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被转移到卡尔佐宫的不来梅艺术馆藏品还和另一个人物发生了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此人就是维克多·巴尔金（Viktr Baldin），他被称为“带着箱子的男人”。当年，他是苏联红军的一名大尉，出身于建筑师和博物馆专家家庭。1945年初夏，他见到了这些藏品，“每一个苏联上校都从那里拿走了200公斤艺术品”（略维尔—卡恩语，2012）。他自己则将362幅素描画（其中包括丢勒的许多作品）和2幅油画放进箱子里带走。在后来的几十年当中，他小心翼翼地保管这些画作，制作了目录进而归档，并将它们寄存进博物馆，他余生一直担心这些个人收藏品被破坏，或者有朝一日被送回不来梅。现如今从他手上“拯救”下来的艺术品被存放在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Eremitage）内。实际上，单件的艺术品总是会在各个地方出现，它们有的能通过钱买到，有的能物归原主。至今人们对艺术品归还问题的处理仍非常谨慎（略维尔—卡恩语，2012）。
时至今日，俄罗斯仍拒绝归还二战期间从德国掠夺的艺术品，因为俄罗斯国家杜马在1998年曾声明，为了抵消德国对俄罗斯造成的战争破坏，二战结束时转移到苏联的文化艺术品归俄罗斯国家所有。波及的物品达上百万件，其中约有20万件的物品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此外还包括460万本书籍和连起来有3公里长的档案卷。苏联军队一共从德国占领区带走了约250万件文化艺术品，在1950年代将其中约150万件归还给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包括现存于柏林的帕加马祭坛和存于德累斯顿的《西斯庭圣母》画像。多年以来，德国不再就艺术品归还问题同俄罗斯严正交涉。德国在战后陆续归还了非法占有的艺术品，而俄罗斯仍然拒绝归还属于德国的艺术品，唯一的例外是在2002年，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俄罗斯政府终于将战后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n der Oder）圣母玛利亚教堂唱经楼掠夺走的111块中世纪花窗归还给了德国。
025 捐赠人、艺术和政治
汉斯·巴尔东·格里恩的《边境伯爵油画版画》
Stifter，Kunst und Plitik
“圣母子与圣安妮”被巴登边境伯爵家族围绕在画面中心：这幅16世纪的著名油画在2006年还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这幅《边境伯爵油画版画》（Markgrafentafel）是画家汉斯·巴尔东·格里恩（Hans Baldung Grien）于1510年前后创作的一幅作品。画面中心刻画的是“圣母子与圣安妮（Anna Selbdritt）”，即圣安妮与她的女儿玛利亚和孙子耶稣。年轻的玛利亚坐在母亲的右侧，怀里抱着还是婴儿的耶稣，母亲手里翻开着一本书，看上去像是在给她的孙子教授书中的内容。将他们围绕在中间的是巴登边境伯爵克里斯托夫一世（Christph I，Markgrafen vn Baden）的整个家族，伯爵和他的10个儿子跪拜在男人一侧，伯爵夫人奥蒂莉·冯·卡岑耐伦伯格（Grfin Ottilie vn Katzenelnbgen）和她的5个女儿则跪拜在女人一侧。这样的安排常见于近代早期的还愿画（Vtivbild）[11]，画中的捐赠者以虔诚恭顺的姿态出现在圣人旁侧。这幅还愿画的尺寸与众不同，它的宽度超过2米，高度则接近70厘米。
虽然一个家族拥有15名子女可以算作庞大，不过这个数字在16世纪的欧洲并不鲜见。纵然当时未成年人夭折的情况也不少。从其他史料中可以得知，这幅画在绘制时，这个边境伯爵家族至少有4名子女已不在人世。将在世和已去世的子女并排画在一起，这种做法所表达的含义是：这些子女都属于这个家族，并且是组成家族的一部分。子女们不同的衣着代表他们不同的身份地位：作为女修道院院长的2个女儿身着教会法袍，戴着帽子（意为已出嫁）的3个女儿则身着世俗服装。在儿子之中尤为突出的一个身着主教服、手执主教权杖，他是从1503年开始任特里尔总主教的雅各布（Jakb）。其余的儿子们有的身着骑士戎装，有的身着平民服装，还有的身着宗教服饰，其中3个人是大教堂教士会成员。
据推测，画中伯爵儿子的排列方式传达的是一种政治信号：巴登边境伯爵克里斯托夫一世于1510年患病，对传位规则有所考虑，为了避免封地在自己死后被瓜分，他只想要指定其中一个儿子作为他的单独继承人。他的第五个儿子，可能是画面中从左边数第三个骑士菲利普（Philipp），就是他的候选继承人之一。不过克里斯托夫一世并没有将他制定的传位规则付诸实现。
汉斯·巴尔东，又称“格里恩（Grün）”，曾多次为克里斯托夫伯爵画像。他是1484年出生于施瓦本格明德，后定居在斯特拉斯堡（Straburg）的一名画家，他被认为是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最有天赋的学生，也是当时非常受推崇的一位艺术家。在当今人们看来，汉斯·巴尔东主要以女巫画，以及人格化的骷髅拥抱或亲吻裸体少女的死神画而著称。不过他也创作了大量宗教题材的作品，其中尤以弗赖堡大教堂的主祭坛画最为出名。与同时代的其他许多艺术家相比，汉斯·巴尔东的画家生涯给他带来了显赫的声名和巨大的财富。他于1545年去世，当时的他是斯特拉斯堡市议会议员和最富有的市民之一。
尽管《边境伯爵油画版画》的历史并不长，然而它却因为2006年发生的“卡尔斯鲁厄文化财产事件（Karlsruher Kulturgutaffre）”而轰动一时，成为被调查的对象。巴登—符腾堡州政府当时计划出售一大批位于卡尔斯鲁厄的州立图书馆馆藏手抄本和早期印刷品。收入所得作为对巴登大公家族的补偿，因为后者就一系列艺术品的所有权问题向州政府提出了赔偿要求。如此大规模的售卖文化财产在德国可谓史无前例，此事件引发了民众的激烈抗议。这幅《边境伯爵油画版画》在其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因为巴登—符腾堡州州长君特·欧廷格（Günther Oettinger）此前曾明确表示这幅画应归巴登边境伯爵家族所有。后者也想将它拍卖，不过在赞助商和文化机构的出资下，这幅画最后以800万欧元的价格被州政府提前拍得。弗赖堡历史学家迪特尔·默滕斯（Dieter Mertens）首先站出来理直气壮地向政府发问：“究竟谁才会买下本就属于自己的画？君特·欧廷格就这么挥霍了800万欧元。”事实证明，君特·欧廷格所筹划的“艺术品采购”行为荒谬无比，是一出名副其实的“闹剧”，因为这幅画在1930年就已经归州政府所有了。
在1688年普法尔茨继承战争期间，为了避免法国人即将进行的掠夺，一批画作被从杜尔拉赫（Durlach）安全转移到了巴塞尔（Basel），这幅《边境伯爵油画版画》首次名列这批画作的清单之中。一年以后，位于杜尔拉赫的巴登边境伯爵官邸被付之一炬，更加突显了这一决定的明智。一个世纪以后，这幅画才被重新送回巴登，后于1789年被陈列在位于卡尔斯鲁厄的巴登边境伯爵画廊。19世纪初，这幅画被送给巴登—巴登（Baden-Baden）的里希滕塔尔修道院（Klster Lichtenthal）使用了几年，它作为装饰被挂在了“王公祈祷室（Fürstenkapelle）”的祭坛上。不过巴登大公利奥波德（Lepld）于1833年命人制作了一个复制品，后将原件送回了卡尔斯鲁厄。
在巴登大公国君主统治结束后，新成立的巴登共和国同巴登大公家族于1919年签订了一个赔偿协议。其中对当时存放于卡尔斯鲁厄艺术馆、属于巴登大公私人财产的绘画作了特别规定：共549幅画作仍归巴登大公家族所有，不过后者表示，只要不强迫他们卖掉这些画，他们反对巴登政府一直让艺术馆承担对其的管理费用。画作只能在紧急状况下才能被出售，巴登政府则拥有优先购买权。
1928年，最后一任且无子嗣的巴登大公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在遗嘱中宣布，在他去世后，巴登大公家族的艺术品和书籍收藏将不归巴登边境伯爵在萨勒姆地区（Salem）的族系所有，而由他的妻子希尔达（Hilda）继承。遗嘱还承诺公开宣布希尔达对这些收藏的所有权，且规定只能在紧急状况下方能将它们出售。在希尔达去世后，应将它们捐献给某个慈善机构。
然而，当巴登大公家族收到的800万帝国马克赔偿款因德国1923年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而贬值时，以上两份文件中提到的“紧急状况”在腓特烈二世仍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了。和其他曾经有过统治权的统治家族一样，巴登大公家族向巴登政府提出“增值”要求，以弥补他们因此蒙受的损失。当时的巴登政府并没有答应这一要求，不过很快就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政府一次性买下巴登大公家族收藏的全部油画和铜版画，同时通过加价的方式满足其提出的“增值”要求。对此的商谈在腓特烈二世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了，不过直到他于1928年去世仍没有谈出结果。
此后与巴登政府继续谈判的实际上是大公遗孀希尔达的法定代表，为了满足巴登大公家族提出的全部补偿要求，萨勒姆地区的巴登边境伯爵族系也被牵扯进来，作为亲属的道格拉斯—朗根施泰因伯爵（Graf Duglas-Langenstein）被委任为家族一方的谈判代表。由于在此期间须尽快对大公的遗产进行管理，迫于时间的压力，巴登大公家族不得不选择向银行贷款，以维持大公在1919年以协议形式承诺的符合大公家族地位的生活水平，尤其用于向家族的130名雇员支付薪水和退休金。
在谈判过程中，大公家族一方首先提出，将包含这幅《边境伯爵油画版画》在内的家族成员画像从待售画作中排除。艺术馆一方则以这幅画对其馆藏具有重大意义为由拒绝了这一提议。时任巴登共和国内政部部长的亚当·雷梅勒（Adam Remmele）对艺术馆的反对理由表示赞同，并坚持将这幅画连同其他6幅类似的画作纳入谈判。当时的总统约瑟夫·施米特（Jsef Schmitt）也支持这样的做法，他认为最终与巴登大公家族达成的补偿协议对巴登政府有利，此外弥补巴登政府之前在文化上可能造成的损失也是一个可以提出的正当理由：巴登政府曾经大批量出售过从1831年开始就向公众开放且与巴登历史休戚相关的艺术品收藏。
经过无数次会谈后，巴登政府逐渐与巴登大公家族达成了一致，不过关于是否要将家族成员画像，特别是这幅《边境伯爵油画版画》一同出售的问题最终也没有得到解决。此外巴登大公家族还抛出一种论调，即这幅《边境伯爵油画版画》是从里希滕塔尔修道院的“王公祈祷室”送回卡尔斯鲁厄的，这说明它与整个大公家族的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它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舍弃。事实上，这幅画在修道院仅出现了非常短的时间，尽管如此，“王公祈祷室”还是突然间成了这幅画的原始目的地。
1930年2月18日，雷梅勒和道格拉斯伯爵共同参观了卡尔斯鲁厄艺术馆，在看过这幅《边境伯爵油画版画》之后，道格拉斯伯爵明显作出了让步。当天下午边境伯爵贝特霍尔德（Berthld）就发函给巴登政府，表示为了国家的利益正式放弃对这幅画的所有权。三天后，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4月1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巴登政府向巴登大公家族购买画作的法案，并于4月14日颁布，4月17日印发。法案首先确定了待售艺术品的所有者从巴登大公夫人希尔达变更为巴登政府，其次认定了通过双方签订的协议，巴登大公家族提出的所有“增值”要求都由此得到了满足。此举让巴登政府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厘清了与昔日统治家族的关系，二是为卡尔斯鲁厄艺术馆“救下”了这幅《边境伯爵油画版画》。
然而，当这幅画作为巴登大公家族的财产于2004年出现在以贵族私人艺术收藏为主题的慕尼黑“德国的宝库（Schatzhuser Deutschlands）”展览上时，人们显然已经忘记了事实是怎样的。经过历史学家迪特尔·默滕斯的一番调查，真相再次浮出了水面，巴登—符腾堡州政府因此避免了陷入真正的大丑闻，而且还省下了一大笔冤枉钱。2007年，更多“巴登大公家族的骗局”（原文刊登于《法兰克福汇报》2007年3月10日第59期）被曝光，其中包括巴登大公家族曾在1995年出售当时已不属于家族财产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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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溯所有权问题上的争执不像这件事一样总能得出清晰明了的结果。因此，追查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被非法侵占的艺术品来源就显得更为重要。纵然这项工作在德国开始得太晚且进展得太慢，不过对艺术品的系统调查从2008年前后已经展开，进而在那之后成为一项理所应当进行的工作。在世界犹太人大会（Wrld Jewish Cngress）主席罗纳德·S. 劳德（Rnald S. Lauder）的不断要求下，归还非法侵占的艺术品成为掠夺者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应尽的义务。此外，还必须让艺术品最终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批战俘”的角色。对艺术品来源的追查不仅限于1933～1945年，还必须作为所有博物馆的工作，以及部分档案馆和图书馆工作的完整组成部分被长期开展；不仅要对现有藏品进行追溯性调查，还要在新进藏品和协调谈判中进行主动性调查。如果说博物馆和展览是历史的橱窗，那么藏品和档案就是历史的良心。倘若获取知识的过程要以牺牲良心为代价，那么像卡尔斯鲁厄因这幅《边境伯爵油画版画》而引发的闹剧便很容易再次上演。
026 啤酒——从饮用水的替代品到经久不衰的大众饮料
《啤酒纯净法》
Bier-vm Wasserersatz zum Vlks-und Kultgetrnk
宁要啤酒不要水——这只是出于健康的考虑：《啤酒纯净法》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食品安全法规。
每个喝啤酒的人恐怕都读过，至少是听说过这个法案。《啤酒纯净法》（Reinheitsgebt）的简介中写道：“冬夏两季，啤酒是这样酿造出来的。”然后，《啤酒纯净法》规定了夏天每“杯（Ma）”[12]啤酒的最高价格为1芬尼（Pfennig），冬天为2芬尼。在酿造过程中，下发酵啤酒需要更低的温度，一般来说原麦汁浓度越高，产生的酒精度也就越高，只要在阴凉的地窖里保存得当，便能存上一段时间。相较而言，夏天酿制的啤酒比较容易酸败，最好赶紧卖出去，在当时那个年代，酿酒有时还会遭到禁止。此后，出现了“最负盛名，而且可能是唯一名留青史的1516年地方法案”［弗朗茨（Franz）语］，“它的篇幅近150页”，直到470年后，这部法案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巴伐利亚第11号法案》（11. Gebt der Bayern）。它“既是法律，也是神圣的信条”：“我们也特别要求，在我们的城市、市集和乡村中，任何含有除大麦、啤酒花以及水之外其他成分的啤酒，既不允许喝也不允许酿。”（弗朗茨语）紧接着是威胁处罚的内容，一经违反“即毫不手软地进行处罚”。
这部1516年颁发的法案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食品的法规性文件，而且至今仍旧有效。在啤酒瓶的标签上，通常标注着“按照1516年《啤酒纯净法》酿造”的字样，而啤酒厂当然也乐于将德国啤酒酿造的悠久历史当作自己的金字招牌。当时，这部国家法规以对开本方式印刷，一共有90页。1516年，又用羊皮纸印制了经过修订并赋予法律效力的版本，一共3份。扉页上用红色木刻字写着“此书是上巴伐利亚和下巴伐利亚公爵统治下国家所用法律、规定、条款的合集……”下面的黑色木刻画上描绘了“顽强者”威廉四世（Wilhelm IV，der Standhafte）和路德维希十世（Ludwig X）两位公爵身披铠甲共同举着巴伐利亚纹章的形象。兄弟两人分配了手中的权力，并分别统治慕尼黑和兰茨胡特（Landshut）。
《啤酒纯净法》颁布实施之时，正值1504～1505年兰茨胡特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巴伐利亚公国从中世纪晚期四分五裂的状态重归统一。不同的地方法规必须统一成新的公国法律，内容也要和新的形势相适应。1516年4月23日，英戈尔施塔特（Inglstadt）市议会颁布了这项法案，它对先前的地方规定作了统一调整，充实内容并彻底变成了“一种先驱式的法律文件形式”（弗朗茨语）。在公国体制下颁布有关酿造和价格的规定的推动力并非来自当时执政的两位公爵，而是来自城里的议员。
至于“纯净法案”这个概念，其实最早出现在1918年3月4日巴伐利亚州议会的一份会议纪要中。寻找这部法案原件的行动则于1959年才开始进行。在此之前，酿造者参考的大多是18世纪末印制的新近版本，他们显然认为《啤酒纯净法》是“一种理所应当的存在”，因此并没有必要去寻找最初的一版——这是啤酒酿造这个传统行业忘却自身发展历史的一个令人惊讶的证据。更让人感到窘迫的是，发起寻找初版行动的是家美国啤酒厂，它1959年时想要得到“纯净法案”初版的一份影印件。美国人无功而返，因为1961年人们尽管“发掘”出了这个初始文件，却没有给美国人复印一份，原因是这样一份用作广告的影印件会让巴伐利亚的啤酒酿造传统及其统治地位“蒙羞”。巴伐利亚啤酒酿造联合会（Bayerische Brauerbund）甚至将“纯净法案”的“元年”称为“巴伐利亚的一项特权”，根据1958年联邦法院的一份判决，啤酒这个概念在巴伐利亚州“同‘纯净法案’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引自施贝克勒（Speckle）］
毫无疑问的是，1516年《啤酒纯净法》本身是一个长期被人遗忘，或者说被人忽略的传统：因为1516年出台的法案同1487年慕尼黑颁布的一项规定很类似，后者也提到“大麦、啤酒花和水”，1493年兰茨胡特颁布的法案更是明确标明啤酒的成分应为“麦芽、啤酒花和水”。此类规定的历史还要往前追溯很久，而多数规定旨在当发生纠纷时，能够保证啤酒的质量。1447年慕尼黑市议会就曾颁布过这样的规定，而在更早的1363年，慕尼黑就已经建立了啤酒质量的监督组织。1434年，图林根地区的维森塞（Weiensee）也颁布过类似的规定，1293年在纽伦堡，1143年在奥格斯堡（Augsburg），都有生产劣质啤酒就要受罚的说法。1156年，这样的规定甚至已经写入了奥格斯堡的城市法中。酿造权问题首次有记载是在974年，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二世就曾在列日（Lüttich，位于今比利时境内）的教堂中向他人授予过啤酒的酿造权——中世纪时，这是领主或君主们优先享有的一种权利。查理大帝在位期间，就曾经在宴会上享用过啤酒。
如果追溯和现代啤酒相类似饮料的历史，那可是非常久远。在西亚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人们发掘出的考古遗迹显示，啤酒早在公元前5000年就已经成为当地普通人的饮料了。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用楔形文字在“书籍”上记录了国有粮仓向酿造作坊运送谷物的情况，其中还叙述了啤酒的种类和生产方法。公元前1700年的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Cdex Hammurabi）记载着历史上最早关于出售啤酒的规定、配方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塔西佗历史》（Tacitus’ Bericht）中有记载称，日耳曼人喜欢喝一种不明所以，但和葡萄酒酿造相似的“由大麦或者小麦产出的汁液（ex hrde aut frument）”，而且经常喝多。
如果普通人家自己酿造啤酒，他们一般会选用手头现有的原料，不管是大麦、燕麦、黑麦甚至扁豆都可以。他们用原料制成面包，再做成酒浆，经过煮沸、糖化后让其发酵。制成的饮料就倒在壶里，然后拿到田间地头于工间饮用。这样酿成的啤酒酒精度其实很低，就算小孩喝也没有任何问题；人们当时还常把这种啤酒煮成汤做成早餐。说起中世纪啤酒酿造业的真正实践者，还要数各个修道院，它们拥有酿造啤酒所必需的地窖。修道院酿出来的啤酒度数其实也不高，除了用来出售，也要满足修士们自己的需要。一个辛勤工作的成年人，一天可能要喝上5升啤酒才行。按照当今啤酒酿造师们的说法，那时候的啤酒是“不凉、没加啤酒花、没有碳酸也没有泡沫、甜甜的但是酒精含量很低且浑浊不透明像菜汤一样的饮料”。
啤酒在当时不仅是常受细菌污染的饮用水的最好替代品，同时还解渴、饱腹、能够治病甚至给人带来迷醉的快乐。随着人口增长，啤酒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有关酿造原料或者啤酒价格的矛盾时有发生，尤其是面包师和酿酒师对谷物的争夺最为激烈。而如果啤酒酿造师不光“富有实验精神”，还冒险将各种各样的草药拿来酿酒，那结果很可能会得到一些十分危险的混合物。在纽伦堡，一个酿酒师因为乱用原料而遭到“把自己酿出来的东西喝完为止”的处罚。巴伐利亚州的一块墓碑则向后人继续描述它那位酿造师主人狼藉的声名：“贝特，一位漫游者，三篇主祷文，而这下头躺着一个让人生气的、把啤酒弄得一团糟的人。”
要落实1516年的《啤酒纯净法》，就不断需要新的领主及城市级别的法令与之相配合，内容包括质量、价格以及监督，另外还有关于培训和营业许可方面的问题，当然，财务方面也不可或缺。从13世纪起，城市里就开始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征收某种形式的消费税，征税的对象包括谷物、葡萄酒、啤酒、肉类和盐。其中，啤酒税首次见诸文献是在1220年。
在不同地区之间，来自德意志北部的啤酒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比如其中著名的艾因贝克的烈性啤酒（Einbecker Bckbier），维特尔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er）甚至在16世纪中叶将它卖到了慕尼黑。汉堡在1500年前后成了“汉萨同盟的啤酒厂”，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德意志中部的啤酒酿造技术对1516年的《啤酒纯净法》产生了影响。［伊尔西格勒（Irsigler）语，引自施贝克勒］至少可以肯定的是，1950年代巴伐利亚啤酒酿造联合会的专家所宣称的，即《啤酒纯净法》将巴伐利亚变成啤酒王国的说法并不准确。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所钟爱的小麦啤酒本身就违反了它自己颁布的“纯净法案”，毋庸多言，在啤酒中用小麦代替大麦的行为是要给国家交罚款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德意志北部的啤酒酿造工艺逐渐没落，巴伐利亚直到19世纪才真正成为“啤酒王国（Bierland）”。随着世俗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修道院体制的解体，啤酒的酿造权被收归国有，国家得以实施再分配，或者直接建立国有啤酒厂，因此到20世纪初，维因施特凡（Weihenstephan，位于慕尼黑北部的弗赖辛）方成为“酿造技艺的圣地（Mekka der Braukunst）”。
直到19世纪，人们在酿造啤酒的过程中仍然缺乏生物化学的相关科学知识，这常常导致酿造失败或者啤酒酸败，直到路易·巴斯德（Luis Pasteur）在1870年代发现了酵母微生物的存在，啤酒发酵过程中一直使用的、存在于空气中的野生酵母才由人工酵母取代。因而酵母在当时从未被当作啤酒酿制过程中的特殊成分，也就从未被单独提到过。此外，卡尔·林德（Carl Linde）发明的冷冻机（1877）让啤酒酿造业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得以不断推进，还特别使批量酿制啤酒并保持相同质量水准的愿望成为现实。
从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到1906年，德国关于啤酒生产的法规是同啤酒税法合并存在并执行的。它实际上针对的是当时从英国进口的啤酒。此外，为了让《啤酒纯净法》在德国全境都具有法律效力，巴伐利亚还以此作为自己归属魏玛共和国的一个条件。
1950年代，巴伐利亚啤酒酿造联合会打出了一波强力广告攻势，让“啤酒纯净法”的概念在整个德国深入人心。首先是提出了“巴伐利亚啤酒纯净法”的称谓，进入1980年代又改成了“德国啤酒纯净法”，并强调它“已经有将近500年的历史”。在酿造联合会的倡议和各方的共同作用下，联邦德国政府对其他欧洲国家发动了三十多年的“啤酒战争”，不允许个人和国家以“德国啤酒纯净法”为名向德国出口啤酒。特别是在1980年代，外国啤酒甚至被贴上“化学啤酒（Chemiebier）”的标签。即使德国境内不同地方的啤酒酿造业者所关切的利益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他们对外来啤酒的进口以及对欧洲共同体（1992年起改为欧盟）的态度却是坚决的一致对外。当这场纠纷达到顶峰时，重要的已不是1516年《啤酒纯净法》的本来内容，而是对此大加宣传，好让“啤酒纯净法”的概念及其悠久的历史变得人尽皆知。
这场“战争”以德国人的胜利而告终：欧盟委员会于1997年允许将啤酒作为“具有历史传统的食品”并加以保护，当时只有德国啤酒获此殊荣。可是，对1516年《啤酒纯净法》的“信仰”越坚决，绕过它另寻他途的人也就越多。此后，不论是啤酒的酿造技术还是用来酿造啤酒的原料又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德国啤酒酿造工业所面临的形势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德国尽管仍是世界上人均消耗啤酒数量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捷克——其人均消费量却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下降了50%以上，剩下的部分还有不少是含有其他各种成分的啤酒混合饮料。在急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德国这个“啤酒国（Biernatin）”的酿造者们已经算不上国际啤酒行业内举足轻重的角色了，唯有《啤酒纯净法》仍在坚守着神话一般的地位。
027 早期资本主义中的贸易
在“金色账房”中
Handel im Frühkapitalismus
样貌明显已超过70岁的雅各布·富格尔和才20岁出头的马托伊斯·施瓦茨正就翻开的总账本进行交谈。
这幅图展现了德国16世纪初商业活动的主要场景：奥格斯堡商人马托伊斯·施瓦茨（Matthus Schwarz，1497～1574）正在向一本账簿中登记一笔款项，他身前的桌子上还摆着两本书；站在他面前的是比他年长38岁、被称为“富人”的老雇主雅各布·富格尔（Jakb Fugger，1459～1525）。图片的背景是一个由许多抽屉组成的信件柜，每一个抽屉都贴有一个标着城市名的牌子，富格尔的家族企业在罗马、威尼斯、布达佩斯（德语写作“Ofen”）、克拉科夫（Krakau）、米兰、因斯布鲁克（Innsbruck）、纽伦堡、安特卫普（德语写作“Antrff”）、里斯本以及其他许多城市都设有分支机构，而所有这些分支机构都与总部有着密切的书信往来。
以上的场景发生在奥格斯堡的“金色账房”中，它是富格尔家族企业的总账房所在地。通过图片上方的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施瓦茨于1516年10月来找富格尔，也许他刚刚结束试用期，并在1517年1月正式成为富格尔家族企业的簿计。
对于当时刚过20岁的马托伊斯·施瓦茨来说，富格尔家族企业从各个方面看都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场所。马托伊斯·施瓦茨是一名葡萄酒商的儿子，在奥格斯堡度过了童年之后，于1514年被父亲送到米兰、热那亚和威尼斯，他在这些地方学会了复式簿记法。当时的意大利正处在文艺复兴时期，在经济上也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各欧洲国家学习的典范。无现金的汇兑业务和其他意大利人发明的新兴事物，例如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账户、往来账户、贴水、抵押贷款等概念被各国纷纷仿效。马托伊斯·施瓦茨在米兰学到了在那个时代经商所必需的最顶尖的知识，这为他日后在奥格斯堡事业上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在供职富格尔家族企业后不久，施瓦茨就编写了一本商业教材——《三式记账法》（Dreierley Buchhaltung，1518年写成，1550年出版）——并长期担任富格尔家族企业的总簿计师（相当于商行的授权签字人），此外他还对企业内部惯行的许多重要做法进行了书面总结，因此获得了很高的声望。
马托伊斯·施瓦茨曾在1519年着手撰写一本名为《世界之道》（Der wellt lauff）的自传，不过可惜后来没有流传下来，而这幅图的绘制就是出于为其制作一系列插画的考虑。这本书一共包含了137个人物小画像，是画家纳尔崔斯·雷纳尔（Narzi Renner）、克里斯托夫·安贝格尔（Christph Amberger）和耶雷米亚斯·舍梅勒（Jeremias Schemel）受马托伊斯·施瓦茨之托创作的水彩画，图画的注释则由施瓦茨手写而成。他的儿子韦特·康拉德·施瓦茨（Veit Knrad Schwarz，1541～1587/1588）之后又向这本图文并茂的历史书中添加了41幅插图，在那之后就交付出版了。这本书经常被冠以《民族服饰大全》（Trachtenbücher）这个令人感到困惑的名字，其实它的内容和民族服饰没有一点关系，而更像是一本“服装传记”。马托伊斯·施瓦茨本人特别痴迷漂亮的服装，因此这本书中的所有插图都体现了他个人的特色和喜好。
富格尔家族在奥格斯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67年，当时一个名叫汉斯·富格尔（Hans Fugger）的年轻亚麻纺织工匠第一次踏足这座雄心勃勃的帝国城市。他的家乡位于莱希费尔德（Lechfeld）的格拉本（Graben），从那里到奥格斯堡用不了一天。在去奥格斯堡之前，汉斯·富格尔的手艺在家乡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尽管后来的传说倾向于他是白手起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为了让自己尽快跻身市民阶层有名望人士的行列，他使用了必要的手段。当时的奥格斯堡已成为高地德语区内一个重要的纺织品生产中心，尤以棉和亚麻混织的条纹布为主要经营产品，纺织行会也是当地最受人尊敬的行会之一。1368年，也就是汉斯·富格尔到奥格斯堡仅一年后，奥格斯堡的城市行会就在反抗城市新贵的统治中取得了胜利，实际上接管了城市的统治权，纺织工匠在这次暴动中充当了发言人的角色。汉斯·富格尔的两任妻子都是行会师傅的女儿，他借此获得了市民权利，很快也当上了行会师傅。得益于这次城市政权更迭，他进而成了城市议员。
奥格斯堡不仅是一个手工业城市，还因地理位置处在连接欧洲北部两个经济中心佛兰德和布拉班特（Brabant）与意大利最重要的一条贸易路线上，而成了当时的一个主要贸易城市。从那以后，汉斯·富格尔的后代们渐渐分成两大族系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继续从事已有一定影响力的手工业行当之外，富格尔家族的另一个分支还在当地经营着生意不错的贸易行，不仅用赚来的钱在郊区置了地，还被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授予了代表贵族阶层的纹章。
根据纹章上的称号，这个成功的富格尔家族分支叫作“百合花的富格尔（Fugger vn der Lilie）”。他们的崛起始于1473年皇帝腓特烈三世对奥格斯堡的访问。皇帝当时经由奥格斯堡前往特里尔拜访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Herzg Karl der Kühne vn Burgund），以共同促成皇子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与公爵之女玛丽（Maria）的婚事。查理只有一个女儿，这无异于将从佛兰德到第戎（Dijn）的广大且富有的勃艮第继承领地拱手送给了哈布斯堡家族。不过当时的哈布斯堡家族不仅没钱，还负债累累，为了在这次会面中展现相称的财力，皇帝腓特烈三世不得不紧急借款。提供应急款的正是“百合花的富格尔”家族企业当时的负责人，即汉斯·富格尔的孙子乌尔里希·富格尔（Ulrich Fugger）。他也许根本没指望这笔钱能如数归还，他期望的是借此与皇室攀上关系，并从中获利。事实证明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尽管奥地利人缺钱，然而他们坐拥大片广阔的地产，作为对富格尔家族的酬谢，他们允许富格尔家族开采属于自己的位于特里尔的银矿、汞矿和铜矿，同时在贵金属贸易方面也给予富格尔家族相应特权。富格尔家族“企业”因此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集团”，除了从事纺织品生产以外，还经营采矿、贸易和银行等业务。在从中世纪商人向近代早期现代经营主的转变过程中，富格尔家族的心态也逐渐膨胀，为了继续扩张商业版图和开拓新的经营业务，他们将获得的利润不断地再投资。家族的分支之一还密切地参与了同葡萄牙王室的香料贸易。
当雅各布·富格尔于1479年从威尼斯学成回到奥格斯堡，开始参与家族企业的经营时，这种扩张才刚刚开始。在雅各布的领导下，家族企业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不过起初掌管大权的是他的两个哥哥乌尔里希（Ulrich）和格奥尔格（Gerg）。几年后，也就是在1485年，26岁的雅各布在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企业“总部”获得了他人生中第一个责任重大的职位：因斯布鲁克“分部（Faktrei）”的主管。因斯布鲁克是蒂罗尔公爵西吉斯蒙德（Herzg Siegmund vn Tirl）的官邸所在地。这位挥霍无度的王公经常陷于手头窘迫的状况，对此富格尔家族总是拿出大笔资金予以资助。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位于因河河谷且矿藏丰富的银矿开采份额。欧洲当时正处在蓬勃向上的发展阶段，对贵金属的需求日益增多。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必须提高开采量。矿山的坑道越挖越深，技术革新也愈发显得必要，而大多数蒂罗尔企业主缺乏足够的资金。富格尔家族在这时顶了上去，迅速地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
1490年，尽管有贷款，西吉斯蒙德欠下的债务依然达到了天文数字，迫于享有特权的议会代表的压力不得不退位。他的继任者是马克西米利安（1508年后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者将西吉斯蒙德的债务转嫁到了富格尔家族头上。由此，值得注意的与这位哈布斯堡皇室成员共生的一个现象出现了：富格尔家族给予他经济上的资助，他则在政治上为富格尔家族保驾护航。由于马克西米利安所需的资金数额庞大，远远超过富格尔家族本身的经济实力，因此后者不可避免地要不断寻求新的赚钱门道。其中之一就是继续拓宽矿业方面的生意——通过成立匈牙利铜矿的开采企业成为投资者，进而作为幕后“隐秘的合作伙伴”坐收渔翁之利。不过和蒂罗尔的各矿山相比，匈牙利的开采区距离贸易路线非常远，在雅各布·富格尔的大力促成下，当地修建了全新的通商路线和驿站，以便将从匈牙利开采的铜矿运送往欧洲市场。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于1519年去世，富格尔家族拥戴他的孙子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Carls I）为下一任皇帝。为了赢得各选帝侯的选票，卡洛斯一世需要花费85万古尔登（Gulden），其中约三分之二由富格尔家族承担。由此，卡洛斯一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新皇查理五世（Karl V）之后，就与富格尔家族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时为他们的家族企业开拓了西班牙的市场，使其得以从事西班牙海外殖民地的进口商品贸易。
在雅各布·富格尔于1525年去世后，他的侄子安东（Antn）接管了家族企业。尽管他仍将企业经营得不错，不过还是被迫削减了个别业务，并降低了业务量。在1570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中，大批贸易商行因此倒闭关张，在他的继任们领导下的富格尔家族企业也受到了波及。尽管最后挺了过来，但元气大伤的富格尔家族辉煌不再。此外也发生了心态上的转变：之后的富格尔家族成员对贸易的兴趣不如对贵族生活方式的兴趣大，他们对教育、艺术和慈善事业倾注了更多的精力，仍然可观的家产对此也给了他们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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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富格尔家族的形象仍被后世的人们打上了成功的生意人标签，然而其中也掺杂着矛盾的成分：一方面，于1509～1512年兴建的福利住宅区“富格尔之家（Fuggerei）”为世人称赞；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在南德人民的口中，“富格尔”仍然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经商的代名词。不过富格尔家族对艺术和科学的进步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除了留下了不少科学方面的遗产，他们身后的文化遗产在现如今也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
尽管流传下来的施瓦茨版《民族服饰大全》与富格尔家族后来的声誉并没有什么关系，不伦瑞克公爵奥古斯特二世（Herzg August der Jüngere vn Braunschweig）仍在1658年将其作为珍品收入了自己的图书馆。1704年，汉诺威女选帝侯索菲（Kurfürstin Sphie vn Hannver）借出了马托伊斯·施瓦茨的版本，并令人制作了两个副本（现存于汉诺威和巴黎）。人们在19世纪就已经认识到它们对于欧洲服饰史的价值，不过主要认为它们体现了浮华无度的时髦。直到1963年重编的完整版才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而且新近的研究也表明，马托伊斯·施瓦茨绝不是个“时髦狂”，而是一个对时尚具有敏锐嗅觉的人。所以他才会在回到奥格斯堡之后，脱下在意大利期间经常穿的、具有西班牙风格的外套，而过了几年，在奥格斯堡兴起这股时尚潮流后又重新将它穿上。回到奥格斯堡之后，他还立即剃掉了此前在纽伦堡停留期间蓄的胡子，因为当时的奥格斯堡人不时兴留胡子。施瓦茨总是随机应变，这一特点也与富格尔家族企业授权签字人的职位非常契合，毕竟这个顺势而为的家族企业给当时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树立了一个全新的标杆。
028 农民战争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
巴特弗兰肯豪森的维纳尔·图布克全景画
Bauernkrieg und frühbürgerliche Revlutin
战争仍围绕着托马斯·闵采尔激烈地进行着，然而他手中象征农民鞋运动的旗帜已经垂下——他也许心知肚明，战争的大势已去。
这幅画给人的第一印象不只是动人心魄：史无前例的全景式绘画，没有明显的起始，长123米，宽14米，面积达到了1722平方米。这是一幅来自16世纪的巨型油画，画面上共有3000多个人物，使用的颜色和表现形式丰富多样，无尽的画面好像在向人们讲述无尽的历史，现实和魔幻之间的界限仿佛也模糊不清。草图和三分之二的内容由维纳尔·图布克（Werner Tübke，1929～2004）一人创作完成，他在绘画过程中极度投入，历时十几年，以劳神和损害健康为代价完成了这一壮举。
图布克不仅是一位画家，还是一位历史爱好者，出于对他描绘对象的深深着迷和对史实的长期了解，他实现了可视化地“将历史与多个事件结合起来”的艺术目标：他想要描绘的并不是一幅在思想上具有阐释和教育意义的革命画卷，而是一幅用隐喻来讲述、具有美学内在价值的时代全景画。图布克没有为“上面的”意思所左右，坚持了遵从内心的自由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