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班陀海战（出版书）》
作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方祖鸿/方明生
内容简介：
《勒班陀海战》为“地中海海战三部曲”第三部，讲述1571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海军与由威尼斯、西班牙和罗马教廷组成的神圣联盟联合舰队在勒班陀海角发生的一场大战，联合舰队大获全胜，然而胜利的果实很快就因神圣同盟的惨淡解散而灰飞烟灭。
目录
序
1569年·秋：威尼斯
1569年·秋：君士坦丁堡
1569年·冬：威尼斯
1570年·春：威尼斯
1570年·春：爱琴海
1570年·春：罗马
1570年·夏：爱琴海
1571年·春：威尼斯
1571年·春：科孚岛
1571年·春：君士坦丁堡
1571年·春：罗马
1571年·7月：墨西拿
1571年·8月：墨西拿
1571年·9月：墨西拿
1571年·9月：伊奥尼亚海
1571年·10月：希腊海
1571年·10月：勒班陀
1571年10月7日·晨：勒班陀
1571年10月7日·午：勒班陀
1571年10月7日·黄昏：勒班陀
1571年10月7日·夜：勒班陀
1571年·秋：科孚岛
1571年·秋：威尼斯
1571年·冬：希腊海
1571年·冬：君士坦丁堡
1572年·春：罗马
1572年·夏：墨西拿
1572年·冬：君士坦丁堡
1573年·春：威尼斯
勒班陀的战士们的战后时光
1571年·冬：威尼斯
致读者（代后记）
序
大约10年前（本书创作于1987年），也就是罗马天主教教皇保罗六世在位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的我看着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播放的新闻，不由得苦笑起来：
“罗马教皇保罗六世决定，将1571年勒班陀海战中基督教方舰队缴获的伊斯兰军旗归还土耳其，以表达教廷希望与信仰其他宗教的民族建立超越信仰的友好关系的愿景。今天，教皇将这面军旗正式交给土耳其驻意大利大使。”
古今东西，军旗被敌方夺走都会被认为是极大的屈辱。但夺旗发生在1571年，已是400多年前的往事了。
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陆军博物馆陈列着各种过去在战争中从基督教国家缴获的战利品，博物馆前的通道上，也摆放着当时的战利品——威尼斯共和国军的大炮。
之所以陈列这些并非完全因为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想要通过展示三四百年前缴获的战利品激发民族自豪感。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间，这些物品早已不再是战利品，而成了一段历史的史料。
我苦笑的原因在于：土耳其拿着这面归还回来的勒班陀海战时的军旗，必定会因不知如何处置而感到为难。即使是现在，土耳其学校的教科书里也找不到关于勒班陀海战战败的记载，但这面被敌人夺走的军旗，就是其战败的证据，所以肯定不愿堂堂正正地展示出来。但教皇也是一片好意，所以也不能烧掉、扔掉。这个“麻烦的东西”最终一定会被塞进某处史料库的箱橱里。在看到这则新闻之后，我曾去土耳其找过几天，无论在托普卡帕宫，还是只要是当年土耳其帝国的胜利纪念品就会收藏的陆军博物馆，甚至像是永久闭馆的海军博物馆，都没有找到这面军旗。
看来自称进步派的理想主义者也会为保住“面子”而选择性遗忘。为了那场海战，伊斯兰舰队总司令官阿里帕夏特地在圣地麦加订制了在白色丝绸的周边用金丝绣出《古兰经》经文的军旗。但是由于最终战败，那面曾高高悬挂在阿里帕夏旗舰桅杆上的军旗再也没有机会出现在世人眼前。
400多年后的现代，即使在梵蒂冈博物馆看到那面军旗，又有多少人能想象到当年基督教世界在战力方面对伊斯兰教世界的优势呢？
勒班陀海战是历史上的一个节点。尽管因为是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间的一场冲突而具有某些特殊性，但与其他所有节点相同，男人们的争斗最终都归于战争。如果用这样的视角看问题，那么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其间的差异似乎就会变小，400多年的岁月也会因之被拉近。
勒班陀海战，是以地中海为历史舞台的漫长岁月里的最后一次战争，也是以加莱舰为主角的最后一场大海战。
我称我的狭长书房为史料阅览室。几个月前起，书房中的桌子上就放着一张图表。图表长1米，宽70厘米，与英国海军制作的1比10万的勒班陀海域图并排放着，占满了长240厘米、宽70厘米的中世纪僧院式长桌。意大利海军制作的可纵览南意大利至希腊、爱琴海海域的1比100万的地图，则在这两张图下稍稍露出一点身影，以便让人知道自己的存在。
我的这张图表是参加勒班陀海战的基督教、伊斯兰两军超过400艘军舰的一览表，包括各舰的旗帜、舰名、所属国名、舰长名等信息，表上有些舰只附有极简单的介绍。
之前并没有谁做过这样一张图表，它是我从半个世纪前在威尼斯出版的学术著作的附录中剪裁下来的。几年前，我在旧书店里买到这本书，我对书的内容感兴趣，当然也仔细读了书的附录。
这张图用的是颇为优质的纸张，但历经50多年，即使没有被很多人阅读，纸张还是已经泛黄，折痕处的文字也行将消失，而且有四处破损的地方。裁下图后，我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用铅笔描出那些快要消失的字，用透明胶带修补破损的地方。
图表以中线为界，左边介绍基督教国家的军舰，右边介绍伊斯兰的军舰，以两军对垒的形式来标记。
基督教各国的军舰占据表的左半部分，由上至下，分别是左翼、中央主力、右翼，及其背后，即图表最左端的后卫。
伊斯兰军舰则占据表的右半部分，由上至下分别是右翼、中央主力、左翼，后卫则排在图表的最右端。
1571年10月7日正午，在帕特雷湾外的海域，两军发生激战之前，双方舰队就是这个阵势。
随便挑选几段一览表里的记述来看一下。
表的最上面，位于基督教舰队阵容最左翼的是加莱舰舰队。
（1）威尼斯共和国海军旗舰。威尼斯海军参谋长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左翼总指挥。舰长费德里戈·南尼。骑士队长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步兵指挥官希尔维奥·迪·波尔奇亚。
与此相对的是伊斯兰军最右翼。
（1）埃及旗舰。总指挥、亚历山大里亚总督马赫梅兹德·夏鲁克。仅看这个记述，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名堂。这位亚历山大里亚的总督别名“西洛克”（意为东南风）。其实，这个绰号名噪一时，因为这个男人的另一个身份是海盗头目。
与威尼斯不同，土耳其并非海运国家，因而也没有海军传统。土耳其海军在实战中只能依赖信仰伊斯兰教的海盗。海军任命他们为以海盗巢穴而闻名的亚历山大里亚、突尼斯、阿尔及尔等地的总督（帕夏），作为回报，这些海盗的头目每逢海战都会应召参战。
而这样的方式，不仅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下简称“土耳其”）的苏丹来说十分方便，对海盗的头目们来说也是很不错的安排。因为海盗无论多么强大，其身份并不光明正大，而这种做法让他们获得了上得了台面的地位。
伊斯兰阵容的最左翼、图表右半部分最下面的舰只，有以下一些记述。
（246）阿尔及利亚方旗舰。伊斯兰海军左翼指挥官、阿尔及尔总督乌尔齐·阿里之舰。
乌尔齐·阿里也是海盗的头目。但这个男人与其他出生于阿拉伯或希腊的海盗头目不同。他原名乔万尼·加列尼，是生活在南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少年时他被海盗劫持，过了多年加莱舰奴隶的生活，海战时成了伊斯兰舰队左翼的指挥。
这里可以明显看到一点：海上会战，一般会让久经沙场的海军将领在两翼指挥，伊斯兰方面则将这个重要位置托付给了海盗头目。
基督教方面按惯例用久经沙场的海军将领指挥两翼。在最左翼扎下阵脚的是威尼斯的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位于阵容最右翼、与海盗乌尔齐·阿里相对的是在海运传统上毫不逊色于威尼斯的热那亚的海军将领。
（167）多里亚舰队的旗舰。舰长吉安德里亚·多里亚，基督教舰队右翼的指挥官。舰上有文奇恩茨奥·卡拉法、奥塔维奥·贡萨格等多名贵族子弟、骑士。
这是标记在一览表左半部分最下面的舰只。然而，仅靠此表还有很多情况是模糊的。多里亚是热那亚人，但不是热那亚共和国海军的总司令官。他是多里亚舰队的统帅，他所在的舰船也是多里亚舰队的旗舰。多里亚是海上雇佣兵的队长，多里亚一族把自己的船和船员，连同战士一起出售。勒班陀海战时，多里亚的雇主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
顺便提一下，热那亚共和国军的旗舰属于各国旗舰集中的中央主力，表上标记如下。
（84）热那亚舰队的旗舰。舰长埃特雷·斯皮诺拉。亚历桑德罗·福尔内塞公爵在此舰上。
想要进一步了解基督教方面的情况，图表对总司令官的舰船的记述当然很重要。但这部分在一览表的中央，因纸张泛黄变脆，破损得很严重，加之有折痕，文字等已经非常模糊。即便如此，尽量把文字拼凑起来，还是可以读到以下内容。
（86）基督教舰队旗舰。舰长霍恩·瓦斯基·德·科罗纳多。神圣同盟联合舰队总司令官、奥地利公爵唐·胡安在此舰上。
此舰乘有西班牙贵族38名、腓力二世特别任命的唐·胡安专用的告解神父弗朗西斯科、百名随员，还有从撒丁岛人中选出的400名步枪手。
为方便查找，标为（86）号的大加莱舰两侧分别是对土耳其同盟的主要国家——威尼斯共和国和教廷的旗舰。
（85）威尼斯共和国海军旗舰。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官塞巴斯提亚诺·威尼尔，总指挥。
（87）教廷海军旗舰。舰长加斯帕尔·布鲁尼。神圣同盟联合舰队副总司令官马卡提尼奥·科隆纳公爵在此舰上。教皇庇护五世的外甥帕奥罗·吉斯利艾利以及罗马的很多贵族在此舰上。另有瑞士枪手25人、步兵180人及来自法国的志愿骑士多名。
一看便知道，以上舰船是主将们所在的舰只。一般的舰船在表上是这样被记述的：
（123）旗帜，复活的基督号。威尼斯。舰长本尼迪特·索兰佐。
（33）侯爵夫人号。属多里亚舰队。舰长弗兰切斯科·圣菲德拉。
年轻时的塞万提斯作为一名战士也在后一艘加莱舰上。
仅看这张只记载必不可少的事项的图表，便能很容易想象到参战的每个男人各自的故事。但要追寻这样的故事，除非完全虚构，否则是非常困难的。
阿纳托尔·法朗士[1]曾说过，所谓历史，不过是一些著名事实的罗列而已。即便是事实，如并不出名，其历史性也常被抹去。这种危险是始终存在的。如果后来没有写出《堂吉诃德》的话，塞万提斯参加勒班陀海战这段历史也一定会被湮没。要贯彻以中立的立场来撰写的态度，就历史领域而言，绝非说说那么简单。
仔细研究这张图表数个月后，我所做的第二件工作，就是在阅读其他史料的过程中，在已证明阵亡了的舰长和指挥官的名字下画线。
结束这项工作时，面对着如此众多的人名，我愕然无语。但我想，这件工作对视觉性地把握激战发生的区域是有用的。
那个年代，离海上战斗方式变为拉开距离的舰只互相炮击的特拉法尔加海战[2]还有200多年。勒班陀海战说是海战，不过是把步兵的战斗场所搬到了海上而已。步兵登上靠近的敌船，用剑、长枪、步枪、弓箭交锋，这种作战方式与在陆地上战斗并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判断指挥官、舰长的阵亡者分布图与激战位置的分布图大体一致是没有错的。
是谁说过，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在描绘流血的政治之前，也有必要描写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勒班陀海战，首先，
是不流血的战争
然后是
流血的政治
接着，最后再次
以不流血的战争结束
它仅仅是历史上的一个事件。恐怕，其他的战争也同样如此吧。
[1] 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作家，19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波纳尔之罪》等。——译者注（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特拉法尔加海战（Battle of Trafalgar），拿破仑时代（1805年10月）英法舰队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外海的一次决战，法国海军遭重创，拿破仑被迫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英国海上霸主地位得以巩固。
1569年·秋：威尼斯
今天与平日不同，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早早地离开了威尼斯共和国元首官邸。
长达两年的塞浦路斯岛驻扎任务结束，巴尔巴里戈终于在一周前回到威尼斯。虽久别后回乡，但因每日忙于准备向元老院及十人委员会报告等公事，直到今天都尚未有空闲在家稍事休息。
此时威尼斯政府的高官们正在因无法准确判断土耳其帝国对塞浦路斯的态度而左右为难，卸任回国的巴尔巴里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消息源。在事先规定的任期结束后回国，而不是特别召回述职，这样的行动不会引起土耳其方面的特别注意。元老院的议员和十人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巴尔巴里戈按惯例完成述职报告之后也没想放过他，继续不断地提问，都想从他嘴里了解到点儿什么。这样的会议，连日来一直开到上灯之后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巴尔巴里戈回国以来所看到的无非是大运河沿岸从他家的宅邸到元首官邸的景象，不过这种日子并没有令他感到特别痛苦。对他来说，且不说出身于威尼斯名门之冠的自豪，就是那份与生俱来的对祖国的责任感就几乎等同于流淌在自己体内的鲜血。
同样出身于威尼斯名门的妻子，在丈夫大部分时间出国公干的情况下，出色地打理着日常的各类事情。正是这样一位很有能力的女性，即使久居在外的丈夫回国，平日的社交日程也没有任何变化。她没有孩子，收养于门下的侄子作为大使的副官，被派驻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治下的英国。
从元首官邸往被称为圣马可码头的港口走去，柔和温暖的夕阳包裹着全身。眼前展开的大海没有一丝波浪。圣马可码头上，几艘家庭自备的贡多拉[1]在等待着结束工作准备回家的政府高官们。高龄的议员们都喜欢乘贡多拉往来于官邸与自家宅邸。
沐浴着柔和的阳光，巴尔巴里戈沉浸在如释重负的放松感中。连日的提问总算结束了。但几乎是确定无疑的，过不了多久，下一个任务就会下达给他。两年间，他一直是威尼斯共和国最前线的基地——塞浦路斯的海军司令官，这个时期的威尼斯是不可能让他这样的男人游手好闲的。
巴尔巴里戈也充分了解这些情况。这会儿，他决定哪怕是稍纵即逝的几天假日，也要让自己静静地度过。本土维琴察的乡间宅邸充满着他少年时代的各种回忆，在那里度过仅有的假期的想法使他不由得面露微笑。
但在去那里之前，还有一件必须解决的事。那是将近两年一直挂在心上的事情，现在总算有时间处理了。因此，巴尔巴里戈今天从与回家要走的大门方向相反的出口离开了元首官邸。依据事先调查，他要造访的前副官遗属的家，位于离大多数威尼斯贵族、富豪的宅邸聚集的大运河沿岸区域很远的圣塞维罗教区。
夕阳照在背上，巴尔巴里戈迈着稳健的步伐过了桥。过了这座桥，那一带已不再叫圣马可码头了。虽是从圣马可码头扩建出来的，但它从那里开始被称为“斯基亚沃尼河岸”。如果圣马可码头是舰队旗舰下锚的码头，那么斯基亚沃尼河岸就是跟随旗舰的军舰列队靠岸的栈桥。当然，没有加莱舰停泊时，这里与其他码头一样，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商船船尾。
不论军舰还是商船，对于海运国家威尼斯来说，达尔马提亚人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绝大多数下级船员来自这个群体。这一带延绵不断的码头很久以来被称为“斯基亚沃尼河岸”（意为“达尔马提亚人的河岸”）便是出于对这一群体的尊重。
这一带居住着很多威尼斯船的下级船员，聚居规模不小，一直延续至希腊正教的教堂。威尼斯的贵族为何要居住在这样的区域里呢？走过斯基亚沃尼河岸的巴尔巴里戈的脑海中，瞬间闪过这个疑问，但他没有深入思考。在有钱人居住的地区和一般平民居住的地区没有明确划分的威尼斯，大运河沿岸这样的地区与其他地方相比只是富裕的家庭多一点而已。
又经过一座威尼斯独有的半圆形拱桥时，走在桥上的巴尔巴里戈想，在国外工作久了，连过这种桥的感觉也忘了。他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如果混在身高普遍较高的威尼斯男性贵族当中，身材并不显眼。但在东方来的商人，达尔马提亚或希腊出身的水手、划桨手等往来的斯基亚沃尼河岸行走的他，却要比众人高出一个头，颇为引人注目。而黑羊毛织就的元老院官服，使得身高出挑的他更为醒目。
四十多岁的他长着浓密乌黑的头发，鬈发在卷曲处剪断了，显得松散，方便戴钢制头盔。他的胡子也很黑，覆盖着脸的下半部分。不过，与头发一样，这几年鬓角附近开始混入白色。
胡子的尖端特意剪成了三角形，可证明其对仪表有某种考虑。他长着威尼斯男人常见的长脸，整体给人一种严峻的感觉。
眼睛里洋溢着让人宁静的深蓝色，面部被太阳晒得接近于褐色，这点与刚才还在唇枪舌剑地向他提问的政府高官们是不同的。
他手里没有拿什么东西。阵亡的副官的遗物，之前已让人送到了他的家里。虽仅限于士官，但对于战死的属下，有机会的话要去造访其家庭已经成了巴尔巴里戈的习惯。
沿斯基亚沃尼河岸走了一段时间后，他踏进左边的小路。这条路虽离目的地还很远，但会从圣萨卡里亚教堂前经过。小路并没有延伸得很长。
不知为何，巴尔巴里戈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喜欢这座教堂。或者说他喜欢的不是教堂本身，而是这座教堂的正立面。
圣萨卡里亚教堂总是静静地站着。这幢建筑有着只有在威尼斯才能见到的多种样式的曲线，虽带着异国情趣，却已将多余的东西全部扔掉，显得清新安稳，或许是建筑时只用了白色大理石的缘故。
每当眺望这座教堂的正立面，巴尔巴里戈就会沉浸于一种宁静、安详且明朗的心情中。
圣萨卡里亚教堂前的广场距斯基亚沃尼河岸不到20米，却不可思议地隔绝了码头的喧嚣。广场上并不是没有行人，只是与威尼斯的其他广场不同，行人并不需要斜穿广场才能找到另一条小路，而是可以侧视教堂的正立面，从广场正中通过。由此，教堂占据的一角，似乎与人的世界隔绝开来，荡漾着寂静的气氛。
如果不是深夜到访，你在威尼斯的其他教堂是无法体会到这样的氛围的。
巴尔巴里戈走进广场时就停下了脚步。这时，教堂正立面的白色大理石全部沐浴在夕阳下，变成了暖色调。也许不是做弥撒的时间，教堂的入口处除了一个蹲坐的乞丐没有其他人影。巴尔巴里戈看着这十分熟悉的景象，全身心地享受着回到威尼斯的感觉。
这时，教堂的门从内侧打开，先是一个少年走出，紧接着，少年身后露出一个女人的身姿。
看起来像睡着了的乞丐，突然抬起身子对两人说起话。正要走过的女人，听到声音停下了脚步，从手中的小袋子里拿出了什么来，给了旁边的少年，轻声地对少年说着什么。
给少年的应该是零钱吧。少年走近乞丐，弯下身子，将它交给了乞丐——并不是在乞丐面前扔下零钱。然后，少年走向在稍远处等着的女人，两人朝着与巴尔巴里戈站立位置相反方向的小路走去。
看得出两人一定是母子。从女子对少年低声细语和少年对女子说话的态度，可以看出两人间的亲密程度。那种亲密，充满着无意识的互相爱护的温柔，这情景甚至让巴尔巴里戈的心中都充满了怀念的心情。他觉得那种念想已经被自己遗忘很久了。
一眼就可看出那位母亲不是威尼斯人。
出生于威尼斯的女子一般身材丰满，头发也多是带红褐色的金发。即使生来不是金发，为了尽量接近金发，人们也会凭着极大的忍耐力把头发晒成金色的。这就是传说中的“威尼斯金发”。
而在圣萨卡里亚教堂前见到的那个女人，即使头部被黑色的面纱掩盖，也可以看到她的头发是黑色的，体形也十分纤细柔长。与走路沉重缓慢的威尼斯女人相比，那个女人步履优雅，显得十分轻快。
少年的年纪在10岁左右。他长得像母亲，体态也十分轻盈。当然与青年人的肉体相比，少年还未长成。
让巴尔巴里戈忍俊不禁的是这个少年对母亲的说话方式。
像是与主人一起散步的小狗，少年紧紧地跟着母亲。即使稍微拉开了一点距离，少年也会不停地望着母亲的脸对母亲说话——或许是因教堂里的气氛太沉闷压抑，一出教堂就忍不住地要说话。而做母亲的，即使不停下脚步，也还是温柔地一一回应着少年。
母子俩穿过广场边的小路。“穿过”这个表达确切而真实，因为从圣萨卡里亚广场出来的这条小路，像是从建筑物下方穿过的道路。穿过用处女马利亚的浮雕装饰的建筑，母子俩沿着道路向右边走去。
巴尔巴里戈自己也走这条路，很自然地像是在后面跟着两人，不过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巴尔巴里戈有种想再注视一下围绕着两人的那种亲切而温柔的气氛的心情，便与他们保持着二三十步的距离。走在前面的两人，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巴尔巴里戈的存在。
几人不一会儿就走上了运河沿岸的道路。在威尼斯，运河沿岸的道路即使是同一条路，也不叫路，而称为河岸。在运河密布的威尼斯，所有的地方都有船，所以即使是普通的道路，只要船可以停靠在路边，道路也就起到了河岸的作用。
沿着运河的河岸再往前走一段有座小桥。母子俩依旧亲密地交谈着走过那座桥。巴尔巴里戈也想起了如果要去圣塞维罗教区，就必须要过这附近的桥。运河这边是圣萨卡里亚教区，而对岸则是圣塞维罗教区。
离母子俩二三十步远走着的巴尔巴里戈在半圆形桥畔向前望去，无论是桥上，还是过桥后向前延伸的小路，都看不到母子俩的身影。
两人并不是消失在人群中。这一带离市中心已相当远，行人稀少。路上走着的只有住在这里的人们。午后的太阳已无法照进这寒冷而阴暗的小路，只有一只猫正穿过街道。
巴尔巴里戈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一直很愉悦的心情，突然有一种被一道黑幕遮挡的感觉。但这也使他想起了今天的目的。他的目光开始转向嵌在每家门旁的白色大理石小石板，那上面标示着街道的门牌号。
在威尼斯，有被称为塞斯蒂耶里的行政区域，这个区把整个街道划分为六个部分。另外，塞斯蒂耶里行政区域中还有数个被称为教区的分区。因此，威尼斯的门牌号由“某某塞斯蒂耶里，某某帕罗基亚，某某号”的形式构成。
威尼斯不是一个陆地城市。由于土地有限，需要把所有脚能站上去的地方都利用起来。不仅是道路，像大广场、小广场、空地、道、小路、河岸、大河、穿行道等各种名称所表示的那样，土地的利用方法也多种多样。威尼斯无法像其他城市那样，以古罗马以来的概念来考虑道路建设和规划。如果是其他城市，有街道就可以了，门牌号只要写“某某大街某某号”就行，但这在威尼斯是行不通的，即使在现代，这个标记法也没有改变。因此，要在威尼斯找某个地址，还是有点困难的。
巴尔巴里戈也是找来寻去，怎么也找不到要找的门牌号码。
这一带建造的房子中最为有名的是威尼斯贵族中名声显赫的普留利的住宅。得知普留利的房子的号码与要找的号码只相差一号，巴尔巴里戈先叩响了普留利的家门。宅中的仆人恭敬地回答了他的问题，说这是与本宅背对背的一个号码，并为他指路。
好不容易到达了目的地，却发现那幢住宅的门像是要避开人们的视线一般藏在大树底下。巴尔巴里戈这才理解，在土地十分珍贵的威尼斯，即使是相当知名的贵族，出入口独立的门牌号也经常是与别人的住房背对背地靠在一起的。在海外贸易兴盛的威尼斯，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很多，包含上述规定的建筑法是根据这样的人群的需求而制定的。巴尔巴里戈好不容易找到的那栋住宅，也是与上面所述有关的出租房屋。
从头顶垂下来的已发黄的枝叶背后，有一座小小的铁钟，用来告知主人有客来访。巴尔巴里戈谨慎地敲响了它。过了一会儿，门稍微开了一点。巴尔巴里戈站在原处，报出来意。50来岁的女佣入内向主人报告，巴尔巴里戈没有进门，一直站在那里等着。等待中，他无意间回味着老女佣发音中带着的很浓重的托斯卡纳腔。
再次返回的老女佣完全打开了宅邸的门扉，将来访者请进了院子。
落满黄叶的内院面积很小，或许不能称之为庭院。院内角落处的石头台阶通向二楼。巴尔巴里戈登上那石阶，见屋子的大门开着。老女佣走进大门，穿过一个小房间，打开房门，让巴尔巴里戈进来后，告知在此稍候，便缓步离开。
这个房间像是招待客人的会客厅。房间不大，但朝南的两扇窗都面向运河。运河并不宽，在高四五层的建筑密集的威尼斯，河对面的建筑物经常近在眼前，因此很难保证屋内阳光充足。尽管如此，这个房间并不阴暗。
房间的一角砌着半圆形的暖炉，没有生火。主人的卧室可能位于这个房间的上层或更上层，因为房间朝南，屋子虽小却面向运河。对威尼斯街市中的房子来说，这应是属于较为舒适的一类。
只是把这个房间当作卧室来用小了一点。房间里的家具、日用品等都是佛罗伦萨样式的，而且品质相当不俗，这引起了巴尔巴里戈的注意。
家里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巴尔巴里戈想着这些，几乎忘了时间。
他站在窗边，无意中从略微打开的窗户向下方的运河看去时，感觉背后有点动静。房间的入口处，站着一个身着深蓝色衣服的女人。
巴尔巴里戈在那一瞬间，做出了平时的他无法想象的行为。在知道那个女人是谁的瞬间，他完全忘记了应当高雅地身体前倾向她施礼。他大步走近女人，拉起女人的手，用自己的双手相合握紧。女人并没有显出吃惊的样子，她那瘦削、淡妆的脸庞洋溢着柔和的微笑。
互不认识的男女间的陌生感在这一瞬间消失了，不可思议的自然状态贯穿了始终。
坐在椅子上的巴尔巴里戈用平静的语调对同样坐在椅子上的女子讲述了两年前她的丈夫、巴尔巴里戈的副官阵亡时的情况。女人没有流泪，表情平静，默默地听着男人的话。
她的丈夫在塞浦路斯近海的海战中被土耳其士兵的子弹击倒。战死的消息立刻被送达遗属，但威尼斯共和国不会将战死者的遗体送回本国，因为没有在漫长的航程中防止遗体腐败的方法。战死者埋葬于附近的威尼斯基地已成惯例。
无论是塞浦路斯岛，还是克里特岛，甚至10天的航程就能到达本土的科孚岛，都有埋葬威尼斯共和国市民的墓地。因此，威尼斯的阵亡者的遗属大多都看不到已故亲人的遗体。虽建了墓，但那里有很多亡者连遗发都没有。
房间外面传来老女佣的声音。房间里暗了下来，女人对拿着灯进来的老女佣说：把我儿子叫来。然后，她问巴尔巴里戈，刚才所说的话，能否再对我儿子说一遍？巴尔巴里戈当然没有异议。
少年进屋，屋子里的气氛还是有了点变化。笑嘻嘻的少年得体地完成了寒暄礼后，坐在巴尔巴里戈对面的椅子上，摆出了听来访者说话的姿势。
巴尔巴里戈对这位少年重复了刚才的话，不过，其说话方式与刚才的方式不同。这是一种对等男人间的说话方式。没有儿子的他，并不知道对孩子应用怎样的方式说话，但理由不仅是这一点。将父亲的死的情况传达给儿子时，即使是面对年仅10岁的少年，也不能按对待孩子的一般方式来处理。而少年的回应也很像真正的男人。10岁的少年表现出成熟男子的沉着与冷静，认真地听着巴尔巴里戈的话。
母亲坐在离两人稍远一点的椅子上，观望着同样内容的话以不同的谈话方式说出来的情景。从表情上看，她并没有再次陷入悲伤，反而像回忆起了已忘怀很长时间的那个人的温暖一般，甚至浮现出某种安详的喜悦。
离开女人家的巴尔巴里戈坐上了在桥头等客人的贡多拉。他将自己的住宅名告诉划桨手后，便将身体埋入用黑色的罗纱覆盖的小船舱的椅子里，在滑行般在水面上前进的小船里，巴尔巴里戈的心中充满了温暖的感情。刚离开元首官邸时冒出的去维琴察近郊的宅邸度假的想法已在他的脑海里消失无踪。
[1] 贡多拉（gondola），也称为凤尾船，意大利威尼斯用于交通、旅游的平底、细长的船只。船的首、尾翘起。
1569年·秋：君士坦丁堡
第一次见到马卡提尼奥·巴尔巴罗的人都会认为这个男人早已年过七十，但他的实际年龄要比他的外貌年轻一辈。不过只看外表，他身上每个部分都可以与“老”字相联系。
一眼望去，巴尔巴罗个头很高，人瘦得像丹顶鹤一样，整个身体就像没有脂肪的肉和骨头上覆盖着一层晒黑的皮肤。额头已经秃了，剩下的一点头发与蓬乱的胡子垂在后脑和下颌，看上去白色要多于黑色，呈现出从不修剪的放任状态，远远看过去，只见一片荒芜的灰色。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小却异常吸引人的鹰钩鼻和闪烁着“刺眼”光芒的一双大眼睛，让人感觉这个男人的与众不同。
你要是有机会与他交谈，就会很快地感知到他绝非普通的老人。如果有人发现这个男人肉体上的变化与他的威尼斯驻土耳其大使的职位密切相关，或许会意识到，出生在一个重视外交的国家里，对此人来说至少是一种救赎。
马卡提尼奥·巴尔巴罗在一年多以前，即1568年8月被威尼斯政府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他连想都没想过，自己的大使任期竟会长达5年，且其中的3年还是在囚禁之中度过的。
在此之前，巴尔巴罗是驻法兰西王国的大使。法兰西是大国，不过这是一个虽同为基督教国家，却没有值得信赖的国家的时代。而对威尼斯来说，土耳其更是一个特别的国家，因为在东地中海，两国的利益直接碰撞。对于驻土耳其大使一职，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向来派有驻法国、西班牙大使经验的外交老手担任。巴尔巴罗是威尼斯与土耳其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时威尼斯共和国元老院手中的一张好牌。
正是这样的人物，到任后便立刻正确地把握了局势，其敏锐与眼光自然会令人惊讶。巴尔巴罗大使在给本国的报告中写道：“与土耳其的外交谈判，就像弹玻璃球游戏。对方用力弹过来，我方不能把球用力弹回去，却也不能把球往地上一丢了之。”
如此老成持重，使得外表看上去比一般人老10岁，也是很自然的。
即使在和平时期，驻威尼斯共和国的最大假想敌国——土耳其大使，也是一件使脸上的皱纹一个月增加一条的劳心费神的工作。对巴尔巴罗来说，1569年的秋天何止是秋天，“严冬”已经到来了。土耳其方面已开始出现比平时更用力地“弹玻璃球”的气氛了。
那年的9月13日，威尼斯的一家国营造船厂发生了火灾。
威尼斯国营造船厂并不仅是造船的工厂。它以一种流水作业的方式，组织从弯曲龙骨、船板到船只下水的一系列生产环节。厂中有收纳舰载大炮、步枪、弩的仓库，也有缝制风帆的作业区，甚至还有独立的火药储藏库。火药储藏库位于远离威尼斯中心城区的东北地区。在完全没有城墙一类建筑的威尼斯，只有这个区域建造了一圈一人多高的围墙。
9月13日深夜发生的火灾蔓延到火药库中的三处，引起了爆炸，酿成重大事故。
四次爆炸不仅使价值1.4万达克特[1]的火药化为灰烬，而且将附近近40米长的围墙炸塌了，围墙附近的修道院和教堂也受到破坏。
好在仅有4艘加莱舰起火，船只损失并不严重。
但威尼斯市民知道国营造船厂有火药库，因此，人们都逃到船上去避难。载满避难的人的船只拥挤在河道上，堵塞到大运河处，直到天亮。
不幸中的万幸是，火药库没有再次起火，且原本放在火灾发生地附近的24万桶火药几天前被送去了科孚岛。另外，数十艘正在建造的加莱舰也基本没有受损。
因火灾及爆炸而受损的地方迅速得到修复。不到一周，工厂又像以前那样运转了。
消息从威尼斯传到君士坦丁堡一般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且不知何故，只有对自身有利的信息才会及早传到。土耳其宫廷虽得知了“国营造船厂起火”，却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此后造船厂恢复运转等消息。
得知威尼斯国营造船厂起火，土耳其宫廷内的强硬派情绪激昂，他们判断威尼斯海军已不可能重建，提出现在正是夺回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的时候。
这对于此前成功地压制住强硬派盲动的稳健派来说，其立场就变得十分微妙了。
稳健派是仍忠实维护着3年前去世的苏丹苏莱曼的思想的一群人，这一派的首领是宰相索克卢。威尼斯大使巴尔巴罗认为索克卢是唯一能与之沟通的土耳其高官。
所谓稳健派，就是一群现实主义者，这在无论哪个时代都一样。他们认为威尼斯共和国的经济实力对土耳其帝国的运转有帮助。
威尼斯方面没有改变现状、进一步扩张领土的想法。威尼斯人需要的是经济活动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塞浦路斯岛和克里特岛是很重要的。而土耳其是占有包括东地中海在内的广阔领土的大帝国。土耳其宫廷内的稳健派认为，土耳其在这一点上与威尼斯共和国的利害是一致的。他们不想与威尼斯交战。
而强硬派的头目是皮拉尔帕夏，他们拥戴新苏丹塞利姆，聚集起新进入宫廷的一批人。
这一派人可以说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相信将《古兰经》的教义传播到全世界是伊斯兰教的本义。在他们看来，帝国的领土中留下基督教徒的基地是最大的耻辱。他们并没有考虑过，夺回塞浦路斯岛和克里特岛能对土耳其帝国产生多大的贡献。对这些强硬派来说，威尼斯支付的塞浦路斯岛的使用费——一种类似年贡的经济收入——比土耳其直接统治塞浦路斯岛获得的经济利益更多的现实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在东地中海扫除基督教的势力，对于已成为这个世界上连西班牙都赶不上的大帝国——土耳其来说，是一个面子的问题。
然而，只有酩酊大醉的能力，却拥有被西方世界尊称为“大帝的父亲”的年轻苏丹塞利姆是个只有神志清醒时，会炫耀一下“做父亲没做过的大事”的野心的专制君主。
巴尔巴罗大使得到了本国政府送来的准确情报。在君士坦丁堡，只有他掌握国营造船厂火灾造成的实际损失的信息。
巴尔巴罗认为应该向土耳其宰相索克卢传达正确的消息。让宰相知道比不让他知道对威尼斯更有利。
造访托普卡帕宫的大使，在只有翻译陪同的席间，对宰相道出所有的情况。他毫不隐瞒地说出了船只的受损程度及修理需要花费的时间和费用，意图为宰相提供能挽回稳健派立场的材料。
但平息已燃起的激情比灭火还难。宰相没能说服土耳其宫廷内的强硬派，后者不断地举出各种理由。
理由之一，土耳其商船被出没于亚得里亚海的海盗船袭击，是因为威尼斯海军没有保护土耳其船只。
理由之二，塞浦路斯岛允许以袭击土耳其船只为目的的圣约翰骑士团（又称马耳他骑士团、罗得岛骑士团、医院骑士团）的船只停靠。
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借口。但问题是这些借口得到了专制君主苏丹的默许。巴尔巴罗大使平时从未懈怠情报的收集，这个时刻，他更是对这项工作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大使收集情报后得出的结论是，能做的只有向本国政府发出警戒消息。
11月11日发出土耳其方面的形势正在向危险方向发展的信号。
12月19日发送了确认形势危险的具体实证报告，可概括为以下几项内容：
土耳其领土内各港口造船的速度加快了。
尤其是面向地中海的港口。
据可靠线索推断，其目的是进攻塞浦路斯岛。
因此，已给塞浦路斯、克里特两岛的总督发出了提醒他们不要松懈防备的信件。
巴尔巴罗大使的这份报告，促使本国政府增强了紧急状态下的军备，促动了对两岛，特别是对塞浦路斯岛派遣援军的措施。塞浦路斯这块已有百年历史的殖民地平时只驻扎着警备队。
1453年，别称为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灭亡，从那年开始，变为土耳其的首都的君士坦丁堡将金角湾两侧划为君士坦丁堡地区和佩拉地区。
拜占庭帝国时代，佩拉地区是热那亚商人的专用地区，而威尼斯和其他西欧人以君士坦丁堡中沿金角湾的区域作为自己的活动区域。在商业活动中有着可与热那亚抗衡的气势的威尼斯人，在西欧商人中也是出类拔萃且强势有力的，其大使馆和商馆也在这个地区中。附近的香料集市俗称“威尼斯人集市”，可见威尼斯人在此地的活跃。
这种状态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开始发生巨变。
几个世纪来一直独霸加拉塔基地的热那亚势力被驱逐，从那时起这个地区被称为佩拉地区。威尼斯人和其他的西欧人被赶出了君士坦丁堡地区，强制性地迁移至佩拉地区，一些决定留下来的热那亚人成为他们的邻居。
威尼斯大使馆、商馆等都迁移至佩拉地区，只有被称作集市的商品交易场所留在了君士坦丁堡地区。由此，金角湾成为从佩拉地区到君士坦丁堡地区通勤的水路，西欧商人们使用小船频繁往来。
自热那亚势力衰退，与威尼斯并驾齐驱的西欧势力也消失了。因此，地处佩拉的西欧各国使馆中，威尼斯占据了最佳位置。因处于金角湾延伸至山丘上的佩拉地区中的最高的位置，从威尼斯大使馆眺望金角湾对岸，君士坦丁堡地区一览无余。可惜大使馆本身与气势不凡的位置相去甚远。受派遣单身赴任的一般是大使、副大使、秘书等数人，再加厨师在内的随从人员，勉强在大使馆住得下。大使馆内部的装饰也不及威尼斯本国的贵族宅邸。但这并非因大使馆的经费不足，而是为了不触怒过度沉湎于豪华装饰的土耳其苏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