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共和国政府为用好将要到来的这个好机会，内部达成了一致，决定不重蹈前一年的覆辙，毕竟如果集结得晚，一场战斗打胜后，适合航海的季节正好结束。这次应尽早在入夏前实现联合舰队的出征，充分利用好夏季到秋季中期这段适合航海的时节。
为此，威尼斯决定事先解决预想中的所有障碍。
第一件事是解除塞巴斯提亚诺·威尼尔的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官的职务。
因为威尼尔并非因不履行职务的罪名而被解职，所以无须提交审判。只是，被本国召回的威尼尔，并没有得到元老院对其勒班陀海战的功绩的充分肯定和赞誉，却被告知为了国家请同意辞去职务。唐·胡安与威尼尔没有很好的感情是很明显的。比起伤害年轻贵公子的心情，威尼斯政府更愿意选择替换“堡垒先生”。被选出代替威尼尔的是以温厚的人品而闻名的福斯卡里尼。
但这将是威尼斯政府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威尼斯舰队离开了威尼尔，失去巴尔巴里戈和卡纳雷，野战型的指挥官只剩马可·奎利尼一人。
不仅如此，威尼斯政府还犯下了另一个错误：对唐·胡安的怀柔策略也很欠考虑。
威尼斯想给予唐·胡安一个实质性的目标，使其在勒班陀显示的才能和热情可以长期延续，于是悄悄地向他许诺了摩里亚的王位。
摩里亚是当时西欧对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称呼，到16世纪初，威尼斯共和国的基地网罗了岛上所有的战略要地。半岛最南端迈索尼和科罗尼两个港口被称为“威尼斯的门户”，是继克里特、塞浦路斯、科孚之后的重要基地。从这里可以到达纳夫普利翁、内格罗蓬特。即使在现代，进入港口还能看到威尼斯人建造的要塞。对占领内陆地区不太感兴趣的威尼斯，热心于确保沿海地区基地的稳固。
但进入16世纪后，随着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威尼斯似乎已没有能力阻止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势力一个个地落入土耳其之手。最初是内陆地区，之后是沿海地区，威尼斯的基地变成了土耳其的基地。
几乎被土耳其占领了全部土地的摩里亚，按照计划，将在威尼斯的帮助下再次恢复主权，并成为唐·胡安的王国。答应给予现在还在敌人手中的地方，是一种相当荒唐的提案。当然，只要拥有陆军力量，也不是不可能的，以当时威尼斯的力量应该可以做到。唐·胡安对此有兴趣也是理所当然的。
即使被称作勒班陀的英雄，这位英雄毕竟也只居代人行事的次要地位。
14岁时被认作王弟，并非因为异母兄长腓力二世的心里萌生了对已故父亲的私生子的兄弟之情。在连一起长大的兄弟也可能成为敌人的时代，未能一起长大的兄弟，很可能是比别人更不利的存在。腓力二世认为这个小17岁的异母兄弟是可以使用的棋子，因此既给予他奥地利公爵的名号，也认他作王弟。但不管是哪里，丝毫没有给予他王位的意思。
同时，腓力二世自己是一个能干的君主，不过他不是那种能敞开心扉的男人。后世威尔第作曲的著名歌剧讲述了其长子唐·卡洛斯不幸去世的故事。其父子悲剧性的关系，说到底并非单纯一方的责任。世上确有对亲生儿子也会隐藏自己想法的男人。对这个异母所出，且与死去的儿子年龄差不多的小兄弟，腓力二世当然无法完全抛弃心中的怀疑。而很久以前就成为街头巷尾议论话题的兄弟之间的不和，在勒班陀之后，已成为人们公开议论的话题。
威尼斯政府给西班牙国王的疑心火上浇油。但唐·胡安不是那种能够正面接受有强大权力的兄长的怀疑，有效反击兄长的强有力的人物。
乍看顺利组织起来的1572年度的“十字军”隐含着种种不安的种子。
不幸的是，5月1日传来了教皇庇护五世驾崩的消息。立刻选出的新教皇是与庇护五世同样出生于意大利的格列高利十三世。不过，这个性格平静的新教皇是一个遇到争端首先考虑躲避的男人。
1572年·夏：墨西拿
威尼斯已经在科孚岛集结起由百艘加莱舰以及6艘加莱塞炮舰组成的舰队，完成了出征的准备。被新选为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官的福斯卡里尼也早早地到达科孚岛。
5月，巴尔巴里戈的继任者，被选为参谋长的乔万尼·索兰佐为迎接联合舰队总司令官唐·胡安，率领25艘加莱舰前往墨西拿。唐·胡安已经来到这座南方港口等候。科隆纳也遣船发来了其正率领教廷舰队南下墨西拿的消息。圣克罗齐侯爵指挥的由36艘舰船组成的西班牙舰队也已经从编成地那不勒斯启航。马耳他驶出的2艘舰船也正在北上。
但是，威尼斯参谋长到达墨西拿后，联合舰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
上年度就成为争论要点的联合舰队的战略目标，今年依旧是争论的核心，跟随唐·胡安的西班牙国王的亲信们提出了强硬的要求。他们主张今年一定要去北非打击海盗。而威尼斯方面则强调，与前一年同样，应该去东地中海，摧毁土耳其舰队。因为有消息称，乌尔齐·阿里率领的土耳其舰队已从君士坦丁堡出发。
但西班牙方面不愿意做出让步。对立越来越严重。不久，科隆纳和圣克罗齐侯爵也先后到达，而这只是让西班牙方面多了一票。
唐·胡安需要在寻找妥协方法上发挥作用。他先向腓力二世提出，考虑到威尼斯的要求，先在东地中海帮助他们得到一个可以代替塞浦路斯的地方。但马德里没有回答。后来，他又提出，到夏天，只派西班牙舰队去攻击阿尔及尔，打击以那里为根据地的乌尔齐·阿里统率的海盗，然后马上向东地中海进发。但这也没有得到国王的回答。
尽管如此，唐·胡安、科隆纳、索兰佐、圣克罗齐等出席的作战会议，还是定下了出征的日期：6月14日。
但唐·胡安突然在出征日的前两天宣布出征无限期延期。
科隆纳和索兰佐非常吃惊，不断追问总司令官。唐·胡安一时没有说出理由来，但最终他暗示这是腓力二世的意思。
唐·胡安自己也难以揣测腓力二世的真意：为何在这个时候，作为西班牙的国王要发出这样的命令？
尽管如此，年轻的总司令官还是提出希望提供9艘西班牙船，加入科隆纳所属的部队，并将舰队整体的指挥权交给科隆纳，与威尼斯舰队一起，向东地中海进发；自己则留在墨西拿，准备攻击阿尔及尔。
科隆纳提出，9艘不够，至少要分给他25艘。虽然科隆纳想用教皇的权威说服西班牙国王，但不能期望刚上台的教皇对此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唐·胡安与西班牙的参谋们协商之后，同意借出22艘加莱军舰，1 000名西班牙士兵，4 000名意大利士兵。
算上22艘西班牙舰船、12艘教廷舰船、索兰佐率领的25艘威尼斯舰船，以及在科孚岛待命的75艘威尼斯舰船，共134艘。基地还有6艘“浮动炮台”。再加上在克里特会合的舰队，它们将组成拥有超过150艘舰船的舰队，与勒班陀海战时的200余艘相比较，虽略逊色，但也是可与土耳其舰队一战的战力。
西班牙的15艘舰船将在完成战士配备后赶来。前往东地中海寻找敌人的出征时间终于确定。对威尼斯人来说，暂且得到了一点安慰。
到达科孚岛是7月15日。在这里，舰队与待命的75艘威尼斯舰船会合，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官福斯卡里尼也加入了。大舰队从科孚岛开拔。
在沿伯罗奔尼撒半岛南下，绕过半岛南端，向东航行之时，追过来的传令船带来了唐·胡安带领余下的全部舰船从墨西拿出发的消息。据说是因为腓力二世撤回了先前的命令。
科隆纳与威尼斯的海军将领就去向进行了商议：是返回科孚岛，在那里等待唐·胡安的到达，再开进东地中海，还是通报唐·胡安，请他赶上继续前进的大队？
虽然作为大舰队的根据地，科孚港比起西西里的墨西拿来说设备更齐备，且有安全保障，但再次把已经出征的舰队带回根据地科孚港，就有可能错过战机，一旦错过，后面可能再也不会遇到这样好的机会。这对威尼斯人来说，是要尽可能避免的事。科隆纳也同意这个想法。舰队在给总司令官唐·胡安发出通报后，继续向东前进。
8月4日，舰队到达紧挨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属于威尼斯的开俄斯群岛。
在那里，舰队收到了乌尔齐·阿里率领的由160艘舰船组成的土耳其舰队停泊在北面的玛尔维萨港的情报。从开俄斯群岛航行一天就可以到达玛尔维萨港。基督教舰队迅速决定了开战的阵型。
与勒班陀海战时一样，这一战也采用混合阵型。但这次由于威尼斯舰船占压倒性多数，所以舰队决定把三艘威尼斯舰船与一艘西班牙舰船、一艘教廷舰船组合起来。同时，在中央主力，以科隆纳的战船为中心，左边为威尼斯舰队总司令官福斯卡里尼的旗舰，右边为西班牙舰队司令官唐·安德里亚德的旗舰。左翼和右翼的指挥任务，只能交给威尼斯的海军将领们了。由于前一年的作战行为令人生疑，雇佣兵队长多里亚没参加这次的联合舰队。
这段时间，乌尔齐·阿里似乎察觉到了基督教舰队的动静，躲在玛尔维萨港久久不肯出来。
土耳其舰队一直到8月10日才出港。尽管如此，他并不想好好地打一仗，两军只发生了零星的摩擦。损失是土耳其方面多一点，7艘加莱舰因不再能使用而被丢弃，乌尔齐·阿里再次躲入玛尔维萨港。
但到了这时，科隆纳的心境发生了变化。他提出唐·胡安应该已经到达科孚岛，我们也应返回科孚岛，或在返回路上的某个海域与他会合。
他的理由是乌尔齐·阿里是长年驰骋于地中海海盗，对地中海的各个角落了如指掌，想要躲开基督教舰队的监视，抢先派出五六十艘战舰袭击航行中的唐·胡安一行，实在是易如反掌。因此，基督教舰队应该返回，尽快与唐·胡安一行会合。科隆纳强调，联合舰队指挥权在与总司令官会合之前，受唐·胡安委托，由他本人执掌。对这一行动方案，威尼斯方面的海军将领们极力反对。
但是，这一年的威尼斯舰队中，能够在个头矮小、体格瘦弱的科隆纳头上，像要压下来似的恫吓他的塞巴斯提亚诺·威尼尔已经不在了。以前，被威尼尔怒吼而缩起身子的科隆纳，就好像鹫鹰前的鸽子一般。
与威尼尔的火暴脾气完全相反，1572年威尼斯舰队的总司令官福斯卡里尼性格温厚，他向科隆纳的主张屈服。舰队在敌人就在面前的情况下，决定返回科孚岛。
但是，从开俄斯群岛出发，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北上，一直返航至赞特岛，也没见唐·胡安的影子。无奈之下，只好继续北上，快到达科孚岛时，总算与唐·胡安会合。
唐·胡安暴跳如雷，责问舰队为何不在科孚岛等待，扬言要治指挥西班牙舰队的唐·安德里亚德死罪。
并且，唐·胡安要求和勒班陀海战时一样，让西班牙士兵上威尼斯舰船。这次威尼斯方面坚决拒绝了这个要求：去年威尼斯舰船的战士不足，唐·胡安的要求有合理的地方，所以接受了，不过今年士兵数量足够，已没有这种必要。
这一年唐·胡安的要求并非合情合理，只是为彰显总司令官的地位和权力而感情用事。被威尼斯方面拒绝的年轻总司令官只知道发怒，使得夹在中间的科隆纳左右为难。
科隆纳提出了将自己指挥的教廷舰船上的战士转移到威尼斯船上，让西班牙兵搭乘教廷舰船的妥协方案。威尼斯总司令官接受了这个方案。
这样的小动作在前一年是不会出现的。有“堡垒先生”威尼尔在，无论唐·胡安如何发怒，威尼斯不可能有屈从之理。并且，唐·胡安的愤怒和科隆纳的困惑，都是在他们充分领教了震耳欲聋的怒吼，威尼尔离开之后才有机会表现出来的。前一年，多亏虽然性格安静，但要紧的事一步不让的巴尔巴里戈的协调，诸事总在该收场之际收场。
但在1572年的“勒班陀”，这种无意识中带来绝妙效果的火与水的组合不再存在。如果没有深层的考虑，只看眼前的事物，一旦让步，就会接二连三地让步。1572年的威尼斯舰队，或许只是1572年的威尼斯政府的延伸。
虽然由于科隆纳的妥协方案，联合舰队勉强没有决裂，但还是在这样的事上花费了精力——白白地浪费了宝贵的10天。
联合舰队总算向希腊海进发，不过因被敌将乌尔齐·阿里巧妙、敏捷的行动牵制，又遇上恶劣天气，舰队的战斗意志日渐衰退。因为没有遇到好的战机，所以没有人反对唐·胡安返回科孚岛的命令。在此期间，两军互相刺探情况，不断有小摩擦，但仅此而已。
回到科孚岛的联合舰队于10月20日解散。
唐·胡安带着西班牙舰船返回了墨西拿，科隆纳也向罗马出发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向罗马教皇递交了亲笔信，约定明年将提供更强有力的舰队，但威尼斯已经不再相信了。
认为西班牙已不足以结盟的威尼斯，决心与土耳其单独缔结和约。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巴尔巴罗收到了来自十人委员会的秘密指令。
1572年·冬：君士坦丁堡
和谈，当然需要在极秘密的条件下进行。
以威尼斯、西班牙、教廷为主要加盟国家的神圣同盟的条约中有一条：加盟国，不得背着其他两国与敌国讲和。
威尼斯共和国再怎么对盟国绝望，其媾和行为也是违反了条约的。
在威尼斯本土，由于有必要进行高度保密的工作，外交问题不放在公共机构元老院进行讨论，而是让无人不晓的能秘密、迅速决策的机构十人委员会来处理。
通常情况下，和平谈判也是不容易完成的，不要说这次还带着背叛同盟国的“附属品”。绝密是必须的，但也不能缺少慎重。正因为是这种性质的问题，威尼斯政府组成了特别的十人委员会。
通常十人委员会由10名委员加元首1人、元首辅佐官6人共17人组成。全体成员都是在元老院有议席的、30岁以上的贵族。
但这次议和是左右国家今后去向的重大问题。这次的十人委员会在17人的基础上加上了被称为“Zonta”的20名贵族，设置共计37人的特别十人委员会，这在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上是被认可的。被选为Zonta的20人，是拥有丰富外交、军事经验的人，也就是即使是被选为实质上的最高决策机构十人委员会的委员也无不妥的人。
按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十人委员会委员和元首辅佐官每6个月改选一次［拙著《海都物语》（下册）有详细阐述］。但在面临重大问题时，像这样频繁更换新人效率是不高的，从政策的一贯性来看也是不合适的。但这是为避免权力集中于个人而设计出来的制度，交替制度可以说是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根本，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威尼斯为应对这种特殊情况，产生了Zonta制度。6个月后失去了十人委员会权力的原委员，如成为Zonta的一员，就可以继续出席委员会会议。也就是说，被选为委员的就是原来Zonta的成员。
用好这样的组织，就能在重大问题上保持政府方针的一贯性，另外，在对细节了如指掌的人中进行讨论，可以避免时间上的浪费。
1572年的十人委员会和Zonta就再次与土耳其交涉媾和一事，命令直接负责交涉的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以以下条件与土耳其方面进行谈判：
大幅提高原来因占有塞浦路斯岛而向土耳其支付8 000达克特的年贡，要求返还岛屿。
可支出5万达克特用作谈判所需的大使机密费。因为在与土耳其宫廷重臣们的谈判中，贿赂是很普通的事。
另外，十人委员会和Zonta也实际推进了利用法国促成和平谈判的策略。从很早开始，对西班牙抱有敌意的法国国王就热衷于把威尼斯和西班牙拉开。在君士坦丁堡的交涉中，秘密谈判在巴尔巴罗大使与索克卢宰相间，索克卢与法国大使间，法国大使与巴尔巴罗间同时进行着。
土耳其虽然在勒班陀海战中败北，但对威尼斯的情况仍十分熟悉，交涉极为困难。不仅是威尼斯，其他国家也知道西班牙是不可信任的。
由于勒班陀战败而被剃去的“胡须”，因乌尔齐·阿里的献身性贡献而得以恢复。土耳其方面显得很强硬。相反，巴尔巴罗大使显得软弱。对于巴尔巴罗来说，唯一的希望是表面上怎么表现无关紧要，没有忘记勒班陀海战结果的土耳其也希望恢复两国间的和平关系就好。
位于佩拉地区的威尼斯大使馆的窗户上的木板，在谈判重新开始时被拆除。耶尼切里士兵的监视也撤除了。大使馆的外观暂且不提，至少人们已不会再认为这是交战国的驻外使馆。
谈判难以取得进展也在预料之中。塞浦路斯实际上已落入土耳其的手中，以提高年贡金额为条件，要求返还塞浦路斯，土耳其应该是不会同意的。
但威尼斯方面也不能简单地以放弃塞浦路斯为条件来和谈。34年前普雷韦扎战争时的和约，以放弃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纳夫普里翁、玛尔维萨两个基地为条件，塞浦路斯所拥有的军事上、经济上的重要度与这两个基地无法相比。但就这样，和谈不会有进展。
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仅由不足40人的十人委员会和Zonta来决定使一些委员感到不安，提出了将这个问题移交元老院讨论的方案。因为如果由元老院决定，拥有决定权的人数将达到200人。
但近40人表决的结果是，赞成移交的只有两人。威尼斯选择在绝密的条件下解决这个问题。
11月19日，谈判毫无进展。终于，十人委员会和Zonta在这天向君士坦丁堡大使发出了不把归还塞浦路斯设为谈判条件的指令。尽管如此，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两个机构再次就这个问题是否移交元老院讨论进行了投票。但即使是这个时候，赞成的也只有3人。
巴尔巴罗大使以此为底线，再次开启了艰难的谈判。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从黑海吹来的风让这里的冬天越发难以度过。老大使只能忍受着严冬的煎熬。尽管在勒班陀战败，土耳其宫廷里对西欧强硬派的声音还是与日俱增。
1573年·春：威尼斯
到来年1573年的3月7日，双方终于妥协，签订了协议。
但协议的内容对威尼斯来说非常严峻，这是胜者应得的东西吗？
塞浦路斯正式成为土耳其的领土。威尼斯不需要再支付年贡。
威尼斯以通商费为名，要在未来三年内，向土耳其支付30万达克特。
撒丁岛的年贡也将由现在的500达克特提高到1 000达克特。
威尼斯得到了土耳其的承诺：被没收的土耳其境内威尼斯人的财产将归还；整个土耳其境内的经济活动完全自由。
战争与谈判的结果是至1645年为止72年的和平。1573年威尼斯的所有让步与流入勒班陀海洋的血，至少为威尼斯市民带来了72年的和平及由此收获的经济繁荣。
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的和约在签字后才公布。连通知威尼斯元老院的时间都是在公布的前一天。
前一年10月联合舰队解散后，威尼斯国营造船厂每天都有军舰下水，海军也持续征招船员。因此，直到协议公布为止，其他国家自不用说，连威尼斯市民都相信，威尼斯的意图是继续战争，没有人怀疑这一点。
和约一公布，威尼斯立刻遭到西欧各国的谴责。威尼斯进行的单独媾和，是对基督教联盟的背叛。但没有威尼斯，也就再没有一个国家主张再度结成对土耳其联合舰队了。
威尼斯通过与土耳其单独媾和，避免了今后非自身本意而被卷入西欧势力之争的可能。
法国盯着以阿尔及尔为中心的北非，西班牙同样把那块土地当作要获取的猎物，两国在那个地区是对立的。法国的一种策略就是与土耳其合作，在地中海夹击西班牙。
根据这个方案，法国陆军侵入佛兰德的同时，土耳其将把由300多艘加莱舰组成的大舰队派到地中海，攻击西班牙领地。这是当时在君士坦丁堡进行的，法国大使与土耳其宫廷讨论的作战方案。
为此，让西班牙与威尼斯背道而驰是上策。如果威尼斯和土耳其的同盟关系也成立，在地中海孤立西班牙的战略就宣告完成。
但威尼斯不采取配合法国的策略，不实行将西班牙完全变为敌人的方针。威尼斯选择了单独媾和。这样一来，与西班牙、法国这两个16世纪西欧强国的关系就既不是伙伴，也不是敌人。
缔结和约后的威尼斯，将精力集中于通商网，特别是东地中海的通商关系的重构。当然，威尼斯也没有懈怠维持海军力量。以往的历史证明，一旦懈怠海军，都市国家威尼斯一定会被四周的领土型国家碾得粉碎。宣扬威尼斯海军的荣耀的10月7日被指定为国家节日的理由，不仅仅是重温胜利的喜悦。
让远离地中海的英国人都兴奋不已的勒班陀海战，是加莱舰间战斗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也是最后一次海战，更是以十字架为旗帜而进行的最后一次战争。此后，西欧再也没有人鼓吹十字军战争。历史让西欧成为世界的中心，相反，地中海世界走下了历史主人公的宝座。划分历史的海战舞台，也离开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加莱舰逐渐退出海战舞台，大海迎来了帆船对抗的时代。
从1645年开始的25年，威尼斯与土耳其围绕克里特岛的攻防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克里特攻防战并不像勒班陀海战那样，成为历史上的一大事件。这只是一场在转变成边境的地中海上的战斗而已。无论经过多长时间，无论怎样壮烈的战斗，都不过是局部战的一部分而已。
拥有千年辉煌历史的威尼斯共和国、因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而一跃成为历史主人公的土耳其帝国，都以勒班陀海战为节点，开始走向衰亡。两国力量的衰弱并不是根本原因。作为两国活跃的历史舞台的地中海，其重要度以16世纪为分界点开始减退才是根本的原因。此后重要的海战都在地中海以外的海域进行，就是这一点最好的证明。
勒班陀海战的战果在胜利的第二年就已经因联合舰队的惨淡解散而灰飞烟灭。
但是，在这场海战中流淌的众多人的鲜血，并不是白流的。
如果那时土耳其获胜的话，“无敌土耳其”的名号就会坐实，地中海就会变成土耳其的内海。西欧也一定不能安于土耳其在维也纳停住了的攻势。
勒班陀海战的影响，比起实质性的东西来说，更应该从精神层面去探究。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精神方面的影响有多么重要。
总之，威尼斯享受了此后70多年的和平。其名列西欧第一的繁荣，体现在了华丽的世界性竞赛表演中。在圣马可广场举行的迎接外国来宾的庆祝游行中，总额达1 000万达克特的工艺美术品接连不断地被展示出来，几乎让人觉得永无止境。
从其他国家来的人们，再次惊讶地注视着威尼斯的财富。这其中还有一队日本来的天正少年使节团，他们于1585年，即勒班陀海战结束14年后访问了威尼斯。
勒班陀的战士们的战后时光
1572年5月，并不知晓那年联合舰队未作战即解散的事实，只闻勒班陀胜利的消息便舒心瞑目的教皇庇护五世被列入圣徒之列，称为圣庇护。
倡导十字军并取得成功是列入圣人的理由，而13世纪多次动员十字军，每次都失败的法兰西国王路易也成了圣路易。倡导对异教徒的战争与圣者的名誉相连，这在西欧并非不可思议。
唐·胡安却命运多舛。他与腓力二世的关系不断恶化，至1578年33岁时并没有任何显眼的行动，一直保持独身并孤单地离世。
马卡提尼奥·科隆纳在勒班陀海战之后，也仿佛从历史上消失了。1577年他担任西西里总督，1584年，49岁的他客死于西班牙。
吉安德里亚·多里亚之后也一直是受到的谴责多于赞美的海上雇佣兵队的队长，1606年67岁时离世。那时地中海已不再是历史的主要舞台，他的后继者也无人能再次扬名于世了。
塞巴斯提亚诺·威尼尔战后受到了事与愿违的解职。自然不是对此的补偿，但勒班陀海战的6年后，他被选为威尼斯共和国元首。那是一段与土耳其之间的问题较少的时期，因此也未有让他天生的暴躁脾气发作的机会。
为纪念勒班陀海战400周年，意大利海军在面向福尔摩沙广场的威尼尔家朴实无华的墙面上嵌入了一块刻有“海战胜利者之家”的誉词的大理石。
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马卡提尼奥·巴尔巴罗在与土耳其缔结和约后离任，时隔5年返回了祖国。
作为卸任的大使，按惯例他在元老院进行了述职讲演，而这位大使在讲演中对政府的方针严词谴责，让坐于会场的政府首脑、元老院议员们脸色骤变。
老大使在讲演中这样说道：
“国家的安定与永续，不仅仅是依靠军事力量的，更多是源于其他国家对我们的认识，与（我们自己）对其他国家的毅然的态度。
“近年来，土耳其人察觉到我们威尼斯最终是会妥协的。那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态度，超过了讲究礼节的外交上的需要，显得过分卑屈。威尼斯对于指出土耳其的劣势过于多虑，且疏于表明威尼斯自身的优势。
“其结果无法使土耳其人本来就有的傲慢、自大、骄横有所节制，放纵了他们毫无根据的嚣张。他们觉得让身为被奴役民族、只能成为下级当差人的希腊人送去一份通知，威尼斯就会将塞浦路斯拱手相让，那只能是威尼斯外交的耻辱！”
即使被如此谴责，威尼斯政府似乎也未忘记报答巴尔巴罗的功绩。不久，他位居仅次于元首的名誉高位：圣马可教堂的监督官。
特命全权大使并没有卸任后在元老院进行报告的义务。巴尔巴罗的同事，在罗马任大使的乔万尼·索兰佐，如前所述，随后被派往海上，1572年在威尼斯舰队作为巴尔巴里戈的继任者担任参谋长。4年后，他带领警备舰队在地中海航行时，与马耳他圣约翰骑士团舰队交战，他本人战死。骑士团对威尼斯与土耳其缔结和约愤慨不已，见到威尼斯船即认为是异教徒土耳其的同类而打上门来。
乌尔齐·阿里一直活到75岁，1595年在君士坦丁堡的床上死去。
勒班陀海战时一度流传过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对乌尔齐·阿里的怀柔策略，此后似乎确实实施过。但这位出生于南意大利的原基督教徒海盗，至死都不愿背叛让他担任海军最高司令官的土耳其人。是土耳其人认可了他。他在君士坦丁堡投入私人财产，建起了美丽的清真寺，并捐赠了大量财宝，最后以伊斯兰教徒的身份迎来了安详的死亡。人们传言：只要活着就不让威尼斯海军睡着的乌尔齐·阿里就此离开了人间。
1571年·冬：威尼斯
共和国政府颁了一条法令：禁止在勒班陀海战中战死的威尼斯战士的家属穿丧服。
因为政府认为那是喜事，不是要穿丧服的丧事。祝贺的旗帜在街上四处飘扬，没有一个地方看到吊丧的旗帜。
以元首为首的共和国高官们造访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的宅邸，并不是吊唁，而是来庆祝胜利的。以坚定的态度来接待的遗孀，也没有身着丧服。
因此，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巴尔巴里戈的宅邸，没有为亡故的人悲伤的气氛，到处都是庆祝胜利的喜悦气氛。
尽管如此，还是有个女人因此悲伤得身心具废，虽然在威尼斯没有人服丧，而且身为情人的她本来也不是应服丧的人。
女人没有去有巴尔巴里戈家墓地的教堂。她知道埋葬在那里的只是男人的一撮头发，但这并不是不去的理由。去扫墓，等于把那个人的死和其他所有人的死等同了起来。女人的心里不愿意那样，因而她犹疑不定，不敢站在那人的墓前。
威尼斯街道上轰动一时的为胜利而举行的各种仪式，对这个女人来说，只是与己无关的骚动而已。虽然知道胜利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无论如何都没有要庆祝一番的心情。
察觉到事情缘由的老女仆，看着得到勒班陀海战胜利消息的同时，也知道了自己所爱的人已死亡，只是茫然得连哭都哭不出来的女主人，只能悄悄地给予些许宽慰，除此之外再也做不了任何事了。女人也只能将无法向任何人倾诉的悲哀深藏在心中。
在女人的身边，虽然只有少许，但还留着一些男人的遗物。
这些东西并不是作为遗物特意留下来的。那是男人租的那栋小房子里，两人用过的一些东西：有着纤细花纹、做工精细的几个威尼斯的玻璃杯，盛葡萄酒的玻璃容器，绣着摇曳的云一样的花边的床单、桌布和餐巾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物品。
女人知道死讯后，第二天就去了那里，把这些东西带了回来，因为再也不能以男人的名义去那所租借的房子了。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还有一件遗物。一个寒冷的夜晚，把女人送回家的男人，把自己身上穿的斗篷裹在她的身上，女人就这样一直穿着，留下了它。黑羊毛织就的外罩加上毛皮衬里，在威尼斯是非常普通的男式外套。只要被这些东西包围着，女人就像被男人的爱包围一样，一种安宁感又回来了。
虽然怀着深深的悲哀，但女人并不孤独。一旦为男人发自内心所爱，女人就不会再为孤独而痛苦了，只是，总想摸索着寻求什么的念想，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但那样也行。女人想：有那样的想法时，就沉浸在里面吧，不要勉强自己。
没有去过巴尔巴里戈家墓地所在教堂的女人，一直有在下午没什么人的时候，与儿子一起去圣萨卡里亚教堂的习惯。女人在那里为男人祈祷。
女人没有祈祷他能够安息。因为女人毫不怀疑，男人是在知道了胜利后没有了呼吸的。他以满足的心情迎接了死亡。
那样的一天下午，像往常一样在圣萨卡里亚教堂祈祷完的女人，走过位于广场中部威尼斯独特的蓄水槽旁，突然止住了脚步。是静静洒落下来的冬日的午后阳光，让女人不由得停下了脚步。弗洛拉闭上眼睛抬起了脸，像接受阳光一样微微地抬着头，站立在那里。
正是这时，她感受到了一只手在背上温柔地抚摸。儿子站在旁边。
“母亲，他是作为取得胜利的指挥官而去世的。”
女人用吃惊的表情看着儿子。并不为一直以为还年幼的儿子已经知道了母亲的心事而惊讶。她惊讶的是儿子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背的位置，已经变得如此之高。这一二年间，儿子长高了许多。不仅手臂的位置变高了，声音也变低了，变得沉稳了。
母亲不由得微笑起来。一直觉得还是孩子，忽然间已经长大到能安慰母亲了，想到这些与其说高兴，更觉得奇怪。这个年龄的孩子，每天都肉眼可见地在成长。曾经像小狗一样缠着母亲的少年，马上要迎来13岁的生日。
弗洛拉想，再过两三年，必须决定是作为商船的弓弩手，去实地学习航海术和商业技术，还是在巴德瓦大学学习法学或医学。再过7年，到20岁，作为威尼斯贵族的嫡子，就可以得到共和国国会的议席。这个孩子，还有7年，长的话10年，仍然是需要母亲的。
“母亲，哪天一起去科孚岛吧。”
母亲默默地一边点头一边看着儿子的脸。他要比母亲略高一点了。弗洛拉想着，也许我才更需要儿子。女人的双眼，忽然从那时以来第一次涌满了眼泪，泪水顺着脸颊不断地流下来。儿子用左手抚着母亲的背，母子俩离开了圣萨卡里亚广场。
在刚出广场的地方，一直有个摊子卖从近郊采来的鲜花，弗洛拉买了一束根部沾着土壤的小花。她说，不忘记保养的话，到春天就必须更换花盆了，届时一定会开出很多花来。
即使女人的儿子选择了出海的工作，在他有生之年，也肯定不会受到土耳其半月刀的威胁。
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给心爱的女人的儿子留下了这样的礼物后离去。
致读者（代后记）
初次阅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是在我16岁那年的夏天。
那是一种所见的事物一下子变了的感觉。只是，还是一种朦胧不清的感觉，并不清楚自己的内部，什么东西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许，迄今为止的写作，就是为了弄清这一点，而这样的念头，也许今后直到死亡都会一直存在着。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起点——《伊利亚特》，我被地中海世界吸引，由此一直有一种想描写战争的念头。那是一类如《伊利亚特》所描写的，有着异质的文明相互对抗的意义的战争。
这种性质的战争，如果假定其舞台是地中海世界，时代则是自己的专业领域中的文艺复兴时期，那么只有三场：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522年的罗得岛攻防战、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
当然，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很不幸战争远不止这三场。但就历史性来说，历史的发展以此为契机改变了方向，笔者感觉写出这三场战争应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当然，并非从16岁的那个夏天开始我就决定要写这三场战争。就是过了10多年，笔者写作处女作《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之时，也没有这样的想法。脑海中开始萌生这一想法，已是25年后，在准备写作威尼斯共和国通史《海都物语》时。
无论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还是《勒班陀海战》，都直接与威尼斯共和国相关。而《罗得岛攻防记》如果没有威尼斯方面的史料也是写不出来的。也就是说，在研究、整理威尼斯保存至今的详细、客观的史料的过程中，这三场“划分天下之战”的基本结构在笔者的脑海中形成了。可以说，正因为这样的良机，16岁的夏天以来想写以地中海为舞台的战争的念头，一直都保持着温度。在完成了《海都物语》之后，即着手写作《地中海海战三部曲》的缘由就在于此。
话虽如此，原本想着从荷马的《伊利亚特》那里能盗点什么来，好几次重新开卷，但除了读出了“写人”是这部经典的首要主题外，并没有什么可以盗用的东西。
为何如此说呢？那是因为，那部经典里所谓诸神后援团那种令人愉快的情节占据着重要的部分。支持希腊的是以雅典娜女神为首的神明，支持特洛伊的是海神波塞冬，这实在是很令人开心的话题，但要以这样的形式写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太勉强了，只能放弃。
第二个想模仿但做不到的是持续10年的战争从第10年写起的写作方法。这一点，让笔者痛感荷马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天才，也由此知道了这样的方法是无法模仿的。
《地中海海战三部曲》中，围攻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攻防战历时50多天，罗得岛的攻防战持续了6个月，而勒班陀海战不足5小时就决出了胜负。虽然对这些战争的描写颇有心得，但我还是不能用荷马的写作方法——持续了10年的战争，从第10年开始描写居然是一个极佳的写作方法。
最后，这三场战争只能用我所构想的适合各场战争的手法来描述。50天的适合50天的描写方法，6个月的就以6个月的时间来展开，而5个小时的战争的写作方法，则是朝着这5个小时的“渐强”，及5个小时结束后的“渐弱”[1]来展开。
三部作品分开出版，或三部作品合在一起出版，都不刊载参考文献。主要的参考文献已在《海都物语》下册的卷末介绍完毕。这也反映了《地中海海战三部曲》，必须在完成了威尼斯共和国史之后才写得出来的情况。读着威尼斯留下的史料，笔者在想：或许留下正确、客观的记录，是一个时代对后世最为有效的宣传。
佛罗伦萨
1987年春
[1] 此处的“渐强”原文为crescendo，“渐弱”原文为decrescendo，均为音乐中的强弱符号cresc和decresc的全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