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共花了11年的时间完成这件艺术作品，在他详细调查各类史料、深入探索不同的内容和题材之后，他画了一幅比例为1∶10、宽达12米的草图，给1981年看到它的专家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过，这幅草图的反响却趋于严重的两极分化，有的大加赞赏，有的则彻底否定，持后一种观点的主要来自西德：或许冷战导致的“侮辱性批评”不绝于耳——有的人认为这幅草图“彻头彻尾地体现了麻木的历史观”，有的人认为它是在“胡编乱造”，还有的人认为它是“偏执狂式的时代错位”。
1983～1987年主要进行的工作，是将这幅尺寸超常的草图以精确的尺寸一笔一画地转画到同样巨大的油画画布上，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此图布克一天工作10小时成了家常便饭，在14米高的画布前长期作画让他的手臂过度劳损。1987年10月16日，图布克终于得以在完成的作品上署名。戈洛·曼（Gl Mann）在即将开幕的展览前观赏了这幅画作，并以一名观众的名义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评语，“大开眼界、惊叹不已”。
这幅画作共分为五大主题，全景式的绘图方式并没有设置固定的观看顺序，观看者从任意一点看起都可以一览整个时代：现实和隐喻的场景、群体人像、既有在宗教改革和战争现场角力的“大人物”又有不起眼的“小人物”、人文主义改革和对教会制度的抨击、宗教和经济，等等。观看者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景画和充满喻义的场面，例如最后的审判等。此外还画有当时著名的领袖人物画像，以及反映当时农民沉重和愉快心情的日常生活场景。除了对现实社会等级、瘟疫、处刑和庆祝场面进行刻画之外，图布克还描绘了更具象征意义的代表巫术、魔鬼创造物、愚昧和梦境符号的场景。在这幅时代画卷上，各种反差强烈、有启发意义的元素猝不及防地碰撞在一起，相互呼应，激发了观看者对站在臆想的画面中心，大难临头却若有所思的托马斯·闵采尔（Thmas Müntzer）的无限遐想。
15世纪末以后，乡村贵族和农民之间出现了无法调和的矛盾，1524年在黑森林的东南边爆发了一场大型农民战争，上施瓦本地区（Oberschwaben）直至米尔豪森地区（Mühlhausen）都受到了波及，这场农民战争以1525年发生在弗兰肯豪森（Frankenhausen）的戏剧性决战告终。[13]这场会战受到了后来民主德国领导层的重视，这幅有纪念意义的油画巨作正是受后者的委托创作而成。图林根和沃格兰（Vgtland）的农民在弗兰肯豪森遭到了诸侯军队的屠杀，共有6000余人战死，他们的领袖和传教士托马斯·闵采尔被处死。至今人们仍将通往山间战场的路命名为“血槽（Blutrinne）”。马丁·路德关于宗教改革的雄辩激发了农民起来反抗的斗志，马丁·路德本人却在1525年大肆批评“成群结队的农民烧杀抢掠、嗜血成性”，慈运理（Zwingli）对农民的诉求至少还表示了部分认同。长期以来，两个基督教教派，特别是刚成立的新教教派认为，对于想要以“基督徒的自由”为中心的新教教徒来说，烧杀抢掠的行径是一种“失足”。
历史事件给了人们在艺术、文学和历史传记领域进行辩论的机会：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在1525年为被屠杀的农民设计了一个纪念柱；美因茨总主教在1526年为了感激农民的牺牲为自己的城市捐建了一座喷泉；歌德在1773年创作的《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Gtz vn Berlichingen）至今仍是颇具影响力的纪念剧作。从1795年开始，历史学家们将这场农民战争与法国革命联系起来。后来出任法兰克福国民大会代表的威廉·齐默尔曼（Wilhelm Zimmermann）在他于1841～1843年出版的《农民大战争史》（Geschichte des gren Bauernkrieges）一书中写道：这次事件是德意志农民反抗压迫的一场“战争”。他将农民的斗争与他所处时代围绕自由和民主进行的革命相提并论。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对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来说，这场农民战争是“德国人民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尝试”。他的战友卡尔·马克思认为，这次受压迫人民的起义代表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德国历史最残酷的事实”。
八十多年过后，农业史学家和纳粹党党员君特·弗朗茨（Günther Franz）在他至今仍备受推崇的科研成果中表示，农民战争的爆发“既不是主要出于经济原因，也不是出于宗教原因”，它更多是由封建领主挑起的。1960年代的研究对此又有了新的阐述。按照恩格斯的说法，1476～1525年间，在后来民主德国的区域内首先产生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然后才影响到了后来的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对民主德国的研究性纲领在联邦德国国内存在争议。不过彼得·布瑞克（Peter Blickle）也着重强调了这场农民战争的革命属性，并指出实际上参与这场战争的不只有农民，还有市民、矿工和大部分“平民（gemeine Mann）”。德意志农民战争爆发450周年之际，围绕这一主题开展的活动在两德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在这一背景下，维纳尔·图布克于1975年受民主德国文化部的委托，创作了这幅20世纪最宏伟的艺术作品。当时他已是国际知名的画家、大学教师、“民主德国的典范”和著名的“莱比锡画派（Leipziger Schule）”的代表人物，尤其以敢于挑战权威的思想而著称。他绝不会为了灌输意识形态而作画，他的艺术创作完全遵从内心的自由。
在委托图布克作画时，负责这个项目的东德政府官员本意并不是想要图布克描绘一场悲惨的会战（指“德意志农民战争”），而是想要图布克表现“德意志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图景，以此将闵采尔的历史影响力树立为信奉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的历史遗产，同时以发生在15～16世纪的经典战争为例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美学表达上，东德政府官员要求图布克发挥艺术的现实主义作用，证明其可以将现代和传统有效结合，并以此大力抨击“空洞的形式主义”和“精神上的小花园”，而这两点恰好是图布克想要表达的思想。
东德政府提出的这两个要求让这幅画作无论在个体表现，还是在集体表现上都面临失败的风险。特别在民主德国之外的批评家看来，这种用全景式，尤其以巨幅画面体现思想上的怀旧是令人质疑的做法。1974～1975年，在这幅全景巨作的草图还没画出来时，民主德国的政治文化领导层就势在必行地下令建造为展示此画作而特别设计的全景博物馆。完成整个项目预计需要15年，这从历史回溯的眼光来看也许非常宏伟，然而实际上它只是提高了出丑的风险。
图布克的这幅时代画卷不是只用一两句话就能评价的，因为它将各种隐喻和细致入微的造型错综复杂又非常艺术性地混合在了一起。光是简单地了解这幅巨型史诗画卷的产生历史就足以说明，在艺术批评和政治领域，在东德和西德之间，图布克的“世纪形象（Jahrhundertbild）”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非常激烈的对抗，同时他还成为制造对立的工具，为两德分裂的历史打下了烙印。
1989年是宗教改革运动家和革命家托马斯·闵采尔诞辰500周年，官方也将这一年称为“托马斯·闵采尔年”，在这个时候将这幅全景画作为极具象征性的庆典献礼向公众展出，并非出于偶然。尽管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在同年9月就开始为民主德国成立50周年庆典作准备，他们在巴特弗兰肯豪森（Bad Frankenhausen）最重要的庆典代表却缺席了，这完全出乎东德政府的意料。比起当时的东德政府，人们参与政治的意愿走得更远，他们愈发自信地为争取自由而示威游行。剧变早就开始了。
几乎没人预料到这种政治走向，图布克自己也不例外。东德转型后，图布克马上重申了他的艺术创作意图。纵然他在1978年已向西德的媒体代表特别强调：“这幅画是对历史的记录，它被两极分化了，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我们今天的现实、可能有的懈怠、无计划性以及相见恨晚抑或生不逢时的疑问……这幅画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必须作为现代艺术的一部分来解读。”2014年9月，位于弗兰肯豪森会战发生地的全景博物馆迎来了开馆25周年庆典，截至当时它总共接待了260多万名参观者，看到这幅巨作的人无一不被它的宏伟所震惊。不管它是不是一件“定制作品”，这幅巨作对艺术史的本地化（演绎）使其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作为不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历史文化上都引人注目的一部反映宗教改革历史的作品，图布克的这幅时代画卷描绘的是整个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全景图。此外，它还被正式列入了“欧洲文化遗产名录”（2011），并成为别具国家意义的“文化纪念地”。
图布克在1985年就已经预言：“对于那些只把这幅画当作历史课板书的观众来说，这幅画包含的思想和情感内容将依他们各自想要提出的观点而给予他们不同的启发。”图布克的画作不是教学，它提供的是看问题的角度，以及对观点进行检验和反思的可能性。这样才能让历史真正成为历史，正如历史进程本身和观察它的人所获得的认知一样，永远没有尽头。今天，这部作品被视为“一则历史寓言”［爱德华·博康（Eduard Beaucamp）语］，它将历史的真相转化为“对世界产生和毁灭的永恒启示”。这种观点认为，这部作品也反映了图布克人生经历中对乌托邦深感失望的一个过渡阶段。事实上直到今天，图布克的全景画“愚弄”了所有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解读。画面中不仅出现了历史上的愚人形象，它可能还给了观看者一个暗示，那就是画中那个身着小丑服装的人可能就是图布克自己。
029 圣经翻译和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的德语《圣经》
Bibelübersetzung und Refrmatin
马丁·路德翻译的第一版共3000多套的德语《圣经》——《旧约》和《新约》——很快即被一抢而空。
“Biblia/das ist die/gantze Heilige Sch=/rifft Deudsch./Mart. Luth./Wittemberg./... gedruckt durch Hans Lufft./M. D. XXXIIII”［《圣经》，宗教的经典，由马丁·路德于维滕堡（Wittenberg）译成德语……汉斯·卢夫特（Hans Lufft）印刷，1534］——这是出版于1534年、由马丁·路德翻译的两册德语《圣经》第一版的扉页文字。这一版《圣经》共逾900页，由6个独立部分组成，每部分都有单独的标题页，不过由于没有进行统一的编辑，它会给人留下一种“未完成的印象”［菲塞尔（Füssel）语，2012］。马丁·路德亲自参与了大部分的排版工作，对插图也非常重视，给予了不少指导。书中的标题页、共117幅木版印刷插画和大写花体字首字母是由来自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工场的一名工匠“MS”制作的，他的身份至今没有得到确认。起初用于印刷的木版现存于波兰的克拉科夫。
这第一版的德语“全本圣经”出现在1534年10月初的莱比锡秋季博览会上。当时共印制了3000多套，尽管定价比较高，依然很快被抢购一空，以至于它在1535、1536和1539又多次原样重版。此后人们才对其文本作了进一步的编辑，印刷术和印版也发生了变化。据考，直至16世纪中叶，此版德语《圣经》部分或全本地再版了430余次，印刷量在当时可能达到了“近50万这个惊人的数字”（菲塞尔语）。在1534年印刷的那批《圣经》中，存放在魏玛的版本与保留下来的其他 60套有着明显的区别，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使用了浓重的蓝、绿、红不透明颜料，重点部分使用了金色予以突出：“传达神的旨意的，不仅只有印刷的文字，还有图片。”［克诺赫（Knche）语］
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印刷德语版《圣经》，此前的德语版《圣经》都是以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晚期（4世纪末）的“武加大（Vulgata）”拉丁文译本为基础来翻译的。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德意志人”来说，这些翻译成“晦涩德语”的《圣经》都非常难懂。马丁·路德也是以“武加大译本”为基础进行翻译的，不过他还同时参考了基督教《旧约》的希伯来语《犹太圣经》和《新约》的希腊语《圣经》原文。
马丁·路德开始翻译《圣经》时的年龄是37岁，当时的他已经是个颇有名气，但也非常受争议的人物。原因在于他主要针对赎罪券买卖对教会进行激烈的抨击，并通过宗教改革最终导致了基督教会的分裂。
在马丁·路德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并没有迹象表明，他日后会走上这样一条异乎寻常的人生道路。他1483年出生于艾斯莱本（Eisleben），成长于曼斯费尔德（Mansfeld），父亲汉斯·路德（Hans Luther）是一位冶金名匠和市镇议员。马丁·路德于1501年在埃尔福特（Erfurt）接受了基础教育，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他随后选择了法律专业，不过据称他在1505年从曼斯费尔德前往埃尔福特的路上遭遇了一场恐怖的雷雨，从此人生轨迹便改变了。当时的危险境地让他感到，在被时人认为是神在发怒的电闪雷鸣面前，人是多么脆弱和无助，于是他发誓要进入奥古斯丁隐修会（Augustiner-Eremiten）做一名修士。1507年，马丁·路德被授予神职，并从第二年开始在维滕堡学习神学。在1511年游学罗马之后，他在1512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并按照当时的惯例于同年在维滕堡大学教书，主要研究领域为“圣经批评”。在此期间他逐渐形成了对教会的批判立场，尤其强烈抨击教会当时通过赎罪券买卖进行赦免的做法。
1517年，马丁·路德将他的批判观点写进了《九十五条论纲》（95 Thesen），并通过印制传单的方式广为传播。传说中，印有《九十五条论纲》的传单甚至被张贴在了维滕堡诸圣堂（Wittenberger Schlsskirche，也称“维滕堡城堡教堂”或“维滕堡王宫教堂”）的大门上。这种非常直接地公开斥责教会弊端的做法引起了罗马教廷的注意，后者于第二年在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传唤教廷特使与其对质。由于在会议上拒绝撤回《九十五条论纲》，马丁·路德被控诉成异端，并以逃跑的方式躲避了因此要接受的惩罚。此后马丁·路德向教宗的权威发出了更加猛烈的攻势，要求举行全体宗教会议，并以焚烧针对他颁布的教宗敕令来回应公开烧毁他论作的行为，敕令则威胁要将他逐出天主教会。
1521年，马丁·路德的庇护者萨克森选帝侯智者腓特烈（Kurfürst Friedrich der Weise vn Sachsen）旁听了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对马丁·路德的处罚决定，会议最终宣布了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批准的教会驱逐令和帝国禁令。马丁·路德因此“被放逐”，失去了所有的法律保护。在萨克森选帝侯的动议下，马丁·路德在同年5月返回维滕堡的途中以“被劫持绑架”的方式被保护了起来。在藏身的瓦尔特堡（Wartburg），马丁·路德化名为“容克约格（Junker Jrg）”用11周的时间将《新约》翻译成了德语，并在1522年9月出版（又称《九月新约》），由此开启了“《圣经》翻译的新纪年”（菲塞尔语，2012）。这一版《新约》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售罄，紧接着在12月又追印了一版（又称《十二月新约》）。马丁·路德在1523年又出版了《旧约》的部分译文，余下的翻译工作则花费了更长的时间，尤其借助了密友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n）的帮忙。人们对“全本圣经”的需求日益高涨，这才有了后来《旧约》和《新约》的成套出版。
马丁·路德的思想如野火般在整个德意志地区迅速蔓延，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圣经》的翻译是他的核心诉求之一——为“用全体教徒自学《圣经》代替神职人员解读《圣经》”的论证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认为，“唯独《圣经》（sla scriptura）”才能作为衡量信徒良心的准则。从这一点来说，他非常看重用通俗易懂且有说服力的语言来表达《圣经》。马丁·路德在1530年时曾说，必须要“问问家里的母亲、街上玩耍的孩子和市集上的普通人，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然后再翻译，他们就能明白并意识到你是在和他们讲德语”。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马丁·路德还自创了许多新概念、词语意象以及词组，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引领风格和创造语言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丁·路德的论纲愈发深入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甚至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设想。他提出“信徒皆可与神相通而无须通过神甫”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像托马斯·闵采尔一样独树一帜的传教士的出现，他们将马丁·路德的论述从社会革命的角度进行阐释，进而掀起了反抗当权者的暴动。
1530年，路德派神学家在奥格斯堡帝国议会期间呈上了《奥格斯堡信条》（Cnfessi Augustana），以期他们坚定不移的信仰能够得到承认。不过《奥格斯堡信条》并没有奏效，因为皇帝并不准备接受他们的信仰。第二年，路德派帝国等级议会代表（Reichsstand）[14]结成施马尔卡尔登联盟（Schmalkaldischer Bund），与皇帝领导下的天主教诸侯联盟爆发了多次战争。直到1555年双方才达成和解，签订了《奥格斯堡和约》（Augsburger Religinsfrieden），正式承认了路德派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合法地位。“教随君定（cuius regi，eius religi）”的原则规定，君主的宗教信仰也要成为其臣民的宗教信仰。尽管路德派和天主教派之间的对立后来也不断引发争端，然而他们也愈发将政治利益与权力状况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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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依然是德国新教教义的领军人物。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对《圣经》的翻译，透过部分由他亲自编曲的34首赞美诗，以及他撰写的包括《基督教大教义问答》和《基督教小教义问答》在内的神学著作，他的影响力经久不衰。
对马丁·路德的狂热崇拜在当时就已经显出了苗头，例如1693年，人们将他在艾斯莱本出生时的房子改造成了博物馆兼贫民学校。不过，随着19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产生，作为宗教改革家的马丁·路德被树立成代表人物，真正的“马丁·路德崇拜”才开始形成。在反对拿破仑统治的德意志解放战争中，马丁·路德创作的赞美诗《上帝是我们坚固的堡垒》（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tt）尤其被反复改编和传唱［德意志爱国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ritz Arndt）后来也改编过这首歌曲］，并被提升到了颂扬德意志人民能够自我主张的高度。当时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将宗教改革阐释为对罗马天主教普救论（Universalismus）的破除，以及使日耳曼人反抗瓦卢斯（Varus）的条顿堡森林会战和德意志人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联系起来的纽带，它集合了德意志人为抵抗“罗曼语国家”征服而长期奋战的所有要素。
1817年正值宗教改革300周年和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爆发4周年，为此德国大学生社团在同年举行了“瓦尔特堡节（Wartburgfest）”以示庆祝，他们将马丁·路德尊为德意志民族宗教的奠基人。在这次集会上，大学生主要提出了自由和民族统一的要求，并第一次举起了象征德意志民族的黑红金三色旗。一个月后，在附近的艾森纳赫（Eisenach）举行的马丁·路德张贴论纲300周年庆祝活动上，参加者们主要讨论了他所提出的宗教改革观点：马丁·路德被视为“坚如磐石者（Felsenmann）”和继圣徒彼得[15]之后基督教新教教派的创始人。
五十年过后，随着1868年巨型路德纪念碑在沃尔姆斯的树立，人们对马丁·路德的崇拜上了一个新台阶。当时的德意志正沉浸在普丹战争和普奥战争告捷的庆祝气氛中，普鲁士借由这两次战争的胜利稳固了在德意志邦联的统治地位。在路德纪念碑的落成典礼上，政教联盟开始成为未来德意志帝国成立的一大特征。宫廷牧师阿道夫·斯托克（Adlf Stecker）甚至在帝国成立时宣称：“从1517年宗教改革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这都是上帝创造的神迹。”像他这样的人士认为，宗教改革对德意志帝国的成立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教教义对罗马教权的胜利为德国最终战胜信仰天主教的法国铺平了道路。短短几年后，俾斯麦挑起了针对天主教中央党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这种思想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883年，在纪念马丁·路德诞辰400周年的庆祝活动上，一些天主教会代表还能做出宽容，或者说至少是克制的表态，而这在“斗争”期间是根本不可能的。
1917年，德国又举行了一场有关马丁·路德的大型庆祝活动，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在一战的头几年，马丁·路德创作的赞美诗再次作为战地歌曲被德国士兵们经常传唱，不过在1917年，这种情况已不如斗志满满的战争初期那样普遍了，士兵们只是固执地发誓要与德国生死与共。
1933年是马丁·路德诞辰450周年，同年希特勒上台。在包括埃尔兰根神学家汉斯·普罗伊斯（Hans Preu）在内的一些作家眼里，纳粹分子不可避免地要借机将路德和希特勒放在一起比较，尽管两人完全不能相提并论。1983年是马丁·路德诞辰500周年，民主德国在老“左翼党派”的阐释基础上将马丁·路德颂扬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2017年，德国把宗教改革500周年的庆典当作一件国际盛事举办，与此同时也宣布了对《圣经》德语译本的再版。
030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城市生活
奥格斯堡月历画
Stadtleben in Sptmittelalter und Früher Neuzeit
这幅画生动地展现了一年四季中10～12月的冬景、雪橇、货摊和城市议员。
这幅画表现的是1530年冬季的奥格斯堡佩拉赫广场（Perlachplatz）：位于画面中心的是佩拉赫塔（Perlachturm），周围摆放着各类货摊，当时几乎在德意志所有的城市都可以见到这样或类似的场景。塔前有一位贵族妇女坐在马拉雪橇上，这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休闲运动。画的左侧是奥格斯堡城市屠宰中心（Stadtmetzg），主要用于屠宰和加工猪肉；画的右侧是中世纪的奥格斯堡市政厅，从中走出的一群人是城市议员。画面背景是群山屹立的莱希山谷（Lechtal）。热闹非凡的场景和五颜六色熙熙攘攘的人群真实地再现了德国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冬季城市生活。尽管如今很多场景都发生了变化，不过也有一些和画中描绘的相符。这是一组共4幅大型油画的一部分：每幅画的面积近8平方米，用一幅画对应三个月的方式描绘了一年四季的不同场景，同时还刻画了城市生活，生动地展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用月历画来展现一年四季的传统做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比如为个人使用、包含每日祷告流程的祈祷书中就有大量的此类插图。月历画的内容主要反映了季节性的农作和宫廷贵族的娱乐生活。全景式的绘画涵盖了播种和收获、收割干草和采摘葡萄、打雪仗、骑马郊游和放鹰捕猎等内容，表现了风景画向类型画发展的趋向。与此同时，以15世纪的特伦托（Trient）为例，那里还出现了一类不带宗教色彩的四季画，它可能也传到了奥格斯堡，并影响了当地的月历画风格。
不过，这里提到的一系列月历画却是以奥格斯堡画家老约格·布勒（Jrg Breu d..）的画为样板绘制的，他在1525年受一个城市新贵家族委托，创作了一系列用于玻璃窗画的“模板（Scheibenriss）”。后来的月历画混杂和穿插了不同的绘画方式，即在传统绘画手法的基础上借用了由布勒的“模板”创造的图案，最后加上各自的主题而成。这一组月历画的主题包括宴会（1月）、年轻人划船（4月）、男女老少沐浴和收割干草（6月）、收获粮食（7月）、摘葡萄和榨汁（9月），以及准备木柴和宰猪（11～12月）。这些都取材于奥格斯堡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男女老少的沐浴文化、受上层社会欢迎的各种狩猎和大型骑马比武，或者画作委托人的特别喜好等。
画中人物的服装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流行样式，画家仿佛认为，最大限度地追求服饰上的多样性比尊重事实更加重要。其中一些人物的服饰非常奢华，暗示了城市新贵在这方面竭力效仿传统贵族。在这个背景下也可以看出，画家试图通过服装等级来维持社会阶层的差异，而在富裕的城市这往往是不必要的。奥格斯堡在1530年颁布的《警察条例》（Plizeyrdnung）也包含了对普通市民、手工业者、商人、经营主和贵族的着装要求。
这组月历画大部分以自然风景为背景，给人一种城乡结合的感觉，不仅就奥格斯堡的地理位置而言是这样，就政治行政、文化，尤其经济上的联系而言，也是这样。比如说，城市的纺织业者在农村设立分销处，分销商通过供应原材料或预付款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将生产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城市和农村在供给方面相互依赖：例如画面中有一处刻画了人们从马车上卸下木柴，堆在房屋外墙边的场景；还有一处表现了人们将在农村饲养的猪赶到城市里去卖，喂它们吃橡子的情形。画中的一处“浪漫故事”表明，城市新贵也在农村拥有土地和城堡；他们在农村置业不仅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些产业可以给他们提供经济上的保障，特别是他们从事的异地贸易经常要冒很大的风险。此外，有钱的商人渴望成为传统贵族，企图通过联姻或社会地位的提升而跻身贵族阶层。
和其他月历画相比，这幅画的人物和色彩更为丰富，人物角色的差异也更加明显：除了男人、女人和孩子之外，还刻画了乞丐、瘸子、傻子、卖艺人、外国商人，以及犹太人等边缘群体的形象。孩子们玩的游戏非常具有时代特征：滚铁圈和玩小风车是当时很风靡的一种消遣。大人们则玩纸牌、下棋或玩“Tric-Trac”[16]。还有一个场景展现了卖鱼摊位旁的“拔牙者”，他有一个带招牌的露天“诊所”，同时开展多项业务，不禁让人怀疑他是不是个江湖骗子。
在这组月历画描绘的丰收场景、城市室内场景和市集场景中出现了许多女性，实际上在中世纪晚期和16世纪初，城市和农村女性的职业状态要比“她们在之后时代的职业状态强得多”［席林（Schilling）语］。雅各布·富格尔的遗孀在50岁时仍能将丈夫遗留下的商行经营得有声有色，她的儿子们在她去世后获得了对富格尔家族财产的全部继承权。除了商人的妻子外，手工业者的妻子也能取得稳固的法律地位，而且不仅作为遗孀拥有继承家业的权利，还能在丈夫尚在世时成为其代理人。
完成这4幅人物众多、如此巨大的月历画不仅需要一个有经济实力的委托人，还需要一个有生产能力的画室，它们能够在奥格斯堡出现，绝非偶然。当时的奥格斯堡是继科隆和纽伦堡之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最重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拥有超过30000名常住居民，上层人士腰缠万贯，手工行业欣欣向荣，画家往往同当时的大都市所在地意大利和佛兰德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两个城市不仅同奥格斯堡有经济上的往来，还对奥格斯堡月历画中例如建筑风格、风景描绘、滑稽场面和略带深意的场景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正在捉蜜蜂的傻子所暗含的意思是，想在游戏里取胜就如同想在冬天里抓到蜜蜂一样困难。在“4月”的月历画上还画有一个光着屁股的傻子，也许是在讽刺他旁边的一对情侣，也有可能是在警告他们要守住贞节。在采摘葡萄的“9月”，两只猴子出现在一堵墙上，仿佛在提醒人们贪杯的后果。
月历画还描绘了当时典型娱乐活动的诸多细节，它们体现了富裕的上层市民毫无节制地生活享乐：马上比武、跳舞、郊游、坐雪橇等娱乐场景和农民一年四季的劳动场面相互交织在一起。悲惨和贫穷被刻意忽略了，只是在“4月”月历画的最边缘可以看到一个貌似又聋又哑的乞丐，他右手拿着一个碗，作伸手乞讨状，左手则指着自己的嘴巴。月历画还回避了政治方面的内容。仅在“8月”月历画的一处有一支农民武装队伍从画面中穿过，它可能暗示了当时爆发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也在奥格斯堡城郊引起了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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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月历画的作者尚不清楚，据推测其是由多名画家共同完成的。“模板”的绘制者老约格·布勒及与他同名的儿子可能也参与其中。至今也无从知晓这些月历画身处何处，它们或许被挂在了位于城郊、属于某位奥格斯堡新贵庄园的多栋住宅或城堡中。有很多迹象表明，这组月历画的委托人是雷林格尔（Rehlinger）家族的某位成员：雪橇上出现了雷林格尔家族的纹章，画面上还出现了其家族成员和与其家族相关的大量人物画像。例如在几名身着象征奥格斯堡城市颜色（红白色）制服的侍卫带领下，一群市议员正从市政厅走出来，其中走在侍卫身后的两名市议员，一位是奥格斯堡“市政厅主任”康拉德·波伊廷格尔（Knrad Peutinger），另一位是奥格斯堡市市长乌尔里希·雷林格尔（Ulrich Rehlinger）。根据画面可以推测，他们也许刚刚参加完市政府例行的年终宴会。站在波伊廷格尔身后的女士是他的妻子、出身韦尔瑟（Welser）家族的玛格丽特（Margarethe），一位披着黄色斗篷、以舒展的姿势看向他面前的卖鹅摊位的男士是安东·富格尔（Antn Fugger），他在1527年迎娶了安娜·雷林格尔（Anna Rehlinger）。老约格·布勒，或者小约格·布勒也出现在了画面中，看起来正在买一只“马丁鹅（Martinsgans）”[17]，作为画家的二人都以他们常穿的黄色皮毛外套而闻名于世。
画面中最左侧头戴金色帽子、坐在红凳子上的男士是雅各布·富格尔，那时的他已被称作“富人”，可能是当时整个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最富有的人。站在他身后、亲昵地将手搭在他肩膀上的女士是他的妻子西贝拉·阿茨特（Sibylla Artzt）。不过雅各布·富格尔已于1525年去世，没过多久西贝拉就改嫁给了康拉德·雷林格尔（Knrad Rehlinger），几年后这组月历画才被绘制出来。因此，西贝拉和康拉德被多次画进月历画中：在“11月”，一个出现在卖鹅摊位后，一个出现在雪橇上；在“4月”至“6月”，两人更是同时出现了三次。
这组月历画也许还向我们讲述了一段故事：在“4月”月历画中，一位年轻的女士独自站在一座城堡的大门前，一位男士正一边划着小船向前，一边向她投去炽热的目光。同时身穿粉红色连衣裙的西贝拉·阿茨特位于画面的前景，她的身后是划着小船向她靠近的康拉德·雷林格尔。在“5月”，西贝拉·阿茨特再次坐在了画面的前景，这一次她正在玩纸牌，手上拿着一张红桃7，康拉德·雷林格尔则站在她身后，右手扶着她的肩膀。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前一幅图在暗示两人感情的疏离，后一幅图则代表康拉德·雷林格尔再次走进了西贝拉·阿茨特的生命，两人重燃爱火（红桃7象征着爱情），开启了幸福生活的新篇章。两人在年轻时就相互爱慕，这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西贝拉·阿茨特并不情愿嫁给雅各布·富格尔，事实证明他们的婚姻也不那么美满。因此，这样的解读非常令人信服。
难以想象，在这组人物和场景非常丰富的月历画中竟然还藏着这样一段私密的爱情故事。不仅如此，画面中只出现了少数几名富格尔家族成员，这充分表明，西贝拉·阿茨特与部分富格尔家族成员相处得并不融洽。
到了19世纪末，这组月历画的“踪迹”消失了，之后它们陆续出现在了巴伐利亚的各个城堡中，直到20世纪方被收入博物馆。这些画混杂了虚构和现实，尽管它们并不完全是历史的真实映照，却仍然为阐释和研究奥格斯堡的历史提供了不少素材，这一工作虽然早已开始，却远远没有结束。
[1] 德语拼读改革后，“Schiffahrtsmuseum”的正确书写方式应为“Schifffahrtsmuseum”，博物馆名称因为受保护而保持不变。
[2] 从吕讷堡到吕贝克的运盐线路。
[3] “钢院商站”是伦敦商站的别名，该名起源有争议，一说是源自德文“货栈（Stapelhf）”一词的讹传，还有说法认为得名于此处出售来自德国的钢锭和钢坯。
[4] 也被称为“日耳曼东扩运动”，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内的日耳曼语族向东迁徙，进入中欧、东欧地区定居的过程。
[5] 指一群活跃于14～15世纪波罗的海海域的海盗，梅克伦堡公爵在1392年以瑞典国王的名义发放给海盗们私掠特许状，前提是他们要把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运到斯德哥尔摩的居民手上，此举吸引了大批海盗突破丹麦的封锁线，将物资送到城内，缓解了围城的压力。“粮食兄弟”由此得名。
[6] 德意志历史上的一个国家，指近代史中从1618～1701年存在的由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国家。
[7] “胡椒袋”是对汉萨同盟商人的一种讽刺性称呼，他们因从事海外调料贸易而变得富有，而中世纪的人将调料统一称为“胡椒”。
[8] “Lufthansa”原意是“空中的汉莎”，汉莎指的就是汉萨同盟。
[9] 2017年6月5日和2020年3月27日，黑山和北马其顿分别成为北约的第29和第30个成员国。
[10] 纽伦堡人文学者、医生和地理学家，与舍德尔同为《纽伦堡编年史》的作者。
[11] 以捐赠的形式表达捐赠人实现愿望后对神的感恩的油画。
[12] 容积约为1.069升，但在现代概念中已统一为1升。
[13] “农民鞋运动（Bundschuhbewegung）”即是这场德意志农民战争中的农民组织，因旗帜上的农民鞋而得名。
[14] 特指神圣罗马帝国之中在议会拥有席位和投票权的成员。少数帝国官员有席位但无投票权，因此就其本身而言还不算是“帝国等级议会代表”。
[15] “Petrus”的本义正是磐石。
[16] 双陆棋的一个变种。
[17] 德国圣马丁节的传统烤制食物。
近代早期
031 三十年战争
维特施托克会战中的酒塞
Der Dreiigjhrige Krieg
这两个酒塞塞住的是烧酒：战前可以壮胆，战后可以止痛，当然还可以用来庆祝胜利，或者借酒浇愁。
酒塞越小，度数越高：这句话说的应该是烧酒。战争前喝两口烧酒，可以壮胆；负伤后喝两口烧酒，可以缓解痛苦。烧酒之所以有这样的用途，是因为在那三十年当中，损伤和惨烈程度大到让人无法想象。据推测，这两个酒塞并不是用在葡萄酒或者啤酒的酒桶上，而是用在度数较高的烧酒酒桶上。它们的造型并不奇特：一个和普通的酒塞并无二致，另一个则像一把三叶草形状的钥匙。按照通行的做法，它们的身上都有代表其制作者的“匠人标识”：前者刻有字母缩写“HZ”，后者在“三叶草”的中心刻有一个火鸡头。酒塞这一物品早在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中世纪最早且有图片记载的酒塞则来自13世纪以及15世纪以后的出土文物。
不过这两个酒塞的出土地点却有些不同寻常，它明确指向了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地。2007年，人们在勃兰登堡州维特施托克（Wittstck）附近的一个采石场偶然发现了大量手工制品和人类遗骸。于是人们首先联想到这可能与1945年4月在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KZ Sachsenhausen）被集体杀害的囚犯有关，不过对它们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很快否定了这一猜想。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它们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关三十年战争的最大规模墓葬，其中的人类遗骸是在1636年10月4日的维特施托克会战中牺牲的士兵。在众多不同领域专业人士的参与下，当地共发掘出了归属于125具遗体的骸骨——88具完整的人体骸骨和37具遗体的零散骸骨。此外还发掘出了1100余件金属制品，以铅弹为主，还有钱币、皮带扣、顶针和图中提到的酒塞。
这类墓葬在近代早期非常罕见，这批文物的出土堪称“一声惊雷”。由于当时的雇佣兵地位低下，在三十年战争各场会战中战死的雇佣兵数量往往非常庞大，而且他们的遗体几乎不会被集体安葬。而维特施托克会战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在对方逃跑后，只有获胜的瑞典军队留在了战场，为了休整，军队临时驻扎在了那里。几天的时间足以让他们完成一些整理工作，并出于防止传染病的考虑将同伴和敌人的尸体掩埋。
发掘的集体墓穴平面占地6米×3.5米，墓中的遗体被堆成了三层。由于维特施托克是三十年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之一，当时共约8000人战死沙场，这里的125具士兵遗体显然只是冰山一角，不过从这个“小”发现中，我们足以深入了解当时士兵的日常生活。
比方说，一同出土的顶针和其他缝纫工具是用在士兵戎装上的吗？这个问题比较好回答，因为这些工具的作用就是为了保证士兵装备的完整，况且一同发现的还有明显属于女性的衣物和饰品残片。为此，自传性史料为归类这些出土文物提供了线索。这些史料包括亲历战争的市民自述、途中目睹战后惨烈场面的旅人游记，以及参与战斗的士兵、军官和随军神职人员撰写的报告——其中一名普通雇佣兵对军队生活的描述尤为生动。［引自彼得斯（Peters），1993］他在1625～1648年底参加了三十年战争，大多数时候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战，也有几年为瑞典军队效劳。他的战绩平平，还在战争的艰难时期兼任军队的面包师。在24年的战斗生涯中他总共结过两次婚，一共生了9个孩子，可惜只有1个活了下来。
战争与家庭生活并存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军团内部往往还有一支庞大的随军队伍，包括向雇佣兵供应口粮和日用品的商贩（随军小贩既有男也有女）、妓女以及为数众多的士兵和军官配偶等。无论如何，随军队伍中大量女性的存在为维特施托克集体墓穴中出土的缝纫工具和女性物品提供了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