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它更早、制于1365～1371年间，也是《黄金诏书》首个德语译本的手抄本曾在1942年以后代替原版展出，它在1944年3月的轰炸中连同外盒被一起烧毁了。原始版本得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留存下来，它先是被存放在贝特曼银行（Bankhaus Bethmann）的地下金库中，在1943年以后又被转移到了位于萨勒河畔诺伊施塔特（Neustadt an der Saale）的科堡联合储蓄银行（Vereinigten Cburger Sparkassen）的保险箱中。1945年9月至1946年8月，也就是德国已被一分为二期间，《黄金诏书》的原本被送回了法兰克福，可能之后先被存于赫德尔海姆（Heddernheim）的一处地面防空掩体中，直到1969年被送到它最后的存放地点法兰克福城市档案馆的担保物管理室中。1956年1月10日，一场庆祝《黄金诏书》诞生600周年的学术纪念会虽然只在小范围内举行，但它仍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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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后时期开始，《黄金诏书》愈发被归为欧洲思想的传统：它在中世纪盛期即已形成的关于选帝侯领地划分的原则被视为德国历史的联邦主义传统。作为帝国联合体的神圣罗马帝国过于庞大且缺乏管理，通过《黄金诏书》确立的选举规则和一系列帝国机构的设置，例如帝国议会、帝国内廷议事会、帝国高等法院和帝国各管区等，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拧成了一股绳。以专制主义的视角看，即便没有自我毁灭它也成为不了国家。战后时期几近结束时，当时的人们也看到了它作为中世纪遗产的一面，对此人们最终这样解释，德国是一个“迟到的国家（versptete Natin）”。
随着铁幕的倒塌，以及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看待老帝国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涉及多个中心的国家组织，即使在长达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神圣罗马帝国也能够保证它最少的成员国构成、特性和权利，它甚至被视作未来的“欧罗巴合众国（vereinigte Staaten Eurpas）”［施密特（Schmidt）语，1999］效仿的榜样。借《黄金诏书》诞生650周年之机，德国举办了一场大型回顾展，以唤起人们对它的适当尊重，并围绕它开展了学术上的进一步交流。《黄金诏书》的意义“不仅相当于一部德国的《基本法》，更堪称一部欧洲的《基本法》”［伯戈尔特（Brglte）语］。
018 汉萨同盟——一个经济强国
不来梅“柯克”帆船
Die Hanse-eine Wirtschaftsmacht
这艘14世纪的“货船”残骸在1962年才被发掘出土，人们之前只在图片上见过它。
1962年，威悉河（Weser）流经德国不来梅市内莱布灵豪森（Rablinghausen）一段正在实施新欧洲港口流域改造的区域，以满足通行现代货轮的需求。10月8日这天，挖泥船碰到了泥沼中凸起的一个不明物体，起初人们只以为它是个障碍物。它的出现使改造工程面临延期，不仅叫人气恼，为此还可能花费不菲。河堤的坍塌暴露出了一个木质骨架——一艘一半浸在水中，一半陷于威悉河沼泥里的船体终于得以重见天日。毋庸置疑的是，这具残骸来自非常古老的年代。很快，考古学家们被召集到现场，他们看到了至今我们只能在老照片、印章或者从前的城市徽章上才能见到的画面：一艘真正的汉萨同盟不来梅“柯克”帆船（Die Bremer Kgge）。对于航运考古学来说，这是一个轰动的发现。
由此，这个北欧早期海上贸易最著名的船型、充满传奇色彩的汉萨“货船”，第一次以历史文物的身份“浮现”在了现实中。在这之前，人们只能猜测它的实际尺寸、确切外形、材质以及制造工艺——如今终于可以一探“柯克”帆船的究竟了。
威悉河冬季经常会出现大量流动的浮冰，因此挖掘工作必须尽快开展。不管在资金筹备、专业知识还是技术设备方面，都存在许多有待克服的困难。几年前斯德哥尔摩港“瓦萨（Vasa）”沉船和丹麦罗斯基勒峡湾（Rskildefjrd）维京船的发现引发了巨大轰动，不过对它们的打捞经验对不来梅“柯克”帆船并不适用。由于“柯克”帆船船体的木头已经被泡软，稍微一使劲就容易将木板连同钉子一起拔下来，整体打捞并不现实。为此，科学家们首先对位于水上和水下部分的“柯克”帆船残骸作了详细的记录和测量。接下来，潜水员在威悉河混浊的水中费力地将船体拆成碎片并打捞出来。此后，潜水员借助潜水钟又仔细搜寻了其他相关物品，截至1965年7月，在岸上的水箱中总共存放了约2000个碎片。这样处理可以避免木头干燥、缩水或者断裂。然后科学家们像拼一个大型拼图一样将这些碎片组合在一起。这项工作耗时7年，其间工作环境的湿度始终没有低于97%，否则这些木头就会因为干枯而粉碎。“柯克”帆船的右舷一侧几乎完全重建，左舷一侧复原了约三分之一。此后实质性的防腐工作便开始了：使用聚乙二醇——一种水溶性合成树脂——对“瓦萨”号的成功实践证明，它可以吸收木头中的水分，并替代水分稳固船体的木质结构。科学家们将“柯克”帆船残骸浸泡在一个充满了聚乙二醇的特制巨型不锈钢“浴缸”中，浸泡过程分两级，共17年，其间可以透过玻璃窗从外面观察整个过程。2000年，也就是在被发现38年后，“柯克”帆船才第一次以干燥和固定的状态陈列于德国海事博物馆（Deutsches Schiffahrtsmuseum，此外，博物馆的名称至今仍只有两个“f”）[1]中，博物馆由建筑师汉斯·夏隆（Hans Scharun）设计，于1975年向公众开放。迄今为止，“柯克”帆船都是德国海事博物馆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展品。
研究结果另外显示，这艘“柯克”帆船是在它几近完工时被一次海啸从造船厂掀翻到水中，进而沉没的；它的建造工作虽然已基本完成，但仍没有配备完全。一同出土的还有大量的造船工具以及造船木匠的皮鞋，不过既没有发现货物，也没有发现设备或船员行装的踪迹，也就是说并没有找到社会历史学家们希望看到的可以反映中世纪晚期日常生活的物品。
这艘“柯克”帆船取材的橡树于1378年在黑森被砍伐，因此可以推测，造船工作应该是在1380年前后开始的。当时，汉萨同盟正处于发展的巅峰时期，14世纪下半叶时它统一了约200个海港和内陆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得上一个北欧强国。汉萨同盟的核心由70多个同时还和许多其他城市结成联盟的城市以及条顿骑士团（Deutscher Orden）等团体组成。它的势力范围从佛兰德（Flandern）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诸国，囊括北海以南和远至芬兰湾的整个波罗的海地区。
汉萨同盟是12世纪中叶以后从商业联盟中发展而来的，商人组建这些联盟的目的是以团体的名义共同抵御远航贸易航行的危险，并在目的地争取更多的利益。当时的商业贸易使用了由弗里斯兰人、萨克森人、维京人和英格兰人开辟的通往水路的交通线，并主要利用它们连接陆路交通。贸易大多通过短期经营的临时性公司进行，根据合约的规定，这些公司台前幕后的“股东”在投资和销售成本、风险和利润的分配上各不相同；亲属关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人们用来自东方的原料（谷物、兽皮、皮毛、木材、蜜蜡等物）交换西方的制成品（佛兰德和英格兰的布料、金属制品等物）和南方的食品（葡萄酒、水果等物）。对于吕贝克（Lübeck）来说，经由吕讷堡（Lüneburg）的“古盐之路（Alte Salzstrae）”[2]，以及14世纪末开通的施特克尼茨运河（Stecknitzkanal）运来的盐也是有利可图的出口商品。
在伦敦［从11世纪初期开始就有记载，科隆商人曾在“钢院商站（Stalhf）”[3]以葡萄酒贸易为主业］、布鲁日（Brügge）、诺夫哥罗德（Nwgrd，今“彼得宫”城区内）、卑尔根（Bergen）和哥得兰岛（Gtland）的维斯比（Visby），汉萨同盟都设有重要的营业所和账房。维斯比曾是波罗的海海上贸易的一个枢纽，与吕贝克联系紧密。吕贝克于1143年建城，从13世纪末开始就成为汉萨同盟的“都城”，也是汉萨同盟议会（Hansetag）最频繁的召开地（首届于1356年，末届于1669年），与会的汉萨同盟城市代表视需要协商共同面临的问题。汉萨同盟议会有时一年召开一次，有时每隔几年召开一次。大会是汉萨同盟的最高决策机构，不过这个松散商业联盟的决议执行却由汉萨各城市自行斟酌决定。
德意志西部及低地地区商人最初结成的协作关系逐渐演变成了“汉萨城市同盟（Stdtehanse）”——一个虽然松散，其影响力却还能深入内陆的强大组织。随着“东向移民运动（Ostklnisatin）”[4]不断推进，波罗的海南岸的新兴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长期以来，汉萨同盟几乎垄断了波罗的海东西向的贸易，它涉及范围广泛的贸易特权可以在外交和军事上为自己保驾护航［主要针对像克劳斯·施托特贝克（Klaus Strtebeker）这样的海盗，以及“粮食兄弟（Vitalienbrüder）”[5]中的其他海盗，还包括对贸易特权提出质疑的丹麦］。
借助“柯克”帆船进行的海上运输是贸易往来的支柱，但它同时也可用于战事。当时许多不同种类的船只在命名上都使用了“柯克”一词，其中基础型号（经过几百年造船业的发展和地区性的变迁）的特征是：船身宽阔，高干舷，典型的大方帆，由大型船板搭接而成，设有艏楼和艉楼，船底部的龙骨是水平的，艏柱和艉柱也是垂直的。它的一大革新在于固定的艉柱舵于13世纪逐渐取代了侧面舵。这些因素共同铸就了一艘坚固、可靠、载重量大且具备优良航海和船帆性能的船——对以不来梅“柯克”帆船为原型建造的复制船进行的多项测试也证明了这一点。
出土的这艘不来梅“柯克”帆船长约23.3米，宽7.6米，可装载约160立方米的货物，载重量为80吨左右。不过在1370年前后，载重200吨的货船就不再是什么稀罕物了。当然，和长约400米、宽60米、可装载20000个标准集装箱的现代巨型货船相比，这根本不值一提。但在当时这是惊人的量级，与使用畜力车的陆路运输相比更是如此。这艘不来梅“柯克”帆船当时还不算是同类货船中最大的，后来建造的其他尺寸的“柯克”帆船甚至是它的8～10倍大。作为战船的较大型“柯克”帆船最多可以容纳300名战斗人员，负责航行的船员估计有15～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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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柯克”帆船独一无二地塑造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北欧航海的风貌。因为这个同时影响了欧洲西部和南部造船业的船型，为汉萨同盟奠定了三个世纪的统治地位，进而成为（还出现在城市纹章和印章上）中世纪晚期汉萨同盟海运和德意志远洋贸易的象征，时至今日仍是汉萨同盟的标志，代表了汉萨同盟的创业者和商人精神、敢于从事跨行业贸易的冒险精神，以及最终“可敬商人”的理想形象。此外，今天我们仍可以在许多汉萨城市的城市纹章上见到汉萨同盟的代表色（白色和红色）。
当汉萨同盟的成员于1669年最后一次参加“汉萨同盟议会”时，距离同盟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150年。随着领地统治的增强，汉萨城市必须愈发向领主让渡利益。它们开辟了新的商路，即便不放弃使用汉萨贸易线路，海外贸易也变得更加重要。三十年战争最终使汉萨同盟彻底丧失了意义，不过它从未“正式”解散，而是像形成的过程一样，逐步地失去了自身的重要地位。
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euen）[6]的“生日”绝不是汉萨同盟的“忌日”，虽然19世纪的历史叙事倾向于暗示这一点，同样这也表现了后人对汉萨同盟理想化的认识［瓦尔特·福格尔（Walter Vgel）语，引自格赖兴（Graichen）与哈梅尔—基佐（Hammel-Kiesw）］。人们早就开始从学术角度研究汉萨同盟，不过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汉萨同盟也为帝国的海军政策和殖民主义合法化服务。在当时君主制—大德意志统治思想的影响下，汉萨同盟的神话走上了巅峰。
汉萨同盟的形象在19世纪末已经带有较多的社会批判色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是占据了主流——海盗施托特贝克大战汉萨“胡椒袋（Pfefferscke）”[7]。即便如此，汉萨同盟依旧是德意志中世纪强盛的代表；1926年成立的第一家德国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股份公司（Deutsche Luft Hansa AG）”[8]在取名上并不是巧合。强调汉萨同盟对国家和强权政治的重大意义也符合后来纳粹的战争和扩张政策的利益诉求。
二战后，德国人对汉萨同盟的理解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瓦尔特·福格尔语，引自格赖兴与哈梅尔—基佐）：民主德国（DDR）将汉萨同盟树立为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典范，联邦德国（BRD）则将汉萨同盟塑造成欧洲统一的先驱，时至今日德国人常常也这么认为。在国际上，“汉萨城市同盟（Stdtebundes DIE HANSE）”（现拥有185个城市成员和16个国家成员）还从1980年开始组织召开了“新世纪汉萨议会（Hansetage der Neuzeit）”，议题涉及文化交流和旅游业。汉萨同盟的神话仍在继续——虽然将它同今时今日的欧洲放在一起比较并不恰当。
019 骑士—雇佣兵—步兵—常备军人
板甲衣
Ritter-Sldner-Landsknechte-stehende Heere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骑士板甲衣残片，它制成于1350年前后，2002年被发掘，2007年通过拍卖被收入博物馆保存至今。
这件板甲衣（Plattenrck）不仅是欧洲范围内此样式板甲衣中最古老的，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2002年，一名业余考古学家使用电磁探测器在德国下巴伐利亚菲尔斯滕采尔—伊尔斯海姆（Fürstenzell-Irsham，帕绍城区）的希尔施施泰因（Hirschstein）古堡废墟中发现了30个碎片。它们是一种骑士护甲（Schutzpanzer）的组成部分，人们至今只在墓碑上见过这种护甲的图案。
2007年4月，这些碎片作为国家级文化遗产被列入拍卖目录，并被博物馆拍得。从2014年4月开始，在国际专家的参与下，这件板甲衣被成功复原，并于2014年首次展出。它由相互搭接的铁甲片组成，铁甲片内侧衬有布马甲或皮马甲（通常为无袖），相较于古希腊罗马时代为人熟知的凯尔特人和罗马人穿戴的锁子甲（Kettenhemd），它可以更好地保护穿戴者。古希腊罗马时代以后，弩和长弓的使用已愈发频繁，像锁子甲这种传统的护甲，虽然不断地更新换代，却已经不能再对穿戴者提供足够的保护了。从12世纪末开始出现了专门针对胸部、肩部和四肢的护甲片（Panzerplatte），1430年前后又有了可以保护全身的板甲（Plattenharnisch）。
在这件复原板甲衣的边缘，我们还能依稀看到一些铆钉头的痕迹，它们的作用是将铁甲片与衣料固定在一起。铁甲片一般刻有装饰性花纹，尽管这样的外观不总能让人第一眼就看出它是武装的一部分，但它仍然具有较高的识别度。此外，这件板甲衣胸甲上配有的4条铁锁链（Mamelieres）仍保存完好。为了在战斗中方便取用和避免丢失，穿戴者可以用铁锁链将短剑、斧子、锤矛、剑、盾牌和头盔等武器装备固定在胸前。板甲衣上拱形的肩甲片可能安有一个机械锁闭装置。一些甲片上还刻有制作它的工匠姓名，这也是最古老的手工制品署名方式。
当时用来保护穿戴者头部的是一种所谓的“中头盔（Beckenhaube）”，它轻巧灵便，戴上后面部无遮挡，替代了之前流行的锁子甲护罩。那时候，剑仍然是主要的武器和骑士阶层的象征，双刃剑于14世纪初开始出现，在板甲于同一个世纪出现后，双刃剑可以刺入护甲片之间的缝隙，因此剑刃越来越多地被做成楔形，同时剑柄也越做越长。
即便不能确定，只能推测这件板甲衣的主人可能是骑士萨卡莱亚斯·哈德勒（Zacharias Haderer），就已经足够引发一场更大的轰动了。
实际上从13世纪末开始，可能仅由几座房子组成的伯格斯塔尔希尔施施泰因（Burgstall Hirschstein）山顶小城堡就是哈德勒（或哈德施泰因）骑士家族的产业了，这座小城堡也许曾被作为一个小型的狩猎行宫使用，因为经证实这个骑士家族在当地拥有狩猎权。萨卡莱亚斯·哈德勒是这片家族产业的最后所有者，臣属于帕绍主教区教堂议事会（Hchstift Passau），不过他与帕绍采邑主教阿尔贝特三世（Albert III）的关系并不融洽，后者在1384年便对城堡放任不管。
一方面，家臣必须听命于他们的主教，为其征战沙场，并服从其裁判管辖；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从作为封建领主的主教那里获得土地，即包含更多权利、义务和收入的采邑。他们的骑士装备要靠自己置备，像板甲衣这样的戎装无疑是昂贵的，一个普通的家臣可负担不起。
14世纪的军务发生了复杂的结构性变化。在十字军东征和日耳曼东扩运动期间，士兵的军饷是额外支付的，直到14世纪中叶，欧洲陆军向最多三分之一的士兵发饷。尽管骑士军团一直存续到16世纪，步兵的地位却变得愈发重要。
15世纪末，欧洲陆军军队向标准的“步兵战士”发饷，不设常备军，不单独征兵，只在需要时成批征募。服役结束后，步兵可以继续寻找新的“雇主”。从那时起，欧洲的雇佣兵事业迎来了全盛。雇佣兵有独特的战斗本领。分别来自瑞士和波西米亚的两支雇佣兵队伍相互间展开了竞赛，双方的战斗力各有所长。
随着德意志雇佣步兵（Landsknecht）的出现，雇佣兵发展出了另一个类型：他们占领了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欧洲雇佣兵市场。为了便于识别，他们穿着鲜艳、引人注目，虽然身着流行的服装，却操着不同的口音。每个社会阶层的人基本上都可以成为雇佣步兵，雇佣步兵队伍中也不乏农民、工匠、市民，甚至还有贵族和骑士。他们投身战场的原因各有不同，比如喜欢冒险或者为君主或权贵赢得声望等，当然钱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社会地位较低的贵族往往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能应征入伍，不过前提是他们拥有完全独立的组织，“战斗头衔”也要和他们的社会地位完全相符。服役结束后，如果不重操旧业，这些雇佣步兵就以“退役军人（Gartknecht）”的名义到处横行，不但因此获得了盟友们的尊敬，还因为四处掠夺而让人心存畏惧。在骑士传统中，雇佣步兵被视为斗士，然而事实上他们的战斗和中世纪的骑士比武早就不相干了。
社会的变革既是雇佣兵兴盛的原因，同样也是他们衰落的理由。“雇主”因为囊中羞涩只能从城市下层社会中征募新兵，在纳税人的委托下，这些一无所有的穷人发动了战争；三十年战争中的雇佣兵也是这么形成的。那些重装上阵和骑马作战的“斗士”尽管不再是战争的主力，却仍然留在了军队中。射击武器的使用决定了战争的走向。贵族也不得不顺应社会和军事的这种本质变化；贵族往往是17世纪军官团（Offizierkrps）的核心。17世纪下半叶以后，德意志诸侯也愈发以法国的专制主义为目标，组建了有兵营的常备军，常备军意味着必须长期待命。奥地利军队的首批军团就是由华伦斯坦（Wallenstein）的军队发展而来。军队是统治者的工具，也被用于稳固统治者的内部根基。因此，法国首先于1793年引入义务兵役制，然后是1813～1814年的普鲁士（1935年再次实行，联邦德国是1956年，民主德国是1962年）。
在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前，雇佣步兵时代几乎要被人们遗忘了，从18世纪末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时期开始，雇佣步兵的昔日荣光主要在文学作品中重现了。因为拿破仑战争的爆发，人们对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热情方才找到了出口。当时的浪漫主义画家尤其热爱古堡和古堡废墟题材，诗人也偏爱以中世纪为背景抒发情感；威廉·豪夫（Wilhelm Hauff）的骑士小说《利希滕施泰因》（Lichtenstein，1826）就是这样。
骑士和强盗骑士主要在贵族和富裕市民的圈子里成为被颂扬的对象，他们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化装舞会、戏剧演出、圆桌会议和王室法庭上。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这股热潮又蔓延到了其他社会圈子中。在19、20世纪之交，德国青年运动在雇佣步兵老歌的基础上创作了新的运动歌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到祖国的各德国部队又组建了不同的志愿军，它们的成员像雇佣兵一样被征募，享有比在之前军队中更高的军饷。他们不受国家和宪法的约束，只需要无条件听从军团首领的指挥。根据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传统，他们自称“自由军团（Freikrps）”。军团兼具政治性和社会性，成员里既有正规军军官，也有社会上的亡命之徒。离开学校成为士兵的人不愿再过回原先的市民生活。他们以“雇佣步兵”的名义被征募，这个称呼也符合他们并不清晰的自我定位：反对资产阶级，崇尚民族主义，心怀模糊的帝国思想，对君主制度充满敌对情绪，却很少支持民主主义。“自由军团”在1919年1月杀害了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罗莎·卢森堡（Rsa Luxemburg），在同年5月攻占了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Bayerische Rterepublik），在为魏玛国民议会提供保卫服务后，又在1920年3月的卡普政变（Kapp-Lüttwitz-Putsch）中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
纳粹的鼓动性宣传将雇佣步兵树立成了德意志的英雄。雇佣步兵因此成为歌颂军人气质的典范和德意志的象征。恩斯特·罗姆（Ernst Rhm）便是受此蛊惑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显然将雇佣步兵和理想主义者互相混淆了”［布洛赫（Blch）语，引自鲍曼（Baumann）］。他曾是希特勒的早期追随者，1924年以后协助组建了纳粹冲锋队（SA），1934年被希特勒杀害。纳粹党卫军（SS）和德国国防军是纳粹党当时的主要政治工具，雇佣步兵精神也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党卫军将种族精英思想和中世纪晚期的士兵荣誉结合在了一起；国防军则主要强调“士兵（Landser）”这一概念，它和几百年前的“雇佣步兵”概念一样被意识形态化和神化了，尽管二者和它们的真实情况都相去甚远。
令人深感惊讶的是，在1980年代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日常生活中，这种“雇佣步兵”浪漫主义仍随处可见。联邦国防军的士兵们时常会唱出雇佣步兵赞美诗中的歌词：“我们战斗，目之所及，时而为此，时而为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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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步兵”文化贯穿了与战争事件、政治分野、权力地位和经济利益相关的所有历史阶段，直到今天仍在不断攀登新的巅峰。1831年法国外籍军团（Fremdenlegin）成立以后，德意志人开始为法国人服兵役，人数一度达到了军团总数的一半，其余的则是西班牙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就曾是他们中的名人，他18岁那年，也就是1913年在凡尔登加入了这个外籍军团，并服役了五年，之后从军团中逃跑，被抓住后在他外交官父亲的帮助下重获自由。尽管外籍军团的士兵完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雇佣兵，然而因为军团编入了法国的正规军，因此他们仍然被视为雇佣兵。
如今，海上的掠夺行为推动了相应保护行为的“私有化”，即将风险和保卫工作“外包（Outsurcing）”。由此催生了个性化的雇佣兵新类型：有受雇于安保公司、待遇丰厚、在各个专业领域工作的临时雇佣兵，还有从事信息技术的“网络雇佣兵”。冷战结束以后，大规模的军队组织也走入了历史，28个北约成员国[9]中有24个成员国拥有一支自己的志愿军部队。在所有的历史阶段，雇佣兵的面貌随着时间和环境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身着这件来自13世纪的板甲衣的人也不会给人留下“他是士兵”的第一印象，更别说洞察他的目的或想法了。
020 大学的建立和变迁
海德堡大学的大印章
Universitten-Gründung und Wandel
这枚印章在1857年以后就被收入了博物馆，它的复制品直到2012年才为人所知，其直径比已遗失的原件略短。
海德堡大学（Universitt Heidelberg）建立后不久，莱茵河畔的普法尔茨伯爵便让他的宫廷金匠制作了一枚大印章，也就是说，这枚印章的历史和这所德国现存最古老的大学一样悠久。大印章的背景是一座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前面正中间壁龛的华盖下坐着圣徒彼得（Apstel Petrus），他左手捧着一本正方形的书，右手拿着一把钥匙。在他两侧的小壁龛下分别有一位骑士单膝跪地，双手托举着一个纹章朝向他（左侧为普法尔茨的狮子纹章，右侧为巴伐利亚的菱形纹章）。两个骑士向这所新建大学的主保圣人递交的正是他们各自最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左侧的骑士有时被认为是统治普法尔茨几十年的选帝侯鲁普莱希特一世（Ruprecht I，1309～1390），在父亲于1319年去世后，他从1329年开始才正式即位。右侧的骑士有时被认为是他的侄子鲁普莱希特二世（Ruprecht II，1325～1398），他从1368年开始与鲁普莱希特一世共同执政，在后者去世后继位。
大印章的图案象征着1386年海德堡大学的创办，它比欧洲最古老的两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创建于12世纪）的建立晚了100多年。1348年建立的布拉格大学和1365年建立的维也纳大学则是神圣罗马帝国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最早建立的两所大学。当时的德意志大学生首选意大利和法国的高校就读，尤以法国的巴黎为甚。
在法国于1378年拥立驻阿维尼翁（Avignn）的教宗为正统后，在巴黎大学就读的德意志本科生和硕士生被勒令离开学校，因为当时所有德意志邦国拥戴的是罗马教宗。由于这些学生被认为归属了“错误的”教宗，他们还失去了家乡的资助和学成回国后的工作机会。海德堡大学的创建结束了这一局面：鲁普莱希特一世和他的侄子在1385年6月26日共同创办了海德堡大学，并在同年10月23日获得了罗马教宗乌尔班六世（Urban VI）的特许。根据文献记载，建立后的海德堡大学在1386年10月1日就具备了和巴黎大学同等的教学权和自由权。直到现在，1385年6月26日仍被确定为海德堡大学的创办日期。
1386年10月18日，海德堡大学举行了开学弥撒，第二天仅有3名教师“上岗”，没有一所德意志大学像它这样简朴。大学在一个月后才选出首任校长，大约一年后拥有32名教师［大多从事博雅教育（Artes Liberales），即“人文七艺”］和将近600名“学术公民”。出身尼德兰的首任校长马西利乌斯·冯·因根（Marsilius vn Inghen）也是海德堡大学的重要创建人，他在大学建立期间向鲁普莱希特一世和他的侄子提供了诸多建议。他曾作为学者和组织者先后两次担任巴黎大学的校长，他致力于海德堡大学的创建工作可能是为了反抗巴黎当时的教会大分裂。然而满载希望的海德堡大学建设工作差点就在三年后夭折，不仅因为战争的爆发和瘟疫的蔓延，还因为当时拥有40000名居民且富裕的德意志城市科隆和埃尔福特分别在1389和1392年建立了条件更好的大学，它们对本地大学生的吸引力给海德堡大学带来了竞争压力。
当时的大学相当于是师生的自治协会，它们享有100年前法律规定的普遍权利，不仅拥有独立裁判权、免税权和廉租宿舍权，还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大印章。海德堡大学的校长还有专属的小印章，印章上刻有普法尔茨之狮，它的前爪举着一本打开的书，上面写着“永远开放（Semper apertus）”——至今仍是海德堡大学的校训。
海德堡大学的经济条件由其创办者负责创造，不过普法尔茨面积并不大，海德堡最多只有4000名居民。除了要向首批聘请的教授支付薪水外，选帝侯还要付给校长马西利乌斯高额薪金，因为后者同时也是他正式的“顾问”。在经历了一代人的努力后，海德堡大学才在基础设施上有了一定程度的财政保障。
被称为“强硬派”的鲁普莱希特二世用“野蛮的方式”［沃尔加斯特（Wlgast）语］解决了海德堡大学的校舍问题：他将获叔叔鲁普莱希特一世准许进入普法尔茨的犹太人重新驱逐出去，并将他们的巨额财产划归大学所有。
在建立几十年后，海德堡大学拥有了四大学科：博雅教育、神学、法学和医学。其中博雅教育以6名教授和约20名硕士的师资水平位列学科之首，其次是各有3名教授的神学和法学，医学学科只有1名教授。在相对较高水平的学校教育中，博雅教育主要是教授科学技艺的一门基础学科，具体包括“三艺（Trivium）”，即文法、修辞和辩证（逻辑学），以及后来增加的“四艺（Quadrivium）”，即算术、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通常只要经过2年的学习就能获得最低的学士学位，再经过2年半的学习则可以获得文科硕士学位。获得神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大约需要进修12年，拿到法学和医学专业执照则需要学习6年左右。
对于许多大学而言，宗教改革是中世纪晚期结束的标志。在普法尔茨新任选帝侯奥特海因里希（Ottheinrich，1502～1559）的大力倡导下，海德堡大学在组织、人员、教学内容和学习活动方面进行了现代化改革，几乎相当于被“重建”了一次。在奥特海因里希的继任者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的继续推动和改造下，海德堡大学在16世纪下半叶作为一所奉行加尔文主义的大学而举世闻名，在国际上的影响巨大，被视为“德意志的日内瓦”。
海德堡大学从1442年开始就有了自己的图书馆建筑，在奥特海因里希将自己颇具藏书价值的图书馆赠予大学后，海德堡大学图书馆可能成了欧洲最重要的一所图书馆。然而令人惋惜不已的是，这个举世闻名、被视为“德国图书馆之母”的“帕拉提那（Palatina）”图书馆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到洗劫，珍贵的书籍文献被抢走献给了罗马教宗并被收入他的图书馆（后于1816年归还）。这所在三十年战争之前还兴旺的大学在1626年被迫关闭，直到1652年才小规模地恢复了教学活动。1556～1685年，海德堡大学一共经历了九次教派更替。
1527年建立的马尔堡大学（又称“Alma Mater Philippina”）是德意志第一所奉行新教教义的大学。当时的地方诸侯竞相让各自管辖的牧师、官员和其他专业人员接受高等教育，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影响下，直至18世纪末（1789）德国（除哈布斯堡皇朝统治地区以外的神圣罗马帝国）共建立了34所大学，这个数量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多。然而又有大批大学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牺牲”了——1800年前后有20所大学被迫关闭，其中科隆大学于1798年关闭，直到1919年才复校。
1786年，在庆祝建校400周年之际，海德堡大学以一所小型“耶稣会大学”的身份进入了它建校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沃尔加斯特语）。不过在城市范围内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元素。几年后，随着普法尔茨于1806年被转给新成立的巴登大公国，海德堡大学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大学进行了第三次相当于重建的深度重组，甚至将当时巴登大公卡尔·腓特烈（Karl Friedrich）的名字加进了大学创建者的行列，并在此后改名为“鲁普莱希特—卡尔—海德堡大学［（Rupert-Carla）Ruprecht-Karls-Universitt Heidel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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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堡的影响下，一种新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即把大学视为在科研和教学领域自负其责的教育机构，在德国逐渐发展起来。它发端于1809年柏林大学（又名“腓特烈—威廉大学”，1949年后改称“柏林洪堡大学”）的建立。海德堡大学随后也从推行当时还作为科学的神学转而发展法学，从此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法学研究为海德堡大学赢得了响亮的名声。从那时开始，国家财政的支持改变了大学必须通过变卖捐赠来筹集资金的窘境。19世纪末，巴登大公国所有高等学校的支出比其他所有德意志邦国高等学校的支出多出2倍（平均每人1.53马克，普鲁士为平均每人0.6马克）。
18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到中等规模的海德堡大学常年有1000多名大学生注册，其中外国留学生所占比例非常高（10%～15%）。这样的增长必定要大大增加大学员工的数量。另外在女性招生方面，巴登大公国也走在了前面。巴登大公国的女性从1900年开始可以注册入学，还享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海德堡大学女大学生所占比例从20世纪初的2%上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第三帝国时期则明显下降到了6%～7%。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大学的科研（尤其在物理学、考古学、医学和数学方面）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不过多数大学教授对共和国持批判态度，甚至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而海德堡大学哲学专业至少有一半的教授“偶尔或始终”（沃尔加斯特语）支持魏玛共和国，因此海德堡大学在此期间被称为“学术堡垒”。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大多数奉行民族主义的保守派大学教授和更多的大学生表示热烈欢迎：在十天前的大学生委员会（ASTA）选举中，74%参加选举的海德堡大学学生有三分之二将票投给了民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们遵守纳粹党鼓吹的领袖原则、教义和一体化，并根据校长会议的决议从1933年10月开始行纳粹礼。“清洗运动”使海德堡大学35%的大学讲师沦为牺牲品，受害者的人数远远超过帝国平均水平。在1936年建校550周年庆典上，海德堡大学成为“纳粹主义”高等学校的代表。
在经历短暂的关闭后，海德堡大学的战后重建工作缓慢开展起来，约70%有授课资格的教员不得不因其纳粹党（NSDAP）党员身份“或短期，或长期，或永久地离开”（沃尔加斯特语）。
1960年代以后，德国大学的一大特点是，降低招生门槛扩招的大学越来越多。从1962年建立的波鸿大学到1972年建立的锡根大学，其间新建的20所大学扩大了这种发展趋势。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际“起义”的影响下，西德大学生开展“六八运动（68-er Generatin）”，对上一代纳粹分子的行为进行批判性辩论变得愈发重要。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1967年汉堡大学的学生在校长交接仪式上打出横幅以示抗议，横幅上写着标语“礼袍内，尽是千年霉味（Unter den Talaren-Muff vn 1000 Jahren）”。
从196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台的大批高校法规表明，对于德国大学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虽紧张却无计可施。尤其在1970年代以后，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显而易见的是，一方面存在过度教学、灵活性缺失和自我约束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学术自由正在逐渐丧失。此外，同时出现的科研人员“不稳定型无产者化（Prekarisierung）”遏制了大学生群体日益庞大的发展趋势。像“博洛尼亚进程（Blgna-Przess）”这类为促进欧洲高校和谐统一而开展的国际合作是否能最终达到它们的目标，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确定。
021 晚期哥特式大教堂和大教堂工场协会
女巴勒半身塑像上的巴勒标志
Kathedralen und Dmbauhütten in der Sptgtik
这个半身塑像胸部纹章上的直角尺拐角图案是一位著名建筑师的家族标志，在这个作为底座的塑像上方曾竖立过另一尊雕像。
这个半身塑像塑造的是一个面带微笑的年轻女人。据推测，它曾出现在科隆大教堂附近名为“阶梯上的圣母玛利亚（St. Maria ad Gradus）”修道院教堂的一根柱子上。塑像背面的凹陷说明它的安放位置是提前留好的。女人的衣着和发型属于典型的晚期哥特式，因此推测塑像的产生时间应该在1390年前后。不过这个美丽的科隆女人半身塑像却不是一件独立作品，而是连同她头上的植物造型一起，作为另一个雕像的底座使用，上面竖立的也许是圣母玛利亚的雕像。
半身塑像的胸部有一个盾形纹章，上面刻有建筑师常用的一个工具图案——直角尺。在中世纪的手抄本中，直角尺图案一般是建筑师（工头）的标志。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带有直角尺拐角图案的纹章属于某个建筑师和石匠家族（巴勒家族），直角尺图案是他们的职业标记，并部分地出现在他们的家族印章上。巴勒（Parler）这个名字也和他们从事的工作有关：“Parlier”意为“建筑负责人”（相当于现在的施工经理），他同时也是工场协会的会长。这个词由法语“parler”派生而来，至今仍可以在德国的施工工地上找到“Plier”（工头）的字样。巴勒家族的第一代人可能也做过类似的职业，不过在其家族成员成为欧洲顶尖的建筑师，并主导了大量以教堂建筑为主的大型工程之后，巴勒家族才得到了公认。
家族中最有名望的无疑是布拉格的大教堂建筑师彼得·巴勒（Peter Parler）。他出生于1330年前后，他的父亲是一名科隆的建筑工头，曾负责建造施瓦本格明德（Schwbisch Gmünd）的大教堂，并从此取名为海因里希·冯·格明德（Heinrich vn Gmünd）。彼得也许在父亲手下当了五年的学徒，在作为熟练工必须进行的流动劳作学习期间，他在莱茵河畔结识了自己的第一位妻子葛楚（Gertrud），她是科隆建筑工头巴托洛梅乌斯·冯·哈默（Barthlmus vn Hamm）的女儿。彼得在23岁的年纪就成为建造布拉格圣维特大教堂（Veitsdm）工场协会的会长，继而从事该项工作很多年。除此之外他还负责建造了许多别的建筑，例如易北河畔的科林教堂（Kirche vn Klín）和布拉格跨越伏尔塔瓦河（Mldau）的查理大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