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通鉴》记他在永兴之战失利以后，“忧心忡忡，现于词色”，虽然，他最后险胜了，但是，这是一道道最简单的算术题，傻子也能算清这笔账。吴三桂死时已七十四岁，这年玄烨刚二十五岁，两人相差四十九，快五十岁，有足够的时间等到他自然死亡后，肯定是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何必打八年仗，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然而，年轻气盛不可一世的他，等不及。自以为是天纵过人的他，不能等。康熙的道理非常简单，非常自信，朕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十六岁就不动声色地拿下辅臣鳌拜，独掌朝政大权。那么，朕二十岁了，还不撤除三藩，以去心腹之患，更待何时？
于是，此人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因为先前有决策权的大臣，如鳌拜等，不是杀头，就是打倒，再也无人阻挡，谏劝此事之不可为。后来剩下的大臣，如明珠等，都是马屁精之流，只会顺杆儿爬。玄烨遂在处置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位汉族藩王的策略上，改变多尔衮、顺治一直到鳌拜的利用之、收买之、尊崇之的同时，逐步削减之的手段。这班人未必喜欢这个为满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平西王，但是相信年龄不饶人，是个绝对真理，相信时间最后可以摆平一切，也是客观规律。
然而，康熙高估了自己，他以为能把拥有至高权力，如四辅臣，如鳌拜等统统拿下，吴三桂岂在话下？可他没有仔细思量，鳌拜之流固然在朝廷里有党羽，有耳目，可都在陛下的视线之内，掌控之中呀！而吴三桂却远在南疆，鞭长莫及，何况那是有地盘、有军队的实力派？现在，你一纸谕令，要他和他的部属，撤出经营了十年之久的云南、贵州，再去驻防山海关，再去拓荒垦边，分明是激其生变，促其反叛。
别看如今对康熙的吹捧，甚嚣尘上，对盛世的渲染，离奇过分。其实，他不高明，至少在“撤藩”上，走了一步臭棋。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逼反功臣，引发内战，是在建国三十年后，而且一打就是八年，只有这个康熙这个太自信的笨蛋，才能干得出来的糗事。其狂妄，其愚蠢，其冒险，可想而知。
结果，这场仗，打了八年，吴三桂差不多打下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其间，双方进行过六次殊死决战，吴军胜四，清军胜二，吴是占上风的。几年的仗打下来，吴的总兵力为清军的两倍，无论数量和质量上，玄烨都不是吴的对手。因此，如果不是吴三桂病死，战争未必很快结束。既然战争还要进行下去，那么，他被吴三桂打败的可能是存在着的。至少还要再打上若干年，才能定胜负，唯其如此，玄烨的赢，赢得如此忐忑。
“幸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逆贼遂尔荡平。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这是发自他内心的话，说明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的尴尬，曾经使他六神无主过。
在中国历史上，撤藩，是一种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做，然而最好不做的危险游戏，因为涉及到地方利益，被剥夺者通常要进行反抗，而剥夺者也就必然要进行“反”反抗。于是，无论剥夺者成功也罢，被剥夺者不失败也罢，双方都没有好果子吃，都得付出代价。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用晁错计，削夺诸侯国部分土地，归中央直接管理，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与其他五位侯王，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反抗中央政府，史称“七国之乱”。刘启派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大军镇压，历时三月，叛乱平定。公元1399年，明惠帝朱允炆纳齐泰、黄子澄削藩之策，是年七月，驻北京的燕王朱棣，以诛齐、黄为名，举兵反。这一仗打了四年，朱棣攻入南京，惠帝自焚，叔叔夺了侄儿的江山。唯有公元961年与969年的宋太祖赵匡胤的两次“杯酒释兵权”，算是一次成本极低的“削藩”行动。
看来，这位少年天子，此时仍属于不学无术之流，并没有从中国历史上，怎样使尾大不掉的各路诸侯削权降格，使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解除武装，使功高震主的开国元勋不再干政的事例中汲取教训，而是一意孤行，非要逼吴三桂就范。结果，他自己也承认这场险胜，与失败无异。“伪檄一传，在在响应，八年之间，兵疲民困。”然而，掀起这场战乱的这个主谋，并不责备自己，却振振有词地反问大家：
“忆尔时惟有莫洛、米思翰、明珠、苏拜、塞克特等言应迁移，其余并未明言迁移吴三桂必致反叛。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以上均见章开沅主编的《清通鉴》）
听听，这等错了不认账，把责任都推给别人的口吻，多么无赖，又多么可笑啊！
二
雍正三年十二月辛巳（1725年），一位名叫汪景祺的文人被“弃市”。
那时在北京，只要“弃市”，就是押往菜市口杀头。雍正嗜杀，当然，康熙和乾隆也并不少杀，不过，雍正更残忍更可怕些，手段和花样，也更促狭更阴损些。这次杀汪景祺，大家原以为看一场热闹，随后作鸟兽散，回家喝二两，庆幸自己脑袋还在脖子上，也就罢了。谁知这次菜市口秋决，出了点麻烦，监刑官，刽子手，对着这具身首分离的死尸，直吮牙花子，不知如何办才是？因为一位刑部衙门的文案，指着这份将汪景祺斩立决的谕旨，上面还有雍正爷的朱批，写着“立斩枭示”四个字，“立斩枭”遵旨照办了，还有这个“示”字，什么意思呢？臣僚们琢磨了半天，才明白陛下的意思，不光要砍下脑袋，还要把这颗脑袋悬挂在菜市口示众。示者，公示也，也就是公开展览。让大家看看，跟皇帝老子作对，会有什么下场？
枭首砍头，戮尸燔骨，这是康雍乾三朝时不乏见的场面，然而像雍正如此忮刻酷暴，将汪的头颅一直挂到他驾崩，也没说一句免了、去掉、拿下的话，在中国文人受迫害的全部历史上，还真是少见的暴虐。对知识分子恨到如此咬牙切齿，除了变态心理，哪里还有一点点当下文人鼓吹的“盛世”帝王的胸怀？整个看来，康雍乾三帝，一个赛过一个不是东西。
汪景祺在年羹尧的西宁大营中，当过两年的幕僚，他的灾难，即由此而来。
一个文学家，最好不要跳上政治家的船，哪怕是最豪华的游艇，也要敬而远之才是。唐朝的李白，一开始是绝对明白这个道理的。杜甫《饮中八仙歌》就写过他：“天子呼来不上船”。李白心想，我要登上皇帝的船，不被皇帝吃了，也会被皇帝身边的人吞了，岂是我能去的地方？可后来，估计酒喝高了，下了庐山，竟登上永王李璘的旗舰，检阅起水师，还大唱赞歌，“为君谈笑静胡沙”，结果好，永王失败以后，他也就充军流放到夜郎了。
这位汪景祺，号星堂，浙江钱塘人氏。康熙举人，小有文声，但仕途蹭蹬，一直不那么发达，萍踪浪迹，落魄秦晋，并无定处。清代的武官，粗鄙少文，地位较高的方面统帅，通常要礼聘一些文人为幕客。名气大的，为客为宾，起参谋僚属的作用，名气小的，为职为员，司管文书笔墨等事。年羹尧，康熙进士，内阁学士，一代鸿儒，也非等闲之辈，康熙年间，他西征噶尔丹、郭罗克、罗卜藏丹津诸役的赫赫战功，总不能自己动手撰文吹嘘。恰好，这位汪师爷，一心想上他这艘艨艟巨舰，于是，给年大将军写了一封信，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仆向之所向慕，归往于阁下者，台阁之文章，斗山之品望而已。……朝廷深赖贤佐，天下共仰纯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夫是以宸翰宠贲，天子倚阁下等山岳之重也。今阁下英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振旅将旋，凯歌竞奏。当吾世而不一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此身诚虚生于人世间耳。”（《西征随笔.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
这样，雍正二年，此公被年羹尧延请入幕，聘为文胆。
期间所著《西征随笔》，在查抄年羹尧杭州邸宅时，被侍郎福敏发现，呈上。喜欢作批示的雍正，他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表现欲，在书上亲笔写上：“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此种”两字之间，也许雍正漏写了一个“杂”字，这个文人太招他的恨了。
我一直忖度，同案的钱名世，也是因年羹尧获罪的，同样，也是因写捧年大将军的马屁诗被参，但雍正并没有将他送往菜市口秋决，而是御书“名教罪人”匾额，要他挂在自家大门口，每日叩拜忏悔，有点像当年戴上“右派”帽子，接受群众监督那样。虽然每天磕头，但保住了这颗脑袋。最滑稽的，将钱遣返回乡时，雍正让朝廷所有官员，都写诗表态，认为钱罪该万死，幸皇上宽大为怀，令其居家思过。这部大批判集，故宫博物院作为文字狱一案，曾经印行过的。
雍正恨汪，胜于恨钱，道理很简单，汪和钱都拍年的马屁，但钱只止于写谀诗而已，而汪则参与机要，为虎作伥，出谋划策，助纣为虐，这是雍正早在储位的时候，就种下来的仇。康熙晚年选嫡，举棋不定，年羹尧的一票，起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关键之时，雍正也对这位军门，殷勤致意，示好巴结，联络拉拢，不遗余力的。而汪景祺，对于这位功高震主的军事统帅，所能起到的左右作用，是非同小可的。才使雍正始终戒之惧之，而留下刻骨铭心的影响，必狠狠报复而后快的。
这本《西征随笔》，让雍正逮了个正着。应该说，汪景祺不傻，他不是有小聪明，而是有大聪明，不是有小野心，而是有大野心，书中有《功臣不可为》一文，就是为年大总督写的，其意所指，年是会心的。不但会心，很可能首鼠两端过，雍正不会没有知觉。但文人从政，很难成气候的原因，虽然他们喜欢染指权力，但十个文人至少有九个，在政治上属于无韬略无谋画的低能之辈。尤其稍稍得了点意的文人，无一不是狗肚子装不了几两素油，那张管不住的嘴巴，先就给自己挖好埋他的墓穴。
雍正的情治系统，其效率之高，野史演义，多有记载，早把年大将军与另一可能接班对象允禟，在西宁的来往，密报上来。雍正三年四月，这位陛下最初发难，谕责年羹尧僭越之罪时，无心之言，泄露天机：“朕曾将御前侍卫拣发年羹尧处，以备军前效力，并非供伊之随从也。然伊竟将侍卫不用于公务，俱留左右使令。”这些侍卫，其实就是雍正安排在年羹尧身边的克格勃，而汪师爷的一言一行，岂能逃脱这班皇家特工的眼睛。于是，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赐年羹尧自裁。一周后，雍正就将这位年府首席文人，枭首示众，那身躯和脑袋分别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任其鸦啄蝇聚，风吹雨淋。而且株连家小，“其妻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亲现任、候选及候补者俱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这个雍正，近年来被奉为盛世之主，小说写过，电视演过，但是，从他对汪景祺这样一个文人的刻薄歹毒，以致那尸骸骷髅，在菜市口一挂十年，这位陛下的小人嘴脸，还不昭然若揭了吗？
三
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逝世，乾隆（1711—1799）继位，这年他二十四岁，正年富力强之际。不过，他的老子临终嘱托里，特别交待：“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这让刚坐上龙椅的弘历，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朝天子一朝臣，任何一位新皇帝，对前朝老臣都不会太欢迎的。
鄂尔泰（1677—1745），为满洲镶蓝旗人，任过广西巡抚，云贵总督，雍正朝授保和殿大学士。雍正十年，为首席军机大臣，备受器重。雍正还为皇子时，曾拉拢他作为私党，被断然拒绝，没料想雍正反而对他肃然起敬，为帝后立授重任。鄂尔泰力主西南诸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废土司，设府县，置流官，驻军队的“改土归流”政策，此举对于巩固边疆，起到很大作用。
张廷玉（1672—1755），汉人，因授课皇子，得雍正赏识，擢礼部尚书。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并调户部任职，雍正对他十分信任，先后授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以表其辅佐之功。雍正八年，设立军机处，交张廷玉全权规划，厘定制度，订立章程，由于擘画周详，设计完密，深得帝心，倚为股肱。据说，有一次张廷玉告病假，雍正坐卧不安。近侍趋问安祥，他说：“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否？”众人惊讶不止，他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
鄂尔泰比乾隆长三十四岁，张廷玉比乾隆长三十八岁，对这两位等于父辈的前朝老臣，第一，能不能驾驭得住？第二，会不会买他的账？让年青皇帝有点郁闷。乾隆是个强人，强人的特点是他替别人作主，而绝不接受别人替他作主。现在，父皇强加给他两位老臣，而且几乎找不出来什么破绽和瑕疵，可以退货。更何况，他的老子不但考虑到两位生前的安排，连死后哀荣也想周全了。遗嘱里说得清清楚楚，还要配享太庙，给予帝国的最高荣誉。弄得这位刚上台的皇帝，一是毫无作为，二是无法作为，三是不敢作为，只有接受既成事实，能不教他恼火窝心吗？
虽然，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他的祖父康熙登上大位后，处心积虑，搞掉了碍手碍脚的前朝老臣鳌拜；他的父亲雍正登基以后，马上就出重拳，将前朝老臣年羹尧，打入十八层地狱。现在，轮到他主政，却拿这两位强行安排的左膀右臂无可奈何。再说，皇帝要除掉大臣，并不需要理由，一般都是利用其出错，革职查办；或者，诬其叛逆造反，彻底铲除。但是，姜还是老的辣，雍正显然不愿意大清王朝的江山，一下子落在这个年青人肩中时，出现什么交接班的问题。其实，这还真是雍正为他儿子着想：首先，刚坐江山，定然执政经验不足；其次，千头万绪，难以把握轻重缓急；再其次，也许是知其子莫如其父，也许是为父的确切了解其子，乾隆有做大事之决心和野心，但并无做大事之本领和功夫（他的一生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给他派定两个政治辅导员，扶上马，送一程。
当然，乾隆横下一条心，硬要干掉他俩，也许并非难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脸一抹，什么下作做不出来？雍正似乎预知他的儿子会有这想法，提前给这两位老臣打了政治上的保票，“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写在遗言中并公诸于世。这就是雍正的厉害了，如果小子你真要将鄂、张二人如同鳌拜、年羹尧那样除掉，也就等于向世人宣告，你老子说的话等于放屁。雍正想到这里，心里说：谅你这小子也没这份挑战的胆子。于是合上眼睛，撒手西去。这样，在太和殿的登基大典上，两位老臣，一左一右，跪在他面前，低头偷着乐，而乾隆，却好像心头堵着两块石头。
然而中国人窝里斗的劣根性，根深蒂固，积习难除，两位老臣在雍正朝就互不相能，到乾隆朝，更针锋相对。各自划分势力范围，大小官员逐一排队。鄂尔泰树大根深，其追随者为封疆大吏，为地方督抚，为带兵将帅，为满族要员。因曾“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之士多出幕下”，所以，执掌内阁以后，更获雍正帝的眷注恩渥，授首席军机大臣一职，权倾天下。于是，在他周围，形成一个以满臣为中坚，包括一部分汉臣在内的政治集团，主要成员有庄亲王允禄、军机大臣海望、湖广总督迈柱、河道总督高斌、工部尚书史贻直、巡抚鄂昌、总督张广泗、学政胡中藻等，人称鄂党。
张廷玉长期经营，其拥护者为府院高层，为六部长官，为文化名流，为门生子弟。尤其张氏一门登仕者达十九人，其弟廷璐、廷璩，其子若霭、若澄、若淳均为朝中高官，可谓显赫世家，顶戴满门。张著文自诩：“近日桐人之受国恩登仕籍者，甲于天下”，“自先父端而下，三世入翰林者凡九人，同祖者二人，是廷玉一门受圣朝恩至深至厚”。如此广通的关系网，如此深厚的软实力，自然是朝中举足轻重的政治组合，人称张党。
鄂尔泰具有居高临下的满族背景，骄横跋扈；张廷玉具有精通汉文化的精神优势，名声遐迩。鄂尔泰背后是气指颐使的满族豪贵集团，气焰嚣张；张廷玉身边是炙手可热的汉人精英分子，极具人脉。于是壁垒分明，不相水火。由此也证明，中国人是不能太成功的，成功而不清醒，必得意，得意而不谦谨，必忘形。忘形之人，哪里还会有警惕之心，自省之意？这两位老臣最晕头之处，最混账之处，就是没有把这位有点轻浮、有点虚荣、有点小聪明、有点小才华的年青皇帝，真正放在眼里。他们很自信，你老子我们都侍候过来，还摆不平你？
乾隆是什么人？自负，记仇，心狠，翻脸不认人。一直等着两位老先生，出格、犯规、惹事、闯祸，有个什么闪失，好来收拾他们。他通过一系列的案件，一，乾隆元年，鄂党张广泗、张党张照，先后出兵贵州的相互攻讦案；二，乾隆六年，鄂党仲永檀、张党张照，泄密受贿彼此揭老底案；三，乾隆十三年，处死鄂党张广泗兵败金川案；四，乾隆十五年，张廷玉姻亲涉及吕留良文字狱被罚巨款案，以及发动朝臣攻击张廷玉不当配享案；五，乾隆二十年，胡中藻的《坚摩生诗抄》文字狱案发，因系鄂尔泰门生，虽死也遭清算案。极尽打打拉拉之能事，极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手段，终于将他俩修理得体无完肤而离开人世。
应该说，乾隆前期的治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位辅导员，承续着雍正时期“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章学诚语）的大政方针，“励精图治”。我估计，“前朝是怎样办理的？”“宪皇帝是怎样教导的？”肯定是这两位执政大臣，一天到晚挂在嘴边的词令。而且，我还估计得到，其实挺小人、挺小气、挺记仇、报复心挺强的乾隆，一定会对这种使他耳朵生茧的训诲，打心眼里起腻。也许越是说这种类似“按既定方针办”的话，也许年青的皇帝越是反感，也许越发加大收拾二位的力度。
显然，两位老人家没料到这位年青对手，竟是“鹬蚌相争”，的得利渔夫。多年以后，乾隆笑谈这两位老臣的不识时务，不知进退时，以调侃的口吻说：“朕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亦未免故智未忘耳！”这话说得有点阴，有点损，什么叫“故智”？即“玩不出新花样的老把戏”，即“起不了大作用的老手段”，这种如同耍猴戏似的，挥鞭驱使的主宰语气，这种完全在其掌控之中，跳不出掌心的从容口吻，也可窥见乾隆绝非善类的嘴脸一二。
清朝的末帝大婚
中国人爱看热闹，在这个世界上不数第一，也是名列前茅的民族。
我记得俄国作家契诃夫写过一篇小说，说一个人，站在涅瓦大街上，直愣愣地朝天上看。其实，天空里没有什么，一只偶然飞过的鸟，一片偶然飘过的云，不过如此，他看得很出神，很投入。有人路过他的身边，看他观天，不知所观为何，也跟着停下脚步，把脸仰起来。接着，又有人路过这俩个人的身边，看他们齐仰着脖子，怔怔地看天，也不由自主地把脖子仰起来。于是，第四个人，第五个人，相继加入了这个仰脖子观天的行列。随后，路上的汽车也停了下来，执勤的警察也走了过来，人越聚越多，谁也说不上朝天空里看什么，和有什么可看，但每个驻足观看的人，都若有其事地，一本正经地，看得十分起劲。
而生活在中国京城里的人，好热闹，看热闹，与俄国人有所不同，侧重在一个“闹”字上，“热”是心态，“闹”是形态，身和心的全部投入，那才叫真热闹。就看每年春节，从初一到十五，厂甸庙会的人山人海，把琉璃厂塞得一个水泄不通，买的年货如糖葫芦、风车，必须高高举过人头，方可得保不被挤碎挤坏，便可知道北京人这种有事没事，连推带挤，身体力行，爱看热闹，痛苦并快乐着的强烈冲动了。
于是，我想起鲁迅先生曾经写过的一篇杂文，题目曰《推》，就是描写中国人，如何在看热闹的你推我挤的过程中，得到“好白相来希”的快乐。看热闹，是中国人的一种有趣性格，当然更是北京人一种不肯消停，不得安生，不肯罢休，有热便闹的可爱性格。看来，中国人好这一口，北京人尤其好这一口。
所以，在这个首善之区，哪怕是两条狗打架，两辆车刮蹭，两个小贩争吵，两个流氓动手，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围观看热闹，起哄架秧子，是再正常不过的。
因此，当年逊帝大婚，这天大的喜事，使得整个北京城，处于亢奋过度的状态之中，比后来红卫兵的造反还热闹，是可以想象得知的。
公元1922年11月初，当时这个城市，还叫着北平。有关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要和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名叫婉容的女儿，和额尔德特氏端恭家的名叫文绣的女儿，一封为后，一封为妃，举办婚庆大典的消息，对京城百姓来说，那可是闻所未闻的热闹。小朝廷专门成立了一个大婚筹备处，向外界定期发布信息，迎亲的日子经择吉，经御准，刚禀报三位太妃，还未来得及公示，便不胫而走，满城尽知。
大概人们是这样琢磨的，娶媳妇是常事，但皇帝娶媳妇，百年不一遇；谁知中国将来还会不会再有皇帝？如果真的永远共和下去，这回错过，也许再难碰到。于是，街头巷尾，胡同旮旯，无不谈论这桩婚姻；茶楼酒肆，戏院商铺，莫不期待这场喜事，竟烘托出这个冬月小阳春的十分明媚来。
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记载，他的婚礼，全部仪程要进行五天，隆重、红火、庄严、堂皇，这对没热闹要找热闹，有热闹要瞧热闹的京城小市民来说，他们甚至比那个马上要娶媳妇的十七岁的溥仪，还要起劲，还要沉不住气。
其实溥仪对结婚这件事，压根儿不感兴趣。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渡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没有什么陈设，炕占去了四分之一，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新娘子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只觉着眼前一片红：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溶化了的红蜡烛。我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开门，回来了。（《我的前半生》）
我曾经到过长春的伪皇宫，那个狭小的院子，当然与那宏敞宽阔的北京紫禁城无法相比。但室内的一切，尤其触目所见的墙布、灯饰、地毯、座垫、幔帐、纹章、旗帜、旒带……无不给人一种压抑感，晦暗感，神秘感，阴沉感。恐怕还一脉相承着原来清宫传统的装饰布置。所谓皇室的那种地方，老实说，确乎不适宜于活人生存，而更适合于死人居住。所以，十七岁那年的溥仪，尽管他有同性恋倾向，但他还年青，还未完全萎靡，于是，等不及地逃出那间化开的红蜡似的新房，显然是被过甚的堂皇所形成的死气沉沉而吓跑的。
然而，婚礼按照策划，在热烈地进行中，这五天的活动，是这样安排的：
十一月二十九日已刻，淑妃（即文绣）妆奁入宫。
十一月三十日午刻，皇后（即婉容）妆奁入宫。巳刻，皇后行册立礼。丑刻，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子刻，举行大婚典礼。寅刻，迎皇后入宫。
十二月二日帝后在景山寿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礼。
十二月三日帝在乾清宫受贺。（《我的前半生》）
这次皇帝娶媳妇，对京城而言，空前是说不上的，但绝后，则是肯定的。所以，民国四年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弄得遗臭万年；民国六年张辫帅复辟，率师进京，落个灰头土脸，绝对是一次充满怀旧意味的宫廷盛典。鲁迅笔下那从胡同里懒洋洋地踱来，插上一张五色旗的国民，总算像死水里出现一圈涟漪，在冬日的阳光下打个呵欠，多少给古城添了一丝生意。那些本来无事可干，围着炉子取暖的小市民，像是服了兴奋剂，无不等待着这场皇帝的婚礼，无不期盼着看这场热闹。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政府成立，与被推翻的满清王朝，曾经达成一个协议，一是每年供给四万大洋，赡养退位的王室；一是允许逊帝还可以在紫禁城里，维持他的小朝廷。这种共和与帝制并存，革命与封建共处的局面，当然是很滑稽也很奇特的中国现象。
也许，中国人太喜好热闹了，无论制造热闹的人，还是等着看热闹的人，都唯恐没有热闹。所以这次逊帝大婚，生怕事态不扩大，场面不热烈，群众不轰动，便想着法儿花样百出，推陈出新。
光紫禁城里热闹还远远不够，要热闹出紫禁城外，才能达到大热闹、真热闹的目的。于是，就在那位叫婉容的后，那位叫文绣的妃，从各自的娘家，抬到东华门，进入紫禁城的这一路，要按照清宫婚礼的程式进行。民国管辖的北平特别市政府，也答应了，并拨警察局的军乐队、驻军的鼓号队助兴。这样，民国已经十一年了，北京街头出现两拨人马，两支队伍，男性一式的蟒袍马褂，高头大马，女眷一式的凤冠霞帔，珠翠满头，全部是前清服饰的化装游行。
据溥仪记载，光民国政府派出的军警，足有数千之众。
淑妃妆奁进宫。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东安门等处及妆奁经过沿途站哨官员三十名，士兵三百名。
皇后妆奁进官。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妆奁，经过沿途站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其中有号兵六名）。
行册立（皇后）礼。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员三十四名（其中有军乐队官员三人），士兵四百五十八名（其中有军乐队士兵四十二人，号兵六人）。宪兵司令部除官员九名、士兵四十名外还派二个整营沿途站哨。
淑妃进宫。派在神武门、淑妃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宪兵司令部官员三名，士兵十四名。警察厅官兵二百八十名。
行奉迎（皇后）礼。派在东华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兵六百十名，另有军乐队一队。宪兵司令部除官兵八十四名外，并于第一、二、五营中各抽大部分官兵担任沿途站哨。警察厅官兵七百四十七名。
在神武门、东华门、皇后宅、淑妃宅等处及经过地区警察厅所属各该管区，加派警察保护。本来按民国的规定，只有神武门属于清宫，这次破例，特准“凤舆”从东华门进宫。（《我的前半生》）
那四五里长的队伍，中西合璧，古今一体，洋鼓洋号，唢呐喇叭，高头大马，八抬大轿，遗老遗少，磕头膜拜，好奇百姓，夹道迎送。由民国政府派出五六千人的军警，沿途护卫，维持秩序，排场之宏大，声势之显赫，仪仗之辉煌，卤簿之壮观，那大场面，大气派，大手笔，大动作，可让看热闹的北平人，大饱眼福的同时也跑细了腿。
这场王朝复辟，回光返照的大戏，又将荒唐和悖谬推进一步。
这热闹，固然令前朝耆旧，热泪盈眶，但同样，也令革命人士，义愤填膺。在民国的天空下，这种时光倒流的感觉，这种僵尸复活的感觉，实在是匪夷所思。连溥仪自己也说：
这次举动最引起社会上反感的，是小朝廷在一度复辟之后，又公然到紫禁城外边摆起了威风。在民国的大批军警放哨布岗和恭敬护卫之下，清宫仪仗耀武扬威地在北京街道上摆来摆去。正式婚礼举行那天，在民国的两班军乐队后面，是一对穿着蟒袍补褂的册封正副使（庆亲王和郑亲王）骑在马上，手中执节（像苏武牧羊时手里拿的那个鞭子），在他们后面跟随着民国的军乐队和陆军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再后面则是龙凤旗伞、鸾驾仪仗七十二副，黄亭（内有皇后的金宝礼服）四架，宫灯三十对，浩浩荡荡，向“后邸”进发。在张灯结彩的后邸门前，又是一大片军警，保卫着婉容的父亲荣源和她的兄弟们——都跪在那里迎接正副使带来的“圣旨”……（《我的前半生》）
而像鲁迅先生的另一篇杂文《沉渣的泛起》所说，这次逊帝大婚，也把沉寂了十多年，郁闷了十多年，憋得五计六受的封建余孽，遗裔孤臣，没落贵族，八旗子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他们不但看热闹，还要凑热闹。据当时的一些报纸报导：
清宫内溥仪婚礼筹备处宣布，溥仪大婚之礼定于12月1日举行，消息传出，各方面送礼的络绎不绝。满蒙王公，遗老旧臣与活佛等，都有进奉。民国要人，上至大总统，下至各地军阀，下野政客，也纷致贺礼。黎元洪送如意、金瓶和银壶，红帖子上写着“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其联文云：“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其他如：曹锟送如意和衣料；吴佩孚送来衣料和银元七千元；冯玉祥送如意、金表和金银器皿；张作霖送成套的新式木器；王怀庆送九柄金如意；（复辟不成下野的）张勋也送来银元一万元；
（保皇派）康有为除送磨色玉屏、磨色金屏、拿破仑婚礼时用的硝石碟和银元一千元外，还有他亲笔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八国衣冠瞻玉步”，下联是“九天日月耀金台”。
以豪富著称的遗老们，如陈夔龙、李经迈等，送的都是钻石珠翠。上海的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香港的英国籍大资本家何东，也都送了不少珍贵礼品。由于无处存放，溥仪叫人都储藏在建福宫里。（据《二十世纪中国图志》）
最滑稽可笑的，该是傅仪自己所描写的那些复辟势力的表演了。
民国派来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以对外国君主之礼正式祝贺。他向我鞠躬以后，忽然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罢，跪在地下磕起头来。
当时许多报纸对这些怪事发出了严正的评论，这也挡不住王公大臣们的兴高采烈，许多地方的遗老们更如惊蛰后的虫子，成群飞向北京，带来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现金、古玩等等贺礼。重要的还不是财物，而是声势，这个声势大得连他们自己也出乎意外，以致又觉得事情像是大有可为的样子。（《我的前半生》）
我在北京也住了半个世纪了，慢慢体会出来，见过大世面的北京小市民，别看他是升斗百姓，住在破烂四合院里，看热闹也是颇为讲究的。有的热闹，看看而已；有的热闹，推推挤挤也就罢了；有的热闹，值得一看，因为可以过瘾；而有的热闹，能够得到刻骨铭心的满足，能够得到惊心动魄的满足，才是北京人非看不可的。
究竟什么是小市民最热衷的热闹呢？
读清代和邦额的《夜谭随录》，其中有这样一句，让我豁然开朗：“适过菜市口，值秋决，刑人于市，阻不得进”，由此可知，最让京城人神往，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足以万人空巷，倾城出动的热闹，就是到菜市口去看杀头。
从别人的死亡中领受自己居然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乐趣，那是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下，朝不保夕的小民，自我感觉中的至高境界。所以，这是北京人最情不自禁、最踊跃向往的热闹，由于其具有极强的刺激性，而无任何危及自身利害的后果，无不趋之若鹜，甚至头天晚上，涌向宣武门，涌向骡马市，在菜市口丁字街那周遭，先去摆好板凳，占好位置。
因为凡是去看杀头者，与被杀头者肯定毫无瓜葛，了无干系。由于没有牵连，也就没有负担。由于没有负担，也就看得从容。为求这种从容，就得将位置选在看得清清楚楚的近处，能闻到头颅从脖子上斫掉时的血腥气，却溅不到从脖腔里冒出来的血。因此，每逢秋决，成千上万的小市民，能三天三夜不眠不食，也要看到刽子手磨得雪亮的大刀片子，在秋天淡淡的阳光下，闪烁着一道白光，怎么将人犯头颅斫落的那一刻。
这种对别人的不幸，绝无同情之心的冷漠；这种看别人掉脑袋的而过看热闹瘾的麻木；这种只要被杀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只要自己的脑袋还在脖子上，那悻悻得意的优越；这种不顾别人的脑袋是不是应该掉，为什么掉？凭什么掉？与己无关的轻松，也是五千年来的中国统治者，得以毫无顾忌地屠杀，有恃无恐地施行暴政的基础。
也许，小市民作为一个城市中的特殊阶层，一无经济基础，二无政治信仰，三无文化渊源，四无拼搏精神，想吃怕烫，缺乏冒险意识，好吃懒做，只等天掉馅饼，嫌贫嫉富，永远心怀不满，怨天尤人，从不归咎自己。由于往上升腾之不易，向下沉沦之不甘，愿意看到别人失败，而不愿意看到别人成功，从别人的不幸中获得快意感，从成功者的失败中获得满足感，便是小市民在“文革”期间，像赶场似的看批斗会那热闹的动力。
但是，菜市口也不总是刑人，批斗会也不总是召开，于是，诸如逊帝大婚这样足以满足小市民窥私心理的热闹，便成为1922年那个冬季里的一场好戏。虽然，大清朝的龙旗，换成了民国的五色旗，虽然，像走马灯似的换总统，溥仪却总是在紫禁城当他的逊帝。可在同一个蓝天下，这位逊帝是快活欢乐，还是悲哀痛苦，对小市民来说，是个难解的谜。
好，这次大婚，总算有揭开这层薄纱的可能，这样，隐秘的公示，私密的暴露，隐藏的角落曝光，保密的过程展开，可想而知，如此热闹，对于两眼灼灼的小市民来讲，该是怎样的震撼了。
我是1949年来到北平的，当年的冬天，我就到郊区蓝靛厂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尤其是旗民，谈起他们皇上那次大婚，还沉浸在当年看热闹的回忆里，意犹未尽，回味无穷，想想，也真是有意思。
其实，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历来是慢半拍的。所以，在世界历史的进步潮流中，这种循规蹈矩，安步当车，求稳怕乱，不敢错了方寸的中庸哲学，使得老大帝国在那百年里，常处于落后挨打地步。但不知为什么，对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占大多数的小市民而言，那无关宏旨的热闹，那表面文章的热闹，那虚火阳亢的热闹，那起哄架秧子的热闹，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趋从性，人来疯性，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投入性，不计前程、不问后果的盲动性，实在是不敢恭维的。
于是，我不禁想起看过的一部法国影片，就是那个已故的法国老牌喜剧明星雷诺.伯拉姆主演的，我记不得片名了，也不知翻译过来没有？但大致的剧情还留有一些印象，这位老先生和一对搭他顺风车的情侣，在海边的山间公路行驶。那对浪漫男女的浪漫行止，使开车者分了心，车子不慎从悬岩处冲出去，眼看车毁人亡，沉入大海，谁知一棵半山腰里的小树杈，救了他们，可马上要折断，要跌落，而又无法解脱险境的命运，惊动了整个法兰西。
不但电视台用直升飞机航拍，进行现场报导，还有消防队试图用钢丝缆绳拉住那辆车以防小树压断。更有很多看热闹的，开着汽车，带着帐篷，装着干粮蒸馏水，领着全家老小，准备安营扎寨看个够的，蜂拥而至。临时搭起的卖法式面包和法式土豆条的小吃店，出租望远镜、遮阳伞和躺椅的便利店，进行投注，赌这三个挂在悬崖上的人结果是死是活的六合彩投注店，也随之在公路边，在海滩上，一字排开。上面，整个山头是看热闹的人和车，下面，整个海面也是看热闹的人和船，简直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嘉年华式的狂欢节。
由此可见，看热闹，全世界莫不如此，不仅中国，也不仅北京。
同样，由此也可见，看热闹，大概既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而天性，通常受着下意识的操控，智商愈低者愈无法自持，本能，往往受着内心所支配，心理愈不健全者愈难自控。因此，这种对于别人不幸的看热闹，所达到的小市民精神的最高境界，说到底，除了庸俗，还是庸俗。
而庸俗，则是小市民灵魂的全部。
二 文人的悲剧
司马迁
对中国历史稍有所知的人，都会知道司马迁这个名字；而知道司马迁是位历史学家的人，未必知道他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替李陵败降匈奴事辩解，说了几句真话，触怒汉武帝下狱，而受“宫”刑的历史；也许就更不会知道他在污秽肮脏之中完成《史记》那难以承受的痛苦。
“宫”，即是去势。司马迁可算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恐怕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唯一。
“宫”，和去势，是一回事，但性质有所不同。“宫”是刑法，是无可选择的。去势，在有皇帝的年代里，是当太监的首要条件。若不想当，也就不必去势。当然也有或被父母鬻卖，或因生活无着而净身入宫，不无被迫的个例，但大多数被阉者，是作为谋生手段，甘愿去势，求得进宫的这份资证。因此，这班人对于不男不女的第三性状态，较少屈辱感。而且一旦成为太监，生活在无数已将“那话儿”连根切掉的人中间，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可能笑话谁，裤裆里有没有那个玩意儿，便是无所谓的事了。
太监这行业，不仅中国有过，外国也有过的。如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如克劳狄、尼禄、维特利乌斯和提图斯等罗马诸帝，如其后的拜占庭帝国诸帝，奥斯曼帝国诸帝，都曾在后宫使用割掉生殖器的男人，以供役使。中国明代，大概是历史上破纪录使用宦寺的帝国，故有“十万太监亡大明”这一说。任何朝代，太监或类似太监的人多了，都不是好事。
由于宦官有太多的机会接近帝王后妃，容易获得宠幸；加之阉人的变态性心理，嫉妒一切正常的人，便是他们的仇恨准则。因此，一部《二十四史》，读来读去，凡太监，都不是好东西。至少，好东西极少极少，所以，对这卑污龌龊者多，阴暗险恶者众的一群，统统蔑称之为“阉竖”，倒也合适。
但司马迁之被“宫”，与“阉竖”的去势，截然不同。老实说，历代皇帝收拾文人，手都不软，什么毒辣残忍的法子没有使用过呢？但把文人××连根端掉者，刘彻是独一份。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文人之受屈辱者，莫过于此。
“宫”刑，在中国，盛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以阉割或损坏男女生殖器官，旨在使其余生在屈辱中度过。汉武帝异想天开，在“刑不上大夫”的年代里，他不杀头，也不判刑，更不戴上什么分子的帽子，而是采用“宫”刑，来对付他的国史馆馆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使其丧失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既活不下去，也死不成。这一招，实在可谓既恶且损，加之下流下作。
这奇耻大辱对司马迁来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一位“英明”之主，竟对文人进行如此卑劣的报复，简直使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为之蒙羞。古代洋人的酷刑，能够将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能够将圣女贞德，将布鲁诺在火堆上烧死，愤怒的革命群众，甚至将路易十六夫妇送上断头台一一铡死，不可谓不恐怖；在莎士比亚时代，将人犯的脑袋，割下来挂在伦敦塔桥上示众，也是极其残忍。但像刘彻用“宫”刑对付一个文人，对付一个埋头在简牍中阅读历史的学者，这是世所罕见的野蛮行径。
每读《沁园春》的词中“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这一句，我总会想起汉武帝“宫”司马迁这件丢中国人脸的事情，亏他做得出来，下得去手。我始终想，问题恐怕就出在这句“略输文采”上。
要是像他那老祖宗刘邦，虽能吼出两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可从不以诗人自居，也许司马迁说什么，汉高祖会当作放屁，不当一回事的。而汉武帝，诗词歌赋都来得，虽“略输”，还有点“文采”，这一有，就坏菜，他把自己看作文人。文人对文人，就免不了计较，就要关心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就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了。而且，有权的文人，嫉妒起同行来，往往不择手段。“宫”你一下，又何妨？所以，碰上一个有文采的皇帝，哪怕“略输”一点，绝不是什么值得文人大众高兴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