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提供了占联合舰队一半的海军力量，因此威尼斯主张，应当启用威尼斯的海军将领担任总司令官。但这是西班牙国王不能接受的。
罗马教皇提出了妥协方案。总司令官由指挥罗马教廷海军的马卡提尼奥·科隆纳担任。但对此，西班牙和威尼斯都没有答应。让没有海上作战经验的科隆纳担任总指挥，谁都会认为这是很危险的。联合舰队还在争执不休的时候，塞浦路斯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紧迫。
7月，土耳其的300艘船满载10万士兵，登上塞浦路斯南岸。威尼斯方面打算撤退到防守坚固的北岸。南岸有几个商船停泊用的港口，还有大量威尼斯人经营的盐田。登陆作战没有抵抗就宣告结束。
此后，土耳其军队一路北上，包围了首府尼科西亚。在尼科西亚，即使加上威尼斯本国仅有的救援部队，也只有3 000多名战斗人员。即便战事临近，威尼斯政府也只能派出4 000名士兵去防卫塞浦路斯全境。
收到土耳其军队在塞浦路斯登陆的消息后，基督教各国决定暂由科隆纳担任总司令官，并向各国舰队发出了前往克里特岛的斯达港结集的命令。
1570年，对威尼斯来说是面临重重不幸的一年。在决定接受土耳其宣战的一个月后的3月末，海上总司令官吉洛拉莫·扎内率领的由60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以救援塞浦路斯为由被派遣出去。然而，这支舰队在4月中旬停靠扎拉港后，便在这座港口待了两个月。
本应前往塞浦路斯的舰队在亚得里亚海南下三分之一的扎拉停留了两个月，是因为船员和士兵中有很多人染上了疫病。猛烈的疫病的袭击，使得赶赴战场的男人们在刚离开国土不久，就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疫情稍有好转的两个月后，舰队离开了扎拉，向下一个预定停靠港口科孚岛进发。从科孚岛发出的总司令官扎内给本土的报告的日期是7月5日，而此时土耳其军队已在塞浦路斯登陆5天。
在科孚岛，威尼斯舰队收到来自本国政府的指令，为了组成联合舰队而前往集结地克里特岛。教廷与西班牙的舰队约定先在南意大利港口奥特朗托会合，这时也应该到了。
然而，现场几乎没有来会合的舰队出现。率领数艘教廷舰队的科隆纳到达奥特朗托后等待了好几天，应该到达的由多里亚率领的西班牙舰队也没有现身。西班牙舰队这会儿在数天航程外的墨西拿岛，多里亚的迟到理由是没有接到腓力二世的出发命令。
虽因疫病损失了很多士兵，但包括从科孚岛和克里特岛的造船厂下水的舰只在内，由130艘加莱舰组成的威尼斯舰队，8月4日已全部到达集结地克里特岛的苏达（斯达）军港，处于随时可出征的待命状态。可以想象，塞浦路斯的激战正在进行中，但科隆纳、多里亚仍然没有现身。盛夏的酷暑对因疫病已十分虚弱的士兵来说是残酷的。威尼斯的指挥官们惧怕疫病复发，都焦急地等待着下一步的行动。
8月19日，多里亚终于到达奥特朗托。在等待已久的科隆纳的催促下，舰队向克里特岛进发。但多里亚所率领的舰队很难被称作西班牙舰队，因为舰队中只有雇佣兵队长多里亚自己的船只、船员和士兵。教廷、西班牙的舰队进入斯达港已是8月30日之后的事了。但好不容易集结完毕的联合舰队，却完全没有立刻起锚向东，直赴塞浦路斯援救的计划。
联军在停泊在斯达港口的科隆纳的船上召开了作战会议，却没有得出结论。很明显，多里亚采取的是拖延策略。
他首先抱怨威尼斯船上的战斗人员太少。在加莱舰上，除去船员和划桨手，还有被称作水兵的战斗人员。威尼斯舰队在扎拉遭受疫病袭击，减员严重，通常60人上船的舰只，现在只有20人能上船。
威尼斯方面反驳说，威尼斯船上的划桨手是自由民，可以转为战斗人员。但20人无论如何都太少了。威尼斯方面虽在克里特岛拼命募集船员，力图加强兵力，但多里亚的职业海战船每艘载有百名战斗人员，差距是明显的。
当然，威尼斯的海军将领们不会简单地低头。因为威尼斯提供的130艘加莱舰中有12艘是加莱塞炮舰。
但看上去稍做让步的多里亚又提到另外一个不利因素：前往战场的时机太迟了。在这样的季节出发，9月中旬都赶不到。
这种情况下，只有总司令官出面果断决定，才能从进退两难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但作为总司令官的科隆纳性格稳健，适合做协调工作，没有最高指挥官的决断气质。另外，他自己手上缺乏可直接指挥行动的军力。要这样的人做出气势如虹的决断是不太可能的。
科隆纳还是想出征的。于是以他独特的调停技术，虽浪费数天，还是说服了多里亚起锚向东进军。
总计180艘加莱舰和12艘加莱塞炮舰，再加上运输船30艘，1570年的联合舰队于9月18日离开克里特岛的斯达，一路向东。但那时，塞浦路斯岛的首府尼科西亚已经在10万兵力和60门大炮的攻击下陷落。
联合舰队得知尼科西亚陷落的消息，是在去塞浦路斯的航程的二分之一处。9月8日，联合舰队从克里特岛出发前的10天，尼科西亚3 000名士兵几乎全军覆没，尼科西亚陷落了。指挥防卫军的威尼斯贵族们全部战死。
攻陷首府的土耳其军队转向东方，开始了攻击塞浦路斯最强的城堡——法马古斯塔港的包围战。
如果攻陷法马古斯塔港，塞浦路斯全境就完全落入土耳其人的手里了。在法马古斯塔，布拉加丁领导下的威尼斯贵族们定将拼死防御。布拉加丁指挥的防卫军也只不过5 000人而已。守卫港口背部的城塞，与科孚岛和克里特岛的城塞一样固若金汤。不过5 000与10万的差距太大，只有援军才是他们的希望。可是前往塞浦路斯的联合舰队的组成国的意见仍不一致。
代表西班牙的多里亚主张，此时前去已无济于事了，应率领舰队返回。威尼斯诸将的想法当然是继续前行。科隆纳也是继续前行派。
但在讨论是否前进的时候，海上的天气发生了变化——猛烈的暴风雨来袭。多里亚的气势有所上升，未习惯海上的暴风雨的科隆纳开始动摇。
察觉到情况变化的威尼斯舰队总司令官扎内提出了妥协方案：暂且放弃对塞浦路斯救援，就这样北上爱琴海，让舰队避开暴风雨，并进击内格罗蓬特或君士坦丁堡。对此，科隆纳表示赞成，但多里亚反对。
就这样，暴风雨越来越大，时间一天天地被浪费。
9月24日，由190艘军舰组成的联合舰队终于决定返回西方。据前去侦察的威尼斯舰船带回的消息，塞浦路斯岛附近海域的土耳其舰队的舰只仅有165艘。主张坚持救援塞浦路斯的都是威尼斯人，如威尼尔、奎利尼、卡纳雷等将领。塞巴斯提亚诺·威尼尔以科孚岛施政官的身份，指挥着舰队的一翼。
但威尼斯海军的总司令官是吉洛拉莫·扎内。正是这位总司令，从决定赴塞浦路斯救援，转为进攻君士坦丁堡，最终考虑返回，想法多变。
扎内要求克里特防卫指挥官马可·奎利尼带领克里特岛所属的加莱舰和2 500名士兵救援塞浦路斯。而自己率除此之外的船只，首先驶向克里特，然后再撤回科孚岛。
但是，奎利尼指挥的救援舰队来到塞浦路斯近海后，被海盗乌尔齐·阿里的舰队挡住了去路，无法接近塞浦路斯陆地，只能返回。法马古斯塔最终被放弃。
而从克里特岛、科孚岛返回的威尼斯舰队主力的退路也极为“崎岖”。不断被暴风雨袭击的舰队抵达科孚岛港时，舰船受损情况让当地的岛民大为吃惊。尽管如此，能返回港口还算好的，因为有相当数量的加莱舰行踪不明。
科隆纳和多里亚所率领的舰队前往西西里的墨西拿。他们舰队也在遭受暴风雨袭击之后，回到了秋意渐浓的墨西拿港。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一艘舰船也未丢失地返回了出发港，不愧是以海洋为职业场所的多里亚自有的舰队。
1570年的联合舰队，就这样一仗未打地解散了。临近冬天，在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土耳其军队的攻势也稍有松懈。守城的人们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可以度过一个略安稳的季节。
1571年·春：威尼斯
威尼斯特命全权大使索兰佐认为：今年是真正考验联盟的关键一年。
被命名为神圣同盟的教皇主导的对土耳其联合舰队，即使年关更替，只要未达成目标，就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其中很关键的是西班牙国王的态度。能使西班牙国王确实站到同一条战壕里的只能是罗马教皇。法马古斯塔的守军还在坚持，今年必须以完美的形式实现联合舰队的出征。教皇执着的说服工作又开始了。而特命全权大使从今年一开始就亮出了手中所有的牌。
索兰佐的祖国威尼斯，也同样谋划着今年的背水一战。
上一年的总司令官吉洛拉莫·扎内被解职并召回国内，以裁决总司令官履职期间有无问题。科孚岛施政官塞巴斯提亚诺·威尼尔接替扎内，任海上总司令官。
威尼斯海军今年增加了一个新的职位，仅次于总司令官，官职名为“普罗维迪托雷·杰尼拉勒”。按实际情况，可译为参谋长、总司令官辅佐、副总司令官等。这项职务的要点是常在总司令官近旁，如威尼尔有问题，马上能取而代之。
威尼斯元老院决定由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任职。
这一人选有着深刻的意义。
因为仅次于海上总司令官，所以这一职位的人选当然是以有丰富经历、才能出众的海军将领为佳。在1571年的威尼斯海军中，有两人可以胜任这个职位，即克里特岛海军基地的司令马可·奎利尼及其副官安东尼奥·达·卡纳雷。两人都是待在海上的时间要比待在陆上的时间多的、与海伴生的男人，年龄也相差无几，都比巴尔巴里戈大5岁左右。但威尼斯元老院还是将这两人安排在次于巴尔巴里戈的参谋的位置上。
如果不选威尼尔当总司令官，可能就不会有那样的安排。
塞巴斯提亚诺·威尼尔，当年已经75岁。但这个男人完全没有75岁高龄的迹象。
身材非同寻常地高大，动作虽不像年轻时那么敏捷，但毫无颤巍巍的迹象。肌肉紧绷，开始脱落的头发和覆盖半张脸的胡须都是雪白的，不过，带有血色的肌肤仍然显得十分年轻，敏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肉体上就让人感受到他是做领导的料。
在科孚岛驻扎不足一年，威尼尔就充分获取了在爱琴海海域工作的威尼斯船员们的爱戴，他们给施政官冠以“梅塞尔·巴斯蒂安”的绰号，意即“伟岸的城堡”。
塞巴斯提亚诺·威尼尔的一个缺点是极易发怒。虽然这种脾气比较单纯，可以很快恢复平静，但一旦爆发就很难控制。
代表威尼斯海军的总司令官，不仅要具备军事上的指挥才能，还要具有政治才能。这次海战中，威尼斯处于以基督教同盟为基础的联合舰队中，总司令官更需要这方面的能力。
虽如此，考虑到前一年的失败，今年威尼斯海军的统率者，最重要的是要有坚定的意志与强行实施计划的执行力。威尼斯元老院虽未对威尼尔当总司令官的议案提出异议，还是对这位“火性”的男人有些担心，也因此在“火性”的男人的身边安排了“水性”的男人。
海战经验并不是特别出众，而且到现在为止战绩也不十分显眼的巴尔巴里戈被选中的理由就在此。只是，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并不是单纯的“水性”男人。对这一点，元老院的议员们、参与投票的6位元首辅佐官、元首摩切尼哥，都有充分的了解。
1571年1月，巴尔巴里戈乘坐舰身为“威尼斯深红”的旗舰，从圣马可码头启航，离开了祖国本土。一旦有情况，须代替总司令官的参谋长，有乘坐旗舰的权利。
另外，巴尔巴里戈把前一天在圣马可教堂特别举行的弥撒上，供奉在神坛前接受过祈祷的国旗带上了船。那是在深红旗布上用金线绣制了圣马可狮子的威尼斯共和国国旗。这面国旗在旗舰上使用稍微大了一点。这样的国旗在战场上，是挂在船尾舰桥上迎风飘扬的军旗。采取共和制的威尼斯，不允许组成舰队的各军舰挂指挥官的家徽旗。而其他国家的船上，贵族家徽旗会飘扬得五颜六色。只有威尼斯船没有个人的家徽旗，只有威尼斯共和国的国旗。
除了这些国旗外，元首亲手递交的元帅杖也同时登船。这是需要在科孚岛转交给威尼尔的。
另一艘漆成深红色的旗舰与巴尔巴里戈的旗舰同行，这是总司令官威尼尔的旗舰。除此之外，巴尔巴里戈还有将50艘加莱舰、20艘大帆船送达科孚岛的任务。全部舰船与元帅杖、大国旗一起交付总司令官后，1571年度的威尼斯海军将立即开始新的行动。
在威尼斯本土，为补充战斗人员的空缺，海军正在招募士兵。招募目标是5 000人，这一目标一旦达到，所有士兵将被送往科孚岛。
到达科孚岛的巴尔巴里戈会见了从克里特岛近海急忙赶回的威尼尔，完成了派遣时接受的所有任务。
威尼尔很高兴与巴尔巴里戈相隔一年后再会，打趣地说：担任监督可要辛苦你了。这话从其他男人嘴里出来，肯定是讽刺，但从威尼尔嘴里出来就不一样了。威尼尔很清楚自己性格的缺陷，对上峰控制自己脾气的措施，他一点也不见外。
科孚岛的前总司令官扎内，在巴尔巴里戈传达了召回的正式命令后，便乘威尼尔提供的加莱舰返回威尼斯。他在到达后立刻被指控未履行总司令官职务，被判有罪，进了监牢。一直赞同扎内的指挥官帕拉维奇尼也与扎内一起被召回，判处同罪。因1570年度联合舰队失败而受到问责的，除此二人以外没有其他人。
威尼斯共和国就这样在各方面布下了决战的阵势。这样的布局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罗马的态度与行动。
奎利尼、卡纳雷都从克里特岛赶到了科孚岛。实际操控威尼斯海上力量的男人们，聚集在科孚岛的要塞中，连日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其气氛是豪放的。一旦由威尼尔主持会议，就会去掉很多严肃且铺张的宫廷风气。会议简直就像是野战队长们的集会，但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忘记，塞浦路斯迎来春天意味着什么。
1571年·春：科孚岛
科孚岛的原住民是希腊人。但由于科孚岛成为威尼斯的殖民地已接近400年，而且是威尼斯特别重要的基地，因此此地的威尼斯移民人数众多。到了16世纪后半叶，科孚岛居民的血统完全与威尼斯移民混杂在一起，已经无法清晰地区分希腊系姓氏及希腊人的来历，或威尼斯系姓氏及威尼斯人的来历。这种情况与同样重要的威尼斯其他基地——克里特和塞浦路斯等地是不同的。
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因为地处爱琴海，希腊文化的色彩更浓。因此，虽然作为西欧国家威尼斯的殖民地的岁月是相同的，却没有像科孚岛的居民那样，对威尼斯共和国抱有忠心。在克里特，或许是因来自威尼斯的移居者与原住民过度同化，有时这样的人群甚至会反抗本国，而正式统治只有百年的塞浦路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布，与威尼斯人和希腊人的分布大致是一致的。
另外，科孚岛的自然环境也与克里特和塞浦路斯不同。
科孚岛的自然环境对人类是温和的。当地水资源丰富，湖水滋养岸边的杉树，土地被绿色覆盖，气候温暖。在海外丧命的威尼斯人，如果被葬在塞浦路斯或克里特，遗属们总会留下一丝遗憾，但葬在科孚岛的墓地里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岛民们把这些墓地当作同胞的墓地来看待，不会遗弃它们。
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在科孚岛的住处，据说是刚刚商务访问过君士坦丁堡的屈指可数的科孚岛大商人的私宅。在威尼斯共和国，像这样军人与商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情况很常见。
军人年轻时在商船上干活，商人不知道何时会被委派去指挥军舰。外交官、政治家、军人、商人……什么都能干的人才，在人力资源不多的威尼斯一直是被需要的。
而且，这些商人也是宝贵的信息源。巴尔巴里戈从借宿的宅邸主人那里，能详细了解到现在因要与威尼斯开战而闹得沸沸扬扬的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情况。
巴尔巴里戈在威尼斯时就知道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巴尔巴罗，后者从一年前开始就被软禁于佩拉地区的大使馆中。但巴尔巴里戈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或许只有十人委员会才知道。在威尼斯元老院等处听到的情况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使那边的报告也还是没有断绝。
据科孚岛的商人说，报告有时也会在发送途中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但由于巴尔巴罗大使是用密文写报告的，所以土耳其人无法解读，即使拿到报告也无济于事。他们甚至会找到软禁中的巴尔巴罗，请大使解读内容。当然，大使会帮助解读，但他会把敌人不应了解的事情全部隐藏起来，为土耳其人朗读无关紧要的内容。有一次，这位商人也正好在场，见证巴尔巴罗为土耳其人“解读”密文，却一句也未涉及机密。他赞叹道：大使的欺骗手段十分自然，令人赞叹不已。
即使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人们也不由自主地想窥探各种事物背后的不同状态。即使是在紧张得如绷紧的弦一般的1571年春天的科孚岛，也隔天就会有不同的花朵开放，让人们的身心都能感受到空气开始松弛。
商人的私宅面向小湖。再过几个月，就可以感受湖面吹来的风了，那将是十分舒适怡人的季节。但现在映在湖面上的杉树的绿色还是多少给人带来了一丝寒意。
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想起了离开威尼斯那天的早晨。
因为是旗舰出征，以元首为首，元首辅佐官、元老院议员们几乎全员都到圣马可码头送行。身着正装的元首左边是总司令官威尼尔的夫人，再左边是巴尔巴里戈的妻子，他们都身着节日的盛装，华丽地列队。圣马可教堂的钟楼送来祝福的钟声，出港航道两侧排列着的舰船鸣响了礼炮。
深红旗布上，金丝刺绣出的在阳光下闪烁的威尼斯国旗挂在漆成深红的旗舰桅杆上，在风中高高飘扬。圣马可的码头上，停泊着跟随巴尔巴里戈出港的军舰的斯基亚沃尼河岸上，满是为观看华丽的出征仪式而聚集的人。无论是谁都坚信，今年定是要向土耳其发起正面战争的。
与送行的人们相互道别后，站在舰上的巴尔巴里戈在码头上拥挤的人群中，看到了心爱的女人。为何能从如此众多的人中认出她来？巴尔巴里戈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只有她的身姿清晰地映入了眼帘。一直不离开的视线所传递的信息，这边也确实接收到了。女人身旁是她的儿子。少年和其他人一样，大声欢呼着，挥着手。
巴尔巴里戈被选为参谋长，决定向南出发的那天，少年要求他把自己也带去，因为少年听说与巴尔巴里戈一起出发的加莱舰舰长帕克阿里戈12岁的弟弟也一道同行，成为众人的美谈。
但巴尔巴里戈断然拒绝了少年的要求：11岁太小了。少年继续恳求：我马上就12岁了，不是有12岁同行的吗？但巴尔巴里戈没有改变态度。他说服少年：这个年纪，一岁的差距是很大的。少年似乎还不服气，但没有再坚持了。
巴尔巴里戈不仅仅是考虑到少年的年龄才拒绝他的同行的。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不过除此之外，在他内心深处，确有让少年留在母亲身边的想法。女人在男人要出征的那天晚上，虽然没有哭，却用呆滞空洞的声音说道：
“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事，我就活不下去了。”
男人知道，遇到自己之前，一直养育着儿子，一个人坚强生活过来的女人，在这一年里，因为自己的存在，似乎理所当然地少了许多以前的那种坚毅。
作为出战者，自己并不想说些安慰的话了事。实际上，会发生什么确实是不可预测的。因为这样，他想着如果把儿子带走，少年如果发生了什么，女人必定伤心欲绝。但只要儿子还在身边，即使巴尔巴里戈发生不幸，她也能活下去吧。于是巴尔巴里戈下定主意：即使少年已经16岁了，也不会让其同行。
他没有对弗洛拉、对少年提起自己预定回国的时间。确实他本人也不知道，母子俩也没有问这样的问题。但巴尔巴里戈答应给两人写信。
写信是唯一一件让身处科孚岛的巴尔巴里戈烦恼的事。他对各基地要塞的修建、大炮的调整试用、火药的补充、加莱舰的修理等工作早已习惯，不会感到烦恼。特别是在科孚岛，与在威尼斯本土一样，备战工作能得到居民们的全面协助。
他并非不善于书写。毕竟他几乎每天要写一份报告给本国政府，这是作为总司令官辅佐的他的工作。
但他却不知道，给那对母子写信，要怎样下笔才好。
就这样，在处理这事那事的忙碌中，日子过去了。终于，巴尔巴里戈决定写信给母子俩，就像他已习惯写报告一样。
每一天做了什么，与谁见面，去了哪里，虽然只是罗列琐事，但考虑到信在途中落入敌人手中的危险，凡涉及机密的事，不能写在给母子俩的信里。考虑到要有一定的内容，用两天一次发往威尼斯的快速船寄信，就可以用普通邮政的方式发送出去。在这样的不像信件的书信中，要说能窥视到温柔的流露，大概只有信的最后一行的“你们的阿戈斯蒂诺”一句了。
不知为何，表面上看来如此枯燥无味的信件，女人非常喜欢。她的来信也变成了像日记一样的形式，让读到信的男人能够想象在威尼斯的母子互相依赖着生活的每一天。
只是，自巴尔巴里戈这里发出的信件的收件人是女人，但女人寄来的信件的寄件人却一直是其儿子。这对男人来说稍稍有点遗憾。
1571年·春：君士坦丁堡
威尼斯大使巴尔巴罗于一年前的1570年春天开始遭软禁，准确的日期是1570年5月7日。
那天，一支16人组成的耶尼切里，即苏丹近卫军，来到位于佩拉地区的威尼斯大使馆。队长宣读了苏丹近卫军发出的命令：威尼斯大使及其部下全体人员已被视为危险人物，需留在大使馆内，不得外出。
说实在的，这对巴尔巴罗来说有些意外。无视外交官特权的土耳其，一旦与威尼斯开战，不管大使还是其他使馆工作人员，统统都要被关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雷米利·希撒利城堡的监牢里。而这次只是禁止从大使馆外出，还是让巴尔巴罗的心情明朗了许多，因为这正是土耳其宫廷内部还有继续与威尼斯保持关系的愿望的证据。
但是，软禁才几个月，某天早上就来了一队工兵，把大使馆的窗户都用木板封上了。从那以后，大使每天过着即使白天也要点蜡烛的日子。尽管如此，当局也没有将所有使馆人员投入大牢。
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大使都没有忘记向祖国发送报告及与土耳其宫廷内的稳健派首领、宰相索克卢保持联系。
先来看看发送报告的手段。虽说使馆的窗户都被木板封死，但并非就此无人造访大使馆。实际上，禁止访问是不太可能的。
来访者大部分是还在君士坦丁堡从事经济活动的威尼斯商人。他们需要向威尼斯本土、威尼斯的其他商业基地及遍及欧洲主要城市的各分店发送商务交易信息。
当时西欧各国中，与土耳其之间有定期邮政制度的国家只有威尼斯。而负责这项业务的部门，也就是邮局，设在威尼斯大使馆里。这样一来，不仅是威尼斯商人，其他国家的商人，都不能不前往威尼斯大使馆。
而且，大使也可以通过邮局发送绝密文件。威尼斯的市民一般会认为商人与间谍是一回事，这在当时几乎是常识。而且基本没有例外，谁都愿意接受大使的委托。即使发送表面上像商务通信那样的绝密文件，也没有人拒绝让大使借用自己的名字。
既然与西欧的定期邮政只能委托威尼斯大使馆办理，驻君士坦丁堡的其他国家的大使们，通常也都使用威尼斯邮政。业界对由商业需求产生的经由威尼斯向西欧寄送邮件的通信制度的速度、安全性、保密等方面的信用度的评价是很高的。当时的法国从与西班牙对抗的意图出发，会积极地做对威尼斯有利的事。要从这里寄信给法国驻威尼斯大使，也能寄到。
但不相信其他国家的人的威尼斯不用这样的方法。不仅如此，“邮局”特别保证，各国大使使用威尼斯大使馆“邮局”发送给本国的报告将快捷、安全、准确地到达，不过与此同时，大使馆也没有忘记在发送前扫一眼文件上的文字。
这个定期邮政制度并非绝对安全。因为这个制度很重视速度和定期性，所以从君士坦丁堡到威尼斯不光使用海路，很多情况下从君士坦丁堡到亚得里亚海沿岸城市加茨塔罗是走陆路的，然后用快速船将邮件送达威尼斯。陆路大部分是在土耳其领土内，因此，每当威尼斯与土耳其关系紧张时，土耳其就会策划截获邮件。这种情况下，“邮局”会改变投递人员出发的日期，或命其伪装等，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一些邮件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
这样一来，威尼斯大使的报告就必须写成密文。用柠檬汁和牛奶混合成的墨水来书写密文的做法在中世纪很普遍，这样写出的字会消失，但用火烤后字又会显现出来。可惜土耳其方面已经破解了这种加密方法，因此已经很久没有人用了。
威尼斯外交负责人使用的密码，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好几种。而且不是一个时期用一种，而是同时使用这些密码。
第一种方式是按照事先做好的圆形图表写密文。圆形图表最外侧写本国语言字母，接下来向内一圈是拉丁语，再向内是希腊语或土耳其语，朝着圆心按圈分别写不同国家的语言。这个方法使乍看像是用拉丁语写的文字，也可以用意大利语读取信息。
第二种方式是发送者和接收者预先约定每个字母代表另外一个字母的规则。如写的是A，实际表示S，而写的是B，实际表示A。
第三种方式是朝右横向分行书写。第一个字母写好后，在第二行写第二个字母，第三个字母再写在第一行，第四个字母再写在第二行，依次写成两行。如表示舰队的FLOTTA，写作：
FOT
LTA
但这样排列的缺点是一看就知道这写的是密码，因此还是使用第四种方式的人比较多。
第四种方式乍一看是五线谱。但一个个蝌蚪（音符）代表一个个字母。因此，接收者只要在乐谱的“蝌蚪”下面写出对应的字母，文章就会显现出来。
相关人员都认为这是很聪明的方法。于是，就有人议论从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馆向本国发送大量乐谱的奇谈。显然，这样的奇谈会引起土耳其方面的注意。因此，保险起见用这种方式写的密文不走“邮政”渠道，而是让回国的商人带回，或是先发送到克里特岛，然后再发送回国内——能想到的方法都已用上。
巴尔巴罗大使在包括3年软禁时期的整个5年任期中，历经种种艰辛，向国内发送了超过400份报告。这还只是本国政府接收到的数量。而这些报告大半是用密文写的。
土耳其方面最终没能解读出这些密文，因此就有了无法读懂截获的邮件，于是拿着报告到被软禁的巴尔巴罗那里，让他来解读的趣闻。巴尔巴罗大使理所当然地读出了与密文用意相反的，却是土耳其人希望听到的文章。
与土耳其宫廷内稳健派的联系也是用以下极其保密的方式进行的。
其中一个联络渠道是名叫阿修可纳奇的犹太医生。但有一次，这位医生被强硬派的头目、苏丹的第一亲信、极有权势的皮拉尔帕夏叫住，追问他屡次进出宰相宅邸的目的是什么。
虽然阿修可纳奇巧妙地敷衍了过去，但他立刻觉察到危险迫在眉睫，不禁害怕起来，马上向宰相和巴尔巴罗报告：一定有人泄露了秘密。
犹太医生与宰相见面时在场的翻译嫌疑最大。犹太医生的土耳其语不太好，宰相身边的翻译经常会在场。
这个怀疑似乎是对的。宰相与巴尔巴罗大使通过阿修可纳奇协商后决定除掉这个翻译。配制毒药的是犹太医生，用毒药的是宰相，行动成功了。在用密码写成的一份密文中，巴尔巴罗大使向十人委员会报告：
“5天前，医生完成了任务。”
那是1571年的2月19日的事。
在交战国执行任务的外交负责人的辛苦，如上文所述，是没完没了的。但在友好国家罗马进行工作的威尼斯外交官，其任务也完全说不上轻松。
1571年·春：罗马
对于被派遣至罗马的威尼斯特命全权大使索兰佐来说，1570年至1571年的冬天显得特别漫长、严酷。他必须在春季想方设法促使各方结成有实际效力的神圣同盟。
对他来说，希望之所在就是那位仅食鸡蛋却活力不衰的教皇庇护五世的十字军精神。
3月，一旦去往欧洲各地的旅行稍稍变得便利，怀揣着教皇亲笔信的枢机主教们就开始奔赴各国的宫廷。
但在主教们出发前索兰佐就预计到，结果不会令人满意，因为王侯们有各自政治上的考虑。另外，庇护五世迄今为止的反宗教改革言行引起了他们不小的不满。
君临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连二世，为躲过土耳其帝国针对自己国家的进攻，就在前些年，刚刚与苏丹塞利姆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显然，他的回答不能令教皇满意。
法国虽在查理九世的治下，但摄政的是太后卡特琳·德·美第奇。法国国内天主教与胡格诺派之争趋于白热化，使其可能连参加同盟的从容都没有。另外，由于与西班牙敌对，法国更倾向于与土耳其结盟，要求他们参与以土耳其为敌的同盟，明眼人都知道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
英国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当朝，到达伦敦的教皇特使连会见女王的机会都没有。公开支持玛丽·斯图亚特的庇护五世曾大言不惭——若有可能，宁与伊丽莎白拔刀相见——因而惹怒了女王。可以想见，英国连一个骑士都不会派遣的。
葡萄牙国王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德国的新教诸侯对教皇的呼吁置若罔闻。路德曾抛下狠话：土耳其人比罗马教皇正确十倍。
虽然以马耳他岛为根据地的圣约翰骑士团消灭伊斯兰教的十字军精神不亚于庇护五世，但6年前在与土耳其的拉锯战中耗尽了全力，要爽快答应教皇的要求，也有力不从心之处。尽管如此，骑士团长依然承诺率3艘加莱舰参加同盟。
其他承诺参加的都是意大利领内的小国：曼托瓦公国、费拉拉公国、萨伏依侯国、乌尔比诺公国、卢卡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其中，能提供少量加莱舰的仅萨伏依和热那亚两个国家。其他小国仅有君主的亲属、贵族等率士兵参加，即仅有战斗人员参战而已。同盟国都是领土面积较小的国家，无一是16世纪西欧的主角。
以佛罗伦萨为首都的托斯卡纳大公国也被列入了承诺参加的国家名单里，但这个国家主要是为教廷分担协议中要教廷承担的部分。教廷没有海军，同盟的倡导者教皇在军事方面没有力量，导致了前些年的失败，这种情况不应再重复了。于是，教廷向想要成为海运国家、正在建造船队的托斯卡纳大公国提出了要求。
大公美第奇为巩固本国的君主制接受了教皇的这个特别要求。大公答应将提供12艘加莱舰及其所需的战斗人员。实际上这是组建了一支托斯卡纳大公国的教廷舰队。
综上所述，从现状看，对抗土耳其的联合舰队的主要参加国与去年一样，只有西班牙和威尼斯。教皇特使的工作重点在马德里宫廷。关键就看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是怎么想的了。
这件事并不简单。三四月间，罗马和马德里之间书信与人员不断往来。威尼斯始终坚持让教皇站在说服西班牙国王的第一线。驻马德里的威尼斯大使显得很活跃，但他的目标只有坚定西班牙国王承认威尼斯开战的意志这一点上。对于西班牙国王来说，这显然是难以拒绝的良策。
西班牙王国不满威尼斯共和国的理由有三。
一、能阻挡西班牙统治整个意大利半岛目标的唯一一个意大利国家就是威尼斯共和国。
西班牙已成功占有了从那不勒斯到西西里岛的南意，以及以米兰、热那亚为中心的北意，并让西班牙女人嫁给托斯卡纳大公，成功地将托斯卡纳大公国置于自己的影响下，甚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反宗教改革派主导的教廷。对西班牙来说，阻挡其目标的唯一且强大的抵抗势力就是威尼斯共和国。
二、与以不宽容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策源地自诩的西班牙不同，同样是天主教国家的威尼斯，却以对信仰其他宗教的民族保持宽容的民族性作为国家的传统。
威尼斯有着以政教分离的立场不与教廷保持一致的悠久历史，且保持信教自由，这样的国家在当时的西欧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无论遭受宗教法庭迫害的不幸之人身份如何，成功逃脱后只有进入威尼斯领内才能从心底感到安心。教皇认定的不适合基督徒阅读的禁书，在威尼斯都能买到且可以自由阅读，不用担心因此被处以火刑。在威尼斯，路德的作品、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古代的爱情诗都堂堂正正地排列在书店里。
三、虽同是拉丁民族，西班牙、威尼斯两国的民族性可以说差异极大。威尼斯绝对不会产生《堂吉诃德》。由此种种，两国的对立必然是民族性的和历史性的。
但两国的关系在当时异常复杂，并非互相敌对就可了事的。
在这个时代，威尼斯共和国仅凭本国之力不可能应对土耳其的威胁。而另一方面，西班牙王国想要满足自身对北非领土的欲望，威尼斯的海军力量是不可或缺的。
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既是敌人，又是相互需要的合作者。虽然互相为对方国力的减退而高兴，但如果没有了对手，其结果是什么也做不了。而在超越利害的信仰世界里，两国已经完全无法融合了。
因此，在不明实情的人的眼里，在罗马展开的以教皇为中介的两国交涉是肯定要决裂的。但比谁都需要联合舰队的还是威尼斯共和国。3月，威尼斯政府告知了索兰佐特使妥协的底线。
神圣同盟的联合舰队规模定为军舰200艘、战士5万人。舰队的规模若是再小，就无法对抗土耳其舰队了。
对于这支联合舰队，各国（主要是西班牙和威尼斯）的参与比例成了首要问题。
比例不仅限于军舰。加莱舰之间的海战，最终肯定是近距离的白刃战，战士的重要性与军舰的重要性大体相同。
有关这个问题的谈判，要看索兰佐特使讨价还价的本领了。前一年，西班牙只派遣了多里亚的雇佣舰队，如果今年还是如此敷衍了事，事情就完了。这次，无论如何都需要西班牙把舰队拿出来。不仅是舰只和士兵的问题，更是西班牙国王直接参加的分量问题。
战士所需经费的分担方式定为：
西班牙——六分之三
威尼斯——六分之二
教廷——六分之一
军舰的分担比例如下所示：
西班牙——共73艘
（来自西班牙港的15艘，来自西班牙统治下的那不勒斯、西西里的36艘，雇佣兵队长多里亚所有的22艘）
教廷——12艘
威尼斯——110艘
其他意大利国家——11艘
圣约翰骑士团——3艘
总计——209艘
这不是根据已决定的各国分担比例而得出分担数，而是各国能负担的数字就是各国最终分担的数量了。另外，这个数字还只是预定数，在舰只到集结地抛锚之前，实际的参加数还是不确定的。甚至连集结途中遭遇事故等，也需要考虑在内。
第二个问题是战略目标。
前一年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战略目标不明确，于是，今年威尼斯坚定不移地表示联军必须将战略目标的细节都写清楚。
威尼斯的真实意图在于救援塞浦路斯。
西班牙想利用联合舰队攻占北非。
教皇则认为只要与伊斯兰教作战，无论在哪里都无所谓。但当时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实际发生战争地方就在塞浦路斯，所以联合舰队的前进方向应该是东方。
西班牙认为自己拥有能左右局面的力量，坚决反对将战略目标局限于东地中海。这并非没有道理，教皇首先开始摇摆，威尼斯也只能妥协。
最后的决定是，无论东地中海还是西地中海，只要前往敌人所在的地方作战即可。在这样的方针下，决定细化如下：
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遭到土耳其侵略时，西班牙王国及所有同盟参加国有义务救援。同样，西班牙王国领土遭土耳其侵略时，威尼斯及同盟各国也有义务救援。
这是索兰佐大使明确记载的为救援塞浦路斯所做的努力中，有所收获的一项。在他看来，现在被土耳其侵略的就是威尼斯的领地塞浦路斯。但想法和明确记载还不是一回事。
决议事项中还添加了以下几项：
神圣同盟联合舰队，每年3月完成准备，4月出征。话虽如此，在1571年的3月和4月，同盟国还在谈判中。
与土耳其军队作战而得到的领土，归还给以前的领土所有国。但突尼斯、的黎波里、阿尔及利亚的领土为西班牙王国所有。
由于威尼斯不能再从土耳其进口小麦，西班牙国王保证将南意普利亚地区出产的小麦出口给威尼斯。南意当时是西班牙王国的领地。
但最大的难题还是总司令官的人选。
威尼斯与前一年一样，坚决反对推选吉安德里亚·多里亚的西班牙方案，而西班牙则反对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官塞巴斯提亚诺·威尼尔提出的威尼斯方案。教皇的妥协方案是马卡提尼奥·科隆纳，可这一方案威尼斯不满意，西班牙也表示难以接受。谈判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障碍。
进入5月后，威尼斯同意了西班牙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奥地利公爵唐·胡安，解决了难题。威尼斯害怕再这样坚持下去，前面所谈的都会作废，因此接受了折中方案。
只是唐·胡安这个人是否有担任联合舰队总司令官的能力，连马德里都没能对此给出明确的回答。威尼斯海军将领更是普通持怀疑态度，很多人连他的名字也未听说过：唐·胡安？是谁？
有一种重要人物突然在国际舞台上登场的感觉。这个突然出场、一般被称为“奥地利公爵唐·胡安”的男人，当年26岁，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异母弟弟。
但这两个人并不是作为兄弟一起成长起来的。唐·胡安是已故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与德国贵妇人的孩子，1545年在南德的雷根斯堡出生，由卡洛斯的亲信秘密地抚养，直到他14岁。13岁时，父亲卡洛斯去世，已成为西班牙国王的腓力二世第二年正式承认14岁的唐·胡安为兄弟。
当初，唐·胡安被指定进入圣职界，但随着成长，他开始关注军事世界。兄长腓力二世可能看到了他在这方面的利用价值，就有了把军务交给他的想法。
23岁的唐·胡安参加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第二年，他在清除南西班牙伊斯兰势力的战争中担任了总指挥官。
这是他到1571年为止的战绩。虽然都是胜利者，但毕竟只是陆上战争，海战的战绩为零。对威尼斯海军将领们来说，怎能让这样一个年轻时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来指挥200多艘舰只的大舰队？可以想象他们心中的不安。尽可能消除威尼斯方面的不安，也成了索兰佐大使要完成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