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性的失落：李国文闲话历史（出版书）》
作者：李国文
内容简介：
本书由李国文说唐、说宋、说明、说清以及《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六部著作中，选其代表篇目结集而成，凡二十一篇，分“王朝的剪影”“文人的悲剧”两部分。集中体现了李国文先生对中国历史中皇权与文人的关系，以及国民性和历史兴亡的深刻思考。李国文以细腻敏锐的笔触进行历史叙述，其历史随笔充满悲悯情怀。李国文对司马迁、曹操、嵇康、李白等文人的个体命运进行历史的发掘和哲学的思考，使其形象栩栩如生。作者善于从历史典籍的细节和古人生活轶事入手，还原历史的边边角角，并以此打通历史与现实。作品观察角度广阔，蕴含着对中国文人、历史、社会与文化的深刻解析。
目录
一王朝的剪影
唐朝的天空
唐朝的声音
唐朝的胃口
宋朝的泼皮
宋朝的浪漫
宋朝的夜市
宋朝的耻辱
清朝的皇帝嘴脸
清朝的末帝大婚
二文人的悲剧
司马迁
曹操
嵇康
李白与王维
李煜
苏东坡和王安石
欧阳修
李清照
方孝孺
张苍水
纳兰性德
一 王朝的剪影
唐朝的天空
这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或者还要早一点，两位国外学者谈起中国的事了。
日本创价学会的会长池田大作，在一次聚会上，与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gee J Arnold，1899—1975），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华夏文明。这位日本作家、政治和宗教活动家，忽发奇想，问这位专门研究东西方文明发展、交流、碰撞、互动的英国学者：“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
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会选择唐代。”
“那么——”池田大作试探地问：“你首选的居住之地，必定是长安了。”
中世纪的长安，作为唐朝的首都，幅围广阔，人口稠密，商业发达，文化鼎盛，是公元九世纪前全球顶尖级的都市，堪与古罗马帝国的大罗马地区媲美。现在的省会西安，不过是在原来皇城及部分宫殿基础上，建起来的小而又小之的新城，与当年庞大的长安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在今天的西安，仰望苍穹，很难想象当年那近一百平方公里的唐朝都城天空，该是何等的气势。
1924年，鲁迅到西安去了一趟，就是为了这个天空。他一直有个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主人公是杨贵妃，因此，他来到故事发生的背景地，无非实地考察一下，寻找一点感觉。这种做法，在当今先锋才子眼中，自然是老派作家的迂腐行为了，会对其大摇其头，面露鄙夷之色的。
“唐朝的天空”这个说法，是鲁迅三十年代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出来的。他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生活之树，有时也不常绿。不看倒好，一看，结果却是大失所望。
此长安已非彼长安了，在唐以前，这里曾是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其中还包括黄巢的大齐，十一朝定为国都的城市，时间长达千年之久。但到唐代末年，有一个比黄巢更残忍的朱全忠，“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资治通鉴.唐纪八十》）经过这次彻底破坏以后，如刘禹锡诗云，“金陵王气黯然收”，长安风水尽矣！嗣后，除了李自成的短命大顺，没有一个打天下坐江山者，有在这里建都立国，作长治久安之计。所以，鲁迅以为来到这个以羊肉泡馍和秦腔闻名的西安，能够看到大唐鼎盛时期的天空，那自然要徒劳往返的了。
鲁迅此次访陕，看过秦腔，买过拓片，有没有吃过羊肉泡馍，不得而知。但这些离唐朝太远的事物，大概无助于他的创作，于是，那部长篇小说《杨贵妃》，遂胎死腹中，成为现代文学之憾。
不过，唐朝终究是伟大的唐朝，英国的汤因比，如果让他再活一次，竟舍弃伦敦而就长安。从来不作长篇小说的鲁迅，却要为唐朝的杨贵妃立传，还破天荒地跑到西安去寻找唐朝天空。我一直忖度，应该不能以今天基本贫瘠的西部状况，来考量两位智者对于那个伟大朝代的认知，从而觉得他们的想法，属于“匪夷所思”之类。看来，这个朝代，这座城市，不仅在中国历史，甚至在全人类历史上，也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
在中世纪，自河洛地区，关中地区，以及长安而西，越河西走廊，一直到西域三十六国，由丝绸之路贯穿起来的广袤地区，由汉至唐，数百年间，中土与边陲，域外与更远的国族之间，虽然，没断了沙场厮杀，兵戎相见，枕戈汗马，狼烟鸣镝。即使到了隋末唐兴的公元七世纪，李世民开始他的贞观之治的时候，据钱穆《国史大纲》：“自隋大业七年至唐贞观二年，前后十八年，群雄纷起者至百三十余人，拥众十五万以上者，多达五十余，民间残破已极。”但是，应该看到，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无论怎样铁蹄千里，怎样倾国来犯，其实，倒是某种意义上的“绿色”战争，相当程度上的“环保”战争，对于人类居住环境的危害，不是那么严重。甚至不如现在一个县城里的小化肥、小造纸、小化工，更能糟蹋地球呢！古人打完仗，拍拍屁股，回家继续种庄稼，所以，地照样绿，水照样清，空气照样清新，天空照样明亮。
中古时期，由于森林的蓄积，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化融，河川湖泊的蒸发和补给，都还处于正常状态之中，因此，历经战乱的古都，由于“八水绕长安”的大气环境，能够保持郁郁葱葱、空气湿润、林木苍翠、鸟语花香的氛围。所以，才有可能出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诗中前两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场景。
虽然，诗的后两句：“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似乎有点悲凉，那也只是我们读者的感受，但当事人就未必了。实际上，元二出了阳关，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塞上曲》）的安西，即今之新疆库车。别看气候干旱，人烟稀少，沙尘肆虐，烈日炙烤，那也是另有引人向往的一个去处。
第一，当时的汉民族，还不那么深受礼教的束缚，敢于向往自由，能够追求率性，比后来的中国人要敢爱敢恨一些；第二，当时的少数民族，尚武少文，性腺发达，则更为放荡放肆，感情强烈。来自长安的元二先生，会在那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的帐篷中，毳屋里，生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么？光那些达坂城的姑娘，就够他眼睛忙不过来了。
由于南北朝到隋唐的数百年间，中原的汉民族与边外的少数民族，不停地进行着胜者和败者角色互换的战争游戏，一个时期，大批被掳掠的汉人，被胡骑裹胁而西，一个时期，大批降服的胡人，进入汉人居住区域，打仗的同时，也是一个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融合过程。胡汉杂处的结果，便是汉民族的血液里，大量搀进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灵魂中，也铭刻下汉民族的文化烙印。犹如鲁迅给曹聚仁的信中所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这种种族的杂交趋势，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唐代，达到了顶峰。
正是这种异族血脉的流入，唐人遂有与前与后大不相同的气象。
今天还能看到的唐人绘画，如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如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中，那些发黑如漆、肤白如雪、胸满欲溢，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健妇；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窦初开、热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如阎立本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如懿德太子墓壁画《仪仗图》，如长乐公主墓壁画《仪仗图》中，那些策马扬鞭、引弓满月的壮士，那些膀阔胸广、面赤髭浓的官人。试想，如此内分泌贲张的女性，如此荷尔蒙发达的男性，“春风玉露一相逢”，恐怕连整个大气层，也就是整个天空，都洋溢着难以名状的生殖气氛。
因此，出使安西的元二，也许在极目无垠的大漠里，驼铃声细，马蹄声碎，会感到寂寥和单调。但当绿洲憩息，与那些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云；弦索弹拨，耳鬓厮磨；毡房夜宿，玉体横陈，那肯定是乐不思蜀了。
唐贞观四年（630年）平东突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年）败西部的吐谷浑。十四年（640年）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七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九世纪，丝绸之路曾经是一条充满生气的，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由于丝路重开，商贸的往来，行旅的流动，文化的互动，宗教的传播，甚至比战争行为，更能加剧这种民族之间的沟通和融合。当时的长安城里，到底生活着多少胡人，至今难在典籍中查出这份统计。从唐刘肃《大唐新语》中一则案件的记载，便可想象得知胡人在长安城里，数量之多。正如文中所说，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汉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汉，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纂初不同其判，遽命，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判。’”
依此推论，当时长安城内居住的胡人，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老外，多得多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诗人的笔墨中，便经常出现。如李白诗：“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如岑参诗：“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如李贺诗：“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如元稹诗：“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法曲》）……，也证明当时的长安城里，胡人之无处不在。
据陈寅恪《读莺莺传》考证，胡人的行踪，更渐渐由西而东，直至中原。他认为那位漂亮的崔相国之女，其实是诗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个文学形象。实际上，她是来自中亚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北古布丹）的“曹”国女子，移民到长安洛阳之间的永济蒲州。他们以中亚的葡萄品种，酿成“河东之乾和葡萄酒”，那是当时的一个名牌。既美且艳的莺莺，其实是一个当垆沽酒的“酒家胡”，用今天的话说，一位“三陪小姐”而已。
从元稹笔下“最爱软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判断，张君瑞不过是诗人自己的化身罢了。如果曹九九（陈寅恪设想出的这位小姐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于被“始乱终弃”了。
以今观古，在KTV包间动手动脚的作家，在酒吧搂着小妞不老实的诗人，骗几个美女作家上套的评论家，吃爱好文学的女青年豆腐的编辑，我想，元稹和曹九九的春风一度，也就不必太在意了。何况事后在诗中还能写出一丝辜负之意，我对他的人格忍不住要肃然起敬了，至少不像当代文人，搞不好，还要别人为之擦屁股。
总而言之，唐朝的天空底下，是一个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的盛世光景。
对于李唐的西向政策，对于边外胡人的大量吸纳，唐初有过一次讨论。唐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一书，在《论安边第三十六》中，记载了各个论点的交锋。中书令温彦博主张：“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必养之。”秘书监魏征认为：“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肺腑，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凉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俘之于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每见一人初降，赐帛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靡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非中国之利也。”
讨论的结果，只有四个字，“太宗不纳。”
于是，用温彦博议：“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胡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如果以统治者维护其政权的需求，一个由僧侣统治的国家，被统治者的最佳状态，是庙宇里的泥塑木雕；一个由法老统治的国家，那就应该是陵墓里的木乃伊；一个由太监统治的国家，他的公民应该全部都是性无能者，至少也是阳萎患者；而对一个警察统治的国家，他要求每一个被统治者，最好都是“从现在起，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呈堂作供”的嫌疑犯。这样，“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就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
然而，厚德载物的李世民，却是一个懂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的明主，他相信，“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因此，他以大海不择细流的精神，汉人也好，胡人也好，中土也好，西域也好，都是大唐的臣民，不分轸域，不计人种，不在乎化内化外，不区分远近亲疏，都在他的胸怀之中。因此，他不害怕别人的声音，更不忌惮与他不同的声音，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的能听得进反对他声音的君主之一。
于是，我开始理解汤因比为什么要选择唐代为他的再生之地，鲁迅为什么要寻找唐朝天空为他长篇小说的背景了。这两位大师看重的，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也就是李唐王朝，曾经达到如此器度闳大而不谨小慎微，包容万物而不狭隘排斥，胸怀开放而不闭塞拒绝，胆豪气壮而不畏缩懦怯的精神高度，这是其他历朝历代所不及的。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贞观政要.论政体第二》）
到了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大稔，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齑粮，取给于道路焉。”630年，李靖破突厥，唐王朝“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资治通鉴.唐纪九》）。所谓“唐朝的天空”，从广义上讲，以长安为中心，向东，江湖河海，向西，丝绸之路，既无边界，也无极限，因为这是一个高度放开、略无羁束的精神天空。你能想象得多么遥远，它就是那样的毫无止境，你能想象得它多么辽阔，它就是那样的无边无沿。
就在这一年，李靖凯旋回朝。据《新唐书》：“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唐兴，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曾经不可一世，曾经逼得李渊向其俯首称臣的颉利可汗，由于李靖出奇兵，终于将其擒获。现在，这个最能带头作乱，最狡滑，也最卑鄙，最反覆无常，也最能装孙子的，为唐之患久矣的颉利可汗，束手就擒，俯首降服，李世民等于祛除了一块心病。于是，在长安城的南门城楼上，搞了一次盛大的顺天门受降仪式。这位突厥族首领终于不得不承认李世民为天可汗。
时为太上皇的李渊，很大程度上也是拍自己儿子的马屁，连忙出面，在兴庆宫张罗了一个小型派对，赶这个热闹。“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那时不兴开香槟庆祝，也不搞烟火晚会助兴，但李靖缴获的战利品中，肯定少不了产自中亚的葡萄酒。那时胡俗甚盛，街坊多酒肆，遍地皆醉人，宫廷也不例外，大家喝得醉意盎然的时候，晚会上出现了一个史官不经意写出来的细节，但仅这一点点精彩，却表现出来只有在唐朝的天空底下，才会有的精神状态。
“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归。”（《资治通鉴.唐纪九》）
宫廷舞会，在西方世界，是习以为常的。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九五之尊的天子，庄严肃穆还来不及，哪有一国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凌烟阁里的这场舞会，正是钱穆在其著作《国史大纲》中所说“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的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的最好写照。你也不能不服气在唐朝的天空里，这种在别的朝代少有的百无禁忌的强烈自信。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犹太裔小说家凯尔泰斯的《大屠杀作为一种文化》中，曾经引用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必须保有它的智慧，以及对其自身及自身条件的自我意识，并且能够不断地予以更新。”老实说，很难想象，我们中国的皇帝，从宋以后，直至清末，这一千年间，由赵匡胤数到爱新觉罗.溥仪为止，可曾有过一位，在大庭广众，即兴起舞？而且，还要跳一种高难动作的少数民族舞？因为李渊手里的琵琶，是胡人的乐器，那么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必然是当时流行的“胡旋舞”。这一通狂舞，绝对是那个时期里，大唐帝国活力的最高体现。
按《新唐书.礼乐志》，这种“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的“胡旋舞”，节奏极火爆，情绪极热烈，动作极狂野，音乐极粗犷，是从西域流传到中土的舞蹈。白居易有一首《胡旋女》的诗，描写了一位女舞者的表演：“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可以想象李世民伸展双臂，在舞场上或旋或转，老爷子反弹琵琶，亦步亦趋，该给这个唐朝的天空，增加一抹多么鲜丽的亮色啊！
于是，我对于这位自称“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翦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的李世民，钦服不已。就凭他以万乘之尊，翩然起舞这一点，其豁达豪爽之中，浪漫风流之外，所表现出来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大手笔、大作为、大自信、大开放，应该是英国的汤因比、中国的鲁迅这样的大智慧者，才对盛唐的辉煌，格外剖目而视的。
汤因比生前曾经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若如此，我相信，那时中国的天空，将更灿烂。
唐朝的声音
李清照在她那篇最为直言无讳的批评文章《词论》开头，讲了一个唐朝歌者的故事，很精彩，很提气。
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座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阙，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
李肇的《唐国史补》也有类似记载。
李衮善歌于江外，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昭言有表弟，请登末座，令衮弊衣而出，满坐嗤笑之。少顷命酒，昭曰：“请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喉啭一声，乐人皆大惊曰：“是李八郎也。”罗拜之。
李清照的《词论》，所以从李八郎讲起，她是强调，诗和词，作为一门艺术，不仅仅是文学的，更是音乐的。对歌手而言，字正腔圆，可唱是第一诉求。必须琅琅上口，能够唱出来，方算合格。
因此，词对声韵的考究，胜过对文义的推敲。那时，李清照二十出头年纪，才高气盛，说话不留余地，对当代名家，甚至对欧阳修，对苏轼，也不怎么放在眼里。她说：“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在她眼中，这班大师的作品，虽然文义不错，但是音律不协，她调侃之曰：“则不可歌矣”。并放言：“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这一句，把北宋词坛，统统否定。
这小女子，实在够有勇气的。
在宋代，词可唱，在唐代，诗也可唱。
因为，那时的印刷术不发达，而诗人很多，诗的产量也很高。如果只是停留在文本上，依赖于书籍的传播，流通范围是相当有限的。而诗集的出版，可不是如今花几个钱，买个书号那样简单。印书是一种奢侈，一种高消费，寒酸文人筹措大笔资金，自费出书，谈何容易？因此，即使很有名气的诗人，也得靠这些男女歌者，咏他们诗，唱他们词，这才能家弦户诵，把自己推销出去。所以，唐代为中国音乐史、诗歌史上的双双丰收的时期，也是歌唱家最吃香最光彩，诗人最张扬，或者还可以说是最牛皮的时期。
道理很简单，诗人推动着歌手这个行业的兴盛，歌手促进着诗词这门艺术的繁荣。唐朝的诗人，要买歌手的账，同样，唐朝的歌手，也很买诗人的账。歌手没有诗人的诗，出不了名，诗人没有歌手的唱，成不了名，是个互相需求的关系。特别有些歌手，专门唱某位诗人的诗，合作久了，那关系更密切，更亲近。例如——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
前诗中的李龟年，后诗中的米嘉荣，都是遐迩闻名的歌手，也是诗人的莫逆之交。而米嘉荣，更是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以东的米国来长安献艺的洋歌手。由此想见，当时长安城里的东市、西市，类似三里屯的歌厅、迪厅、酒吧、KTV里，吃演艺饭的唐代“京漂一族”，不仅有中土人，还有西域人，在这样华夷杂处、中外合璧的声色世界之中，唐诗跳出书面文字的羁绊，是一门益之以声韵、旋律、伴奏、表情，边歌边舞，以声音为表现手段，既有读者，更有听众的艺术。
唐玄宗李隆基，能写诗，更喜唱诗，凡搞文艺晚会，这是不能少了的节目。开元中叶，海内升平，某年某月，沉香亭畔，牡丹盛开，他兴致一来，便偕杨玉环作月夜之游。这位算得上中国最懂得人生享受的皇帝，一句话吩咐下去，烛光如炬，夜色如昼，那姹紫嫣红的花朵，那千娇百媚的美人，相互辉映，别有情趣。一般来讲，出身于农民阶层的统治者，天一黑，通常就使出全部精力于室内的床上作业。但唐玄宗，陇西贵游子弟，非蠢淫之徒，颇懂得一些风雅，于是，把这场宫廷里的烛光派对，搞得极有诗情画意。这种场合，凑趣的诗人不可少，酬应的诗作不可少，如同药中的甘草，菜中的味精，是不可或缺的，于是文人就派上用场了。
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李浚《松窗杂录》）
那天，李大师事先喝得高了一点，轿子将其抬到宫内，“犹苦宿酲未解”，懵懵懂懂，不知所云。但到底是天才，援笔即成。尽管醉了，打着酒呃，写出来的诗，却能表达出那个时代的丰彩。《清平词》三首，现在读起来，仍是富丽堂皇的盛唐气象。
大气、高昂、雍容、华彩，是唐朝声音的特色，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实质。
每个时代，都有其相对应的声音表征，譬如，六十年代，《大海航行靠舵手》。你会想起三面红旗，浩浩荡荡；譬如，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你就会想起革命狂飚，歇斯底里。所以，宋人李清照女士，很不满意宋词之不可歌，遂著《词论》以正视听。若以她的可歌性而论，当代文人所写的旧体诗词，就不敢恭维了。除了五言为五个字，七言为七个字，没出数学错误外，能如美国流行音乐RAP，能如顺口溜、莲花落、快板书、三句半，合辙押韵，八九不离十，可以说而唱之，也就谢天谢地了。
因此，说唐，不能不说唐诗，而说诗，不能不说李白，而说李白，在他全部作品中，不能不说他这首饮酒歌。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
这首他的代表作，这首表现唐人风流的诗，这首也是他放纵不羁的性格之歌。必须交给一位出色的歌手，持卮而唱，淋漓尽致，声情并茂，酒酣耳热，方能唱出诗人的豪迈。而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到“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能唱得举座皆惊，心惕神励，抚髀击案，胸膺和鸣者，除了李清照《词论》里提到的那位念奴小姐，再无别人。
这位唐朝最出色的金嗓子，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也讲到了她。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媚，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念奴，皇室歌舞团中的大牌歌星，李隆基的“钟爱”，一位歌手，在最高那里，够这两个字的级别，非同小可，其御用性质，不言而喻。不过，她人美艺高，声色俱佳，人长得漂亮，歌唱得更漂亮，别看意大利的帕瓦罗蒂，能唱到高音C，也就是简谱两个点的“DO”，让全世界的男高音敬服。唐代的这位女高音，其音域之宽之高之广，估计那位巨无霸，也望尘莫及。据野史，有一次，玄宗驾幸灞桥，万民欢腾，声震天日。有近侍进言，若能念奴引吭高歌一曲，其声所至，四野屏息，则微风拂柳之音，河水流逝之声，陛下也会听闻。一试果然，证明其穿云裂石、金声玉振的的歌喉，确非虚言，也难怪具有艺术秉赋的帝王，为之倾倒而“钟爱”了。
此说或系夸张，但词牌之一，《念奴娇》，因为“其调高亢”，为她所擅长，成为她的主打歌曲，遂以她名为名，口碑相传，直至今天，是众所周知的。我也纳闷，那时没有作协、音协搞排行榜，搞金像奖，没有电台、电视台搞十大金曲、四大天王之类的评比，怎么她获得以个人名为歌曲名的光荣？显然，这中间有一位不容置疑的权威说了话，才拥此不朽声名，在唐开元期间，那唯一的谁也不敢反驳的人物，我想，该是有功夫赞扬一位小姐的眼睛，还有兴趣发表一番音乐评论的，日理万机的万乘之尊了。
金口玉言，自然他说了算。
唐玄宗干得出来，第一，他有这份艺术鉴赏力，不是抖小聪明，小机灵，顽小花活，第二，他也有这份风流，堂而皇之，不扭扭捏捏，光天化日，不遮遮掩掩，直截了当，不假门假势，敢作敢当，不矫情装蒜，半点不想隐讳对这个歌手的“钟爱”。
这大概也就是唐朝的浪漫了。
李隆基，不是好皇帝，但他真风流，很个性，唐以后的宋元明清诸朝，休说一国之主了，连稍稍有点权势，有点身份，有点级别的臣宰员吏，藩台府臬，也只敢偷偷风流，决不敢公开浪漫。两块“肃静”“回避”的牌子，在前面开道，脸部肌肉不硬不僵，也不对称啊！
于是，凡官必摆谱，走路迈方步，有权必拿架，张嘴说官话。于是，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与色，不让人猜透他心里的想法，便是官员们的标准面孔。因此，说他是活着的尸首，可以；说他比尸首多口气，也可以。他们即使想将这个漂亮歌唱家搞到手，绝不可能像唐玄宗那样本色，那样潇洒，那样性情中人。“哇噻，这小妮子的一双媚眼，真能放电啊，让朕实在有点吃不消呢！”
这一点，你得佩服李隆基，你得佩服唐朝出现的这种大气，你得佩服那整整一代人的张扬放肆的精神。据《旧唐书》，说这个玄宗——
“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俱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
“太常又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乱发于太乐署。别教院廪食常千人，宫中居宜春院，玄宗又制新曲四十余。”
“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楼，观灯作乐，贵臣戚里，借看楼观望。夜阑，太常乐府县散乐毕，即遣宫女于楼前缚架出眺歌舞以娱之，若绳戏竽木，诡异巧妙，固无其比。”
唐代宫廷的礼仪乐队，共分十部，每部又分为坐位和立位，整个加在一起，足有数千名乐手。这时的玄宗，我觉得更像那个日本人小泽征尔，在指挥着一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庞大的交响乐团。因此，李隆基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能玩闹，而且玩闹得绝对正点的皇帝了。唐朝的声音到开元达到峰巅，与他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说，李世民二十三年的贞观之治，只能算是一次盛大彩排的话，那么，在李隆基的统治下，二十九年的开元之治，才算是正式的演出。中国文化史上的名诗人、名画家、名歌手、名乐手，几乎都在开元年间，联袂出现。西方历史上，也许只有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差可比拟。
应该看到，唐玄宗如此大排场大铺张，除了雄厚国力的支持，承平岁月的逸乐外，就其个人而言，是与他沉溺声色、生性放荡、纵情恃性、不拘形迹的胡人血统分不开的。鲁迅说过，“唐代帝王，大有胡气”，这胡气，还不仅仅是唐高祖李渊的从母，为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据此判断，李姓皇帝带有鲜卑或拓跋的尚未驯化的民族本性。而且，将来有朝一日，挖开乾陵，查一查DNA的话，匈奴、羯、羝、羌的基因，在李姓帝王的遗骸里，可能都混有一点的。
因此，一方面，唐代与前朝，与后代采取了绝不相同的对外政策，张开怀抱，展阔胸襟，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去拥抱整个世界；一方面，中土的华夏正声，已不能适应丰富多彩的盛唐气象，需要新的音乐元素，需要新的旋律、节奏、声韵、调式，使唐朝的声音更闳大，更壮观，也是势之所趋。于是，大肆扩张的胡风胡气，从未像唐朝这样，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地进入中土，其潮蜂拥而至，其势锐不可当，其变化不可遏止，其影响波澜壮阔。
从《太平广记》卷二百四的《李謩》篇——这一个极不起眼的小故事里，也能看出胡乐逐渐融入听觉主流时，新旧力量的碰撞，此消彼长的争斗，也是一个相持不下的过程。但是，旧日的风韵，不管你多么惋惜，终于是要淡出的，而时代的声音，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不请自来，登堂入室，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万事万物新陈代谢的必然。像李謩这样一位在教坊中，坐在首席位置上的笛手，也不得不在时风的感染下，在其特擅的笛子曲目中，注入新腔。一是潮流所至，二是饭碗所逼，这位名笛手无法抱残守缺，誓不与时代同步，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在越州镜湖，也许是绍兴的鉴湖吧？众人泛舟于碧波万顷之上，喝花雕酒，吃茴香豆，听这位长安特邀而来的吹笛国手，独奏其拿手的《凉州》一曲。顿时，“昏噎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鬼神之来，坐客皆赞叹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在座知音，击节赞叹，偏有一位老者，不发一言。李謩认为他看不起自己，又“作一曲，更加高妙，无不赏骇。”但这位老人，仍旧只是微微一笑，不置一词。李謩沉不住气了，“你这是瞧不起我呀，老先生，难道你是此中老手？”
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公亦能甚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实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之人也。”又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足下知之否？”李生曰：“某顽蒙，实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栗，李生蹙怵不敢动，至第十三叠，揭示谬误之处，敬服将拜。及入破，备遂败裂，不复终曲。
这无疑是一次复古派的胜利，但故事的结局，却并非如此。
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越人知者皆访之，竟不知其所去。（出《逸史》）
胜利者的子虚乌有，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收场，颇有点调侃的味道。正如李清照《一剪梅》中“花自飘零水自流”句，古老的，垂暮的，完成了历史使命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或是一种精神，哪怕具有再美好的愿望，该终结的，该衰朽的，或者该完蛋的，也总是要消失在天际的，那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
所以，王之涣诗《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这位笛子名家李謩，终于改用来自西域的羌笛。同样，杜牧诗《寄扬州韩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只有夜深人静才能听到的洞箫，也被改良的乐器“尺八”所代替。正如最近入选联合国“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古琴一样，中土的传统乐器，由于音量的局限，注定了逐步边缘化，雅玩化的式微前途。
因此，魏晋时的嵇康，叛了死刑，上了法场，在千百名看热闹的市民围观下，抬来桌子，铺上台布，还要架上焦尾琴，弹一曲《广陵散》，绝对是后人的夸张之笔。古琴，只宜士大夫在书斋里，写不出文章时，小姐在绣房里，找不到对象时，文学大师在府上，发现无人捧臭脚时，抚一曲《流水操》，聊以自慰。除非司马昭派电工给他接上电子音响，嵇康想在杀头前作闭幕秀，是作不成的。
于是，长安城里，自关陇直至中土，宫廷上下，自君王直至百官，无不陶醉于来自西凉、龟兹、疏勒、高昌，甚至更为遥远的域外音乐，无不耽迷于富有表现力的羌笛、胡笳、觱篥、羯鼓等胡人乐器，这样，使得唐朝的声音，出现前所未有的生气。
而在诸般乐器中，最强烈，最狂放，最亢激，最为玄宗所爱者，莫如羯鼓。
玄宗性俊迈，不好琴。会听琴，正弄未毕，叱琴者曰：“待诏出！”谓内宫曰：“速令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王谠：《唐语林》）
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声焦杀鸣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战杖连碎之声。又以高楼台晚景，明月清风，破空透远，特异众乐。（南卓：《羯鼓录》）
李龟年善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千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又闻打一竖柜，因锡一拂枚羯鼓卷。（《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出《传记》）
一个皇帝，练他的羯鼓，鼓槌打断了好几个柜子，其执着，其专注，其孜孜不倦，你不能不敬佩。人们也许可以指责他一千个不是，痛斥这个如此不务正业的帝王。但是，有一条，或许更为重要的，这种在羯鼓上的投入、专心，不管不顾地我行我素，他在精神上的无禁忌，他在心灵上的无拘束，他的个性自由，他的特立独行，他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他的做他想做的事情，他的找他想找的快乐，那种敢作敢为的丈夫气概，可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能具有的。他用他的鼓槌，在羯鼓上敲击出唐朝的声音，而且果真也就在中国历史上，敲出了开元之治二十八年的辉煌。元稹诗《行宫》曰：“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就冲这一个“说”字，值得对他刮目相看。
因为很多皇帝，最后只剩下一个“骂”字。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特定的声音表情。或刚强，或柔弱，或暴烈，或萎靡，或气宇轩昂，或低三下四，或杀气腾腾，或哀鸿遍野，没有一个朝代，比得上唐朝所发出来的声音，那样华彩美妙，那样大度充实，那样丰富融和，那样令人感到心胸开阔，以致后来的中国人，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尊之为“盛唐”。
一千年后的今天，这些已经相距十分遥远的盛唐之音，仍然使我们感奋，使我们向往，甚至还受到一些鼓舞，实在是值得后人琢磨的历史现象啊！
唐朝的胃口
现在，已经很难了解公元618年至907年期间，住在唐朝首都长安的市民，每餐饭吃些什么？喝些什么？
古代文人，能吃善吃好吃，而写吃，往往一笔带过，惜墨如金，不肯详说细节。但是，我们从字典辞书上还能看到的“馎饦”、“”、“焦槌”、“馉脯”、“不托”、“胡饼”、“冷淘”等食物，那花式品种，还是颇为繁多的，看来唐人不存在城市早点难的问题。否则在西方历史学家心目中，也不会将古长安与古罗马相提并论。因此，我不大相信居住在首善之区的长安百姓，一早爬起来，揉着惺忪的双眼，走出里坊，来到路边摊点，也像当今北京的上班族，只有油条、豆浆、煎饼，永远不变的老三样可以选择，一路走，一路吃，满手油脂麻花地往公共汽车上挤去，若如此，还算什么中古时期世界上最繁华最富饶的都城？
但是，“馎饦”、“”之类面点，到底是什么样子？甜的咸的？蒸的烤的？油炸的水煮的？便不太清楚了。查《酉阳杂俎》《齐民要术》《梦溪笔谈》这类古籍，都说得十分含糊。幸好，宋赵令畤的《侯鲭录》一书里，有一则《黄鲁直品食》，使我们能够略知距唐代不远的北宋时期，如黄庭坚等文人，他们是怎么样吃喝的。
黄鲁直云：烂蒸同州羊羔，沃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抹南京面，作槐叶冷淘，糁以襄邑熟猪肉，炊共城香稻，用吴人脍，松江之鲈。既饱，以康山谷帘泉，烹曾坑斗品。少焉，卧北窗下，使人诵东坡赤壁前、后赋，亦足稍快。
在宋朱弁的《曲洧旧闻》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筷；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渗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廉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东坡在儋耳，独有二赋而已。
虽然朱弁所言，算起来应该是在宋代元符年间，苏轼流放海南儋耳期间的亲笔手书，但其可信度，不及与苏轼有过来往的赵令畤所记。赵系皇室，非常崇拜苏轼，连自己的这个名字，也是苏轼为他改过的。而且这部笔记，主要是记叙他所知悉的苏轼言行，所以，赵认为是黄鲁直所云，当系的论，而且从行文的口气上也比较顺畅。这两则大同小异的文字，不管是黄庭坚，还是苏东坡，让我们对唐宋年间的饮食状况的了解，提供了一点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