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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瓦尔德柱也成了这种宗教批判的攻击对象。1544年宗教改革期间的纷乱导致希尔德斯海姆发生了圣像破坏活动，当时伯恩瓦尔德柱柱顶的十字架被推倒后熔化并被重新铸成了一门加农炮。圣米歇尔教堂在此期间也改作新教的牧区礼拜堂。尽管修道院得以存续，然而直到1803年世俗化运动以前，本笃会修士仍然只能在教堂的地下室举行弥撒。此外，直至今日教堂的地下室仍为天主教所用，圣米歇尔教堂因此成为德国近70个天主教和新教的共享教堂（Simultankirche）之一。
17世纪末，为了铸造一口钟，基督柱的青铜柱头也被熔化，并被替换成一个木制柱头。1737年，希尔德斯海姆市议会最终决定将整个柱子熔化，为了确定它的重量，柱子还被放在城市秤上称重。当修道院院长在最后关头拿到皇帝的授权，下令将基督柱归还给圣米歇尔教堂时——尽管它在那里只是“随地那么一放”［亚当斯基（Adamski）语］——它已经被售出了。19世纪以后，人们对中世纪艺术的兴趣才逐渐浓厚起来。当时基督柱先是被放置在大教堂的庭院，然后在1870年换了一个新的青铜柱头，最终在1893年才被送进了大教堂。
011 英雄的史诗和忠诚的代表
《尼伯龙根之歌》
Heldenepik und das Ideal der Treue
这是“所有世界文学作品中可能最悲壮的”《尼伯龙根之歌》的第1页；这部英雄史诗曾被几经曲解和滥用。
“古代的故事告诉我们许多惊人的奇迹，/有值得赞美的英雄，有伟大的冒险事业，/有欢喜和宴会，也有哭泣和悲叹，/还有武士的争斗，现在请听我讲这些奇谈。[5]（Uns ist in alten Mren wunders vil geseit/vn Helden lbebren，vn grzer arebeit，/vn freuden，hchgezten，vn weinen und vn klagen，/vn küener recken strten muget ír nu wunder hren sagen.）”这段由中古高地德语写成、经常被引用的导言出自最著名的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的C版手抄本，它听上去像是一个传奇冒险故事的开头，就像中世纪受过教育的人们所熟悉的《国王叙事诗》（《亚瑟王传奇》）那样。据说《尼伯龙根之歌》写于1200年前后，它的作者是为帕绍主教沃尔夫格尔·冯·艾尔拉（Wlfger vn Erla）服务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在书页左上侧的蓝底上标有两个分开的花体字首字母，其中字母“U”左右颠倒，据推测有可能是从某个版本上用机械的方式复制下来的。右侧印有收藏者“约瑟夫·冯·拉斯贝格男爵（Jseph Freiherr vn Laberg）”的藏书标签，在伊丽莎白·冯·菲尔斯滕贝格女侯爵（Fürstin Elisabeth vn Fürstenberg）的经济资助下，他于1815年在维也纳获得了此版手抄本。在他1855年去世之后，此手抄本收藏于多瑙埃兴根（Dnaueschingen）的菲尔斯滕贝格宫廷图书馆（Fürstenbergische Hfbiblithek），2001年以后作为巴登-符腾堡州立银行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财产被存放于巴登州立图书馆。
《尼伯龙根之歌》在中世纪流传甚广，共出现了37版手抄全本和残本，涉及范围远至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西班牙。其中最重要和最完整的A版、B版和C版手抄本产生于1250年代至13世纪末，它们与已遗失的原作的相似程度各不相同。据推测，C版手抄本并不是《尼伯龙根之歌》的作者所写，它的书写形式是当时最流行的一种变体且非常正式。在史诗的最后一行还有一句结语：“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就是《尼伯龙根之歌》。（hie hat daz maere ein ende：daz ist der Nibelunge liet.）”
《尼伯龙根之歌》C版手抄本共有39个章节名为“奇遇冒险（Aventüre）”，每四行为一“尼伯龙根小节”（总共约2400小节），由一位书法水平高超的抄写者写在优质的羊皮纸上。它的内容包括叙事、奇遇和冒险，它们是根据一种在书面和口头广为流传的叙事传统写成的。不过在公元6世纪以后，至少有两部传奇故事集被证实在几个世纪的口口相传中不断走样：一是《勃艮第传说》（Burgunden-Sage），讲述了老艾达（ltere Edda）［即被称为《艾达之歌》（Lieder-Edda）的英雄和拜神诗歌］的故事；二是《齐格弗里德传说》（Siegfried-Sage）。
实际上，《尼伯龙根之歌》还反映了欧洲民族大迁移时期的真实历史事件。史诗的第一部分讲述了屠龙者齐格弗里德（Siegfried，也译“齐格飞”）与勃艮第王国公主克里姆希尔特（Kriemhild）的爱情和被哈根（Hagen）谋杀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在莱茵河畔。第二部分讲述了克里姆希尔特在匈人王埃策尔（Etzel）协助下的复仇和勃艮第帝国的灭亡；这一部分的故事发生在今奥地利境内的多瑙河流域和今匈牙利境内。真实的历史背景是：436年，勃艮第人在与罗马雇佣军及其匈人后备军的一次惨烈毁灭战中败北。传奇故事中的匈人王埃策尔对应的真实人物是匈人首领阿提拉（Attila），克里姆希尔特的哥哥贡特尔（Gunther）对应的历史人物则是勃艮第国王贡达哈尔（Gundahar）。
通过研究，这部英雄史诗的主题被认为是“所有世界文学作品中可能最悲壮的”［布罗耶尔（Bruer）语］，因为史诗中人物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复仇的愿望、对权力的贪念和对名誉的迷恋，以及相互交织的忠诚和背叛最终在一场虚构的灾难中达到了极致。除此之外，至今应该没有任何一部德语文学作品能够让人如此叹惋。
《尼伯龙根之歌》在中世纪盛期和中世纪晚期作为所谓“狄特里希史诗（Dietrich-Epik）”的一部分被继续推崇，在16世纪渐渐被人们遗忘。直到1755年，林道医生雅各布·赫尔曼·欧伯莱特（Jacb Hermann Obereit）才在霍恩埃姆斯城堡（Schlss Hhenems）中无意发现了《尼伯龙根之歌》的C版手抄本。从那个时候起，《尼伯龙根之歌》开始上升到德意志民族史诗的高度，同时，根据第一批古物鉴定人之一瑞士诗人约翰·雅各布·波德默尔（Jhann Jakb Bdmer）的推测，《尼伯龙根之歌》C版手抄本的叙事风格属于中世纪的一种新型荷马史诗式叙述艺术。1786年，在克里斯托夫·海因里希·穆勒（Christph Heinrich Myller）将A版和C版手抄本首次整体重印四年之后，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冯·穆勒（Jhannes vn Müller）预言：“《尼伯龙根之歌》将会是德意志的《伊利亚特》。”［埃里斯曼（Ehrismann）语］直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e）认为《尼伯龙根之歌》“不及一击炮火有价值”，并辱骂它是“无病呻吟的蹩脚玩意儿”［海因茨勒（Heinzle）与瓦尔德施密特（Waldschmidt）语］之前，德意志的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知识分子一直都将这部英雄史诗尊为经典。它在当时总归已被列入了通识教育的必读书目。
在这些高度评价和赞誉之下，笼罩在《尼伯龙根之歌》周围的光芒和神秘气息不再那么遥不可及，它愈发激起德意志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德意志解放战争（反拿破仑战争）时期，这部英雄史诗树立起了德意志民族内省和德意志人民团结一致反抗侵略者的形象，因此在民族性价值模型层面，人们进一步将《尼伯龙根之歌》的重要性提升到了纲领性的高度，并把它与国民教育中的“美德锤炼”相提并论。想象中日耳曼民族的原始美德，诸如英雄思想、英勇气概、牺牲精神和不屈不挠都能够在这部史诗中找到，并可以解释为“不可磨灭的德意志本性（unvertilgbare deutsche Karakter）”和品质，这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是研究德国早期文学的柏林教授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冯·哈根（Friedrich Heinrich vn der Hagen）在1807年评价《尼伯龙根之歌》时所说。哈根认为，为了“怀着自豪和信任之情看待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爱国人士也许会在这部英雄史诗里找到一个无法超越的榜样，它给了他们“重获德意志昔日荣光和世界荣耀的希望”。这为20世纪人们对“尼伯龙根赞歌”的滥用，以及将《尼伯龙根之歌》曲解为德意志民族的诞生神话打下了基础。因此，德意志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可携带到战场和军营的”战地版《尼伯龙根之歌》（1815）成了普鲁士士兵整装上阵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1848年革命的爆发，《尼伯龙根之歌》变成了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象征。在社会革命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眼里，齐格弗里德这个德意志传说中最著名和最受欢迎的英雄是“德意志青年的代表”，德国经济繁荣时期的作家费利克斯·达恩（Felix Dahn）在他最具冲击力的德语诗中要求德意志人与敌人抗争到底：“埃策尔的房子在熊熊大火中坍塌，他强迫尼伯龙根人/日耳曼灭亡之际就是欧洲被大火熊熊燃烧之时！”［《德意志之歌》（Deutsche Lieder），1859］革命失败后，《尼伯龙根之歌》又一次成为英勇就义和舍生忘死的思想动机，语言学家和爱国主义诗人卡尔·西姆罗克（Karl Simrck）曾将1827年的《尼伯龙根之歌》改编成标准德语版本，他在1870年曾预言道：“有了这样的动机，在抗击帝国侵略者和高卢杀戮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集结军队。”从1843年开始，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以《尼伯龙根之歌》为题材创作了一部独幕四场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他的这部代表作于1876年在拜罗伊特（Bayreuth）首演；而他的首本散文手稿也取名为《尼伯龙根神话，对一部戏剧的构思》（Der Nibelungen-Mythus，Entwurf zu einem Drama，1848）。
这种对民族悲怆之情的理解也体现在艺术创作上，齐格弗里德和克里姆希尔特的形象在19世纪甚至被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人们将他们与基督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相提并论；当时人们对尼伯龙根崇拜像和雕塑的虔诚超过了对圣人的崇拜。此外在1913～1915年，卡尔·施默勒·冯·埃森韦尔特（Karl Schmll vn Eisenwerth）还为沃尔姆斯（Wrms）的“Crnelianum”（原沃尔姆斯市政厅西侧的一座建筑物）创作了一组由7幅画组成的巨型壁画。
长久以来，《尼伯龙根之歌》都作为“日耳曼的英雄传说”被列为教学读物，教育指南更是将它歪曲为“战斗性的行为准则、沙文主义的民族意识和追求民族优势的教育手段”（海因茨勒语，2005）。这部英雄史诗也经常被用来影射和暗示：在德国军队于1871年开进巴黎时，俾斯麦就被称为“胜利的弗里德（Siege-Fried）”。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尼伯龙根英雄齐格弗里德被视为“德国人英勇精神的完美代表”［海因茨勒语，2013，引自卡尔·赖希（Karl Reich），1918］，并以他的名字命名西线。尽管如此，在德国人的眼里，1917年3月开始形成、被协约国称为兴登堡防线的“齐格弗里德防线”并没有起到防御作用。英国人在一年半后就将它攻破了。
魏玛共和国成立以后和纳粹统治期间，当尼伯龙根的“老一套”说辞被当作宣传进攻性沙文主义的工具时，这部英雄史诗被曲解的程度达到了顶峰：兴登堡（Hindenburg）在他的回忆录中首先将《尼伯龙根之歌》确定为“背后一剑（Dlchstlegende）”在文学上的对照。1924年，导演弗里兹·朗（Fritz Lang）创作了表现主义无声电影《尼伯龙根》（Nibelungen）两部曲，由于在影片中出现了“将德意志民族统一起来”的献词，人们质疑他想要通过艺术对纳粹臭名昭著的“尼伯龙根基本意识形态体系”的形成推波助澜。随后，齐格弗里德又突然变成了雅利安人崇敬的英雄，外表也换成了金发碧眼的模样；此外，“尼伯龙根忠诚”这个字眼还被过度使用。“忠诚即荣耀”成为党卫军的座右铭。1943年1月末，德国空军最高指挥官赫尔曼·戈林向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陷入包围而绝望的国防军士兵呼吁，要像在埃策尔城堡被敌人包围的尼伯龙根人饮血止渴、“战斗到最后一刻”那样，誓死捍卫“德意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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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当成了纳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尼伯龙根之歌》在1945年以后长期被视为禁忌。尽管它在东西德仍旧属于教学读物，人们却开始围绕“尼伯龙根化祸害史”（海因茨勒与瓦尔德施密特语）对《尼伯龙根之歌》进行批判性解释，例如故意对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进行揭露和去神话化。在电影方面的争论则没有那么极端。关于齐格弗里德、克里姆希尔特和尼伯龙根人的不朽史诗被制作成了迎合市场需求的神话故事和图片杂志。美国在1976年拍摄了电影《星球大战》（Krieg der Sterne），其中对绝地武士（Jedi-Ritter）组织的塑造就借鉴了尼伯龙根传说的情节和人物。由英国作家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J.R.R. Tlkien）在1950年代中期创作的世界著名畅销小说《魔戒》（Herr der Ringe，也译《指环王》），也从中汲取了灵感。
在《尼伯龙根之歌》故事可能的发生地之一——德国城市沃尔姆斯——人们可以从当地一年一度的“尼伯龙根戏剧节”中看到，这部英雄史诗是怎样作为传奇故事的“素材库”被简单“复刻”的：因为在1937～1939年戏剧节上演的黑贝尔（Hebbel）版《尼伯龙根之歌》迎合了纳粹分子对“尼伯龙根忠诚”的要求，沃尔姆斯市后来也批判性地反思了自己在使用这部英雄史诗素材上的问题——对传奇故事的曲解和误读。对于我们来说，重新解释尼伯龙根，以及在戏剧节上重新演绎其题材，比关注诞生《尼伯龙根之歌》的中世纪时代更具有深远的意义，能够厘清当代史和现今所出现的问题。
012 作为偶像的骑士
班贝格骑士
Der Ritter als Idl
为什么从1237年开始，他就一直“骑”在大教堂的同一个位置？至今他仍没有吐露所有的秘密。
1729年在一篇游记短文中首次被提及时，这位将近500岁的骑士显然已经足够老了。又一个世纪过去之后，尝试对他的解释出现了分歧。尽管所有阐述的基本论点都认为，这尊石质立式雕塑可能是中世纪一件罕见且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然而时至今日，没有一件雕塑品能像它一样，在塑像意义和归因上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从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从班贝格大教堂（Bamberger Dm）于1237年重建落成典礼开始，这尊骑士雕像的地点就固定在了通往教堂东侧唱经楼的左门柱上方，它的高度正好高过教堂来访者们的头顶。雕像上的年轻骑士头戴皇冠，身体呈直立、略向后倚的姿态骑坐在马鞍上，看起来几乎像是站在了马镫上。他身着13世纪典型的骑士服装，身穿可能原先为橘红色的罩袍，不过没有佩装盔甲、盾牌和武器。唯一的身份特征是戴在其鬈发上的皇冠。他的姿态放松而自然，左手松拽着缰绳，右手将罩袍的束带拉到胸前，相当时髦地用食指拉紧滑下肩膀的罩袍。他胯下的马雕刻得则不如他那样栩栩如生：它的左后腿仿佛快要落下似的呈站定的姿势，耳朵尖尖地竖起，像是听到了远方传来的什么声音，骑士看起来也正在停住这匹小跑中的马（可能为灰马）。马头的姿态仿佛是在对此作出确认。这与骑士手中没有拉紧的缰绳并不矛盾，因为缰绳是之后才加上去的。
一尊骑士雕像出现在这里是异乎寻常的，不仅如此：骑士能在教堂骑马急行吗？为什么一个等比例大小的马的雕塑会出现在教堂，而且它的臀部还令人惊讶和罕见地冲着进门的方向？“这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大不敬。”［戈克尔（Gckel）语］骑士的目标是什么？他的脖子和头微微向前探出，目光投向了右前方的主唱经楼。观者总不免被这样的目光吸引：它是在表达问候，还是看到了某个物体（现已不存在）或一个人，抑或是望向远方，直达永恒？这个目光“散发出了光明和果断，表现出了思想上和行动上坚定不移的决心，温和又不失严肃”［詹特森（Jantzen）语］；它充满了“干劲和高度理想化的精神”［德林（Dering）语］，“温柔与年轻人所拥有的活力、友善和坚毅相契合，给人一种志存高远的感觉”［引自《班贝格的千年皇帝大教堂》（1000 jahre kaiserdm bamberg）］；又或者，它代表了“内心的年轻”，由“纯净的心灵”而生［黑格（Hege）语］？对于这个目光，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解读。他们还从骑士的面部表情中感受到了“一位贵族男士的温柔”，以及“决绝的意志和毫不畏惧的坚毅”，骑士的精神面貌所呈现的，俨然是一个“征服了梦想和冒险，并从世俗中汲取了精神力量的男性形象”。［施赖尔（Schreyer）语］
这尊雕像体现的一些反差也很抓人眼球：马身的轮廓清晰且几近平面，它安静的姿态和骑在它身上人物的内心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骑士正襟危坐，却几乎像是站在了马镫上，虽然他紧紧地拽着罩袍束带，表情却是气定神闲，更可以说是踌躇满志地望向远方。他镇静的外表下充满了能量，仿佛可以随时冲上前去。骑士既紧张又从容的仪态在观者面前一览无余：此外，雕像还呈现了“一种在广阔视野下对时间的高度紧迫感”（詹特森语），这与人们对中世纪缺乏活力的固有印象有所不同。无论如何，这种“内心的能量”也给这尊被称为“西方最伟大的哥特式组合雕塑”（詹特森语）增添了魅力。
班贝格骑士雕像是从古罗马时代起保存至今最古老的骑士雕像之一。历史上比它更为悠久的只有马格德堡骑士雕像（Magdeburger Reiter），它制作于1240年前后，原型可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他也是马格德堡城市和主教区的创建者。和用8块方形砂石块创作班贝格骑士雕像的雕刻者一样，马格德堡骑士雕像的雕刻者也不为人知。不同的是，班贝格骑士雕像塑造的是哪位统治者尚无定论，这也是它留给世人最大的谜题。不同年代的艺术史学家曾试图对它进行身份鉴定，版本多达20个。其中包括：整个中世纪异教的消除者、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雕像还原了他看见天空显现十字架时的样子，不过他和班贝格并没有关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班贝格主教区的创建者，或者是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即腓特烈大帝），雕像出现的时间正处在他的统治时期，不过骑士雕像不应该成为代表两人的皇权标志。是三圣王之一吗？然而雕像上又缺少了相对应的礼物。被提及的人物还有德意志国王施瓦本的菲利普（Philipp vn Schwaben）、圣乔治、圣马丁、作为“众王之王”的耶稣等。大多数艺术史学家认为，骑士雕像的原型是匈牙利国王、吉塞娜（Gisela，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班贝格主教区创建者亨利二世的妹妹）的丈夫圣史蒂芬（Der heilige Stephan），联姻使得两个王朝建立了联系。不过这种说法也被驳斥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骑士凝视的是早前放置在主唱经楼、象征耶稣复活的胜利十字架（Triumphkreuz），他虔敬的表情就是证明，甚至还给人一种他也许就是“末世统治者”（戈克尔语）的感觉。由同一位佚名艺术家创作的“女先知（Seherin）”雕像也存放于班贝格大教堂，她失明的双眼正对着骑士，仿佛预见了这位末世统治者的到来。今天，关于班贝格骑士雕像身份的争论还在继续：它或许代表了理想的王权或皇权统治，抑或是一种对德国中世纪具有象征意义的纯粹想象？
在班贝格骑士雕像完工的同时，骑士阶层也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从古代晚期开始，骑士阶层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11世纪以后，辨识度高、身披盔甲的骑士（miles）开始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最初不仅君王和领主可以是骑士，封臣和小附庸也可以拥有骑士身份。从中世纪盛期开始，骑士身份从一种职业发展为出身和地位的代表。骑士的军事职能在十字军东征时达到了顶峰，除此之外，骑士还肩负促进文明进步的使命，尤其对宫廷骑士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随着步兵的出现，骑士在军事上的作用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组建的陆军的中级或高级指挥官。与此同时，宫廷骑士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也愈发受到推崇：举行盛大的骑士马上比武、创作宫廷抒情诗、成立世俗骑士团、理想化忠诚美德、提倡忠贞、尊重和爱护女性等。此外，“骑士般的（ritterlich）”这一概念在12世纪就已经被用来刻画宫廷女子了。几个世纪过后，崇尚骑士气概的风气发生了变化，从中世纪晚期开始，这一概念作为一种“时尚”和“纯粹形式化的生活方式”［冈绍夫（Ganshf）语，引自博斯特（Brst）］继续流行。当中世纪的骑士走入历史后，浪漫主义又使其“重生”，并一再给人们的想象插上新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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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班贝格骑士雕像身份的猜测，人们发挥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它们也为不断推陈出新、顺应时代潮流的阐释和吸纳提供了前提条件。在班贝格骑士雕像风行的较短时期内，在不同政治体制的统治下，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帝国时期，这尊骑士雕像更多地成为艺术领域的学术研究对象，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公众影响力。然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它的知名度却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摄影师瓦尔特·黑格（Walter Hege）发现了它在镜头里的美感，并在1920年代发表了自己拍摄的班贝格骑士雕像照片，这一举动引发了轰动。照片被数千次地重印、出版、仿制和赠送，班贝格骑士雕像因此成为全德国“现代传媒时代的第一个文化形象”［乌尔里希（Ullrich）语］。骑士的头像甚至被印在了1920年发行的100帝国马克纸币上。1917年出生、后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ll）猜测，在他的少年时代，“也许每个德国青少年的书桌或床的上方都挂着”［克里施克（Krischker）语］班贝格骑士雕像的照片。随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骑士投向远方的目光干脆被解释为对一个更美好未来的预示。这样一来，班贝格骑士雕像便成了一种对臆想中美好时代的浪漫回忆，这个时代就是在强大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德国的中世纪”，它也促使统治者许下在未来建立一个新的德意志大国的承诺。对于纳粹分子来说，这样的解释有利于将班贝格骑士鼓吹成德意志的民族英雄，他们声称班贝格骑士是“一位拥有北方血统的领袖的化身”［阿恩特（Arndt）语，引自欣茨（Hinz），1937］，他简直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代表：作为现代救世主，希特勒最终完成了这件中世纪骑士雕像作品。1920年代中期，种族主义思想的策划者汉斯·弗里德里希·卡尔·君特尔（Hans Friedrich Karl Günther）就下令将班贝格骑士的头像印在了拙劣的《德意志人民的种族学》（Rassenkunde des deutschen Vlkes）的卷首画上。在煽动性的宣传电影《永远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1940）中，在提到“最神圣的”事物时，班贝格骑士雕像正好出现在了画面上。
骑士雕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了下来，它被放入一个水泥护罩中保存，1947年得以“重见天日”。由于“第三帝国”曾利用班贝格骑士雕像进行意识形态灌输，1945年以后，人们对它的接纳程度更低了。尽管它仍然是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件物品，是市民普及教育的一门必修课，然而它已不再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了。1968年在艺术研究领域兴起了一场关于抛弃纳粹历史的批判性争论，在“充满激动情绪的”［沃恩克（Warnke）语］讨论中，班贝格骑士雕像作为极具鼓动性和说服力的事例被再次提及。
不过，不管是意识形态化还是去意识形态化，班贝格骑士雕像从来都是一件令人过目不忘的艺术品。1977年，联邦德国总统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在斯图加特举行的斯陶芬王朝展览开幕式上说，这尊雕像重新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此后骑士雕像的图案还出现在了德国2欧元面值的邮票上（2003），用巧克力或铁制成的雕像复制品还曾作为电影短片奖奖杯被颁发给获奖者，甚至最接地气地被做成了德国百乐宝（Playmbil）的玩具：2006年，以及班贝格大教堂2012年千年庆典之后，人们对马格德堡骑士雕像和班贝格骑士雕像的理解突破了“自由解读（frei interpretiert）”的局限，他们赋予了二者更贴合中世纪的不同色彩。
013 立法和法律影响
《萨克森明镜》
Gesetzgebung und Rechtsprgung
一位长胡子老师坐在自己学生的身边，用左手指着教学内容——右侧文本的第一行。
《萨克森明镜》（Sachsenspiegel，又称《萨克森法典》）是德国法律史和德国文学界最伟大的丰碑，它是由艾克·冯·雷普高（Eike vn Repgw，生于1180～1190年，卒于1233年后）在1220～1235年间编写的。没有任何一部德意志法典能像它一样曾拥有跨越时代和超越领土范围的效力。不仅如此，《萨克森明镜》是德语母语的开路者，还是第一部由中古低地德语写成的大型散文作品，因此也是德语在中世纪大众交流中脱离拉丁文的一个早期证明。
通过德语母语的书写，艾克的记录能够被广泛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实际上，至今保留下来的法典手抄本和残稿远远超过400本，分别由中古低地、中地和高地德语写成。在法典的第四稿，即拉丁文通行本（Versi Vulgata）于1270年前后完成后，这部法律汇编作品才在内容上完整了。
在这本拉丁文通行本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别具一格的《萨克森明镜》泥金装饰手抄本：它们是成于1295～1371年，装饰华丽的海德堡、奥尔登堡、德累斯顿和沃尔芬比特尔手抄本。虽然这四个版本相互之间差别很大，却拥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这种形式独特的插画与文本的结合，在以往的手抄本中从未出现过。手抄本的每一页上都划分有插画栏和文本栏。文本又通过显眼的大写花体首字母来分段。在这四本泥金装饰手抄本中，海德堡手抄本出现的时间最早（成于1300年前后），然而也是最不完整的版本；奥尔登堡手抄本的文字内容最为详尽（成于1336年后）；德累斯顿手抄本的插画最多且最具有艺术价值；沃尔芬比特尔手抄本则是年龄最小的“妹妹”。
尽管插图在中世纪很受欢迎，然而除了《萨克森明镜》之外，欧洲法律史上并没有出现过配图如此丰富的法典。我们不知道，作为编纂人的艾克是否也被画进了法典。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手抄本的誊写者们通过不同方式将他“嵌入”了各自的版本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名男子”穿着典型的中世纪服装，胡子和头发修理得干净整齐，没有戴帽子或头巾。他可能作为老师正在教授学生，可能正跪着向皇帝献上他编纂的法典，也可能正在接受被《萨克森明镜》法条陷于不利境地人们的践踏和唾弃。
编纂者在《萨克森明镜》中自称“艾克·冯·雷普高”，其姓取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一处地名——德绍旁的雷普考（Reppichau bei Dessau）。艾克记录的第一稿还是由拉丁文写成，是从个人角度对他家乡流传下来的习惯法的汇编。从他曾多次作为见证人陪同奎德林堡（Quedlinburg）地方长官霍耶·冯·法尔肯施泰因（Hyer vn Falkenstein）审理各类法律案件可以见得，他极有可能是一位地方高级官员。他接受的教育超过平均水平，可能自身就是陪审员或执行官；总之，他非常了解和熟悉所处时代司法判决方面的问题。
当时人们采取的庭审方式极不统一，不仅在艾克的家乡“萨克森”是这样，在法兰克人、图林根人、萨克森人、弗里斯兰人（Friese）和斯拉夫人居住了几百年的易北河和萨勒河之间的区域也是这样。城市和乡村的司法审判基础是被实践证明的、往往只是口口相传的准则和经验传授。当时还未形成一个受过学校教育的法官阶层，他们的工作往往由业余陪审员代替。除此之外，大量邦国法和地方法在地区与地区之间混杂不清，有文字可考的法源只见于法令、证书、地方法典和城市法。通行的法律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有所缺失，通常只有个别判例是确凿无疑的。阶层结构决定了对僧侣、世俗信徒、贵族、仆役、商人、手工业者、常住居民、流动人口、农民，以及“诚信的”和“不诚信的”生意人的审判标准依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而各不相同。
在13世纪，由于王权增强了领主在司法审判上的话语权，城市的司法结构因此得以稳固，用历史回溯的眼光来看，将审判标准尽可能详尽地规范化，将现有大量没有关联的法源系统地整合起来，其实早就应该着手进行。被称为“造镜人（Spiegler）”的编者一定非常清楚，落在笔头的东西才能长期发挥作用。他在序言中提到，他编纂的这本法典最初是用当时常见的书写和授课语言，即拉丁文写成的，受当时的领主霍耶·冯·法尔肯施泰因伯爵所托，之后又翻译成了德语。今天，这两本原始初稿均下落不明。
《萨克森明镜》的“历史效应（Wirkungsgeschichte）”在此后产生的影响是如此巨大，然而它的历史出发点又是那么的朴实无华：它纲领性的书名表明，这本法典应成为一面“明镜”。按照引言的说法，通过它“萨克森的法律得到了普及，好似女人通过一面镜子看见了自己的容貌”。同时可以看出，所谓的“镜子文学［Speculum-（Spiegel）-Literatur］”是一种拉丁语境的传统文化。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起，人们便使用拉丁文对照着书写已知的生活领域，后来还出现了带有批判性的主题——“王者之镜”和“愚人之镜”：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于1494年创作的《愚人船》（Narrenschiff）就属于此类作品，并在15～16世纪成为“炙手可热”的读物。《萨克森明镜》集记录和保护、整理和批判性评鉴于一身：作者编纂此法典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表述自己的法律观念，或者解释自己理解的法律，而是为了奠定一个法律基础。艾克收集和整理了在特定历史疆域广为流行的习惯法，涉及的萨克森所属地区如下：萨克森—安哈尔特的五个普法尔茨城市、萨克森公爵和普法尔茨伯爵领地、勃兰登堡边区、图林根方伯领地（Landgrafschaft Thüringen）、迈森和卢萨蒂亚边区（Mark Meien und Lausitz）、阿舍斯莱本伯爵领地（Grafschaft Aschersleben）以及总教区马格德堡、美因茨、科隆与不来梅。《萨克森明镜》为这些地区法律审判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这部法典的“历史效应”表明，“打基础”的目标早就已经达成。数不尽的因素影响和创造了它复杂的流传史，对仍处中世纪的这本法典在整个欧洲的传播亦有着贡献。与赫赫有名的《马格德堡法》（Magdeburger Stadtrecht）相比，艾克·冯·雷普高编纂的这部“德意志法（Ius Theutnicum）”在西里西亚、波西米亚、波兰、波罗的海东岸三国、乌克兰、匈牙利、欧洲西部，甚至在加泰罗尼亚都广为流传。《萨克森明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欧洲历史发展对编纂法典的需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一本火了一个世纪的“畅销书”。
《萨克森明镜》的核心内容是萨克森部落联盟内通行的习惯法，其中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的权利关系，二是封建领主间的相互关系。法典在此基础上分为序言和两大部分：地方法（共234篇关于民法和刑法的内容，针对包括农民在内的“自由人”）和采邑法（共78篇内容，规定了采邑封君和封臣之间的权利关系）。编纂的内容涉及刑法和刑事诉讼、家庭法和继承法、村镇和邻里关系法，以及关于村民共同生活的规定。此外，这本法典还囊括了涉及范围广泛的单项法律规定，比如国王的选举等。同时，艾克这位“造镜人”还在其中表达了对国家实践和法院规程的看法，比如他借此强调了世俗与教会的裁判管辖权应保持平行。不过，服务法、庄园法和城市法并没有被纳入其中。
毫不令人诧异的是，《萨克森明镜》影响了当时类似的法律编纂——从《德意志和施瓦本明镜》（Deutschen-und Schwabenspiegel，约1275）到《迈森法典》（Meiener，1357～1387），再到《赫尔福德法典》（Herfrder，1370～1375）和《格洛高法典》（Glgauer，1386）。不仅如此，直到《德国民法典》（Bürgerliches Gesetzbuch，1900年1月1日）生效前，相当多的小邦仍在使用艾克编纂的《萨克森明镜》，其中包括图林根、安哈尔特、荷尔施泰因（Hlstein）和劳恩堡（Lauenberg）。1932年莱比锡帝国法院仍明确以《萨克森明镜》作为审判依据，甚至在今天还考虑继续沿用。如今一些实际的法律问题也对其有所借鉴：甚至关于停车位优先权的规定就能让人回想起13世纪通行的习惯法，因为“先上桥的车辆应该先通过”；还有“不许将自家的排水管挂在他人的院子里”的规定，放在今天也同样适用。
《萨克森明镜》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遗产，除了在法律方面以外，如今它在语言和交流方面的遗产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易被察觉的一部分：法典用语部分地采用了头韵法（Stabreim），诸如“先来者先磨”、“彻头彻尾”、“溜了”、“很久以后”、“城市的空气让人自由”，或者“粉饰太平”这样的习惯语被编者首次写入法典。这表明这位“造镜人”用心地“观察了民间的表达方式”，在这方面他与马丁·路德很像。不仅如此，书中的插图还对一些庭审的行为方式起到了示范作用，时至今日仍然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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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明镜》记录的内容也不都是无可争议的。例如法典对农奴制的反对以及对教宗和皇帝平权的支持，就引发了社会动荡和大量敌对行为；在教宗和皇帝平权的问题上，罗马教廷在1374年对《萨克森明镜》中的14篇内容进行了“严厉谴责”，这条法律自然失去了效力。《萨克森明镜》的第一位誊写者在新版手抄本的序言里写道：艾克因此成了一头朝着猎犬狂吠的野兽，而这也为这本法典被后人称为“好斗的法律和时代之镜”提供了凭据。
人们根据不同的政治诉求理解和吸纳《萨克森明镜》的内容，这也是它“历史效应”的一部分。纳粹分子对它的滥用达到了顶峰，他们在1933年宣布举办一场纪念“造镜人”诞辰70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利用此法典来为他们“血与土（Blut und Bden）”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小至地方报刊都宣称，艾克奠定了“人民权利的基础”。此外，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律师协会（Bund Natinalszialistischer Deutscher Juristen）”的推动下，一座艾克·冯·雷普高纪念碑在哈尔茨山（Harz）的法尔肯施泰因城堡被竖立了起来，举行落成典礼的那年纳粹正式执政，他们宣称《萨克森明镜》是“北方人种古老智慧的一大遗珠”，它记录下了“日耳曼人的原始见解”。在揭掉盖布的纪念碑青铜铭牌上，法典的编纂者被冠上了“德意志人民权利的专家和使者”的美名，因此这座纪念碑和其他类似的艾克·冯·雷普高庆祝活动一样，彻底沦为了“纳粹卐字下庄严的布景道具”［吕克（Lück）语］。如今，碑文已作了一些修改，我们现在读到的文字已经褪去了强加于它的政治色彩。
在德累斯顿于1945年被轰炸后，德累斯顿手抄本为水所淹，损坏严重，当地政府决定对它进行复原：旷日持久的修复工作从1991年就开始了，手抄本如今和其他文献一样被制作成了电子版本。每年它也会在萨克森州立和大学图书馆所属的图书博物馆的珍宝馆中展出，为期6周左右。
[1] 冰岛及北欧地区的一种特有文学体裁。
[2] 即白蜡树人，因为维京人喜欢用北欧盛产的白蜡树造船。
[3] 东斯拉夫人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日耳曼部落，即诺曼人的称呼，西方史学著作中提到的维京人就是瓦良格人。
[4] 被当作清真寺使用的穆斯林聚集场所，外形往往不显眼，可以是旧库房或一个房间。
[5] 摘抄自钱春绮1959年译本。
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
014 中世纪晚期的穷人救济和病人护理
吕贝克圣灵医院的小房间
Armen-und Krankenpflege im Sptmittelalter
这些极为逼仄的居室出现在19世纪初的医院“长厅”内，这所医院是德国最古老的社会福利机构之一。
看到吕贝克圣灵医院（Lübecker Heiligen-Geist-Hspital）的小房间的人都会难以忘怀。今天，除了建于13世纪的这座雄伟砖砌建筑物之外，位于“长厅（Langes Haus）”中心的这些木质小居室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它们每间只有约4平方米大，两间“陋室”之间通过一个仅约2.3米高、与大厅天花板不相连的薄木墙隔断。有一个宽约1米、朝外开的小门（上方标有“门牌号”），门上有一扇小窗户，每间房间的窗帘都各不相同。只有打开门才能直接看见这间私人“居所”的“室内”：居室陈设十分简陋，只有一套简易的床和床头柜，一张小桌子和一把小椅子，一个放有生活用品的柜子，隔墙的搁板上有时放着花盆，里面种有由居住者精心照顾的蔓生植物。这些小房间的风格常常被认为是中世纪式的，然而实际上它们的内饰布置于1820年前后，也就是圣灵医院落成后500多年，这所建于1286年的医院是迄今为止德国最古老的社会福利机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