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张英与侍读学士德格勒撰写起居注失误，被吏部题革职降级，康熙帝从宽处理。数月后，康熙帝命内阁学士李光地接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张英改任兵部右侍郎，不久调任礼部右侍郎。
李光地离职回乡省亲，康熙下旨，命张英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后兼礼部左侍郎，并管詹事府詹事事务。
此后，张英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工部尚书、礼部尚书，仍兼管詹事府事务、翰林院掌院学士。
期间，张英也受过连带处罚。他任礼部尚书三月后，一等公佟国纲所写的祭文被康熙斥“极为悖谬”，张英因未能详审祭文而被免礼部尚书。后来，张英又因教习庶吉士不严，曾被连降三级。
没过多久，康熙恢复张英的礼部尚书，命其仍兼管翰林院、詹事府，先后充任纂修《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
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六十四岁的张英以年老上疏，辞去了兼管翰林院、詹事府事务。但让他想不到的是，一年多后，康熙再次对他委以重任，任命其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成为了无实名但有实权的宰相。
历史上著名的六尺巷，就是张英的精神产物。张英在安徽桐城老家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两家宅地都是祖上基业，时间久远，对于宅界谁也不肯相让。双方将官司打到县衙，因都是官位显赫、名门望族，县官不敢断。张家人千里传书到京城求救。张英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豁然开朗，退让了三尺。吴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形成了一个六尺宽的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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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英只做了一年多的大学士，就荣休致仕，但康熙还是不忘厚待自己的老臣后人。
康熙四十二年，张英次子张廷玉授翰林院检讨，开始担任《亲征平定朔北略》纂修官。
第二年四月，康熙帝召张廷玉至畅春园，询问其父张英居家近况，张廷玉作诗二首，康熙龙心大悦。张廷玉当日奉旨侍值南书房，特旨带数珠，著四品官服色。
张廷玉在《澄怀园语》卷一写道：“辰入戌出，岁无虚日。塞外启从，凡十一次，夏则避暑热河，秋则随猎于边塞。”张廷玉入值南书房，早七晚九，每天侍君。他还11次陪同康熙赴热河、边塞办公巡视。康熙远巡遍历蒙古诸部落，“穷边绝漠，余皆洱笔以从”。
《清史列传》记载：张廷玉身居内廷，承袭父业，“久持讲握，简任机密”。
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张廷玉被授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按清朝官员品级划分，司经局洗马为从五品，翰林院编撰为从六品。
至康熙五十五年，张廷玉才被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随后充经筵讲官、武英殿试读卷官、纂修《省方盛典》副总裁官。康熙最后两三年，张廷玉被授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
对于张廷玉在康熙朝的作为和任职履历，《清史稿·张廷玉传》是这样说的：“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直南书房，以忧归。服除，迁洗马，历庶子、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五十九年，授刑部侍郎。山东盐贩王美公等纠众倡邪教，巡抚李树德令捕治，得百五十馀人。上命廷玉与都统讬赖、学士登德会勘，戮七人、戍三十五人而谳定。旋调吏部。”
足以证明，张廷玉在康熙朝，最高职位的品级，是从二品。这是康熙五十五年之后的事情了。此前，他不过从五品。
而胤礽首次被废，则是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以罪废拘系于咸安宫，同年十二月被释放。康熙四十八年三月，胤礽被复立为皇太子。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胤礽再次以罪被废黜，仍禁锢于咸安宫。
就是说，康熙两废太子期间，张廷玉虽在南书房当差，是康熙的大秘，但品级不过从五品。这够不上在廷议说话的资格，就连举荐新太子的资格也没有。《雍正王朝》中的康熙不是说“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二品以上”才能举荐新太子吗？
这时，从五品的张廷玉，更当不起“张中堂”的称谓。清朝的中堂大人，前提是殿阁大学士，要能至少管一部。部级衙门一般有一满一汉分坐于东西，当中是空的，如有管部大学士在场，便坐在中间，故称中堂。
张廷玉在康熙朝虽干过侍讲学士、内阁学士，而这与殿阁大学士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说，把康熙朝的张廷玉称谓张中堂，是一种不尊重历史的拔高。
只有待到雍正上台，张廷玉才迅速升迁为皇帝的首辅和百官的领班，成为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张中堂”。
《清史稿·张廷玉传》记载：“世宗即位，命与翰林院学士阿克敦、励廷仪应奉几筵祭告文字，赐荫生视一品，擢礼部尚书。雍正元年，复命直南书房。偕左都御史朱轼充顺天乡试考官，上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调户部……下督抚议行。命署大学士事。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年，进文华殿大学士。六年，进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七年，加少保。”
谁封魏承谟做了太子太保？
《康熙王朝》开篇，不是鼓角铮鸣的宏大战场，也非揭示主题的历史说白，而是安排小玄烨坐雪橇。看来天生是皇帝的命，连撒一泡童子尿，也被头顶尿壶撒一脸的老太监说：生龙活虎，大江东流。
剧本创造，确实很有艺术色彩。但这个艺术却湮没了不少历史的真实。
玄烨晨课迟到，师傅体罚伴读。太监走进来，传皇帝口谕，师傅魏承谟，成了太子少保。
皇子的师傅，就是太子少保？
魏承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原型该是清初皇太极的重臣范文程的次子范承谟。顺康过渡时，范承谟在翰林院、弘文院、秘书院当差，是有可能给小玄烨当过师傅的。康熙亲政后，范承谟升任浙江巡抚、福建总督，“三藩之乱”时被耿精忠逼死焚尸，被追封为兵部尚书、太子少保。
这样的人物，给皇子做师傅，本来无可厚非，但被称呼为太子少保，是有问题的！
先说太子少保是一个什么官。
追溯到周代，官制中设“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又设“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公”之副。“三公”和“三孤”统称为“师保”。
汉袭周制，于“三公”外增设“太子六傅”之职，专事对太子的教导。他们分别是：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合称“东宫三师”，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合称“东宫三少”。
隋唐之后，“太子六傅”已名存职异，一般作为一种荣誉性的官衔加给重臣近臣，并非实职。如宋代的岳飞、明代的于谦等因军功彪炳，亦曾被加封过“太子少保”的荣衔。明、清二代仍沿古制，给某些有功的大臣加上虚衔，以示恩宠，即便不封太子也会封有功之臣为太子少师。
按太子少保的本意来，此时的玄烨，只是皇三子，而不是太子。他的师父，就不是太子少保。
在电视剧中，顺治因为玄烨廷试得了第一名，奖励魏承谟晋升为户部侍郎。
清朝的太子少保为正二品，而户部侍郎是从二品。如果魏承谟是正二品太子少保，那么皇帝再给他一个从二品的官职，是升是降，不言自明，还谈得上什么奖励。
对此，只是电视剧的编导人员认为，既然玄烨后来成为了皇帝，那么他就是潜在的太子，所以给他虚构的师傅就相应虚构为太子少保。却不料因为不谙清朝官员品级制度，在随后的奖励中，又自己戳穿了一个胡编乱造。
降将黄梧讨封一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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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六年（1667年）初，十四岁的清圣祖很忙。他在为争取提前亲政谋划。他似乎成功了。首辅兼太国丈索尼率四辅臣及满朝文武奏请康熙帝，于七月七日亲政。
是年三月，一个名叫黄梧的南明降将，给康熙帝打报告，说：“臣自纳土归诚以后，窃计报恩必先灭贼，而灭贼必先用抚。故一面随征闽安，一面阴行间谍。十二年中，共招抚过伪官二百余员、兵数万余员，节经题报，有蒙赐封侯、伯且世袭者。惟臣之公爵未知何等及承袭次数，乞敕部定议。”（《清史列传·黄梧传》）
黄梧已然是公爵，此次大摆功劳，建功已经有我，功成必须赏我，要康熙帝给他明确爵位等级和承袭次数。
他最想封为最高等，世袭罔替，不然也不敢说自己战功赫赫。这是公然强悍地要。
康熙帝与四辅臣商议，最后决定满足黄梧的要求，以其实心效力、著有劳绩，定封一等公，准袭十二次。
清朝的一等公，是对异姓功臣的顶级奖励。当时，索尼为一等伯，鳌拜为二等公，遏必隆的一等公是捡漏袭封的，苏克萨哈只是二等子，在黄梧之后，他们才陆陆续续地进位一等公。而曾出卖故主多尔衮的苏克萨哈，没受封就被鳌拜矫旨擅杀了。
此时的康熙，并没有结束傀儡皇帝的命运。给他讲授过几何和算术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忆说：“顺治皇帝去世的时候，康熙皇帝还没有成年，于是顺治皇帝立下遗诏为他选择了四位大臣作为摄政，这本是无可厚非的选择。”辅臣联合摄政末期，鳌拜权欲急剧膨胀，把持了六部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只手遮天，十分嚣张。
黄梧之请，不啻于逆天。但他成功了！
他究竟是何许人也，敢如此直截了当地要定等级和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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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梧在明崇祯十七年做过平和县衙役，富有智勇，任侠豪迈。清军入关之初，福建是南明隆武政权的主要辖区。大海盗郑芝龙在福州拥立唐王称帝，改元隆武。
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招抚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洪承畴向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提出：招降郑芝龙。郑成功留父不成，分道扬镳，接过反清复明的大旗。
久有投郑之心的黄梧，与门役赖升密谋，杀知县，往投成功。郑成功非常赏识黄梧，委以中权镇左营副将，不久升英兵营统领。
南明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已由英兵镇镇帅改任前冲镇（今海澄）镇帅的黄梧奉命，与前提督黄廷、左先锋苏茂一同被郑成功派驻揭阳。
第二年初，清平南王尚可喜统兵万余，拿下揭阳，郑军损兵折将。郑成功论处揭阳丧师之罪，以左先锋苏茂轻敌致败，前冲镇黄梧、护卫左镇杜辉不及时应援反而临阵退却都该处斩。众将跪告求情，郑成功仅斩苏茂一人，杜辉捆打六十棍。黄梧寄下罪责，“戴罪代守海澄”。
郑成功御将以严著称，但性格过于刚强，失之偏激。苏茂轻敌寡谋，但勇于进战，负伤突围，本可从宽示警，以观后效，但郑成功坚决把他处斩，首级传示军中。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六记载，永历五年五月，施琅擅杀郑氏旧将曾德，郑成功断定他反形已露，密令援剿右镇黄山以商量出军机宜为名逮捕施琅之弟施显；同时命右先锋黄廷带领兵丁包围施宅，拘捕施琅和其父施大宣。施琅被捕后，在一些亲信部将和当地居民的掩护和帮助下，用计逃脱，匿藏于副将苏茂家中。
施琅《都阃安侯施公行述》说他被追杀，“以旧将苏茂仗义相周旋”，得以逃亡。
郑成功搜查不得，怀恨于心，因而借揭阳兵败处斩苏茂。郑成功杀死苏茂后，装模作样地哀悼“马谡非无功于蜀，然违三军之令，虽武侯不能为之改”。戴罪镇守海澄的黄梧知内情，害怕步苏茂后尘，于是与同守海澄的后冲镇副将、苏茂族弟苏明，密谋降清。
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二十四日晚，黄梧、苏明杀了总兵华栋等，带领部将八十余员、兵丁一千七百余名，把海澄县献给清廷，并带去了数百万计军械粮饷。
海澄是郑成功多年来投注了大量人力、物力建造的堡垒。黄梧之降，使郑成功失去了一个拱卫厦门的重要据点。
定远大将军、郑亲王世子济度向清廷请旨。顺治帝封黄梧为海澄公，给予敕印，开府漳州，弹压闽南。顺治还追封黄梧祖上，赐金在他老家营造宗祠。黄梧甚感新主之恩，实心任事，戮力征战、屡建战功，为清廷死心塌地地追剿郑成功势力。
黄梧联手新任闽浙总督李率泰，对郑成功的势力范围，攻城略地。
李率泰为第一个降清明将李永芳的次子，有勇有谋，善于用兵，能与士卒同甘苦，随多尔衮入关后，在进攻李自成军、打击南明桂王政权的战役中立下了大功。
黄梧对郑成功的军事布防、兵力部署，了如指掌。他一边加紧攻击故主，一边倾囊献策新朝，提出所谓的剿灭郑逆五策，帮助清廷招降纳叛、行攻心战。
李率泰进言顺治帝，称郑芝龙不宜流放宁古塔，那里离海近，怕他趁机逃走，祸患更大。此建议是黄梧给的：“成功父芝龙虽经禁锢，尚未伏诛；天下人心以为朝廷欲留之以抚其子。自海澄内隶以来，成功势力已绌，犹藉其父赍书下海，扬言抚局已成，致沿海人情摇惑，诸伪镇之欲投诚者反多观望，官军亦未敢尽力翦除。必速诛芝龙，则海上联翩投诚，而独夫坐擒矣。”（《清史列传·黄梧传》）
他要杀了郑芝龙，迫使郑成功集团内讧。在黄梧的眼里，当初赏识他、提拔他、重用他的故主郑成功，已然是一个“独夫”。他忘记了，是郑成功给了他跳板，不然他顶多在平和县衙做个捕头，哪有机会成为清廷开疆拓土的马前卒。
降将受恩新朝，对故主的复仇，以怨报德更疯狂。
他亲自率人，掘开郑家祖坟，曝骨荒野。按理，他与郑成功并无深仇大恨，但也因其丧心病狂而彻底成仇人。
他卖力围剿故主，清廷也慷慨：加太子太保，给足兵将配置，赐金匾“勋高九锡”。
3
相较于“开清第一功”的洪承畴，黄梧是殊荣登极。洪承畴以大学士致仕，朝廷几经争论，四辅臣才以康熙的名义，授以三等阿达哈哈番（轻车都尉）世袭四世。
轻车都尉还算不上正式的爵位。而先于黄梧降清而后有平台大功的施琅，也只封了一个靖海侯。清初替满人打天下的五大汉人异姓王：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义王孙可望，要么死于非命，要么几代而亡，都不如黄梧世系，袭封至清朝覆亡，且有一人封郡王。
康熙十五年（1676年），郑成功之子郑经派军围攻漳州。第二任海澄公黄芳度率将士抵抗，因有叛将吴淑引敌破城，率兵巷战力竭，投井身亡，年仅二十五岁。其母、妻自缢，他的两个亲弟及叔父、堂兄等三十多人，慷慨赴死。
郑军找到黄梧的坟墓，开棺戮尸，以示对叛逃者兼报复者最严厉的惩罚。
康熙帝闻讯后下旨：“海澄公黄芳度矢志忠贞，保守孤城，剿杀逆贼，屡建奇功。叛将通贼陷城，阖家殉难，以尽臣节，深可悯恻。可优赠王爵，谥以忠勇，照多罗郡王例，遣大臣致祭。”清代异姓大臣死于战场，追封王者，黄芳度第一人耳。
黄芳度死后无子嗣，海澄公的爵位转给了黄梧兄子袭任。至康熙二十九年，才以黄梧侄孙应缵为芳度嗣子，得以传后。
以灭门绝嗣、爵归侄系的代价，换得这般死后哀荣，若黄梧地下有知，是否会为故主之子联手又一个叛将复仇所致，而懊悔变节投效后负恩寡情地剿杀故旧呢？
著名的迁海令，闭关锁国，也是黄梧提出的，尔后由黄梧力荐的施琅积极推行。
欠粮举人黄机成“太平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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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八年，江苏巡抚朱国治造册上报，疏言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均为抗粮，建议朝廷将欠粮者不问官做得多大，不分粮欠得多少，在籍缙绅一律按名黜革，现任官概行降两级调用；秀才、举人、进士凡未完钱粮者皆革去功名出身。
《研堂见闻杂记》记载：“抚臣朱国治既以钱粮兴大狱，又杀吴郡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适以丁忧罢。”这起奏销案，闹得朱大人心虚也怕报复。他总计黜降13517人，不少人被逮捕，械送刑部议处。某探花欠银一钱亦被罢黜，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等名士几乎全部罗织在内，一时“士籍学校为之一空”。康熙三年公务员国考在北京举行，有人举报有欠粮举人混入考场。
四辅臣下令彻查，礼部右侍郎黄机监管不力，被立案审查，要降一级。有权臣出手，借了尚未亲政的康熙帝的圣旨，让黄机留任戴罪立功。这一留，他又干了两年，于康熙五年转任本部左侍郎。都是侍郎，品秩相同，但在位列上发生了变化。
黄机是很有能力的，很快，四辅臣决议，将他擢升为礼部尚书。
黄机是顺治朝留下来的大臣，除当过一届江南乡试正考官外，一直在弘文院办差。顺治十年二月，世祖到弘文院视察，命黄机也写一篇关于柳下惠的文章。顺治帝看完后，很满意，特地赐茶。今天领导请部下喝茶，要么是出了问题进行内部审查，要么另有任用找他谈话。顺治帝的赐茶，是奖励，也是重用的信号。
果不其然，黄机先到詹事府左春坊做左中允，后来被召回弘文院做侍讲、侍读学士，级别到了正四品，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进入了高干的行列。
顺治帝的知遇之恩，黄机感激涕零，于是说“自古圣仁之君，必祖述前谟，以昭一代文明之治”（《清史列传·黄机传》），建议仿效唐修《贞观政要》，明修《洪武宝训》编选太祖、太宗圣训，“辑成治典，钦点鸿名，颁行天下”。黄机夸顺治帝是“圣仁之君”，将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君王，挠得心痒痒，赶紧下旨“此奏有理”，黄机主持纂修。黄机因此调到国史院做侍读学士，充任武会试正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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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涉案欠粮举人参考的劣迹，黄机的升迁应该更快。毕竟他是顺治帝看重的人才，经常出现在皇帝身边，自然与内大臣出身的四辅臣有往来。
康熙六年五月，礼部尚书黄机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府乱搞摊派、截留财政、中饱私囊、官逼民困，兵丁私放营债、欺行霸市、欺压民众……“此四者皆民穷之源，而责任全在督抚”（《清史列传·黄机传》）。
黄机大胆放言，指责四辅臣执政吏治混乱，有官逼民反的危险。四辅臣和康熙帝都接受了他的直言不讳，并按他的建议进一步严查各省督抚的不法行为，从严治吏肃反贪腐，同时“对各省藩王、将军、提督，如有不法害民之事，督抚得以纠劾”，严禁官员们讲情面官官相护。
这只能治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鳌拜率先破局，大肆圈地，结党营私。但黄机没有逃避，冒险进言，证明他是一个洞若观火、有胆有识的直臣。
各怀鬼胎的四辅臣和摩拳擦掌的康熙帝，对黄机的建议和能力，都是愿意接受的。
黄机被安排到户部当尚书，不久又转任吏部尚书。他结合自己主管的部门工作，先后提出以豁免奖励耕种、执行降官对品补用等建议，都是康熙帝采纳推行。
但他没想到，御史季振宜成了他仕途上的拦路虎。
季振宜说：黄机从一个降级留任的侍郎，被破格提拔为尚书，不思恩秉公协和，勤勉本职工作，执掌吏部，却“不知设官之法，尊卑高下”。
季氏强烈反对“令降官对品补用”的通铨法，“品虽降而官则尊”，无益于吏治。
黄机坚持认为重新遵从顺治朝旧例，不是降知府为道台。二人吵到了朝堂，康熙帝命都察院评判，收到报告称黄机由降级侍郎升为尚书，是蒙混过关，应该罢免。
康熙帝在报告批示：黄机要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但“不解任”。
康熙帝对黄机，给予了肯定的态度，也有宽容的做法，还请他给皇帝做老师。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康熙十年四月，给事中王曰温揭发已故庶吉士王彦实为黄机之子黄彦博，长期病休在家不上班，黄机身为吏部尚书，不检举请罪，应该严惩。
黄机说，王彦和黄彦博本来就是两个人，黄彦博早已病逝，所以王彦不是他的儿子，他没必要妄认后请罪。
黄彦博为康熙朝庶吉士，其女婿为著名戏剧家、《长生殿》作者洪昇，其女为一代才女黄兰次。洪昇是黄机的外孙，他与表妹康熙三年成婚不久，黄彦博就病逝。
黄机请假将儿子的灵柩归葬老家，同时辞职休养。正经历丧子之痛、伦常之忌时，却有人大做文章，说他有所隐瞒，是在逃避责任，应该明正罪行。
康熙帝给吏部发话：此事早已结案，不再复议。
政斗很激烈，但康熙提倡的孝道惠及师傅。学生保护师傅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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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过去，康熙帝没忘记在浙江钱塘休养的黄机，下发特旨召用回京。当时，刑部尚书魏象枢调任左都御史，于是康熙帝任命黄机以吏部尚书衔管刑部尚书事。
复出的黄机，忠于职事，严防九门办案，虚功冒赏，禁止审案串供、厚诬良民。
黄机在任恪尽职守，有御史承认他老成忠厚，但说他“衰迈过甚”，执掌人命攸关的刑部案件，恐怕会贻害不浅。
当然，黄机确实老了，年逾古稀，但康熙帝指责御史言过其实，充分肯定“从来才德难以兼全，国家用人，正需老成”（《清史列传·黄机传》），没过几天安排黄机第二次接任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事。
当时的康熙帝弗届而立之年，血气方刚，应该说是要大量培养新一代，但他为何对老迈的大臣委以重任呢？当黄机以老迈请辞时，康熙帝却下旨，任命年已七十二岁的黄机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总裁重修《太祖实录》《三朝圣训》《平定三逆方略》。第二年黄机递上辞职报告，康熙帝批准，派大臣用公车将黄机送回老家，但仍让他独掌文华殿两年。
帝王心术有谁知？这样的恩宠，是难得的。康熙帝对最得力的助手索额图、明珠，也是进行无情的打压，为何对一个老态龙钟的黄机特别看重呢？一、黄机入阁参预机务，谨慎忠诚，对康熙帝没有构成争权的危险。二、黄机在官四十余年，洁身自爱，敝衣疏食，两袖清风，人称“太平良相”。
一个能干的人，要想在君王时代善始善终，就必须敬终如始地坚守只做事、不争权的初心。否则，索额图饿死禁所、明珠抑郁而卒，就是血色的教训。
施琅两度反清再降，是报仇还是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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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收复台湾是重头戏。姚启圣、李光地和施琅，成为康熙收台一战的前线指挥官。
重访历史，却有些出入。
当时的李光地，并非贬官，而是康熙的新宠。他守制期刚满赴京，康熙指示不必候缺，直接升任内阁学士。《清史稿·李光地传》记载：康熙“十九年，光地至京师，授内阁学士。入对，言：‘郑锦已死，子克塽幼弱，部下争权，宜急取之。’且举内大臣施琅习海上形势，知兵，可重任，上用其言，卒平台湾。”
李光地只在收台后方，给康熙当机要参谋。而在前线的领导人，除了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姚启圣和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外，还有两人功不可没。一个是时任福建巡抚吴兴祚，他曾率部屡败郑经的军队，因功进秩正一品；一个是回福建休病假的武英殿大学士黄锡衮。
黄锡衮是帮助康熙铲除鳌拜的第一助手，长期担任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康熙王朝》没给他安排戏，《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也没为他作传。但不能否认，他在收复台湾后，鼎力支持施琅奏请的设官镇守，出师于台。
黄锡衮死后，李光地以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名义，撰写《皇清特进光禄大夫东阁大学士赠太傅谥文僖潘湖叟黄公墓志铭》，称：“台湾初定，提督施琅请设官镇守，廷议未决，有谓宜迁其人弃其地者。上问阁臣，锡衮言：台湾孤悬海外，屏蔽闽疆，弃其地恐为外国所据，迁其人应如琅议。上韪之。”
有趣的是，黄锡衮是姚启圣的妹夫，而施琅为黄锡衮的妹夫。在收台一役中，施琅冲锋陷阵，还被康熙封为靖海侯，世袭罔替，延续十三代，直至清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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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施琅人生最初的使命，就是反清。
施琅是福建晋江人，年少时弃文学剑，从师修兵法。他十七岁从军，屡建战功，成为明将总兵郑芝龙的左冲锋官，后在郑成功帐前为将，进行抗清斗争。此时的郑成功，待他礼遇有加，视为得力助手，军机大事都和他商量。
顺治三年，郑芝龙降清不久，便招降施福、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名。
施福为施琅的族叔和从军引路人。施福降清，便带着族侄施琅一起投。不料，他们给清廷卖力征剿前明残兵和抗清义师时，与从李自成阵营投降过来的李成栋发生了冲突。
李成栋为广东提督，却歧视南方兵将，在奏疏中说从福建带来的施琅等官兵“脆弱不堪，无资战守”，甚至伺机翦灭和解散。李成栋经常打压施琅等前明降将，又拉拢闽系将领反清复明，在将施琅遣回福建途中又派部将郝尚久进行暗算。
一路辗转，施琅拼死突围，且战且行，两个堂弟战死。他得以脱身，复投郑成功部下，再度反清。
对于此事，《清史稿·施琅传》写得挺含蓄，未涉及李成栋逼反：“从征广东，戡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诸县。芝龙归京师，其子成功窜踞海岛，招琅，不从。成功执琅，并絷其家属。琅以计得脱，父大宣、弟显及子侄皆为成功所杀。”
《清史稿》是说施琅被郑成功抓住逼降，而非主动投诚，还说施琅以计逃脱，结果牵连了父亲、兄弟、子侄被郑成功杀了。为何施琅前度降清，家人仍在台湾未遇害，而到了第二次才被杀？或者是，施琅第一次降清时带走了家人，此次返台又带回了家人。看来，施琅被郑成功抓回台湾，是说不过去的。
其实，施琅重返台湾后，成为了郑成功麾下第一骁将。顺治八年，施琅随郑成功下广东南澳勤王。
高手在一起，平等才团结，而有尊卑上下则易生矛盾。郑成功强调“舍水就陆，以剽掠筹集军饷”战略，而施琅擅长海战，提出反对意见，让主公郑成功很不高兴，削施兵权，令施琅以闲暇人员返回厦门。时遇清军马得功偷袭厦门，守厦的郑军主将郑芝莞惊慌弃城溃逃。施琅率六十余人抵抗清军，锐不可当，杀死清军主将马得功之弟，差点活捉马得功，清军残兵败将仓惶逃离厦门。
施琅以少胜多，却功高盖主。施琅惯熟海务，自视战略家，而被郑成功目为骄纵跋扈，始终不恢复他的官职和兵权，令其更为不满，以剃光头发来对抗。
顺治九年，郑、施交恶，愈演愈烈，终于酿成曾德事件。曾德原属郑芝龙，后转入郑成功亲兵，与施琅不和，犯事被抓。郑传令保曾，施力促杀之，矛盾激化，郑、施公开决裂。施琅逃至清朝辖区，激怒郑成功将抓获的施家亲属，悉数斩杀。自此，施琅死心塌地地帮助清廷灭郑。
3
施琅二度降清，顺治十三年随定远大将军济度进攻福州有功，被授同安副将，但未受朝廷重用。顺治帝对这个反复之人，还是不甚喜欢的。
康熙元年，施琅由同安总兵升任福建水师提督，遣军击败郑经进攻海澄的军队，并上书清廷将台湾纳入清朝的版图。虽然得到了四辅臣的支持，施琅被封靖海将军，但他多次为复台上书献策，如何打击据守台湾的郑氏家族，都没得到朝廷的反应，甚至被裁汰水师提督，调北京任内大臣。
近二十年间，施琅的日子过得很苦，依靠妻子在北京当女红裁缝贴补家用。有人将此事，归罪于鳌拜的打压，这是不对的。鳌拜在康熙八年倒台，而康熙似乎也对施琅不感冒，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二记载，康熙曾斥责施琅为“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恃功骄纵”。
但是，他矢志复台报仇，宿卫京师，却密切注视福建沿海动向，悉心研究风潮信候，耐心等待朝廷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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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者，事竟成。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和察哈尔南犯后，腾出手来处理台湾事务。其实，在平叛三藩时，李光地等不时敲打郑经、刘国轩的进犯之敌，朝廷调能臣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就是为平台做准备。
康熙二十年，延平王郑经病逝，其子克塽接任，诸将刘国轩、冯锡范用事。新晋内阁学士李光地向康熙做台湾可取的形势分析，推荐施琅，称其熟悉海事，可当大任。
康熙下决心，复授琅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谕相机进取。同时任命福建总督姚启圣为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主持攻台大计。
施琅至军营，便上疏：“贼船久泊澎湖，悉力固守。冬春之际，飓风时发，我舟骤难过洋。臣今练习水师，又遣间谍通臣旧时部曲，使为内应。俟风便，可获全胜。”
战前拖久了就是问题。给事中孙蕙上疏要缓征台湾，户部尚书梁清标以七月见彗星为凶兆，康熙下诏暂缓进剿。
施琅又上疏：“臣已简水师精兵二万、战船三百，足破灭海贼。请趣督抚治粮饷，但遇风利，即可进行，并请调陆路官兵协剿。”康熙下旨，以施琅意见为准，于康熙二十一年以施琅和姚启圣一起攻台。施琅前方作战，姚启圣后方筹粮，姻亲合作得很成功。
《清史列传·姚启圣传》记载了姚、施合作分工：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击败贼众，取澎湖。八月，启圣至澎湖，经理粮饷。是月，施琅定台湾，郑克塽、刘国轩等皆降。启圣还福州”。
《清史稿·施琅传》对此战讲得很详细，重点说施琅统兵收台的战绩：“二十二年六月，琅自桐山攻克花屿、猫屿、草屿，乘南风进泊八罩。国轩踞澎湖，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为壁垒。琅遣游击蓝理以鸟船进攻，敌舟乘潮四合。琅乘楼船突入贼阵，流矢伤目，血溢于帕，督战不少卻，总兵吴英继之，斩级三千，克虎井、桶盘二屿。旋以百船分列东西，遣总兵陈蟒、魏明、董义、康玉率兵东指鸡笼峪、四角山，西指牛心湾，分贼势。琅自督五十六船分八队，以八十船继后，扬帆直进。敌悉众拒战，总兵林贤、朱天贵先入阵，天贵战死。将士奋勇衷击，自辰至申，焚敌舰百馀，溺死无算，遂取澎湖，国轩遁归台湾。克塽大惊，遣使诣军前乞降，琅疏陈，上许之。八月，琅统兵入鹿耳门，至台湾。克塽率属薙发，迎于水次，缴延平王金印。台湾平，自海道报捷。”
捷报传京师，正是中秋时。《清史稿·施琅传》记载：“疏至，正中秋，上赋诗旌琅功，复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罔替，赐御用袍及诸服物。琅疏辞侯封，乞得如内大臣例赐花翎，部议谓非例，上命毋辞，并如其请赐花翎。”
在清朝，大臣能顶戴花翎，是一种实职的荣耀。亲王公侯未必就戴花翎。施琅宁愿辞去侯爵，也要戴花翎，结果康熙不但未允，反而加赏花翎，足见康熙对施琅收台大功，龙心大悦。
5
施琅复台成功，上疏吁请清廷在台湾屯兵镇守、设府管理，力主保留台湾、守卫台湾。
《清史稿·施琅传》记载了他的建议：“盖筹天下形势，必期万全，台湾虽在外岛，关四省要害，断不可弃。并绘图以进。”这段文字，足以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施琅力主中央对台湾，进行行政管理、强化专人治理，得到了大学士黄锡衮、李霨等人支持同请。康熙下旨，在台湾设置“县三、府一、巡道一”，并让施琅驻台，肩负“封疆之重”。
至于施琅再次降清，缘起同郑成功的矛盾情仇。《清史稿·施琅传》是这样说的：“人谓琅必报父仇，将致毒于郑氏。琅曰：‘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
报仇还是报国，历史任人评说。《清史稿》评价：“台湾平，琅专其功。”而在《康熙起居注》中，康熙帝有言：收复台湾，“施琅之功甚大”。
姚启圣死后，康熙为何不给好评？
1
收复台湾，是康熙的一大政绩。《康熙王朝》将这段历史作为重点，而主要人物安排，除康熙在南书房里总指挥外，前线的表现悉数给了姚启圣、施琅和李光地。
其实，打响平台战役前，久被康熙闲置作内大臣的施琅，被再次起用，主要功劳该记在李光地身上。康熙二十年七月，内阁学士李光地报告，台湾郑锦已死，其十二岁的儿子郑克塽继任延平王，大权为冯锡范（郑克塽的岳父）、刘国轩（台湾主将）掌握，“部下争权，征之必克”（《清史列传·李光地传》），极力称赞施琅素来熟悉海上情形。于是，康熙帝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
但当时李光地身陷与陈梦雷的纠纷案，明珠等大臣极力援救陈梦雷免死改戍，李光地卖友上位的丑闻传遍朝野。康熙有心挺李光地，但面对群情汹汹，只好让李找了个送母归里的借口，准假四年，直至康熙二十五年，回京授翰林掌院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入直讲幄。这几年，李光地并没有奉命至福建前线。
而姚启圣、施琅则是名副其实的当事人。他们在一线调兵遣将，而姚启圣的妹夫、施琅的舅哥黄锡衮，虽以病请辞假归里，仍以武英殿大学士衔在籍调用，为康熙帝的平台大战运筹帷幄。可以说，这一场大战主要是这个姻亲三杰完成的。
作为战前总调度的姚启圣，更是居功厥伟。《康熙王朝》在设计这一出戏时，充分展现了姚启圣荣辱不惊、睿智清醒的儒帅形象，施琅、李光地活脱两个跟班。
2
浙江会稽人姚启圣，前明的秀才出身，是一个路见不平敢夺刀相助的英雄汉。
顺治十六年，他一次郊游，遇见两个兵卒抢掠女子，上前佯装好语相劝，夺取佩刀杀了兵卒，救下女子送还其家。怕被官府追查，他于是前往归附族人，被给了一个汉军镶红旗的户籍，并以康熙二年的举人被授广东香山知县。
这在当时，也算自亏投效。然其已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
顺治初年，清军占领江南。姚启圣前往通州，因被当地土豪侮辱而投效清兵，被任命代理通州知州。姚启圣随即将土豪抓捕杖杀，后辞官离去。他的豪侠之气里，有不择手段甚至不计气节的睚眦必报。
他是民族征服和民族纷争中的一大奇葩！与施琅两番反清再降的行径，殊途同归。
真正仕清后的姚启圣，更加胆大。朝廷颁禁海令，他却擅开海禁，被罢免当了六年的知县，将其在香山偿还了前任财政严重亏空的政绩一笔抹去。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响应吴三桂。蛰伏多年的姚启圣，看到康亲王杰书统兵进讨，于是自费招募兵丁，前往军前效力。杰书委任他为诸暨代理县官。
虽然此次的署理，比二三十年前的通州代知州低了一个档次，但他这次不挂印跑了，而是领兵奋力杀敌，拼军功，被杰书举荐为浙江温处道佥事。
姚启圣卖力厮杀，康熙也不吝啬，论功行赏，在耿精忠投降后，任命福建布政使。
有了藩台的职权，姚启圣更加忠于职事，不惧凶险。郑锦占据漳州、泉州和兴化，清军前往征讨。吴三桂派有“小淮阴侯”之称的猛将韩大任，自赣入汀，试图与郑锦会合。姚启圣迎难而上，将韩大任说降，得到其部卒三千人编入亲军。
一个藩台，敢弄如此规模的亲兵队伍，着实胆大。但在非常时期，人们只盯着他付出了多少。康熙十七年五月，福建总督郎廷佐向中央报告他战功卓著：一、自领一千多人马，安排其子姚仪统率，随大军进剿郑锦，屡立战功；二、他筹措甲胄、弓箭，以备军用，用了白银五万两，“皆出私财”（《清史稿·姚启圣传》）。
这笔巨资从哪儿来的？难道姚家是会稽大户？他那几年的薪水，是不可能凑成这一项巨大开支的！就拿其旧同事、两江总督于成龙来说，掌管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却常常吃青菜萝卜，而在经历了数年大战的福建，姚启圣何来如此阔绰呢？
此处先存疑，待到胜利之时，自然有人要质疑。
因为郎廷佐主动奏功请赏，康熙正需要姚启圣这样的人在前方血战。康熙十七年七月，新任福建总督姚启圣，偕海澄公黄芳度从永福进兵，收复平和、漳平。刘国轩等紧逼至泉州蜈蚣岭。姚启圣调度多路大军夹击，连破郑锦营寨，斩杀其部将十余人。刘国轩兵败逃遁海澄，姚启圣乘胜攻克收复长泰县。
康熙大喜，马上下诏，将姚启圣进封正一品。清朝的总督，多以兼部院主官如兵部尚书，高配到从一品，而姚启圣被直接进封极品，自是罕见。
姚启圣更是一鼓作气，再次连败刘国轩的卷土重来，并遣军渡海，攻下金门、厦门。康熙帝将其封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3
荣耀巅峰的姚启圣，有了破格的品秩官职，却来了被弹劾的问题。
弹劾他的左都御史徐元文，是康熙身边的重臣，很得圣心恩宠，以正直廉洁著称。
徐元文说：姚在香山，“秽绩彰闻，革职提问，永不叙用”（《清史列传·姚启圣传》），趁耿精忠叛乱，“孑身戎行，遂冒军功”，“以虚词为实事，以干没为己赀”。
徐元文直指姚启圣虚功冒赏，侵吞他人财物占为己有，然后拿出来做拼军功的资本。他一个屡屡逃亡、曾被革职的低级罪官，哪来前面所提到的巨资，养着一个庞大的护卫，装备一个巨大的军队。
姚启圣回驳：“臣于康熙十七年十月进兵至凤凰山，因一时投诚者甚多，犒赏不继，与抚臣吴兴祚议外省贸易，颇有微息，前督臣李率泰、经略洪承畴曾借帑为之。”（《清史稿·姚启圣传》）
明眼人一看，漏洞不少：一、郎廷佐为姚启圣奏功请赏时，是在康熙十七年五月。生意还没做，哪来的银子扩大亲兵搞装备？二、他与抚台搞外贸，无疑挪用公款，或以政府的名义，怎么利润进了私人的腰包？三、李率泰病逝于康熙五年，洪承畴死于康熙四年，此时姚启圣还在香山，距耿精忠造反还有七八年之久。难道洪承畴、李率泰未死先知，距承袭耿继茂王爵还有四五年的耿精忠日后祸乱福建，提前将一大笔钱预存在小人物姚启圣那里做军费？
至于姚启圣说他香山罢任后，下海做了七年贸易赚了钱，变卖了祖产，并向亲朋借贷举债，这倒有些道理。但为何他在此前向朝廷申报个人财产登记时，又“自陈疏称家无片瓦”呢？
徐元文并没有因姚启圣说不清不明收入来源罢手，继续指责他的骇人听闻之罪：
一、朝廷禁止大臣官员侵占民利，而姚启圣挪用公款十二万两银子，经营牟利。
二、姚启圣出身贫困，而平时挥金如土，又哪来的襄助军费十五万两银子。如果“不从天降，不由地生”，就是克扣军饷、盘剥民膏。
三、连年征战，民生疾苦，而姚启圣私生活疯狂，拆毁民居建筑园亭水阁，佣人上千人，数不清的舞女歌郎。他年近花甲，还强娶了长泰县乡绅戴玑的孙女为妾。
此后四条，说姚养兵数万，三年不战。徐元文说：“总之姚启圣恣睢放诞，险诈欺诬，委以封疆，甚非八闽苍生之福。乞敕部确察严议，以为人臣诡谲行私者戒。”
康熙帝给了姚启圣充分申辩的机会。不久叙功行赏，授世袭骑都尉，加一云骑尉。
郑克塽向姚启圣写信，表示愿意对清称臣进贡。康熙不许，命施琅统兵攻取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