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两军，在澶州相峙多日。因为援军渐增，宋军形势见好，特别在澶州城下，宋军用床子弩，射杀辽营统军顺国王萧挞览，“敌大挫衄，退却不敢动”，但宋真宗不但不抓住战机，组织反攻，反而派出特使，力主和谈。这个窝囊废只是想立刻停战，其实胜负未分，你并非输家，干吗要允诺地盘不让，给钱可以，也就是不割地，只赔款呢？这就是宋朝的荒唐了。
据《长编》：“以殿直、阁门祗候曹利用为东上阁门使、忠州刺史。利用之再使契丹也，面请岁赂金帛之数，上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利用辞去，寇准召至幄次，语之曰：‘虽有敕旨，汝往，所许不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入见行宫，上方进食，未即对，使内侍问所赂，利用曰：‘此机事，当面奏。’上复使问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终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颊，内侍入曰：‘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上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宫帷浅迫，利用具闻其语。及对，上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上曰：‘几何？’曰：‘三十万。’上不觉喜甚。”
澶渊之盟，是一份丧权辱国的和约，是宋真宗赵恒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屈辱求和的结果。看起来，一代不如一代，这个泼皮的儿子，一到动了真刀真枪的时刻，立马就把会脑袋塞到裤裆里去。由此可知，泼皮的没落版，为流氓，流氓的没落版，为瘪三，瘪三的没落版，大概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了。当他得知行赂契丹的额度为三十万，而不是三百万，那副大喜过望的样子，便大致了解宋朝的没落泼皮，是个什么德行了。
所以，你知道泼皮多少，也就懂得大宋王朝的多少。
宋朝的浪漫
——《秋江》的真实故事
凡文人，无不具有一点浪漫气质。
浪漫，成就文人，越浪漫，越有可能造就真正的文人。所以，不浪漫，当不成文人，至少当不成真文人，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一点也不浪漫的文人，最好去当锱铢必较、涓滴归公的会计员；或者，去当颗粒归仓，一尘不染的管库员。中国文学史上常常发生的误会，就是将会计员和管库员，弄来当作家和诗人；而把作家和诗人，送去做会计员和管库员。凡各得其所的朝代，文人相对活跃，文学遂有可能繁荣；反之，各不得其所的朝代，文人活得很没趣，文学也就发达不起来，于是，只有凋敝。
如果当初，给一个无论如何也浪漫不起来的人，一把刨坑的铁镐，一副担水的铁桶，去植树造林。有六十年功夫，至少可以绿化好几座荒山秃岭。但是，非要塞给这个不会浪漫，不懂浪漫，也不敢浪漫的人，一支蘸水的钢笔，一沓厚厚的稿纸，去进行创作。写了一辈子书，可谓绞尽脑汁，码了一辈子字，堪称搜索枯肠。结果，在纪念他从事创作六十周年之际，除了他自己外，鬼也说不上来他的成名作是什么？他的代表作是什么？可是，六十年来，造纸厂却不得不砍伐森林，制造纸张，用来印刷他所写出来的，由于不浪漫因而也就不文学的小说和诗歌。
按时下流行说法，其实这是一种很不低碳的浪费行为。
所以，文学史证明了这一点，浪漫，乃文人的天性。唯其浪漫，才有文学。浪漫和文学，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一面有多大面值，那一面也会有多大面值。这就是说，浪漫有多少，文学也该有多少。什么叫浪漫？浪漫就是感情的全部释放，就是个性的充分张扬，就是天资的完全展现，就是内分泌饱和到临界程度，就是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处于活跃兴奋的状态之中。那些循规蹈矩，只知道等因奉此的，那些按部就班，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那些点头哈腰，唯信奉本本主义的，那些头脑冬烘，连放屁也没味道的……基本上进入木乃伊境界的文人，既别指望他们浪漫，也就更别指望他们文学。
所以，中国的大文人，必先有大浪漫，才有大文学，如唐之顶尖文人之一李白，如宋之顶尖文人之一苏轼，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典范。
中国的小文人，并不因为其小，便收缩规模，只能小浪小漫。事实并非如此，成就有高低，名声有大小，但在浪漫面前，人人有份，一律平等。大文人可以大大落落、大张声势的浪漫，小文人照样也可以大锣大鼓、大显身手的浪漫。
南宋诗人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人，为唐诗人张籍之后裔。据宋人陆世良《宣城张氏信谱传》，张于湖“幼敏悟，书再阅成诵，文章俊逸，顷刻千言，出人意表。绍兴甲戌，廷试擢第一，时年二十有三。”在脱脱主撰的《宋史》中，也称他“读书一过目不忘，下笔顷刻数千言。年十六，领乡书，再举冠里选，绍兴二十四年，廷试第一。高宗谕宰相曰：‘张孝祥词翰俱美。’”
张孝祥参加的这年科举，没想到竟与秦桧之孙秦埙同科，秦桧为了能让他的孙子稳居榜首，做足功夫，所有考官都由他点名安排，悉由其党羽充任。据说考官董德元，从“誊录所取号得之，喜曰：‘吾曹可以富贵矣！’遂定为第一，榜未揭，（另一考官沈）虚中遣吏逾墙而白秦（熺，桧之子）”。这班马屁分子内外勾结，共同作弊之下作，“喜曰”的嘴脸，“逾墙”的丑态，简直到了乌烟瘴气、令人发指的地步。
接下来便是廷试，也就是宋高宗的亲自面试。策问题为“师友渊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无伪，心何冶而克诚”，秦埙显然早知试题，对曰：“自三代以下，俗儒皆以人为胜天理，而专门为甚，言正心而心未尝正，言诚意而意未尝诚，言治国平天下，而于天下国家者曾不经意，顽顿忘节……顾欲士行之无伪，譬犹立曲木而求直影也。”张孝祥的策论，与秦埙正身守节、修德养性的观点，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着眼大局，以家国为怀，表达出一个中国文人在此国亡家破时期，应该有的挽危救艰、奋起图存的精神诉求。“往者数厄阳九，国步艰棘，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佑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气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方协和，百废俱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之矣……今朝廷之上，盖有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臣辈委质事君，愿以是为标准，志念所欣慕者，此也。”虽然甲乙分明，高下立见，但大主考汤思退仍内定秦埙夺魁。宋高宗看罢秦埙的策对，通篇“皆桧、熺语”，有点烦。而史载，这个浪漫的张孝祥“廷对之顷，宿酲犹未解，濡笔答圣问，立就万言，未尝加点”。高宗将秦埙的答卷放在一边，看到御案旁尚有他卷，遂择而观之。“上讶一卷纸高轴大，试取阅之，读其卷首，大加称奖。”“而又字画遒劲，卓然颜、鲁，上疑为谪仙，亲擢首选。”“复自裁择，乃首擢公，亲洒宸翰：‘议论坚正，词翰俱美。’”
“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公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原，公道昭明于天下。”在权奸秦桧气焰不可一世之际，在主和派投降主义猖獗一时之际，在汉奸卖国贼里应外合嚣张之际，也是这个根本就不想打也不敢打早被金人吓破了胆的赵构主政之际，张孝祥说出了中国人不能不为岳飞说伸张正义的话，确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因此，他不光文章过人，而且，非常非常之爱国，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总要为他大书特书的一笔。“伏枥壮心犹未已，须君为我请长缨”，主张收复失土，反对苟且偷安，报国之心，出自肺腑，从戎之念，时在胸臆，为南宋初期著名主战派代表人物，与李纲、岳飞、赵鼎、胡铨、张元幹等人齐名。他的一首《六洲歌头》，是他在建康留守任上写的，最为脍炙人口。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据说，读罢了这首新作之后，在主座上倾听的张浚，为之动容，激动万分，心潮澎湃，实在无法再平静下来，只好罢席而去。
对文人而言，哀莫大焉生错了时代，哀莫大焉在这个时代里被彻底阉割，你不但不能浪漫，而且也不能文学，若你托生到这个时代，你不想完蛋也不行，那些既不浪漫，也不文学的同行，会第一个伸出手来掐死你，中外古今，无不如此。张孝祥的全部不幸，就是生在中国历史上最没起子的王朝。第一，这个王朝的全部皇帝（包括北宋和南宋），基本上都是无大作为，无大起色，更无大器度，无大胆略，从来也站不直的窝囊废。第二，由于这些令人泄气的统治者，北宋一百六十七年，宁可以岁币，以绢匹，花大笔的钱，向辽、向党项购买太平；南宋一百五十三年，宁可称臣称侄装孙子，向金、向元求得偏安一隅。于是：
中国历史上最大卖国贼，得以售其奸，
中国历史上最多投降派，得以张其势，
中国历史上最嚣张的隐性汉奸，得以肆行妄为。
这三者，上下交征恶，大宋王朝便像残焰枯烬的一盏油灯，风雨飘摇，奄奄一息，直到最后一滴油耗尽，赵氏王朝便在珠江口的崖山上，跳海终结。这其间，推波助澜的隐性汉奸，在中国败亡史上，从来扮演着一个可耻的角色。
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隐性汉奸，是一股极其可恶的离心力量。当中国处于绝对强大的时期，他们只是说些冷话，泼些凉水，起着腐蚀的作用；当中国处于相对弱势的时期，他们就会兴风作浪，煽风点火，起到破坏的作用；当中国处于强敌的包围之中，他们就是一支第五纵队，他们就会进行颜色革命，起到推翻政权的作用。
隐性汉奸，尽管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号，尽管戴着各式各样的面具，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一，中国的一切一切都错。即使对的，也错。二，外国的一切一切都对。即使错的，也对。他们这种永恒不变的看法，也是所有中国人用来判断过去的隐性汉奸，和现在的隐性汉奸，一把百试不爽的尺子。
在这个由最大卖国贼、最多投降派和最嚣张的隐性汉奸猖獗的组合体里，虽然，公元1154年（绍兴二十四年），张孝祥举进士第一。据说，如果不是高宗赵构在殿试时，第一眼，看到张的考卷，书法竟是如此优美，再看一眼，张的策论文章，行文竟然如此漂亮，立刻，擢为第一。主考官提醒道，名次排列已定，第一名已内定为秦桧的孙子秦埙，高宗调卷一看，改为第三。发榜以后，秦桧无奈，可随后就设名目，将张罗织入狱。幸秦桧不久死，孝宗朝屡迁中书舍人，直学士院，领建康留守。张浚渡江与金人作战不利，上至已为太上皇的赵构，下至满朝满野的隐性汉奸，一齐发难，张浚罢，张孝祥受牵连，这位爱国诗人到底被乌龟王八蛋们联手排挤出局，寻以荆南湖北路安抚使请祠，进显谟阁直学士致仕。
有什么办法呢？卖国贼手中有权力，投降派人多有声势，而隐性汉奸可以造舆论，可以搅浑水，可以颠倒黑白，可以混淆是非，这也是当下那班笔杆子唱衰中国，帮腔美国的老手段。于是，张孝祥活不过四十岁，便悒悒而亡，这大概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一个最浪漫，也最文学的天才，最不能容忍的，便是卑鄙。而那一张张看不胜看的，隐性汉奸的无耻嘴脸，如跌入蛆虫泛滥的粪缸里，不死何待？
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特别强调其“举进士第一”，对张孝祥的文学成就，评价极高。“皆称其词寓诗人句法，观其所作，气概亦几几近之。《朝野遗记》称其‘在建康留守席上赋《六洲歌头》一词，感奋淋漓，主人为之罢席’。则其忠愤慷慨，有足动人者。”又曰：“其门人谢尧仁序称，孝祥每作诗文，辄问门人，视东坡何如？今观集中诸作，大抵规摹苏诗，颇具一体。纵横兀傲，亦自不凡。故《桯史》载王阮之语，称其平日气吞虹霓，陈振孙亦称其天才超逸云。”
就是这样一位在文学史上说不上是顶尖的，但在同时代的侪辈中，却是铮铮佼佼的一流文人。他不但有非凡的文学成就，而且更有绮丽的浪漫故事。
你无论如何想不到，就这位极文学、极浪漫的张孝祥，元曲大家关汉卿《萱草堂玉簪记》，与他有关；明代戏曲家高濂《玉簪记》，也与他有关；而明代无名氏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和明人《燕居笔记》中的《张于湖宿女贞观》，都更是明明白白地以他的浪漫形象为作品题材。如此多的作品，聚焦在他身上，仅此一点，便可想知，在张孝祥那个时代，此人不但是一个丰华出众的文章高手，更是一个风流蕴藉的多情才子。否则，他怎么可能成为元、明、清三代戏曲、杂剧、话本的舞台上，一个屡被演绎的浪漫人物呢？
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纪，白先勇先生还将这出《玉簪记》，改编成现代版昆曲，将要继青春版《牡丹亭》之后，在北京南新仓的皇家粮仓小剧场里献演呢！
从宋人周密《癸辛杂识》中一则记闻，可以充分领教这位文人的浪漫，中外古今，大概还找不到别的文人，能够浪漫得出这样一次以他为中心的嘉年华式欢宴聚会。当时，张孝祥受主持北伐的将领张浚邀请，到他司令部所在地，为建康留守。随后，又知京口，即今之镇江，可能距离淮蚌前线更近些，这样，张浚就派王宣子接他，要他从南京移镇于此。这就是“张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的来历。斯时，“多景楼落成，于湖为大书楼扁”。张于湖书法出色，自是他当仁不让之事。他的字，现在还能看到，如《泾川帖》，当得上潇洒飘逸、神韵悠然的美誉。据说，宋高宗、宋孝宗对其字都赞叹不已。据《宋史》本传：“孝祥俊逸，文章过人，尤工翰墨，尝亲书奏札，高宗见之曰：‘必将名世。’”陆游说过，“紫微张舍人书帖，为时所贵重，锦囊玉轴，无家无之。”连最刻薄、爱挑剔的朱熹，也认为“安国天资敏妙，文章政事皆过人远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笔意，使其老寿更加学力，当益奇伟”。
据宋人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载：“今南山慈云岭下，地名方家峪，有刘婕妤寺。泉自凤山而下注为方池，味甚甘美，上揭‘凤凰泉’三字，乃于湖张紫微孝祥所书。夏执中为后兄，俗呼夏国舅，偶至寺中，谓于湖所书未工，遂以己俸刊所自书三字易之。孝宗已尝幸寺中，识孝祥所书矣，心实敬之，及驾再幸，见于湖之匾已去，所易者乃执中所书。上不复他语，但诏左右以斧劈为薪。幸寺僧藏于湖字故在，诏仍用孝祥书。”
所以，这次楼匾题字，非张于湖手书莫属。“公库送银二百两为润笔，于湖却之，但需红罗百匹。于是大宴合乐，酒酣，于湖赋词，命妓合唱甚欢，遂以红罗百匹犒之。”看来，他之谢绝银两，而讨红罗百匹，是要馈赠给那些佳丽的。估计那天盛会，至少有上百位丽服盛妆、奢华曳冶、花枝招展、灿若桃李的红粉佳人凑趣，才能营造出来云鬟玉臂、满室生香、袅袅婷婷、莺歌燕舞的浪漫气氛。
也许只有风流到顶点的张孝祥，才有此等大手笔。当代文坛上那些既无浪漫也无文学的俗不可耐之辈，或者，即使那些稍有一点浪漫，稍有一点文学的半瓶醋之流，可敢这样非分地浪漫一下，怕是连放肆地想一想也是不敢的。当代那些下流作家，最大的本领，就是来不及地让笔下的男女人物脱裤子，然后，一边流着哈拉子，一边描写他们交合的性行为，这才是他们毕生所追求的“浪漫”。
现在，让我们回到南新仓的皇家粮库的小剧场里，等待新版《玉簪记》的上演吧！早些年，我曾经在四川成都郊区一家小戏院里，看过一个来自外县的剧团，所演出的高腔折子戏《秋江》。初冬的成都，那一份飕飕的冷意，不多的观众，那一副瑟缩的神色，我对主人说，早知如此，不若找个地方喝茶。固执的主人，一定要我“等哈，等哈”，即等一下的意思。终于在好几次“等哈”以后，陈妙常出场。我敢说，那简直是奇迹，本来叽叽喳喳、乱哄哄的剧场，一下子鸦雀无声，连兜售瓜子花生的小贩，也呆住了。显然，这位看上去极其美艳，细打量极其娟秀，称得上光彩照人的女演员，将大家吸引住了。虽然，她那身行头很破旧，她那副头面也很寒酸，但是，眼波流情，顾盼生春，表现出一位急切想得到爱情，所谓思春女尼的大胆和追求。从来也不曾见过如此唱、念、做俱佳的演员，一台戏，全被她一个人驾驭住了。
尤其她唱得那么甜美，那么温柔，由不得你不凝神聆听。
你看那鸳鸯鸟儿成双成对，好一似那和美的夫妻。白日里并翅而飞，到晚来交颈而眠。奴与潘郎虽则是相亲相爱，怎比得鸳鸯鸟儿，一双双，一对对，飞入在波浪里……永不离。
最后的这三个字，是由后台的帮腔唱出来的，其音高亢，其声绵长，令人回味无穷。
秋江之上，道姑陈妙常追赶书生潘必正这段船上的戏，是改编自明代传奇《玉簪记》中《追别》一折。看起来，不但文学史留住了张孝祥，连戏曲舞台也留住了这位于湖居士，而当时那些蛆虫似的隐性汉奸，烟飞灰灭，早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这大概就是天道好还、正义不衰的公理了。
最为浪漫的一个插曲，莫过于张孝祥授临江令，到该地的女贞观去探望他的姑母的时候，曾经向这位在庵修行的陈妙常示爱过。
这就是浪漫透顶的张孝祥的行止了，他没想到在尼观里，竟有这等堪称绝色的美人，遂留宿寺观。《玉簪记》的故事，高濂依据的是前辈关汉卿的《萱草堂玉簪记》，绝非凭空虚构。而从清人雷琳的笔记《渔矶漫钞》所述，宋女贞观陈妙常尼，年二十余，姿色出群，诗文俊正，工音律，也可证实确有其事，确有其人。本来，这位才子，拜见了姑妈以后，就打算告辞的。但他却执意要留下不走，这就是张孝祥毫无顾忌的浪漫了。
他还写了一首《杨柳枝》，挑逗这位美丽的女尼。
碧玉簪冠金缕衣，雪如肌；从今休去说西施，怎如伊。杏脸桃腮不傅粉，貌相宜；好对眉儿共眼儿，觑人迟。
陈妙常显然不为所动，也写了一首《杨柳枝》，拒绝了他。
清净堂前不卷帘，景悠然；闲花野草漫连天，莫胡言。独坐洞房谁是伴，一炉烟；间来窗下理琴弦，小神仙。
据清人冯金伯的《古今女史》，更有惊人的戏剧性结局。
“宋女贞观陈妙常尼，年二十余，姿色出群，诗文俊雅，工音律。张于湖授临江令，宿女贞观，见妙常，以词调之，妙常亦以词拒于湖。后与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计断为夫妇，即俗传《玉簪记》是也。”
我又回想起高腔折子戏《秋江》中的那位惊鸿一瞥的女演员，如此出神入化地演出了陈妙常之急切，之担忧，之惶惧，之憧憬。那双会说话的眸子，告诉观众，她所以情不自禁地去追赶潘必正，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让我们一起为她担心的，更不知道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在等待着她。现在看起来，张孝祥抛开自己，法外施仁，玉成这场婚姻。你会不由得赞叹，在这个世界上，成人之美，也许是一种最高尚的品行了。
张孝祥有一首《西江月.题溧阳三塔寺》，
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春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
我查不出溧阳三塔寺，与临江的女贞观，距离有多么远，更找不到诗中的“三年”，从何年到何年。但是，这首《西江月》，却使我们看到诗人的博大胸怀。也许，文人的浪漫，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也算是臻于极致了。
宋朝的夜市
——这才开始了全日制的中国
在《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四的《李娃传》中，唐代白行简写过这样一个情节，那位荥阳公之子自见李娃一面以后，念念不忘，经打听，知道住在鸣珂曲的这位女郎乃倡家，遂携重金造访。小婢见客人叩门，急忙走告李娃，说上次假装丢失马鞭，故意逗留不走的公子上门来了。自那次邂逅之后，李娃对这位来京应试的举子，有着堪称一见钟情的印象，显然也一直期盼着他的再出现。于是，可想而知，这一对青年男女，该是多么情投意合，心心相印了。谈笑间不觉天色“日暮”而街坊“鼓声四动”。这是唐朝的规矩，也是唐朝以前历代的规矩，禁夜，百姓到了晚间就失去行动自由。每晚，军士以鼓声周知百姓，禁夜即将开始，这也就是“暮鼓晨钟”的来历。
李娃的母亲，也许是养母，用时下的话说，即“妈妈桑”，便关心地问起来，公子你住在哪里？远近如何？是不是应该动身回去？可这位公子怎么舍得离开这位明眸皓齿、艳美娇媚的李娃呢？一位漂亮的小姐，对年青异性来说，就是一块磁铁。他不想走，至少不想马上走，便编了一个谎。“生绐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因为鸣珂曲在平康里（坊）内，邻近东市，延平门则在西市之西，这之间，应该相距十公里以上。”荥阳公之子“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生曰：‘幸接欢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辽阔，城内又无亲戚，将若之何？’”李娃也愿意他留下来，便说：“不见责僻陋，方将居之，宿何害焉。”“生数目姥，姥曰：‘唯唯。’”于是，他达到目的，得以留宿。
据此，可以看到唐朝之实施禁夜令，最为坚决彻底，天子脚下的都城长安当然更是严格。唐.韦述的《西都杂记》称：“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驰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当代人读至此，大概无不一身冷汗。试想，一年之中，只有三天不“禁夜”，其余三百六十二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所居的坊里以外，从事任何活动，这实在是很痛苦的限制。在《太平广记》卷一百的《张无是》中，就有因怕犯夜而有家归不得的情节：“唐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跧。”现在可以估计，《李娃传》中的“鼓声四动”，大概是即将禁夜的准备信号，《张无是》中的“夜鼓绝”，则是禁夜令生效之时。鼓声刚起时，这位公子马上离开鸣珂曲，回到其骗老太太所说的住处，“延平门外数里”，大概是来得及的。何况他骑的是马，只要紧赶两鞭，也就不至于犯夜了。而张无是所以“跧”在桥下，不能回家，因为夜鼓已经敲过，随而“门闭”；城门或是坊门一关。他只能露宿街头，那后果很可怕，必然要被巡逻的“执金吾”（类似警察或城管的执法人员）抓住，反倒不如躲在桥洞底下将就一宵为妥。
犯夜的处罚，据《大清律例.夜禁》：“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据说北京前门大街的宵禁，晚清还在断续施行，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彻底去除。可见禁夜令在中国，至少有三千年历史，也就是说，中国人在这三千年中，大部分时间里，夜晚无行动自由，只有憋在家里自我闭关一途。如果走出家门，必被逮治。而犯夜，是要受笞的，晾出屁屁吃板子，又羞又痛，随后还得贴棒疮膏药。在《太平广记》二百六十五的《温庭筠》中，这位晚唐风流人物，知名诗人，就因“醉而犯夜，为虞侯所系，败面折齿”。一般来讲，受笞，打的是屁股，不知为什么他们专打诗人的脸。估计温庭筠自视甚高，不会太买账；而局子里的人并非文学爱好者，也不想参加诗协或者作协。于是乎，温庭筠很吃了些苦头，以致“败面折齿”，弄得牙都掉了，十分狼狈。
“禁夜”乃中国第一恶政，是封建统治者最乐用，也是最常用的专制手段，以治安为名，冠冕堂皇地限制人身自由，堪称可恶之极、可恨之极。为什么会有这种既不抓你，也不打你，却要你入夜以后，必须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的“禁夜令”？至今未有人考证出来，谁是这种精神折磨的始作俑者，我认为，百分百是御用文人拍马屁拍出来的“好事”。因为，文人巴结上统治者以后，得以在权力的盛宴中啖到一点残羹賸饭，马上会从“帮闲”的说嘴阶段过渡到“帮凶”的动手阶段，以半个主子自居。先是琢磨出这个“牧”字，来描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以讨好统治者，麻醉被统治者。何谓牧，牧牛牧羊之牧也，老百姓是人，不是牲口，焉能用这个牧字？然而，正是这些无耻文人，一身贱骨头，称州长为州牧，称郡守为郡牧，称统领万民的皇帝为天下之人牧。于是帝王也好，官员也好，也就堂而皇之地按照牧养牲畜的办法，白天赶出去自行觅食，晚上撵回来关进圈舍，来统治他的百姓。老百姓一旦等同于牲口，那也就难逃牲口的命运。《孟子.梁惠王上》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孙奭疏：“言今天下为牧养人民之君，未有不好杀人者”。真是一针见血。牧牛者杀牛，牧羊者杀羊，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以此类推，牧人者杀人，岂不是顺理成章之事么？
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不知道夜晚必须禁足的法令，算是何种枷锁？但人之所以称为人，而不是动物，就在于他有思想，有人格，有灵魂，有尊严，哪怕只是一天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被剥夺了自由，虽然呆在自己的家里，但也与坐牢无异。所以，对老百姓的残害似乎不大的禁夜，其束缚手脚、桎梏心灵、压迫思想、箝制精神的副作用，却不可谓小。
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市场之茂盛、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过唐朝。就因为一个禁夜，一个不禁夜，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这才开始中国人的全日制中国。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全部属于你自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讲，绝对不会将其当一回事的。然而，对唐朝人而言，对宋朝人而言，却是一个获得全部自由和失去部分自由的大问题。日本历史学家内滕虎次郎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唐朝为中世纪的结束，宋朝为近世的开始。我认为，取消禁夜令是这次划时代变革的分界线。如果说，唐朝是中国游牧社会的最后腾起，那么宋朝，则是中国农业社会过渡到商业资本社会的最早辉煌。
一般而言，对唐朝，人必称盛唐，对宋朝，人必称弱宋。唐之盛，盛在其武功雄伟、军威将强、征服藩属、拓土开疆的光荣上；宋之弱，弱在其国土仄狭、强邻压境、纳贡求存、苟且偷活的猥琐上。盛唐，是收保护费的，弱宋，则是交保护费的，一收一交，强弱立见。不过，从治和乱的角度来评价，唐朝的乱世之长，治世之短，适与宋朝的治世之长，乱世之短相反。“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所以，唐诗人元稹的《行宫》诗，才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憧憬太平往事之语。而宋朝，“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麻，田野日辟。”当神宗朝发动对西夏的战事，大宋臣民已经过了百十年的和平岁月，根本不知兵戈为何物。
治世与乱世的差别，不用多长时间，就能看出分晓：一，打仗要死人，人口必缩减；二，战争要破坏，城市必完蛋。唐承隋末大乱，宋继五代战火，两朝所接的烂摊子，基本相似。唐初人口为两千五百万，宋初人口为三千万，两朝人口总量大致相同。从唐初到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十四载（755年），用了一百○六年，人口达到五千三百万。宋初到靖康之变前的大观四年（1100年），用了一百○四年，境内人口竟超过一亿，前者翻了一番，后者翻了两番。唐朝经安史之战、节度之祸、藩镇之争、黄巢之乱后，国家残破之极，靖康之变以后，国土锐减的南宋，其人口总数仍与鼎盛时期的唐朝持平。
唐朝人口超过十万以上的城市为十七座，宋朝人口超过十万以上的城市为五十二座，显然，治世长的宋，其人口繁殖速度，其城市建设规模，要大于快于乱世长的唐。宋朝的首都开封，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过百万。唐朝的首都长安，占地面积大于开封，人口也过百万，但长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坊和市分开，实施封闭式管理，日暮鼓动，户户关门，坊市禁闭，路人绝迹，唯有逻卒。黑夜是真正意义的黑夜。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不夜之城，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
有一幅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现存故宫博物院，画的是鼎盛时期的开封，立刻给你一种生气勃勃的视觉感受。在这幅画上，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雄伟、堂皇、气派、大度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营营，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彩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物质繁荣，经济发达。
在中原地区称帝为王的朝代，以宋朝的面积最小，而小到最不堪时，宋高宗只剩下浙东和东海几个岛屿。即使其最大时，北宋的国土面积也只有唐朝的一半。长江以南的南宋就很可怜了，只有明朝的三分之一，或清朝的五分之一。而这个王朝却能每年给北方恶霸邻邦，交数十万银子、数十万匹绢为保护费免遭战火。居然这项花费，只不过占整个国家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西夏、党项、辽、金、元理直气壮地要这批银绢，因为是纳贡。宋王朝虽然也不大愿意掏，因为名义不好听，你在下，他在上，不过想到老子有钱，掏出一点打发这些穷要饭的花子，也还是一种精神的胜利。
如果没有精耕细作，如果没有农业改良，如果没有市场竞争，如果没有全心全力，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填饱这翻了两番的人口肚皮。唐之粮食亩产量很低，仅为一石。唐末黄巢之乱，所以不得不以人为食，因为整个社会财富积累极少，经不起这些蝗虫般的流寇、拉锯式的消耗，吃尽耗光，神州也就只有陆沉一途；而靖康之变后，北方沦落，中原人口，背井离乡，大量流亡，不但王侯卿相、豪门望族、富商巨贾、文武百官，举家南渡，就连州县吏胥、生员举子，乃至升斗小民、寻常百姓，也想尽一切办法，南逃求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以后，又一次人口大迁徙，然而被金人追得走投无路的南宋政权，却能依靠物阜民康的江浙地区，接纳了数十万北来同胞，并逐步安顿下来，发展起来，营造出一个再度辉煌的局面，就是因为宋之粮食亩产量为二至三石，加之套种小麦，加之开垦荒地，加之农业改良，产量徒增。
可以断言，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其臣民不可能会全心全力。尽管禁夜令不枷不锁不系绳索，然而这种精神上的枷锁，心灵上的绳索，即使剥夺部分自由，那也无从谈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宋王朝能够以突飞猛进的姿态，创造出比其前朝、比其后代的巨大财富，应该说，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还给老百姓的结果。某种程度上类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三中全会以后，不再提阶级斗争为纲，调动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现的改革奇迹那样。人心齐，泰山移，人的能动性，要是激发出来，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从国家年度财政收入来观察，盛唐不如弱宋远甚。在平常年景下，北宋岁入为八千至九千万贯文，南宋岁入为一万万贯文，唐朝岁入为三千余万贯，不过是宋朝的一个零头。宋不仅强于前朝的唐，与后朝明、清相较，也不逊色。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国家收入为二百五十万两，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国家收入为四百万两，按通常一贯铜钱兑换一两白银换算，那么，北宋岁入折合八百至九百万两，南宋岁入折合一千万两。明朝的岁入，不过为北宋的二分之一，为南宋的三分之一，不免相形见绌，更何况明朝领土和人口均大于宋朝，尤其南宋，只有半壁江山，看来，明朝臣民，真是很丢脸，从皇帝直到平民，干劲都不如两宋。清朝顺治七年（1650年），岁入为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两，离宋朝最高年收入一千六百万两，尚有差距。一直到道光、咸丰年间（1850左右），经济总量才稍稍超过两宋。可清朝的人口总数此时已达三亿，比之宋徽宗时期的一亿，多出两倍。一亿人和三亿人所创造出来的财富相等，夫复何言？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南宋以五千五百万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百分之十五，创造了世界财富百分之七十五。而1700年到1820年清朝康雍乾所谓“盛世”，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的比重，也只有百分之三十二，而人口却是世界总量的百分三十六，这就是大宋王朝的老百姓，在走出“禁夜令”以后的经济奇迹。
因此，宋朝绝非我们印象中这个积贫积弱的耻辱王朝；积贫积弱是事实，耻辱蒙羞也是事实，北宋最后两个皇帝被敌国捉走当了俘虏，死在异国他乡；南宋第一个皇帝被打败只能逃到海上存身，倒数第三个皇帝被元人抓走，最后一个皇帝逃到海上也不得不被大臣背负着跳海，在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上，再没有比两宋王朝更让人泄气的了。然而在强敌压境、战乱频仍、俯首服低、花钱买和平的三百年间，宋朝人却创造出经济上的极大丰足、文化上的极度辉煌，却是他朝难以望其项背的。中国人的三大发明，罗盘、火药、印刷术，就是这个积贫积弱的耻辱王朝，对于历史做出的伟大贡献。人称盛唐的李氏王朝，却在这方面交了白卷。
取消禁夜令，释放出来的区区生产力，也许很有限，但人们拥有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的完全自由，那产生出来的精神能量，却是无限的。美国历史学家墨菲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年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学家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 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寿命。”他认为宋朝：“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亚洲史》）
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说：唐代“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加藤繁所说的“北宋末年”，准确地说应为唐朝末年，直至五代，禁夜令流于形式，渐渐式微，民众也不太在乎了。《花间集》中张泌那首《浣溪纱》，就是一个例证，其首句“晚逐香车进凤城”，明显犯了夜禁。可同为晚唐诗人的张泌（842—914），要比温庭筠（812—870）幸运得多，究竟小三十岁，加之又逢乱世，显然，已不大坚持夜禁，他这才敢放心大胆地盯梢泡妞，也不必担心受到“败面折齿”的笞责。
从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的“州桥夜市”一节，我们约略知道北宋鼎盛时期的汴京夜晚，市面之繁华、商铺之稠密、钱财之富裕、物品之丰足，恐怕连当下的开封，也无法相比。“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敖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接下来，从朱雀门的曹家从食，“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到三更。”而“东角楼街巷”一节里，从夜到明，从天亮到天黑，宋朝的首都简直就是一个不眠之城。“自宣德楼去东角楼，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平明，羊头、肚肺、赤白腰子、妳房、肚胘、鹑兔、鸠鸽、野味、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饭后饮食上市，如酥蜜食、枣糕、澄沙团子、香糖果子、蜜煎雕花之类。向晚卖河娄头面、冠梳领抹、珍玩动使之类。东去则徐家瓠羹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在“会仙酒楼”一节中，从汴京人的夜生活，其阔绰，其挥霍，也令人惊叹咋舌。“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亦遂用银盂之类。”当时酒楼饭店所用餐具，悉以纯银打造，若不富得流油，岂敢如此奢华。在“民俗”一节中，“其正店酒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银器供送，亦复如是。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
在“潘楼东街巷”一节中，“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茶房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又投东，则旧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而“马行街铺席”一节，那夜市游人之稠密，店铺生意之红火，仕女簪载之亮丽，车来马往之喧闹，也许只有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堪与一比了。马行街在新旧封丘门之间，长约十里，“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栏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食物，不置家蔬。北食则矾楼前李四家、段家熬物、石逢巴子。南食则寺桥金家、九曲子周家，最为屈指。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梢远静去处，夜市亦有焦酸豏、猪胰、胡饼、和菜饼、獾儿、野狐肉、果木翘羹、灌肠、香糖果子之类。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姜豆、抹脏、红丝水晶脍、煎肝脏、蛤蜊、螃蟹、胡桃、泽州汤、奇豆、鹅梨、石榴、查子、榅桲、糍糕、团子、盐豉汤之类。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
宋人蔡絛在《铁围山丛谈》里，专门谈到了马行街。“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之。马行街，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马行街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上元五夜，马行南北数十里，夹道药肆多国医巨富，声伎非常，烧灯尤壮观。故诗人多道马行街灯火。”马行街之富，只是汴京一角，由此可见宋朝的都城汴京，尽管面积小于唐朝的都城长安和洛阳，不但其发达富足的程度，远胜前朝，而在社会公平方面，如进学之不计贫富，如科举之不问家世，如土地之不抑兼并，如用人之不限士庶；如经商之不受限制，如贸易之不禁海运，如消费之不约奢华，如文化之不计雅俗，因此，在相对和平时期里，宋朝居民的自由程度、幸福指数，绝非前朝所能企及。
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时已南宋，对于他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汴京盛况，既是难以磨灭的记忆，也是割舍不去的隐痛。在他笔下，无不美轮美奂，无不弥足珍贵，这也是曹雪芹在黄叶村写《石头记》的心情，凡失去的，都是最美好的，凡再也得不着、见不到的一切，唯有悔恨而已。所以，他说当年的汴京，倾注着怀旧之情。“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朱帘，雕车竟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辇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方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意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