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医院在职能方面与现代医院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们承担着大量的慈善工作，看护病人在其中只占一小部分，且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中世纪的医院也被用作孤儿院、养老院以及穷人和朝圣者的临时居所。从7世纪开始，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本笃会修道院中产生了第一批医院，之后在其他骑士团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医院。据推测，在9世纪初位于赖兴瑙（Reichenau）的圣加尔修道院（St. Galler Klster）的建造计划中，总共记载了三所“医院”，它们是本笃会修道院的理想型配置：一是为僧侣建造于宗教禁地的医院，实际上的功能是照料病人；二是为高贵客人提供落脚之地的医院；三是为朝圣者和一般游客提供临时居所的医院。
随着十字军东征对圣地的解放，从12世纪开始出现了骑士团，他们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展现了乐善好施的好客之道，不仅提供庇护所，还承担起照料病人的工作。在十字军东征失败之后，这些工作仍然部分地在欧洲继续进行；像约翰尼特骑士团（Jhanniter），也就是以他们在16世纪的居住地命名的马耳他骑士团（Malteser）正是这样。差不多同一时期在一些有雄心的城市也出现了市民医院骑士团，其中尤以1180年在蒙彼利埃（Mntpellier）成立的圣灵骑士团最为声名远扬。14世纪时的西欧已经建立了近900所这样的医院。一类属于遵循修道院教规的教会骑士团，一类属于接收普通男女和夫妻的世俗修士会。通过教宗特权和市民捐赠，这些医院很快就积累了可观的财产，使其能够接济数量不断增加的穷人。这些医院并不提供医疗看护服务，只满足于将拯救精神和灵魂、严格执行卫生规定，以及提供优质和营养丰富的食品结合起来。此外接收对象还包括穷困和未婚先孕的妇女、弃儿和孤儿，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够在医院接受教育，女孩子往往还能在出嫁时得到医院赠予的简单嫁妆。除此之外，医院还接收穷人、朝圣者和旅行者。为了在城门关闭后也能接收这些人，医院有时也建在城墙外。
另外，独身的老人也是医院接收的对象，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规模较大的城市，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建立医院的最初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医院转变成了正规的养老院，不仅接收穷困的老人，还接收富裕的老人，后者通过向医院提供资助得以“购买”入院资格。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些住在养老院的人相当于医院维持下去的保证，他们用自己的存款承担了在养老院的生活费用。不过这样一来，穷人进入养老院的机会就减少了，并且因为他们的存在，养老院里形成了一个两级社会，付了钱的居住者可以享受优先待遇。
除了接收穷人的医院外，还有专门接收特定病患的医院。其中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基督教的博爱在精神上对他们进行关怀；另一种是对患有传染病的病人进行隔离。例如在麻风病疗养院（Leprsrium），患有麻风病的病人在保证一定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可以同健康社会隔离开来。而对其他有较大传播风险和发病迅速的疾病采取同样的预防措施，往往为时已晚。尽管设有专门接收此类病患的医院，然而建设工作常常在流行病消退之后才完成，在下一次集中暴发之前长期用作他途。一些港口城市常年设有传染病野战医院，大多位于城外，并作为检疫站使用。建立精神病院的首要目的也是将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将他们与正常社会隔离开来。从18世纪开始，有针对性的治疗手段才在这些医院发挥作用。
圣安东尼骑士团（Antniterrden）医院更多地用博爱思想来照料特别是患有圣安东尼之火病（Antniusfeuer）的病人。这种病又被称为“麦角中毒症（Ergtismus）”或“麦角病（Mutterkrnbrand）”，其实是一种由黑麦真菌感染造成的中毒症，容易在闷热潮湿的夏天发病。在粮食歉收的情况下，被真菌感染的麦子被迫混入正常的麦子中一起加工并被食用。麦角菌中毒会刺激皮肤，产生供血障碍，最后引起四肢麻木。虽然中世纪的人还不清楚引起这一疾病的原因，但是通过向病患提供健康饮食，圣安东尼骑士团医院已经基本有效地控制住了这一疾病。这个骑士团医院在15世纪陆续接收了全欧的将近400名病患。
在中世纪结束后的近代早期，对穷人的安置主要在城市进行。由于穷人不断涌入，他们被划分成了不同的类别，本地和外来的、负债和不负债的被区别对待。关怀愈发集中在本地的和丧失劳动能力的穷人身上。外来的乞讨者常常被驱逐，有劳动能力的穷人被拘留在所谓的监狱和劳改所，以便让他们在那里接受纪律教育，进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些机构看起来和已有的慈善机构并无太大的区别。此外它们往往还具备更多的功能，这一点比如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家“贫民、孤儿和劳动所”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从18世纪开始也产生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医院，它们专门用于看护病患，并雇有专职医生。
*
吕贝克圣灵医院建于1227年前后，是典型的穷人医院。当时的医院大楼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而是位于同城的另一座建筑。出资建造这所医院的是一个兄弟会，可能并不属于圣灵骑士团，应兄弟会的请求，吕贝克总主教于1263年批准了他们自己制定的一项的教规。在遵循教会骑士团团规的基础上，这一规定还发出了对穷困、顺从和贞洁的誓言。不仅单身男女可以入会，夫妻双方也可以成为会员，前提是他们没有孩子，并且同意按照性别分开居住。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安排个人或夫妻住在单独的居所。医院由一位专门管理医院的人领导，从当时可能仍由总主教任命的世俗领袖中选任。接收的对象包括穷人和病患，旅行者也可以被接收，只不过只能居留并被照料一个晚上。
这所医院可能在一次城市大火中被烧毁，取而代之的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建筑，它落成于1286年。新医院由吕贝克富商出资建成，体现了当时自信和强大的汉萨城市吕贝克市民的自我意识。这座颇具代表性的砖砌建筑是北德最壮美的哥特式建筑之一，它不禁让人联想到同一时期建成的其他汉萨城市市政厅。医院的中心是一个“长厅”建筑，它同时是一个开阔的大厅，可作为大寝室使用。大厅两侧各放置了两排床铺，分别为男性和女性使用。大厅的前端设有医院小教堂，它是一个三层高的“大厅教堂”，这样设计是为了让卧床的病人也能够参加礼拜。不过人们在14世纪认为这样的安排不合适，之后便用一堵墙将这座建筑的两部分相互隔开了。
这座医院建筑的“长厅”和小教堂旁边，还有两座民宅和若干综合性建筑。除此之外，医院的基础设施还包括一些以原地产为主的捐赠财产，它们在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被扩建。大量分散在荷尔施泰因、梅克伦堡和萨克森的农庄也隶属于这座医院，森林、磨坊，包括有收益的吕讷堡盐场也不例外。凭借这些产业，医院同时也相当于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企业，市议会因此极度重视对它的控制权。从14世纪中叶开始，轮换的市长或由他们任命的议员负责对医院的经济和金融事务进行监管，同时还担任医院的主管。
同一时期，其他城市也出现了将慈善机构划归地方经营管理的类似趋势。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这种趋势又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即所有有宗教色彩的慈善机构都划归议会管理，这样的举措往往会引起结构性的深刻变革。吕贝克圣灵医院在这一时期也彻底转变成了一所养老院；与之相关的职能得以保留至今。经过战争和政治体制的转变，医院的产业大大地缩减了，尽管如此它的规模仍然大到足以保证自己的存续。直到19世纪初，医院的居住功能仍没有发生变化：大部分居住者，比如无房可住的接受救济者仍然可以继续睡在大寝室的四排床上。重视私人空间的改建计划在这期间被提上日程，于是才有了这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小房间。它们实际上是为总共170名居住者养老送终的微型“私人住宅”，直到1970年仍有人居住，尽管政府早已出台了有关个人隐私和建造适宜居所的相关政策。同年，最后一批居住者从“长厅”搬进了位于医院其他区域、经过现代化装修的房间。同“长厅”和医院小教堂一样，这些狭小的房间最后成了受保护的文物。
015 作为经营主的修道院
《特嫩巴赫财产登记簿》
Klster als Wirtschaftsunternehmen
这本写于1341年的《财产登记簿》献词页实际上是对中世纪庄园在权利和缴纳事务方面的图文解释。
如果放在今天，如此成规模的财产登记簿也许要先经过公证后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陈述方式一定会乏味得多。这本登记簿是一位修道院院长毕生的作品，在19世纪就惊艳了学界，它被评价为“手抄本领域一件罕见的大师级作品”［巴德尔（Bader）语，引自韦伯（Weber）等］、中世纪修道院经济“手册和账簿”的“典范”，以及手抄本研究和中世纪法律、经济、农业及地方历史的一大“福音”。除此之外，凭借富有艺术性的装帧，这本《特嫩巴赫财产登记簿》（Tennenbacher Güterbuch）显得独树一帜，因为它的扉页和献词页装饰有十分精美的小画像，正文也画有大量彩色的大写花体首字母。
献词页的上半部分包含了一个金色的大写花体首字母“O”，写在了“噢上帝，谨以这件作品呈献给你（O Dee paratum sit pus）”的句首，字母中间画有天堂的场景。下半部分则是一个大写花体首字母“S”，作为“为此我要记录下财产、财产权、庄园（S-cripturus igitur pssessines，bna，grangias）”这句话的开端，字母中间画有世俗的场景。这两幅画及其对应的两部分文本彼此呼应、相互关联，并且都体现了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制度。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和圣灵合为一体）飘浮在一片云上，中间的鸽子象征着圣灵，这在圣像学上非常罕见，因为它被画成了与圣父和圣子大小等同。在云彩下方，修会圣人和修会创建人在天上神的宝座旁跪着祈祷：一位是伯恩哈德·冯·克雷尔瓦克斯（Bernhard vn Clairvaux，约1090～1153），作为西多会修士（Zisterzienser）的他身着灰色修会僧衣；另一位是身穿深色僧衣的努西亚的圣本笃（Benedikt vn Nursia，约480～547）。在《特嫩巴赫财产登记簿》出现的同一时间，教宗本笃十二世（Benedikt XII，约1285～1342）正好也是西多会修士，因此当时的人很容易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想起他，特别是他还颁布了在经营和管理西多会修道院财产方面涉及范围广泛的改革法规。
在图片上部右侧的文本行，特嫩巴赫修道院院长提到了三位一体的神、伯恩哈德和圣本笃，这从下面的放大图以及图中的文字“FRATER IO［HANNES］ZENLI［N］ABBAS”可以辨别得出，从修会典型的灰色外衣上也可以看出来。下图画的是一个“具有当地特色的书写场景”［克里姆（Krimm）语］。画中标有姓名的“FRATER JO［HANNES］ MEIG［ER］”正坐在斜面写字台前将一个农民的证词记录在一本书上。农民毕恭毕敬地站在他的统治者代表面前，他的帽子晃晃悠悠地挂在肩膀上：他驼背，满头白发，拄着一根拐杖，用手扶着一位留着胡子的世俗修士（Laienbruder），后者将农民带到桌前，并用手指着他；世俗修士的腰带（Zingulum）上挂着一根符木，上面记录了当时的债务人与债权人的法律关系，必要时可作为证物在当庭对证时使用。从画面中可以推测，一个法律行为正待进行，农民也许正准备陈述证词，世俗修士可能也等着证明他对其庄园的所有权，使之被记入法源（Rechtsquelle）。这里所指的法源相当于修道院财产、收入和管理情况的登记簿，是当前的取证和未来的物证，是对特嫩巴赫修道院财产和收入的目录编制和合法记录。
这本财产登记簿是在双重背景下产生的：一是西多会全体大会希望向修道院索取捐款的行为师出有名；二是教宗本笃十二世在1335年发表的改革训谕“fulgens sicut stella matutina”（也被称为“Benedictina”）中提出，要重新划分修道院院长和修道院的责任。财产登记簿的出现是当时的必然产物，因为西多会在14世纪的经营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财产的管理变得愈发复杂。
位于布赖斯高弗赖堡（Freiburg im Breisgau）的埃门丁根（Emmendingen）的这座修道院建成于1158～1163年间，隶属于瑞士伯尔尼州（Kantn Bern）的弗里因斯贝格修道院（Klster Frienisberg）。修道院最初被称为“天堂之门（Prta Celi）”，不过建成后很快就以更为古老的地名“特嫩巴赫（Tennenbach）”命名，并从1170～1180年处于萨勒姆（Salem）西多会修士的监管下。在接下来的150年中，通过当地贵族的捐赠，更多地通过购买，特嫩巴赫修道院的地产大幅增加，分布在200多个地区，包括奥特瑙（Ortenau）南部的富饶之地，整个布赖斯高地区以及黑森林地区的至高点等。在遵守修会会规的前提下，通过对14个庄园（Grangien）的经营，修道院的世俗修士获得了大量的剩余劳动产品，它们被放在13世纪下半叶之后兴起的城市集市上销售，其中以弗赖堡城市集市为主。以谷物种植为主的农业耕作（大多实行三圃式轮作，老式的二圃式轮作极为罕见）是修道院庄园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是畜牧养殖，再次是园艺、林业和渔业管理，以及油料作物和纤维作物种植；这一时期的葡萄种植业务大多已出租。修道院非常注重革新，例如改革施肥技术，引进轮作制度和12世纪后出现的捣磨，以及用马代替牛耕地，等等。
到了14世纪，西多会的经营管理活动不只在特嫩巴赫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主经营管理变为完全或大部分采用租佃制。这“可能是财产登记簿出现的真正原因”（引自韦伯等人）。在持续不断的转变过程中，修道院的财产被详细地登记在册。相较于在庄园合作体系中明确一个拥有劳动力、世俗修士和雇农的农场的所有财产和土地，对一个庄园的财产和土地作明确说明更为重要。不过，当时出现的《特嫩巴赫财产登记簿》却是“僧侣和修道院神职人员收取‘租金’的主要凭证”，因为它涵盖了所有权、农田所有人、草场所有人、葡萄种植园所有人、缴纳金等内容，“作为收缴方的僧侣和修道院神职人员，他们一年当中可能只需长途跋涉去收一次‘租金’就可以了”（引自韦伯等人）。
编制财产登记簿的准备工作从对“1317年以前”（引自韦伯等人）的历史资料的调查和汇编开始。修道院的档案资料因此也成了查询的对象，个人的回忆也不例外。修士和农民，包括女性在内的相关人员被一一询问；就连相互矛盾的陈述内容也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约翰内斯·岑林（Jhannes Zenlin，于1300年前后生于弗赖堡，卒于1353年）是当地一名富裕的制革匠的儿子，受过法学和神学教育。当时他是特嫩巴赫修道院的财务和经营主管（Cellerar），负责处理与修道院经济利益相关的一切事务。他着手进行的这项高度系统化的工作简直成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他在1336年出任特嫩巴赫修道院院长后也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其中。别人对他的评价是：睿智、年富力强、独立自主。在担任修道院财务和经营主管期间，他对大庄园的解体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由于当时越来越多的世俗修士转入了托钵会（Bettelrden），于是他将修道院的土地分成小块租了出去。
《特嫩巴赫财产登记簿》后来添加的前言详细阐述了它的编制计划，岑林据此开展了这项“巨大的工程”（引自韦伯等人）：他将总共233个地名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其中涉及了特嫩巴赫在当时拥有的财产、息金和合法权利。每一个条目都列出了原始凭证、世袭佃权和有期限佃权说明、息金数额、作为依据的所有权，以及缴租人姓名；后者被分别写在了可粘贴的纸条上，以便随时更新。在每项所有权描述的后面还留有空白，以便补充增加的所有权或备注其他的变更情况。
显而易见，这本登记簿的编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整体页面布局经过了细致而缜密的考虑，总共使用了352张淡褐色、中等厚度的同种羊皮纸（大多长33.5厘米，宽24厘米），每页都细心地画有由50条小线条构成的外框。作为《特嫩巴赫财产登记簿》的主笔，岑林还额外补充了一些内容，比如对《弗赖堡城市法》的整体誊抄，以及对自己工作内容和家庭情况的注释等。据推测，从1326年开始，他的登记簿编制工作受到了约翰内斯·麦戈尔（Jhannes Meiger）的大力支持，此人继他之后作为修道院主管经营的高级神职人员，成为这本登记簿的第二主笔；此外，一个佚名的第三抄写者对此亦有贡献。
《特嫩巴赫财产登记簿》的编制工作于1341年结束，被当作扉页的献词页也随之编写完成：岑林将他的这部“作品”献给三位一体的神，并请求修会圣人伯恩哈德和圣本笃替他向神祷告。他还特别在这一页体现了“三位一体的特殊象征意义”（引自韦伯等人），他这样做是为了让约翰内斯·麦戈尔——同为他的修会共事、修道院继任者（直至1363年）和最重要的支持者——在这次著名的抄写活动中图文并茂地被世人永远铭记。
*
14世纪中叶前后，特嫩巴赫修道院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它的财产在整个15世纪仍在继续增加。1444年阿马尼亚克派（Armagnaken）抢劫了修道院；在1525年爆发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中，修道院教堂在被农民大肆掠夺后化为废墟，僧侣因此逃亡到瑞士长达三十年。这两次事件导致修道院的发展陷入了停滞。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修会不得不在1632～1647年搬离特嫩巴赫。17世纪末18世纪初，战事严重波及了修道院。在1723年的一场大火中，整座修道院被烧得只剩下一部分巴洛克式的外观。
1806年仍有20名僧侣居住在特嫩巴赫，随着世俗化的发展，修道院被纳入巴登大公国后被废除，修道院建筑在几年后遭拆除和拍卖。拆除的石料被用于弗赖堡新教教堂的建设，在德国其他一些地方也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特嫩巴赫修道院星罗棋布的点点痕迹和历史脉络直至今天仍在被不断地发现：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西多会修道院（Zisterzienserabtei Fürstenfeldbruck）的一幅巴洛克式的天花板绘画描绘的就是圣母在特嫩巴赫僧侣面前显灵的场景。特嫩巴赫修道院的一个镶有169颗宝石的祭坛十字架（1280～1290）现存于博登湖（Bdensee）湖畔的韦廷根—梅赫劳修道院（Klster Wettingen-Mehrerau）内，它曾在19世纪中叶被卖给了梵蒂冈教廷，最终在1964年被重新归还给了西多会。特嫩巴赫修道院曾在1440年前后完成的余下11块圣母主祭坛木版画现存于弗赖堡的奥古斯蒂娜博物馆（Augustinermuseum），不过因为它们出于不明原因为施陶芬堂区教堂所有，而被错误地命名为“施陶芬祭坛画（Staufener Altar）”。通过博物馆对藏品修复工作的研究发现，这些画有可能曾被用于装饰一个举行弥撒的祭坛。属于修道院院长岑林的珍贵镀金圣餐杯（Zibrium）最终有惊无险地在1998年归属于纽伦堡，它被放在当地的日耳曼国家博物馆中展出，圣餐杯杯盖沿的底面刻有捐赠者的姓名。
2007年4月，在庆祝教宗本笃十六世（Benedikt XVI）80岁寿辰之际，《特嫩巴赫财产登记簿》在公众面前展现。巴登-符腾堡州政府借此契机，将献词页的摹本敬献于教宗，不仅因为上面绘有圣本笃的形象，还因为该页是这类手抄本中最精美的之一。
016 随着城市发展而繁荣的行会
弗赖堡大教堂的玻璃窗
Mit den Stdten blühen die Zünfte auf
各行会只资助了大教堂10扇大玻璃窗，他们不仅有意在玻璃窗上展现自己的职业特征，还在上面画了锤子和钳子。
弗赖堡大教堂（Freiburger Münster）这扇玻璃窗底部的中间有一枚铁匠行会的纹章，上面展示了锤子、钳子和一条正在吐火的蛇，它们是生产工具，以及象征对这一手工行业尤为重要的火。纹章的两旁和上方的玻璃窗分别描绘了圣经故事，如天使报喜、基督受难，以及铁匠的主保圣人圣安利日（Eligius）的生活片断。在成为有名望的金匠和后来投身宗教事业、成为主教之前，这位生活在7世纪的圣人最早的职业是一名蹄铁匠。他经常在这里被描绘成一名正在给一条断马腿钉马蹄铁的匠人。有关他的故事，民间流传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其中最可信的一个是：曾有一位陌生人来到安利日的作坊，向他展示如何“轻巧地”给马钉马蹄铁：只见他砍下其中一条马腿，给它钉上马蹄铁后又重新装了回去。安利日试着模仿陌生人的做法，当然没有成功。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陌生人就是耶稣，他这样做是为了向安利日传授基督教谦卑的教义。通过这个传说，安利日成为无数金属加工工匠、鞍具匠、兽医，以及其他与马相关的职业匠人的主保圣人。
这扇绘有铁匠行会纹章的玻璃窗是一组共10扇玻璃窗中的一扇，它们由各行会捐赠，于1320～1330年被装在了弗赖堡大教堂的长厅内；它们几乎都保留了原本的模样，个别扇在重新修缮时也是忠于原样。除了上文提到的铁匠行会纹章外，在每扇玻璃窗的底部都画有不同行会的标志：扭结面包圈和面包代表面包师，剪刀代表裁缝，靴子代表鞋匠，磨坊的水车轮代表磨坊匠，盾牌代表粉刷匠［Maler，也称“描绘者（Shilderer）”］，工具和直尺代表石匠，作为纹章动物的狮子代表手拿擀杖的毡匠，木桶代表箍桶匠，最后在箍桶匠熟练工捐赠的玻璃窗上还绘有动物纹章。葡萄酒酿造对商业的意义重大，因此箍桶匠行会颇具声望。
这些玻璃窗证明，当时的行会对城市生活的影响非常大，而且这些行会在基督教熏染下开始有了协作意识。当时除了行会向教堂捐赠玻璃窗之外，还有几个有名望的城市新贵家庭和一个城外协会也捐赠了代表自己身份的玻璃窗，后者捐赠的玻璃窗上绘有在“家门口”的绍因斯兰山（Schauinsland）银矿工作的采石匠。有两扇玻璃窗没有绘制行业标志，而是用采石场景代替，生动的画面再现了采石匠的职业和装扮。从采石场中开采出的白银为弗赖堡城市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是支持大教堂建设的资金来源，因此这些采石匠的形象便更有理由出现在大教堂内了。
弗赖堡大教堂建成于13～15世纪之间，最初只是一座当地的堂区教堂，这种教堂被当地人称作“大礼拜堂（Münster）”。为了更好地维护不同团体的利益，中世纪的城市将这些团体作了整体划分，主要分为商人协会，以及依地区不同而叫法不同的手工业者行会（协会、联合会、合作社、同盟/同业公会）两部分。位于上层社会的城市新贵在“酒馆社团”中结成同盟，这个团体得名于他们喝酒和聚会的场所。
各行会的集会场所中也有这样的地方，对于确定团体身份来说，行会的祭坛也同样重要，它通常设立在城市的堂区教堂内。虽然在现今的弗赖堡大教堂，这种中世纪的祭坛已不复存在，但是由当时行会捐赠的玻璃窗仍然完整地保留至今，它们是这些祭坛曾经存在的证明。由于行会有捐赠行为，行会成员得以聚集在教堂内，在由他们自己选出的神甫的主持下，在行会祭坛上为已过世的行会成员举行安魂弥撒。当时的弗赖堡大教堂由此成为这种团体的核心中的核心，因此捐赠玻璃窗等捐赠行为才会延续下去。
行会的产生也要归功于从12世纪开始的城市繁荣。不断增多的城市行当，以及它们愈发专业的分工，使得制定各手工业行规成为一种必需。那时的许多城市，由新贵组成的小型上层社会几乎在同一时间都试图垄断政治权力，此外他们还渴望确立各自的利益代表。从那时起，行会被赋予了对内和对外职能，承担了包括军事领域在内的大量工作，例如维护和保卫部分城墙等。
行会的规章制度对内部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规范，首先制定了手工业各行业统一的质量和价格标准，例如详细规定了烘焙类食品的尺寸、重量、制作流程和原料配比。此外，对于城市各手工行业准入多少名工匠、入行需要哪些条件、一间工场应招收多少名学徒和熟练工，以及薪水支付、劳作时间和培训要求等问题，这些行规也作了相应规定。不仅如此，行会还负责监督会员的生活作风，调解各行业首领间的纠纷并处以相应罚金。罚金和行会成员上缴的会费一起归行会所有，再作为资助支付给患有疾病或陷入其他困境的行会成员，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病患和无劳动能力者共同承担义务的社会救济形式。
不同城市行会的产生过程也不尽相同。它们有时是在封建领主的推动下形成，有时是由行会成员主动发起。上级部门对行会的管控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各行会的自主程度也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各行会规章制度的制定仍要经过上级部门的批准，并同时取得城市领主一定程度的认同。尽管在中世纪，一些行会通过暴动取得了参与统治其所在城市的政治权力，然而这种成功往往是短暂的。16世纪和17世纪初发生的此类暴力行为大多被镇压，行会因此被剥夺权力，甚至被解散。行会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作用有限，事实证明作为“游说团”，它们更为成功。在行会这种组织形式的约束下，非行会手工业者，即往往来自城郊的所谓“规则破坏者”和“单枪匹马者”对行业构成的竞争被破除。与此同时，对手工制品的质量和行会成员道德行为的监督也为手工业取得良好声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时的行会体量也在不断变化。小城市通常只有少量行会把持多个手工业行当，而在较大的城市，例如打铁职业有时会被划分到不同的行会，如毛坯铁匠、蹄铁匠、煮器铁匠、刀剑匠和制盒匠。金匠和银匠无论如何都会被归为特殊的行会，并享有极高的声望。行会统管一个手工业行当的所有成员，包括工匠及其家庭成员、熟练工和学徒。行会的重大事项往往仅通过各工匠定期集会，即所谓的“晨会”商议决定。集会在行会所属的房间里进行，其间行会的文件箱被打开，里面存有行会的规章制度和其他重要文件；打开文件箱的做法增加了会议的仪式感。熟练工和学徒则没有资格参加这种集会，根据他们所处的权利地位，他们既无权在行会发言，也没有参与城市事务的话语权。工匠一定拥有公民权利，而熟练工和学徒不仅没有合法的居留身份，还要向他们的师傅（工匠）上缴家用，而且必须无条件听命于对方。在3～5年不等的学徒期，学徒对此不能有任何怨言，因为他们想要学到手艺，最终被“豁免”，即从师傅（工匠）的教导中解放出来，成为被师傅公开承认的熟练工。相比之下，作为完全掌握手艺的手工业者，熟练工需要的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且不听凭师傅（工匠）的摆布，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协会，常常为了资助有需要的工友而建立属于自己的账户。
在劳动力短缺时期，熟练工可以大胆地通过示威游行，或者以集体撤离城市的方式威胁雇主，向其施加压力。对此，跨地区的关系网也助了他们一臂之力。虽然长期以来，熟练工在外流动劳作学习的漫游期没有统一之规，但是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或者对某个紧俏工匠职位的招聘信息，都会促使他们加大流动性。行会的工匠师傅往往更倾向于将这类职位交给同行会的男性后代，这对于外地人来说并不公平。大多数熟练工也没有足够的积蓄为自己“买”一个工匠师傅职位。获得此类职位的途径恐怕只有迎娶工匠师傅的女儿，或者在师傅过世后和成为遗孀的师母结婚，而且已经经营过工场的熟练工往往具备继续经营的良好前提条件。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守寡的师母也经常独立经营工场（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之内）。
*
弗赖堡在1248年爆发了一场针对城市老议会统治的暴动，当时的市议会由从封建贵族中兴起的城市新兴贵族家庭小团体所把持。以商人为代表的新兴上层社会成员不愿意再忍受自己被当作没有“参政能力”的人，并从城市统治权中被排除。通过揭竿而起的反抗运动，他们与城市统治者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在旧议会之外再设立一个与其平权的委员会。1292年，这个“年轻”的议会第一次提名了一些手工业者为议员。仅一年之后，也就是在1293年，城市法的颁布对此委员会现有的成员比例进行了确定：新贵族、商人和手工业者须各占三分之一。因此在城市“立宪”的过程中，行会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其影响力在随后的时间里继续扩大，因此才会在短短几十年后有了向教堂捐赠玻璃窗的举动。另外，弗赖堡大教堂的其他玻璃窗大多来自城市上流阶层人士的捐赠。
16、17世纪，随着手工制品外形的不断推陈出新，手工业行会所承受的经营压力也越来越大。生产规模更大、劳动力划分更为精细的制造工场成了行会的强力竞争对手，将部分制造转移到行会控制范围之外的城郊的外包制度对行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随着普鲁士在1810年引入职业自由制度，行会的生命开始消亡。其他德意志邦国也竞相效仿，其中包括巴登大公国——弗赖堡自拿破仑时代开始就处在它的统治之下。巴登大公国于1862年颁布了有关职业自由的法令，弗赖堡的行会最终解体了。直到20世纪初手工业同业会的建立，手工业才重获社会全体的认同，然而它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力绝不可能与中世纪的行会同日而语。
017 国王的选举和皇帝的诞生
《黄金诏书》
Knigswahl und Kaisermacher
“法兰克福版”《黄金诏书》被认为是德意志的“帝国版本”。它是欧洲《基本法》的前身吗？
1356年颁布的《黄金诏书》（Die Gldene Bulle）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从14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期最重要的宪法文件。当时的人称它为“皇帝的法书”，从1400年前后开始，人们因挂在诏书上的金玺将它取名为“黄金诏书（Aurea Bulla）”。图中的金玺由两个圆形薄金片通过各自的窄边相互接合而成。中间的缝隙被填上了蜡以保持稳固，内部则焊有沟槽以防止破裂。金玺线穿过内部的沟槽，分别于1642、1710和1988年在现场监督公证的情况下被更换。金玺的直径长64毫米，边缘厚40毫米。金玺的正面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Karl IV）的形象，画像上的他头戴皇冠坐在宝座上，左手捧着象征着皇权的十字圣球，右手握着权杖。在他的两侧还分别有一个象征神圣罗马帝国的单头鹰纹章和一个象征波西米亚王国的狮子纹章。沿金玺边缘一圈铸有文字“查理四世，按照神的旨意成为罗马人的皇帝，永远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波西米亚的国王［KAROLUS QUARTUS DIVINA FAVENTE CLEMENCIA ROMANOR（UM）IMPERATOR SEMP（ER）AUGUSTUS ET BOEMIE REX］”。金玺的背面是非写实的罗马城图案，配有拉丁文：（罗马是）“世界之首”，“手中握着地球的缰绳”。
出身卢森堡家族的查理四世（1316～1378）从1341年起成为波西米亚摄政王，1346年在伦斯（Rhens）被选为对立国王，与从1314年开始在位的巴伐利亚的路易同为德意志国王。1346年11月，查理四世在“错误的地点”波恩接受加冕，巴伐利亚的路易此前是在亚琛接受加冕。在路易及其继承者去世之后，为了使自己的加冕具有效力，查理四世于1349年再一次在“正确的地点”，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亚琛分别举行了选举和加冕仪式。
查理四世从小成长于法兰西王室。他博学多才且聪慧过人，并于1348年在布拉格创建了第一所德意志大学。在任波西米亚摄政王的头几年，他不仅在政治方面面临对德意志王位的争夺，还在军事方面遭受了百年战争中克雷西会战（Krieg bei Crécy，1346）的打击，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他又经历了也许是中世纪晚期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源头是在当时地中海沿岸国家蔓延的黑死病。
为了避免一个半世纪以来围绕王位而不断进行的权力斗争和战争再次发生，查理四世决心巩固已经成熟的神圣罗马帝国体系。于是，在于罗马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的同一年，他召集德意志诸侯前往纽伦堡参加帝国议会，会议上对王位继承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从1355年11月末开始，皇帝和各选帝侯对此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商议，在1356年1月10日出台新规，并于当年底在梅斯（Metz）举行的另一场帝国议会上作了补充。这个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各选帝侯最终达成的协议总共执行了450年，它被视作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结束前神圣罗马帝国的“基本法”。
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对选帝侯获得权利的肯定，查理四世编撰了一部直至1806年仍被采用的宪法法典。法典规定，国王应在美因茨选帝侯—总主教的邀请下，由7位选帝侯（300多年后才在巴伐利亚和汉诺威—不伦瑞克—吕讷堡另增了2名选帝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选举产生。凭借地理上的中心位置和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从12世纪中叶开始，法兰克福一直都是习惯法规定的、选举大多数国王的地方，只有从这里选出来的国王才是合法的。美因茨选帝侯也是法兰克福主教，同时负责主持选举仪式。选举邀请在老国王去世或举办葬礼后一个月内发出，各选帝侯必须在三个月内聚齐法兰克福。人员到齐后，选举要在30天内进行，形式类似选举教宗时的枢机团秘密会议。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各选帝侯要作好长期等待的准备，而且在此期间不能出城。选举严格按照特里尔总主教、科隆总主教、波西米亚国王、莱茵—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维滕堡公爵、勃兰登堡边境伯爵、美因茨总主教的顺序进行投票，也就是说在出现僵局的情况下，美因茨总主教手中的那票将直接决定国王的人选。
《黄金诏书》以书面的形式确定了当时各选帝侯按照习惯法所拥有的诸多权利，其中包括：绝对的裁判权，在采矿权、制盐权、关税权、铸币权和保护犹太人方面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君主的威严，以及长子继承权等。
实际上，除了预定每年召开的、对帝国问题进行商讨的选帝侯议事会之外，在选举和加冕、着装和“宫廷议会（Hftag）”等诸多礼仪方面制定的规定都被长期严格遵守。此外，当时教宗对国王选举的参与不再写入《黄金诏书》，也就是被悄无声息地略过了，这样的做法相当于剥夺了教宗参与国王选举的权利，因此他是否批准选举结果，也就无足轻重了。
查理四世是中世纪晚期德意志最卓越的统治者。当他在伦斯被选为对立国王时，还无法预见自己会在十年后编写这样一部具有长期约束力的法规。13世纪中叶以后，尽管通过7位选帝侯自由选举国王的原则得到了贯彻，然而王朝的更迭和遗产的分配在诸如由谁投票表决、双重选举和对立国王对谁有利等问题上引发了频繁的争执。此外，为了不让选出的国王危及自己的权力地位，选帝侯偏爱推举孱弱的国王。查理四世承认选帝侯已经拥有的权利和权力，并将它们以书面形式写入了《黄金诏书》，不过出于稳定王国的需要，他还同时设定了相应的前提条件。在他推选自己的儿子温策尔（Wenzel）继任国王时，《黄金诏书》则是他主要针对教宗反对意见的权谋与计策。再次进行（中世纪最后一次）双重选举和拥立对立国王也只是为了对抗教宗。查理四世在去世前不久，教会发生了大分裂，他最终选择了罗马教宗一方。
《黄金诏书》是在纽伦堡商议和颁布的，至少有5位选帝侯拥有自己的版本。查理四世统治时期出现的其他所有《黄金诏书》版本都是副本，其中之一存放在了纽伦堡，还有一版由查理四世文书处于1366年制作的副本，则留在了进行选举和加冕的老地方——法兰克福。所有的副本都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法兰克福副本是《黄金诏书》最为著名、最常被使用的文件，而且由于在每次选举中它都作为查询工具被使用，很快便成了所谓的“帝国版本”。虽然它的存续时间比选帝侯拥有的原始版本要少十年，但它在很短时间内便被当成了原始文件。
法兰克福的城市代表总是乐于向他们邀请的宾客展示《黄金诏书》。大约从17世纪初开始，法兰克福的《黄金诏书》就可以供游人免费参观，后来甚至成了吸引游客的一张城市名片。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Karl VI）的妹妹、奥地利的玛丽·伊丽莎白女大公爵（Erzherzgin Marie Elisabeth）就被邀请前去参观过。普鲁士的“军曹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也曾在1730年8月8日观赏过《黄金诏书》，当时陪同他的可能是他18岁的儿子、未来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即腓特烈大帝），那时的腓特烈二世正深陷于人生的重大困境（父亲逼婚），三天前他刚刚试图从父亲的王宫中逃跑。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hann Wlfgang vn Gethe）也观看过《黄金诏书》，而且对它的头几句烂熟于心，并在自己的自传《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中将它描述成乡愁的“价值和尊严”。然而在一至两代人过后，即德意志三月革命前夕，对于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和路德维希·波尔内（Ludwig Brne）来说，《黄金诏书》则象征着封建专制的德意志，那正是两人所要抵制的。
《黄金诏书》在革命战争时期得以幸存，它可能在1796年7月被转移到了安全地点，恰好赶在了法国人预定的掠夺行动，并威胁要将其运往巴黎之前。几个月后，《黄金诏书》被转移到了安斯巴赫（Ansbach），1799～1801年被存于莱比锡。1845年它被放入一个带玻璃盖的木盒中在法兰克福城市档案馆（Frankfurter Stadtarchiv）展出，20世纪初期被收入了当地的历史博物馆。1930年代，出于纳粹鼓动性宣传的需要，它曾被多次展出：1934年柏林的“德国人民，德国工作（Deutsches Vlk-Deutsche Arbeit）”展览、1936年莱比锡的德国法学家大会（Deutscher Juristentag），以及法兰克福的城市档案馆成立500周年庆典和1939年法兰克福施塔德尔（Stdel）的展览“德国人民—德国统一（Deutsches Vlk—Deutsche Einheit）”等。1938年发生的“德奥合并（Anschluss sterreichs）”也在法兰克福找到了历史凭证。1938年，希特勒在一次竞选旅行中访问了法兰克福，当时的市长特意将一本《黄金诏书》手抄本赠予了这位被视为“德意志帝国思想缔造者”的元首。挑选出的最终版本是同样存于法兰克福、于15世纪初制作的《黄金诏书》的第二译本。由于希特勒没有时间等待礼物递交，法兰克福市市长便在几周后亲自将它送去了柏林，此后这个版本的《黄金诏书》便下落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