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施琅攻克台湾，姚启圣还兵福州。在施琅受封世袭罔替的靖海侯，受赐御用袍服时，姚启圣却已病逝，享年六十岁。
姚启圣死于背疽，人生亦如悲剧。康熙并未因他的死，按例赐祭葬，给谥号。第二年九月，朝廷追究姚启圣修造船舶、军械亏欠四万七千两银子，应追缴。康熙帝感念其生前劳苦，免于追缴。而对于他殉职任上，却始终没有盖棺论定。
在此建功不少的福建巡抚吴兴祚，也以同样的悲剧落幕。吴氏识大体，除苛政杂税，死后仍被官民拥戴，呼吁将其作为好官祭祀。而姚启圣不然。
《清史稿》论及姚、吴、施平台之功时，说：“台湾平，琅专其功。然启圣、兴祚经营规画，戡定诸郡县。及金、厦既下，郑氏仅有台澎，遂聚而歼。先事之劳，何可泯也？及琅出师，启圣、兴祚欲与同进，琅遽疏言未奉督抚同进之命。上命启圣同琅进取，止兴祚毋行。既克，启圣告捷疏后琅至，赏不及，郁郁发病卒。功名之际，有难言之矣。大敌在前，将帅内相竞，审择坚任，一战而克。非圣祖善驭群材，曷能有此哉？”
至于徐元文弹劾姚七大“可骇”，未必不是康熙帝操盘，谴责他养兵怠战、拥兵自重！徐元文掌都察院，先后弹劾诸多高官权贵，个个坐实，唯姚启圣一人得脱。
难道姚启圣真金不怕火炼？非也！康熙借徐元文之力，严厉警告姚大帅怠政不作为。徐元文常任任经筵讲官，侍直内廷，深知帝意何为。康熙帝对姚启圣是极其不满的，不然，怎会在他的姻亲黄锡衮、施琅皆在高位时，不给个照顾性的好评？
乌头宰相险遇白头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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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的大学士中，魏裔介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
他入阁辅政时，年近五十，须发皆黑，人称“乌头宰相”。他是清朝唯一的先为谏臣、后升宰辅、历职长久之人。他条陈时事，涉及国计、民生、吏治、军事、文化，二百多条，“敢言第一”。清初“诸大典”多依其“奏议所定”。
史家说“清初相业，无出其右者”，他却懂得激流勇退，退居乡野，家居十六年，扑下身子干农活，人们不知其为老宰相。
他去世几十年后，雍正帝将其入祀贤良祠，乾隆帝追谥他为文毅公。
他在一首和朋友的诗中写道：“三代尚存惟我辈，百年独步见斯人。”能长达数十年地做一棵政坛常青树，若非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且知道舍得，是做不到的。他说：“高隐从来思济世，殷勤属我作良臣。”（《和纪伯紫》）
2
魏裔介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直隶柏乡人。他在顺治三年（1646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授工部给事中。此后，除了被派出山西做过一次乡试正考官外，他一直在中央政府工作，积极发挥着科道言官的监督作用。
他人微言轻时，敢于请求朝廷发文赈济灾民，严防地方官员中饱私囊、隐瞒诓骗。
同时，他又是一个不畏权贵、直言不讳的直臣。
顺治三年，摄政睿亲王鉴于多铎率师攻占南京，强推剃头令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反抗，急授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洪承畴，为“招抚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敕赐便宜行事。洪承畴派总兵黄鼎领进入六安州商麻山找到逃亡的张缙彦，并向多尔衮极力推荐这位老熟人、崇祯皇帝最后一任兵部尚书。
按多尔衮拉拢前明官员的政策，张缙彦可以明朝原衔出任朝廷要员。洪承畴力保他，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援引相关政策举荐他，但吏科给事中魏裔介说不可以。
魏裔介给多尔衮写报告，说：“缙彦在明朝，身任中枢，自流贼李自成逼北京，匿而不报，有卢杞、贾似道之奸，而庸劣过之。若复列朝班，恐贻羞士类。”（《清史列传·魏裔介传》）张缙彦执掌明朝兵部，李自成大军压境，他不但不部署防御兵力，而且私通李闯里应外合。李自成兵败退出北京，张缙彦逃回老家，向南明政权骗说自聚义军，虚功冒赏，受封兵部尚书兼总督河北、山西、河南军务。清军过境时，他主动跑去投降，却隐瞒身份，纸包不住火，他闻讯后又逃。
魏裔介对这种政治上无作为、气节上无原则、道德上无底线的文人，耻与同伍。清军入主中原，多尔衮争取怀有儒家政治理想的士大夫合作，怕引发朝野汹汹，故将张缙彦闲置。多尔衮死后，顺治帝亲政，才任命张缙彦先后做山东右布政使、工部右侍郎、浙江左布政使，并没按既定的前明官员原职任命的特殊政策来。
魏裔介很厌恶张缙彦。顺治十七年六月，已执掌都察院的左都御史的魏裔介弹劾顺治帝的大宠臣、文华殿大学士刘正宗，再一次牵出张缙彦，说他与刘是莫逆之交，为刘的诗集写序，“称以将明之才，词诡谲而叵测”（《清史列传·张缙彦传》）。
“将明之才”，本是张缙彦借《诗经》“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语，奉承刘正宗奉行君王命令，明察辅政，却被魏裔介反其意而用之，说他有反清复明之嫌。
张缙彦溢美的阿谀，成了刘正宗异心的罪证。
刘正宗本可以解释清楚，但心里似乎有鬼，在清廷大兴文字狱，严防世人对其正统性质疑和反抗的情势下，即便顺治帝再三给机会，也不辩白，反而咆哮朝堂。
诸王大臣会审后报告：魏裔介等所弹劾的刘正宗的罪行，经调查考讯坐实十一条……关于张缙彦称刘正宗有“将明之才”等语，夸刘之才将可助前明，而刘则欣然接受不加驳斥，以此推想刘、张预谋反清复明理所当然，按律应判处绞刑。
正为董鄂妃病重极度哀戚的顺治帝，对刘正宗网开一面，从宽免死，家产之半入旗，不许回籍。但对于张缙彦，顺治帝下旨没收家产，流放宁古塔，永不叙用。
3
魏裔介还未任职都察院时，曾做兵科都给事中，先后参倒剿抚孙可望不力的湖南将军、第二任续顺公沈永忠，以及督战对抗郑成功却失漳州的福建提督杨名高。
论品秩，福建提督杨名高为从一品，沈永忠的湖南将军也是从一品，同时是袭封的公爵，位列极品。魏裔介虽只是正五品的给事中，不再像明朝那样司封驳之事，属清望之官，但因他的秉公直言，监察成绩卓著，很快被升为左副都御史。
不久，他弹劾弘文院大学士陈之遴心术不正，营私植党，“当皇上诘问时，不自言其结党之私，力图洗涤，以成善类，而但云‘才疏学浅，不能报称’，其良心已昧”（《清史列传·陈之遴传》）。顺治帝有意善待陈之遴，没有接受部议“革职，永不叙用”，将其以原官发配到辽阳居住。两年后，陈之遴因贿赂顺治帝信任的太监吴良辅，被顺治帝以“不知痛改前非，以图报效，又行贿赂，结交内奸，大干法纪”，下诏革职，抄没家产，并将其全家流放辽东。他后来死于辽东尚阳堡。
魏裔介升任左都御史，成为了顺治帝的新宠，即便他对部下徇私监管不力，也对他从宽留任，加太子太保。他很清醒，主动做自我批评，虽被削去荣誉虚衔，但得以继续主持都察院工作，给了他后来成功弹劾大学士刘正宗、成克巩的机会。
康熙即位之初，四大臣辅政，魏裔介任吏部尚书。康熙三年，内秘书院大学士孙廷铨称“以父母年老，解职归养，闭户却扫，不与外事”（《清史稿·孙廷铨传》），魏裔介接任，入参机务，总裁纂修《世祖实录》。孙廷铨是不想陷身四辅臣与康熙帝权斗旋涡，主动请辞，但魏裔介身居要职，却作为不大，看来他在左右逢源，进退有据。他没有依附四辅臣中的哪一位，在鳌拜权势炙热时不登门拜访，从而博得了坐在龙椅上少年老成的康熙帝的好感。
4
康熙帝真正亲政，将班布尔善处死后，内三院之首的内秘书院大学士为巴泰和魏裔介二人。康熙九年三月，改内三院为殿阁，魏裔介为保和殿大学士。有人说保和殿为诸殿阁之首。然，那是乾隆十三年（1748）为了尊崇傅恒为领班大学士而正式确定的事情，乾隆三十五年傅恒死后，没有再设。魏裔介职事保和殿时，中和殿系衔，大学士为图海和巴泰，康熙二十年，图海病逝，不再设此职。
让魏裔介没有想到的是，康熙九年以其任会试正考官，会同吏、礼二部遴选新进士六十人，给他们分等级。御史李之芳举报魏裔介所定的上等二十四人中，有他暗中派家奴通风报信、招摇受贿产生的。
李之芳还说，魏裔介擅改任命其兄为运使的敕书，让他统辖知府，并使其子蒙混得到荫护的指标。此外，魏裔介与班布尔善关系亲近，互惠互利。
魏裔介反驳，他都是按规章制度来的，不存在假公济私，完全是李之芳的诬陷。魏裔介说，李之芳是刘正宗的同乡，是想为十年前的刘正宗一案进行报复。
双方争执不止，康熙帝派人详查，发现各有隐情，魏裔介存在没按制度得荫的问题，李之芳揭发也是事出有因。
魏裔介引咎辞职，康熙帝做了从宽处理，不对他削级罚俸。第二年，魏氏以老病请辞，得到了批准，康熙帝对他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说他“才品优长，简任机务，正资赞理”（《清史列传·魏裔介传》），希望他病好后回来复职。魏氏死后，康熙帝按惯例赐祭葬，但没给谥号，直至乾隆元年才对他追谥。这是很有蹊跷的！
帝王心术不好说，政坛就是一盘棋。此时操控棋局者，正是擅权自专的康熙帝。
有人说，魏裔介是功成身退。其实不然。若非李之芳的强势弹劾，魏裔介在仕途上可能更进一步，应该说康熙帝对他有了深度的不满，故而待其死后不盖棺论定。
年过五十的李之芳获得了康熙帝的重用。三藩之乱爆发后，他任兵部侍郎赴杭州总督浙江军务，参与平叛耿精忠。九年后，李之芳应诏回京，须发皆白，公卿士大夫莫不相顾叹息，康熙帝亦为之动容，升为兵部尚书。不久，李之芳托病回家。康熙二十二年，圣祖南巡，李之芳前往迎驾，随即被召回北京，出任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入阁办事，成为了一个权倾朝野的非常著名的白头阁老。
汉臣魏象枢忠君反被诬
1
《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记载，康熙帝谕大学士等，称原任刑部尚书、道学名士魏象枢，在康熙十二年底针对吴三桂起兵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反对发兵，说：“此乌合之众，何须发兵。昔舜诞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今不烦用兵，抚之自定。”康熙帝说，魏象枢“与索额图争论成隙。后十八年地震时，魏象枢密奏：‘速杀大学士索额图，则于皇上无干矣！’朕曰：‘凡事皆朕听理，与索额图何关轻重。’道学之人，果如是挟仇怀恨乎！”
康熙帝标榜自己敢于担当、责任分明、不听谗言，称魏象枢阻扰朝廷发兵平叛吴三桂，并反复说魏氏对索额图，借天灾说人祸，是公报私仇。
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初八，康熙帝对阁臣说：“汉朝灾异见，即诛一宰相，此甚谬矣！夫宰相者，佐君理事之人，倘有失误，君臣共之，可竟诿之宰相乎？”（《康熙起居注》）他继续说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发生强烈地震，魏象枢上密本，应对说：“此非常之变，重处索额图、明珠，可以弭此灾矣。”所谓魏氏密奏请杀之事，在原只索额图一人的基础上，添加了已经彻底被康熙弃用并限制人身自由的明珠。此时，索额图已于两年多前被饿死在宗人府禁所之中。
魏象枢借着宋学秉承清廷意旨，道学有些名不副实，但对清朝极尽忠诚。他绝对意想不到在他死后多年甚至几十年间，康熙帝一直拿他当攻击政敌的箭和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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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尚可喜第十一次疏请归老辽东，留其长子尚之信镇守广东。康熙帝准其退休，但以尚之信跋扈难制，决意撤藩。中和殿大学士图海、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等担心撤藩会引发三藩反叛，而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极力支持。康熙帝再命王公大臣及九卿科道会商，大家仍持两种意见。
康熙帝认为：一、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之利；二、吴三桂之子、耿精忠诸弟宿卫京师，谅吴、耿不敢变乱。于是，下令三藩俱撤还山海关外。
他没料到，是年十一月，吴三桂率先杀了云南巡抚朱国治祭旗，拘捕按察使以下不顺从的官员，发布檄文，自称“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佯称拥立“先皇三太子”，兴明讨清，蓄发，易衣冠，传檄远近，致书平南、靖南二藩及各地故旧将吏，并移会台湾郑经，邀约响应。
康熙帝发兵平叛，派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讨伐吴三桂。第二年初，命刑部尚书莫洛加武英殿大学士衔，经略陕西。
此时的魏象枢，还是一个位卑言轻资历浅的办事官员。康熙十二年，文华殿大学士冯溥举荐他，复出就任贵州道监察御史，以岁满加四品卿衔，擢左佥都御史。第二年二月迁顺天府尹，四月任大理寺卿，七月擢户部右侍郎，十二月转左侍郎。
官至户部侍郎的魏象枢，是没有资格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其扩大会议的。
康熙十六年设立南书房前，“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皇帝之下的最高决策机构，地位在六部之上，权倾部议。参与者主要是满洲的王公贝勒，为了协调满汉大臣矛盾，允许汉官大学士参与。会议可以扩大到九卿科道。九卿包括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正卿；科、道，指都察院六科绐事中及十五道监察御史。商定发兵时，魏氏正任职户部，无权与会。
因此，康熙帝称魏象枢反对发兵征讨吴三桂，是张冠李戴、借题发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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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打的是钱粮。康熙帝平叛三藩时，魏象枢作为户部大员，提交筹饷三疏，建议“确估价值以清浮冒，严核关税以防侵渔，慎用藩司以清钱粮”（《清史列传·魏象枢传》），严查地方官员利用征收财赋粮食中饱私囊，被康熙帝接受并行文执行。
魏象枢成绩卓著，康熙十七年升左都御史。他提出申明宪纲十事，说：“国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抚。原诸臣为百姓留膏血，为国家培元气。臣不敢不为朝廷正纪纲，为臣子励名节。”（《清史稿·魏象枢传》）康熙帝朱批“切中时弊”。
魏象枢敢讲真话，以整肃纲纪为己任，为清初直臣之冠。他以身作则，刚正不阿，所上的奏疏都是经过详细的调查而言，故而行之有效。
魏象枢是能臣的榜样，是廉吏的楷模，推动康熙中期出现吏治清明、廉吏踵起的风气。不料，康熙帝屡屡厚诬他是伪道学，为汉官弄出“背主”“误国”两大罪名，但雍正帝将其入祀贤良祠，乾隆下令群臣“言官奏事当如魏象枢奏疏”。
魏象枢执掌最高纪检监察机关，严惩渎职官员，清查贪腐枉法，积极荐贤举能。
魏象枢尊照旨意举清廉，“原任侍郎高珩、达哈塔、雷虎、班迪，大理寺卿瑚密色，侍读萧维豫，郎中宋文运，布政使毕振姬，知县陆陇其、张沐十人，皆得旨录用”（《清史列传·魏象枢传》）。所荐之人，官职有高低，地区有差异，但他没有像索额图、明珠那样拉拢官员、结党营私，而赢得了康熙帝的信任。
康熙十八年，魏象枢迁刑部尚书。他向康熙帝报告，他主管风纪，职多未尽，希望能像汉朝汲黯，留在都察院，为朝廷整肃纲纪。康熙帝甚慰，批准他以刑部尚书留左都御史任。他又先后拿下山西巡抚王克善、榷税芜湖主事刘源等贪官污吏。
第二年，康熙帝仍授魏象枢为刑部尚书，与侍郎科尔坤巡察畿辅，依法惩处豪强奸猾。魏象枢患病，康熙帝赐以人参及参膏，命内侍问饮食如何。四年后，魏象枢几次递交辞呈，才被批准。临行前，康熙帝召他入宫交谈，赐御书“寒松堂”匾额，令驰驿归。在其死后，赐祭葬，谥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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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康熙帝很快、反复地将他激赏的“寒松”，污蔑为背主误国之臣呢？
事情还得回溯到那次京师大地震，魏象枢与副都御史施维翰联名上疏，说：“地道，臣也。臣失职，地为之不宁，请罪臣以回天变。”（《清史稿·魏象枢传》）康熙帝特地上召象枢入对，谈到痛心疾首之处不禁泪流满面。
第二天，康熙帝召集文武大臣在左翼门，严厉指责：朝中大臣受贿徇私，会推不问操守；前线将帅克敌，焚庐舍，俘子女，抢财物；地方官员不问民生疾苦；狱讼不以时结正；诸王贝勒大臣家人欺行霸市，干预审案。
虽然没点名，但大家心知肚明，都认为此诏多为索额图所发，而举报者为魏象枢。
索额图在铲除鳌拜时立有大功，是康熙帝的叔岳父兼股肱重臣，人称“索相”，权倾朝野，干预朝政，不无贪腐。
康熙决意撤藩，索额图是主要的反对者。但打响平藩大战后，索额图是繁忙的筹划者。吴三桂派人行刺他，见其星夜整理军务，大义凛然，弃剑跪拜，称其良相。
胜利后，康熙忘了索额图运筹帷幄之大功，恨其当初不支持。他对新晋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等说：“吴逆倡乱，有谓撤藩所致，请诛建议之人者，朕若从之，则皆含冤霄壤矣。”（《清史列传·索额图传》）康熙帝感谢新宠的支持，不惜出卖旧人。
至于魏象枢借地震弹劾罪臣，给了康熙进一步敲打索额图的机会，说他“自任用以来，家计颇已饶裕，乃全无为国报效之心，朋比徇私。朕闻之已久，犹望悛改，未令议罪。今见所行，愈加贪黩，习以为常。若事情发觉，国法俱在，决不贷宥”。
康熙帝对索额图不满已久，早有出手的动机。魏象枢的检举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魏象枢死后，康熙帝重新起用索额图，授领侍卫内大臣，处理中俄边境纷争，参加平定准噶尔战事。事后，康熙帝反复重提魏象枢，貌似指责他建议把索额图甚至明珠当做导致天灾的人祸杀掉，无疑借尸还魂整活人，威慑索、明二相。
康熙帝借着要为清朝入主中原夯实合理性和合法性，探索“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正统性之由，不惜往他重用过或还在重用的汉官身上泼脏水，来为他对索额图、明珠进行终极打击，找到一个含沙射影的利器。
康熙的帝王心术是极其可怕的！他善于起用新人打击旧臣，如培育索额图攻击鳌拜，如提拔明珠、高士奇围攻索额图，更可怕的是拖出死者警示活人，厚诬曾被他盖棺论定的重臣，发出要彻底解决权力对手的强烈信号。
铁面御史为何惨遭康熙弃用多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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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新称帝的皇太极设都察院，采取富有民族特色的满汉复官制，长官为满汉左都御史。皇太极在品级上有厚薄，规定满员一品，汉员二品。但在权限上规定：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纵侵害皇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都察院都可以直言无隐。即所奏涉虚也不坐罪；倘知情蒙蔽则以误国论处。
皇太极干这样一件政治改革，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彻底解决即汗位以来的“国人朝见，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清太宗实录》卷十三）的权力僵局。他不想自己“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正黄旗一贝勒也”（《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故在天聪年间采取形形色色的手段削弱三大贝勒势力，终结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随即将唯汗为尊的集权统治推向皇帝独专的清朝皇权建制。
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他要进一步限制亲王贝勒大臣权力，维护皇帝权威，都察院应运而生，就是以一项强有力的监察制度督察臣下。
都察院肩负了监察、弹劾及建议的多项大权。左都御史掌察核官常，参维纲纪，率科道官矢忠职守，率京畿道纠失检奸，并参预朝廷大议。
康熙将鳌拜、班布尔善集团扳倒后，以南书房向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不断夺权，且令朝臣只是佐君理事之人，“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事无巨细，朕必躬自断制”（《康熙起居注》二百八十四），明确皇帝权力意志。职掌监察权的左都御史，在其绝对权威下，成了安排官员的高级职位，像同高士奇一起招摇纳贿的徐乾学、王鸿绪先后担过此任。
这，无疑是康熙帝的用人不察。但，康熙对他们不断护短。
徐、王之后，都察院来了一位铁面御史。他就是郭琇，康熙朝著名的言官和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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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琇是康熙二十八年五月擢升左都御史的，此前充经筵讲官，授吏部左侍郎。
他是康熙九年进士，做过地方七年知县，颇有政绩。（他被外放前的九年间，不知为何没有履历。）虽然没有卓异的嘉奖令，但有卓异的工作实绩。
康熙二十五年，江苏巡抚汤斌向朝廷推荐郭琇，说他“居心恬淡，莅事精锐，堪膺迁擢”（《清史列传·郭琇传》）。巡抚力荐自己的基层官员，而不能直接任用，可见当时县级主要领导不是省管干部，而是国管干部，人事任免权皆在中央。
吏部审查汤斌提交郭琇的任职报告时，说他的催缴银粮任务未完成，给了否决票。
吴江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为何郭琇在吴江干了七年，还存在上交任务的亏欠？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不是一个酷吏，不会为了升迁大搞漂亮的政绩。
对于他在吴江的作为，《清史稿》本传给了另一个说法：“材力强干，善断疑狱。征赋行版串法，胥吏不能为奸。居官七年，治行为江南最。”一个能干的官员，只因征收的赋税没完成，上级人事部门对他综合能力的考察就严重减分。
好在汤斌是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的状元，总裁修过《明史》，放任江宁前是康熙信任的理学名家、内阁学士。对于他的举贤荐能，康熙帝还是很重视，特批对郭琇专门进行考察。结果合格，郭琇出任江南道御史。
品级没有提升多少，但进入了京官体系，职权大了不少。他正好遇到治河名臣、河道总督靳辅与皇帝新宠、安徽按察使于成龙的治河大争论，从地方争到了朝堂。
大学士明珠支持靳辅开大河，修长堤，以抗海潮。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珏等支持于成龙，主张疏浚海口以泄积水。
于成龙是清官，大家忽略了他不懂治水，决定开浚下海。康熙原本公正裁判的天平，也有厚薄地倾向了于成龙，而慢慢对靳辅失去了信任。
争论并未因改了礼部侍郎孙在丰新主事，而告一段落。孙在丰明显支持于成龙，而导致靳辅更加被动。正在这时，郭琇一份弹劾疏，在激荡的廷争中惊起巨浪。
郭琇说：一、靳辅治河多年无功，听命于幕客陈潢，今天议筑堤，明天议挑浚，浪费银钱数百万，没有终止之期。二、靳辅今天题河道，明天题河厅，以朝廷爵位为私恩，从未收到用人得当之效。
康熙召集大臣们到乾清门，让郭琇与靳辅对簿公堂。
郭琇又报告，靳辅夺取民田，妄称屯垦，取米麦越境贩卖，阻挠开浚下海。
随即，侍讲刘楷揭发靳辅用人不当，河工道厅之中杂职人员一百多人，而治河无成，每年只听报告而已。御史陆祖修抨击靳辅“积恶已盈”，用舜殛禹做比喻，暗示朝廷将靳辅论罪处死。
康熙帝意识到郭琇们的奏劾有些不实事求是，不能定案，也看到了于成龙是河务的门外汉，但靳辅固执己见，反对者多，让他站到了大多数这一边，下令将靳辅革职，同时将郭琇升为佥都御史。当然，于成龙也被升作直隶巡抚。
郭琇没想到，由于自己同于成龙一样不懂水利，本着为朝廷着想的原则，却沦为了做了十多年河道总督的靳辅被政敌攻击的帮凶。他们都被升官了，都成了康熙和他南书房的御用文人们做局策划另一起政治大案的催化剂。
3
这件大案，即轰动一时的郭琇疏劾武英殿大学士明珠八大罪状。
案子由于成龙点火，告发明珠及其亲信大学士余国柱卖官鬻爵，导致地方库银严重亏空。康熙帝指示秘书高士奇，联合刑部尚书徐乾学草拟好弹劾疏。
徐乾学不出面，塞给郭琇一颗大桃子。郭琇当仁不让，义正言辞地举报明珠与余国柱结党行私，并列举了佛伦、傅腊塔及靳辅暗中交结的问题。
此疏一出，郭琇名震天下。
康熙帝下旨，革除明珠、余国柱的大学士，并令大学士勒德洪致仕。
对于此事，《清史稿·郭琇传》说：“大学士明珠柄政，与余国柱比，颇营贿赂，权倾一时，久之为上所觉。”康熙主导，为了避嫌自己谋划打倒明珠，于是显示出对郭琇格外的重用，将他迁太常寺卿，擢内阁学士，调吏部侍郎，做经筵讲官，最后封左都御史。
不到两年，郭琇辗转五个要职，还成了一任帝师。大家的目光盯着郭琇转，不会想到康熙帝及其亲信高士奇、徐乾学才是明珠案真正的操盘手和策划者。
让康熙帝、高士奇没想到的是，当郭琇执掌御史台后，便独力策划了一起惊天大案。
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即郭琇出任左都御史的第五月，他向康熙帝递交了一份报告，直指高士奇与原左都御史王鸿绪“表里为奸，植党招摇”（《清史列传·郭琇传》），给事中何楷、修撰陈元龙、编修王顼龄“依附坏法”。
郭琇直言高士奇“出身微贱”，是康熙因他“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直南书房供奉，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但他不安分，犯了四大“可诛之罪”，乃“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清史列传·高士奇传》）
康熙帝对于高士奇等的不法行径，心里是清楚的。他对他们有些放纵，就是要他们为自己的政治需要主观修史、打击侵害帝权的大臣。当郭琇揭开盖子后，他马上下旨：高士奇、王鸿绪、何楷、陈元龙、王顼龄俱著休致回籍。他迅速反应，不对他们惩戒，就是防患他们“恣肆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更多罪恶，为外界知晓。
为康熙争正统的高士奇们走了，给康熙肃贪纵的郭琇问题来了。御史张星法弹劾山东巡抚钱钰，郭琇弹劾满左都御史马齐，证据不足便是诬告。康熙不再说涉虚不坐罪行，严责他擅用法司，但称他耿直敢言，从宽免除革职治罪，降五级调用。
吏部推荐他为通政司参议，康熙命改推，最后索性命他以所降的级别致仕。
郭琇的问题却更加严重了。
先是江苏巡抚洪之杰举报他涉嫌吴江亏漕案，继而山东巡抚佛伦弹劾郭琇家族的系列问题，将他伯父、父亲和前明御史、农民义军扯到了一起。洪之杰是高士奇亲家徐乾学的心腹，而佛伦曾是明珠的死党。遭郭琇举报，他们自然不会放过郭琇。
朝廷派员至江宁调查，又查到他牵扯了一起巧取豪夺运船粮米案。部议将郭琇充军，但还是被康熙帝网开一面。
九年后，康熙南巡，郭琇赴德州迎驾。康熙回京后，给内阁下谕：“原左都御史郭琇，前为吴江令，居官甚善，百姓感颂至今。其人有胆量，可授湖广总督，令驰驿赴任。”（《清史稿·郭琇传》）康熙将郭琇三疏的历史功绩，悉数抹去了。因为他知道，弹劾靳辅是他偏听偏信，弹劾明珠是他倾囊相授，弹劾高士奇是因为他动了他的奶酪。故而对这样大胆的人，他是不会忘记的。
郭琇由退休之人，因为康熙帝的突然想起，成为了封疆大吏。郭琇上任后也不客气，多次恳求为贫困百姓豁免或减除赋税，但没想到在任一年多，疾病缠身欲辞职却被康熙以人才难得留任，结果又被几个人弹劾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惨遭革职。
十四年后，郭琇病逝乡里，连皇帝的一个谥号都没得到，只得个“寻祀乡贤，并祀吴江名宦”的乡里记忆。郭琇以著名“三疏”震动康熙中期吏治，并以廉正的形象影响后世。受他影响最大的弹劾明珠事件，《清史稿》称“郭琇抨击权相，有直臣之风，震霆一鸣，佥壬解体。盖由圣祖已悟其奸，而琇遂得行其志”，并未将康熙打击明珠之授意雪藏。
若非康熙拍板，郭琇也不敢妄动。
妄动，必然遭致厄运。
高士奇之流干尽了坏事，但他们是康熙帝需要的人。即便不法案发，康熙将他们贬为庶民后，还是想方设法地起用他们。而郭琇呢？荣耀之后的诸多劫难，似乎是康熙的另一份赐予。这，当是封建专制时代循吏清官的悲剧，也是国家法制约束不了帝王心术的悲哀！
朱国治，“三藩之乱”真忠烈抑或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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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康熙王朝》中的朱国治，貌似是一个悲剧英雄。
云南巡抚朱国治弹劾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势力坐大，恐有异心。与此同时，吴三桂也是举报朱国治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谁是谁非？在康熙帝的朝堂上，以索额图为首的权贵大臣，为了不惹吴三桂引发兵变，要求严惩朱国治。
皇帝下旨，朱国治披枷进京。康熙帝来到狱中，欲杀朱国治，但说杀他并非因他诬陷吴三桂，而是为给国家争取两年稳定，以后定当给他昭雪，子孙受封。
朱国治做出慨然赴死的样子。康熙却下令释枷，说杀忠臣自己岂非昏君，并下旨加官重任朱国治，重返云南，继续牵制和监视吴三桂。
此处设计周培公出场，为朱国治献策，让这个历史上是中和殿大学生、抚远大将军图海门客的师爷周昌，在电视剧中被虚构成了助力康熙逼降王辅臣、平定三藩的大将军。但朱国治受命监视平西王、死于吴三桂刀下，是真实历史。
朱国治原为江苏巡抚，于康熙元年因丁父忧不报告擅自回家守孝，被部议擅离职守之罪革职。康熙帝亲政后，下诏起用朱国治，补云南巡抚，提着脑袋赴命滇地，做康熙帝筹划撤藩大业的探路石。
鳌拜死后，少年老成的康熙帝威权自专，千里之外的吴三桂似乎闻到了少年天子的撤藩气息。于是，吴三桂与老部下重新部署计划，一边大肆找朝廷要这要那，一边网罗亡命之徒操练。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七月，吴三桂见康熙帝批准了平南王尚可喜第十一次提交的归养辽东的辞职报告后，遂乘势发出了移藩的最高指示，震惊朝野。于是，吴三桂也装模作样地请求移藩锦州，以探康熙帝的反应。
吴三桂原以为朝廷会忌惮他手握重兵，进行慰留，哪知康熙帝初生牛犊不怕虎，派人八百里加急送来撤藩令。康熙认为吴三桂之子、和硕额驸吴应熊，是控制在京城的质子，且与建宁公主已经生子，料想吴三桂因子孙投鼠忌器。而且，吴应熊也表明了“终守臣节，保全禄位”的态度。
当然，康熙帝明白“三桂蓄异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清史稿·吴三桂传》），派礼部左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傅达礼等前往云南，给吴三桂带来一份手诏：“王其率所属官兵趣装北上，慰朕眷注，庶几旦夕觏止，君臣偕乐，永保无疆之休。”同时强调“王到日，即有宁宇，无以为念”（《清圣祖实录》卷四十三）！康熙帝警示吴三桂：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
钦差会同吴三桂及云贵总督、云南巡抚等议商布置官兵防地、撤兵起行等事务，约定：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式移藩北上。朱国治对吴的配合很满意，于是请示皇帝在驿道上增设驿堡，调拨人员马匹，全力以赴地送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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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神不是那么好送的。吴三桂不甘心由威震一方的平西王、坐拥重兵的大将军，变成任人宰割的富家翁，决意铤而走险，表面上安排家人热热闹闹、匆匆忙忙地打包行李、财宝装箱，暗地里派心腹大将胡国柱、夏国相、马宝等，迅速带自己的人马扼守关隘。
开启战端，要师出有名，所以他命人准备檄文，自称“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他所奉的旨来自伪造的“明三太子”，而他屈节臣服了三十年的清朝皇帝成了他如今发兵讨伐的“虏”。
前次降清，已让同胞唾骂，降而复叛，他更要表示悔悟。于是，吴三桂在起兵前三日，约请巡抚朱国治、按察使李兴元、知府高显辰、同知刘昆到王府喝茶。
吴三桂要走了，朱国治等虽很紧张，但王爷有请，自然不敢怠慢。
吴三桂的茶不好喝。他不想走了，而要朱国治们跟着他一起造反，说只要朱大人们识时务，成功后可封王拜相。
这些官员虽都是汉人，但不想做反复小人，也不想背主叛国。朱国治当场大骂吴三桂是一个降后复叛的乱臣贼子。
朱国治之骂，戳痛了吴三桂的心窝子，被“开膛示众”（《研堂见闻杂记》）。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后，特地下谕说：“朱国治当逆贼吴三桂反叛之初，抗不从逆，遂被杀害。捐躯殉难，深为可悯！”并兑现荫其子的承诺。后来，雍正帝将朱国治入祀昭忠祠。《清史稿》也把他列入“忠义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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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待吴三桂反叛之事，朱国治虽被祭旗，却是气节浩然、慷慨赴死的忠烈人物。
然而，顺治十六年（1659年），贡生出身的朱国治，从大理寺卿的位置，被外调江宁任江苏巡抚，成了封疆大吏，有过弹劾、罢免庸劣累民的布政使陈培正的治绩，却在江苏干过两起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影响极坏的害民大案。
一起是著名的江南奏销案，一起是将著名才子金圣叹等斩首的哭庙案。
朱国治在任搜刮无度，人称“朱白地”，是一个羞辱斯文、不折不扣的酷吏。
《清史列传·朱国治传》记载：顺治十八年，朱国治疏言“苏、松、常、镇四府钱粮，抗欠者多。因分别造册，绅士一万三千五百余人，衙役二百四十人，请敕部察议”。他举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均为抗粮，建议朝廷将欠粮者不问官做得多大，不分粮欠得多少，在籍缙绅一律按名黜革，现任官概行降两级调用；秀才、举人、进士凡未完钱粮者皆革去功名出身。
某探花欠银一钱亦被罢黜，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等名士几乎全部罗织在内，一时“士籍学校为之一空”。
奏销案还未了结，顺治帝驾崩。苏州吴县正在发生抗粮哭庙事件。秀才们为声讨县令任维初贪酷，组织了一次请愿，跑到文庙先圣牌位前痛哭，发泄怨恨与牢骚。
秀才们哭庙之际，正值哀诏到达苏州，府衙设灵举哀痛哭三日。秀才们的举动被认为是触犯了顺治帝的灵位，犯下了大不敬之罪，朱国治下令，将请愿哭庙的诸生拘捕，送到江宁会审，严刑拷问，“拟不分首从斩决，妻子财产入官”（《清朝野史大观·金圣叹小传》）。
金圣叹作为哭庙文的起草人，被朱国治定为首犯，冠以“摇动人心倡乱，殊于国法”之罪，被判死罪，在南京三山街执刑。
惨烈至极！《清朝野史大观·金圣叹小传》记载：“同死者十八人。
呜呼！
专制国官吏之淫威，文网之严密，文人苟非韬晦自全，鲜有不遭杀身之惨祸者，况放诞不羁之金圣叹哉！”
《研堂见闻杂记》更是将奏销案和哭庙案联系一起，揭露行凶作恶者“抚臣朱国治既以钱粮兴大狱，又杀吴郡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适以丁忧罢”。
嚣张的朱大人心虚也怕报复，便以其父亡故按儒家礼教观念回家守孝，孰知他投效清廷被列入汉军正黄旗，而旗下者有不丁忧的规定，“守丧二十七日，即出视事”。他提交报告要延长守孝期限，朝议许其终制，另任韩世琦接替。韩氏还未到任，朱国治担心民众闹事揪住他不放，仓猝离职，轻舟遁去。
百姓拍手称快。但韩氏上任，见朱氏早就走了，于是报告朝廷。朝廷以大臣擅离汛地，拟降五级，而严旨切责，将血债累累的害人虫朱国治革职为民。
酷吏本性难改，后来复出的朱国治初到云南时，虽是带着皇命而来，却对吴三桂卑躬屈膝，称臣行大礼，想以结欢的方式，让吴三桂对这个肩负监视使命的朝廷大员输送利益。吴三桂很是厌恶，朱国治恼羞成怒，改屈节为密报，不无添油加醋，同时对手下也是克扣军粮。另外多次向下属官员索要巨额贿赂，曾逼着大理知府冯苏找吴三桂借三千两白银了难，很不得军心和民心，最后死于吴三桂刀下。
行刑者为吴三桂的女婿兼爱将胡国柱。有意思的是，前番朱国治杀了金圣叹后，苏州传有一首民谣：“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年圣叹国治杀，明年国治又被国柱歼。”（《平滇始末》）愤怒的民众寄望国家栋梁大臣严惩擅杀的朱国治，不意朱国治在云南遇到了胡国柱。
这是对他向来横征暴敛、滥杀无辜，有了一个貌似报应的惩罚。康熙帝的撤藩令，是让吴三桂感到人生茫然的政治攻势，而贪婪的朱国治却是强索不成反强迫吴三桂造反的一个元凶。
猪倌小于成龙做了治河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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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北京石景山区农委修建楼房，施工中出土一盒墓志，铭文写道：“国朝有清忠强直经济名臣曰两于公，皆讳成龙。其一官总督江南、江西兵部尚书，卒赠太子少保，谥清端。其一历官总督河道、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谥曰襄勤，则公也。”
墓主于成龙，字振甲，与“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同名同姓同时代，皆为康熙皇帝的重臣。前者祖籍东北，原为汉军镶红旗人，后经抬旗入镶黄旗，要比出生山西的汉人于成龙小二十二岁。故人们称前者为小于成龙，喊后者为老于成龙。
小于同老于一样，都没有取得进士文凭。老于以明朝副榜贡生加清代国子监进修，四十四岁入仕，被分配到南方刚收复不久的边荒之地罗城做县令。小于没读过几年私塾，给富户当过家奴养过猪，但因养父于得水原任阿达哈哈番（乾隆改轻车都尉），三十岁以荫生出任直隶乐亭知县。
小于虽在课堂上没读多少书，但很有民本思想和实干能力，在乐亭修学宫、劝开垦、免赋税，礼贤爱士，缉盗安民，深得百姓爱戴和上级赏识。他出仕一年便兼代滦州知州。滦州为直隶州，级别与知府平行。小于推行善政，深得民心，受罪犯越狱案牵连本该降职，但老百姓几次联名上书，请求上级让他留任，感动了中央下令巡抚金世德勘察他执政为民的真凭实据。
百姓代表着民意，小于得以恢复职务。
几年后，小于因没在限期内破案缉盗，依法又该降调。金世德为其求情，部议不准，但康熙帝下旨：“于成龙抚绥疲邑，与民相宜，其留任。”（《清史列传·于成龙传》）
吏部按规定办事，但康熙帝评估官员过错时尊重了民意，更加关注这位畿辅要津的青年官员，几年后破格提升他为通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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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知州很快在直隶巡抚衙门见到了与他同名同姓的于巡抚。老于和小于都是为百姓干实事的人，有共同的信仰，配合得很默契，见面互称于大人，不仅不会导致误会，还能拉近关系。
康熙二十一年，老于调任全国最富庶、情况最复杂的两江做总督。临行前，他专门给康熙帝上疏，说小于人才难得，堪当大用。
老于正式到两江任事不到两月，总督辕门所在地江宁的知府陈龙岩病逝。于总督初来乍到，而两江占了全国财政的一半多，形形色色的衙门都与朝廷重臣勋贵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江宁织造的负责人曹玺，是康熙奶娘的老公，获赐穿蟒袍，封一品尚书。而江宁将军（电视剧《于成龙》虚构是康熙的亲外甥赫里），是督率八旗兵防守江南的最高统帅，官居正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