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点名的批评，王熙采取了正评反批，充分肯定了顺治帝的政治作为，谴责了四辅臣背叛故主，“变法而滋弊”，将顺治帝的制度悉数推翻了。
索尼已死，苏克萨哈被杀，遏必隆作壁上观，鳌拜擅权自专。康熙帝暗自积蓄力量，剑拔弩张。终于有了一个不怕死的汉臣，抬出了顺治帝的政治功绩，大肆挞伐鳌拜四辅臣的胡乱作为。康熙命各院部遵旧制，删繁例，涉及数十项行政事务。
王熙由四辅臣的替罪羊，变成了康熙帝的利器，在鳌拜倒台前迁工部尚书。王熙向康熙举荐能干的黄锡衮，助力铲除鳌拜，后来极力推荐黄锡衮入阁，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左侍郎、武英殿总裁官，之后转任武英殿大学士管兵部事。
一个尚书，能向皇帝进言举荐阁臣，足见康熙帝对先帝师傅王熙，是非常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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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五月，圣祖欲撤藩时，特地将王熙调任兵部尚书。当年底，吴三桂起兵造反，朝廷震动，吴应熊的党羽在京城制造火灾。王熙及时请奏砍了吴应熊，传首湖南、四川，虽不能彻底震慑吴三桂，但激发了康熙帝一战到底的决心。
康熙帝对王熙是绝对信任的，命他专管密本。“汉臣与闻军机自熙始。”
康熙十七年，王熙丁父忧，康熙并未要他夺情，而是密切关心，待其守孝三年期满，“即家拜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清史稿·王熙传》）。
清初，极少数汉臣大学士能够出席议政王大臣会议，已是一份恩宠，故而他们于诸王面前，跪着对答，成了一种惯例。康熙帝接受汉臣的反对意见，规定自王熙起，与诸王会议公事，不必行跪拜之礼。议政王大臣会议，“非大臣跪诸王之地，亦非诸王受跪之时”（《清史列传·王熙传》）。即便见到康亲王杰书这样的少壮派军事权贵，平定耿精忠、击溃郑经退守台湾，建功巨丰，也不例外。
康熙三十年，王熙以足疾请辞，康熙不准，强调他是仅存的先帝老臣，精力衰颓，但老成练达，常伴左右，也使皇帝殊有裨益。直至康熙四十年八月，王熙在阁拜相已整整二十年，才获准致仕。康熙帝特加王熙少傅，于新年上元节宴请他全家，并派侍卫送去“耆老旧德”匾额及楹联，称自己没有哪天不想他。就是他人求赐御书时，康熙帝也感念王熙荣休在家，心里却时刻记挂着朝廷和皇帝。
康熙四十二年正月，王熙病逝，圣祖正南巡，特派皇长子、直郡王胤禔和内阁领班大学士马齐，前往祭奠茶酒，并特令胤禔行祭拜礼，举哀致奠。康熙说，大臣过世，皇子前往慰问，“从未施拜之礼”（《清史列传·王熙传》），但王熙是先帝留下的老臣，必须要胤禔代替他行拜礼。
十年过去，康熙帝追念数十年来的大臣，对王熙的评价甚高，说：“服官最久，尽力矢忠，保全名节。”盖棺再论定，是汉臣难得的荣耀。
那份顺治罪己诏，不论是世祖授意而书，还是四辅臣强奸帝意，皆是王熙不得不写的代笔。无论主使者是谁，都是给先帝的脸上抹黑，使之身后无端留骂名。但康熙帝破天荒地对这个捉刀者，给了顶级礼遇和赞誉。被迫代笔，情有可原。
康熙为了打造“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政治理想，以另一种修史争正统的方式沿袭了四辅臣对顺治满汉民族政策的彻底背叛，同时极力诬陷前左都御史、刑部尚书魏象枢反对出兵平藩，诬陷汉臣背主、误国。王熙挺身而出，说：“有苗格，乃会议时魏蔚州语，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然若如其言，岂不是误国！汉官移家故有之，亦多有否者，日久何从分别，岂不是背主！汉官负此两大罪之名，复何颜立于朝乎？”（《文靖王公熙行状》）指出康熙犯了偏听偏信的错误。
在康熙明确绝对权力意志的独专时代，内阁大学士只是佐君理事之人，大都不敢去触犯康熙帝“欲去之，则尽去之”的底线，但王熙却大声说“不”。
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王大胆！草拟顺治帝的十四款罪行昭告天下，他虽是临危受命，也要担不少被秋后算账的政治风险。他指责权倾朝野、煊赫一时的鳌拜及四辅臣背叛故主，反对康熙帝为争满清政权为天下最正的政治污蔑，更是一种冒险。
然而，他在大臣绝对不能侵犯皇帝绝对权威的康熙时代，却得以被重用了近四十年，死后还被康熙多次追忆，更被后继之君雍正帝入祀贤良祠，也算是汉臣一大奇迹。
大学霸徐元文遭“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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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昆山三徐”，亲兄弟皆有文名，都是超级学霸。老大徐乾学和老二徐秉义为康熙朝探花。老幺徐元文少小沉潜好学，考取功名最早，成绩也最好，二十五岁高中顺治十六年的状元。
顺治帝在乾清门召见徐元文，抚慰有加，回宫后兴奋地向孝庄太后报告：“今岁得一佳状元。”（《清史稿·徐元文传》）赐冠带、蟒服，封翰林院修撰。
顺治皇帝多次召见大自己三岁的徐元文谈心。某日，徐元文扈从到西苑，顺治赐他乘御马。他写下“空传枚马金门侍，只倚雕虫事武皇”，纪念如此殊荣。
浙江天童寺住持道芯禅师奉诏进京，顺治帝带着“学士王熙、冯溥、曹本荣，状元孙承恩、徐元文，至方丈问法”。事毕，徐元文没有对方丈表示谢意。喜好佛法的顺治帝，也没有难为他，反而介绍：此人大有见解，是朕亲自选拔的状元。
顺治帝很喜欢这个御用文人，但因过早驾崩，没有及时重用他，给予高位。或因徐大人陪同（未必是赞同）顺治帝爱佛法不爱江山，康熙冲龄践祚，四辅臣对徐状元并不礼遇，在同意他对有人奏停乡试副榜提出的反对意见后，借着江苏巡抚朱国治搞出的奏销案，将拖欠钱粮的徐元文降职调任銮仪卫。
按理，徐元文是先帝宠臣，先帝留下的四辅臣本可以干预，但索尼们并没有出面，而是批准徐元文请假回家，分辩事情原委。
解释不是难事，徐元文却花了四年时间才得以澄清。康熙八年，鳌拜倒台，幼主亲政，结束了四辅臣的执政时代，也结束了徐元文的蹉跎岁月。好学的康熙帝对于徐元文，久仰大名，分派他到陕西担任乡试正考官，迁任秘书院侍读、国子监祭酒，充经筵讲官。徐帝师“闲雅方重，音吐宏畅，进讲辄称旨”。
少年天子对三十五岁的老师很满意，就连不服管教的满洲子弟都很敬畏徐师傅。康熙帝说“后人不能及也”，升其为内阁学士，改翰林院掌院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在朱子《通鉴纲目》中选择有关国君品德、治国理民的事例为康熙帝讲读。
康熙帝称赞他讲得很精当，对自己的学问和政务处理大有裨益。为了表达他尊师重教，特令徐元文进讲结束后，免于行礼。
徐元文奉命教习庶吉士，恰好徐二哥会试得中，须参加学习。徐元文须按规定请辞教习任务，康熙帝做出特别批示：徐秉义就不参加了，徐元文继续组织教学。
康熙十八年，徐元文丁母忧还未服孝期满，就被充任《明史》监修总裁官。他到任后，推荐前明遗老李清、黄宗羲、曹溶、汪懋麟等共同编纂，吏部没有批准。康熙却批准了他的建议，但因李清、黄宗羲、曹溶三人年事已高，没能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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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徐元文任左都御史。他遇事敢言，从不阿谀奉承。平定三藩后，有大臣歌功颂德，请求康熙帝登封泰山。徐元文独持反对意见，说国家当务之急，不是搞那些礼仪活动，而是重振纲纪、整顿吏治、推崇清议、厉行廉耻、端正教化等。
同僚们觉得他的言辞太直，劝他不要上奏。徐元文坚持己见，毅然上奏。康熙皇帝对徐元文的建议颇为称赞，认为是合理的，于是免除了登封大典。
满大臣主张应以将军为主，和督抚共同处理地方民政。徐元文直言不讳：应当以督抚为主会同将军去处理。双方争论不已。最后，康熙皇帝听从了徐元文的主张。
徐元文对康熙亲政初期的吏治整顿提出了很多好建议。康熙十八年，朝廷定捐纳官到任三年，称职者升转，不称职者弹劾。然地方官员罕有以不称职而向上报告的。朝廷拟下令道、府以下捐银者，免题本上奏，照常升转。左都御史徐元文说：“国家大体所关，惟贤不肖之辨。三年具题，所以使贤者劝，不肖者惧。输银免具题，是金多者与称职同科。此曹以现任之官营输入之计，何所不至？急宜停止。”（《清史稿·选举七·捐纳》）
他恳求克复云南后，当即降诏中止捐纳，强调官府养士育才没有比质量更重要的。
他先后弹劾福建总督姚启圣纵恣谲诈，浙江副都统高国相纵兵虐民，两淮巡盐御史徇私包庇贪官等，只有姚启圣一人辩解获释。
他虽因涉嫌荐官不善，被处降三级调用，但很快被康熙帝诏令专门主持史局。不久代其兄徐乾学执掌都察院，且继续做经筵讲官，还做过刑部尚书、户部尚书。
康熙二十八年，徐元文拜相，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管翰林院事务。康熙帝说：“翰林掌院必文学淹通，众所推服者，始克胜任。凡翰林撰拟之文，亦须掌院删润成章。”（《清史列传·徐元文传》）并安排他并任《平定三逆方略》《政治典训》《大清一统志》及三朝国史的总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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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对徐元文的评价是，学识渊博，威望服众。
《清史稿》说：“康熙之政，视成、宣、文、景驾而上之，诸臣与有功焉。”徐元文便是功臣之一。
但，有人连续提出了质疑！
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左副都御史许三礼说，徐元文入阁办事后，收受江苏按察使李国亮贺礼银五千两，“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余秦桧”指前武英殿大学士余国柱，而“徐严嵩”指徐元文。被以前朝巨奸喻之，到康熙这却不了了之。
徐元文的主要工作是秉承圣意修史。他殚精竭虑，废寝忘食，遇到疑难处多次自掏腰包请教熟悉前朝的老人。他自知强势的康熙帝，组建南书房，旨在巩固皇权，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权力，故而他不学同僚索额图、明珠、余国柱等争权。
他被康熙帝倚重为心腹，但没有其兄、刑部尚书徐乾学那般会摸着皇帝的心思来事。《清史稿·徐元文传》说：“元文谨礼法，门庭肃然。”主持户部时经常为老百姓减负，查处贪官污吏，然而他却没有防止住几个儿子不断坑爹。
康熙二十九年五月，两江总督傅腊塔弹劾徐的儿子“不遵法度，彼此施威，朋比背恩，以官职为生理，公然受贿，扰害地方”（《清史列传·徐元文传》）的举报函，被放在了康熙帝的案头。
一、江苏巡抚洪之杰谄媚他入阁，特地给他弄了一块大金匾，绣了“瑞协金瓯，泰开玉烛”的大旗，送去一万两贺仪，由其次子徐树本收受。
二、地方采买青蓝布送户部，洪之杰和徐树本等以廉价购买，却报了一万四千两银子，私下分赃不少。
三、徐氏长子徐树声从京城回老家，去巡抚衙门，称带着紧急密信，对门吏动辄打骂。洪之杰闻讯，赶忙打开中门，鸣锣击鼓作乐迎进，不啻于钦差驾到。
四、洪之杰多项不法事发，部议革职，徐乾学、徐元文兄弟向康熙帝求情，给他降级留任。洪之杰送银子两万两，又是徐树本接受。
五、徐树声兄弟前去苏州承天寺玩耍，见琅山房恶僧富足，敲诈一千两银子后，嘱托巡抚只留下琅山房僧人，驱逐其他房好僧，激起民愤。
其实，大学霸出身的徐元文，以文名闻世，但他的儿子徐树声和侄儿徐树屏早年参加顺天乡试，一个尽写病句，一个文体不正，被革除举人功名，还差点给徐乾学惹了麻烦。徐元文在京城专心修史，他的子侄们在乡里敲诈勒索、招摇纳贿。
明珠的外甥傅腊塔总督两江，是带着特殊使命前往的。临行前，康熙帝嘱托他要以“天下廉吏第一”的已故两江总督于成龙为榜样。傅腊塔下车伊始，“清弊政，斥贪墨，谳狱尤明慎”，“疏劾大学士徐元文、原任尚书徐乾学纵子弟招权罔利，巡抚洪之杰徇私袒庇”（《清史稿·傅腊塔传》），列罪十五款。
傅腊塔很有官声和治绩。康熙三十三年，傅腊塔死于两江任上，康熙帝下谕“傅腊塔和而不流，不畏权势，爱惜军民。两江总督居官善者，于成龙而后，惟傅腊塔”，遣太仆寺卿杨舒赴江宁致祭，赠太子太保，谥清端，予骑都尉世职。十年后，康熙南巡，经雨花台，赐祠额曰“两江遗爱”。雍正中，将其入祀贤良祠。
因为遇到了清正无私（存在挟私打击）的傅腊塔，康熙帝宽免了徐家父子的罪责，但命五十八岁的徐元文提前辞职归里。一年后，徐元文抑郁而亡，据说是“惊悸呕血而死”，但畏罪是真的。康熙帝对他的两个哥哥还是很看重，甚至后来重新召回京城，但对“致仕回籍”的徐元文，既不按例赐祭葬，也不给个谥号。
清朝的大学士，若非被定罪制裁者，不被皇帝赏赐谥号进行盖棺论定的，是罕见的。徐元文作为康熙帝曾非常信任的老师兼史官，受到这份看似不可思议的政治待遇，让人奇怪。但可看出，康熙帝虽饶恕了他和他那几个坑爹的儿子，但对他们枉法还是耿耿于怀的。三年后，康熙帝下诏，要将徐乾学召回京城修书，不料徐老大已死两月，并遗疏呈上了徐编《一统志》，但是康熙帝并未感激地赐给他谥号。
能为满清政权入主中原修史争正统，为其天下最正的政治梦想造文史依据，纵然大臣及其家属干尽了坏事，康熙帝都是一再宽容放任。
但是，一旦人走了，茶便凉了，在帝王心术掩盖的霸权利己主义者康熙帝那里，哪怕是尊重的师傅，或者宠信的臣子，如徐氏兄弟，都不过是为其政治理想鼓吹谀颂之风的阶段性的交易者与合作者。
汉人张玉书拜相二十年红旗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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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满洲第一勇士”鳌拜成了阶下囚。年仅十六岁的康熙帝正式结束了四辅臣执政时代，开启了他长达五十三年的绝对权力岁月。即便他晚年精力衰疲，导致吏治废弛、皇子纷争，但最高权力还是牢牢地操控在他手中。
他强化自己读书的南书房，转化为皇帝办公室，选翰林文人入值。看似内廷词臣直庐，但初为文学侍从的中层干部，很快成为了帮助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预机务的政治要员。后来很多大学士，如张英，如陈廷敬，都是从南书房走出来的大佬。高士奇长期实职不过少詹事，却让曾威势一时的索额图、明珠吃了大亏。
康熙帝强化南书房，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并将内阁军政大权移入内廷，控制在手里。内阁赞襄机务，变成了承旨书谕，康熙帝明确表示大学士不得侵犯人主权力，以实现“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八十四）。无论巨细，他都要独裁。
康熙帝公开对首脑机构的大学士们说：“若等势重于四辅臣乎？我欲去之，则尽去之！”（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十四“本朝时事”）谁侵权，他便无情打击。
名曰告诫，不无警示，警示掌“议天下之政”（《历代职官表》）的内阁大臣，只是“佐君理事之人”，莫奢望臣权侵犯皇权，皇帝“以大权授人”（《康熙起居注》）。
康熙帝有宽仁的一面，也有冷酷的隐恶。索额图、明珠，曾是他极度信任的重臣，权倾朝野，不过昙花一现。他最爱的皇二子胤礽，前后做了近四十年的储君，一旦提前觊觎帝位，哪怕是风吹草动，就无法改变二度被废、拘禁幽死的政治命运。
他在南书房聚集了一帮汉臣，为他的政治意图修史。但他仍如四辅臣，旗帜鲜明地打出崇满抑汉的治国旗号，为满清政权争天下最正的大业造理论。
然，有一位汉人，在康熙一朝居官五十年，红旗不倒，还做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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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便是张玉书，也是从南书房走出来的政治明星。《清史列传·张玉书传》说：“玉书二十岁登仕籍，蒙圣祖仁皇帝知遇之隆，凡五十年，殁年七十。”
张玉书是顺治十八年的进士及第。顺治帝死于正月，这场殿试则在康熙帝继位之后。他参加庶吉士学习，三年后通过御试（即散馆），授编修。此后，他在这个七品文职京官的位置上，坐了十二年。这算是一个奇迹。
他大器晚成，三十五岁开始升迁，做过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左右庶子。他幸运地在四十岁前，以充日讲起居注官，被康熙发现，以进讲称旨，加詹事衔，还加了一级。“二十年，擢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二十一年十月，教习庶吉士。二十二年十二月，迁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清史列传·张玉书传》）
他坐了近二十年的冷板凳，终于在最后两年实现了“大跃进”，成为皇帝的新宠。
康熙帝打赢平藩大战，不少大臣奏请封禅志庆，却被张玉书等浇了一盆冷水。他们提出反对。康熙帝是清醒的，不但主动接受，且对张玉书们格外看重。
张父，前河南提学佥事张九征病逝，康熙特地派内阁学士王鸿绪代表皇帝，专赴张府祭奠茶酒。三年后，张玉书服孝期满，康熙帝将其擢升为刑部尚书。
人家服阕，往往官复原职。而张玉书被直接升了两级，进入了部院大臣序列。《清史稿·张玉书传》记载：“服阕，即家起刑部尚书，调兵部。”无疑，康熙对在家守孝的张玉书是很关注的，应该说他们之间有过深层次的互动。
复出不久的张玉书，带队前往江南，调查河道总督靳辅与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关于治河的第二场争论案；以及御史郭琇弹劾靳辅九年治河无功，耗费巨大，与明珠结党营私，私分河银案。张玉书深入基层，多方取证，秉公陈奏，使靳辅治河功过得以澄清，为康熙帝保住了一个治河名臣。
接着，康熙帝责成他调查杭州驻防满洲士兵扰民案，经他核实，发现这是一起无中生有的虚报案。张玉书请旨，将渎职的浙江巡抚金鋐、布政使李之粹革职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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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对能干的张玉书很满意，遂于二十九年授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康熙三十五年，圣祖御驾亲征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张玉书扈从，参与帷幄。他参与了康熙帝制定以逸待劳、诱敌深入的战术，以最小的代价杀得噶尔丹落荒而逃。
大军班师，朝廷庆功，张玉书率王公以下文武百官进表上贺。次年，张玉书总裁编修《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述康熙帝首次平定噶尔丹叛乱的始末。是书于康熙四十七年修成，温达领衔，玉书其次，实因温达为满人尚书新任文华殿大学士，位次居前。张玉书之后，才是陈廷敬与李光地。
康熙三十七年，张母染病，康熙帝手书《金刚经》五部以赠，并赐御食鹿尾。张母谢世，康熙帝复遣官赐祭，并御书“松荫堂”匾额。
第二年，康熙再次南巡，正在江苏丹徒老家守孝的张玉书，前去跪迎。康熙召其谈话，赏赐了不少财物。康熙前往明孝陵祭拜朱元璋，大书“治隆唐宋”四字，特命张玉书与两郡王将匾额奉安陵庙。
张玉书的孝期未满，康熙帝诏其回京，入阁办事。此后康熙帝南巡，张玉书皆扈从，被赏赐很多银子和物品。
康熙四十六年，河道总督张鹏翮请开溜淮套河。张玉书陪同康熙帝巡查工程。康熙看到计划开凿的河道上老百姓的坟墓极多，遂责备开河不当。张玉书建议采用明朝人白英提出的引汶水南北分流的办法，受到康熙赞赏。他又与康熙帝一起议定，疏通旧道，使其畅通，既节省开支，又方便商民。
三年后，张玉书以病乞休，康熙下旨慰留。第二年五月，张玉书随侍康熙巡幸热河，旧疾复发，医治无效，病逝于热河，终年七十岁。康熙诏令内务府监制棺椁，沿途拔夫护送回京。
康熙帝说：“张玉书耆旧老臣，久任机务，直亮清勤，倚任方殷。”（《清史列传·张玉书传》）并御制挽诗，亲书颁发，加赠太子太保，谥文贞。特命温达率翰林院官员、内务府总管前往吊唁，又遣皇三子诚亲王奠茶，赐白银千两为丧葬之用。
两年后，康熙帝再次下旨：“大学士张玉书久任机务，小心恪慎，懋著勤劳，朕追念难忘。伊惟有一子张逸少，著从优陞翰林院侍读学士，以示朕眷笃旧臣之意。”张逸少为甘肃秦州知州，康熙帝将服阕的他调入京师，升了两级。张逸少资质一般，治绩不高，但一直在康熙身边从事文职工作，《康熙字典》就有他一份功劳。
俗话说，人走茶凉。但张玉书死后多年，还被康熙的念旧眷顾，荫其子嗣，这是有原因的。《清史稿·张玉书传》说：“玉书谨慎廉洁，居政地二十年，远避权势，门无杂宾，从容密勿，为圣祖所亲任。自奉俭约，饮食服御，略如寒素。”
张玉书位高权重，却始终洁身自好、律己节俭，过着一个苦行僧的日子。
清人钱泳《履园丛话》卷一记载：刑部尚书徐乾学上朝要先吃上实心馒头五十个、黄雀五十只、鸡蛋五十个、酒十壶，这样下来，就能保证一天不饿。与他同朝为官的大学士张玉书“古貌清癯”，早餐山药两片，清水一杯，就能够一天不饿。
他们都是康熙帝身边的红人，两种人“竟日不饥”的摄取量不同，见证了他们居官处世的两种态度：徐乾学招摇纳贿，纵子妄为，屡遭都察院的御史们穷追猛打；而综观张玉书的政治人生，他是康熙朝极为罕见的、不见科道言官身影的清正之官，他除了有康熙的不断赏赐外，没有一个因犯法违纪的恩诏宽免。
他们身后荣辱更是两种命运，被革职的徐乾学，除了让康熙帝一声惋惜外，未得盖棺论定；久在中枢的张玉书，倍享殊荣，还被康熙帝一再追念，影响至今。
张玉书在宦海巨澜中急速前行，一帆风顺，体现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老话。《清史稿》说这一切，都源于“小心”二字。小心驶得万年船，为官更是技术活。
大清相国陈廷敬真受器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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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敬是一个著名的清官能臣，深得康熙帝的信任。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陈廷敬因耳疾乞休，被允准。没过半年，康熙帝又将他召回入值南书房。
十个月后，陈廷敬病逝，康熙帝派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率大臣侍卫前往奠酒，送去一千两白银治丧，并命各院部满、汉大臣凭吊。康熙帝还给内阁和礼部做出批示：“陈廷敬夙侍讲幄，简任纶扉，恪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淹洽，文采优长。予告之后，朕眷注尤殷。留京修书，仍预机务。尚期长享遐龄，以承宠渥。遽尔病逝，深为轸恻！”（《清史列传·陈廷敬传》）除了“赐祭葬如典礼”，还“加祭一次，谥曰文贞”。
这些话看似客套，但可见康熙帝对他很有感情，并以“宽大老成，几近完人”，作为对他的盖棺论定，与康熙说他曾最倚重的“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清史稿·索额图传》），霄壤之别。
后世对陈廷敬的评价向来很高，谈他的清正廉洁，论他的体恤百姓。尤其是王跃文在小说《大清相国》中说：“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电视剧《于成龙》渲染，若非陈廷敬在那个君王如虎、同僚似狼的权斗年代，鼎力相助，天下第一廉吏就得换人了。
陈廷敬对于康熙中期的廉政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以身作则，掌户部秉公理财，主吏部荐贤举能，管都察院依法监督，且对家人严格要求，堪称是一代清官、廉吏、能臣的楷模。
陈廷敬作为生于明崇祯十二年的山西人，顺治十五年中进士，改庶吉士。他的政治表现主要在康熙朝的前五十一年里。
他的政治履历上写道：顺治“十八年，充会试同考官，寻授秘书院检讨”（《清史稿·陈廷敬》），顺治帝正月驾崩，这次会试是在玄烨继位之初，还未改元而已。
这一年，陈廷敬二十二岁。陈廷敬一生有过二十八次升迁或调动，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官员任职的一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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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元年，陈廷敬告假归里，四年补秘书院检讨原官。复出的陈廷敬做过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学士。康熙十一年，他出任日讲起居注官，成为了青年天子的老师。康熙帝称“每日进讲，启迪朕心，甚有裨益”（《清史列传·陈廷敬传》）。
康熙帝给陈师傅安排了不少新职务，如武会试副考官，如经筵讲官，如翰林院掌院学士，如进南书房为皇帝的顾问。
康熙十七年，陈母去世，康熙帝派两名学士前往慰问，赐祭茶酒，并谕告礼部说陈廷敬侍从勤劳，给其母以学士品级赏赐抚恤。两年后，陈守孝期满，复任原职。
康熙二十一年，陈廷敬任会试副考官，第二年出任礼部侍郎。一年后，陈廷敬授吏部右侍郎，兼管户部钱法。他疏请改官钱以杜私铸，免铜税便民采矿。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陈廷敬被擢升左都御史，从一品。他成为了部院大臣。
陈廷敬提交了《劝廉祛弊请敕详议定制疏》，指出：“贪廉者治理之大关；奢俭者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当先使俭。”他以官员的衣冠、车马、服饰、器具以及婚丧之礼，指出奢侈导致贪污，节俭才能清廉，建议定朝廷服制，禁奢靡之风。
他建议慎选督抚，以公心爱民勤政廉洁为准，严饬地方公开赈灾钱粮账目，杜绝污吏贪侵害民。
康熙帝下旨纂修《三朝圣训》《政治训典》《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一统志》《明史》，以陈廷敬为总裁官，不久调任工部尚书，第二年又先后任户部尚书、吏部尚书。
陈廷敬出任多个部院的主官，甚至在他丁父忧两年期满后，还是大致按这个步调，在从一品中打转转，也没有像其他受康熙宠信的官员那样加个尊崇性虚衔。
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康熙帝升迁他做文渊阁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事，参预军国机务，成为“大清相国”。这一年，陈廷敬已经六十五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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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与陈廷敬有不少交集的诸多官员相比，别人都是年轻化：索额图三十三岁升任国史院大学士，第二年任保和殿大学士；明珠四十一岁被授武英殿大学士；张玉书四十八岁拜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就连李光地升任文渊阁大学士的年龄，也比陈廷敬小了两岁，但李光地从从一品（康熙三十八年任吏部尚书）到正一品，只用了六年时间。陈廷敬久在中枢任职，从从一品到正一品，半格之遥，他却用了十九年时间。
一步走了十九年。要么是本身治绩平平，要么是皇帝用而不重。作为康熙帝貌似最信任的重臣之一，陈廷敬忍一时不为耻，但长期不断换岗位而不见再升迁，甚至一旦出了问题，马上被抛弃而不酌情从宽处理。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山西道御史陈紫芝疏劾湖广巡抚张汧“莅任未久，黩货多端，凡地方盐引、钱局、船埠，靡不搜括，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亦按数派钱。当日保举之人，必有贿嘱情弊，请一并敕部论罪”（《清史稿·陈紫芝传》）。康熙帝命直隶巡抚于成龙、山西巡抚马齐、副都御史开音布前往查核，发现他在福建布政使任上亏损库银三十余万两，贪污九万余两白银，还涉及徐乾学受贿。徐乾学贿赂康熙左右，进言说：张汧用银，又有送银子者，陈廷敬也！收银子者，高士奇也，与徐乾学实无涉。
兵部尚书张玉书趁机弹劾与张汧有亲戚关系的陈廷敬。康熙帝明知陈廷敬被冤，却不闻不问。
陈廷敬上疏申辩：臣没有其他才能，但日夜勤政敬业，经常反省，不徇私亲戚，不阿臾朋友，对上恐负圣主隆恩，于下保全微臣小节，以免被人怀疑而恶语中伤。张汧是我的亲戚，但我与他泾渭分明。假使我稍微对他徇私、庇护，他则会感激于我，不会举报我。
陈廷敬表露心迹，想自证清白，不拿出证据，却说“自被谤以来，神志摧沮，事多健忘，奏对失其常度，虽皇上不加谴责，而臣心实难自安。且臣父年八十有一，倚闾悬望，伏乞圣心怜悯，准与回籍”（《清史列传·陈廷敬传》）。哀怜求宽容。
这段文字，传递了两个信息：一、陈廷敬引咎辞职，说自己黯然神伤，精神上受了严重的影响，不能理事。二、他要回家赡养老父亲，正好契合康熙提倡的孝道。
康熙帝赞赏陈廷敬言辞恳切，但还是作出了惩罚，即解除吏部尚书，不许他回老家，安排他继续总裁修书。
三年后，康熙帝宠臣高士奇与徐乾学内斗，相互弹劾。二人招摇多事康熙帝深为厌恶，把他们一块赶出京城，才召回了陈廷敬，再任左都御史。
康熙帝对陈廷敬并非真正的信任，可以说是用而有疑、用而不重。而最初坚决要对陈廷敬追责的张玉书，却被授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曾拉拢陈廷敬不得的索额图、明珠相继倒台后，康熙帝牢牢地把权力抓在手上，内阁出现几位白头大学士。陈廷敬六十五岁出任文渊阁大学士时，保和殿大学士吴琠已六十七岁。而像青壮派的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武英殿大学士马齐、文渊阁大学士席哈纳，都是康熙帝迅速提拔的新人。他们都没有实力与康熙争权！
陈廷敬第一次任左都御史时，张玉书刚守制期满任刑部尚书，六年后执掌文华殿兼管户部。马齐因审理张汧案而声名大显，于康熙二十七年由山西巡抚擢升左都御史，两年后与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一起列位议政大臣，在清朝历史上开先例，康熙三十八年担任武英殿大学士。席哈纳于康熙四十年十月任礼部右侍郎，第二年九月升文渊阁大学士。
陈廷敬位列大学士，排名最后，晋升最慢，慢得在清朝大学士中成了又一大奇迹。
康熙最辉煌的成绩，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签尼布楚，打准噶尔，“第一罪人”索额图都是主要参与者，而陈廷敬始终不沾边。他要么丁忧在家，要么免职在籍，或者在职而并没有可圈可点的赞襄筹划之功。这在首推军功、大学士以参预军机为重为荣为尊的大清王朝，是很让人怀疑康熙帝对陈廷敬的器重程度的。
康熙帝喜欢用谨慎的陈廷敬不假，却长期不尊崇其位，好在陈廷敬恪尽职守、敬终如始，没有被康熙帝和政敌们找到治罪的把柄。至于他死后，康熙帝派皇三子前往祭奠，这个看似尊荣的待遇，被康熙帝弃用多年的明珠，也走形式地享受过。
康熙何故放纵几个汉臣践踏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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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王熙传》中有一段文字，间接提及康熙帝给汉臣强加了“误国”和“背主”的两大罪名：
“平定三藩后，开方略馆。一日，上谕阁臣：‘当三桂反时，汉官有言不必发兵，七旬有苗格者。’又其时汉官多移妻子回家，顾学士韩菼曰：‘汝为朕载之！’菼退而皇恐。熙乃昌言阁中曰：‘有苗格乃会议时魏象枢语。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然如其言，岂非误国？移家偶然耳，日久何从分别，其移者岂非背主？汉官负此两大罪，何颜立朝？’”
康熙帝为标榜平藩居功厥伟，特设史馆撰《平定三逆方略》，详细记述他费时八年，平定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三藩之乱”，“逆寇荡平，诏赦天下”。
史官谀颂“圣祖仁皇帝特简八旗劲旅，迅扫欃枪。相度机宜，指授方略，剿抚并用，以次戡平”，让世人“既欣睹圣祖仁皇帝实兼守成创业之隆，亦弥仰我皇上觐扬光烈之盛云”。（《四库提要·平定三逆方略序》）
韩菼是撰述者之一。他于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任侍讲学士，一月后擢内阁学士，二十六年二月托病辞归乡里。圣祖污蔑汉臣绥靖强敌、举家逃跑，说于康熙二十四五年间。
圣祖说此话的诱因，为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发生大地震，左都御史（后任刑部尚书）魏象枢密奏要杀罪犯。古人按“天人合一”的观点，认为发生地震、大旱、暴雨等自然灾害，都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天子管理众生，如果失调出现人祸，上天就通过天灾给予警告。《国语》记载，公元前780年，岐山地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一语成谶，九年后，西周幽王被申侯和犬戎所杀而亡国。
地震引发朝廷剧震。释大汕《离六堂集》记载，“万七千人”丧失，北京城内死亡四百八十五人。清人董含《三岗识略·京师地震》说：“官民震伤不可胜计，至有全家覆没者……内外官民，日则暴处，夜则露宿，不敢入室，昼夜不分，犹如混沌。朝士压死者有学士王敷治、员外王开运、总河王光裕、通冀道郝炳等。积尸如山，莫可辨认……有李总兵者携眷八十七口进都，宿馆驿，俱陷没，只存三口……三海关、三河地方平沉为河。环绕帝都连震一月，举朝震惊。”
正为平藩大反攻运筹帷幄的康熙帝，赶忙下罪己诏，说：“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悚息靡宁，勤求致灾之由。”（《清史稿·圣祖本纪一》）他以此警告官员不得对百姓苛取以行媚君王，大臣不得结党营私，领兵大将不得放纵焚掠，蠲租不得不落实政策，刑狱不得冤枉平头百姓，王公大臣要约束属下不得侵害百姓。
康熙帝警示天下官员“在大法而小廉，政平而讼理”，本是道统和治统的根本，不料却成了非常时期的非常之法。待其打赢了平藩大战，却反过来要对付，甚至栽赃曾帮助过他的魏象枢等人。
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圣祖给大学士们作出特别批示，说魏象枢曾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反对对吴三桂用兵，“乌合之众，何须发兵”，“不烦用兵，抚之自定”（《清圣祖实录》）。康熙帝决意发兵时，魏象枢还只是一个普通的高干（户部侍郎），没有资格出席议政王大臣会议。
有资格出席的武英殿大学士王熙，说：“‘有苗格’乃会议时魏象枢语。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魏象枢不是当场谏阻康熙，被告密者掐头去尾改变了原意。
后来，韩菼写《文靖王公熙行状》再一次证实：“有苗格，乃会议时魏蔚州语，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碑传集》卷十二）康熙帝命韩菼撰《平定三逆方略》时，写进魏象枢反对对吴发兵，还说有汉官转移妻儿老小回家。韩菼很惶恐，问王熙是否属实，王熙力证康熙帝说了假话：“待缚我之东市，君乃载耳。”
康熙帝污蔑魏象枢，要让汉官背负“误国”“背主”两大罪名，无颜立于朝堂之上。王熙甚为忧虑，他找到了大学士明珠向康熙帝申辩。康熙帝承认他说魏象枢反对出兵，有汉官转移家人，并无真凭实据，而是得自传言。
康熙帝妄图把他的狭隘民族论强加给汉人，不料遇到了不怕死的王熙，不好意思地说：“朕固知此两事载不得也。”他言而无信，还是不断地说，关于他的起居注和实录，多次记录在案！
一个皇帝，拿着虚假的风闻奏事，反复污蔑已死多年的重臣魏象枢，说他为泄私愤密奏请杀满人大学士索额图，牵扯到整个汉官集团，激化满汉大臣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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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不露声色地为满清入主中原的正统论、合理性做准备。为了做成此事，他借了魏象枢一次密奏、死无对证来敲打举朝汉臣。他在驾崩前，还给后世君王留下遗诏：“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康熙为了给自己的出身贴金，特地将其本属汉军的生母佟氏抬旗入满！他在朝堂上挂了一块“正大光明”的大匾，标榜自己的公正，却为了满清统治的中华帝国正统论，阴险地以污蔑大忠臣魏象枢去污损未同他争权的汉官群体，又别有用心地、大规模地引进很有才情的汉官名士秉承圣意修史唱赞歌。
康熙帝大肆干预《明史》的编写工作，花大气力地编纂《大清一统志》等官修史书。
为康熙帝的政治理想修史者，主要是两批人，前有熊赐履、叶方蔼、张玉书、孙在丰、王士祯、朱彝尊等，后有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张英、励杜讷等。为了使这些人心甘情愿地为他的政治需要信笔纪述，他不惜给高官厚禄，在他们垂垂老矣时解决宰相待遇，位极人臣，官至极品，题词赋诗不无肉麻。
康熙三十一年，圣祖恢复被连降三级的张英的礼部尚书职务，命其仍兼管翰林院、詹事府，先后充任纂修《国史》《一统志》《政治典训》等总裁官。五年后，年逾花甲的张英，以年老上疏辞去兼管翰林院、詹事府事务。不久，康熙将张英提拔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精力并不好，以衰病再次乞休致，被允准以原官致仕。陈廷敬、李光地被授予文渊阁大学士时，都是花甲老人了。
康熙帝正值壮年，为何对这些老人和文人特别感兴趣呢？
一、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入值南书房出谋划策，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外朝内阁的权力，强化皇权。
二、借助汉人为自己重建儒家道统观和治统观，形成裁断学术的最高权威，在话语权上钳制天下人，使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承认满清统治得“天下之正”。
昭梿在《啸亭杂录》给出的答案冠冕堂皇：“仁皇天资纯厚，遇事优容，每以宽大为政，不事溪刻。”他却不敢提及康熙帝对魏象枢，生前优容尊崇，待其死后则极尽恶毒地污蔑，穷追猛打。
这只能说明一点，魏象枢耿直，不像那些能“朝夕谈论，无异友生”且唯命是从的儒臣，忠实地完成给他们布置的特殊政治任务。康熙帝不自信地修特殊的历史，以满足满清政权正统论，让主体民族汉族以为满洲统治，为天命所归，为德治天下，从而使当时人及后世对清朝的政治统治，从民族征服和民族屠杀的血色战争的印象中走出，淡化满汉之间的族群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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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战事频仍、国力虚耗，产生了新的矛盾。他以修史玩障眼法，让天下人在一个夸诞和矫饰的谀颂风气中，看到貌似“万民康乐安宁，天下兴盛”的盛世。
为此，“枉法诸臣，苟可宥者必宽纵之”（《啸亭杂录》），不但能宽恕的被饶过，而且像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之类，不断触犯甚至践踏国法，监察部门和地方官员多次举报，称他们“表里为奸，恣肆于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诛，罄竹难悉”，“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清史列传·高士奇传》），所犯的罪过足以杀几次头的，也都作罢！
康熙帝对他们搞团团伙伙心知肚明，却只暂时性地罢免他们的实职，而不进行实质性的惩处，还容许他们随意出入禁廷，甚至想方设法为他们的复出找理由。
康熙帝对这些不断违法的汉臣采取放任的态度，近乎理解地为他们的招摇纳贿找借口，说他们原是靠步行、穿粗布的秀才，一朝得道高升，住进锦绣华堂、坐上驷马车子，不贪污受贿怎能实现这等奢华的享受？为此，他强调这是不能深究的！
康熙帝为证明大清国立国即正，不惜以修史遮掩民族征服和部落造反，以破坏国家吏治作为代价，毫无底线地豢养以修史为名、暗生祸胎的御用文人。他在给后继之君留下继续为正统论进行保卫战的遗命时，也留下了一个吏治废弛、官场浑浊而国力空虚、外强中干的虚壳。
御用文人徐乾学坏事做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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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虽有清朝开国儒师之称，但以死累拒仕清。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帝师叶方蔼多次请顾出山，都被拒绝，顾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被革职回家的前武英殿大学士熊赐履，也去信顾炎武，邀其出来效力，顾炎武直言“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