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与地缘政治
每天早晨我们都得以见证南北关系枢纽。然而，咖啡、茶和可可，就算是最常见的普通等级，价格相对上都不算便宜。食物银行或爱心餐厅等公益组织，每年冬天都会请卖场捐赠这类热饮，对那些贫苦的民众来说，它们已是小小的奢华享受了；虽然一百多年来这些热饮，在一般社会的观念中已经是基本消费物资。糖的价格╱热量性价比，当然是我们摄取的所有食物当中最高的，所以先暂时放在一旁不谈。相对的，想在面包上抹奶油就不是那么便宜又大碗了，尽管奶油这类农产品的原料单纯，也不用千里迢迢运送。仔细推敲早餐餐桌上食物的价格，结果可能让人相当意外：有些东西不难取得，却比较贵。
◤世界贸易组织协商失败◢
2006年7月28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暂停了所谓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该回合谈判自2001年11月9日至13日在卡塔尔召开的国际会议中提议开启，预计三年完成，但延宕多时未果。主要的目标是农产品贸易，尤其是开放富裕国家的市场，让开发中国家的农产品进入这个议题。谈判有气无力的缠续，终于在2013年12月7日达成协议，但成果非常有限，外交上称之为“峇里套案”。达成的协议包含了简化农产品通关的行政手续、未开发国家出口产品免关税，当然还有承诺未来——详细时程未定——调降农产品关税。
自1947年到1995年，先是在关税暨贸易总协议（GATT），然后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架构下，陆续进行了许多回合的贸易协商，成果不可谓之不丰硕，促进了19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的大幅成长。降低关税门坎的产品范围涵盖工业产品、非农业原物料，以及后来被列入谈判项目的服务业。直到1980年代，乌拉圭回合启动，才首次将农产品纳入谈判。三十年过去了，情况丝毫没有进展。
利益相近的国家于是联合组成集团施压。1986年凯恩斯集团率先成立，集合了农业人力成本极为低廉的十五个国家，他们的出口常遭受富国——也就是他们的潜在市场——施行的保护主义打压。集团成员国大部分是幅员辽阔、人口密度低的国家：加拿大、澳洲、巴西、阿根廷、智利、新西兰……。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有美国、欧盟和G10（十国集团）。G10成员国的情况与凯恩斯集团的成员国正好相反：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人口密度高、幅员较狭小的国家：瑞士、日本、南韩、以色列……。
之后另外两个团体接续成立。2003年成立的G20（别跟全球前二十大经济体的G20搞混了）集结了许多新兴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埃及……以及几个凯恩斯集团的成员国，像是阿根廷跟巴西。最贫穷、农业最脆弱的国家，则组成了G33：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莫桑比克、古巴、秘鲁、蒙古……，他们要求特殊待遇以保护本国农产品；里面有好几个是早餐饮料的重要生产国。
工业化深的古老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主要冲突点在于，十九世纪大家常挂在嘴边的“以全球为市场拚命生产”的概念。古老欧洲统合组成的欧盟，美国和日本，自工业革命之后便慢慢的减少了农地耕作面积。农业产值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非常低，农业从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更是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两大对垒阵线应该有充分的理由互相截长补短才对。然而这种说法完全没有考虑到“北方”国家农业在社会和政治两方面的重要性。农业人口在政治上的势力常常跟人口数不成比例，也许是因为他们拥有该国绝大多数的土地吧；举例来说，美国的每一州，无论人口多少，均统一拥有两席参议员席次。更深入剖析，绝大多数的国民都具有农乡背景，而且世代相隔并不远，所以几乎全国人民对农民的处境都能感同身受。再者，在群众的想象里，农场是生产食物的地方，而我们吃的料理正代表了对国家的认同。只要想想法国人民对生乳干酪的关注，还有他们对明确的定义产品产地而制定的产地认证（AOC）和原产地保护认证（AOP）商品挂名的普遍支持，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族群比瑞士和日本的农民获得更多的保护了。高山牧牛的画面深植人心，这正是瑞士人国家认同的轴心，同样的，蓊郁山麓水稻阡陌不正是日本国家的象征。两国农民的生计其实主要来自政府的补助津贴，而且经常是透过市场保护措施。日本人愿意花更多的钱买本国米，以及使用本国米酿造的清酒，尽管价格比进口米高出十倍；他们认定日本国产米的风味无人可比。欧盟和美国对本国农业的补助规模较小，但逻辑是一样的：多是靠其他产业来支撑农业和养活农民。
所以我们知道，只要农业＝食物＝国家认同，三者间的连结始终维持紧密的话，国际谈判不太可能会有结果。但这个情况只局限于“北方”国家的农产品。从泛指富裕国家的“北方”这个地理名词推断，需要协商的农产品自然不是热带产物。制定小麦、牛奶和奶油“全球”价格的机制，显然跟咖啡、茶叶、可可和蔗糖的价格机制大不相同。
◤早餐，摆荡于全球市场和跨国市场◢
当然，决定小麦国际价格的因素很多，特别是各产地的气候变化；因此，当旧苏联成员国，也就是今日经济外交圈所谓的“黑海区”，都成了小麦出口国时，因产量相当不稳定，对谷麦的行情影响力自然相当之大，因而连带影响了大宗进口国（好比埃及）的偿债能力。尽管如此，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陆续通过的农业法案（Farm Bills）一直是决定价格的关键基准。遵照农业法案制定国内的谷物价格时，他们最关心的是国内农民的收入；此外，美国也按照该法案决定出口的量，而过多的出口会间接造成国际谷物价格下滑。
同样的思考逻辑也可以套用在“动物类产品”的价格上，特别是牛奶和奶油，却因而衍生出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PAC）影响了欧盟以外地区的情况。几十年来，透过外销津贴补助，这类产品在欧盟境内的价格，始终能维持在高于国际价格的水位，以确保欧洲的畜牧业者能有一份合理的收入；这项措施有效的把国际价格控制在相对低的位置，结果伤害了没有财力实施这类农业政策的国家的农牧业。有鉴于农业政策要付出的成本太过沉重，且农村对政治的影响力正逐渐减弱，于是酝酿改革共同农业政策，但欧洲畜牧业者强力动员誓言阻挡。看来，要见到牛奶的国际市场自由化，还有得等。
相对的，农业为当地社会和劳动人口的主力产业，甚至是主要经济来源的国家，却没有那样的资源施行保护主义政策。尤其当该国的食品生产不是针对国内内需市场，而是为了满足海外的需求时，情况更是明显。然而，这就是那些专为销往欧洲，而后更广销西方各国的热带产品，过去被称为“殖民地产品”的农产品，长久以来所面临的景况，尤其是蔗糖、茶叶、咖啡、可可（还有香蕉、棉花、天然橡胶……）。
1970年代，许多国家尝试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模式，希望在价格疲弱时，各国能协议减产。努力很快的收到了正面的成果，咖啡和可可的价格稳定的维持在一定水平，农民因此能获得稳定的收入，但也吸引了更多新兴国家加入种植，长久下来供过于求，价格自然下跌。石油也面临同样的困境，许多非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国家四处探勘油井，其中包含北海油田，因而引发1985年的原油过剩危机，立即对原油价格产生压力。相对于含碳氢化合物的地质分布层很快的将被迫设下开采限制，热带地区幅员广大的潜在农耕地，反而成为今日富裕国家和崛起中国家争相购买的产业目标。
于是，有些农产品基本上是由市场供需来决定批发价格，另一些则大幅仰赖国家政策（或跨国组织，例如欧盟）制定价格。对于第二类的农产品，社会观感和地方政策非常重要，至于第一类的产品，跨国企业拥有相当大的操作空间。只有第一类产品真正参与了全球经济，第二类产品毫无疑问的只能算是跨国经济。
于是，当柏林人、东京人或纽约人拿涂了奶油的面包，沾加了糖的牛奶咖啡吃（日本人也这么吃）时，他演绎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对欧美人来说，面包、奶油和牛奶的价格属于国内社会的政治折冲，虽然日本人也受影响，但他无法参与决策。对这三国人民来说，咖啡的价格取决于数百年来的全球冲突关系，糖的价格则端看各国协商的产量——通常是甜菜的产量——与蔗糖行情双边的仲裁结果。
总而言之，假设我们杯里喝的是全球，拿来配着吃的可是全球的社会！
◤公平交易兴起◢
二次大战后，殖民制度的解体显示了，光是政治独立并不足以消泯未开发（此名词在1949年出现）的事实。第三世界的援助行动（另一个当时流行的名词，源自阿佛雷德．索维011952年发表的文章）如火如荼，大力鼓吹协助当地开发。同时也衍生了一股反对此等援助政策的战斗主义，因为出于好意的援助其实潜藏着伤害当地产业的毒素。“要贸易，不要援助”的运动，口号用英文说起来似乎比较响亮：“Trade, not Aid!”，1960年代在美国开始兴起，而后由联合国贸发会议（CNUCED）接手。公平交易于焉起飞。
“公平交易”一词很早就有。创始者是号称美国第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的乔舒亚．沃伦（Josiah Warren，1798-1874）。他创办了一家商店，店内的商品价格一律以劳动成本计价，之后更组织创立了以互助主义为基础的“小区”（colonies）。当时公平交易涉及的经济范围极具地域性，跟一百年后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迥然不同。事实上，公平交易是以繁荣第三世界为愿景，1960年代获得广大的回响。至此，公平交易的意识形态主轴出现了转变，反而变成基督教公益团体打着它的旗号举办慈善活动，除了法国和意大利之外，主事者多为新教教派。
最早各团体是以贩卖手工艺品为主；后来由于旧殖民地纷纷独立，原有的帝国市场因保护主义抬头而难以打进，导致热带农产品价格大跌，公平交易的商品转而多以农产品为主。1946年起，一支再洗礼福音教派“门诺会”，开始贩卖波多黎各和大溪地产的手工艺品。1950年代末期，荷兰和瑞士各地纷纷成立新教教会。1974年，在皮耶神父的大力奔走之下，创立了“世界工匠”商店，原意是要帮助遭水患肆虐、损失惨重的孟加拉国黄麻农。参与的组织愈来愈多，有些彼此联合成为联盟，使得公平交易活动的后续发展难以紧密追踪。后来衍生出多个互相竞争的不同理念，从单纯的慈善活动，到明摆的反资本主义政治行动都有。
被标上“公平交易”卷标的商品以咖啡的涉入最深，其次是巧克力，远超过糖、茶叶和其他也有资格贴上这个卷标的热带农产品；想来这跟在拉丁美洲传教的传教士有一定的关联。2015年，冠上这类卷标的产品的全球总销售量逼近四十亿欧元，参与的小农将近两百万。销量虽然逐年成长，但相较于全球贸易量，占比仍是微不足道。为了避免走向偏锋，1988年，在荷兰籍传教士法兰斯．梵德霍夫（Frans van der Hoff）的倡议下，在荷兰创立了马格斯．哈佛拉尔公平交易产标（Max Havelaar），1989年世界公平交易组织（WFTO, World Fair Trade Organization）诞生了。产品走出了单打独斗的商店，飞上大卖场的货架。马格斯．哈佛拉尔并非教会中的哪位积极分子，而是荷兰作家爱德华．道维斯．戴克尔（Eduard Douwes Dekker，1820-1887）02以笔名穆尔塔图里（Multatuli）发表的小说书名，1860年出版的这本小说揭发了爪哇农民被剥削的惨况，尤其是咖啡农。
马龙欧公司（Malongo）的发展史正是这场运动四方普及的象征。一开始马龙欧只是尼斯地方上的一家小公司，1934年以烘焙咖啡豆起家，黄金三十年时期，业务蒸蒸日上，发展成区域型企业，为此特别要感谢一出电台广播连续剧《维多琳姑妈话家常》（La pastrouil de tante Victorine，“pastrouil”是普罗旺斯方言“闲话”之意）。1970年至1980年间咖啡价格波动剧烈，该公司历经了非常艰困的时期。1992年该公司董事尚皮耶．布朗（Jean-Pierre Blanc）在墨西哥结识了法兰斯．梵德霍夫（Frans van der Hoff），于是决定将马龙欧公司导向专营小农咖啡，自此公司产品长期占据超市货架的新区，马格斯．哈佛拉尔产标商品区。2009年，马龙欧公司买下瑞士咖啡烘焙厂库安德特（Cuendet），该公司也专营同类型的咖啡。
一开始，“公平交易”卷标的创立，单纯的只是想确保产区的农民能获得合理的报酬。慢慢的，关怀的目标逐渐扩大：儿童权利、两性平等，甚至是环境议题。因为关注环保，公平交易一头栽进了争议性高的热门议题，各方对公平交易战士的批评声浪开始高涨，像是：与其促进热带地区农产品外销到富裕国家，更应该专注于指导他们满足内需；或一心推广栽种获利佳的经济作物，反而伤害粮食作物种植等指责。今日，不浪费能源的决心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远地贸易的利害得失。早餐的饮品首当其冲。公平交易人士呼吁消费者购买方圆二百五十公里内生产制造的货品，这些“在地食者”（locavores，以肉食者、杂食者、素食者为逻辑衍生出来的新名词，是2005年在旧金山举办的全球环保日活动中创立的新名词）显然是站在经典早餐的对立面。
第三世界主义和反全球化主义的主张想要取得一致，看来颇有难度，尤其是对我们杯里盛的东西。
迈向速溶“早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