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对亲王爵位看得更严苛，就是对他的亲儿子，也十分吝啬。
按电视剧《雍正王朝》中皇八子胤禩所言，皇子被封亲王，情理所在。然，终康熙一朝，除了老三胤祉、老四胤禛、老五胤祺被断断续续封为亲王外，皇长子胤禔二十六岁才因征战噶尔丹有功而受封直郡王，其他诸子多半是郡王，老九胤禟和老十四胤祯只是个贝子，还有多个幼子没受封。
《雍正王朝》第2集，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赴江南催款，当时的胤禛是贝勒，胤祥是贝子，还不是王爵，更莫说是亲王。胤祥的亲王，还是后来雍正登基嘉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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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爵位，除蒙古爵位外，关内有两个体系。
皇族宗室爵位，在清崇德元年定制为九等，顺治六年更定为十二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
皇族之外，有一个爵级，分为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以上各级又分为三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九级。
韦小宝就被金大侠借康熙的圣旨或嘴巴，封过二等通吃伯和一等鹿鼎公。反正是虚构，无所谓搞笑。
像顺治留给康熙的四大辅政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苏克萨哈，都是柱国大臣，满洲勋贵，在继承先辈爵位的基础上，最终也只是一等公。
遏必隆的一等公，是康熙六年四大臣请君亲政时，在其原来世袭二等公的基础上被加封的。
同时康熙特授首辅兼太国丈索尼一等公，世袭，当时被索尼推辞，康熙不准。至康熙十三年，索尼的孙女孝诚仁皇后驾崩，索尼的世袭一等公才正式确定。
当然，清初也确实封过五个汉人降将为王：定南王孔有德、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仲明（耿继茂、耿精忠袭封）、平南王尚可喜和义王孙可望。康熙接班时，孔有德和孙可望已死，顺治给他留下了“三藩”。
皇太极即位，鉴于自身势力有限，为了打败统治强大的明朝及声势浩大的义军，不断招抚明朝汉官汉将，许官封爵，采取分封异姓王，以汉治汉，作为招降纳叛的政治策略。五位异姓王的分封，对明朝廷的瓦解，后金的发展及至清军入主中原，起到了深远的作用。
异姓封王制的实施，导致了藩王割据，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清中央政权相颉颃。
康熙亲政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以军事手段平息了由撤藩引发的战争，彻底地废止了异姓王制。
清代异姓封王制度，只是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原由下实施的特殊手段，不能列入清代爵位体制中。政治强人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怎会让它死灰复燃？
可见，在康熙朝的异姓人士，要被封王是不可能的。尤其汉人要想被封亲王，是更不可能的。
所以说，《康熙王朝》要结束了，突然加了一出魏东亭受赏相王戏，且在千叟宴上安排魏东亭着龙袍王冠上场，画蛇添足，似要颠覆康熙撤藩的真实历史。
幸亏康熙没有“向天再借五百年”，不然必会厉声说不！
顺治崇汉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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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九年八月，圣祖“命改内三院为内阁，其大学士、学士官衔，及设立翰林院衙门等官，俱著察顺治十五年例议奏”（《清圣祖实录》卷三十三）。这是康熙帝清除四辅臣摄政痕迹的一个印记，他要恢复顺治从汉人那里学来的殿阁制内阁。
康熙冲龄践祚，顺治给他留下了四位爷爷级的辅政大臣。他们在大行皇帝灵柩前盟誓，竭诚辅佐幼主，报效先帝知遇，但上任伊始，就推翻了顺治的政体改革。
他们以顺治帝的口气，给他弄了一份罪己诏和十四条罪状，称他背叛了满洲。
《清史稿·世祖本纪二》记载，四辅臣给顺治帝裁定的首罪是：“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崇汉抑满，对于一个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主体民族汉族的皇帝而言，无疑是对祖宗的背叛。四辅臣不敢给故主定一条叛族罪，但继续说顺治帝对于明末重用文臣导致亡国“不以为戒，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
四辅臣之所以如此为之，荦荦大端，就是宣泄太宗以降，满洲保守势力对皇帝打压满洲亲贵、貌似崇汉抑满的改制的强烈不满。
康熙帝恢复了殿阁大学士，又牢牢地掌控着权力，事无巨细一人说了算。大学士们除了承旨书谕外，就是同翰林为康熙帝“论纂文史”，争天下最正的满洲正统。
康熙的血管里，有着满、蒙、汉三族血缘。他的生母佟氏，本是隶汉军正蓝旗的辽东汉人，母凭子贵，被康熙大张旗鼓抬旗入满，成为满洲镶黄旗冒牌的佟佳氏。
传言康熙祖母孝庄“太后甚厌汉语，或有儿孙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而胡运衰，辄加禁抑云矣”（《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更有甚者，认为清宫对汉人女子严防死守，要遵祖制，不蓄汉女，孝庄为罪魁祸首。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汉人降将孔有德死于非命，孝庄特将其女孔四贞接进宫，称“定南武壮王女孔氏，忠勋嫡裔，淑顺端庄，堪翊壸范”（《清世祖实录》），准备指婚给顺治帝为妃。
汉女所生的玄烨，在顺治帝有多个儿子的情势下，承继大统，不但得到了孝庄的认可和支持，而且在孝庄的竭力抚育辅佐下，斗罢鳌拜后撤三藩。康熙说：“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清史稿·后妃传·孝庄文皇后传》）足以说明，作为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深谋远虑，绝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孝庄要倚重四辅臣，作为抵御皇室宗亲对孤儿寡母虎视眈眈的屏障，故同崇满抑汉的四辅臣达成政治妥协，无奈地默认保守势力全盘否定独子顺治的政治功绩。
所谓顺治罪己诏，未必是孝庄对儿子不满的证据。但康熙外表张狂、独专、跋扈得很，内心却对满洲入主中原显得非常的不自信，于是任命大批量翰林汉臣到内阁、南书房做顾问、编史书、争正统；同时又将四辅臣崇满抑汉的国策进行到底，在所谓遗诏里宣扬“自古得天下之正莫若我朝”（《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五）。
有人认为，康熙帝像四辅臣一样，背叛了顺治崇汉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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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帝重视汉臣，是从乃父皇太极那里沿袭来的。
皇太极积极培养少壮派贝勒抗击不顺服的大贝勒，充分重用辽东汉人独当一面。
范文程为皇太极提出入主中原“定国策”，最得信任。崇德元年五月，已称帝的皇太极，将文馆改内三院，仿明朝内阁制优化皇权系统的决策参议机关。范文程、鲍承先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职掌撰拟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及辩冤词状、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官员文。
范、鲍与内国史院大学士希福、内弘文院大学士刚林，组成了皇太极的皇权内阁，参议政事，虽权力不及议政王大臣会议，但他们是每天活动在皇帝身边的人。
皇太极还经常向参将宁完我求教，接受他推荐的“四书”、《孙子兵法》和《资治通鉴》，以及明朝六部制度。宁完我参预机务，颇得圣心。若非喜好赌博，在天聪十年二月与大凌河降将刘士英赌博，遭举报，削世职，尽夺所赐，判给萨哈廉家为奴，皇太极组建内阁时，必然有他的一席之地。
皇太极占领永平后，以愿意为满洲政权效力的汉族士兵组建独立的汉军，起用为后金效命了十四年的明朝降将佟养性统领，并训练了一支装备了崭新的欧式大炮的炮兵。皇太极下令：“汉人军民诸政，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各官受节制。其有势豪嫉妒不从命者，非特藐养性，是轻国体、亵法令也，必谴毋赦！如能谨守约束，先公后私，壹意为国，则尔曹令名亦永垂后世矣。”（《清史稿·佟养性传》）佟养性成了后金所属汉人的首领，汉官们对他的指示必须像法令一样执行。
让皇太极没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顺治帝娶了佟养性大哥佟养真（后避玄外孙雍正胤禛名讳被改为佟养正）的孙女为庶妃，于顺治十一年三月生下玄烨，即后来的康熙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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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摄政睿亲王统兵入关，定鼎燕京，同时承袭了明朝旧制，建立起包括翰林院、通政使司等在内的一批官僚机构，并下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清世祖实录》卷五）。
大规模地吸收汉族政权先进的政体，引进前明降官投效新朝，就是要给汉人尤其前明官员、士大夫一个印象：朝代和皇帝变了，但国家机构职官与基本官员都未曾改变。这样的设置，有利于清朝在全国迅速地建立起稳固而有效的政权统治。
多尔衮学习明朝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衔提升品秩的做法，又新创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满汉复职制度，以内三院“置满汉大学士，不备官，兼各部尚书衔”（《清史稿·职官志一》）。此时的大学士，还是正五品，而且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擅权自专的多尔衮只将一些无关痛痒的普通事务，交给了汉臣主要站岗的内阁票拟。信义辅政叔王济尔哈朗也早早地发出了命令：“政事先白睿亲王，列衔亦先之。”（《清史稿·济尔哈朗传》）军政要务，都必须先报给多尔衮审批。
新建的内阁，权力操控在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亲贵的手上，完全不像明末的内阁及首辅那般具有足以侵犯皇权的相权。这，引起了明朝投降过来的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的不甘心。他们向顺治帝（实为摄政的多尔衮）提出反对意见：“国家要务，莫大于用人行政。臣等备员内院，凡事皆当与闻。今各部题奏，俱未悉知。”（《清世祖实录》卷五）他们不想做冗员和闲曹，不情愿干些“所票拟者，不过官民奏闻之事而已”。他们希望“按明时旧例，凡内外文武官民条奏，并部院复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所以防微杜渐，意至深远。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阁拟票，奏请裁定”。
多尔衮接受了冯铨等人的建议，扩大了内阁票拟的范围，但他很快借口部门周转太多、效率不高，规定“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才转到内阁走程序。汉臣享受了大学士的荣耀，但没有名副其实的大学士职权。
顺治帝亲政后，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忙于南北之争的汉人宠臣，他将信任的都拉入内阁，但又下严令，今后凡机密及参奏本章，都必须“实封进呈”，不得先报内阁知晓。曾任道光朝四川总督、云贵总督的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三中追忆旧事：清初“内阁大学士沿明制主票拟，然一一皆秉上裁，大学士无权也”。
看似尊荣却无实权的汉臣大学士，在顺治后期越来越多，甚至在顺治十五年超过了十人。是年，顺治帝改内三院为六殿阁，大学士中有九人为汉臣，仅巴哈纳、额色黑两名满臣作为点缀。看似顺治帝尊崇汉人，但参预重要机务的权力仍在以顺治帝和议政王大臣会议那里。大多数汉臣的内阁，只是处理日常事务的官署。
顺治十五年九月初七，顺治帝将内三院改设为殿阁大学士，以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系衔。这样的内阁结构改革，沿袭了明朝内阁制度。但，有汉官助力的完善者顺治帝，始终牢牢把内阁票拟大权操控在自己手上。汉人大学士在他的眼里，都是忙碌琐务的秘书，只能听命于皇帝做票拟记录者。
故，顺治帝曾说，大学士们职事票拟，却不过是照例拟旨，他们都不能获得尽情展示才华和谋略的机会。满人还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发声，汉臣仍是点缀附庸。
顺治帝驾崩前，内阁有八名汉臣，但他指定侍卫处四位满洲内大臣辅佐幼主。人数众多的汉人大学士，又俨然成了四辅臣与诸部院间有职无权的摆设。
质言之，康熙帝后来表现出强烈而不无狭隘的满汉情结厚此薄彼，不但受了四辅臣改制的影响，而且直接根源于顺治帝本身重用汉臣的别有用心。只是康熙帝旗帜鲜明地争天下最正，更偏激，但绝不是背叛。
康熙的正统之辩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法养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也。”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皇帝率诸王公大臣约蒙古各部落首领会盟多伦诺尔归来，古北口总兵官蔡元报告其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工部拟批准，怎料康熙以此谕驳回。
世人皆认为康熙之所以不再修筑长城，是因其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祖辈入关的经历中认识到：长城并不是防患固国的屏障，真正的长城在人民的心中，在富民强国，凝聚民族精神里。这断章取义丢了前文：“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那才是康熙心里盘算着的另一种政治策略：长城内外都是他的天下，今有提议修缮八旗子弟铁血破残垣的长城，是要防患北国冰天雪域再起龙吟气，还是指桑骂槐称其外族主政的不合正统？他岂能“兴工劳役”再修一道土工长城，重筑分割关内多民族与“三北”游牧民族的隔离墙，来时刻提醒自己来自关外，是强抢过来的“帝王治天下”之“本原”，而非由来有“自”。
满清自关外入主中原，以满族这一人数较少的统治民族高居中国顶层。康熙将从皇太极、顺治处继承的“满汉一家”民族思想，做了深化。他要做“中外一视”“天下一家”的共主，证明自家皇权体系是“大一统”的正脉。从其亲政以来的诸多大事：平叛三藩、收服台湾、兴废太子、以治兼道、出兵准部等来看，其都是谨终如始地精心构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康熙盛世。康熙帝主导的核心政治问题，即为满人“治天下”的合法性寻找“自有本原”正统的依据，不惜一切王霸政策法制，在武力征服到文治的转化过程中，既维系满族独尊的地位不致衰颓崩坏，又拒绝本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真实融合，强迫被统治民族承认和接受满清正统的合理性。姚念慈在《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8月版）中，不惜笔墨，爬梳满汉文字史料，揭示所谓盛世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把康熙标成了批判之的。
在中国成功皇帝的特色品质和独立人格中，历史背景的时代凿痕，传统文化的教养烙印，出身民族的性格陶铸，使他们具有雄才大略的伟美形象时，又有着不一样的事功悲剧：秦始皇统一六国，然没能改变二世而亡，亡秦必楚的血色宿命；汉武帝实现东西文化大融合，但没能避免继承者大权旁落；唐太宗谱就一曲贞观长歌，而晚年昏聩选择了孱弱幼主；宋太祖有陈桥兵变和杯酒收权的佳绩，也无法改变天下纷争的局面。元太祖的铁骑踏出最辽阔的版图，却留给后世无休止的民族争斗。较之于秦皇的威、汉武的烈、唐宗的智、宋祖的坚与成吉思汗的勇，康熙帝更多的是在大一统的实现上有着与众不同的帝王术。他于康熙五十六年首倡“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则直欲居历代正统之最，承前启后，实为有清一代最为重要之政治纲领。康雍乾三帝，皆不惜天子之尊，口诛笔伐，连篇累牍，蔚为奇观。姚念慈虽未否认康熙推行的各项政策摆脱了清初统治者赤裸裸的民族征服的遗轨，却有效批判了康熙肇始盛世强调满人“治天下，自有本原”的资本和荣耀。他所持的批判尺度，在书中分五篇逐层析理满清争正统的利与弊。
顺治中途逊位，玄烨以非太子承继大统，属临危受命。康熙冲龄践祚，虽有祖母孝庄支撑，但索尼、鳌拜等四大辅臣，或为三朝元老，或救过先皇，各成朋党，相互掣肘，自不会格外忠诚地侍奉孤儿寡母的尊荣。武将出身的鳌拜自恃功高，不将幼主放在眼里，却不料想少年天子坚忍而富于谋略，借力打力，终于独断乾坤。三藩为前朝叛臣，虽不敢公然对抗，但也在封地妄自尊大，时时叫板大清的外族统治。郑氏盘踞台海诸岛反清复明，藏疆蒙地居偏远世袭统治。这让以少数民族身份登极的满洲统治者甚是忌惮，忌惮他们质疑、效仿、反抗和冷战。他们在加强文治的同时，不排斥武力征服，哪怕是穷兵黩武多年征战，也不足惜。
玄烨一再强调“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最为关切如何维持祖宗家业不堕。他政治活动的全部内涵归结到极致，即保持满洲贵族在政治上的绝对支配地位。姚念慈视角独特，研究扎实，结论深刻，开卷以言官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心理阴影释例满汉关系，考辨魏氏密奏请杀索额图的真相与康熙的反应，揭开康熙隐秘在盛世光彩下的帝王心术。魏以敢讲真话、整肃纲纪而著称，被史家誉为清初直臣之冠。其两度为官二十余年，所上奏疏一百多章，言之有据，行之有效，堪称典范，乾隆曾下令“言官奏事当如魏象枢奏疏”。其整饬吏治的思想、刚直不阿的作风，影响康熙敢对叔丈、首辅索额图下手，推动吏治清明、廉吏踵起。此汉人还对戡定三藩立下大功。然三藩被平定，却使康熙不安：虚弱的汉人阵营相互利用、矛盾重重，京师大地震带动政局波澜，入关已久的八旗兵力日见颓废。八旗兵早期骁勇善战，从创制初的开疆拓土，到反明入关征战，到康熙前期对沙俄等几度用兵，都表现卓著。但在满洲种族等级思想影响下，养尊处优，沾染恶习，腐化沉沦，则纪律败坏，日趋柔弱，战斗力降低。三藩乱起，八旗军中竟无一人敢讨吴三桂，以至康熙不得不施激将法以励绿营：“自古汉人之叛乱，俱以汉兵剿平，岂待满兵之助耶？”平定三藩主要由绿营来完成，是归降的明兵消灭了降了又叛的明兵。此时去满清入关不足三十载，八旗兵竟不堪若此，自让康熙心影重重，盘算机关，思量如何利用汉人而仍尊崇满族，捍卫满人的绝对权利。
满洲权贵与八旗子弟的种种作为，让康熙对接班人的正统性、高标性都有了更多的考虑。他有慈父的一面，但对孩子的教育是严厉的，告诫不能学做无赖小人动辄恶语相向，训令须戒色、戒斗、戒奢华，让他们从小熟习骑射武功，长大后修学士农工商。他请亲近大臣视养皇子，且亲自抚养皇二子胤礽。胤礽为皇后赫舍里氏难产遗子，被封为太子，被寄予了很多殷望和挚爱，而集万般疼爱一身的同时，难脱权臣索额图之流拉帮结派导致的堕落厄运。康熙把对亡妻的恩爱与追忆，悉数寄寓此子，一再立废，至后来不论臣下如何谏议，亦不再重设新储，足见其对儿子不争气、参与党争、阴谋皇权的隐痛和无奈，感伤和苍凉。康熙对胤礽的三番立废，其实也是出于守卫血脉正统的考量，胤礽虽是皇二子，却是嫡长子，是宗法意识的唯一嫡子，故康熙在立废问题上甚是痛心。姚念慈依据皇太子出阁读书姗姗来迟的很多情景，及闹剧般地立废太子的上谕解读，考察康熙的情感变化，由最初的苍凉与感伤，到后来的内怯与猜疑，到晚年窘境的孤独与惶惑。
与其说康熙的帝王心术是在为盛世建设排除障碍，还不如说是他为争夺满清正统的政治心机。他建造孝陵神功圣德碑将顺治罪己诏上的罪行改为功德，他构建清太祖立国与起兵反明逐利政权的正义性，他粉饰明朝覆灭和清兵入关的传承性，他重建满洲传统融入历代帝王庙的合理性，他特尊辽金塑造满族统一中华的新格局……一切的举措，包括其身兼治道地驾驭群臣与天下，都是不遗余力地营造“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康熙盛世”，或“满清圣朝”。他不疑地启用降将施琅收复孤悬海疆的台湾岛，不倦地用兵准噶尔迫使噶尔丹放弃裂地称王。哪怕是那协助满人入关的前明帮手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在索额图等人看来，是大清的恩人，不宜削权而应封赏的，康熙也执意削藩。用一场延续多年、民不聊生的铁血征程，覆灭了意图翻覆的三藩势力。此举险些葬送了满清皇权，但对康熙寻求的满洲统治“天下一统”来说，确是一次良机。他派出户部侍郎赫寿进驻西藏，协理拉藏汗的西藏政务，相与为用，始建驻藏大臣。著名的仓央嘉措为摄政桑结嘉措寻立，但成了康熙利用西藏内斗惩处对手的牺牲品。康熙常以射猎为名，调兵遣将，行营立帐，策马布阵，巡幸四方。游移暧昧的青海蒙古与里塘胡必尔汗的争夺战中，康熙依旧是绝对的胜利者。虽然战争带给了百姓灾难和疾苦，康熙也曾自责率尔决定，以此为殷鉴，然他又不得不翦除内忧，长期征战形形色色的他族军事对抗阵营，对漫长历史、沧桑国家，何尝不是痛苦抉择中的理性取向。他惩治战乱的肇始者，而对被胁从者的处置，始终坚持律例裁夺。他自始至终捍卫着满清开国“得天下之正”，绝不容许其他政权游离于他的势力范围内。
姚念慈以“太后之丧与玄烨的道德诉求”为是书结语，佐证盛世心态与康熙内心的博弈与平衡，佐证他待满汉阁臣表里不一、厚此薄彼的弄权现实，试图重构康熙雄心壮志又不无压抑隐晦的心灵笔记，揣摩这位大帝心路历程的良苦用心，对于我们真实了解、把握康熙的谋略人生、历史作为，很有史学意义和学术价值。
《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是一本关于清前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勾画了康熙作为铁腕专断的强权人物的政治形象。但不否认，康熙理政谋国，不分满汉，对民族互仇的言行，甚是痛恨。其视天下一家，唯才不避远，朝廷上下，不乏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等道学之士，连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安多、徐日升等也位居要津，得到尊重和赏识。而当罗马教廷特使多罗欲设驻华代言人，拓展教宗的势力范围，约束传教士的行止，不让中国宗法制礼影响天主教仪式，使康熙意识到皇权受到了异域教权的挑战，他严词拒绝了。他要维护中国皇帝传统的权威和祭祖祀孔的仪轨，强令旅居的西洋人接受、服从中国的礼制。他洞察天下、思虑中国，却困囿于家天下或族天下的政治藩篱和王霸机心之内，作茧自缚，影响后世，长期闭关锁国，以“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天朝自居，很快沦为了英国人马戛尔尼断言的“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而贻误了与欧美相距甚远的现代化进程。
姚念慈反复论辩“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得失、利弊、残酷与惨厉，那是康熙毕生坚守且流传后世的政治追求和显耀。少数民族统治多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如南北朝，如辽金元，但真正少数民族实现大一统者，少之可怜，也短之可叹。即便最大的汉民族统治中国，如汉唐盛世，如朱明王朝，也多是没有实现大一统。清代的大一统远迈汉唐元明，而正统之争反较历代为烈。他们忽视了天下接纳他的统治时，其实也默认了他的正统，却不意他及其后人执政自危，危害了他们所爱的国家。此书全面解读康熙专制集权统治的数十年间，过多地为大一统和民族并吞而征伐八荒，并在打破民族、政治、社会、文化、宗教和现实的区隔，在生与死、血与火、爱与恨中饱含悲悯与狡诈、鼓角与钲鸣、机心与悲情，是一部耐人寻味而印证知见的史论专述。作者透视康熙盛世繁荣的背后，揭示帝王政争机心与人性欲望的此消彼长，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情感博弈纠葛，折射了生于少数民族的封建帝王隐示杀戮却寻绎正统的复杂情态，及权力场上顽强博弈者的精神疲惫与心理危机。姚念慈以史料为据，重返历史现场来窥探封建宗法制社会与天下一统政治脉动，洞见症结，针砭时弊，是一种既有高度又有难度的历史写作。他诠释了政争与正统、民族与天下、人情与皇权、虚无与血腥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蕴含着质疑和批判康熙权力人性错位的深邃内涵。
帝师熊赐履惨遭学生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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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于成龙》临近结尾却是高潮，两江总督于成龙怒斩江宁将军赫里。康熙帝说于成龙胆大包天，竟杀了皇帝的亲外甥，让朝中大臣陈廷敬捏了一把汗，就连于成龙自己也后怕不已。
但有一人很平静！他一语惊醒惶恐的于成龙：皇帝没有回复就是回复。
此人便是熊赐履。赫里是虚构的一品大员、皇亲国戚，但熊赐履却是真切切的朝廷重臣、康熙帝师。
熊氏，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入翰林院考试优等，由庶吉士授检讨，两年后出任顺天乡试副考官。
历史记住了熊赐履是一位理学名臣。康熙六年（1667年），他完成了人生第一部理学名作《闲道录》，向康熙进呈了在清初政治史上深具影响的《应诏万言疏》。
洋洋洒洒数万言，熊赐履敢对擅权自专的鳌拜说不！
他对尚未正式掌权的康熙帝报告，说内大臣鳌拜不能做“内臣者，外臣之表而也”（《清史列传·熊赐履传》），不整顿国家章程法度，纵容急功喜事之徒。
他指出，部院臣工大多缄默阿附鳌拜，托词为老成持重，其实尸位素餐不作为。
他怂恿康熙帝“申饬满、汉诸臣虚衷酌理，实心任事，化情面为肝胆，转推诿为担当”，要“汉官勿阿附满官，堂官勿偏任官司”。这，无疑是警告满朝文武不要以鳌拜为中心，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袒护懒政。
他强调：治国要领在于皇帝的治国理念，治国理念是政者处理各种重要事务的关键，是万事的起始。政府公务人员必须心正，心术不正是万万不能进入政府的。
这些胆大包天的话，虽不会句句致命，却也是招招诛心，在鳌拜集团崇满抑汉的疯狂时期，提出汉官独立、堂官自主，说到了正在同鳌拜争权的康熙帝心坎里。康熙皇帝正在为怎样壮大自己、削弱鳌拜，处心积虑，寻求合作。
于是，康熙帝重新祭起了貌似崇汉抑满的利器，对汉臣黄锡衮、王弘祚等给予重任，下令升熊赐履为秘书院侍读学士。
熊赐履受宠若惊，士为知己者死，再次上疏：“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
此时四辅臣，苏克萨哈被杀，索尼已死。康熙帝岳父之一遏必隆，是一个趋利附势的骑墙派，拍鳌拜马屁。鳌拜一家独大，威逼幼主。
法国来的传教士白晋曾说：“在康熙皇帝十五六岁的时候，也就是这些大臣辅政近十年之后，其中一位大臣（鳌拜）的势力开始膨胀起来。他把持了六部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只手遮天，十分嚣张。大臣们都不敢与他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熊赐履虽只是弘文院侍读，人微言却不轻，直陈朝政得失，说天下人都在期待聪明睿智的皇帝，重用儒臣，推行教化，改变鳌拜独掌朝政以来连年的“灾异频仍，饥荒迭见”，气得鳌拜嗷嗷地叫，假传圣旨，诘问熊赐履什么是“积习隐忧”。
熊赐履答道：实现太平则不乱，保护国家则无危。
鳌拜下令，熊赐履不是如实弹劾，而是夸大其词，沽名钓誉，降二级调用。
鳌拜的命令遭遇康熙的上谕，皇帝还是老大，熊赐履被免除处分。
康熙不露声色，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亲贵子弟练打架，以沉迷嬉乐麻痹鳌拜，又将鳌拜的亲信派出京城，以自己的亲信掌握京师卫戍权。他大网张开，一鼓作气拿下鳌拜，然后命议政王大臣快速审讯，给鳌拜弄了三十条罪状。
皇家少壮派、康亲王杰书执行清算鳌拜行动，以熊赐履智斗鳌拜事，给鳌拜弄了一款大罪：鳌拜因熊赐履弹劾，阴谋报复。
熊赐履成为了康熙帝的重臣，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先提升至国史院学士，继而任恢复内阁制的翰林院掌院学士。
康熙十二年，圣祖决定撤藩，熊赐履告诫撤藩必引起反叛。果然，“三藩之乱”爆发，熊赐履积极协助平叛，代拟《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宣布削除吴三桂平西王爵，要求云贵民众“各按职业，并不株连”，“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朕不食言”（《清圣祖实录》卷四十四），以收拢人心，孤立吴三桂叛乱势力。
继铲除鳌拜之后，熊赐履再次为康熙帝战吴三桂，打响诛心战。康熙帝下谕，熊老师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升为武英殿大学士。
康熙帝对熊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请他出任整理皇家档案的总裁官，负责编撰太祖、太宗圣训和孝经衍义，重修太宗实录。
2
清沿明拟票制，各处奏本送达内阁后，由阁员用墨笔预拟批答于浮票，再送呈皇帝朱批。
康熙十五年（1676年）六月，朝廷发生了一件拟票出错的嚼签案。主犯即熊赐履。
陕西总督哈占上报的抓获盗犯、引出渎职官员的报告，被误票“三法司核议具奏”，被人举报，康熙帝宽免处分。
某日，保和殿两大学士闲谈，杜立德对索额图说，此票原已拟签，有人舞弊改写。
索额图要查阅草签原件，杜立德说被人偷走。
于是，索额图联合中和殿大学士巴泰请旨，由吏部向内阁大学士、学士和中书等，严查拟票的改写偷窃舞弊案。吏部尚书明珠、郝惟讷报告，武英殿大学士熊赐履票拟错误，想诿过杜立德改写草签，后又偷走咀嚼而毁。
这还了得！票拟是阁员必须谨慎对待、不能出错的政治工作。一向谨慎的熊赐履错拟不说，还擅改诿过同僚，怕留把柄便销毁证据，失去了一个重臣该有的礼数。
康熙帝只能接受大臣们的建议，将熊赐履革职，送回江宁家居。故而，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奉命调任两江总督，正好遇到了熊前中堂被罢在家。
只是熊赐履生于前明大户人家，但乃父熊祚延在乡里组织团练守御农民军，耗资巨大，死于非命，其母以织布为生将他抚养成人，成了贫寒之家，加之他为官清廉，家里没有积蓄，在江宁也是几次搬家，过得很艰难。不料电视剧《于成龙》却给他安排了一个高门大户、亭台楼阁的奢华宅院，与史实严重不符。
他是前宰相不假，但日子苦却是真。康熙二十三年，圣祖南巡，见到奉命接驾的熊老师，“召对良久”，送了他一些御书和食物，给他写了一块“经义斋”的匾额。
四年后，康熙帝命熊赐履为礼部尚书，后任经筵讲官及武会试正考官、吏部尚书。不巧，熊赐履碰到了河道总督靳辅和另一位于成龙的水利大争论，被御史弹劾“窃道学虚名”不作为，险些被吏部降三级调用，直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才重新入阁，为东阁大学士，总裁编撰《平定朔漠方略》和《明史》。
3
曾在康熙朝做过刑部尚书的王士祯在《池北偶谈》卷四中记载：“今上亲政后，选翰林官直讲禁中，先在弘德殿，后移于乾清宫。讲官始则熊赐履，继为史鹤龄、孙在丰、张英、徐元文、叶方霭、张玉书、汤斌、归允肃。”熊赐履是康熙朝最早直讲禁中的经筵讲官翰林官，他有心将康熙帝教育成合乎儒家理学的理想帝王，“上陈道德，下达民隐，上每虚己以听”（《清史稿·熊赐履传》）。
大学者熊赐履成了康熙帝满意的师傅。经筵制度被正式确立，康熙帝又以“经筵体严时暂，工夫切实在日讲”，令熊为起居注日讲官，进讲于弘德殿，恢复起居注制度。一批信奉儒学的官僚，获得了与皇帝接触交流的相对固定的合法机会。
熊赐履鼓励皇帝多读书，多读汉人的儒家典籍、理学理论。他指出教育皇帝是建国之本，“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正宜慎选左右，辅导圣躬，熏陶德性。又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读书。不徒然从事讲读之虚文，不徒然虚应经筵之故事，不以天气寒暑而有停辍，不以日夜晨夕而有间断”（《清史稿·熊赐履传》）。
先帝顺治亲政后，表现出崇汉抑满，导致满洲亲贵大不满。后来四辅臣秉承孝庄懿旨弄的顺治罪己诏，第一条写道：“朕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漠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本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第二条为：“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问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这是公开向天下表明顺治帝未遵祖制渐染汉俗，重用汉官致使满臣无心任事。
冲龄继位的康熙，还未亲政时，对熊赐履的课很感兴趣，但权力掌握在四辅臣和太皇太后孝庄手中。四辅臣和议政王大臣，都是原来拼军功上来的武将变文臣，大多对汉儒文化不以为然。
孝庄虽喜欢汉学，但她骨子里偏爱满蒙文化。康熙五年九月，朝鲜使臣许积回国，向李朝显宗汇报。显宗问：“顺治好汉语，慕华制云，今则如何？”许积回答说：“闻其太后甚厌汉语。或有儿辈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则胡运衰，辄加禁抑云矣。”（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如此可见，孝庄是不赞成顺治帝和康熙帝深入学习儒家文化的。
康熙帝是深受祖母孝庄深度影响的成熟的政治家，敬终如始，在康熙五十六年特地颁布一份长篇“面谕”，宣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直接影响到后继之君雍正、乾隆秉承所谓的圣祖遗训，标榜清朝得天下之正。
一生倚重汉臣张廷玉的雍正帝，在著名的《大义觉迷录》中说：“本朝之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王，更为名正言顺。”乾隆帝更是在序《世祖章皇帝实录》中说：“自古得天下之正，未之有比也。”
正不正，顺不顺，不是哪个皇帝说怎样就怎样。历史的评判，是唯一的标尺。清军入关之初，如果不是统治者主动接受汉儒文化礼制观念，如果不是汉儒士大夫们本着建功立业的心态愿意合作，那么清初未必能从全球经济危机中率先鼎盛。
作为从明朝走进清朝宫廷的儒士熊赐履，对康熙教学的，是掺杂了理学思想的儒家文化。以程朱理学为清廷布政施行教化的根本，影响了康熙帝尊重汉儒文化，却未改变他灵魂深处的崇满抑汉，坚守一个一切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帝王心术。
康熙帝对熊赐履以年近古稀为理由请求退休，命令停职留薪，留在京师以备顾问。熊赐履死后，康熙帝赠太子太保，谥文端，还多次对吏部和内阁说，已故大学士熊赐履居官清正，学问优赡，让他很想念，不忘初心。
康熙帝不忘熊赐履的好处很多，如利用汉儒文化、理学思想成就帝王术，如为他与鳌拜、吴三桂政治博弈出谋划策，但忘记了如何消弭影响后世的满汉族群冲突与权力争斗。这是学生康熙帝的不足与背叛，也是老师熊赐履的不幸和悲哀。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中愤言：“自汤斌、二魏、熊赐履、张伯行之徒……诚谓媚于胡族，得登腆仕者，不足与于理学之林也。”
在强势的康熙帝面前，杰出的儒士熊赐履也是无可奈何的。
被康熙重用四十年的少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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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熙这个人，大家只要想到那道顺治罪己诏，就不陌生了。
《清史稿·王熙传》记载，顺治十八年正月，世祖病危，特召王熙至养心殿撰写遗诏。王熙伏地饮泣，不能下笔，世祖勉励他抑制哀痛，就在御榻前草拟第一条进呈。后来，王熙奏请移到乾清门撰拟，进呈余文，皆报可。当晚，世祖驾崩。
王熙时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加礼部尚书。他能够一挥而就，证明很明白顺治和政治情势的需要。他是顺治四年进士，入选世祖第一批日讲官，很得皇帝欢心。他于顺治十四年七月晋升弘文院学士。其父王崇简，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被举荐仕清后不断升迁，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此时正为国史院学士。
父子双学士，堪为佳话。顺治帝高兴地说：“父子同官，古今所罕。”（《清史稿·王熙传》）顺治帝命其为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充武会试正考官，擢礼部右侍郎。顺治十七年六月，王熙到景运门内值班。太宗天聪三年，清代词臣始有“入承儤直”之制，顺治亲政后多次命大学士、学士于太和门更番入直。王熙入直前，顺治特谕：“翰林院各官，原系文学侍从之臣，分班直宿，以备顾问，往代原有成例。今欲于景运门内建造直房，令翰林官直宿，朕不时召见顾问，兼以观其学术才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翰林院职掌》）五月后，王熙加礼部尚书，再次与其父同官。
此时的王熙，刚过而立之年。他勤于职任，成为了顺治帝晚年最赏识的汉臣。
他所代笔的顺治罪己诏，究竟是顺治帝的临终遗言，还是四辅臣授意而为之，当存疑。遗诏大肆责备大行皇帝“渐染汉俗”，不遵旧制，重用汉臣而“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对明朝亡国乃“偏用文臣”“委用宦寺”而“不以为戒”……林林总总的十四条大罪，历数他背叛祖宗崇满抑汉的既定国策，险些葬送太祖太宗创立的基业，没有一条涉及他的历史功绩和政治作为。自责的文字很刻薄！
王熙奉谕书写遗诏一事，《清世祖实录》不曾提及，只是强调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为辅臣，“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
顺治帝患痘，高度昏迷，即便回光返照，亦不免昏沉浑噩，怎能那样条理清晰地全部归罪于自己。遗诏有孝庄太后妥协、四大辅臣造作之嫌。四辅臣上任伊始，便裁撤顺治设置不久的六殿阁制内阁，恢复为关外旧制内三院，逐步加强满洲大学士人数。满洲保守势力重新抬头，抛弃了多尔衮、顺治帝承袭明制拉拢中原士大夫的新政策，利用遵循关外旧制使他们从制度上凌驾在主体民族汉人之上。
王熙掌管的翰林院，在一片“率循祖制，咸复祖制”（《清圣祖实录》卷三）的呼声中，被撤销了。本享有礼部尚书待遇的王熙，被安排回弘文院任学士，不久转任礼部左侍郎。后来，他因失察钱粮主人参加考试，被削尚书衔，降一级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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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四辅臣有意考验王熙的政治纪律。王熙忍受了这一切，直至康熙五年十一月，才被擢升为左都御史。这时是四辅臣摄政，康熙帝还是龙椅上无话语权的傀儡。
王熙恪尽职守，直言陈弊，弹劾各地督抚搞近亲繁殖，纵容不法，贪婪者侵害百姓，懒惰者贻误地方。他对六部满汉官员不作为、乱作为，进行了有效的监督。
吴三桂驻云南，尚可喜驻广东，耿精忠驻福建，三大藩王拥兵自重，逾越礼制。吴三桂发展最快，骄纵为最，擅任官吏，无视朝廷。其子吴应熊，以公主额驸居京师，散尽巨资交结大臣。三藩不断坐大，又不断向朝廷要钱，扩大自己的军队。
王熙第一个站出来，要求对三藩裁兵减饷。这断了三藩养兵的财路和建制，无疑要激起藩王们的强烈不满，但他的建议，则是提醒朝廷不要大干养虎为患的蠢事。
胆大的王熙，猛打三藩的伸手，且在康熙与鳌拜斗争白热化的时刻，还大胆地提请名义上亲政的康熙帝下旨颁发条例，详议王公、将军、督抚、提镇大小官员，如果仗着自己有钱有势，与民争利，或放纵奸商欺行霸市，都必须严加治罪。
鳌拜为何换一块地，就能矫旨绞杀大学士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康熙七年五月，王熙借天象说事：世祖“精勤图治，诸曹政务，皆经详定。数年来有因言官条奏改易者，有因各部院题请更张者，有会议兴革者，则例繁多，官吏奉行，任意轻重。请敕部院诸司详察现行事例，有因变法而滋弊者，悉遵旧制更正。其有从新例便者，亦条晰不得不然之故，裁定画一”（《清史稿·王熙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