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威尼尔，他连护卫都没有配置。这位75岁的“堡垒先生”的表现与老年人行动迟缓的状态正相反，他不使用枪和剑，只要不是因指挥发令而高声喊叫，他从未停止手持弓弩准确地击倒敌兵。司令官的弩刚放出箭，威尼尔身旁的两名士兵就马上把另一张搭上了石箭的弩递给他。老将从战斗开始就一直没戴头盔。随风飘动的白发宛如狂怒的马的马鬃。敌方放出的箭射中了他的左大腿，但却没能摧毁这座“堡垒”。威尼尔自己用手将附着肉片的箭头和箭身一同拔出，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射箭。
耶尼切里军团的士兵们不仅围攻威尼尔的舰船，也袭击唐·胡安的旗舰。而被赋予保护总司令官旗舰任务的撒丁岛的士兵们也是勇猛的。他们中不会用步枪的，就拔出匕首与敌人相拼。一旦倒下，后续船上就有新鲜血液补充上来。
基督教舰队的30艘后备舰也全部投入了战斗。被分配到后卫的两艘威尼斯舰船一见唐·胡安的旗舰有危险，就行驶到前面，只身阻挡耶尼切里的袭击。可怕的激战在两舰舰长战死后也没有结束。
战况虽然只是稍有变化，但确实开始朝对基督教方面有利的方向发展。
初战的炮击，确实给予土耳其舰队不容轻视的打击。而只要夺取一艘土耳其舰船，锁在那艘船上的基督教徒划桨手们就会被解放。获得自由的奴隶们开始从背后袭击伊斯兰士兵。
在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指挥的左翼舰队的战线上，战况也明显地显示基督教方面取得了优势。
左翼战线上的敌人全都是海盗集团。如果说耶尼切里是土耳其陆军的脊梁，那么，伊斯兰海盗就是土耳其海军的实战力。作为熟悉战斗的战士，这些人在海战上毫不逊色。
但基督教方面，除12艘舰船外，其他舰船都是威尼斯的，共计55艘。他们对这长久以来的敌人，有着忍无可忍的深仇大恨。而且，现在塞浦路斯被夺走，很多同胞都被无比残酷地杀害了。威尼斯战士们的战术，已经不能再以战法相称。与其说是用武器杀敌，不如说就是徒手与敌人搏斗。
但是，牺牲还是很大的。绰号为“克里特海之狼”的安东尼奥·达·卡纳雷在自己舰船的船首附近倒下了，那身白色绗缝布料做成的战斗服被染成朱红色。立刻接替这位战死的舰长指挥的是他的副手。
但是，左翼战线上付出最大牺牲的还是指挥官巴尔巴里戈的舰船。
为执行将敌人驱赶到浅滩上的战术，这艘旗舰一直冲在最前线。旗舰与卡纳雷的舰船用铁链互相连接，撞上了敌船队。特别是巴尔巴里戈的旗舰，全船涂满了深红色，更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仅旗舰一艘船，就与8艘敌船展开了激战。桅杆和帆桁被敌人发射的火箭射中而燃烧起来，帆布被烧着，整艘船化为火球，深红的桨也大半被折断或冲走。
这里也一样，敌船一旦被占领，信仰基督教的奴隶们就被解开锁链，他们从背后袭向敌人。
巴尔巴里戈看到敌人的失利，感觉到胜利就在今天。他站在船头最前端，更加用力地激励部下的战士们。
就在这时，枪弹射中了他的右眼。他感到整个头部像被巨大的铁块击中一样，好不容易才站住。在他的眼前，激战后的敌将“西洛克”的舰船渐渐开始沉入泥水中。受伤的“西洛克”跳入大海，但立刻被为救助己方士兵而放下的威尼斯小船从泥海中打捞了上来。身为亚历山大里亚总督的海盗首领“西洛克”3天后因伤重死亡。在看到敌军战线瓦解后，巴尔巴里戈的身体才慢慢地倒在甲板上，身旁的费德里戈·南尼立刻代替他指挥左翼。
巴尔巴里戈被运到甲板下的船舱里。原本他应被搬运到舰桥的舰长专用船舱中，但舰桥还在燃烧。
下属叫来医生，后者发现巴尔巴里戈不仅仅是右眼有伤，还有一只箭头从铠甲接合部的微小缝隙中深深地扎了进去。箭虽然被拔出，但从伤口流出的血已渗透到覆盖到脚部的铠甲内侧，形成黏糊糊的一片并凝固了起来。这说明他已经流了相当多的血液。而且，已经不成形的右眼流出更多新的血，医生也没有止血的方法。巴尔巴里戈的脸很快地失去了血色，让一旁的所有人惊慌失措。
这时，传令兵急急地跑下木梯报告。
敌舰或沉没或被烧毁，剩下的舰船全部被俘获。宣告胜利的烽火，已被举起。
听到这些，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了爽朗的微笑。
在左翼举起胜利的烽火的同时，中央主力也燃起了胜利的烽火。
可怕的战斗终于决出了胜负，失去防备能力的阿里帕夏的旗舰被牵引到了唐·胡安的眼前。装修得十分华丽的船尾船舱里，躺着因弩箭深深扎入心脏而没有了呼吸的阿里帕夏的遗体。他的两个儿子也在各自的舰船上成了俘虏。
士兵把土耳其总司令官的首级从遗体上割下来。用枪刺着的首级，被悬挂在基督教舰队总司令官旗舰的桅杆上。基督教中央主力与左翼战线一样，全歼土耳其的舰船。
另一方面，在基督教舰队的右翼和伊斯兰舰队的左翼对抗的海域，战况却以完全不同情况发展着。
采取了互相拉开距离对峙的战法的雇佣兵队长多里亚和海盗乌尔齐·阿里，虽都以自己的舰船作为战线的领头船，但自始至终船头一次也没有交会过。
向仅观察情况，完全没有撞向敌人的行动的多里亚举起反旗的，是被要求服从指挥的右翼的威尼斯舰船。虽说有擅自行动之嫌，但他们仍勇敢地挑起了战斗，没有停止以本尼迪特·索兰佐舰船自爆为极点的壮烈战斗。右翼舰队中有25名威尼斯舰长，战死者就有6人。这个比例与巴尔巴里戈的左翼相比也是旗鼓相当的。即使是这片海域，也并非没有发生激战。
但是，如果要追踪两军指挥官的行动，右翼的战斗会让人想起后来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纳尔逊，或再后来的日本海海战中的东乡平八郎。说这里进行的是具有近代性质的海战也不为过。
对攻过来的威尼斯舰队能打则打、能躲则躲的土耳其军左翼，到达了多里亚即使想追也很难追上的海域，而乌尔齐使用老练的航海技术，成功地接近了唐·胡安所率领的基督教舰队的中央主力。
位于中央主力右端的是圣约翰骑士团的3艘战舰。位于最右边的是骑士团团长的旗舰。这艘船上有很多来自法国、西班牙的愿为与异教徒的战争献身的骑士。从骑士团的规则来看，这些人也是欧洲有名望的贵族子弟。
对于原本是基督教徒，现在改宗伊斯兰教的海盗乌尔齐·阿里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些猎物更能够燃起他的斗志了。而且，此时的乌尔齐·阿里已被土耳其苏丹任命为阿尔及尔的总督。把根据地放在阿尔及尔的乌尔齐·阿里与将马耳他岛变为去往北非前的要塞的骑士团，与生俱来就是敌对关系。
乌尔齐·阿里对这3艘马耳他舰船的攻击十分猛烈。
作为中央主力参加战斗的3艘马耳他战舰的背后突然遭到袭击。尽管骑士们奋战不已，但在马耳他旗舰上倒下的，不是头巾上有新月图案的伊斯兰海盗，而是身着华丽甲胄的骑士。舰桥上飘扬的骑士团的旗帜首先被夺走了，还在战斗的骑士团长和骑士们乘坐的旗舰也被俘获。
但乌尔齐·阿里好像不是狩猎场上的猎人，而是数量较少的战士中的一员。他看到了开始在左翼，然后马上在中央主力位置点起的宣告胜利的烽火。
这个原是基督教徒的海盗，再次改变了船的方向，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再次躲过多里亚的船头，拖着马耳他的旗舰慌忙逃跑。
但这次，多里亚指挥下的威尼斯舰队没有放过明显想要从战场上逃走的乌尔齐·阿里。没有自爆和被击沉的威尼斯舰船抱成了一团，向着正横向驶过他们眼前海域的土耳其左翼舰船冲去。
看到了这个机会，威尼斯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舰船也不再沉默。佛罗伦萨的舰船、萨伏依的舰船都争先恐后地冲入战场。这次，指挥官多里亚也没有漠视马耳他旗舰的被俘。
右翼全体冲向了敌人。一瞬间，土耳其的舰船一个个地被送上鲜血的祭坛。马耳他的旗舰也摆脱了被俘的境地，获得自由。但骑士团的团旗还是被海盗夺走。战斗终于也在右翼展开了。
最后，虽只有4艘，但乌尔齐·阿里还是逃走了。这个生于意大利的海盗首领带领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迈索尼的27艘海盗船，成功地逃回了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可悲的是那些船上的奴隶，眼看着同胞被解放，却只能在鞭子的抽打下划桨。乌尔齐·阿里结束了40多天的航行，在海面上拖着夺来的骑士团的团旗，驶入了金角湾。
勒班陀的海洋被敌我双方阵亡战士的尸体埋满，燃烧着的舰船无声地标示出刚刚结束激战的海域。在倾斜的舰船之间，为了活下来而挣扎的土耳其士兵是唯一还在动的物体。
苍蓝深邃的大海，也因男人们流出的大量血液，而变得像红葡萄酒一般。夕阳在西方渐渐地落下，这片海洋渐渐被染成了金色。
就连胜利者们也忘记了发出战争胜利的欢呼。刚刚结束了世纪海战的海面，笼罩在不可思议的寂静中。
1571年10月7日·夜：勒班陀
傍晚，黑暗渐渐开始覆盖海面，风逐渐增大，浪也在不断高涨。可以预想到，随着夜晚的到来，风浪会越来越大，继续留在海上是很危险的。
往西北方向航行约6海里，有个名为佩达拉斯的小岛。这座小岛紧贴着希腊本土，却不是土耳其的领地。联合舰队决定在那个岛的海湾里过夜。
俘获的敌船中，有利用价值的都系着绳子拖走了，尸体和被烧毁、已无利用价值的船只被留在了波浪中。
到达佩达拉斯岛后，指挥官们聚集在唐·胡安的船上互相致贺。26岁的总司令官因从未经历过大战的胜利而兴奋不已，一见到绷带上渗满鲜血，但还是精神抖擞的威尼尔，就跑过去拥抱了他。胜利的喜悦让他似乎忘记了他是那么在意自己的地位。威尼斯的老将也仿佛与儿子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一般，热情地回应了年轻人。
科隆纳也领着教皇庇护五世的外甥和罗马的贵族们前来。欢呼雀跃的祝贺声充满了狭窄的船舱。
但当右翼司令官多里亚进入船舱时，仿佛冰冷的大气吹进了那原本喜悦的气氛一般，船舱里一下子变得寂静。
船舱里所有的人，都以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多里亚不沾一滴鲜血的盔甲。被血浆沾满全身，像染上染料般的威尼尔是特别了一点，但唐·胡安和科隆纳的军服也早已被溅回来的鲜血沾满了全身的。
唐·胡安面前的多里亚，用像叙说别人的事一样冷静的声音，祝贺战争的胜利。总司令官对这个右翼的负责人用非常冰冷的声音简短地应答。威尼斯的海军将领们，以如不加克制，就要冲上去抓住他问个究竟的愤怒表情，看着这个热那亚人。
这时人们已经知道，右翼在多里亚的指挥下经历了怎样的劫难。之后接到报告的教皇庇护五世所说的话，一定表达出了当时在场的人们的内心感受：
“上帝啊，请求您的怜悯。那个可怜的男人，与其说是海军将领，不如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海盗。”
这对于多里亚来说，也许是过于严厉的谴责。但是，勒班陀的海战是加莱舰间的战斗，而不是特拉法尔加海战那样的大帆船间的海战。
尽管如此，胜利还是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喜悦。
被世人看作无敌的土耳其军队，现在被证实并不是无敌的。而且，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开始，在土耳其的一次又一次攻势面前，几乎没有一次投入全力抵抗的基督教势力，这次确实取得了118年来的第一场真正胜利。而且，尽管让敌左翼的司令官乌尔齐·阿里逃了，但还是可以说是压倒性的胜利。
年轻的唐·胡安想与所有人一起分享这个喜悦。连对多里亚也只是冷淡而已，之后并没有说更多责难的话。
那位年轻公子想起了一个人，迄今为止的首脑会议一定会出席的，而在今夜这样一个喜悦的场合却缺席的人。科隆纳和威尼尔两人陪着唐·胡安离开船舱，命令小船靠过来。
与两位司令官并肩，在甲板上等待小船驶过来的年轻总司令官的身影，很快就被周围船上的人们认出，沸腾的欢呼声顿时将他包围。
骑士、弓弩手、炮兵、船员、划桨手都在大声欢呼。从伊斯兰舰船解放出来获得自由的人们以及从今以后不用再拖着锁链生活的囚犯们的欢呼声尤其强烈。已经不用担心敌人的侦察，无须顾忌别人而点燃的熊熊火炬，把停泊的小湾照得像白天一样的明亮。
载着三名司令官的小船停靠在由于严重受损，无法自行航海而被友船拖到这个海湾里的巴尔巴里戈的旗舰旁。这艘加莱舰漆成深红的桅杆从中间折断，帆桁被烧塌，深红的船桨只留下了一半。登到船上的三人，下到了巴尔巴里戈所在的甲板下的船舱。
在确认了胜利的同时，得知参谋长受重伤的威尼尔，急忙乘着小船前往探望。在已经没有血气的巴尔巴里戈的身旁，有和他一起战斗的参谋奎利尼的身影。尽管急匆匆地赶来，医生还是告诉两名威尼斯海军将领，巴尔巴里戈已经没法救治了。
来探望的唐·胡安也已得知巴尔巴里戈的伤情。年轻的公子和科隆纳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
巴尔巴里戈认出了总司令官，想从一直躺着的床上抬起身来，但他已经没有那种力气。唐·胡安跪在巴尔巴里戈身旁，轻轻地将自己的手放在威尼斯海军将领冰冷的右手上。用混杂着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语言，悄声叙说战争胜利的情况。
西班牙的王弟从在墨西拿遇见巴尔巴里戈开始，就对这位威尼斯海军将领抱有好感。即使在与威尼尔争执的时候，只要是巴尔巴里戈来访，他还是会很高兴地与其相见。巴尔巴里戈那种安静、不强加于人的姿态，一旦需要，就会坚决不动摇、始终如一的态度，让人不由得心生敬意。而且，巴尔巴里戈不幸成了基督教联合舰队首脑集团中唯一一位牺牲者。为此，年轻贵公子的心中充满了悲哀。
用微弱的微笑回应和自己亲切地说话的总司令官，这是巴尔巴里戈现在唯一能做到的事了。唐·胡安再次用双手握住巴尔巴里戈的右手后才站了起来，然后由奎利尼引导，和科隆纳一起离开了船舱。
船舱里只剩下威尼尔。75岁的老将，站在刚才唐·胡安所在的地方。他想跪下来，但腿受了伤，无法弯曲。按威尼尔的性格，他不会说“放心吧”之类的话，老将依然单刀直入，俯下身子说道：
“如果有心事要告诉我，请不要客气，尽管说。”
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的脑海里，这时突然浮现出了弗洛拉的身影。一开始浮现的是平时的她，将自己的头靠在男人的右腕上的她。然后浮现的是用手揽住男人的脖子，把全身交出去的弗洛拉。回忆仿佛追溯到很远很远的过去发生的许多事。在圣萨卡里亚教堂前的广场上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儿子像小狗一样缠着母亲，热烈地说着什么，母亲温柔地回答着什么。
巴尔巴里戈第一次打心底里露出了微笑。然后，他想着，因为有这样一个儿子，弗洛拉可以活下去吧。而且，她更会明白我在死后会在她近旁守护着她。有这样两根精神支柱，女人一定会继续活下去吧。
对于威尼尔这样厌恶拐弯抹角的老将，巴尔巴里戈并不需要把弗洛拉母子的事拜托给他。巴尔巴里戈看着上司，微微地摇了摇头。老将再次凝视着部下，随后离开了船舱。巴尔巴里戈一个人留在了那里。
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一股睡意，犹如一种无法抗拒的强大力量，向巴尔巴里戈袭来。
男人努力想再次在脑海里拼出女人的身姿。但刚才还那么鲜明的形象，现在已经不再鲜明。突然，真的是非常突然，手上传来一阵柔软的触感，是抚摸着弗洛拉长发时的那种感觉。女人柔软浓密的头发、触到冰冷的额头时的感觉、纤细的脖子、用指尖拭去微笑的脸颊上流下眼泪时的触感……
随从进入船舱的时候，这位威尼斯的海军将领已经停止了呼吸。
在威尼斯共和国政府整理的勒班陀海战的记录里，下面一行字是献给这个男人的。
“参谋长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在最幸福的状态下迎来了自己所期望的死亡。”
1571年·秋：科孚岛
联合舰队撤回威尼斯领地科孚岛后，才理清了这次海战战果的全貌。
俘获敌方加莱舰——117艘
俘获敌方小型战舰——20艘
除了乌尔齐·阿里和逃跑的4艘战舰，其余敌舰全部在战斗中被烧毁，最终沉没。还有很多舰船因破损严重而不得不被放弃。
伊斯兰方面的战死者——约8 000人
其中，战死的高级官员除最高司令官阿里帕夏外，还包括近卫军耶尼切里的团长，莱斯沃斯、希俄斯、内格罗蓬特、罗得岛等地的总督。“西洛克”、乌尔齐·阿里前一代的著名海盗巴尔巴罗萨的两个儿子也在这份战死者名单上。土耳其舰队将领几乎全部战死。
俘虏人数——约10 000人
其中有唐·胡安准备送给西班牙国王的礼物——阿里帕夏的两个儿子。两天后死去的海盗“西洛克”当时也是俘虏之一。土耳其宫廷的很多官员都成为俘虏。
被解放的基督教徒奴隶——约15 000人
战利品，根据联盟舰队参加国提供的战力的大小分配。
西班牙国王获得57艘加莱舰，俘虏也以同样的比例分配。另外，在土耳其船内发现的贵金属之类大半也给了国王，剩下的则被唐·胡安拿走。
威尼斯共和国得43艘加莱舰、39门大炮、86门小炮以及1 162名俘虏。威尼尔个人得到了其中的两名俘虏。
教廷、圣约翰骑士团、萨伏依侯国及其他国家都没有被排除在战利品分配之外。连一艘自己的军舰都没有的教廷得到了17艘舰船、541名俘虏。
但基督教方面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重。
战死人数——约7 500人
这只比伊斯兰方面少了几百人。
负伤人数——约8 000人
其中包括被分配到左翼的舰船上奋战，左腕被子弹击中的年轻的塞万提斯。
将战死者和负伤者的数量按主要参加国分列的话，数目如下：
只有威尼斯的数字是确切的，这是因为威尼斯原本就是非常重视准确统计的国家。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教廷，人员为军舰的“武装”，从人员上船时开始，就没有掌握准确数字，点名时没有回答的人就被视为战死者。
即使考虑到提供战力的比例，威尼斯付出的牺牲也非常巨大。特别是，指挥官层次的战死者很多。而且，地位高的将领中，除去乘坐在教廷旗舰上的奥尔西尼家的二人，战死者大部分是威尼斯的贵族。
舰长级别的牺牲者，全部18人都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国民。从巴尔巴里戈家开始，包括舰长3人在内，共4人。孔塔里尼家2人。索兰佐家、威尼尔家各有1人在舰长的职位上牺牲。为威尼斯千年历史锦上添花的名家中的名家，也为当时的战死者名单“增色”不少。
喜欢准确数字的威尼斯共和国，对战死者和负伤者的职能分类也很清晰。
全力投入战斗的不仅是贵族。就连威尼斯船上的厨师也在奋战，其结果就是这个数字。
这些战死者，除了消失在波浪中的人，都被埋葬在科孚岛。就是与威尼斯无关的人，把遗体带回故乡的也非常少。大家都在这座美丽的岛上立墓。
沐浴着东方的阳光的这片丘陵，就作此用。此后两百年间，这片广阔的墓地一直被称作“勒班陀战士之墓”。
1571年·秋：威尼斯
威尼尔在抵达科孚岛的那天晚上，就早早地派出了报告胜利消息的快速船。快速船拖着土耳其军旗进港的那天，威尼斯市民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
大家都知道牺牲甚巨。但因失去亲人而流泪的人也都明白，今天的战争与之前的战争的不同之处。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威尼斯在土耳其的攻势面前一直节节败退，所以勒班陀的胜利就显得格外耀眼。
地中海范围内常年号称海运国家第一的威尼斯人，与只要在水平线上见到土耳其的新月旗就逃跑的其他国家的船员是不一样的。也正因此，土耳其变成了终日在脑海里逡巡的可怕存在。终于，这次把这个土耳其打得遍体鳞伤。一向以冷静处事而闻名的威尼斯人，此时此刻终于可以真正忘情地狂欢。即使夜深了，家家户户的灯也没有熄灭，广场上挤满了兴奋的市民，所有可以喝一杯的地方都敞开着入口迎来了早晨。
虽然胜利给共和国政府带来了热泪横流的喜悦，但它并没有忘记留在市内的土耳其和阿拉伯商人的人身安全。为了防止陶醉于胜利的市民袭击土耳其人，政府将伊斯兰教徒们隔离在威尼斯市内的一栋住宅中。由于这一安排，不久以后，这栋住宅就成了土耳其商馆。
政府还决定，为纪念这一罕见的胜利，将10月7日定为国家的节日，每年的这一天举国庆祝。政府委托被誉为共和国最杰出画家的提香绘制一幅展现战斗场面的巨幅壁画。
但提香以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请他画同一个题材的画为由，拒绝了威尼斯政府的请求。时年83岁的提香是威尼斯最好的画家，也是当时公认的全欧洲最好的画家。威尼斯政府也知道，给这位巨匠养老金的承诺的，不是威尼斯政府，而是西班牙国王。那样的话，只能拜托其他人来完成这件事了。
但是，另做选择并没花多大气力。接提香班的是53岁、正当壮年的丁托列托。而且，他被认为在创作大画面方面，能力超过提香。丁托列托立刻开始创作。
据说这幅把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受重伤的瞬间描绘出来的大壁画，在3年后的1574年完成，装饰在元首官邸内的厅里，但在1577年发生的火灾中被烧毁。现在，在元首官邸内的萨拉·迪·斯库鲁蒂诺（投票间）里同样题材的壁画是火灾后由安德烈亚·维钦提诺画的复制品。威尼尔在壁画的中央附近，可惜没有巴尔巴里戈的身影。
威尼斯即使在1571年秋天也没有举行迎接凯旋将军的华丽庆典。勒班陀海战虽然获胜，但威尼斯共和国面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1571年·冬：希腊海
威尼尔想马上返回东地中海。现在的地中海终于可以畅行无阻。土耳其海军几近全军覆没，海盗的首领们也大都化为勒班陀的海藻。现在正是收复曾经是威尼斯的基地，后来被土耳其夺走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几个港口的好时机，也是把土耳其攻占后占领体制还不完备的塞浦路斯重新夺回来的好时机。
在联合舰队停留科孚岛期间，威尼尔不断地劝说唐·胡安。
但年轻的胜利者陶醉于自己刚刚取得的漂亮胜利。这并非长期周密准备的结果，而是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的胜利，也因此更让人陶醉其中。勒班陀的胜利，与其说是他的力量发挥了作用，不如说他的意志发挥的作用更大。但现在他连冷静客观地评价一下整个过程、思考一下如何取得接下来的胜利的从容也没有了。
加之西班牙国王的重臣们强调，适合航海的季节已经过去。科隆纳也想早早地返回罗马，向教皇报告。一想到庇护五世会给予的奖赏，他就不想再度出海。
威尼尔正在被盟友孤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唐·胡安似乎也忘记了战争刚结束时的友情。岂止如此，未得到作为总司令官的自己的允许，威尼尔就自说自话地向威尼斯国内发出了捷报快速船，总司令官对此怒火中烧。总司令官与威尼斯舰队司令间的关系再次变得乌云密布。而且，在威尼尔身边，既能维护本国的立场又能缓和与唐·胡安及科隆纳的关系的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已经不在了。
尽管如此，联合舰队还是暂定明年——1572年春天再次集结。集结地不是西西里的墨西拿，而是科孚岛。
做出这样的决定后，唐·胡安率领属下的舰船向西出发。科隆纳也带着俘获的船只前往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教廷领内的港口——安科纳。从安科纳到罗马是陆路。在罗马，应该有教皇亲自主持的壮丽的凯旋仪式等着他。其他国家的船也纷纷向着本国的港口出发。多里亚则向着根据地热那亚扬起风帆。
只有威尼斯舰队停留在了科孚岛。仅靠这些舰船是无法远征东地中海的，但保护亚得里亚海的要塞科孚岛和漂浮在爱琴海上的“航母”克里特岛绰绰有余。而且，明年春天联合舰队预定的集结地是科孚岛。从半年前开始在集结地继续停留，是显示威尼斯对联合舰队体制抱有期待的最重要的证据。
唐·胡安于11月1日回到墨西拿，在西班牙王国领内的南国西西里享受着胜利的荣耀，与自己的舰队一起度过冬天。
只有塞巴斯提亚诺·威尼尔在几个星期后返回了威尼斯。不是为了参加凯旋仪式，而是因为收到了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召他回国的指令。
1571年·冬：君士坦丁堡
驻扎在土耳其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巴尔巴罗，在使馆被木板封上窗户、白天也靠蜡烛的光亮生活的日子里，从未懈怠过情报收集及向祖国报告。在大使得到的情报中，有消息说在勒班陀海战日之后一个月零十天的11月18日，成功逃脱的乌尔齐·阿里带着31艘船回到了君士但丁堡。而且，大使准确地了解到31艘船中只有4艘是在勒班陀幸存下来的。这些情况都用密文记录，发回威尼斯。
几天后，巴尔巴罗大使时隔一年半后再次呼吸到户外的空气，因为他收到了宰相索克卢的邀请信。这并不是通过犹太医生发出的私下邀请，而是宰相与大使间公开会谈的邀请。
按照惯例，巴尔巴罗身着大使的正装，带着3名随从和1名翻译离开了大使馆。对于时隔一年半再次出户的60多岁的大使来说，恢复原来习惯的方式骑马前往陡坡很多的佩拉地区，还是花费了他不少时间和力气。
朝金角湾方向的下坡路走下去，乘上长时间未使用的大使用船，渡过金角湾，到达对岸的君士坦丁堡地区。走上缓缓的斜坡，然后向左拐，就来到了托普卡帕宫的中央大门。
巴尔巴罗曾听说，一年多没见过的金角湾一带十分萧条，而今天自己亲眼见到，感触很深——萧条的境况甚至可以说是超乎寻常的。
对经济能力不强的土耳其民族而言，一旦与西欧断绝贸易往来，即使借助被统治的希腊人和犹太人，经济的衰退也会变得难以抑制。连首都都显得如此冷冷清清，叙利亚和埃及的状况自然可想而知。
同样，在被土耳其征服的罗得岛，曾经的繁荣已成回忆。塞浦路斯的将来也大致如此。
蒙受损失的不仅是西欧的商人，土耳其也一样，失去的要比得到的多。但这种想法，似乎不会使土耳其人放弃扩张领土的欲望。负责保护通商国家威尼斯的国家利益的巴尔巴罗大使每次想到这样的事，都无以言表地绝望。
走进托普卡帕宫的中央大门，有几条路从宽阔的庭院中通过。往右走，是供应苏丹宫廷全部食物的广阔的厨房。而左侧一带，是卫兵待命的地方。
走中央的道路，会见到另一扇门，那里面有图书馆和谒见室等，是苏丹官方正式活动的区域。
最左边的敞开的小路，笔直通往哈勒姆的入口，那里是苏丹与妻妾们居住的区域，连男性厨师都不能进入。在那里，苏丹是唯一的男人，有许多女人，许多孩子，还有被阉割的宦官。
侍奉土耳其宫廷的人、大使等外国要人，走通往哈勒姆的道路和中央的道路之间的路。巴尔巴罗对这条路十分熟悉，因为这条道路的终点，是与苏丹的私人区域哈勒姆背对背的区域——内阁会议室。
这天，巴尔巴罗也沿着这条道路走过。平常郁郁葱葱的大庭院，到11月末变得萧瑟冷清。冬季的道路上，虽然花草树木都保养得很好，但无奈树叶不断地飘落，散在地上又堆积了起来。
但巴尔巴罗大使现在没有闲情去在意冬季的寂寥景象。就连身为老练外交官的他，也禁不住心跳加快，因为对于威尼斯人来说，勒班陀的胜利是巨大的。
内阁会议室里，宰相索克卢率领大臣们等待着。并排坐着的大臣们中，有以对西欧强硬而闻名的皮拉尔帕夏。
过去在土耳其，即使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大使，也被要求像苏丹的臣民一样行叩拜礼——当然，是谒见苏丹时才要这么做。但对于西欧人来说这是一种屈辱的礼节，到了有能力从容应对西欧的苏莱曼大帝的时代，宫廷已允许西班牙、法国、威尼斯、德国的哈布斯堡家族等大国和望族使节不再行叩拜礼。
当然会谈的对象如果是宰相或大臣，也不必像见苏丹时那样行礼。这种会谈一般准备有座椅。
在土耳其，人们是盘腿坐在椅子上的。为适应这样的坐法，椅子做得很宽大，而且很矮。现代的内部有填充物，外侧用各种材料包裹，坐起来感觉很舒服的沙发和长椅，实际是土耳其式椅子“迪凡”的改良品。
土耳其宫廷的内阁会议室被称为“迪凡”，也是因为这个房间放满了“迪凡”式样的长椅。现代的伊斯坦布尔大街上，有家名为“迪凡”的酒店，其含义自然不是长椅，而是内阁、内阁会议室的意思。
意大利语里，“长椅”一词今天还是读作“迪瓦诺”。沙发也属于同样意思的词汇。英语里，沙发、长椅的读音不同。“迪凡”这个词的词源，要到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中去寻找。
这种椅子在西欧开始流行是进入17世纪后，18世纪的洛可可时代创造了最美的椅子。在16世纪前的西欧，除了从东方带来的椅子和长椅，并不存在美丽、柔软的坐椅。说起文艺复兴时代的长椅，那只是木制的长柜而已。
坐在柔软但不是土耳其式，而是西欧式的椅子上的大使，感觉到有人在自己的右后方行动。随从们在室外等着，翻译是坐在左后方的，副官也站在左侧，照理说右后方不会有人。
威尼斯大使的感觉不是没有根据的。那个房间的部分墙面镶上了镂空雕刻的大理石。雕刻后面，厚厚窗帘垂了下来。人的气息就是从那窗帘的背后飘来的。
巴尔巴罗想，传闻大概是真的：苏丹想暗中监视内阁会议中的大臣们，于是便使用特别制作的小窗户。如果真的有人在监视，那一定是塞利姆。与其父苏莱曼不同，将国政交给大臣们，喜欢在哈勒姆里过日子的塞利姆，想出了这样的监视方法。
在这种氛围下，巴尔巴罗大使并不期待被告知的内容有什么新意。虽然双方都以国家利益为先，但对方并不是不能从共同的视点去探讨问题的对象。过去与老宰相索克卢进行的会谈，不可能在这样的地方反复进行。
果然，宰相开始用冷淡的语调说道：
“勒班陀海域的海战，确实是我们彻底失败了。但我们从你们那里成功地夺走了塞浦路斯。也就是说，你们失去的是一条胳膊，而我们只是被刮了胡子而已。胡须会再长出来，被砍断的手臂却不会恢复原样。”
这对威尼斯大使巴尔巴罗来说，是极其遗憾的结果，但不得不承认宰相的话击中了要害。只是，老宰相在这样说的时候，眼睛想要告知什么似的，一瞬间注视着大使。巴尔巴罗并没有遗漏这种眼神的含义。
但对巴尔巴罗来说，不能忘记外交负责人的立场。宰相送来的无言之言，被他若无其事地接收之后，给出了威尼斯的回应：勒班陀海战的成果是如此巨大，西欧各国的联合舰队体制为此将永远维持下去。这样强有力的乐观论调接连不断地说出来，使得对西欧强硬派的首领皮拉尔帕夏的脸由于愤怒变得通红。
会谈就此结束。再次回到被木板封闭了窗户的大使馆的巴尔巴罗，为向本国政府报告今天会谈的全部经过拿起了笔。
他写了两份报告。一份是普通文体，用威尼斯方言写就，另一份则使用了密码。在密文报告书里，巴尔巴罗添加了对老宰相眼神的记录。大使还写下了他对这眼神的解读。
但大使没有从威尼斯十人委员会那里收到重新开始与土耳其和谈的指令。威尼斯还想将赌注压在1572年度的联合舰队上。
巴尔巴罗大使即使没有接到这个绝密的指令，也找到了新的任务。
苏丹塞利姆不但没有责备逃回来的乌尔齐·阿里，还赐给这个原基督教徒海盗新的名字：克里扎利。这个消息，让老大使非常关注。
“克里扎利”是土耳其语“剑之阿里”的意思。苏丹任命他为土耳其海军的最高司令官，命令其重建伊斯兰舰队。
乌尔齐·阿里充分利用了不适合航海的冬天。在获胜的基督教各国舰队在南国的港口城市休息时，乌尔齐·阿里没有休息。君士坦丁堡的造船厂和加里波利的造船厂在乌尔齐·阿里的指导下，为建造新船投入了全部生产能力。苏丹为他提供了无限的财源。
其结果，不仅让巴尔巴罗，也让知晓实情的所有人瞠目结舌。
在勒班陀战败不到3个月的1572年1月5日，苏丹收到的报告称舰队重建规模如下：
已经下水的加莱舰 45艘
建造完成的加莱舰 25艘
接近完成的加莱舰 11艘
进入建造流程的军舰 8艘
已经下水的小型加莱舰 8艘
此外，在小亚细亚和希腊的港口，102艘舰船正在建造中。土耳其即将拥有总计199艘舰船，与勒班陀海战前的规模大体相同。
随着春天的到来，这样的大舰队马上会再次出现在地中海。而且，舰队的指挥就是乌尔齐·阿里。
前所未有的沉痛情绪萦绕在巴尔巴罗的报告中，因为威尼斯又要面临无法对抗的力量了。
在伊斯兰文明圈里，男人的胡须是显示自己是一个成熟男人的最佳表现。没有胡须的，或是不成熟的年轻人，或被看成同性恋。
输掉勒班陀海战而被剃了胡须的土耳其海军，不到半年，又以一个成熟男人的姿态再次出场了。
而在西欧，68岁的教皇庇护五世的健康状态已经到了随时会发生不测的状态。
1572年·春：罗马
1571年神圣同盟的军事活动是在国家间互相揣摩、猜忌的过程中开始的。而同时，走到这一步就不能回头的觉悟，成为合作的开端，但整个过程并不顺利。与1571年相比，1572年联合舰队应该会比较流畅地运作。事实上，它已顺利地开始运作。
在勒班陀海战获胜而状况好转的形势下，谁都在考虑乘胜追击，让结果更完美。
前一年的战果已充分证明，以土耳其为目标的神圣同盟联合舰队的主要参战方有西班牙王国、威尼斯共和国和教廷就足够了。教廷已不再考虑把英国、法国、德国诸侯都拉进来。怀揣教皇亲笔信的特使们，无须再度经历奔波于早春北欧泥泞道路的辛苦。
另外，联合舰队总司令官的人选也已经达成共识。没有人想换掉唐·胡安。威尼斯方面也承认了这个年轻的将领有统率由多个国家组成的联合舰队的才能。即使是副司令官的人选，也没有哪个国家反对由马卡提尼奥·科隆纳担任。
经费分担的问题也在一开始就解决了。因为分配了缴获的土耳其舰船和俘虏，各国都变得更大方了。前一年那样执着地拉扯细小环节上的分配的麻烦也没有了。各国提供船只和人员的方案基本确定。
实际上，就连萨伏依、以马耳他为根据地的圣约翰骑士团那样的小国，都在忙于修理分配到的土耳其舰船，没有时间和需要再建造新的舰船了。前一年，没有自己的军舰，以正式承认托斯卡纳美第奇家族的大公地位作为交换得到军舰的教廷，现在已成为拥有17艘军舰的参战者了。
威尼斯共和国也不再为召集人手而苦恼。前一年，曾为疫病所困扰，因募集的5 000人滞留在本土而费尽心思的威尼斯，今年马上就能使用这5 000人了。而且，威尼斯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处：可以将1 000多名土耳其俘虏当作划桨手使用。
威尼斯人试用了戴着锁链的奴隶划桨手，发现他们的效率还是相当高的。当时的某位舰长说，水平最好的划桨手是达尔马提亚人和希腊人，其次是奴隶，后者比不习惯大海的北意大利志愿者更好用。
按出生地划分勒班陀海战时威尼斯舰队的划桨手，情况如下所示：
加莱舰
威尼斯本国的自由民——38艘
威尼斯的服刑者——16艘
克里特岛的自由民——30艘
伊奥尼亚海的威尼斯殖民地的自由民——7艘
达尔马提亚的自由民——8艘
北意大利的自由民——5艘
加莱塞炮舰
威尼斯本国的自由民——全部6艘
总计——110艘
海军必须向担任划桨手的自由民支付工资。使用服刑者和奴隶则可以不考虑这方面的经费。
但无论经费再怎么低，威尼斯共和国也不能把全船的桨都交给被锁链锁住的奴隶。
威尼斯船的特色之一是除去易遭受炮击的加莱塞炮舰，其余船舰的划桨手都是坐在甲板上划船的。这是因为普通加莱舰之间的战斗是白刃战，在无须操控船只的战斗中，划桨手可以作为战士来战斗。人力资源不丰富的意大利城市国家都采用这种方式，只是在威尼斯，这个方式实行得更加彻底。
现在，威尼斯元首官邸的武器室里还展示着当时的划桨手用的防弹（箭）背心。背心打满了铁钉，虽是布制的，但很结实。当时的划桨手穿上它，并用尖端装有尖锐铁钉的棍棒武装自己。在威尼斯，他们也是被当作合格的战士来对待的。如果战死，政府不会给贵族遗属支付抚恤金，但会向这些战士的遗属支付抚恤金。
这样的待遇持续数百年的话，很显然，就像基地和港湾如果长年接受经济援助（使用费），那个地方的人就会对威尼斯共和国产生国民对祖国一样的感情。无论是达尔马提亚各个城镇的人，还是以科孚岛为首的伊奥尼亚海各岛上的人，都毫无疑问地认为威尼斯共和国与自己是命运共同体。正是这些地方，直到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为止，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忠诚地与威尼斯共和国共命运。
现代达尔马提亚地区从钟楼到城镇的结构，都与威尼斯非常相似，即使在居民变为斯拉夫系的现代，这也非常令人震惊。这个地方，不仅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的经济、军事圈，也属于其文化圈。虽说有无须支付工资的优点，但这并不是简单地将划桨手替换成土耳其奴隶的理由。
使用奴隶划桨手的话，必须另设监视人员。船上形成相互监视的关系，与威尼斯海军的传统是不相容的。
在召集人员的问题上，西班牙和教廷前一年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1572年会更顺利吧。
勒班陀胜利的消息，转眼间传遍了地中海沿岸地区。生活没有着落、只为一点工资而奔赴战场男人们，如果参加的是一场最终获得胜利的战斗，其心情肯定会不一样。应召而来的不仅有墨西拿、那不勒斯、热那亚周边的农民，还有从遥远的法国、德国赶来的男人，早早就形成了满员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