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这顿饭，其值不菲。必须具有小康以上收入水平，同时具有良好胃口的消费者，才能埋得起单、才能消化得了的一份食谱。主食有面有米，副食有羊羔、仔鹅、鲙鱼、猪肉熟食。饭后，有好泉水烹好茶叶，自是沁人心脾的上佳品味。吃罢喝罢，解衣仰卧，真是好不自在。
不过，元符元年（1098）间的苏轼，日子过得并不开心。一辈子犯小人的他，又遭贬谪，渡琼州海峡，到海南的儋耳安置。好在那时没有实施对知识分子劳动改造政策，先生还有可能写字读书。可是，究竟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背井离乡，回朝无望，那坐以待毙的苦闷，那枵肠辘辘的煎熬，是他一生中最没落、最艰难的阶段。也许，回味往事，举笔落墨，大师给朋友写了这幅字，作一次精神会餐，不无可能。
我们遂可揣度唐、宋饮食之一斑。
北宋都城汴京，与唐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同属中原，饮食习惯应该是基本相似。由于从秦陇，到关中，再到河洛地区的黄河流域，粮食作物以小麦种植为主，略可推断唐人的胃口，是以面食为主。“槐叶温淘”，我想可能是捞面或者酿皮一类的面制品。我曾在豫西北怀庆府的博爱、沁阳一地劳动改造过，修过从河南焦作到山西晋城的铁路。1958年正是三面红旗招展之际，河南也是招展得特别强烈的省份，那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那屋子大的笼屉，那脑袋大的馒头，真有共产主义已经光临的感觉。
同时，我也领教了老祖宗神农氏尝百草，实际是给中国人带了一个坏头，老乡除了大口大口啃白面馍之外，不进其他油盐。结果，馍啃光以后，就三年灾荒。数千年来，中国人局限于从植物中吸取营养，这对于改善人口素质，提高健康水平，决不是件好事情。
因此，一个面有菜色的民族，想不当“东亚病夫”也难。
所以，我很看重苏轼文字中，那盆蒸得烂熟，令人食指大开的同州羊羔，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至少表明在大唐盛世，一直延至五代、北宋，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汉民族，受到西域文明的薰染，饮食习惯上的逐步胡化，是不争的事实。国人的消化系统里，肉食渐渐成为很主要的成分，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也是中国历史上得以辉煌的物质基础。
一个人，活得好不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活得好不好，胃口，是很关键的问题。
同州，即今之陕西大荔，由于南濒洛水，西临黄河，是个粮谷丰饶、水肥草美的农业县份，那里出产的胡羊，肉质细嫩，味美可口，乃泡馍的首选羊肉，至今有名。但在东坡文中，最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不是羊肉的质地问题，而是他所说的做法和吃法，虽只不过是一道菜，但却有改变中国的重要意义。
在地球上，凡食肉类动物都凶猛，凡食草类动物，都温驯。唐代同胞可能从不断侵扰中原的胡人身上得到教训，人强欺侮人，人弱受欺侮，因此，神农氏的草食主义，在唐代，逐渐失去市场。同州，距离西域甚远，吃羊羔，绝对皈依西域正宗。
这盆蒸得稀烂的羊羔，更接近美国人的感恩节或圣诞节的火鸡，而与祭孔时全猪、全羊、全牛毫无共同之处。第一，在做法上“灌以杏酪”，绝非中国人的传统；第二，在吃法上“食之以匕不以筷”，也是对尝百草的神农精神，予以革命和否定。
“食之以匕不以筷”，看似小事一桩，但对唐人来讲，这个突破，意义重大。
世界上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东西，民族特性也非铁板一块，饮食习惯并不是永远不可改变，所以，对付这只羊羔，除了一把锋利的刀，一副坚固的牙，一个强壮的胃，还需要那种绝非汉人所有，而是胡人天生的吃的心理，方能左手割肉，右手持杯，享咀嚼之趣；方能食膻啖臊，大快朵颐，得饕餮之乐。酒足饭饱之后，再加之一壶浓酽滚烫的好茶，沁入心田，那就齐了。
放下筷子，拿起刀子，在唐代，便是不以为奇的事情了。
肃宗为太子，尝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顾太子，使太子割。肃宗既割，余污漫刃，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怿；肃宗徐举饼啖之，上大悦，谓太子曰：“福当如此爱惜。”（宋.王傥《唐语林》）
因为不同饮食文明，表现着不同民族特性，这种食用工具的区区变动，也会起到不可小视的微调作用。一般来说，动筷，礼让谦恭，持刀，很难斯文，汉人用筷挟菜，温文尔雅，殷勤周到，多繁文缛礼之士；胡人持刀食肉，血气方刚，多剽悍强横，骑动掳掠之徒。所以，大唐盛世，与其说，唐人胃口朝胡人饮食靠拢，还不如说西域文明也在影响着中原文化，交流通常是相互的，开放从来是彼此受益的。
作为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汇点，唐代的长安，便是当时整个社会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心，也是从广义上来理解大唐盛世，有一副极其良好胃口的集中体现。
谈唐代，不能不谈唐诗，谈唐诗，不能不谈李白。如果，我们从诗人笔下的“胡姬”，在其诗篇中的出现频率，也可估计，或者想象，这座都城，是以怎么样的姿态，向全世界敞开怀抱了。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前有一樽酒行》）
“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白鼻》）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之二）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醉客延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之一）
从这些诗句所提供的意境，若能在冥思遐想中，神游一千多年前的古长安，那将是怎样一个体验啊！不过，我还是郑重劝一句，若是你读过白行简的《李娃传》，建议你先不要到唐代的红灯区平康里去，那儿是李娃和她姐妹们活动的领地，你的荷包里，若没有过多的银两，那是你无法承担得起的高消费。而是要到西市、金街一带，那里的食肆、酒店、歌楼、舞榭、倡馆、茶寮、戏场、杂市，才是好红火、好热闹的去处，才绝对是一个值得你逗留的风流所在，否则，李白跑那里去做什么？
你会发现那些打扮得粉妆玉琢、花枝招展的胡姬，玉脸生春、眉目传情，向你冁然一笑，令你心旌荡漾，向你挥摆纤手，令你举步踟蹰。那摆动的绦带，曳地的长裙，袒露的襟领，洁白的肌肤，在扑面而来的香风里，弥漫着这些异域女子的荷尔蒙气息，该是怎样挑逗这个城市的勃然生机啊！
这就是唐朝的胃口，这就是长安的浪漫。
那时候，政治上不分畛域，张开怀抱，经济上不分族别，竞争谋生，宗教上的不分信仰，相互容忍，族别上的不分胡汉，悉为臣民。胡人几乎融进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汉着胡帽，胡着汉冠”，甚至在服饰上，也在模糊着中外文化疏隔的界限。
我很钦佩唐朝的这种广义上的好胃口，它意味着一份自信，一份豪壮，一份担承，一份敢把天下纳入我胸怀的大气。那些阳萎患者，你就是打死他，他连这样想一想的勇气，也不会有的。自南宋至清末，中国之一蹶不振，吃亏就在胃口，都像林黛玉那样，只能挟一筷子螃蟹肉吃，小命都难保，焉谈爱？焉谈情？焉谈雄心壮志，焉谈民族复兴？也许积弱的中国，尤其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实在压抑得太久太狠，大唐盛世，遂成这个民族永远被憧憬的梦。
盛唐统治的大版图，大气魄，大形势，大开放，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的结果。经过公元420年至589年南北朝的拉锯战，到公元618年隋朝实现统一，既是人之所为，也是势之所趋。唐代的统治者，敢作敢为，大气豁达，可能与血液中的胡人基因有关，正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考证的：
近人有主李唐为蕃姓者，其事作否无确据。然唐高祖李渊母独孤氏，太宗母窦氏，外祖母宇文氏，高宗母长孙氏，玄宗母窦氏，皆胡族也。则李唐世系之深染胡化，不容争论。唐人对种族观念，亦颇不重视。即据《宰相世系表》九十八族三百六十九人中，其为异族者有十一姓二十三人，时人遂有“华戎阀阅”之语。崔慎猷至谓：“近日中书，尽是蕃人。”又唐初已多用蕃将，甚至禁军亦杂用蕃卒。（《国史大纲》）
正是这种混杂的人种优势，正是这种胃口的胡化倾向，唐代的文治武功，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高峰。加速了边外属国的归附，推动了胡人内迁的涌入，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的黄金时代。随着民风民俗的广泛传播，衣食住行的深入渗透，以麦面为主的中原人，在择食主张上多近胡人。
毕罗者，番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唐.李济翁《资暇集》）
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瀹茶；庚家粽子，白莹如玉；韩钧能作樱桃毕罗，其色不变；有能造冷胡突鲙，鲤鱼臆，连蒸诈草，草皮索饼；将军曲良翰，能为驼峰炙。（唐.段成式《酉阳杂俎》）
中土人本来擅长于制作面食，曾几何时，也时尚胡风起来。记得贺知章初到长安，投师访友，出明珠为贽见之礼，主人了不在意，嘱童持去鬻胡饼数十枚，众人共食之。可见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岂能低估？由此，可以看到长安城里的原住民，不得不按照地道的西域风习，来调整自己的胃口。
因为着眼于摄取更多的动物蛋白，膳食结构发生变化，使得国人的体质、气质、精神、心态，也在嬗变之中。肉食增多，势必带来某些人种学上的演化。唐朝男人的豪放自信，唐朝女人的妩媚可爱，正是这种食物结构成分发生了变化的结果。
这个结论，很可能使有识者嗤之以鼻，但一杯牛奶，改变一个民族，却是发生在二十世纪日本的事情，那是有目共睹的。
在《资暇集》中，有一则《熊白啖》的故事，你便懂得唐人的好胃口了。
贞元初，穆宁为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书，及给事已下尚未分官，列侍宁前。时穆氏家法切峻。宁命诸子直馔，稍不如意则杖之。诸子将至直日，必探求珍异，罗于鼎俎之前，竞新其味，计无不为。然而未尝免挞斥之过者。一日给事直馔，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同试，曰：“甚异常品。”即以白裹脩改之而进，宁果再饱。宛陵与诸季望给事盛形于色，曰：“非免免笞，兼当受赏。”给事颇亦自得。宁饭讫，戒使令曰：“谁直？可与杖俱来。”于是罚如常数。给事将拜杖，遽命前曰：“有此味，奚进之晚耶？”于是闻者笑而传之。
熊白，即熊的脊肉，极嫩极肥，鹿脩，即风干的鹿肉，极干极韧，两者性质不同，炒蒸以后，却效果奇佳，鲜美异常。据说，现在到西安吃仿唐菜，还可以点到这道名品。试想这么一位老爷子，每顿食肉，食不好，还要敲儿子的屁股，固然可讽之曰“肉食者鄙”，就知道那张嘴，而无远谋深虑，但不也感觉到他那粗鲁豪悍的可爱乎？
什么时代，什么胃口，胃口是决定出汉子，还是出侏儒的关键。这也是清人顾亭林在《日知录》里，早就感慨万分的话题，他说：
余见天下州城，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人情苟且，十百于前代矣。
顾炎武所说的一朝一朝的式微，我不禁想起晚清大学士徐桐——这位给老佛爷策动义和团扶清灭洋，提供理论依据，掌握宣传舆论的教父。庚子事变期间，尽管风烛残年，不得不每日进宫，以备慈禧垂询。可他，家住崇文门外，坐在轿里，往北抬，花市有洋人的教堂，他不能路过；往西抬，东交民巷有使团的洋鬼子，更不能路过；往南抬，绕路而行，又避不开当时北京城的红灯区八大胡同，可谓步履维艰。他那顶只好远走永定门，再经西直门，然后才从西华门进宫的轿子，成为京城的一个笑话。
一个人，为其狭隘的教义活到如此猥琐凿枘的地步，这个朝代，不亡何待？
这位老夫子，活了一辈子，闻夷色变，视洋为敌，闭目塞听，拒绝变革，如防洪水猛兽那样，抵制一切外来的新鲜事物。于是，倘若有谁端来唐朝穆宁吃得眉飞色舞的那盆“熊白啖”，拦住那顶笑话轿子，捧过去，基本上已是一具政治僵尸的他，绝不敢举筷尝上一口的。
因此，好的胃口，包涵着宽容、博大，体现着接受、吸纳，意味着消化、摄取，代表着健康，活力。对一个人来说，足以雄壮体格；对一个朝代来说，足以强健精神；对一个城市来说，足以鼎盛壮大，对一个国家来说，足以生生不息。
唐朝伟大，在于唐朝从不挑食的好胃口，这一点，很重要。
宋朝的泼皮
——唯泼皮，其兴也勃，其败也速
一
泼皮，比流氓要狠，比无赖要凶，所有的中国人，了解人类社会中这种渣滓群体，都是从《水浒传》开始的。
以宋朝为背景的《水浒传》，堪称一部“泼皮教科书”。从这部小说，我们知道泼皮是项顶古老的职业，而且，我们还知道泼皮在宋代最发达，最泛滥。
《水浒传》的第六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后，再难在寺院里待下去，智真长老就把他介绍到开封府的大相国寺去。开封乃大宋王朝的首善之区，大相国寺乃皇家常去礼佛的庙宇。不像五台山，峰高岭陡，地广人稀，连个派出所也未设得一个。鲁智深，酒劲上来，是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敢把庙门都拆了的主，谁也奈何不得。若是打发到都城相国寺，这厮胆敢寻是惹非的话，天子脚下，不怕没人管他。这想法当然不错，可大相国寺的住持智清禅师，却不这么看，当着众人埋怨这位师兄好没分晓，你送来这块烫手山芋，我能留他在市中心的大庙里惹祸吗？恰巧，大相国寺在酸枣门外有块菜园子，属于寺院的三产之列，原来管事的和尚不想在那个城乡结合部呆了，正好鲁智深没处安排，就派到那儿掌管。
宋朝的开封很发达，即使隶属郊区的酸枣门外，也是人烟稠密之地，只要有人口，有买卖，有饮食酒店，有三教九流，就有泼皮。于是，那“一个叫过街老鼠张三，一个叫青草蛇李四”的泼皮出现了。这是两位档次较差，没什么气候的泼皮，其绰号，一个鼠，一个蛇，就注定了委琐卑劣、出息不了的实质。真正称得上泼皮的泼皮，那气势要比他们地道得多。何谓气势，一曰本事不大，装出来特有本事，二曰勇气有限，装出来特有勇气，三曰横鼻子竖眼，装出来特别不好惹的样子。此辈通常游手好闲，横行街区，欺行霸市，逞雄一方。不是为非作歹，寻衅闹事，就是打砸抢拿，坐地分赃。不过，若是碰到一个比他胆量大，比他敢下手，比他不怕死，比他更歹毒的对手，估计不交手还罢，一交手不死即伤，遂光棍不吃眼前亏，可以变得比孙子还孙子，比孬种还孬种。
宋代泼皮之发达，与当时商业之繁荣，经济之成熟，城市的拓展，市井之发达，有着莫大的关系。大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畸形的朝代，它非常富有，但又非常孱弱，它应该很有钱，但穷得入不敷出，它曾经不可一世，但总是不经一战，立刻败到不可收拾，它拥有高度优秀的文明和文化，无与伦比的文学和艺术，但也是程朱理学的罪恶渊薮，吃人礼教的滥觞所在。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发达，资本运营顺利，商品周转频密，利润空间加大，整个社会财富的规模，要比春种夏播、秋收冬藏的农业经济，不知扩大多少倍，于是，一、 这个社会养得起吃闲饭的，二、 这个社会需要管闲事的，三、 这个社会既然有养尊处优的不劳而获者，也就应该有游手好闲的不务正业者。
由汉至唐，中国人基本不再以游牧为生，而生活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切仰给于土地耕作，如鸡刨食，捯一口，吃一口的农业经济之中。如无天灾，差可温饱，如遇灾荒，就得饿饭。因此，在这个农耕为主的社会环境里，一无生存空间，二无勒索对象的泼皮，也就无立足之地。故而在唐代文学作品中，几乎看不到“泼皮”这个名词。例如唐人白行简的《李娃传》，那位荥阳公子落魄以后，沦落到成为职业哭丧者，下三烂之极，也不敢到平康里姐姐们所居之地，当一名吃白食者，或者，当一名打秋风者。按他包养上厅行首的资深嫖客本钱，完全可以以这等社会渣滓面目出现，光棍一下，有何不可？可是他“泼皮”不起来，只能可怜巴巴地乞食讨饭为生。所以说，泼皮是城市商品经济的副产品，只是由于城市商业运动的能量，远超过政府行政能力，遂留下这些无法无天者的活动空间。
《水浒传》里那些梁山英雄，大多起家泼皮，习惯白吃白拿，也就不以为奇；即使原来的正经人，如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如玉麒麟卢俊义大官人，也觉得要在江湖上混下去，不他妈的扯下脸皮而泼皮，还无法生存。于是在士农工商阶层以外，不轨之徒、宵小之辈、匹夫之流、无赖之类，像寄生虫游走于三不管地界，以骚扰、胁迫、敲诈、勒索等等手段，成为街区一霸，属正常现象。而打州劫县，对抗官府，占山为王，扰乱一方者，则是团体型的成帮成伙的泼皮，那就更不可一世了。
宋朝的泼皮分两种，一种是强梁型的，一种是无赖型的，“过街老鼠张三”和“青草蛇李四”，属于后者。“且说菜园左近有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材破落户泼皮，泛常在园内偷盗菜蔬，靠着养身。”他们害怕新来的和尚，不知深浅，砸了他们借以谋生的饭辙，要先给他一个下马威，决定趁着给他祝贺上任，恭贺履新的机会，将他扳倒在菜园的粪池里，教训他一顿。这种无赖手段，下作营生，绝对是这些没什么出息，没什么本事，甚至也没有什么膂力，很类似当下文坛上那些上不得台盘的末流评论家，发帖到网络上，满嘴喷粪，靠骂名人出名一样，因为几乎不花什么成本，一个个干得十分起劲。
本来，这伙流氓、无赖，缠着扭着鲁智深，本想就势给点颜色看看，没料到那和尚如铁桩一样，休想扳动。鲁智深是谁？早看透他们的把戏，说白了，这位大爷可不是凡夫俗子，乃是披着和尚直裰的头一等泼皮。还未让他们得手，就飞起一脚，只听得扑通两声，说时迟，那时快，先将为首者踢进去粪窖。一脚踢出去，两人掉粪窖，可见功夫了得。这两个三等泼皮，没想到落得这样满身是粪，满头是蛆的结果，傻了。何况那粪窖没底似深，只是挣扎，也爬不出来。“鲁智深喝道：‘你那众泼皮，快扶那鸟上来，我便饶你众人。’众人打一救，搀到葫芦架边，臭秽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园池子里洗了来，和你众人说话。’两个泼皮洗了一回，众人脱件衣服与他两个穿了。”
接下来，“智深叫道，‘都来廨宇里坐地说话。’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众人道：‘你那伙鸟人，休要瞒洒家，你等都是什么鸟人，来这里戏弄洒家？’”从这番拷问中，我们也就随着长了一点对于泼皮的认识：
所谓无赖型的泼皮，一，等于鸟人。二，多为不成材的破落户。三，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本事、真功夫，但心眼儿比较肮脏。四，你要治得了他，他就俯伏在地，如果你制服不了他，他就要消遣你、收拾你，使你日夜不宁。
而强梁型泼皮，又不同些，无论站直，还是躺倒，有个汉子形象。某种意义上，具有亚里斯多德《悲剧论》中所说的“英雄宁自毁也不龌龊而死”的壮烈情怀，他敢为他的“光荣”牺牲，绝不惜命。因为，他只能赢，不能输，连打个平手也不行。赢得输不得，是泼皮奉行不渝的宗旨。赢，他是爷，输，他是孙。问题在于他不能成孙，一旦成孙，他也就完蛋了。
后来，世界变了，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登场，小市民成为城市的主角，市侩主义，侏儒哲学，以及台湾柏杨先生所说“酱缸文化”，达到极致境地，无论怎样神圣高尚的原则，无论怎样高贵优秀的精神，都一律在铜臭中庸俗化、低俗化、恶俗化，那种古典色彩的泼皮，遂不多见，而如“过街老鼠张三”和“青草蛇李四”这类落水狗，输就输，败就败，一抹脸也就过去了的无赖型泼皮，成为主流。因此，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阿Q和小D，还有王胡，可能会扭打在一起，但绝演出不了鲁智深拳打镇关西那火并的血腥场面。
花和尚所以在五台山落发为僧，所以被打发到到酸枣门外看菜园子，缘由却是因为这场火并。话说渭州城里，状元桥下，那个肉铺掌柜郑屠，显然也是一个强梁型泼皮。既然敢自称镇关西，自是霸男占女、为非作歹的地头蛇。尽管他螃蟹走路，横行街巷，脚一跺，城门楼都乱颤不已。可他却是一个有眼力见的坐山虎，一看鲁提辖登门，亮出的那两条肌肉发达的胳膊，伸出的那一双醋钵大小的拳头，就明白，这是一个不好惹的汉子。“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八个字，他掂得出斤两，马上立正敬礼，小心翼翼侍候。
两个强梁型泼皮相遇，后发制人，很重要，郑屠赶着陪笑脸，连忙上肉案，按鲁达的吩咐，亲自操刀。
泼皮挑事的经典手段，无非三者，一曰挑衅，二曰激怒，三曰动手。他先“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头”。弄好了，又“要十斤都是肥肉，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接着，“再要十斤金软骨，也要细细地剁做臊子，不要见些肉在上面。”郑屠不傻，知道这主是找碴来了，笑着说道：“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而鲁智深看挑衅不成，只好激怒。“洒家特地要消遣你！”然后，抄起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下了一阵肉雨。”
一再退让的郑屠，忍无可忍，“两条忿气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心头那一把无名业火，焰腾腾的按捺不住，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这正是鲁智深所要达到的目的，他被激怒了，他要动手了，而且，出手在先，好！这求之不得的机会，岂能错过？“早拔步在当街上”，因为店堂岂是大动拳脚的所在。郑屠其实不想惹这个入侵者，可他也是一个泼皮，泼皮的金科玉律，只能赢不能输，再也退不起了；再退，就是输到家了，输到家的结果就是，再也不能在渭州立足，那怎么行，只有应战。
“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来要揪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赶将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了在当街上。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着这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由此，我们听得出来话外之音，他之所以要收拾郑屠，并非完全是为了金翠莲，起因虽是这位外乡女子，受了欺侮，遂路见不平、扶难济厄。但更深层次，却是这两个泼皮之间，一为坐地的屠户，一为外来的提辖，在同一势力范围内，确立高低地位的冲突。在鲁智深看来，称得上镇关西者，只能是他，而不是郑屠。我估计，花和尚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地盘，很重要。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中国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三千多年，值得骄傲，但中国人的文明进化程度，却并不占有领先位置，甚至有些方面相当落后愚昧。就譬如这个地盘意识，说得不好听一些，恐怕与哺乳类雄性动物用尿液圈出领地的行为，相差无几，至今还在某些人的灵魂深处盘桓着。我认识的几位故去的文坛老爷子，德高望重，是毫无疑问的了。可当他们健在，指点江山时，不也霸着那两亩三分地，生怕别人会去偷他庄稼似的。
这就是杨志卖刀为什么惹了麻烦的原因了，同样的理由，也是因为地盘，千不该，万不该，不打招呼，在泼皮牛二的天汉州桥上，卖他那把祖传的刀。
本来，杨志是在僻静一带的马行街兜售那把刀的，他有点不好意思，人要落到变卖祖产这地步，总是脸上无光的事。“立了两个时辰，并无一个人问。将立到晌午时分，转来到天汉州桥热闹处去卖”，就出了事。因为，他进入了泼皮牛二的地盘。
我们都深有休会的，就以所谓的文坛为例，那也决不是个免费开放，谁都可以进去玩耍的大众乐园。实际上，任何一个试图涉足文学者，如果你有雄心壮志，如果你想大展宏图，看来，第一件事，就是要拜码头。第二件事，尤其是要拜对码头。想当年，文坛那几尊菩萨，拜谁不拜谁，学问大着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地盘意识，你是万万不可疏失的。
杨志丢失了花石纲，丢掉差使，心中好不郁闷，也是他相信体制，相信主流的结果，夙不知体制只是保护权力，主流从来听从强者，你一个没落分子，才不在体制和主流关心范围之中。傻乎乎的杨志认为，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卖一把自家的刀，还要跟谁打招呼，备个案吗？错了，先生，就在你吆喝时，麻烦来了。只见“黑凛凛一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颠撞将来”，于是，我们终于一睹大宋王朝最典型的泼皮，牛二先生。
《水浒传》给他的出场诗，为“眉目依稀似鬼，身材仿佛如人”。接着介绍：“原来这人，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叫做没毛大虫牛二，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都躲了。”如今，像这位找“青面兽杨志”碴的“没毛大虫牛二”式的古典泼皮，可谓凤毛麟角。无论在口头上、文字上，已较少见到。这个“没毛大虫牛二”，你不能不钦佩他，他上无后台，下无徒众，旁无帮衬，单枪匹马，似乎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物。凭其凶狠，官府办不得他，凭其撒泼，街坊惹不起他，至少在天汉州桥这一块，他背后既无官方和黑道的势力支撑，左右也无朋友和团伙的实力帮衬，单打独挑，霸占一块地盘，无人敢惹。
这就是宋朝的泼皮了，现如今，在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下，不要说流氓、混混、青皮、光棍，必须成帮成伙，方能横行霸道，就连西西里岛的黑帮教父，也得操控一个严密的黑社会家族组织，以铁和血的暗杀手段，才能左右政局，掌控财富。泼皮的集团化、联盟化，在这个世界上，已是趋势。当年的日、德、意轴心国，发动世界大战，眼下的美利坚合众国，要当国际宪兵，说到底，因为有实力，因为有野心，而且总想当老大，才拉几个喽罗，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其实，他们的手段，看谁不听话，就敲打敲打他，看谁不顺眼，就侵略侵略他，与牛二在天汉州桥一站的德行，没有什么差别。要是论资排辈的话，泼皮美国应该向这位“没毛大虫牛二”，磕头认祖。
倒霉蛋杨志，先是失陷花石纲，丢了差使，后是遭遇梁山泊，不甘落草，这个一心想做好人的好汉，流落京师，却无好人相助，盘缠用尽，只好将家传宝刀拿到市场上换几贯钱钞。正好，逢着牛二，杨志不知底细，拿着插有草标的宝刀站在那里。插根草，就是可以出售的商品，这种集市交易标识，一直到清末民初仍在民间沿用。
牛二要买这把刀，其实是起哄，杨志当真，开价三千，约合现在的人民币五百元，按说不贵。牛二说：“什么鸟刀，要卖许多钱。”他只给三百文。杨志当然不卖，因为这是一把宝刀，“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过。第三件杀人刀上没血。”牛二说那就试来看，结果铜钱剁了，毛发吹了，接下来，牛二要他做杀人刀上没血的试验，“我不信，你把刀来剁一个人我看。”杨志这才觉得碰到麻烦，“禁城之中，如何敢杀人？你不信时，取一只狗来，杀与你看。”
那泼皮耍无赖了，“你说杀人，不曾说杀狗。”
杨志火了，“你不买便罢，只管缠人做什么！”
泼皮的特点，一是蛮不讲理，二是罔顾一切，他紧揪杨志：“我鳖鸟买你这口刀。”
杨志道：“你要买，将钱来。”
牛二道：“我没钱。”
杨志道：“你没钱，揪住洒家怎地？”
牛二道：“我要你这口刀。”
换个别人，碰上牛二，只好认输，这刀恐怕就到泼皮手中了。
但杨志才不怕这个死搅蛮缠的泼皮咧，简直岂有此理，明摆着要逼着老子乖乖就范，不由大怒。见他没完没了地寻衅，又是撞头，又是动手。正好，刀掣在手中，一时性起，“望牛二颡根上搠个着，扑地倒了”，“赶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血流满地，死在地上。”
强梁型的泼皮，通常都是以赌命为其最后手段。一个比你弱的泼皮，他不认输他就得死；一个比你强的泼皮，你不认输你就得死，这就是泼皮的铁血法则。杨志敢当着街坊邻舍，要了牛二的命，其实，他也本着泼皮的这条金科玉律行事。
二
所以，说到大宋王朝，不能不说泼皮。为什么说宋必说泼皮呢？因为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赵氏兄弟，从得到这个政权，到失去这个政权，也是按泼皮的原则行事。说到赵家两兄弟的陈桥兵变，这话就长了。
在中国王朝更迭史上，如此毫无准备，如此漫不经心，竟能获得成功，史无前例。在他以前，隋文帝篡北周，用了差不多半辈子功夫，李渊灭隋一统天下，浴血奋战数十载，五代十国的政权，虽然短命，但其称帝为王，也是从戎马生涯中，逐步跃登高位。无论革命也好，篡位也好；无论夺权也好，政变也好，哪有不殚精竭虑、费日耗时的准备？哪有不潜行谲迹、徐图大计的等待？而公元960年2月3日，行军至陈桥驿扎营的赵氏兄弟，撺掇军士哗变，从当日晚八点到次日早七点，一个对时都不到，赵匡胤套上那件黄袍，就算改朝换代成功而当上皇帝。然后，一边敲锣打鼓，一边舞枪弄棍，喧嚷进城，叫嚣进宫，简直儿戏一般坐上了龙椅。
王夫之说过最透彻了：“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浮沉，姓字且不闻于人间，况能以惠泽下流系邱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东，北拒契丹，未尝有一勋，滁关之捷，无当安危，酬以节镇而已逾其分。以德之无积也如彼，而功之仅成也如此，乃乘如狂之乱卒控扶以起，弋获大宝，终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宋论》）
一以黄袍加身、炒作造势，二以动刀动枪、兵变威胁，三以虚张声势、舆论压力，四以伪善面貌、连蒙带唬，从而骗取了柴荣寡妻孤儿的天下；其强拿强夺，其逼人就范，其鸭霸行径，其无赖嘴脸，绝非王者之道，用起哄架秧子的手段，夺得江山，乃地道的泼皮行为也。
如果当晚，闻讯的后周政权，立马实行宵禁，调动队伍勤王，不让这位叛乱的都检点回师京城，在外无援军、内无接应的情况下，关在城外的赵匡胤，只有束手就擒。现在看起来，他之推三阻四，不肯穿那件黄袍，也是敢作敢为而不敢承担的泼皮手段，怕万一不成功而留一手的光棍行径。赵匡胤比赵光义以及赵普之流，要清醒一点，一无周密部署，二无足够准备，三无群众支持，四无有力后援，这种绝对是脑袋一热的行为，朝廷稍有压力，当局稍加警告，这群乌合之众，就会一哄而散。所以，他赖着不肯就位，其实也是在耗时间，看看距离四十里外的开封城，有些什么动静？一直到天快亮了，探子回来报告，城门大开，这哥儿俩合十称幸，真是命大，竟然侥幸成功，用了最小的资本——吆喝，取得了最大利润——政权。
这年，赵匡胤三十三岁，赵光义二十一岁。陈桥驿闹事三人组的另一个成员赵普三十八岁，此人能说会道，被那两个行伍弟兄，视作智囊。在中国，不豁出一身剐，是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赵普敢于介入两兄弟阴谋，也想趁浑水摸鱼捞一把，估计也是一个相当泼皮的家伙。没有一点泼皮舍命的精神，不敢陪着赵氏两兄弟，玩这种黄袍加身的游戏。王夫之在《宋论》中对赵普这个“口给”之徒，看法很坏。“夫口给者，岂其信为果然哉？怀不可言之隐，相诱以相劫，而有口给之才，以济其邪说，于是坐受其穷。”至少在下列两件事上，他给赵氏兄弟出了不妥的主意（也许那哥儿俩本来也是这样的想法，他投了赞成票）。结果：“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贻六百年衣冠之祸，唯此而已矣！”
第一，“曹翰献取幽州之策，太祖谋之赵普。普曰：‘翰取之，谁能守之？’太祖曰：‘即使翰守之。’普曰：‘翰死，谁守之？’而帝之辩遂穷。”赵匡胤很害怕唐代地方诸侯，世袭节度使的祸乱，遂哑口结舌。为此，遂有第二，提出杯酒释兵权，实施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免得再来一次黄袍加身，从而对军队进行“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改造，以致“将不谙兵”、“兵不知将”，大大削弱战斗实力。
正是这个主意，由开封而北，悉为无险可踞的一抹平川，大门敞开；加之军事力量弱化以后，难以阻挡长驱直入的北方骑兵。于是，大宋王朝三百年间，始终未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如果，用曹翰之策，延续柴荣的北伐胜势，收回燕云十六州，按照王夫之的意见，未必就是败局。而且，“孰是曹翰之奋独力以前，而可保坚城之遽下邪？”那么，以后“太宗之大举北伐”，也不至于“惊溃披离而死伤过半”了。“以普忮害之小慧，而宋奉之为家法，上下师师，壹于猜忌”，“则赵普相，而曹翰之策不足以成功，必也。”
王夫之感叹系之，“险诐之人，居腹心之地，一言而裂百代之纲维。呜呼！是可为天下万世痛哭无已者也！”
赵普有赵普的道理，他是泼皮，崇尚实力，他当然会认识到，在中国内战史上，北伐鲜有成功者，而汉之匈奴，晋之鲜卑，唐之突厥，所以给中原腹地造成骚扰不已、战乱无穷的灾难，就是由北而南，据高临下，倾巢出动，势如席卷。北方多骑兵，铁蹄如风，行进神速，倏忽而来，急窜而去；南方多步兵，挖壕筑墙，常处守势，骚扰频仍，防范不迭。因此，中原主力即使赢了一时，未必守得长远。这位师爷所以彻底改变原来北周皇帝柴荣的战略决策，实施先南后北，发动对南方诸国的战事，也是揣摩透了赵氏两兄弟，这对“弋获大宝”的幸运儿，未必不作如此想。
石敬塘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自是奇耻大辱，收复失地，在赵匡胤心目中，也是责无旁贷的正事。因为不仅仅为了雪耻，而是为了中原的安全着想。失去屏障，焉有长治久安？但公元959年柴荣一举夺下宁、莫、瀛三州，收复瓦桥、益津、淤口三关，这样的幸运未必会降临到他头上。若循曹翰之策，倾全国之力投入北伐战争，与契丹决一雌雄，第一，他驾驭得了这场幅员广大，牵涉到整个北部中国的大战役吗？第二，他指挥得动那些曾经与他平起平坐的各路军头，以及他率领得了千军万马吗？第三，他能控制得住后方不给他制造混乱，而且对战事进行保障供给吗？第四，从泼皮的角度考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自然就是万事大吉了；万一双方胶着，战事不见进展，万一暂时失利，攻势受到挫败，万一敌强我弱，伤亡损失惨重，如此这般下来，他这个皇帝当得成当不成，就得两说着了。于是，他不得不认同那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滑头赵普的“口给”之词，掉头向南，攻灭荆南、湖南、后蜀、南唐等国。
赵老大持重，求稳第一，绝对是做正事的主，但不一定做得大事，他未敢北伐，给大宋王朝种下无穷灾难；赵老二胆大，敢于行险，绝对敢于做大事，但不一定做得正事，他轻率北伐，同样给大宋王朝种下无穷灾难。
赵光义，能坐上大位，有点来路不正。公元976年（开宝九年），一个大雪之夜，赵匡胤突然病毙。当时在场者，只有这两弟兄。“烛影斧声”的这起宫廷谋杀案，连正史也无法回避赵光义因此而继位的谜团。紧接着，为了巩固他的帝位，想方设法，除掉对他造成威胁的可能继承人，如其弟赵廷美，如其侄赵德昭，由于其用心险恶，手段恐怖，连他的长子，都吓得神经错乱，成为废人。同时，他还将归降的南唐等国君主，相继鸩杀，或毒死，无所不用其极。这个不做正事，却敢做大事的泼皮，为一新面目，为一壮声威，便轻率发动北伐战争。
公元978年（太平兴国三年）在强攻大同，灭了北汉，消耗国力元气之后，既未犒赏三军，也未养精蓄锐。马不停蹄，连续作战，于次年，也就是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发动全面的对辽战争。亲率大军，转戈北伐，于幽州（治今北京市）的高梁河（现在的西直门外展览路一带）遭到辽军的毁灭性打击，他也于此役中箭受伤，乘驴逃脱。980年（太平兴国五年），又亲征伐辽，进抵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于莫州（治今河北任丘），为辽军所败。公元986年（雍熙三年），再次大规模地进攻辽国。调遣三十万大军，兵分五路，结果溃败于涿州（治今河北涿县）的岐沟关。一而再，再而三，赵光义不得不按泼皮的定律办事，我输了，我就得从你眼前消失。从此，大宋王朝再也无力北伐。
说来也可怜，这个王朝就像一个成年汉子，面对强悍的北方，老大一把年纪，还穿着开裆裤，连国之根本的首都开封，都毫无遮拦地暴露在敌人的铁骑之下。试想，该是如何地让中国人扫兴了。
公元1004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契丹倾全国之力来犯，萧绰（即萧太后）及其子耶律隆绪（即辽圣宗），率兵亲征，声势浩大。先围定州（治今河北定县），后抵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因为濮阳距离开封，只有百多公里，对骑兵来说，在濮阳吃过早饭，到开封吃午饭足来得及。京师大骇，朝野陷入极度恐慌之中。赵光义的儿子赵恒（即真宗），这个泼皮的第二代，既做不得正事，更做不得大事，唯一能做的，就是逃跑。在一片迁都声中，幸有寇准力主抵抗。他的理由很简单，只要陛下前脚离开开封，后脚人心就散，后方一乱，前线必败。你还没有逃到目的地，就会被乘胜而来、势不可挡的契丹骑兵俘虏。
他问寇准：“那怎么办？”
“只要陛下御驾亲征，辽军必退，国土自安。”
宋真宗是个脓包，“作战是你们将帅的事，我去何用？”
他开导这位皇帝，契丹萧太后已经四十六岁，尚能冒兵矢之险，任鞍马之劳，带兵打仗，咱堂堂大宋天子，竟不抵一位妇道人家，连上前线都不敢？先帝北伐时三十九岁，你现在三十六岁，年富力强，没有理由退缩。
赵恒还在犹豫之中，寇准就命令起驾，将这位大宋皇帝抬往正在交锋的澶州前线。
北宋时，黄河流向东北，夺海河直奔渤海。南宋时，黄河流向东南，由淮河直注黄海。此时的澶州，黄河穿城而过，一分为二，北城正是宋军和辽军鏖战之地，御驾到了南城，赵恒不想再冒险了，因为对岸传来的擂鼓声、号角声、厮杀声、浪涛声，吓得他魂飞魄散。寇准自然不能由他，戏曲里那个寇老西的倔强形象，史实上也有记载，他说，“陛下不过河到北城坐镇，算什么亲征？万千士兵就等着一睹天子丰彩，为国拼命。浮桥万无一失，即请陛下启程。”在寇准和众将领一再保证安全之下，宋真宗到了北城。
在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中，有这样的记载。“丙子，车驾发卫南，是日，次南城，以驿舍为行宫，将止焉。寇准固请幸北城，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危惧，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琼亦固以请，且曰：‘陛下若不幸北城，百姓如丧考妣。’签书枢密院事冯拯在旁呵之，琼怒曰：‘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敌骑耶？’即麾卫士进辇，上遂幸此城。至浮桥，犹驻车未进，琼乃执挝筑辇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进辇。既至，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旗，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敌相视益怖骇。”
辽太后和她的儿子，仗其骑兵优势，千里奔袭，直抵黄河。所以敢远离战略后方，孤军深入，就是因为看透了宋真宗的胆怯。如果说他的父亲赵光义，作为泼皮，还敢屡次三番地北伐，而这个泼皮的儿子，竟然连西夏的李继迁，也不敢动一指头。按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一个“蕞尔小丑，陷朔方，胁朝廷，而羁縻弗绝；及其身死子弱，国如浮梗，而尚无能致讨，且不惜锦绮以饵之使安”。那么，对萧绰和耶律隆绪而言，这等便宜，不要白不要，这等好处，不拿白不拿。“宋之君臣，可以虚声恐喝而坐致其金缯，姑以是胁之，而无俟于战也。则挟一索赂之心以来，能如其愿而固将引去。故其攻也不力，其战也不怒，关南之土，亦可得而得，不得则己之本情。”于是，“兵甫一动，而议和之使先至，（曹）利用甫归，而议和之使复来，则其且前且却，倘佯无斗志者，概可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