世纪以来的首位德国籍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专座，它出现在教宗访问德国期间的青年祈祷活动上。
在这把椅子上——更准确地说是在这个沙发上——曾坐着教宗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2011年9月24日在德国弗赖堡弥撒举办地，本笃十六世出席了一次由20000多人参加的晚间青年祈祷活动。这把椅子是弗赖堡总主教建筑管理局特意为这次活动设计的。它所使用的木头棱角分明，垫子不太软，唯一的装饰是教宗牧徽——它位于椅子高靠背的上方，让人一目了然。纹章左面的盾形图案是慕尼黑—弗赖辛总主教纹章上的“弗赖辛摩尔（Freisinger Mhr）”，右面的盾形图案是圣科比尼亚诺（Saint Crbinian）的熊，圣科比尼亚诺是“神的脚夫”和弗赖辛主教区的主保圣人。
本笃十六世本名是若瑟·拉辛格（Jseph Ratzinger，生于1927年），从1977年5月开始任慕尼黑—弗赖辛总主教，一个月后被选为枢机。纹章下方的扇贝图案是朝圣者的象征，它既代表了有关拉辛格最喜爱的古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us）的传说，也意指当时位于雷根斯堡的圣雅各布苏格兰修道院（Schttenklster St. Jakb），拉辛格也曾在那里任教。盾形纹章的后面是两把相互交叉的钥匙，它代表圣彼得授权教宗成为神在人间的代理人。盾形图案的下面第一次出现了罩袍图案，它是圣衣的一种，套在无袖礼袍上，代表教宗的身份是罗马教廷任命的总主教。纹章上加冕的不是一顶三重冕，而是一顶主教冠。作为新时代的首位教宗，本笃十六世选用这个教宗牧徽是为了更加突出置于教宗角色之下的主教间的友情；他的下一任也沿用了这个新标志。主教冠上的三条平行金带分别代表教会领袖的三大权力——圣统、司法和训导——它们被从中间垂直的一条金带相连，意味着教宗同时拥有这三项权力。教宗牧徽的配色具有象征意义：红色代表血液、生命和爱；黄色代表阳光，象征着天堂和永恒；白色代表天堂的圣人，只有教宗可以使用。
座椅朴素的浅桦木和白色的垫罩与弥撒格言以及教宗当天的发言互相呼应：“我是世界之光——你们也是世界之光！”在20000名手持灯光的青年的映照下，教宗继续说道，“是的，你们是世界之光，因为耶稣是你们的光。”不过当天活动的背景并不如配色和灯光营造出的那么纯粹与和谐。在活动当晚，除了按照官方预先给出的流程进行之外，这些青年还要就一些问题进行投票，比如同性恋是否有罪，是否应给女性授予神职，以及是否期待教宗在教会管理上作出一些改变……“年轻人大多站在了代表本笃的红色一方，几乎没有人选绿方”（《明镜周刊》2011年9月25日），天主教保守派随后提问说，弗赖堡总主教作为他统治教会下举办活动的负责人，是否“失去了掌控力”，尤其是仅通过投票产生的多数意见来评判教宗；他们认为投票行为是“一个在心理上对大众进行操控的典型例子”［奥肯费尔斯（Ockenfels）语］。这个问题在官方教会和众多世俗信徒及青年之间引发了争论，这些世俗信徒和青年喊出了“demkratie. amen. de”的口号，并强烈要求“在我们的教会实现更多的民主”。
本笃十六世在六年前成为教宗。在他被选为教宗之时，对于谁会作为教宗进入枢机团选举教宗的秘密会议室，谁又会作为枢机走出秘密会议室的预测一直没有停歇。三天前他刚过了78岁寿辰，因此比275年以来的任何一位教宗都要年长。除此之外，他作为枢机团团长领导着秘密会议室，约翰当了28年枢机，也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hannes Paul II）最亲密的知己，若望·保禄二世于2005年4月2日在教宗任期内逝世，享年84岁，在位共26年；有些媒体称本笃十六世为“教宗制造者”。不过在2005年4月19日（星期二）下午6点47分，圣彼得广场的阳台上响起了“我将宣告一件令人喜悦的事；新教宗诞生了……（Annunti vbis gaudium magnum；habemus papam...）”几句话，随后人们听到了“……神圣罗马教会的拉辛格枢机……（...Sanctae Rmanae Ecclesiae Cardinalem Ratzinger...）”的名字，世界为之沸腾。
没有在德国收看“现场直播”的人，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也能一眼看到“我们是教宗（Wir sind Papst）”的大字标题。《图片报》时任政治版负责人格奥尔格·施特赖特尔（Gerg Streiter）后来坦承，对于他来说，这三个词当时简直是“脱口而出”。这句话成了一种“狂热崇拜”，被多次印制、复印、改编、抄袭，还被用于艺术和广告领域；甚至有人充满恶意和嘲讽地推测说，《图片报》是不是要借机打出“我们死了（Wir sind tt）”的标题。其他德国报纸说《图片报》是“德国的观察家（Osservatre Tedesc）”——“这个赞叹还可以再优美一点”。不过《图片报》的这个大字标题也不是非要将德国人的身份认同感与“他们的”教宗联系起来，因为本笃十六世确实是从11世纪以来第一位出生于今德国境内的教宗。
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一大字标题囊括无数媒体大奖的事实。德国主教会议主席卡尔·莱曼枢机（Kardinal Karl Lehmann）坦承，当他在罗马听说（本笃十六世被选为教宗）这件事，并被问道：“现在选出来一个德国籍教宗，他的出场方式可以不一样了吧？”他感到“非常生气”。作为对这种质疑的回应，新教宗在第一次公开亮相时没有说德语。国际媒体也称他为“大审讯官”和“坦克将军”，或者“从青年希特勒到教宗拉辛格”。［《太阳报》（The Sun）］
一个站在天主教世界教会顶端的德国人所肩负的任务也是全球性的，实实在在地说，他必须将“所有相关者”（天主教徒）放在心上。在圣椅上效劳的人，出于履行职责的需要拥有梵蒂冈的国民身份，同时德国也承认双重国籍；不过他从来不用定期寄给他的选票表格，因为报道写明了“教宗不参与选举”（《明镜周刊》2005年11月4日）。即使不信仰天主教的德国人乐于看到一个德国人被选为教宗，也不会使加入教会的人更多：2005年有16000人加入或重新加入教会，不过同时有90000人退出教会；然而这个数字是1988年以来的最低值，后来退出教会的人更多，2014年达到了150000～218000人。
和教宗牧徽一样，确认教宗的名字也是流程的一部分。拉辛格枢机根据之前两位圣人的名字选择了“本笃”作为他的教宗名号：一位是“和平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1914～1922年在位），他曾试图插手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在世界范围内谋求正义与和解；另一位是5～6世纪西方隐修制度的始祖，努西亚的圣本笃（Benedikt vn Nursia），他确立了“敬拜是第一要事”的原则（见第43章“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科隆的迈斯纳枢机（Kardinal Meisner）认为，拉辛格被选为教宗是一个“奇迹”，是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助了他一臂之力。在梵蒂冈23年的经历让他拥有了“理想的先决条件”［莱曼（Lehmann）语］。与实际才能相比，这位神学家被吹捧得更高，人们对他担任教宗一职抱有很高的期待，同时也有很多人断言，他“一定会”打破常规（引自莱曼）；一旦拉辛格坐上教宗的位置，人们当然不希望他在领导方面比他的前任更有自由主义倾向。不过拉辛格毕竟作为科隆弗林斯枢机（Kardinal Frings）的顾问和演讲稿撰写人亲身经历了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1962～1965），会议上出现了深受改革派欢迎的观点，从这方面来说，拉辛格受了一些影响。
在2005年8月于科隆举行的第20届世界青年日大型庆祝活动上，本笃十六世出现了有希望出任教宗的苗头，他迅速认清了教会政治的现实。后来他在雷根斯堡教授的有关信仰和理性的课程（2006）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响，因为他在授课中引用了中世纪晚期的事例称，伊斯兰教被强加了未被解释清楚的权力；他批判这种权力是恶意的“仇恨布道”。他使用了很多外交手段，以及通过在当年年底出访土耳其，才将这场剧烈的风波平息下来。2007年，当他恢复1962年之前所谓的“脱利腾弥撒（Tridentinische Messe）”[1]的传统时，所有支持改革的人都感到不安。对此他只是想要纠正当初由保禄六世（Paul VI）推行的新弥撒形式，新弥撒同时推翻了旧传统，这让他深感震惊。本笃十六世并不愿意看到偏爱旧式礼拜仪式的人被视作“毒瘤”。2009年，本笃十六世撤销了对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Piusbruderschaft）四位传统保守主义主教绝罚的决定，此举被认为是“通神的灾难”［蒂克（Tück）语］：罗马教廷无疑忽略了他们中的一人是声名狼藉的大屠杀否定论者，他完全没有准备和解的善意。从此以后，本笃十六世的“教宗生涯蒙上了一层阴影”（蒂克语），对此他在柏林和弗赖堡发表的演讲也起不了多少弥补作用。
邀请教宗在德国联邦议会上发表讲话（2011年9月22日），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创举。邀请人是联邦议会议长，不过这一举动也遭到了反对，约六分之一的议员发起了抵制运动。教宗在讲话中谈到了法制国家的基础，并提出了在趋势愈发明显的“生命政治”背景下可能出现“人文生态学”的警告。在本笃十六世结束访问德国时，也就是青年晚间祈祷活动的第二天（9月25日），他发表了讲话，他提出了教会未来举办活动的方向性问题，不过一方面信徒们不知应怎样回答，另一方面，留给他们思考的问题至今仍没有答案。本笃十六世在许多演讲中都会提出一个问题：教会必须作出哪些改变以达到人们当今的要求？同时他强调，就这方面来说，如果历史上的世俗化“更加突显去世俗化教会在传教方面的成绩”，那么它本应该也是有好处的。他最后提出了“要宽容地面对教会世俗化”的要求。在他起程返回梵蒂冈之前，“谣传”他要退位，因为梵蒂冈教廷认为他做了“鲁莽的蠢事”（《明镜周刊》2011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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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听众可能没有料到，在不到一年半后，本笃十六世的教宗任期可能要以（几乎）史无前例的方式结束了：他在2013年2月11日宣布，自己将于2月28日晚上8点正式退位。禁忌被打破了，这也是一件罕见的大事：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一次——1294年，教宗克雷芒五世（Celestin V）在就任教宗五个多月后宣布退位。此外，本笃十六世曾两次前往意大利阿布鲁佐（Abruzzen）瞻仰克雷芒五世的遗骨，一次是2009年当地发生严重地震之后，一次是2010年。本笃十六世第一次瞻仰克雷芒五世遗骨时，他将自己的罩袍盖在坟墓上的行为令许多天主教徒深表惊讶。第二次，他赞扬克雷芒五世是教会的榜样。此前还有一件事值得回忆：若瑟·拉辛格早在1969年就提议将总主教的任期限制到8年，这一想法只能成为对教宗任期的“一次试探”，否则“在当时可能会被视为渎圣”［泽克勒（Seckler）语，引自蒂克］。本笃十六世的教宗任期持续了7年10个月零9天。
不管是教宗任期内的丑闻（“教廷解密”事件、梵蒂冈银行财务操作疑云、与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的矛盾、滥用权力事件等），还是近在咫尺的影响——他前任的“辞世”也许对他作出退位决定产生了长期影响——都不是本笃十六世决定退位的原因：这个自愿作出的决定是“划时代的一步，它将在公元纪元第三个千年改变人们对教宗这一身份的认识”（蒂克语）。此外，通过这种方式，这位德国教宗再次书写了历史：“我们退位了。”
098 朋友间的刺探
默克尔的手机
Aussphen unter Freunden
美国连“朋友”德国的高科技也破了：它就是联邦总理默克尔的西门子S 55手机。
2006年6月9日，当联邦总理默克尔将自己的手机赠送给位于波恩的联邦德国历史博物馆时，移动通信世界仍旧波澜不惊。早在默克尔于2005年11月22日上任德国总理之前，她的S 55手机以及之前用过的各个机型，连同她标志性的“菱形”手势和她夹克衫上相似的纽扣一样，已经成了她独特的个人风格之一。默克尔拿着S 55手机打电话的样子成了政治界新通信方式的一个象征。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hl）和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都是请别人打或者接电话——特别是后者在公共场合几乎不碰电话。默克尔则自己打电话，而且也经常在公开场合这样做。
S 55是移动电话中的高档货，卖得最多的北极蓝版本当时售价为368欧元。这对于默克尔来说倒不算什么，毕竟这是她的公务手机。而且据局内人所言，这个手机实际上“并非出于娱乐考虑设计，而是立足于日常事务”，“是不同生活情境下一个很好的向导”。这部手机重85克，尺寸小巧易用，又有很多总理女士其实用不上的功能：短信可以发760个字母，这对于默克尔来说应该够了。其他的功能她实际上很少用，当然，电话簿中的条目一天天多了起来。
而七年之后，移动通信世界却巨浪滔天。2013年10月爆出消息称，那个有人钦佩有人讥讽的“默克尔的手机”，十年以来一直被人监听。美国国家安全局侦察目标的秘密清单中，就包含默克尔的手机号码。面对这条在世界广泛传播的电视新闻时，默克尔的表态发自内心而又语意真诚：“我也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被窃听了。”
第一重丑闻：是因为她自己不知道也无法设想这样的事情出现，于是就不想承认吗？第二重丑闻：对于一个35岁以前就生活在那种政府系统性地对居民实施监控状态下的人，得知此事的震惊程度会比那些在民主体制下成长的人高多少？第三重丑闻：即便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德国境内窃听电话通信的行为早就为人所知，联邦总理却直至今日才表现对此事的重视，没错，是在受到侮辱后才指出：“在朋友之间搞侦察行动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刺探行为总是令人愤怒，不过只有涉及个案时情绪才真正会被点燃。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wden）便透露过，自己之前的雇主至少刺探了来自世界各国35个最高领导人的信息。那么先后五次当选“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女性”（《福布斯》排行榜）的默克尔又怎会不在其中？根据德国《明镜周刊》提供的信息，从2002年开始，默克尔就已经位列美国“国家安全局侦察目标清单”之中。随着对默克尔总理手机窃听行动的曝光，美国的监听丑闻终于在德国落地。德国人“不希望在德国出现美国的数字占领军”［汉斯—彼得·乌尔（Hans-Peter Uhl）语］，他们还担心，自己已然被各种适于用来刺探行踪的技术监控了起来。人们现在明白，既不能被所谓的情报机构所控制，也不能被世界上的“谷歌”企业们所控制。显然，谁刺探情报，谁就能为自己谋得优势。
经过数月的预先准备，2014年6月德国联邦总检察院启动了一项针对此案的调查程序，一年之后却陷于停滞。当时的新闻发布会称：“相关指控无法从刑法角度获得有力的支持。”字里行间不只有《明镜周刊》一家媒体嗅到了“从轻发落”的气息（明镜在线，2015年6月15日）。然而其间披露的其他文件清楚表明，美国国家安全局不仅窃听联邦总理的内部谈话，同样波及的还有一些部长及官员。台前作出政治决策，后面的内部考虑就这样为他人所知。2015年6月底，在德国电视二台的晨间新闻节目中，一位部长提出“（在窃听这个话题上）人们的关系变得充满讽刺，我们各政府部门不会通过电话做任何有必要的窃听工作”——他可能事先得到了西格玛·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的首肯。他接着就将话题转向了政府间的信任危机，并以此阐述自己作为经济与能源部部长更加忧虑美国国家安全局是否也刺探了与德国经济有关的情报。然后，这种怀疑的声音也日渐增强，直到演化出新的疑问——德国联邦情报局作为美国情报机构紧密合作的盟友，对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提供了多少帮助？
正当德国上下处于对美国间谍行为巨大的震怒情绪之中时，美国人对此的看法却完全不同。美国知名记者詹姆斯·基奇克（James Kirchick）的报道简直就是在挑衅：“我们因此必须刺探德国的情报。”（《法兰克福汇报》2015年7月11日）他认为在经济上德国同俄罗斯交往密切，德国三分之二的石油天然气要从俄罗斯进口，而且他认为多数德国人对普京及其吞并克里米亚地区的行为抱有同情。他同时断言，“柏林并不是一个多么值得信任的伙伴”，德国对于美国实施间谍行为的怒火是“伪君子式”的表现。不难想象美国会有多少人赞同他的观点，美国人通常会相信自己的总统对于手下情报部门试图窃听他国领导人的行为并不知情，而他也不会想知道有关的详细情况。同时，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n）也明确对外表态称，美国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签订过“不派间谍的条约”。（明镜在线，2014年7月7日）
显然，人的隐私权存在边界，不仅是在国家之间，也在国家和公民之间。19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司法学家提出并发展了有关“隐私”的司法概念。［引自布尔（Bull）］在德国，对公民个人空间的保护又同广泛意义上的隐私权保护区分开来，如德国《基本法》第1章第2条中写明：“每个人都有自由发展自己人格的权利”，其边界以“保障他人权利”为限。此外，《基本法》还保障公民具有邮电通信中的隐私权（第10条），以及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第13条）。公民权利地位的整个体系具体来说分为“对自身面貌、意见、言语和个人信息”等诸项权利。（引自布尔）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我们已经离所谓“隐私的终结”越来越近。前联邦宪法律师于尔根·屈林（Jürgen Kühling）曾在被称为“另一本宪法保卫报告”的《基本法报告2003》（Grundrechte-Reprt 2003）中断定，电信秘密已经“全军覆没”。这个情景比官方承认的情况更让人垂头丧气。
事实上，一股“反美主义的暗流”正在悄然形成。阿伦斯巴赫研究所的问卷调查显示，德美关系遭受了严重破坏，德国人之于美国人也“名誉扫地”［彼得森（Petersen）语］。德国和欧洲政界对此的反应显得十分无助，甚至被尖锐地批评为“荒谬的政府内阁”［申瓦尔特（Schinwald）语］。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系统“棱镜（Prism）”自2005年投入使用以来，已经使美国具有了全球监控的能力。项目启动八年之后，斯诺登于2013年6月将手中的材料秘密转交给了媒体。英国《卫报》公布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含有相关信息的硬盘则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由英国情报部门销毁。美国国家检察院以间谍罪通缉并追捕斯诺登。不过，如何处理斯诺登泄露出的信息却一直充满争议。尽管斯诺登彻底揭露了这桩“有史以来最大的信息安全和情报丑闻”，做了一件值得感谢的好事，但不管是从媒体角度还是从政府官方考虑，谁都无法真正开口对他道谢。不过即便如此，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还是称赞了斯诺登的做法：反间谍行为一直被人耻笑成多余的行为，直到斯诺登的出现。（法兰克福汇报网，2015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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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上其他科技革新相比，互联网对人们的通信和社会关系的改造都更加持续而深远。它的网络关系、知识传递、信息存储等诸多功能，以及个人和社群通过网络进行的互动和关怀，都给人们带来了充分的舒适感，同时也减轻了负担。这一切既为所谓“社群”而生，也为每个参与的个体而生。多年以前，一位名为欧帕舍夫斯基（Opaschwski）的未来学者就断言，网络将成为很多人同外界相连的“脐带”——这其实已经差不多变成了现实。是不是很可怕？虽然“社交媒体”既不是个人信息泄露途径的开始也绝不会是终结，但它的确揭示并造成了人际关系边界消融问题上的“量子级”跃升。
才一代多人的时间，就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联邦德国上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987年，本来普查计划在1981年实施，中间被耽误不说，规则也要按照联邦宪法法院1983年12月的判决重新设计。信息的自主权是由宪法赋予的保障公民尊严并自由展现人格等权利衍生出的基本权利，这要求在人口普查中关于身份信息的内容要同调查问卷分开，以保证接受问卷调查者能够以匿名状态提供信息。结果这次人口普查在1987年最终实施时，还是保持了原本的形式。强制取得个人信息的行为当时在公众中引发了巨大争议，并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但这期间，人们“自愿”泄露的各类信息却比他们想象的更多，泄露信息的工具包括计算机、移动电话等，而最重要的就是已经被4000万德国人拿在手中的智能手机。（引自2014年2月的统计数据）
所以，默克尔这位“短信总理”的手机也成了各种信息挤进我们生活空间的一个标志——不管我们是否需要或者愿意。而2014年时有79%的德国人在生活中保持在线状态［引自艾梅伦（Eimeren）与弗雷斯（Frees），2014年3～4月］，2018年已达到85%，人们平均每天“网上冲浪”的时间达到2小时45分钟——不过，只有30%的德国人愿意使用社交网络。
当然，政治活动和政治风格将继续被移动通信手段改变，但要问具体会怎样，显然还难以预测。开展政治攻势时散播消息的准确性有望提高，但本身的分量也可能会降低。如果互联网通过长期打造政治氛围对选举进行事先影响，那么看起来后民主时代的政治关系已然出现了。
2014年6月有消息称，默克尔有了一部具有特殊加密功能的防窃听加密手机。没过几天就又传出消息，说这部手机的防线已经被“敲开”。谁会感到惊奇呢？现实社会已比小说《1984》中设想的走得更远。现代信息企业的“监控系统真的像宇宙一样浩瀚无边，其中各种各样的数字路径秘密、平静又悄无声息地运行着”［格斯纳（Gssner）语］。人们如今觉察不到的窥探，不久以后就会被人们称为“在接受审查方面的小小里程碑”［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语］。那么未来呢？
099 能源转型
大型蓄电池储能站
Die Energiewende
这是一栋占地400平方米、高5.6米的二层建筑，在它1600个架式“托盘”上，25600个蓄电池组电池全自动化地运行着。
建在高海拔湖上的风轮、带有收集太阳能的屋顶、巨型新式输电系统——由此联想到的“能源转型”概念涉及了方方面面。从这一点来说，电池的功能是最单一的，不过在能源储存上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合适了。
2014年以来，能源提供商WEMAG公司在德国什未林（Schwerin）运营着欧洲最大的商用蓄电池储能站。如同体育馆大小的500万瓦特锂—紫罗烯储能站是由柏林的电网和储能专业公司Yunics设计的：借此，一个全自动的电池储能系统在欧洲首次建立了电网频率的短期波动，它可以使得通过风能和太阳能发的电稳定地输送到现有电网中。由韩国三星SDI公司生产的25600块蓄电池组电池以0.001秒的速度将电能储存起来，电池使用寿命长达二十年。对此德国环境部提供了130万欧元的启动资金；根据WEMAG公司提供的数据，此蓄电池储能站一旦投产即可实现盈利，它所产生的收益超过对其经济性测算的预期。
此外，2014年在马格德堡（Magdeburg）还建立了类似的设施，当地的蓄电池储能站为可移动式，其大小相当于一节火车车厢；它的功率为100万瓦特，可以单独向此大型蓄电池储能站的测试机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及全所150名员工连续供电5小时。出于稳定电网电流的需要，通过再生能源生产的过剩电能也可以被这样的储能站储存和释放。世界上最大的蓄电池储能站在中国，它于2014年由中国比亚迪公司（BYD）在深圳投产运营，容量为40兆瓦时（MWh），当地已计划再建造一座容量为200兆瓦时的蓄电池储能站。
有关蓄电池技术研究的竞争非常激烈：其中一个世界巨头是2003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成立的特斯拉公司（Tesla），它的主业是生产车用蓄电池。公司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Eln Musk）梦想将特斯拉生产的蓄电池遍布全美国，他的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全世界使用能源的种类和方式”。
在蓄电池技术方面，德国的早期领先地位已经被超越。美因茨医生卡尔·加斯纳（Carl Gassner）在1886～1887年就为其研制的首个干电池（组）申请了专利，它可以装在电门铃上。人们通常认为保罗·施密特（Paul Schmidt）是干电池和手电筒真正的发明人，他先后在1896和1906年为其申请了专利。他于1903年在柏林开始进行批量生产，1913年以后创建品牌Daimn，将电池和手电筒推向世界市场。保罗·施密特创办的公司在1983年被美国金霸王公司（Duracell）收购。德国也有研发蓄电池的传统，1887年在德国哈根（Hagen）成立的瓦尔塔公司（Varta）就是首批蓄电池生产商之一；蓄电池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迅速壮大的汽车工业、电报和信号装置，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研发的潜水艇上。
直到1980年代蓄电池储能站出现以前，提水蓄能电站被证明是平衡电压波动和尖峰负荷唯一且最优的技术手段。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利用电力系统低容负荷时的多余电能将水从一个低水位蓄水池抽到高水位蓄水池。在必要的情况的下，被抽上高水位蓄水池的水重新流回原蓄水池，驱动涡轮机发电。提水蓄能电站的有效系数高达75%～80%。第一座提水蓄能电站于一战期间在巴登投入运行。如今当地已建造了31座提水蓄能电站，总容量为40千兆瓦时（GWh），即使如此也只能满足约30分钟的州电量需求。适合建造提水蓄能电站的地点很难找，此外投资成本也很高。
还有一种选择是压缩空气蓄能电站，将压缩后的空气储存在人工建造的地下盐岩洞中，在必要的情况下带动涡轮机发电，并在这个过程中被排出。不过现在世界上只有2座这样的蓄能电站。因为迄今为止，压缩空气蓄能电站的有效系数最多只达到了55%，原定在德国施塔斯富尔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Stafurt/Sachsen-Anhalt）建造压缩空气蓄能电站的计划由于缺乏市场前景而搁置，也就不足为奇了；建造压缩空气蓄能电站的成本高昂且受制于建造地的地理条件。
实际上，寻找解决储能问题的办法是能源转型的核心难题，因为人们始终缺少足够有效的短期和长期储能手段。为了弥补这一薄弱环节，德国政府的政策转向了“绿色革命”，在使用烟煤和褐煤等传统能源的州，未来的能源获取应从“不洁净的”煤和“危险的”核能过渡到诸如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此外，政府和企业在取代煤炭能源的同时逐渐淘汰核能的双重目标上几乎很难取得一致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德国整体能源结构的彻底转型问题。对此德国制定的目标可谓雄心勃勃：到2035和2050年，德国分别应有55%～60%和至少80%的电能来自可再生能源，这意味着在20～35年内对能源转换关系的彻底逆转。然而，德国截至2012年只有22%的电能来自可再生能源（其中风能7.3%，生物和垃圾能源6.6%，太阳能光伏4.6%，水力3.3%），72%的电能来自燃煤（其中褐煤25.6%，烟煤19.1%），11.3%的电能来自天然气，16%的电能来自核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