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的宝座座椅被安置在由石灰石制成的基座上，由4块二次利用的、适合制作座椅的大理石板组成，石板厚2.5～4厘米。制作宝座座椅的这些大理石板已经是第三次被使用了，上面粗糙雕刻的大量罗马士兵和基督教徒（十字符号和髑髅地）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目前尚未确定它们是否属于圣髑的一部分——它们也许来自圣墓教堂。其中两块——至少是那块刻有直棋棋盘的颊板——此前可能被用作地板。座椅左右两侧的颊板有一个独特的凹形弧度，靠背的上部在19世纪初才被做成弧形，之前它的形状近似于一个等边梯形。宽大的座板上可能曾经放置了带有一个厚垫子的木制构造物。4块大理石板通过6个被弯成直角的铜夹片相连接，每个铜夹片通过4颗铆钉与石板固定。宝座内部还放置了一个如今重新修缮过的、类似矮凳的木制构造物，它的作用是支撑大理石座板的支承面；1970年代的研究确定，最初使用的橡木来自930年，较近的研究则称其来自800年，不过这种说法最终没有得到证实。
令人深感困惑的是，查理大帝有没有可能在教堂的另一处使用这个宝座举行加冕典礼？宝座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放置在了现如今的位置上呢？尽管科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很多调查和研究，然而截至今天仍无法准确定年。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宝座最有可能在10～11世纪被放置到这里”，不过“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罗本迪语，引自穆勒（Müller）、巴伊尔（Bayer）与克尔讷（Kerner）］。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宝座所在的地点与一个拜占庭皇室教堂的宝座所在地相吻合。查理大帝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并没有提到它，可能因为这个宝座在他所处的年代还未出现，也可能被他故意忽略了，就像也没有被他特意提及的祭坛一样。
还在加洛林时期，虔诚者路易（Ludwig der Frmme）和他的儿子洛泰尔一世（Lthar I）分别于813和817年在当时玛利亚教堂的救世主祭坛被加冕为共治皇帝；此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经历了多达30次更迭，从936年即位的奥托一世开始，到1531年登基的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结束，1356年颁布的《黄金诏书》（Gldene Bulle）确立了皇帝的推选制度。出于加冕传统的考虑，奥托一世有意选择在亚琛接受加冕。在他之后，（几乎）所有的中世纪国王都在受涂油礼和加冕仪式后登上了这个“查理大帝宝座”，后来除了涂圣油之外，坐在此宝座上接受加冕成了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宝座成了“地点固定的权力象征”［彼得索恩（Petershn）语，引自克尔讷，2004］。康拉德二世（Knrad II）的传记作者维珀（Wip）称此宝座为“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总主教办公地”。
特定的加冕仪式也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标准的流程（引自克尔讷，2014）是：城市和教会的代理人在城门处迎接被加冕人，隆重地陪同他前往玛利亚教堂，进入八角殿堂。在那里，被加冕人面朝下、伸开双臂、身体呈十字形趴在地上，聆听《赞美颂》（Te Deum），然后进行祷告和奉献礼拜，之后紧接着进行加冕礼。在美因茨和特里尔总主教的引领下，被加冕人从尼古拉斯祈祷室（Niklauskapelle）走向玛利亚祭坛（Marienaltar）。在那里，科隆总主教让被加冕人庄严起誓，对他行涂油礼，将权杖、十字圣球和圣剑交给他，最后同另两位总主教一起对他行加冕礼。就像维杜金德描写的那样，被加冕人随后被引领上通往大堂高处的台阶，坐在宝座上。最后，他对着公元800年前后产生于亚琛的珍贵四福音书起誓，并在加冕宴会上发表誓言，诸侯和选帝侯（按照《黄金诏书》的规定）在宴会上依次行使他们的职责，即萨克森公爵作为内廷大臣、勃兰登堡边境伯爵作为司库大臣、莱茵-普法尔茨伯爵作为膳务大臣，以及波西米亚国王作为掌酒大臣。国王在接受加冕后的第三天宣布新的诸侯封地。他先被笼统地称为“国王（rex）”，11世纪中叶以后才被正式称为统治“罗马帝国（Imperium Rmanum）”的“罗马人之王（Rmanrum rex）”。1157年罗马帝国开始称“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13世纪中叶开始称“神圣罗马帝国（Sacrum Imperium Rmanrum）”，德语为“das Heilige Rmische Reich”。15世纪后二三十年在此称谓前又加上了“德意志民族（deutscher Natin）”。
查理大帝宝座之所以受人敬仰，是因为德意志历代国王都以纪念查理大帝的方式坐在上面接受加冕。因此人们认为，中世纪的亚琛拥有“丰富多彩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是欧洲的‘首都’”（克尔讷语，2000）。科隆总主教于1562年逝世，这场更称得上“意外”的事件终结了亚琛作为加冕圣地的地位，它不再成为加冕典礼的传统举行地。在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被选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7位选帝侯一致决定将加冕典礼改到美因茨总主教管辖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尽管亚琛多次作出履行加冕地职责的保证，然而从那时起，加冕典礼就固定在法兰克福的托洛梅乌斯教堂（Barthlmuskirche）举行。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1636年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另一次是1690年在奥格斯堡（Augsburg）。
查理大帝宝座仍然是受人敬仰的“圣髑”，只不过作为“加冕地”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约250年后，拿破仑的称帝才让人们回想起它“加冕地”的意义：加冕典礼于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Ntre Dame de Paris）举行，拿破仑在精神上和仪式上都模仿了查理大帝。他曾经考虑过将加冕地选在当时属于法兰西帝国的亚琛，还在他称帝和加冕期间前往亚琛瞻仰了查理大帝宝座。据说，他在1804年9月登上了宝座，并说了一句话：“我是查理曼。（Je suis Charlemagne.）”他的夫人约瑟芬（Jsephine）在坐过冰凉的大理石宝座后便患了感冒。在1898年的一幅油画中，拿破仑身着军装，头戴三角帽，以他经典的姿势站在台阶的中央，下方站着他的3个军官，他向不远处放着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冠的宝座投去了极其尊敬的目光。法国的历史画家亨利-保罗·莫特（Henri-Paul Mtte）想要通过这幅画表现拿破仑对传统权力的追求；事实上，在拿破仑到访亚琛时，这顶皇冠已经在法国人来之前被安全转移到了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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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世纪民族意识的高涨，德意志人民开始重新怀念查理大帝。1839年，在一次竞选中，亚琛市政府委托23岁的阿尔弗雷德·雷特尔（Alfred Rethel）创作8幅表现查理大帝生活的湿壁画，用以装饰所谓的“加冕大厅”。其中一幅草图（最终未完成）的背景就是虔诚者路易于813年坐在查理大帝宝座上接受加冕的场景，在这样的历史画面中，宝座只是一个布景。直到六十年以后，真正的宝座才以“不体面的状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当时的大教堂建造者约瑟夫·布赫克雷默（Jseph Buchkremer）在1899年的一份鉴定意见中这样描述道［格奥尔基（Gergi）语］。此外，当时发现的宝座座位上还放有一个红色天鹅绒垫子。同年宝座开始进行复原，繁复的修复工作一直持续到了1936年。
在“第三帝国”时期，查理大帝被“充满矛盾地”［帕珀（Pape）语］“占有”。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赫尔曼·戈林（Hermann Gring）曾来到亚琛大教堂，“大摇大摆地”坐在宝座上，还“悻悻地”（格奥尔基语）掸了掸沾在白色制服上的灰尘。在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senberg）和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策划下，查理大帝变成了一位萨克森屠夫，他手下的头目维杜金德反而摇身一变，成了反对法国扩张的“血与土的斗士”，还作为典型人物被纳入纳粹的历史体系。希特勒本人对罗森堡主导的这种片面的解释发出警告，他认为“元首”的形象不应再是萨克森公爵的样子，而应该逐渐向查理大帝看齐。不过他的“政治诉求维持在了一定限度之内”（帕珀语），由此查理大帝并没有被纳入纳粹的节日文化。尽管如此，纳粹还是在1942年于亚琛举行了一场纪念查理大帝诞辰1200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在此期间，纳粹党卫军还组建了一支由法国志愿军组成的“查理曼师（Divisin Charlemagne）”。
1941年7月，亚琛首次遭到猛烈空袭，此后宝座被一圈带有铁护栏的厚砖墙围住保护起来，基座下的空隙被塞上方木料支撑；这项工作是由被驱逐的外籍劳工完成的。当时德国对赢得战争还抱有很大希望，因此对宝座的保护措施只是出于暂时性考虑，处理工作的完成度也相应打了折扣。当时也没人料到，1948年底宝座就开始从“掩体”中暴露。从那时起，科学家们几乎每十年都会对这个“德国历史无声的见证人”［施拉姆（Schramm）语，引自克尔讷，2004］展开一番新的研究，其中不乏一些反驳的观点，还包括许多可能性的解释，然而它们最终都无法得到印证。
008 上帝、统治和经济的符号
特里尔的市集十字架
Gttes-，Herrschafts-und Wirtschaftszeichen
这可能是德国最古老的市集十字架，来自10世纪的它向我们展示了由历史“讲述”的一些变化。
这可能是德国最古老的市集十字架，原件在1964年被送进了博物馆，在那里它可以免遭大气环境的破坏。它曾是至高无上权力的标志，在10世纪时被竖立在诞生地——几近正方形的特里尔市的几何中心，它的位置恰好处于亚琛大教堂（即上一章的玛利亚教堂）的中轴线上。它由三层（也可能是五层）基座及上面的罗马花岗石柱、砂石柱顶与石灰石制成的十字架组成。十字架呈等臂长，四端为壶口样式，其上雕刻有植物纹饰，中心的圆形雕饰是一只象征救赎次序的羊羔，带有这种图案的十字架和柱顶一样，它们首次出现在欧洲大陆的地点都是特里尔，也都是8世纪以后主要从英国流传过来的。柱顶呈圣餐杯形状，上面装饰着棕叶和荷花造型的带状雕刻，其上的平冠板已被大面积剥蚀，原本刻有的“特里尔总主教将我建造（Henricus archiepiscpus Treverensis me erexit）”的字样已基本不能辨识。
亨利一世（Heinrich I）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的亲戚，并于956～964年担任特里尔总主教，同时是经皇室授予和教宗确立的世俗和教会城市领主。特里尔是从诺曼人于882年复活节进行的毁灭性侵袭中缓慢重建的。考古研究发现，市集十字架下的燃烧层是当年惨烈战斗留下的痕迹；当时城市的海拔高度比现在要低2～3米。为了加速恢复经济，亨利决定在紧邻大教堂的位置新建一个市集。十字架是统治意识和城市发展政策的代表，它首先明确了总主教作为城市领主要确保市集的和平秩序，并行使对市集的裁判管辖权。此外他还拥有铸币权。将市集设在大教堂附近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也是为了更加方便管理。除此之外，市集还是城市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教堂的僧侣则是重要的消费群体。
根据《特雷维尔人》（Gesta Treverrum，1105）中关于创始说的描述，早在罗马建立前1300年，亚述国王尼努斯（Ninus）的儿子特里贝塔（Trebeta）就创建了特里尔。尽管约公元前2500年这个时间并不是确凿无疑，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罗马人在公元元年前不久建立的“奥古斯都大帝的特雷维尔城（Augusta Treverrum）”就是现在的特里尔。它在中世纪还只有罗马城的一半大，且更重视发展北部地区。城市以新市集为中心向外扩展。当时的市集更像是一个零售市场，这一点从邻近的街道名就可以看出来，大宗贸易则可能在特里尔老港口附近的地方开展，那里是从罗马时代延续下来的交易地，不过在当时应位于中世纪的城墙以外。它在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作“马市”，在中世纪被称作“囤货场（Am Staffel）”，这表明路过的商人可以将他们的货物堆放在那里，并在指定的时间内出售，以此来保护本地商人的优先售卖权。在它的附近还有一条“搬运工小巷（Sacktrgergasse）”。和其他城市一样，特里尔也拥有诸如设在罗马桥上和新城门前的其他市集。对于当时每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来说，货物存放权和经销权都是重要的前提条件。
和其他城市一样，当时的特里尔以农业生产为主，但也为满足大教堂的需求而发展了各种手工业。它同时也是城郊的中央市集和重要转运地。异地贸易（葡萄酒除外）在特里尔处于次要地位，即便如此，它在公元1000年甚至与莱茵河流域重要的市集中心（科隆和美因茨）齐名，在中世纪盛期的普罗旺斯和当时欧洲最主要的贸易博览会（法国香槟地区）上，都能不时地听到有关特里尔商人的消息。最迟在11世纪，犹太人在这样的异地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关于大教堂附近第一个犹太聚居区的消息也可以追溯到11世纪；特里尔的犹太巷距离市集十字架仅一步之遥。
市集通常在固定时间开放。零售贸易每天都会进行，像大宗贸易和异地贸易这样的跨地区交易则在宗教节日期间进行。12世纪以后的特里尔跨地区贸易市集就是这样，比如在圣彼得和圣保罗日（6月29日）、马克西米利安日（5月29日）和圣保林日（8月31日）开放；不过长远来看，只有前面提到的零售贸易市集能够存续。
如今我们还可以通过市集十字架的基座推测十字架在法律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基座上的4个洞孔被带有铁镣、脚镣和耻辱石的链条固定，这表示它在当地举行的市集审判中曾被用作刑柱。从13世纪开始，这样的刑柱在执行惩戒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它常常也会在建城前被用来授予市集权，而不仅限于像特里尔这样的主教城市使用。
特里尔市民意识的发展比其他城市要相对晚一些。市集十字架狭窄的矩形侧面上刻有手拿钥匙的圣彼得半身像，他是特里尔城市徽章上的圣人：他右手拿着一把钥匙，左手拿着一本书，长袍的一部分搭在左肩上。这样的城市守护神形象首次出现在1396年的纺织行业公章上，在1470年前后的议会徽章手册中，也能找到类似的图案。至少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特里尔市才有权决定市集十字架的象征性意义。在十字架南侧钻孔安装的日晷晷针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并不能确定它产生的具体年代，但是至少在16世纪后便出现了相关的文字记载。据推测，彼得勒斯圣人形象和日晷都是在中世纪晚期被加上去的。
市集十字架上还有一篇描写奇观的碑文，碑文表明，与教会相比，特里尔市拥有愈发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纪念这个从天上降临到人们头顶的十字标志。958年耶稣降临，第二年教宗即位。（Ob memriam signrum crucis quae caelitus super hmines venerant ann dminicae incarnatinis dcccclviii ann ver episcpus sui secund.）”据说在市集十字架被竖立的当年，有数个十字形记号从天而降，因此它被视为上帝的化身；同时代的人都会反复提及这种极其罕见的天气现象。这篇碑文出现的时间肯定不是10世纪，而是最早于12世纪，最晚于15世纪末期。据猜测，愈发自信的市政府可能想通过刻在市集十字架上的这篇碑文重新定义城市守护神，并把市集十字架仅当成一种纪念碑看待。当15世纪中期的城市行会在一次暴动中任命了一名市长，这个目的兴许已经达到了。由此，市集十字架最初作为至高无上权力标志的意义被曲解了，而且人们是否能真正理解这样的再定义，仍很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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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个世纪，特别是许多动荡和战争年代之后，市集十字架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不论是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还是在路易十四针对尼德兰战争更为密集的炮火中，特里尔不断遭受袭击。法国人在特里尔新建了防御工事并拆除了许多建筑物。从18世纪初开始，在经历了约100年的战争阴影后，特里尔才渐渐恢复了元气，出于战后重建的迫切需要，各类建造方兴未艾。在这样的背景下，市集十字架在竖立起766年后也被重新修复：十字架东侧碑文下新增的“修复于1724年（Renvatum 1724）”字样就是证明。
在当时所有商业经营者之中，小商贩和商人最顺利地度过了战争和占领时期。大批移民主要从意大利涌入特里尔；因为特里尔港口的吞吐能力非常强，葡萄酒贸易和船员起了重要作用。货物堆放权和其他对贸易关系重大的规定都必须获得城市领主的批准。在决定对市集十字架进行修缮时，市议会抓住机会提议采取更多的措施促进贸易发展。为此又设立了两个博览会，分别在每年7月前后的圣彼得和圣保罗日举行两周，每年的11月举行一周，其持续的时间明显要长于现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市集十字架进行修复意义重大。可以看出，与推行贸易促进措施密切相关的，是由财政官员指导和城市领主把控的经济政策。
1979年的考古研究表明，市集十字架可能在1830年代前后被搬离大教堂的中轴线，向东南方向移了3米多，并在那时将它三层的基座改成了一层。研究还指出，在纳粹统治期间，紧邻市集十字架的地方曾有过一个五朔节花柱的地基，其上竖立的花柱进一步体现了当地人对农业，以及对日耳曼民族的崇拜，当然也少不了带有纳粹标志的“装饰”，这种崇拜掩盖了市集十字架在基督教和经济上的象征意义。
德国汽车大众化开始以后，尤其出于环境污染的考虑，有必要将经历了240年（1964）风雨的市集十字架原件替换成复制品。2004年以后，市集十字架的复制品被刷上了彩色油漆：柱顶被涂成红黑相间的颜色，十字架的主体被涂成黑色，碑文和描边使用了金色，这种配色是德国早期所有彩饰翻新时使用的颜色；从1571年开始，红色作为十字架的颜色、白色作为羊的颜色、金色作为圣彼得的颜色被流传下来，不过在早期历史中并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
009 君权神授和帝王统治
神圣罗马帝国皇冠
Gttesgnadentum und Kaiserherrschaft
这顶珍贵的皇冠可能产生于10世纪，它是确立统治者合法身份的一个标志。
在象征皇权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它们究竟在欧洲纵横跋涉了几千公里，既无法猜测也无从计算。它们时而被带上朝圣之路，时而肩负政治使命，时而为履行所代表的任务而起程，时而又被入侵者或争夺帝王位的竞争者逼得四处流亡。它们被掩藏和隐瞒，像圣物一样供人敬仰，又作为展品任人观赏。皇冠出现的地方就是帝国的秘密都城，因此它的存放地点总是意味着政治上的最高目标，也总能引发公众的极大兴趣。
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室财宝，也就是所谓的帝国珍宝中，比冕服和圣物（包括圣矛和真十字架）更为重要的是象征皇权的标志：皇冠、圣剑（11世纪下半叶）、十字圣球（12世纪末）、权杖（14世纪下半叶）和“礼仪佩剑”。其中出类拔萃，无疑也是最贵重的非皇冠莫属，“它是古老神圣罗马帝国最美丽的标志”［施塔茨（Staats）语，1991］。它代表了中世纪盛期的帝国意识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君权神授说；它象征了一种统治观念，其中交织着世俗与宗教、中世纪的政治意识、神学布告和艺术史的发展。它和其他象征皇权的标志一起证明了神圣罗马帝国国王或皇帝的身份。受人尊敬的不是个人、王朝和出身，而是这些象征皇权的标志的所有人。作为帝国珍宝的皇冠是一种“标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成了“帝国”有象征意义的代表。从奥托统治时代开始，皇帝的印章上也出现了头戴皇冠、正襟危坐的君主形象，他通常左手托着地球形状的十字圣球，右手握着权杖。中世纪晚期颁布的《黄金诏书》确定了君主和选帝侯的节日礼仪规范：萨克森公爵手持圣剑在紧邻国王的前面，普法尔茨伯爵托着十字圣球在国王的右侧，勃兰登堡边境伯爵手握权杖在国王的左侧，而位于他们身后的统治者显然“只”戴了皇冠。
如果皇帝或国王没有这些标志，那么他们作为统治者的合法身份就要遭到质疑。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由8片高低不一的拱形金板组成，它们通过金属丝连接在一起。起初皇冠的各部分可以拆卸，它们由嵌入其中的铁丝紧紧地“箍”在一起。额头、后颈和太阳穴处对应的较大金板之间的空隙填满了宝石和珍珠，以绿色、蓝色和白色为主，这三种颜色曾是拜占庭皇帝的专用色。8块金板中的4块上绘制了图案：每一块釉质表面上都绘有众王之王的耶稣和《旧约》中国王的形象，顶上还有“PER ME REGES REGNANT”（国王们通过我施行统治）的字样。这一图案代表了皇帝、世俗统治和宗教圣职在职能上的统一。虽然不能确定这顶皇冠产生于什么时期，但据推测，它的主体可能出自莱茵河流域一名金匠之手，也许是为奥托一世962年的加冕特别打造的；在亨利二世（Heinrich II）统治时期（1002～1024），皇冠前额对应的金板上又安插了一个十字；前额和后颈部位对应的金板被用一个盔形拱条连接起来，这个装饰可能是在康拉德二世统治期间（1024～1039）被加上去的。关于这顶皇冠的描述首次出现在1200年前后。14世纪以后，人们认为它是查理大帝的皇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在查理大帝统治了很长时间后才出现的。1512年前后，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最早将它精细地画进了自己创作的查理大帝画像中。
千年的洗礼和“角色变换”在皇冠上留下了种种痕迹，专业人士可以分辨出其中细微的改动和补充；在保留至今的皇冠上，从太阳穴位置对应的金板上垂下的装饰小链缺失了，由宝石和珍珠组成的百合花也不见了，它最初位于后颈和太阳穴位置，对应着金板上的装饰。至今仍不确定的是，皇冠上最著名的那颗宝石，也就是那颗神秘的、与传奇故事联系在一起的“孤星”是如何遗失的。它在14世纪消失以后就被替换成了一颗更小的蓝宝石，而皇冠内侧原有的冠冕也被一顶红丝绒帽子所取代。
统治者们存放这些珍宝的地点都必须尽可能的安全：斯陶芬末代皇帝将它们长期存放于普法尔茨森林的特里费尔斯城堡（Burg Trifels）；哈布斯堡皇朝的第一个皇帝将它们放在了瑞士温特图尔（Winterthur）的居堡（Kyburg）；它们也曾出现在位于奥地利上因河谷的施塔姆斯修道院（Stift Stams）以及慕尼黑、布拉格和匈牙利。142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Sigismund）最终将它们的长期优先保存权授予了帝国自由城市纽伦堡。1424～1796年，这些帝国珍宝一直被存放在纽伦堡的圣灵大教堂（Heilig-Geist-Kirche）中。
随着拿破仑军队的逼近，在严格保密下它们于1796年被转移到安全地点。幸运的是，在仓皇之中遗失的重要部件并不多：它们首先被带到了雷根斯堡，然后是帕绍（Passau），最后在1800年被送往维也纳，存放在了皇家珍宝馆中。1794年以后，也是在法国人到来之前，一些存放在亚琛的帝国珍宝陆续通过帕德博恩（Paderbrn）被转移到了维也纳。此后，这些象征帝国皇权的珍宝终于团聚了。众所周知，当时拿破仑正在极力寻找传说中查理大帝皇冠的下落，于是这些珍宝再次被带离维也纳：它们被送往布达佩斯和特兰西瓦尼亚（Siebenbürgen）的蒂米什瓦拉（Temeschwar）。随着拿破仑的战败，它们被重新送回维也纳，并在1827年陈列于维也纳的皇家珍宝馆内。
在此期间，包括皇冠在内的这些帝国珍宝失去了它们旧时的政治意义：在拿破仑于1804年5月称法兰西帝国皇帝之后，当时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II）在三个月后登上了奥地利的皇位；作为奥地利的第一位皇帝他又称弗朗茨一世。他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当了两年“双皇帝”的统治者；因此他的皇冠象征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千年历史，如果不从962年奥托一世加冕而从800年查理大帝加冕算起的话，更是如此。然而在1806年8月，弗朗茨二世宣布结束当时已名存实亡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
当然，在经历了宗教改革、宗教战争和内部权力转移之后，老帝国终归同中世纪的那个普世性帝国相去甚远。然而人们心目中的“帝国意识”即使模糊了，也依然鲜活地存在着。尤其在德意志民族处于危难的时期，这种意识成了浪漫的避风港，在19世纪德意志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下，更是如此。
然而，皇冠的意义向德意志民族统一象征的转变忽略了其跨民族和基督教的背景。因为神圣罗马帝国无论如何也不只是“德意志人的帝国”，它还涵盖了欧洲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并有意将自己视为古罗马帝国的延续。同时，皇冠和加冕的象征意义既涉及了罗马帝国，又属于西方基督教的范畴。
尽管如此，帝国皇冠还是成了德意志民族的象征。它代表着统一、荣光和“帝国过去的辉煌”。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解体之后，直到1848～1849年革命爆发，德意志才尝试再确立一个“德意志的皇帝”。不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拒绝了由法兰克福国民大会授予的皇冠，对他而言，这顶象征神圣皇权的老皇冠上沾满了“革命的尸臭”。在确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模式问题上，法兰克福国民大会否定了在奥地利皇帝影响和主导下提出的“大德意志”解决方案。1871年，一个德意志帝国，即“第二帝国”终于建立了。它不仅被爱国者们视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延续，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也被看作中世纪统治者的合法继承人。然而这个帝国从未拥有过一顶真正的皇冠，也没有任何代表皇权的标志。尽管如此，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考虑到两个帝国在政治和立宪上的不同，象征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冠最后被替换成了和它相似的皇冠纹章图案。
莱茵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占领，1925年于当地举行的千年庆祝活动进一步将国家和民族统一了起来。与此同时，亚琛展出了一件皇冠复制品，它原本是为了1915年的一次展览而打造，由于战争爆发，预定的展览被迫取消。展出主要是为了重现老帝国的统治场景，制造它绝不会随着王朝结束而寿终正寝的幻象。
对于纳粹分子来说，“帝国意识”提供了一个进行煽动性自我宣传的理想契合点，因为借此可以将“第三帝国”描绘成中世纪“第一个”德意志帝国的继承者和完成者。这足以让纳粹党有理由为了1934年召开的纽伦堡党代会而将亚琛的帝国珍宝借出来，而且在党代会期间并没有标明它们是复制品。1938年8月31日，在奥地利“并入”纳粹德国后半年左右，也即在党代会召开前夕，存放于维也纳的真品被用专列运到了纽伦堡。根据日耳曼国家博物馆（Germanisches Natinalmuseum）时任馆长向纽伦堡市市长的描述，它们要在这个“第三帝国的政治朝圣地传递几个世纪以来的大德意志梦想，并由此让新建立的大德意志帝国举世瞩目”。一周后“元首”参观了这些珍宝，接下来的几年它们被展览于纽伦堡名歌手教堂（Meistersingerkirche，原圣凯瑟琳教堂），之后可能被陈列在建设中的纳粹党代会召开地国会大厅。在维特·哈兰（Veit Harlan）拍摄的纳粹宣传片《科尔贝格》（Klberg，1943～1945）中，它们成了颇有暗示意味的道具。
由于被保管在纽伦堡艺术品防空洞（Nürnberger Kunstbunker）中，这些珍宝真品在战争结束后得以幸存。它们的复制品则被存放在锡根（Siegen）的一个地道中，于1945年5月被送回亚琛。真品在1946年1月被送回维也纳，并在移交过程中暂时陈列于奥地利国家银行（sterreichische Natinalbank）。时任奥地利联邦总理利奥波德·菲格尔（Lepld Figl）在当时的讲话中强调，这些珍宝是“欧洲热爱和平的象征”，而绝不是——正如被迅速扫清的纳粹势力所期待的——所谓“德意志帝国主义野心”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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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归还问题的规定，1952年底，西德联邦议会也开始追问包括皇冠在内的这些帝国珍宝的下落。联邦议会明确表示，要将它们送回纽伦堡，“不是因为它们的实际价值有多高，也不是因为它们在艺术和艺术史上的地位有多高”，而是因为它们具有“象征和见证我们民族和西方国家千年历史”的重要意义。尽管如此，这种说法也仅是一个愿望，德国从来没有在这方面提出过归还要求。这些帝国珍宝放在今天只是显眼的纪念品，和“帝国思想”一样，经过了几个世纪之后，它们所承载的国家印记正在慢慢消失。不过，旧帝国时代多民族的现实情况有时难免会让我们联想到当今欧洲的民族文化多样性。
010 敬虔与新帝国
基督柱和伯恩瓦尔德之门
Frmmigkeit und Renvati imperii
它是仿照罗马皇帝柱建造的基督柱：一条长饰带浮雕生动地描绘了圣经故事，它的制作水平不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工艺上都极为出色。
竖立于希尔德斯海姆大教堂（Hildesheimer Dm）的基督柱（Christussule）通常被称为“伯恩瓦尔德柱（Bernwardsule）”，教堂西侧的两扇大门一般也被叫作伯恩瓦尔德之门（Bernwardtür）。两者都以它们的创作者伯恩瓦尔德（Bernward，960～1022）命名，从993年直至逝世，他一直是希尔德斯海姆的主教。19世纪末，这两件在内容上有着紧密联系的物品才在大教堂内被同时发现，它们是当时无论在艺术造诣上还是在工艺水平上最杰出的作品。
基督柱约60厘米粗，值得注意的是其饰带浮雕的艺术造型，它围绕着柱身向上盘旋，上面描绘了基督耶稣的生平。不过，最常被描绘的题材（耶稣诞生、三王来朝、耶稣受难和耶稣升天）则出现在伯恩瓦尔德之门的左扇上，右扇上描绘的是《创世记》中的场景。大门上图案的顺序清楚地展现了基督福音的内容：生活在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犯下原罪（偷食禁果）后，耶稣通过献身拯救了人类，并在《新约》中复活。《旧约》的预言在《新约》中得到了印证，基督柱上描绘的耶稣的事工是对伯恩瓦尔德之门上图案的重要补充。
伯恩瓦尔德之门的两扇门各有近5米高，1米多宽，约2吨重；基督柱约有4米高，上面雕刻有大量制作精美的装饰花纹和人物雕像。这两件物品分别通过整体浇铸而成：浇铸前先在一个黏土心上制作蜡模，然后在蜡模上敷上黏土并用火烧；之后向模子中浇入熔化的青铜，蜡因此被熔出，蜡模所在的位置进而被青铜液填满；冷却后打掉模子即成。完成这样的工作需要一流的铸造工场，制作蜡模和30～40厘米高、部分需要全身塑像的人物浮雕还需要极富经验和创造性的艺术家。在11世纪早期的德国，没有一个地方的艺术和工艺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除了主教座堂城市（815年以后）希尔德斯海姆，这显然和作品委托人的身份不无关系。
主教伯恩瓦尔德出生于萨克森的一个贵族家庭，与奥托皇室家族关系密切，甚至沾亲带故。借助这层关系，他进入了声誉斐然的希尔德斯海姆大教堂学校学习，之后又在宫廷里谋了个官差，并由美因茨总主教威利吉斯（Willigis）授予了神职。在他27岁那年，作为奥托二世遗孀摄政的提奥法努皇后（Kaiserin Thephanu）任命伯恩瓦尔德为她7岁儿子，也就是之后（996年以后）的皇帝奥托三世（Ott III，980～1002）的老师。五年多以后，伯恩瓦尔德于993年在希尔德斯海姆大教堂学校任职。这五年多中，这个身上流淌着东西罗马帝国血脉的未来皇帝正处于成长阶段，伯恩瓦尔德无疑对他施加了重要影响。
与他的前任和后继者不同，奥托三世在他仅六年的在位期间将神圣罗马帝国重新定义为一个基督教帝国［新罗马帝国（Renvati imperii Rmanrum）］。这一思想更多地表现了奥托三世企图用一切手段统治罗马的野心。对此伯恩瓦尔德给予了坚决的支持，为表感谢，奥托三世将珍贵的礼物赠给了他，甚至包括真十字架碎片。年仅22岁的奥托三世皇帝于1002年去世，重建罗马帝国的希望由此破灭了。但是鉴于对希尔德斯海姆的影响力，伯恩瓦尔德换了一种方式去追随奥托的遗愿。他超乎寻常的高学识和教养使他有能力实现一个壮举，那就是将神学和政治的象征意义最紧密地结合起来。
伯恩瓦尔德分别于980～981年，以及1001年到访罗马，在那里他见到了后人为表达对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Trajan）和马可·奥勒留（Marc Aurel）的尊敬而竖立的纪念柱。显而易见，罗马的纪念柱和希尔德斯海姆的基督柱在外形上十分相似；不同的是，前者颂扬的是罗马皇帝的丰功伟绩，后者赞美的是基督耶稣的圣恩浩荡；在罗马的皇帝柱上站立的是当时的皇帝雕像，在伯恩瓦尔德下令建造的基督柱柱顶安放的则是耶稣受难像。
和基督柱本身所代表的含义一样，柱子被竖立的地点——圣十字礼拜堂（Heiligkreuzkapelle）——也颇具象征意义，它因993年伯恩瓦尔德为了供奉和展示奥托三世赠予他的真十字架碎片而建，位于大教堂山的北侧，后来被扩建成了圣米歇尔本笃会修道院（Benediktinerklster St. Michael）。根据一段碑文的记载，伯恩瓦尔德之门建于1015年，不排除它和基督柱一样，最初也被放置在圣米歇尔本笃会修道院内。直到1035年，才有史料证明它曾被用作大教堂的大门。而真十字架碎片则随着修道院的废除，在16世纪被陈列在了真十字圣坛（现在被展示于大教堂的珍宝馆中）上。圣坛背后就是基督柱，在基督柱的前面还竖立了一个拜占庭时期的大理石柱，它也由奥托三世赠予。
如今，修道院只剩下了教堂。对《旧约》和《新约》，以及古希腊罗马时代基督教教权象征意义的回溯和大量引用，给伯恩瓦尔德时代打上了“奥托复兴”的标记。这一标记不仅表现在柱子的造型上，还体现在诸如柱脚的小雕塑上，因为它们容易让人回想起古罗马神话中的河神。设计如此宽大且内容丰富的一系列图案需要广博的知识体系，伯恩瓦尔德具备这样的学识。不过，同时代大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比他要低得多，他们也需要掌握圣经的入门知识。
基督柱的饰带浮雕共有28幅图案，伯恩瓦尔德之门上共有16块浮雕区。当时，这样丰富多样、制作精良且扣人心弦的画面绝无仅有，它们分别描绘了：耶稣生平和施洗约翰、耶稣诞生、三王来朝、耶稣约旦河受洗并接受魔鬼试验、耶稣呼召门徒、施洗约翰讲道和被杀、耶稣施行的无数神迹和使用的比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和耶稣升天。通“读”下来，消化领悟，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各个层次之间的联系，这便是中世纪人构建知识体系的基本特点，宗教信仰和敬虔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萌生。法律和权力由上帝所赋予，法律准则和政治秩序也是上帝意志的体现，这种观念的形成终究是源于对基督教的笃信。根据广为传播的信仰，耶稣和他的圣徒可以干预人的命运，他们的行为也被寄予期望，并通过各种方式被“齐来祷告”，为此出现了奉献和募捐的行为。人们心存对奇迹的希望并对它们的力量深信不疑。
中世纪的宗教实践种类繁多。普通信众的敬虔行为和政府的宗教活动常常不同：祷告、弥撒、圣礼、布道、圣髑敬礼、募捐和大赦、神迹信仰、圣人或圣母敬礼、受难敬虔、农村祭天和祈祷药草灵验仪式、旷野游行、圣体节游行和其他游行、集体和群体朝圣之旅；最常见的是洒圣水礼和画十字礼。以上所有的宗教实践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活动，还囊括了许多中世纪早期的风俗习惯，其中有一部分是“基督教时期以前的宗教仪式的变形，或者说至少与这些宗教仪式有很大部分的重合”［恩格嫩特（Angenendt）语］。异教的护身符——画十字——并同时向圣像敬礼，是相互兼容的。宗教信仰和迷信观念交织在日常生活之中，虔信程度各有不同。
敬虔行为在中世纪的维度上具有“社会的、可视的和立体的特点”，是“完整的一套行为”［施莱纳尔（Schreiner）语，2002］。口口相传从一开始就是基督教敬虔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的表现形式包括：礼拜仪式、布道、情感抒发、圣人敬礼和宗教游行等。对于个人来说，将圣母作为主保圣人施以敬礼几乎是应对危机的最好办法，不仅如此，整座整座的城市也这样做。不过这些城市的市民们也始终认为，自己的城市拥有众多圣人“在天上的集体守护（himmlisches Schutzkllektiv）”［伦特斯（Lentes）语，引自施莱纳尔，2002］，他们单独或集体地向这些圣人敬礼和祷告。圣像的地位非常重要，信徒们通过在家中和教堂单独或集体注视圣像的方式来寻求修身、慰藉和救赎。信徒的目光与圣像或塑像的眼神相接，意味着后者“将神的恩典传递到了人类身上”（施莱纳尔语，2002）。在圣像上写下自己名字的人期望借此获得神的亲近和守护。有一种说法一直流传至今：圣像和耶稣受难像唤起了具有神秘力量的男女的梦境、幻想和狂喜。
中世纪的人基本不能阅读或写字，宗教画像通过向他们“讲述”故事，让圣经、世界和上帝的形象变得生动、可解释和易理解。相比言语和布道，画下来的东西更容易被铭记。早期的基督教徒仍遵循“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的戒律，教宗大额我略（Gregr d. Gr.，也译“格里高利一世”）在公元600年前后向世俗信徒（即平信徒）这样解释《圣经》画像的意义。敬虔行为的立体维度表现在触摸圣髑、亲吻敬拜圣像和模仿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伸开双臂的动作上。斋戒——禁止食肉——在当时也是很重要的敬虔行为，因此造成了鱼类市场需求的激增；人们还制定了相关细则，比如规定哪些破戒行为犯了何种罪，等等。敬虔在中世纪是“一种多层次的行为，是一种复杂多面的举止”（施莱纳尔语，2002）。圣像唤起了人们心中的情感，它们象征着信仰，为此在教会批判和世俗统治批判时期，圣像一直都是批评家，以及亵渎、抢占和破坏行为的特定目标，所造成的后果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也令人十分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