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书读多了，有点呆气，他为什么不想想，同姓司马，那个司马相如被欣然接受，这个司马迁却被断然拒绝呢？难道还不足以总结出一点经验，学一点乖吗？这就不妨打油一首了：“彼马善拍马，吃香又喝辣，此马讲真话，只有割××”。为那张按捺不住的嘴，付出××被劁的代价，真是太不划算了。《汉书.司马迁传》认为：“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这意思就是说，若是司马迁能够“明哲”的话，也许可以“保身”，具体一点，可以保住那命根子。但他心血来潮，跳出来为李陵主持公道，招来了这场没顶（卵？）之灾。
不过，要一个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特别是这位太史令，还多一份历史感的文人，让他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让他对帝国的千疮百孔闭上眼睛，让他在这位年近六十花甲，做了四十多年皇帝的汉武帝面前，装聋作哑，那是不可能的。“宫”司马迁的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大汉王朝的日子不甚好过，大面上的风光依旧，内囊早尽上来了。由于历年来徭役兵役不断，狂征暴敛不已，人民负担沉重，大批农民流亡。这一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所有这些败象，都是刘彻随着年事的增高，“英明”一天天少下去，不英明一天天多起来的必然结果。
孟德斯鸠说过：每个被授予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并且将他的权力用到极限。康德也说过：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意大利哲人马基雅弗利说得更干脆：久握权力，必致腐化。这也是所有长期执政的统治者，在其晚年，难以逃脱的失败命运。刘彻也如此，到了晚年，除了封禅巡幸，敬神祀鬼外，便是好大喜功、大兴土木，与所有老年统治者一样，已成为悖谬颠错的老胡涂了。司马迁还以为他是当年意气风发的“英主”，居然书生气十足地“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要为李陵败降慷慨陈词。
其实子承父业继任太史令的他，在国史馆里，早九晚五，当上班族，何等惬意？翻那甲骨，读那竹简，渴了，有女秘书给你沏茶，饿了，有勤务员给你打饭。上自三皇五帝，春秋战国，下至楚汉相争，刘氏帝业，那堆积如山的古籍，足够他白首穷经，研究到老，到死的。而且，他和李陵，非亲非故，“趋舍异路”，不相来往，更不曾“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有过私底下的友谊。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但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他是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有一种表演的欲望。他认为他应该说话，他要不站出来为李陵说句公道话，还有谁来主持正义呢！他说：一，李陵“提兵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横挑疆胡，仰亿万之师”；二，李陵“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阵，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天下矣”；三，李陵“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
学问太多的人，易愚；愚，则不大识时务；不识时务，就容易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出错误的事情。他一张嘴，捅下天大的娄子。
汉武帝是让他讲话来着，他该懂得，陛下给脸，垂询你的意见，是你要讲他愿意听的话，你如果不想对李陵落井下石，你完全可以装胡涂，千万别进逆耳之言。这位多少有点受宠若惊的关西大汉，遂以“款款之愚”、“拳拳之忠”全盘托出他的真实想法。一句“救兵不至”，不但毁了他的前程，连男人的象征物也得根除。他不是不知道，那个未能如期会师，致使李陵孤军奋战，兵败而降者，正是陛下心爱的李美人之兄长，贰师将军李广利。
谁知“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一个“略输文采”的统治者，收拾这个当场得罪了他，得罪了他小舅子，更得罪了他心爱女人的文学同行，还不容易。但是，他吩咐下去，不用砍掉他的脑袋，只消“宫”掉他的××就行了。然后卷帘退朝。刘彻，肯定会为他这得意一笔，回到后宫，对着已逝李美人遗像，觉得很可以告慰她的。妲己，曾让商王纣杀比干剖腹验心；褒姒，曾让周幽王举烽火报警取乐，那么，多情得很的汉武帝“宫”太史令，讨死去美人欢心，又算得了什么？
宫刑，始于周，为五刑之一。《书.吕刑》曰：“爰始淫为劓、刵、椓、黥”，“椓”，孔颖达疏：“椓阴，即宫刑也”，也就是去掉生殖器官。“劓”，削掉鼻子；“刵”，切掉耳朵；而“黥”和“墨”，则是在犯人的脸上剌字；“刖”，斩断手足。《孔传》曰：“截人耳鼻，椓阴黥面，以加无辜，故曰五虐”，古人也是对这类残酷的肉刑，持否定态度的。结果，“杀”，在五刑中，倒成了最简单的刑法，因为砍掉脑袋，只须一刀了事。
远古时代，统治者视人民为草芥，老百姓真是如肉俎上，据《汉书.刑法志》：“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要是刑乱邦用重典的话，五百增加到一千，那就该是道路以目，动辄获罪，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什么原因，就会掉耳朵，掉鼻子。所以，汉武劁掉司马迁的××，留一条命在，该磕头喊万岁才对。
读《水浒传》里，陆虞侯往林冲脸上刺字，押往沧州；武松在阳谷县犯事，脸上刺了金印发配，看来对人犯的施虐行径，到唐宋，到明清，还在沿续。这种远古时期留下来的残忍和恶，像基因一样，在国人的血管里流动着，一遇机会，就会爆发出来。
司马迁“下于理”，大约是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比如今那些知青作家还要小一点，正是泡吧泡妞泡桑拿的好年纪。但他却只能在“蚕室”里泡了。颜师古注《汉书》：“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在没有麻醉剂，没有消毒措施，没有防止感染的抗生素以及止痛药的情况下，按住司马迁施刑，可想而知，那份痛苦，比死也好不了多少。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的一篇《病后杂谈》里说到：“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先生认为“宫”刑，只施用于男子，事实并非如此，据《孔传》：“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次死之刑”，女子也要受“宫”刑的。究竟如何对妇女实施幽闭，史无记载，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据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妇人幽闭》中透露：“《碣石剩谈》载妇人椓窍，椓字出《吕刑》，似与《舜典》宫刑相同，男子去势，妇人幽闭是也……椓窍之法，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闭其牝户，止能溺便而人道尽废矣，是幽闭之说也。”记得前些日子，有一位先生，忽然说他明白了，写出文章，他认为古代是用杵击的野蛮方法，使妇人子宫脱垂，造成幽闭云云。其实也是摭拾清人余唾，别无新见。不过，如果说古代的行刑队，具有对男女生殖系统如此精熟的了解，证明鲁迅先生所感叹的，旧时中医对于人体解剖学的知识，甚至不如封建社会里专事行刑的刽子手，大概是有其道理的了。
话题或许离司马迁远了些，然而，若不知道中国旧时的统治者，和未成为统治者的起义军的领袖，那种把人之不当人待的残忍，也就无法理解司马迁之愤，之怨，之惨，之悲哀了。
《汉书.司马迁传》说：“受刑以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一个裤裆里空空如也，失去最起码尊严的男人，“尊宠任职”，又有何补益？中书令为内廷官，必须阉人才能担任。他的男根没了，正好干这个差使。说白了，等于告诉大家，他没有那顽意，是狗男女，更是侮辱。司马迁，这位关西大汉，若是允许他用土话骂街，肯定会仰天大吼：“这个鸟官，对我来讲，管个毬用？”
他给故人益州刺史任安的信中，对他“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的被“宫”，痛苦之极，羞辱之极，简直没法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种可耻的刑法，施之于他这样“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文人身上，那是无法接受的。他不由得不大声疾呼：“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作为家学渊源的太史令，过着这种男不男、女不女的日子，“重为乡党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西汉文坛的领袖，落到这等的境地，将何以堪，是可想而知的。对司马迁而言，创口之难以愈合，长期淌血流脓，腐臭不堪的苦难，也许能够忍受；那种“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醜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的凄惶状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的羞耻，和被隔绝的孤独，才是他的最大痛苦。
于是，他在充满血腥味的污秽蚕室中，第一，决定不死，第二，尤其不能死在刘彻之前，第三，发愤著书。
记得在七十年代后期，古籍开始部分解禁，我在一本一本读司马迁这部不朽之作时，不禁惶惑。司马迁被“宫”后，下体溃败，阴部朽坏，脓血弥漫，恶臭糜烂之中，坚持完成这部《太史公书》，自然是不可思议的伟大。但是，在敬仰他惊天地泣鬼神的艰苦卓绝的同时，不由得想，老兄，你的皇帝都不把你当人待，把你的××割掉，让你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你还有什么必要，替这个狗屎皇帝，尽史官的责呢？
后来，我明白了，这固然是中国文人之弱，但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之强。连我这等小八腊子，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里，还曾有过数度愤而自杀的念头呢！那么，司马迁，这个关西硬汉，能忍受这种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苟活日子嘛？他显然不止一次考虑过“引决自裁”，但是，真是到了打算结束生命的那一刻，他还是选择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无以为生时所走的那条路，宁可含垢忍辱地活下去，也不追求那死亡的霎那壮烈。一时的轰轰烈烈，管个屁用？
因此，我想：
他不死，“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相信，权力的盛宴，只是暂时的辉煌，不朽的才华，才具有永远的生命力。
他不死，一切都要等待到“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活着，哪怕像孙子，像臭狗屎那样活着，也要坚持下去。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不见分晓的。你有一口气在，就意味着你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胜出几率，干吗那样便宜了对手，就退出竞技场，使他获得百分之百呢？
他不死，他要将这部书写出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很明显，他早预计到，只要这部书在，他就是史之王，他就是史之圣；他更清楚，在历史的长河里，汉武帝刘彻者也，充其量，不过是众多帝王中并不出色的一位。而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他，在历史和文学中的永恒地位，是那个“宫”他的刘彻，再投胎十次也休想企及的。
所以，他之不死，实际是在和汉武帝比赛谁更活得长久。
“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事付之八岁儿”（南宋洪迈《容斋笔记.人君寿考》），越来越昏庸的刘彻，已经完全走向反面。唐.司马贞在《孝武本纪第十二》后的《索隐论赞》中，评价他“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认准他是与秦始皇一套号的人。
被“宫”的司马迁，会看不出这位“宫”他的皇帝，已是伍子胥式“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之人吗？他在《孝武本纪第十二》里，将这位“英主”真面日，一层层地揭了个底朝上。按中华书局出版的由顾颉刚分段标点的《史记》，汉武帝这篇《本记》，共四十九个自然段，其中，涉及神鬼祥瑞者十九段，涉及封禅祭礼者十二段，两者相加三十一段，字数却超过全文的五分之四，这位“好神仙之道”（《汉武帝内传》）的皇帝，在司马迁的笔下，究竟是个什么形象，也就不言而喻了。
对于司马迁坚持不死，哪怕糜烂到无可再烂也不死，有一口气，就要著《史记》的私衷，古往今来，只有一个人看得最清楚，那就是东汉的王允。在《三国演义》里，用连环计干掉董卓的那位王司徒，处决另一位也是书呆子的蔡邕时，旧事重提：“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受其讪议”（《后汉书》）。
王允明白，虽然，文人是极其脓包的，统治者掐死一个文人，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但是，极其脓包的文人，凭借着那支秃笔，却能把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暴君，昏君，庸君，淫君，一一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千年万载的诅咒。
到底谁更强些，谁更弱些？从比较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衡量，还真得两说着咧！
司马迁必须活下去，只有活得比刘彻长，哪怕长一分钟，一秒钟，这个能“宫”他××的皇帝，就再无可能“宫”他的不朽之作。现在，“略输文采”的汉武帝终于真正输了，死了，而在精神上升华了司马迁，此时此刻，那个早已不是他的肉体躯壳，已无存在的必要。于是，我们这位史圣，遂不知所终地在人间蒸发了。
卒年不详，这或许是治史的司马迁，故意留下的一笔告白：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
曹操
八十年代初期，为一家出版社撰写《莎士比亚》的传记时，在众多资料中，我一直难以忘怀的，是剧作家和他的剧团同事，在詹姆士一世的驻跸行宫里，堂会演完以后，夜里还得为之站岗的细节。那时已经有点名望的莎士比亚，而且为供奉剧团的股东之一，也得穿上制服值勤。我不知道他是否像现在伦敦皇宫戴着高顶熊皮帽的御林军那样子？更不知道他在雾气弥漫的英格兰之夜有些什么感想？
他快活呢，还是尴尬，或者竟是麻木？吾人已不得而知矣！
这位苏格兰的跛子国王，如今，即使在他的故乡，也没有什么人会提到他了；而莎士比亚，却成为这个地球上的所有语种，都能闻音而意会的词汇。记得解放前在南京国立剧专读书的时候，听孙家琇先生讲授莎士比亚课的情景，她朗读莎剧应该算是古文的英语，那铿锵的语调之美，接着，口译为中文，那华彩的文字之美，令我们这些学子，充分领会这位大师的艺术魅力。
但是，当我为他作传的时候，想到一个巨人，竟被一个小丑式的君主，侏儒般的帝王，如此这般地役使着，不禁为这种斯文扫地的场景，生出一丝莫名的悲哀。
当然，辱没大师，侮弄天才，也不仅仅是在威尔登宫里站岗的莎士比亚的遭遇，在中国有记载的文人活动史中，很长一个时期，文人的际遇要比莎翁还糟糕些，好一点的，为侍奉，为弄臣；次一点的，为家奴，为仆从，几乎不具有独立人格，是一辈子附属于人的人。因此，为主子站岗放哨，给老爷擦背搓澡，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司马迁在他受到最屈辱的宫刑以后，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不无苦涩地道出这种说是文人，实为贱民，名为近侍，地位很低的现状：“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因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这境遇，听起来蛮心酸的。
文人作为一个自觉的，在精神上获得解放，在心境上有所飞跃，不再臣服于谁，不再附属于谁，不再视自己为奴仆的人，这一步，这一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曹操给改变了的。这当中也包括曹丕、曹植，也就是文学史惯称的“三曹”的共同努力，从此，中国就有了两种文人，一种是御用的，一种是非御用的。当然，非御用的不见得不可以御用，同样，御用的也会丢掉皇家的饭碗而非御用；反过来，非御用的不见得不想成为御用的，吃香喝辣，同样，御用的说不定脑满肠肥之后，想要一份非御用的清名令誉，也说不定的。所以，有这两种文人出现，是好事情，但他们之间，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非泾渭分明的格局。
由于三曹，中国有文学以来，开始出现异类文人，有别于官方的，主流的，正统的，在朝言朝的御用文人，实在是文学的大进步。有了这种不一定听命君主，不一定遵旨创作，与统治集团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具有相对程度上能够自由创作的文人，对于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肯定会起到促进和推动的作用。这是公元196年，东汉桓帝建安年间出现的文学盛况，故名之曰“建安文学”，或以其代表人物，名之曰“建安七子”。
只有一朵花支撑着的春天，终究要显得冷清，所以，曹操，虽然他杀害文人，名声不佳，但他能够容忍文人，在不危及他的统治威权下，给文人较多的选择余地，较大的活动空间，造成建安文学的辉煌。而且，曹孟德不像汉武帝那样，把司马相如、司马迁，当作可以呼来叱去的狗那样对待，而是在矛盾没有激化到必须杀人才能解决问题时，还是能够平心静气与孔融、杨修之流探讨文学，甚至开个玩笑什么的。将他们当作人，当作文人，而不是部属、下级、听差、茶房，在封建王朝中，这样的统治者，敢于突破流俗之所轻，敢于改变周秦以来视文人为末流的观点，真是了不起。
鲁迅先生的话，是有大见识的，他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尽管，建安七子中的绝大多数成员，是他们父子的部属，在相府那儿拿工资，领补贴，享受局级或者处级待遇。孔融甚至当到政府的建设部长，这项任命，要没有为丞相的曹操画圈，汉献帝也不敢任命他。虽然后来到底砍掉了脑袋，但是，在他没有出事以前，曹氏父子对他，对七子的其他文人，是一种文人与文人的同行关系，而不是主子与奴仆，帝王与臣僚的关系。
汉代的两位司马，以及枚乘、严忌、桓宽、王褒之辈，好像没有得到过这份平等的待遇。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或主要以文学来谋生的文人，也是较早不以服务帝王为己任，不以官方意志为准绳，按自己意愿写作的文人。他们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并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成为中国非正统、非体制文人的一种样本。鲁迅先生在一篇题目很长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作品中，认为他们的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藉，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下来，“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潮流。
所谓“通脱”，说到根子上，是文人对于创作自由和个性自由的追求。
然而，文学迈出的每一步，总是要付出或大或小的代价。任何新的尝试，总要打破旧的格局，而一旦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抵抗、反扑。倘若探索实验，还在文学的范围以内，至多视作离经叛道，犹可容忍。倘逾轨出格，使得利益格局发生变化，这时，若不刹车，若不就范，某个文人的脑袋，有可能撞到刀口上去。
同是杀身之祸，曹操以前和以后的文人，便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屈原被楚灵王赶出了朝廷，他只会在汨罗江边，眼泪鼻涕一大堆地伤心哭泣，绝不敢革命；司马迁犯了“错误”，他宁肯忍受汉武帝的宫刑，在蚕室中将泪水往肚里吞，也不敢跑出去造反。而在曹操以后，那个阮籍，对不起，大醉三十天，硬是不理会你司马昭。那个嵇康，你可以杀我的头，但在下刀子以前，你得让我抚完一曲《广陵散》。这等风骨的文人，你能让他在威尔特郡潘布罗克伯爵的庄园里，为詹姆士一世站岗吗？
所以，曹操了不起，他给文学史带来纷繁复杂的变化，先是文人品类的非单一化，然后才有文学世界的多样化。一个文人去为帝王站岗，也许能使这位统治者添些许风雅，但所有文人都去站岗的话，这太清一色的文学史，怕就不那么好看了。因此，曹操的这一手，自觉的行动也好，不自觉的行动也好，“善莫大焉”。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文人的，曹操得算一个。他的诗写得有气概，他的文写得有声势。直到今天，人们仍能脱口而出他的两句诗，一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一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前者常是那些嗜酒如命者的护身符，后者则是不甘寂寞者的座右铭。老实讲，一个文人能在他生前死后，保留在中国人的口头上，有这样一句两句者，又有几多？
曹操，作为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的那一刻，其实是个很浪漫、很多情、很讲朋友义气的诗人。譬如，他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不完全是她的《胡笳十八拍》写得让他感动，更重要的，她父亲蔡邕是他的朋友。而且那是一位大学问家，他要求回汉的蔡琰，将她父亲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种对文化、对文学的开放的精神，包容的姿态，也不是所有的领袖人物，都能具有的胸怀。
应该看到，他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黄河流域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加之他手中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文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呤文卖字，便是许多主流和非主流文人竞相为之的目标。
由于大局已定，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玚，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是相当准确，并具有权威性的。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余遗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动乱与安定的关系至大。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其破坏文明文化和毁灭社会财富的极其消极的方面，则更可怕。董卓这个军阀，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也自然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这种荡涤人类文明成果的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举步维艰。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生养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了。
因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乱，接触到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实景，加之当时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的解放，文人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求全责备，是大可不必的。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在文学史上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数千年过去，本来的浓，会渐渐地淡，本来的淡，会渐渐地消失，如今谈起建安文人，仍挂在嘴上的这些名字，也就只有“融四岁，能让梨”的孔北海了。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三曹”，长居霸主位置。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的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北地称伯的陈琳，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曾经很浓过，浓得化不开过，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本来也许就淡，淡到后来，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但是，三曹所营造的建安文学的包容格局，所形成的建安文人的个性色彩，对于中国文学所起到的表率作用、先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否则，只有屈原和司马迁，而没有阮籍和嵇康，只有站岗的莎士比亚，而没不站岗的莎士比亚，那一部文学史，恐怕就不会这样丰富多彩了。
嵇康
鲁迅先生对魏晋人物，持好感者，一是曹操，二便是嵇康了。
读鲁迅先生的日记，他为了编辑一部完整的《嵇康集》，所花费的时间，长达十数年。投注如此精力和心血，可见他对于这位愤世嫉俗的文人，那种特别的敬仰之情。
1913年
9月23日下午往留黎厂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10月1日午后往图书馆借《嵇康集》一册。10月15日夜从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10月19日夜读校《嵇康集》。10月20日夜校《嵇康集》毕。
1915年
6月5日下午得蒋抑卮并钞文澜阁本《嵇中散集》一部两册。
1924年
6月1日夜校《嵇康集》一卷。6月3日夜校《嵇康集》一卷。6月6日终日校《嵇康集》。6月7日夜风，校《嵇康集》至第九卷之半，雨。6月8日夜校《嵇康集》了。6月10日夜撰校正《嵇康集》序。
1931年
11月从《六臣注文选》校勘《嵇康集》一遍。
从以上日记中，不难看到鲁迅在整理国故、完善古籍方面的悉心专注，笔墨里那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文字，也可想象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受到文化围剿的景况，似可体会到他与这位公元三世纪的文人，有很多共鸣的地方。
凡在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文化巨人，他们之间虽有时间的差距、地域的不同，甚或还有语言的歧异，但由于精神上的一致、灵魂上的交融，不免会产生出一些感知上的沟通和认同。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于那个时代的文人状态有许多精彩的表述。对同有名气的嵇、阮二人，特别是嵇，还作了精当的分析。
他认为，这两位文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这大概是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嵇康的别扭，是北人所说的“较真”，阮籍的佯狂，则是南人所说的“搅浆糊”，这就是聪明的人不吃亏，不太聪明而且固执的人常吃亏的区别所在。从那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除去做了狗的以外，大致可以这样分类，一类人不去找死，在统治者划定的圈子里，尽量写到极致。一类人不怕找死，想方设法，要把一支脚踩到圈外，哪怕为此付出代价。前者，我佩服，因为与强权周旋，如走钢丝，那需要极高的智慧。后者，我钦佩，因为这种以卵击石的游戏，敢于挑战必输的结果，那需要极强的勇气。那些一无智慧、二无勇气的庸庸碌碌之辈，只有期望碰上并不特别喜欢咬文嚼字的统治者，网开一面，太太平平了此一生，也就阿弥陀佛了。但是，嵇中散先生不幸生在了魏末，碰上了那个司马昭，该是老天爷给他安排的厄运了。
司马昭，是个不可一世的人物，他一心想篡夺政权，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情。曹姓皇帝只能仰其鼻息讨生活，他干掉高贵乡公曹髦以后，又不能马上下手再干掉元帝曹奂，因为曹魏势力还有相当基础。于是，要造舆论，要造声势，要扩大阵营和地盘，很想把这位著名作家、文坛高手，纳入自己的体系。于是，授意嵇康的好友山巨源，动员他出来做官。
按说，不想干，就算了，或者，婉谢一下，也就拉倒。他不但不稀罕当司马昭给的官，还写了一封绝交书，寄给山巨源，公开亮出观点。显示出他的不阿附于世俗，不屈从于金钱，不依赖于强势，不取媚于权力的坚贞刚直、冰清玉洁的品格。这与前些年文坛上一个流行的说法“拒绝投降”，多少有些近似。这四个字用之于嵇中散身上，倒是再贴切不过的。
这样，他不仅把老朋友得罪了，把期望他投其麾下的大将军，也得罪了。
绝交书，就是他的宣言，嵇康告诉世人，我为什么不当司马昭的官，就因为当他这个官，我不快活。与这篇《与山巨源绝交书》齐名的，在《古文观止》里，还可找到一篇《杨恽报孙会宗书》，同样精彩。两封古人的书信，真是淋漓尽致、挥洒自如，读起来无比过瘾，无比痛快。尽管我们未必能做到嵇康和杨恽那样决绝，那样勇敢，但不妨碍我们对他们人格的光明磊落、精神的坦荡自然，表示衷心钦佩。所以，今天那些把“拒绝投降”口号叫得山响者，却未必真的打算实行，不过是用这张皮遮住的结党营私、奔走钻营罢了。假如有这样一个邀宠的天赐良机，司马昭给他打来电话，老兄，给你一个差使吧！肯定，马上出门，拦住一辆面的，屁颠屁颠跑去磕头如捣蒜的。
所以，文学界的这些“拒绝投降”的爷们，不过嘴上功夫，说说而已，一到名利场，个个身手不凡，都是具有相当段级的武林高手。因此在文学史上，如嵇康，终其一生，直到临死，在法场上弹奏一曲《广陵散》而成绝响，然后慷慨赴死，贯彻其主义不悔者，又有几许？恐怕是千古一人而已。要不然，一代文化巨人鲁迅，也不会对其著作搜集整理，以求全璧地倾注心血了。
嵇康（224—263），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人。竹林七贤之一，在这个汉魏时期最负盛名的文人团契中，嵇康以追求独立人格，强调个性自由之耿耿风骨闻名于世。鲁迅一生，除写作外，研究过许多中国文人及其作品，多有著述。但下功夫最多，花时间最长，来剔微钩沉者，就是这部他亲自辑校的《嵇康集》了，由此也可见巨人心灵上的呼应。他说过：“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很激昂慷慨，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所以，含糊其词，语焉不详，王顾左右而言他，最好了，后来的聪明人，都这样写文章的。而针砭王纲，议论朝政，直书史实，布露民瘼，就是那些不聪明的文人，最犯统治者忌的地方。
嵇中散的死，最根本的原因，正是鲁迅所指出的，他文章中那种不以传统为然的叛逆精神。
任何一个帝王，最不能容忍的，除了推翻他的宝座，莫过于否定他赖以安身立命的纲常伦理了。前者是物质，后者为精神，嵇康在给山巨源的信中，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口号，司马昭一看，这不是动摇朕的根本大计嘛，当然是要把他干掉的了。所以，没有马上杀他，不过看时机，找借口罢了。
鲁迅说：“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的，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应是司马昭，但真正坐上帝位的，是司马炎）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在司马昭的眼中，凡与曹魏王朝有联系的人，都是他不能掉以轻心的敌对势力。何况嵇康的太太，还是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呢！这门婚姻的结合，使一个贫家出身的文人，娶了一位公主，已无可知悉细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金枝玉叶，看中嵇康并嫁给他，还使他得到一个中散大夫的闲差，很大程度上，由于嵇康是当时大家公认的美男子。
古代作家有许多风流倜傥的人物，现在，作家能称得上美男子者，几乎没有，而歪瓜裂枣，獐头鼠目者，倒不乏人，真是令后来人愧对先辈。史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按近代出土的魏晋时的骨尺约合二十三四厘米计算，嵇康该是一米八几的高个子，“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雕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长乐亭主能不为之倾心么？何况那是一个持性解放观念的社会，她的曾祖父曹操，在平袁绍的繁冗战事中，还不忘找个三陪女呢！
另外，魏晋时期的嵇康，颇具现代人的健康观念，好运动，喜锻炼，常健身，他擅长的项目，曰“锻”，也就是打铁。“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环之，每夏月居其中以锻。”这个经常抡铁锤的诗人，肯定肌肉发达，体魄健全，比之当今那些贴胸毛、娘娘腔，未老先衰、迎风掉泪的各式作家，要男人气得多。“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像这样一位真有学问的文人，不是时下那些糠心大萝卜式作家，动不动弄出学问浅薄的笑话来，令人丧气。加之保持身体健美，一位运动健将式的未婚夫，对公主来讲，打着灯笼难寻，自然是一抓住就不会撒手的了。
魏晋时的女人，在性爱观点上，持相当开放的态度，掷果潘安，偷香韩寿，就是最好的例证。更不要说放浪成性的贾南风了，连法国那位帷薄不修的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望尘莫及的。因此，长乐亭主以千金之躯，嫁给这位健美先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但嵇康选择娶这个老婆，倒有可能是从他与掌权者对立的感情出发，是一次很政治化的选择。试想，他的朋友阮籍为摆脱司马氏与之结亲的要求，干脆大醉两月不醒，让对方找不到机会开口。而他却与司马氏的政敌通婚，显然是有意的挑战。他难道会不记取曹魏家另一位女婿，同是美男子的何晏，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最后不也是被司马懿杀掉的教训嘛！嵇康就是嵇康，他却偏要这样行事，这正是他的性格悲剧了。
虽然，他写过文章，他很明白，他应该超脱。“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谅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实际上，他说得到，却办不到，至少并未完全实行这个正确主张。
他也找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病根所在，因为他有两点连自己都认为是“甚不可”的“毛病”，一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闲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是他给山巨源的绝交信中说的，说明他对自己的性格了如指掌，但由于他对世俗社会、官僚体制、庸俗作风、无聊风气的不习惯，对司马氏统治的不认同，这毛病便根深蒂固，改不掉了。如果说前面的“甚不可”，是他致祸的原因，后面的“甚不可”，就是他惹祸的根苗了。
阮籍，就比嵇康聪明一些，虽然他对于司马昭不会比嵇康更感兴趣，但他能保全自己的首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写文章时，竭力隐而不显，犹如当代新潮评论家佶屈聱牙的高论，说了半天，连他自己也不知梦呓了些什么一样，尽量不让司马昭抓住他的把柄。而且，不得已时，阮步兵也会给大将军写一篇祝寿文，唱一曲Ha ppy birthday to you 应付差使的；到了实在勉为其难，不愿太被御用，而推托不了时，索性佯狂一阵，喝得烂醉，躺在当垆的老板娘旁边，作出亲密状；或像亚当夏娃似的，把衣服脱得精光，像一个大字躺在屋当中，人家笑话他荒唐，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房舍，以屋宇为衣服，你干嘛钻进我的裤衩里来呢！这样一来，司马昭也就只好没脾气。
但嵇康做不到，这是他那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他对这个阮籍羡慕得要死，也非常想学习他，对山涛说：“阮嗣宗口不言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史称嵇康“直性狭中，多所不堪”，是个“不可强”“不可化”的人物，这就是俗话说的“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了，一个梗惯了脖子的人，要他时不时地低下头来，那是很痛苦的事情。他想学，学不来，只好认输：“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结果，他希望“无措乎是非”，但“是非”却找上门来，非把他搅进“是非”中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凡古今文人，如果他是个真文人，便有真性情，有真性情，便不大可能八面玲珑，四处讨好，也就自然不善于保护自己。
现在只有看着嵇康，一步步走向生命途程的终点。最痛苦的悲剧，就在于知道其为悲剧，还要悲剧下去，能不为悲剧的主人公一恸乎！
嵇康虽然被司马昭引以为患，但忙于篡夺曹魏政权的大将军，不可能全神关注这位皇室驸马，在他全盘的政治角斗中，嵇康终究是个小角色。如果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周围，君子多，小人少，尤其小人加文人者少，那么知识分子的日子可能要好过些。但小人多，君子少，加之文人中的小人，有机会靠近统治者，那就有人要遭殃了。假如此人特别想吃蘸血馒头的话，首选对象，必是作家同行无疑。
不幸的是，司马昭极其信任的高级谋士钟会，不是一个好东西，跳出来要算计嵇康，对司马昭来说，是件正中下怀的事情。现在，已经无法了解，究竟是钟会心领神会大将军的旨意，故意制造事端；还是由于嵇康根本不甩他，衔恨在心，予以报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不怕贼偷，就怕贼算，从他后来与邓艾一块儿征蜀，整死邓艾接着又背叛作乱，可以看出是个货真价实的小人，当无疑问。碰上了这样的无赖文人，对嵇康来说，等于敲了丧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