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山东济南人。生于公元1084年（神宗元丰七年），卒年不见载籍，约为公元1156年（高宗绍兴二十六年），故而具体死亡日期和地点，却湮没无闻，无从查考。一个曾经美丽过，而且始终在文学史上留下美丽诗词的诗人，大才未展、大志未尽的退出，其飘然而逝、杳然而去的形象，其落寞之中悄然淡去的身影，给人留下更多的遐思瞑想。
如果，再回过头去品味她那首《乌江》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因此，无论她怎么样死，如何的死，她那双诗人的眼睛，是不肯闭上的。
若是假以时日，给她一个充分施展的机会，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于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集》给后世了。然而，悔则何益？“花自飘零水自流”，对于文人无奈的命运，也只能是无聊的空叹罢了。
方孝孺
在中国，自明初方孝孺被诛十族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以死报君了。
从此以后的中国人，为主义赴死者，有；为真理牺牲者，有；为情人割腕切脉者，有；甚至，为赌一个什么东道以生命下注者，有；但是，在最高层面的权力斗争中，像方孝孺这样傻不唧唧地去为一个背时的皇帝，献出老命者，是不会有的了。不是士不肯为知己者死，从此狡猾；也不是以死来一报知己的价值观，从此绝迹，而是在统治者无休无止的夺权游戏中，为失败者殉葬的愚蠢性，已为智者所不取。
皇帝死了还会有皇帝，而脑袋掉了却不会再长出一个来。随后的士大夫，渐渐地聪明起来。陪你玩，可以，陪你死，则决不干了。为争权夺位的统治者火中取栗，犯不着，弄不好会烫伤自家的爪子；而最后坐在龙椅上剥吃糖炒栗子的那位，未必会赐你几粒尝尝。于是，做出慷慨激昂者，有之，喊出誓死捍卫者，有之。而为了效忠，甘心陪葬，找来一根绳子勒死自己，或者喝下一碗鸩汁毒杀自己，如此这般的傻瓜，就不多见了。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号逊志，浙江宁海人。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入南京后，杀侄篡位，为朱元璋孙朱允炆之师的方孝孺，拒绝合作，敌对到底。因为他是惠文帝的老师，朱棣要他为自己登基，起草诏书。一是考虑到国之大儒的尊崇地位，二是考虑到帝王之师的法理身份。但是，好说歹说，决不从命。被激怒了的朱棣，拍案顿足，威胁他说，难道你就不怕诛灭九族么？方孝孺说，你就是诛十族，我也不会为你写一个字。朱棣气急败坏，在九族（上数四代，下数四代的直系及旁支同宗同族者）之外又加一族，即他的老师和门生也受牵连，在中国历史上，这是最残忍的一次血腥屠杀。大开杀戒的朱棣，凌迟、杀头、入狱、充军，无所不为，此案遇难者，总数当超过两千人。
据鲁迅晚年的《病中杂记》，朱棣在处理惠文朝黄子澄、刘泰、铁弦等人时，除实施极刑，以泄其愤外，亲笔御批，要将他们的妻女，送进军营，令军士轮奸，生出小龟儿子，可以想见朱氏父子做了皇帝，其实内里，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畜牲。至此，中国文人彻底明白一条，死得再多，不耽误人家当皇帝。与其死了白死，不若不死，看谁熬得过谁。于是，豁然贯通，能不朝枪口上碰，就决不主动找死，尤其不能为皇帝殉葬。虽然，由明而清的文字狱迫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凄风苦雨，如肉俎上，不怎么见好，但命运尽管不济，生命力倒是十分顽强。就像东北地区那种叫做“死不了”的植物，看似一段死气沉沉的枯木朽枝，只要稍沾一点水，就会透出一线生机，隔不数日，居然青枝绿叶，甚至还能开出一两朵小小的花来。所以，对“士”而言，即或是苟且的活，也要活下来，绝不去壮烈。
有什么办法呢？软鸡蛋也是有它赖以保全的生存哲学。那时，作为牛鬼蛇神的我，心里也是这样想的：不错，你伟大，但你总有死毬的一天；不错，我伟小，可也许会活得比你长久。所以，在十年（对我来讲，还得加上十年）的比拼过程中，很多人都抱着这样的宗旨：我要倒下，就是人家看着我死，而我不倒，那就有可能看着别人死。为这一天，为这一刻，无论如何得想方设法活下来，哪怕当癞皮狗，哪怕当三孙子，也在所不惜。
我记得，七十年代末，一次全国性的文艺界大聚会，在人民大会堂，许多被整得九死一生者，劫后重逢，发现不但自己活着，别人也一个个都活着，那“额手相庆”的场面，虽有点滑稽，但足以说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哲学，不但是明清之际“士”的立身之本，也是后来的知识分子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不倒之术。事实证明，对于士大夫的修理，虽然见效一时，而无恒久的功能，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最后绑在耻辱柱上的，常常是貌似强大的修理人者，而非软鸡蛋式的被修理者。
所以，商末孤竹国的伯夷、叔齐，耻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虽然在正史上，是以肯定的口气来叙述这哥儿俩的原则立场，但这种其实是挺傻帽的行为，在后来的知识分子眼里，是不以为然的。只有那些非常一根筋，特别认死理的“士”，才认定天底下都像华山那样，只有一条路好走。方孝孺，恐怕是中国最后一位伯夷叔齐式的知识分子，他，只有选择死之一途。
其实，就在方孝孺的明代，读书人也并不那么傻了。朱由检在景山上吊，陪他死的只是贴身太监，没有一位知识分子为之殉难。那个钱谦益本来想跳水赴死，效忠崇祯的，可是一摸湖水太凉，就不想成仁了。那个龚鼎孳也想以一死回报君王，可是想到漂亮的小老婆马上要被别人搂着，便打消死节的念头。所以，方孝孺在朱棣攻下南京，建文帝自焚以后，唯求速死，在这两位江左名流眼里，自是不识时宜的方巾迂腐了。
因为，他本可以不死，有一个叫道衍的和尚，很为他在朱棣面前说了情。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讬，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明史.方孝孺传》）
这个保方孝孺的姚广孝，可不是凡人。燕王朱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夺他侄子朱允炆的江山，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和尚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对于朱棣来讲，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军师或者谋士这样的角色，说他是朱棣这次靖难之役的总智囊、总策划，也不为过分。据明人笔记《革除逸史》载：朱到南京后，“未几，获文学博士方孝孺，上欲用之，示其意，执不从，遂就刑”，看来，朱的确打算放方一马，甚至，还想重用的。所以，很给大儒一点面子，召至帝座跟前，下榻握手，捧茶延坐，商量起草登基诏书事宜。朱棣本有乃父朱元璋的流氓气，但此刻依旧以国师之礼待方，显然，姚广孝的话，是相当起作用的。
然而，一切都如和尚所料，方“必不降”，朱也必“杀孝孺”。死难消息一来，他只有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摇头轻叹了事。因为，姚广孝与方孝孺，虽同为知识分子，却分属两类，姚是明白人中极明白的一类，绝不做傻事，方则是看似明白，其实并不明白的一类，常常倒做不成什么事。方不可能降朱，朱也不可能宥方，他早就估计到这出性格悲剧。但是，若不为方求情，有点说不过去，情求过了，朱也点头了，他的良心也就得到安宁。虽然他对朱说了“幸勿杀”，并没有说绝对不能杀，再说他有什么资格，对未来的皇帝下命令。因此，方不领情，是方的事，朱要杀方，是朱的事，与本人无关。我做到我能做的，不做我不能做的，这是姚广孝的行事方式。我能做到的偏不做，做不到的偏要做，这是方孝孺透得相当不明白的地方。
最后，朱棣把话对方孝孺说到这种地步：这是我们朱家的事，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方偏要管，一个劲地激朱求死，朱哪里受得了，大开杀戒，方孝孺一案死难者达八百四十七人，充军发配者不可胜计。方得到了于事无补的壮烈，气节是有的了，可多少人陪着粉身碎骨啊！古人对此也有微言。“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明钱士升《皇明表忠记》）
中国的所谓“士”，所谓“文人”，所谓“知识分子”，如果一定要分类，不是方孝孺式的，偏执，拘谨，认死理，不知好歹，常常采取霸王硬上弓的方法蛮干；就是姚广孝式的，灵活，圆通，识大局，趋利避害，往往以低姿态矮身段不张扬的手法达到目的。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至多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历史有时爱开开玩笑的，偏偏让这两类价值取向不同的知识分子，奇巧地组合在同一舞台，同一背景下，一个辅永乐，得到大成功，一个佐建文，结局大失败。所有看过这出戏的观众，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于是，从此以后，像姚这类明白人，越来越多，像方这类傻而直、呆而方、迂而正的不明白人，越来越少。这或许就是时代的进步了，要是知识分子总那么傻不唧唧，还真是够呛呢！
《明史》中描写的姚广孝和方孝孺，一为“目三角，形如病虎”的方外和尚，一为“双眸炯炯”，“虽粗蔬粝食，视其色，如饫万钟者”的读书种子，一为“颇毁先儒，识者鄙焉”的左道旁门，一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讲学不倦，陈说道德”的一代学宗，两人几乎找不到共同点。虽然姚“少好学，工诗”，“宋濂亦推奖之”，按说，方孝孺出宋濂门下，应该与这个看来不三不四的和尚，有些往来才对，然而，史无记载。不过，一个正襟危坐、过于严肃的方正君子，与和尚坐不到一条板凳上，说不定有点鄙视和不屑，也有可能。但是，姚能张嘴向朱棣说情，其识见，其器度，就不是书呆子方孝孺可比的了。
方孝孺应该做学问，姚广孝才是玩政治的，从他一生行状看，他是一个不那么安分的和尚，不安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日子，是一个迫切追求成就感的知识分子。恰巧马皇后逝世，朱元璋把儿子从分封地集中到南京来守孝，据《明史.姚广孝传》，“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于是，通过关系，与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挂上了钩。
这个和尚私下里对朱棣许诺：“你要用我的话，我会给王爷一顶白帽子戴。”如此露骨的暗示，连黄口小儿都猜得出来，“王”字上面加一“白”字，不就是一个“皇”字吗？朱心领神会，引为知己，遂将这位主录僧，带回北平。从此，他便成了燕王的思想库，和进行反中央的地下活动的总指挥。“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
他那时“住持庆寿寺”，但“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朱棣当然想造他侄子的反，因为，建文帝接受了齐泰、黄子澄，还有方孝孺的削藩建议，正准备收拾他。但是，以一隅反天下，朱棣也不由得不心虚。有一天，他作对联，刚吟出上句，“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立刻应口而出，“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作主”。“王”字出头，即为“主”，看似文字游戏的小手段，却起到坚定其信心的作用。
所以，没有姚的煽动，朱未必敢举事，没有姚的擘画，朱也未必能成事。起兵以后，靖难军经过两三年与中央军的拉锯战，姚突出奇招，建议轻骑挺进，径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这场无妨说是姚广孝与方孝孺的角力，玩政治的行家，终于把只会做学问的书呆子摆平。朱棣很快渡过长江，取得天下，当他的永乐皇帝。
所以，这位特别倚仗的心腹，出来为方孝孺求情，对于朱棣，那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朱棣起事，檄文天下，以清君侧的名义，矛头指向建文帝倚为股肱的齐泰、黄子澄，其实，方孝孺作为建文帝的老师，在他眼里，也是参与过对他的迫害，属于铲除的奸恶之列，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姚广孝求他“幸勿杀”，居然“颔之”，看来姚广孝面子够大。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围绕在皇帝身边，有头有脸有发言权者，说一不二，使帝王言听计从者，大有人在。但伴君如伴虎，最后能够得到好下场者，就比较罕见了。姚广孝这样一个不官不民，亦官亦民的和尚，作为皇帝的宾客，运筹帷幄，出谋划策，位极人臣，倚重中枢，最后能够善始善终，实在是极为奇特的例子。
他披的这件袈裟，固然冲淡了朱棣对他的戒心，更主要的是姚广孝深谙与狼共舞的游戏规则。越得意，越检束，越成功，越退缩，越是登峰造极，也越要激流勇退。可是，能懂得这点道理而做到抽身自退者，实在太少。权力这东西，如海洛因，上瘾以后，是太难戒掉的。唐人胡曾《咏史诗》：“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那个不可一世的李斯，最后的悲剧下场，不就是他“不解”进退之道吗？等到身首异处这一天，老先生想起与儿子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的快乐不再，刀架在脖颈上，哭悔也来不及了。
姚广孝按《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箴言行事。靖难之役，朱棣率军“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等朱棣得天下后，论功行赏，姚为第一，举朝上下，竭力推崇，甚至到了“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的亲昵程度，他老兄还是坚持在庙里，当他的和尚，做他的佛事。朱棣急了，“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明史.姚广孝传》）
这样一个能够扭转明室乾坤的和尚，还保持其清醒的分寸感，一生不敢越位。那么，有济世之志，无匡时之才的方孝孺，就缺乏自知之明了。居然在南北激战的烽火硝烟之下，还饶有兴致地引导建文帝进行复古改制的尝试，宫殿名，城门名，悉数恢复古称。官制，也按《周官》重订，本是翰林侍讲的他，改成颇有二十世纪味道的文学博士。当时的老百姓，肯定分不清他这个博士和茶楼酒肆里的茶博士，有些什么区别？大概，越没有什么真本事的人，越喜欢做表面文章，以表示那一股虚火的革命激情。“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也曾经歇斯底里地将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将协和医院改成反帝医院，结果又如何，不过给历史添小笑柄而已。
最不可思议的滑稽，莫过于这位博士计划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了。在明代历史上，除了方孝孺，还有一个海刚峰，都是背时的保守主义者，都好笑地进行过这种白日见鬼的讨论，可见让一个或数个严重与现实脱节的知识分子，进入权力高层发号施令，是多么致命的决定。建文帝的倒霉，多少也是他咎由自取，谁教他任用非人呢！应该说，好学不倦的朱允炆，与这位座师切磋学问，是可以的，但是把国家交给这位书呆子，那就是开天大的玩笑了。
据明姜清的《姜氏秘史》：“初，孝孺被召入京，王叔英预以书告之曰：‘天下事有可行于今者，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可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亦易，而乐其利。难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难，而受其患。此用世所以贵时措之宜也！’孝孺好古，故叔英及之。”显然，有识之士早看到了他性格中的保守、愚直、迂腐、偏执的一面，作为一个学问家，确是好的榜样，作为一个政治家，就远远不及格了，作为一个军事家，更是糟糕得一塌糊涂。建文帝没有他这样一位精神上的导师，也许不至于最后走向自焚的死亡之途。用人不当，贻患无穷，虽然，他为建文帝殉节，死得那样壮烈，也算对得住年青皇帝，但若是说方孝孺为朱允炆的催命鬼，也并不冤枉他。
坐镇北平的姚广孝，辅佐王子，确保后方，率大军步步进逼京师的朱棣，胜利在望。而齐泰，黄子澄，加上方孝孺，书生意气，清谈误国，欲罢不能，欲战不成，弄得建文帝输不起，赢不了，进退失据，不知所措。同是知识分子，姚广孝有把握全局之力，一盘棋下得无子不活，方孝孺无审时度势之能，每步棋都走成了死招。
最可怕的，方孝孺还相信自己特棒，还要瞎指挥。第一手，他搞了一次缓兵计，派人到北平做燕王工作，赦他无罪，要他罢兵，谁知这位信使，到了那里，连大门也不敢出。第二手，他又搞了一次离间计，想挑拨燕王两个儿子内讧，哪知道事与愿违，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把送信人和信，一块儿交给他的父王，以示清白。这就是方孝孺书读得太多的本本主义了，孙子兵法上有成功的例子，但到你方大军师此刻就不灵了，你不想想，南京已经不站在优势一方，北平干吗要买你的账呢？
“燕兵遂渡江，时六月乙卯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缓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了。”（《明史.方孝孺传》），历史上有很多从首都出逃，然后回来复辟的帝王，为什么建文帝就不可以？何况，朱棣虽攻下京师，大半壁江山并不在他的控制之下，回转的余地还是很大的。然而，他要求朱允炆“死社稷”，这是方孝孺最臭最臭的一招了。
尤其令方孝孺恶心的是，偏偏打开金川门，不战自降，迎接燕王进京的，是他的好友，朱元璋的女婿李景隆。据《姜氏秘史》：“说者又谓孝孺与景隆父子交谊甚笃，景隆帅师北伐，实由孝孺，既而兵败，渐有异志，人多知之，告于帝，帝雅信孝孺，遂不复疑，卒成开门之变，盖不免于误国云。”
他的学生建文帝，听老师的教导，终于跳进熊熊大火之中，“死社稷”了，那么，老师要不跟着也“死社稷”的话，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间呢？于是，就有了《明史》上的这段对话和随后的血腥场面。
“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效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
方孝孺，这个历史上的唯一，“三代以来所未有也”（姜清语），倒在了血泊之中。然而，顶个屁用，连朱棣的毫毛，也未触动一根。如果方孝孺聪明一点，智慧一点，转换一下思路，从长计议，徐图报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未必就能断定未来的局面，不会发生变化，谁笑到最后，恐怕还得两说着呢！所以，以死抗争的古老做法，在今天看来，便是十分的愚不可及了。
活着，就是一切。
张苍水
说实在的，中国人的血性，从来没有像明末清初这样一个剧变时期中，表现出来如此的刚烈。中国文人的骨头，也从来没有像在这样一个大势已去、败亡已定、求死求生都不容易的二十年里，表现出来如此的坚强。中国知识分子讲气节，提倡这种绝对属于精神，属于价值观的坚守，也从来没有像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表现出来如此的张扬。要知道，这种坚守，是以鲜血、头颅、死亡、身家性命为代价，才能经受得住的考验。尽管如此，仍有众多的明末遗民，不弯腰低头，不苟且存身，表现出来如此坚贞的气节。
当这块土地颠覆震荡，当国家、民族面临危机，最先触动的就是这些读书种子、文化精英。李世民给萧瑀的一首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便可了解在明清易代之际，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爱国文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大义凛然的斗志，宁死不屈的节烈，视死如归的精神。在改朝换代的这段岁月中，仅以文人为例，如张煌言这样的为捍卫自己的价值观，与异族统治者，进行殊死战斗而殉难者，可以开列出来一个很长很长的单子：
刘宗周，万历二十九年进士，1645年，南京、杭州相继失守，绝食而亡。
史可法，崇祯元年进士，1645年，坚守扬州，城破被俘，清亲王多铎劝降，宁死不屈，遭杀害。
左懋第，崇祯四年进士，1645年，北行议和，不辱使命，清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劝降，不从，被杀。
夏允彝，崇祯进士，1645年，因清兵进松江，其友人皆及难，乃赋绝命辞，投深渊死。
侯峒曾，天启五年进士，1645年，率领嘉定军民据城反抗，城破，与二子投水。气未绝而清兵追至，父子三人皆遇害。
朱大典，万历进士，1646年，守金华。城中有火药库，恐陷后资敌，在清军攻进城后，引爆自杀。
黄道周，天启二年进士，1646年，在婺源为清兵所败，被俘，在南京被杀。
万元吉，天启五年进士，1646年，坚守赣州半年，城破，投水自杀。
吴易，崇祯十六年进士，1646年，夺敌辎重，再屯太湖，战败，被俘杀。
张家玉，崇祯十六年进士，1647年，受困增城，兵败自杀。
陈子龙，崇祯进士，1647年，联结太湖兵，谋再举事，事泄被俘，乘隙投水死。
陈邦彦，举人出身，1647年，因城破被俘，不降，遭杀害。
夏完淳，诸生，夏允彝之子，1647年，起义失败，被捕，牺牲时年仅十七岁。
钱肃乐，崇祯十年进士，1648年，兵败连江，忧愤至甚，呕血而死。
黄毓祺，天启元年恩贡，孤身起兵抗清，1648年被执，不降，死于南京狱中。
何腾蛟，举人出身，1649年，湘潭被俘，绝食七日，不屈而死。
瞿式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1650年，守桂林，清兵入城，逼降不屈，从容就义。
……
在吴伟业的《鹿樵纪闻》、戴名世的《乙酉扬州城守纪略》、陈贞慧《过江七事》，以及《东南纪事》《浙东纪略》等清初著作中，还有很多这样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张煌言，也就是张苍水，只是最后将这段抗清斗争史，画了句号的英雄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文名而振者为绝大多数，后世读者，多记住的是他们的作品，而不大说得上他们在世时的行状。但是，同是这部文学史，还有极少数的优秀分子，既以文章名天下，更以人品存青史。张煌言就是这样一个诗人。他的诗，激昂慷慨，忧国忧民，可以用“饮血吞泪，气壮山河”八个字来形容。这也是我们至今犹忆张苍水的缘故，因为自从公元1644年明朝崇祯上吊起，一直到公元1664年，整整二十年，已经是清朝康熙三年，他始终反清，直至最后一刻；始终战斗，直至最后一位。张苍水的名字，对东南半壁的中国人来说，他不死，表示还有人不曾薙发留辫，膺服新朝；他不死，表明大清王朝，还说不上百分之百地入主中原，一统宇内；他不死，意味着朱明王朝的最后一口气，还没有咽绝，还具有某种生命迹象。这种象征意义，着实教北京的最高当局，教杭州的巡抚衙门，大伤脑筋。而对当时苟活于满清铁蹄下的中国人，总算能在满天雾霾中看到一丝光明，一线希望。
直到公元1664年，他殉难于浙江杭州城区中的一个名叫弼教坊的街区，统治中国已经二十年的大清王朝，才算得上是完完全全地一统江山。
张煌言（1620—1664），字元箸，号苍水。崇祯十五年举人，浙江鄞县人。其实，他是一位文人，更具体地说，他是一位诗人。他的诗写很出色，人们将他比拟为南宋的文天祥。因为他的作品中，洋溢着慷慨豪迈的民族大义，充满了悲愤壮烈的家国情怀。如他在杭州狱壁上所题《放歌》：“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雷霆，予之精魂兮变为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祀兮，垂节义于千龄。”如他被捕之后的《甲辰七月被执进定海关》：“何事孤臣竟息机？鲁戈不复挽斜晖。到来晚节同松柏，此去清风笑翠微。双鬓难容五岳住，一帆仍向十州归。叠山返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如他拘至杭州的《入武林》：“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又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他口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在这些诗篇中，所透露出来他意志之不屈，勇气之无畏，斗志之坚定，信念之忠贞，总结起来，就是气节这两个大字。
后人谈到张煌言时，首先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征战，他的流亡，他的失败，他的就义。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改朝换代，但从来比不上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抗争之不断，声势之壮大，虽然最后都被清廷镇压了，但那些抗清英雄，宁死之不屈，杀身之成仁，令后世人为之感动，为之钦佩。人们至今犹忆张苍水，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人，因为他在国破家亡时刻所选择的站着活、立着生的气节。
人是需要一点气节的，你可以怯懦，不可以叛变；你可能沉默，不可以出卖；你可以逃避，不可以无耻；你可以低头，不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矮子，尤其不可以为已是侏儒而津津自得。特别当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那一刻，你可以苟且图生，不可以为虎作伥。张苍水之所以难以忘怀，就是因为他在生死关头，表现出一份难得的壮烈，就是因为与之对比的，明、清之际那些学问比他大的，名气比他响的，资历比他老的，科第比他早的同行，离战火很远，离刀枪很远，离死亡更远，离地狱更远，膝盖就先软了，脊梁就先软了，“扑通”一声趴下成一摊泥了。当清军南下，将过扬子江时，南京城里那些投降派的丑态，正如唐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里所写“一片降幡出石头”那样，令人气殪。
当摄政王多尔衮之弟，豫亲王多铎率部进入金陵城时，那时的文化大佬，如钱谦益等人，那时的文学大腕，如阮圆海之流，立刻就变节了，附敌了，更来不及地跳出来，如跳梁小丑地手舞足蹈，那就更让人齿冷了。也许并不是巧合，就如我们当下看到的，不过才是境外几个恶霸或恶棍的国家，对我寻衅挑事，对我动手动脚，对我诋毁叫嚣，对我说三道四，国内一些软不拉塌的鼻涕虫，一些洋人放屁立刻接着的应声虫，便一窝蜂地跳将出来，为其洋主子帮腔搭调，助威呐喊，奴才嘴脸，原形毕露，汉奸面貌，彻底暴露。所以，四百年前的钱谦益，联合一个叫王铎的三流作家，拟一纸《降清文》，赶快跑到南京下关码头向多铎呈递上去，也就不必惊讶。这种非要为强虏张目，非要认外贼为父的劣根性，都是古今一些投机倒把、抓尖卖快、没有节操、不知羞耻的精英分子，认为时机已到，便不甘寂寞，便粉墨登场，便抹白自己的鼻子作小丑，借此大捞一把的卖身行径，你有什么办法？
这篇《降清文》，提倡投降有理，鼓吹活命第一，称得上是中国文学史上，由第一流文人撰写出来的第一等无耻文章。“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钱谦益，江左三大家之一，他的诗文，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篇令人作呕的《降清文》，让我看到他灵魂中肮脏的一面。同样，时下那些鼻子高不起来的洋奴走狗，既无钱牧斋的名气，更无绛云楼的才识，说白了，拾老外之牙慧，唬中国之百姓，就掩不住鲁迅先生所描写的那个“假洋鬼子”的德行了。
张苍水之举事，一是他的爱国精神，一是他的民族大义，既是偶然，也是必然。这也是他只有抗清，而不降清的一道好走，也是他和钱谦益之流的根本分歧所在。然而，正如佚名著《兵部左侍郎张公传》所称那样：“自丙戌至甲辰，盖十九年矣，煌言死而明亡。”一个人，在历史的河流中，是非常渺小的。若是能够给某个进程，在某个阶段，起到一个句号的作用，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光荣。张苍水这个名字的标志性意义，就在于他如长夜里在天空一掠而过的流星，使人明白，这暝暗的世界，不会永远这样沉沦下去。
老实讲，这个非常清醒的知识分子，举事之初，就将前因后果看得清清楚楚。第一，明之不可救，因为是从里往外烂朽；第二，南明之不可为，因为压根儿就不成气候。张苍水叹息过自己“鲁阳挥戈”，知其不可救，而救，知其不可为，而为，不过是尽到一份士大夫的大义罢了。这就是说，他知道，这一天早早晚晚总是要来到的，但是，他的伟大，就在于不因知道这个结果而袖手，而作壁上观。十年前，他在答复清廷两江总督郎廷佐的诱降书中，说得很清楚：大丈夫“所争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恤家仇，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故每毡雪自甘，胆薪深厉，而卒以成事”。至于本人，“仆于将略原非所长，只以读书知大义。”但“左袒一呼，甲盾山立，济则赖君灵，不济则全臣节。凭陵风涛，纵横锋镝，今逾一纪矣，岂复以浮词曲说动其心哉”？
明弘光元年（1645），清兵陷南京，他从家乡鄞县，来到府城宁波，一看那些文武官员，或弃城而走，或仓皇遁逃，或打算降清，或策划献城。他奔走联络，振臂高呼，士民集者数万人，会于府城隍庙。拥戴刑部员外郎钱肃乐举义。一腔热血的张苍水，先是随钱肃乐的义军，驰骋宁、绍，转战浙东，后又与张名振的部队，互为声气，共同行动，接着，天台会师，张苍水倡议勤王，集师举义。并奉表到天台请鲁王朱以海北上监国，得到郑成功的盟军支持。
张名振为石浦游击，死后，将武装力量托付给张苍水。由于兵力单薄，加之清兵过钱塘江，不敌强虏的他，遂游击于浙闽沿海，进行抗清活动。南明永历八年（1654），趁敌空虚，首师北伐，入长江，趋瓜洲，捣仪真，抵燕子矶，威震江宁。十三年（1659），又与郑成功分兵两路反攻，他率军深入安徽，不到半个月时间，就连克宁国、歙县。大江南北，相率迎降，共得四府、三州、二十二县，清廷惊骇。黄宗羲在其《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中，有一段精彩文字，极写张煌言之智勇，之胆略。他全盛时，兵不过万，船不满百，但他懂政治，懂大局，懂得联络这些反清力量，一致竭力戮贼。
明年（即公元1659年，顺治十五年）五月，延平（郑成功）全师入江，公以所部义从数千人并发。至崇明，公谓延平：崇沙，江海门户，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为老营，脱有疏虞，进退自依。不听。将取瓜州，延平以公为前茅。时金、焦间铁索横江，夹岸皆西洋大炮。炮声雷轰，波涛起立，公舟出其间。风定行迟，登柁楼，露香祝曰：成败在此一举。天若祚国，从枕席上过师，否则，以余身为齑粉，亦始愿之所及也。鼓棹前进，飞火夹船而堕，若有阴相助者。明日，延平始至，克其城。议师所向，延平先金陵，公先京口。延平曰：吾顿兵京口，金陵援骑朝发夕至，为之奈何？公曰：吾以偏师水道，薄观音门，金陵将自守不暇，岂能分援他郡？延平然之，即请公往。未至仪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观音门，延平已下京口，水师毕至。七月朔，公哨卒七有，掠江浦，取之。五日，公所遣别将以芜湖降书至。延平谓芜城上游门户，倘留都不旦夕下，则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足办。七日，至芜湖，相度形势，一军出溧阳以窥广德，一军镇池郡以截上流，一军拔和阳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逼新安。传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来归。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宁、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阳、建平，州则广德、无为、和阳，凡得府四、州三、县二十四。江、楚、鲁、卫豪杰，多诣军门受约束，归许祃牙相应。当是时，公师所过，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父老扶杖炷香、携壶浆以献者，终日不绝，见其衣冠，莫不垂涕。
一个绝对不是领兵打仗的文人，二十年来，居然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出江入海，攻城掠地，让清廷一筹莫展，硬是抓不住他，终顺治一朝，就是消灭不了这小股武装。而且，深入腹地，袭击要津，如风似影，行踪莫测。“于时海内升平，滇南统绝，八闽澜安，独公风帆浪迹，傲岸于明、台之间。”确如古人所言，“时穷节乃见”，“疾风知劲草”，国破家亡之际，一介书生，爆发出来巨大能量，实在让人赞叹。一个文人能打出江南这半壁江山，真是应了“乱世出英雄”这句名言。这个张煌言，做出如此泼胆的天大事业，让已经坐稳江山的大清王朝，倾其全力来对付，来收拾，足足花了二十年功夫，未能得逞，未能敉平，那是何等厉害的角色？
由于郑成功（即延平王）在战略、战术上的一些错误，占据南京后不思进取，致使这次北伐招致惨败。再加上南明政权内部分裂和战略上的失误，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遭清军镇压。张苍水最后被迫退守浙东沿海的舟山岛，准备东山再起。1662年4月南明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所杀，五月，在台湾的抗清民族英雄郑成功病死，次年十一月，鲁王又死于金门。抗清斗争局势每况愈下，浙东一隅只剩张苍水独力支撑。直到清康熙登基三年之后，张苍水还扼守着一个约数平方公里的岛屿，那大概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块土地了。居然用旧朝正朔，居然存故国衣冠，居然与大清王朝为敌到底，这一切，都是这个文人所为，实在是中国文学史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
张苍水犹在海上，张苍水犹在抗清，张苍水置重金高官诱降于不顾……在民众口中，有关张苍水的一切传闻，一切消息，不胫而走，尽人皆知。张煌言，或张苍水，这个名字成了清廷重臣的一块心病，成了杭城衙门为之焦头烂额、急得跳脚的大事。抓又抓不住，除又除不掉，诱降不顶屁用，发兵围剿，大海捞针，突袭孤岛，多次扑空。渠首张苍水，成为清廷芒刺在背的隐患。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非军事上的考量，而是脸面上挂不住，下不来，绝对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二十年了，这个张苍水猖狂于东海，嚣张于穷岛，就是捉拿不来，让大清王朝怎么张嘴说天下一统？
鲁王病逝金门，明王朝的最后苗裔也不在世间了，使他失去信心，战斗二十年，为之复辟的“辟”都没了，还有什么还我大明的意义。从这天起，张苍水决定以他自己的方式，结束一生。先是解散部队，后是遁居孤岛，在这大明版图的孑遗之地，作精神上的最后坚守。由于浙江巡抚和水师衙门，采取坚壁清野的迁界政策，强迫沿海居民内迁，用以隔断张苍水残部的联系和供给。常年在孤岛之上，口粮储备有限，必须时不时地偷渡大陆采购。一来二去，暴露行踪。《海东逸史》称：“北帅惧终为患，募得其故校，以夜半从山背缘籮逾岭而入，暗中执之。”康熙三年七月二十日，清军接获眼线侦得的线索，水师夤夜出海，围岛偷袭。张煌言及随从人等，猝不及防，悉皆被俘。
大清王朝，终于拿获这个最后的反叛，喜出望外；浙省督抚，终于捕捉到多年不得的对手，如释重负。我估计北京城里的最高当局，很想借此舆论造势一把，看哪！明朝最后的一个反叛渠首，也落网称降了。于是，先羁押府城宁波，再解送省城杭州，让他频频出镜，招摇过市。这数十天里，对其颇为优容，俨然上宾款待。宗旨只有一条，着力招安，反复劝降。
大义凛然的张苍水，不为所动，慷慨从容，一心求死。
公元1664年10月25日，也就是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清政府见这位抗清志士难以投诚，也就死了心，将他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张苍水临死不跪，先说了一句：“好河山！”再说了一句：“竟落得如此腥膻！”然后，坐而服刑。天忽大雨，万民哭送，为什么？就是说，中国文人也是有能够让人敬服的硬骨头，连苍天也陪着百姓一起落泪。
杭州弼教坊，在宋为官巷，在明为检署，如今已淹没于花花绿绿的闹市之中，成为一个街区。旧衙荡然，遗址难觅，不过，提起这个地名，与之相牵系着的血腥记忆，那是不大容易磨灭的。历史的镜鉴意义，就在于当需要的时候，它会出来见证。所以不管隔多少年，多少代，只有中国人的情怀中，尚存骨气节操，尚知家国大义，弼教坊的图腾意味，便起到酵母作用，永远会令人生出知耻惕厉之心。
纳兰性德
“穷而后工”，是对文人经历磨难而写出成功作品的褒誉之言。
这句话当然很中听，但若是一个文人为了“工”，而认可这个“穷”，那可真是有点贱骨头了。
何谓“穷”？一般都指物质上的穷。而对文人来讲，没得吃，没得穿，没得银子的穷，固然难熬。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折腾、打击、压迫、摧残，还包括不一定付诸行动，只是成年累月悬在脑袋上，不知何时掉下来的那种达摩克利斯之剑的紧张，或者，如观音大士套在孙悟空脑门子上那道看不见、摸不着的箍，唐僧一念紧箍咒，就疼得死去活来的恐惧，这种精神上的穷，要比物质上的穷，更教文人吃不消，受不了。
尽管如此，一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有很多大师，在这双“穷”的处境之下，能够得以成就其“工”，也许这就是中国文人的伟大之处了。
于是，不禁要问，这种物质上的“穷”，加之精神上的“穷”，为什么，反而能激起作家奋发、努力，写出成功作品呢？先前的“穷”，后来的“工”，这其中有些什么必然的关联么？
读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其中有一篇《鸽异》，似可悟出一些道理来。
鸽然甚繁，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邹平张公子幼量，癖好之，按经以求，务尽其种。其养之也，如保婴儿，冷则疗以粉草，热则投以盐颗。鸽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痹而死者。张在广陵以十金购一鸽，体最小，善走，置地上，盘旋无已时，不至于死不休也。故常须人把握之。夜置群中使惊诸鸽，可以免痹股之病，是名“夜游”。
这只名曰“夜游”的鸽子，一夕数惊鸽群，使其免于“痹股之病”的强迫做法，与南方渔民进城贩卖活鱼的措施相同，都要在鱼桶里放进一条吃鱼的鱼，唯其别的鱼怕被“追杀”，就得闪避，就得逃脱，就得不停游动，这样，可以保持长时间的鲜活状态。看来，制造紧张，制造不安，制造恐惧，制造痛苦的所谓“穷”，也是激活文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所谓“工”的过程。
若果真如此，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不定倒要向历代制造文字狱的帝王鞠一大躬。
想起上个世纪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倒有可能是一个眼前的、现成的，为大家所熟知的例证。此公作为囚徒，流放到古拉格群岛，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多年，很悲惨，很艰难，自不待言。然而，他能够在活下来都不容易的炼狱中，以想象不到的毅力，写出那部关于集中营的煌煌巨著，着实令人敬佩。
后来，他走运了，逃离古拉格，后来，他更走运了，获得了诺贝尔奖，再后来，他更更走运了，冲出铁幕定居美国。但他始料不及，向纽约港口那尊女神鼎礼膜拜的同时，有了自由，是不必说的了，从此却没了文学，至少再没有像样的文学，这真是欲哭无泪，无可奈何之事。
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当他在古拉格群岛煎熬的年代里，克格勃无所不在的恐怖，实际起到了蒲留仙笔下那只停不下来的“夜游”效应，起到了南方鱼民水桶里那条吃鱼的鱼的“追杀”效应。老用手枪顶住你的脑门，老用封条糊住你的嘴巴，老用绳索绑住你的手脚，老用死亡威胁你的生命，激发了这位在恐怖下生存的大师，要在恐怖下写作的强烈欲望。
后来，这个外部条件不复存在了，他的创造力也就无法激活，便不可避免地患上蒲氏所说的“痹股之病”。我看过他在美国寓所的一张照片，站在门口，有点像伊凡雷帝的那个弱智儿子，恹恹地甚乏生气，那张脸，很像一条肚子翻了过来的死鱼模样。估计，从今往后，他的文学的翅膀也许还能展开一二，但若想飞得很高，很远，是不可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