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德国掀起了第一次要求“能源转型”的呼声。德国生态研究所（k-Institut）在1980年就提醒德国应全面放弃使用核能和化石能源。与此同时，环境保护组织开始涌现并产生了政治影响；从1983年开始，绿党进入联邦议会。切尔诺贝利核事故（1986年4月26日）发生四个月后，社民党（SPD）决定裁减核能直至1990年代中期，黑黄联合政府甚至开始转变思想，即使当时裁减核能问题并没有上升到引发争议的程度。1991年，在赫尔穆特·科尔的领导下，黑黄联合政府提出《电力入网法》（Strmeinspeisungsgesetz，StrEG）的草案，计划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供能，之后的红绿联盟政府在联邦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的牵头下于2000年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Erneuerbare-Energien-Gesetz，EEG）。《可再生能源法》补充规定，德国将在2022年之前逐渐淘汰核能，同时2000年6月联邦政府与能源企业达成《核能共识》（Atmknsens）。由此德国的核能时代在政治层面上结束了。
时至今日，德国一直坚持能源转型的政治原则和与之相关的核能裁减措施。即便政府后来改由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黑黄联盟执政，也只对推进速度产生了一些影响。2010年10月，德国核反应堆的关闭时限平均延长了12年，能源企业有义务用因此获得的利润建立一个基金，用于共同投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尽管媒体常常将这一举措称为“从淘汰中淘汰（Ausstieg aus dem Ausstieg）”，但是2011年发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改变了一切，它在“选举政治还来不及反应”［米夏埃尔·施蒂默尔（Michael Stürmer）语］的同时导致了“从淘汰中淘汰中淘汰（Ausstieg aus dem Ausstieg aus dem Ausstieg）”（《时代》）。能源转型在德国政党之间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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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以这种方式走在了能源转型的前列，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独树一帜。除了德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工业国家在能源和环境政策上有这样雄心勃勃的目标。虽然许多国家将德国视为榜样，但是德国也面临尚未解决的难题和挑战。
第一，《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用于保障风力和太阳能设备价格稳定的分摊款项主要导致了电价不断上涨；但与此同时，加重的财政负担却转嫁到了德国经济和消费者身上。一年用电超过100万千兆瓦时的大型企业虽然不用担负《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分摊款项，但也没有因此而受益。然而私人消费者必须全额缴纳《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公摊款项（2015年为每千瓦时即每度电6.17欧分），每年还要面临电价上涨的风险。德国公民是否能长期将此框架下的能源转型视为必要且予以支持，仍尚待时日。
第二，“能源转型”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从根本上说，绝大多数德国公民对其的理解是正面的。不过如果能源转型与他们必需的基础设施改造产生了具体联系，支持的人就会变少。扩建的输电系统、风田、蓄能电站等设施离人们的家门越近，赞成的声音就越小——邻避效应（Nt In My Back Yard，NIMBY）[2]。为了将风力充足的德国北部的风力发电输往工业发达的德国南部，最晚至2030年还须扩建或改建约60000～70000公里长的电网，投入资金则高达280亿～430亿欧元。
第三，缺乏储能手段“戳中了”痛点。即便德国有可能在2023年实现完全淘汰核能发电，并生产足够“清洁的”电，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仍然面临无法估量的问题。今天，在风力和阳光照射非常充足的情况下，德国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已经实现了供大于求。多余的电量被输送至波兰、捷克等邻国，以减轻德国电网的负荷——这也引发了邻国的不满，因为此举对输入地电网的稳定性来说是一种威胁。建立足够多的蓄电站不仅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还可以提高电网的稳定性。不过，平衡依时刻和天数不同而波动的用电需求和相对稳定的发电量（虽然通过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可以实现）之间的基本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视电池型号（锂—紫罗烯蓄电池）而定的这个大型蓄电池储能站的有效作用系数相当高，达到了95%，可以根据需求灵活配置，也能以较小的功率级来运行；它还可以按照消费者的需求，分为小时、天和季度型的蓄电池储能站。不过当人们回想起至今才达到的产能时，不免又会担心在这个范围内还留有多少未尽事宜要去完成。
事实上，能源转型需要将现有电力系统进行革命性的改建，使其更加去中心化、更加灵活和更加具有生命力。德国的邻国以一种混杂着怀疑和希望的心态关注着“能源转型”的德国之路。“欧洲的软肋”还有待消除：批评家提出质疑，为什么欧洲四大运营的太阳能发电站有三个建在德国勃兰登堡，总功率达248兆瓦，而意大利西西里岛没有建设一座太阳能发电站，只有一座建在西班牙（功率为150兆瓦）。他们也将这些太阳能发电站的功率与一座现代核电站（1000～1400兆瓦）或一座烟煤发电站（700～1000兆瓦）的功率相比较。能源转型的提倡者也要求在全欧洲推行“更加协调一致的能源政策”，建立一个“欧洲再生能源共同体”［菲克斯（Fücks）语］，同时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水力潜能与欧洲南部阳光充足的太阳能潜力协调利用起来。
当今政治领域看上去可以接受的事物，对于后代来说仍是一个问题，作为未完成的任务，这个问题仍远远没有解决。对此，一个蓄能电站的新建也体现了一个历史政治问题，未来它仍将继续寻找自己的答案。
100 每个人都是外国人——五湖四海皆如此
海报《你的基督是犹太人》
Jeder ist ein Fremder-fast überall
这是一张1993年的海报，虽然上面的手写体给人以儿童般的纯真感，它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对今天的作用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无论这几行字的作者是谁，几乎像孩子手写而成的这短短几句话能让每个看到它们的人产生兴趣。1993年，这些“真言”曾被巨幅张贴在德国的每一座城市，十年后则成了持续三年的欧洲巡回展的主题，如今仍持续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
61%的德国民众加入了基督教会，其中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大约各占50%，三分之一的人属于无教派，约5%的人是穆斯林。
2015年德国允许上路的轿车超过4400万辆，其中大部分为德国制造。外国车企前三名分别是日本（470万辆）、法国（400万辆）和捷克（160万辆）。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外国”菜肴对德国人厨房的影响都不可估量：异国香料在德国风靡了几百年，长期以来十分昂贵，现如今的价格则完全可以为德国人所接受。据推测，德国第一家比萨店于1952年在维尔茨堡开业，此后德国“外国”餐馆的数量明显增多。
大多数咖啡豆实际上产自巴西。德国是欧洲第四大咖啡消费区，排在前三名的依次是斯堪的纳维亚、奥地利和瑞士。德国人每天人均要喝将近半升咖啡（2013年为0.4升），甚至超过了人均日饮水量（0.38升）。
长期以来，西班牙一直是大多数德国人最喜爱的度假胜地（2014年时为13.5%），其次是意大利（7.8%）和土耳其（7%）。
在德国，几乎无人不晓阿拉伯计算法和其他计算法的区别。拉丁计算法使用的是字母，而阿拉伯计算法使用的是数字。
德国人都会用拉丁字母书写，它是全世界最常用的文字。
最后，德国的政治体制也是“进口货”：即使很难将德国现在的民主与古希腊时期的民主相提并论，然而“民主”这个概念确是来自古希腊。
也许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这样，在“自己的事务”上耗费如此多的精力去研究一个问题——“什么是典型的德国人？”这完全就是在给德国人贴标签，正如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说，这个话题在他们之中“永远都不会消逝”。德国人认为自己诚实、勤劳，但没有幽默感（根据德国纽伦堡GfK公司2007年的调查数据），欧洲邻国对德国人的评价则是组织能力强、严谨，但有些死板。德国人经常反思自己，相较于自己的长处，他们更注意自己的短板。7%的德国人认为，“典型的德国人”应该首先是悲观的和爱发牢骚的；“德式愤怒”国际闻名。
针对这种自我怜悯，还有歌德总结的德国人的性格——“所有事物之于他们很难，他们之于所有事物也一样”——以及半数德国民众对未来的恐惧，德国人发起了反对自我怀疑、吹毛求疵和失败主义者的运动——也许这也是典型德国人的表现，而且是好的方面。这也是“你是德国（Du bist Deutschland）”活动的目标，这项活动是2004年筹划，2005年9月实施的，活动发起方是25个德国大型媒体公司。对此，这一口号的“发明人”奥利弗·福斯（Oliver Vss）这样形容，这一倡议是为了“将小‘你’和大‘德国’结合在一起”（《法兰克福汇报》2005年11月21日）。
据估算，发起这项活动的企业可能要为此投入3000万欧元，以“改善本国的舆论环境”，并“克服德国人的复杂心态、爱发牢骚和漠不关心”（福斯语）。迄今为止，这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发起的最大规模的社会营销活动，它在德国的影响力应该超过了50%。不过遗憾的是，除了过于成功地产生了数十亿起“广告业务”，这项活动并没有获得什么实际成效，也必然引发了人们的抱怨：比如认为“你（Du）”的称呼过于亲切，“这种膨胀的语气既体现了低级趣味，又充满了劳苦者的激情”（《法兰克福汇报》2006年1月3日），“为使人心情变好的肤浅乐观主义”，以及正好呼应了1935年希特勒提出的口号——“因为你是德国”——这句话让德国人特别反感，极右派甚至把它作为自己的宣传标志。
德国现有8200万居民，其中有740万外国人。1630万人有移民背景，也就是说每5个人之中就有1个（2012）来自移民家庭，其中18%来自土耳其，9%来自波兰。大多数“MMM”——有时是对带有贬义的“有移民背景的人”的缩写——居住在老联邦州，有80%以上的人居住超过9年，其中有50%的人居住超过20年，有14%的人甚至居住超过40年。这个人群的平均年龄为36岁，比其他人群的平均年龄年轻约10岁。他们的社会处境——不考虑学校教育（！）——在所有同年龄层人群中都明显更差，他们的失业率也是德国人失业率的2倍多，他们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更低。据推测，20%的移民缺乏理解必要信息的基础德语能力，比如在医疗卫生领域。
对于德国这样一个老龄化国家，年轻的移民有利于其经济的发展。在过去的几年中，出于不同原因移民德国的人以每年40万～50万人的速度在不断增加。此外，每年（2014）还有20多万难民来到德国，他们的数量在2015年由于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巴尔干、伊拉克和阿富汗）大规模涌入德国而激增了3倍多。根据最新的核查结果，约一半的难民被正式接收，如此多的数量在德国数年罕有（《明镜周刊》2015年5月22日）。终审被拒绝而离开德国的难民申请者非常少，2014年可能“勉强达到了15%”——即使被要求离开，这些人既没有主动离开，也没有被驱逐［《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2015年8月23日］；四分之三的难民申请者没有护照或证明文件，谁，什么时候，从哪里来，这些信息都无法查到确信的来源。负责处理难民申请的协会即使超负荷运转也处理不完堆积如山的申请资料，安置点也挤满了难民；难民驱逐令由各联邦州州政府下达；接收难民的任务被分配给了各联邦州和地区。难民的组织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由政治层面和“官方”负责。不过还要做人的工作：对于欧洲各国政府来说，要想找到长期有效的解决办法，就必须尽快发出欢迎的信号。不过，德国政坛已就颁布《移民法》的必要性争论不休，看起来，找到符合欧洲利益的解决办法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了。
显而易见的是，德国需要接收并融合越来越多的非德裔人。从另一方面来说，事实证明德国社会“愈发需要自我遗忘”（成为德国人）；超过50%的德国人怀念自己的“正面形象”，在学校、政界和媒体中尤其如此。50%，甚至可以说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表明，他们对移民运动感到“不舒服”。从2011年开始，敌视外国人的犯罪行为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这也加重了他们的不安情绪。不过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对移民没有意见，还有20%的人认为，鉴于全球化和欧洲化，“民族感情”已不再合时宜。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对移民问题的担忧就越少，对于50%的德国人来说，“本地总归要比祖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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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当写有“……和你的邻居——只是一个外国人”语句的海报被大面积张贴时，德国霍耶斯韦达（Hyerswerda，1991）、罗斯托克—雷希滕哈根和默尔恩（Rstck-Lichtenhagen und Mlln，1992），以及索林根（Slingen，1993）发生的仇外袭击事件给人们带来的震惊仍没有消散。将近25年后，德国再次频繁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袭击和挑衅事件。原因是新一波战争难民涌向德国。2015年移民德国的人数创了1992年以来的新高，直至当时德国在难民接收方面积累的经验已经远远不够用了。现如今，当时的许多移民已经融入了德国社会，他们甚至“在成为德国人这条道路上迈出了更大的步伐”［鲍辛格尔（Bausinger）语］。长期来看，德国人自己“并不愿意看到，部分德国人也无法看到”（鲍辛格尔语）这种变化，因为他们不断被劝说德国还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与此相对应的，他们也更加不会在德国发展和推行欢迎文化。在自己造成的“难民政策碎片堆”［雅斯佩·冯·阿尔滕博孔（Jasper vn Altenbckum）语，引自《法兰克福汇报》2015年8月26日］和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拒绝反应之间作出总结和分析，并非易事。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人与外国人通婚的情况越来越多：1980年代初，6%的已婚外国公民［居住在联邦德国（含西柏林）］与德国配偶共同生活，一代人以后（2008），这种情况在全德国翻了约三番。2008年底，有近半数（约47%）的外籍男女结婚，其中配偶一方为德国人的占四分之一。在异国婚姻中，外国女性嫁给德国男性的比例（28%）要比外国男性迎娶德国女性的比例（22%）高；最常见的情况是，德国女性选择土耳其男性作为配偶，第二选择是意大利男性。更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在德国现在不满15岁的人中，超过30%的人有移民背景。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结婚——这种（德国人与移民组成家庭的）趋势会继续下去。
大多数移民实际上“部分地成为德国人——尽管大多数人也还坚持自己的文化——将‘成为德国人’视为必须的德国人并未注意到这一点”（鲍辛格尔语）。当然，什么是“典型的德国人”也无法被准确定义：德国人自认为“典型的德国人”应守时、有责任感、勤劳和有秩序。［引自德勒斯尔（Drsser）］事实证明，他们也的确将这四个品质放在自己行为准则的首位。不过这种观点在后来发生了变化：许多人（19%、15%和9%）认为市侩、趋炎附势和没有幽默感是典型德国人的表现，不过也有受访者（3%、2%和1%）说，“我绝不是这样”。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德国的报道让人更加怀疑德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家”的说法的真实性，尽管它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当典型的德国人被问道：“如果这里的人突然变得受欢迎会怎么样？”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能得到外界的喜爱总归没什么损失。”［《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2015年1月2日］
这张持续产生影响的海报用它的表达方式打开了人们的视野，纠正了贬低和敌视外国人的思想。对于“……和你的邻居——只是一个外国人？”的回答只有一个：每个人都是外国人——五湖四海皆如此。
[1] 即“特伦托弥撒”，来源于1563年12月4日举办的特伦托公会议，是一种罗马天主教拉丁礼弥撒的祭祀仪式。
[2] 意为“不要建在我家后院”，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站、殡仪馆等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而激发出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并采取强烈和坚决的、有时是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致谢
这样一本书不费点功夫可写不出来——光靠闭门造车也不行。当然，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博物馆顾问，我在许多展览和出版工作中总是有意留心那些具体的物件，并铺陈与它们相关的历史。可是和这个相比，要仅用100个物品就把德国的历史讲清楚，挑战性可就大得多了。因此，我要由衷地向许多人道谢。
彼得·维勒博士（Dr. Peter Wille）的激励让我把想法变成了现实，许多朋友和同事的点评、阐述和点拨则让本书列出的物品清单逐渐成熟。他们分别是：格哈德·鲍尔博士（Dr. Gerhard Bauer）、亨利·布伦德·达穆尔（Henry Bren d’Amur）、教授伯恩哈德·格拉夫博士（Prf. Dr. Bernhard Graf）、教授温弗雷德·哈尔德博士（Prf. Dr. Winfrid Halder）、迪特尔·哈尼奇（Dieter Hanitzsch）、罗斯维塔·亨切尔（Rswitha Hentschel）、德特勒夫·赫尔普纳博士（Dr. Detlef Herbner）、托马斯·赫尔齐希博士（Dr. Thmas Herzig）、教授霍尔格·许格尔博士（Prf. Dr. Hlger Hge）、教授伏尔克哈特·胡特博士（Prf. Dr. Vlkhard Huth）、克里斯蒂亚娜·雅内克博士（Dr. Kristiane Janeke）、教授吉斯贝特·克诺普博士（Prf. Dr. Gisbert Knpp）、米夏埃勒·林科（Michaele Link）、罗兰·吕弗勒博士（Dr. Rland Lffler）、汉斯—格奥尔格·梅茨博士（Dr. Hans-Gerg Merz）、卡尔·波罗梅乌斯·默尔博士（Dr. Karl Brrmus Murr）、汉斯—于尔根·史特芬（Hans-Jürgen Steffen）；此外，我还要感谢那些用引人入胜的解说带领我徜徉在博物馆和展览中的导览员们。
工作的时间越长，我想要感谢的人就越多，尤其在为这个项目工作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在和朋友见面时，除了一些人“不得已”听我讲述有关项目的事之外，其他人都愿意做我的倾听者。他们所有人都特别友善地参与其中，他们表现的兴趣以及向我提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我的积极性。我衷心感谢他们能同我一起思索，又给予我鼓励。我还要感谢斯蒂芬·福格尔（Stephan Vgel）及夫人尤塔（Jutta）多年来给予我的亲切指导与支持，只可惜他英年早逝。有一些物品正是通过他，或在他的协助下才被送进了博物馆，我也才有机会接触并了解它们。我从中选出两件，将它们收入了这本书中。
在我研究各个物品和主题的过程中，还有许多人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也不可能写成：尽管合作的时间有长有短，我都要特别由衷地感谢托比亚斯·贝格曼（Thbias Bergmann）、约恩·博尔歇特（Jrn Brchert）、赫尔穆特·K. 多夫勒（Helmut K. Drfler）、玛丽·加布里埃莱·冯·格拉泽纳普（Marie Gabriele vn Glasenapp）、斯蒂芬·奇克尔博士（Dr. Stefan Kiekel）、凯文·梅道（Kevin Medau）、塔尼亚·鲁斯卡博士（Dr. Tania Rusca）、恩斯特·史约克曼博士（Dr. Ernst Stckmann）和沃尔夫冈·特罗伊厄博士（Dr. Wlfgang Treue）所给予的帮助。我还要感谢卡特娅·施伦克尔博士（Dr. Katja Schlenker），她介绍我认识了参加她“策展实践”课程的学生，其中克里斯蒂娜·克莱恩（Christina Klein）、科琳娜·卢茨（Krinna Lutz）、马丁·施瓦布斯基（Martin Schabsky）和弗洛里安·韦根（Flrian Weegen）给了我大力支持。感谢尼娜·施努茨（Nina Schnutz）毫无怨言地做了大量工作，为我减轻了负担。
感谢格哈德·鲍尔博士、韦尔纳·德勒（Werner Deller）、拉尔夫·多恩豪斯博士（Dr. Ralf Drnhaus）、教授温弗雷德·哈尔德博士、迪特尔·哈尼奇、德特勒夫·赫尔普纳博士、托马斯·赫尔齐希博士、沃尔克·希尔贝格博士（Dr. Vlker Hilberg）、教授伏尔克哈特·胡特博士、教授马克斯·克尔讷博士（Prf. Dr. Max Kerner）、沃尔夫冈·克纳贝双博士（Dr. Dr. Wlfgang Knabe）、教授吉斯贝特·克诺普博士、克里斯托夫·科佑（Christph Kkew）和尤利娅·科佑（julia kkew）兄妹、汉斯—格奥尔格·梅茨博士、海纳·穆勒尔斯博士（Dr. Heiner Mllers）、布克哈德·莫尔（Burkhard Mhr）、塞巴斯蒂安·莫尔博士（Dr. Sebastian Mll）、格雷戈尔·舍费尔博士（Dr. Gregr Schfer）、帕特里克·舍费尔博士（Dr. Patrick Schfer）、亚历山大·施密特博士（Dr. Alexander Schmidt）、于尔根·施米特（Jürgen Schmitt）、乌尔里希·希尔斯（Ulrich Schiers）、教授沃尔特·舒格博士（Prf. Dr. Walter Schug）、苏比·瓦尔特纳博士（Dr. Sybe Wartena）、乌尔里希·K.魏根纳（Ulrich K. Wegener）、教授斯蒂芬·魏因富尔特博士（Prf. Dr. Stefan Weinfurter）、安德烈亚斯·维嫩（Andreas Winnen）、马丁·约纳博士（Dr. Martin Wrner）阅读了本书的部分草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特别感谢海克·沃尔特博士（Dr. Heike Wlter），她不仅读过本书中的十几章内容，还向我提出那些论据扎实且颇有裨益的建议。
感谢韦特·迪祖耐特博士（Dr. Veit Didzuneit）、约克·范格博士（Dr. Yrk Fanger）、雷蒙德·费迪南博士（Dr. Raimund Ferdinand）、乌尔里希·海斯（Ulrich Hei）、米夏埃尔·卡勒博士（Dr. Michael Kahle）、米夏埃勒·林科、马库斯·默林（Markus Mhring）、马克西米利安·莫尔博士（Dr. Maximilian Mll）、安德烈亚·尼豪斯博士（Dr. Andrea Niehaus）、教授胡戈·欧特博士（Prf. Dr. Hug Ott）、卡尔·威利·舍费尔博士（Dr. Karl Willi Schfer）、米夏埃尔·施莱纳尔（Michael schleiner）和弗里茨·克利贝尔（Fritz Klieber）、菲利普·施普林格博士（Dr. Philipp Springer）、克赖纳·泰伦博士（Dr. Rainer Thelen）、伊尔卡·托姆（Ilka Thm）和教授韦尔纳·特雷斯博士（Prf. Dr. Werner Tre）在不同问题上给我的个别却很重要的意见。我还要感谢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的许多工作人员向我提供了本书所列物品的相关信息，他们是：托马斯·布雷姆博士（Dr. Thmas Brehm）和戈萨·比歇尔特博士（Dr. Gesa Büchert）、彼得·埃克斯纳博士（Dr. Peter Exner）、教授艾娃·哈内布特—本茨博士（Prf. Dr. Eva Hanebutt-Benz）和科妮莉亚·施耐德博士（Dr. Crnelia Schneider）、教授亚历山大·科赫博士（Prf. Dr. Alexander Kch）和卡罗拉·于利格（Carla Jüllig）、托马斯·科舍博士（Dr. Thmas Ksche）、克拉斯—彼得·克拉本赫约福特（Klaas-Peter Krabbenhft）、迪亚纳·库尔奥博士（Dr. Diana Kuhrau）、教授鲍拉·卢图姆—伦格博士（Prf. Dr. Paula Lutum-Lenger）和克里斯托夫·多韦博士（Dr. Christpher Dwe）、迪特马尔·普赖斯勒尔博士（Dr. Dietmar Preiler）和沃尔克·锡尔（Vlker Thiel）、塔尼娅·罗佩尔特博士（Dr. Tanja Rppelt）和汉斯·绍普博士（Dr. Hans Schaub）、贝贝尔·舒尔特博士（Dr. Brbel Schulte）、吉塞拉·维特尔—利伯瑙博士（Dr. Gisela Vetter-Liebenw）和鲁特·布鲁恩格雷贝尔—马洛特克硕士（Ruth Brunngraber-Malttke M. A.）、马丁娜·魏因兰特博士（Dr. Martina Weinland）、于尔根·魏瑟尔博士（Dr. Jürgen Weisser）。
我要特别感谢皮珀出版社（Piper Verlag）的工作人员，感谢出版人马塞尔·哈特格斯（Marcel Hartges），以及曾任专业书籍编辑部方案主管的乌尔里希·万克（Ulrich Wank），他一开始就对我的出版项目表示赞赏并抱有坚定的信心。我要向克里斯廷·罗特尔（Kristin Rtter）诚挚地再三致谢，她亲切地鼓励我的工作，并进行了专业的指导，还总是乐于对各个物品及本书重点内容提出关键建议。在协调本书出版的过程中，她考虑得非常周全，并尽力减轻创作者在出版社、巴伐利亚广播公司和有声书籍出版社三方之间作为“码字机器”的压力。我还要感谢沃尔夫冈·加尔特曼（Wlfgang Gartmann）、克里斯蒂娜·姆罗维茨（Christine Mrwietz）和杜尼娅·罗伊莱恩（Dunja Reulein），他们对文字高度敏感，十分细致地审校了我的著作。感谢极富责任心和沟通才能的玛丽·特拉克伊斯（Marie Trakies），她尤其在收尾阶段向克里斯廷·罗特尔提供了大力支持；她还成功谈下了最棘手的图片版权，并及时备齐了最后一批图片资料。如果没有出版专员雅尼纳·埃德曼（Janine Erdmann）对此项目的关照，凭借她丰富的经验对文字排版、图片编辑，直至付梓为止各个时间环节的专业把控，本书便不可能将这100个物品图文并茂又独一无二地呈现给读者。
感谢巴伐利亚广播公司的托马斯·莫拉韦茨（Thmas Mrawetz）和克劳斯·乌里希（Klaus Uhrig）让这部作品除以纸书方式出版以外，还被制成了有声读物。他们俩让我注意到了很多重要的视角，在主题上出谋划策，并给予我鼓励和支持。我还要对编辑部负责人苏珊娜·珀尔乔（Susanne Pelchau），以及巴伐利亚广播公司再创作和出版物部门主管蒂娜·于尔根斯（Tina Jürgens）表示谢意，她抱着极大的兴趣陪我选择物品，并提出中肯意见。巴伐利亚广播公司2台《文化与社会》节目组负责人沃尔夫冈·艾格纳（Wlfgang Aigner）从本书立项第一天起就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在此衷心感谢他和他的副手迪特尔·赫斯博士（Dr. Dieter He）对我的信任。感谢卡特娅·比尔克勒（Katja Bürkle）、斯蒂芬·维尔克宁（Stefan Wilkening）和卡斯滕·法比安（Carsten Fabian），他们富有感情的声线架起了通向听众耳朵的“桥梁”，感谢马丁·特劳纳（Martin Trauner）组织了多场生动且创意十足的读书会活动。我还要谢谢在这样一个巨大“工程”幕后，负责各种各样，有时还颇为复杂的技术和管理流程的众多工作人员。
迪尔克·伦贝格尔（Dirk Rumbergher）帮助我联系了皮珀出版社和巴伐利亚广播公司，要感谢他和夫人以及他们一同开办的对我颇多照顾的文学社的言辞，真是怎么说都不为过。迪尔克·伦贝格尔从一开始就陪伴我完成这项工作，他也是本书每一章的第一位读者，给予了我最多且都十分受用的建议；他不仅提出了一针见血的问题，对我有求必应，而且还总是亲切友善地鼓励我。
在选出这100个物品的过程中，笔者对其中的每一件也都要扪心自问不下百遍：“还有‘更好’、更有说服力、更重要的可选吗？”当然，读者肯定也会提出类似的问题。如果这类问题最终也能鼓励读者们去思索这些物品的特点、背景、来源和它们的表现力，那么我将深感欣慰。在此，我想提前向那些有志于付出思索的读者朋友致以谢意。
最后，也是我最应该感谢的，我的妻子霍滕斯（Hrtense），感谢她无尽的耐心、理解和对我工作的分担。
赫尔曼·舍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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