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会年纪与嵇康相仿，只差一岁，算是同龄人。不过，一是高干子弟，一乃平民作家，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但钟会也玩玩文学，以为消遣，这是有点权势的官员或有点金钱的老板，最易患的一种流行病。这种病的名称，就叫“附庸风雅”。或题两笔孬字，或写两篇歪诗，或请人代庖著书立说，或枪手拟作空挂虚名，直到今天还是屡见不鲜的。钟会虽是洛阳贵公子之一，其父钟繇位至三公，其兄钟毓官至将军，但贵族门第，并不能使其在文学上，与贫民出身的嵇康，处于同一等量级上。因此，他有些嫉妒，这是文人整文人的原始动力。假如，钟会写出来的作品差强人意，也许眼红得不那么厉害；但是，他写得不怎么样，又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怎么样，心头的妒火便会熊熊燃烧。
于是，就有了《世说新语》所载的两次交锋，第一次较量：“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如果，嵇康赶紧追出门来，拉住钟会的手，老弟，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写序？写评论？开研讨会我去捧场？那么，自我感觉甚好的钟会，得到这样的首肯，也是就天下太平了。嵇康显然不会这样做的，一个如此圆通的人，也就不是嵇康了。肯定，他会拾起钟会的《四本论》，扔在打铁的红炉里，付之一炬。
第二次较量：钟会约了文坛上的一干朋友，又来登门趋访。嵇康却是有意惹他了，这可是犯下了致命错误。现在，已弄不清楚嵇康之排斥钟会，是讨厌他这个人呢？还是对他政治上背魏附晋的唾弃？还是对他上一次行径的反感？当这些“贤俊之士”到达嵇康府上，“康方于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当然是很尴尬的场面，但钟会可不是一个脓包，而非脓包的小人，往往更为可怕。临走时，他撂下来的这两句话，可谓掷地有声，然后，拂袖而去。不知道嵇先生送客以后如何态度，依我度测，中散大夫对这威胁性的答话，恐怕笑不大起来。也许爽然若失，把铁锤扔在一旁，觉得没劲吧？那位拉风箱的向秀，肯定也怔怔发呆了，如此低水平地、没风度地羞辱对手，又能顶个屁用？
唉！这就是文人意气、不谙世事的悲哀了，只图出一口恶气而后快，却不懂得“打蛇不死反遭咬”的道理，如果对一个一下子整不死的小人，绝对不能够轻易动手的。何况这种脱口秀式的挑衅，只不过激怒对方而已。“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后果，便是钟会跑去向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
没有说出口的一个字，便是“杀”了。
凡告密出首某某，打小报告检举某某，而听者正好也要收拾某某，那这个可怜虫就必倒大霉不可。等到嵇康的朋友吕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把他牵连进去，钟会就公开跳出来大张挞伐了。“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他的结论，透露出小人的蛇蝎之心：“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其实，也正是司马昭的想法，不过利用钟会的嘴罢了。“于是录康闭狱”。
现在看起来，嵇康第一个要不得，是曹党嫡系，在政治上站错了队，第二个要不得，是个公开与司马政权唱反调的不合作的文人，第三个要不得，或许是最关键的，这位中散大夫得罪了小人。
一部文字狱史，通常都是小人发难，然后皇帝才举起屠刀的。但对于惑乱其间、罗织罪名、告密揭发、出卖灵魂的小人，常常略而不提，所以，这类惯用同行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文人，才会络绎不断地繁殖孳生吧！
接着，便是嵇康最后的绝命镜头了：
一，“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世说新语》）
二，“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康竟与安同诛。”（《世说新语》注引王隐《晋书》）
三，“康临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晋书》）
四，“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也。’”（《世说新语注引《文士传》）
读到以上的四则记载，不禁愕然古人比之后人，有多得多的慷慨、胆识、豪气和壮烈，竟有好几千罢课的太学生，居然跟随着囚车向法场行进，而且打出标语口号，反对司马昭杀害嵇康，要求停止行刑，让嵇康到太学去做他们的导师。现在已很难臆测魏晋时大学生们游行示威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设想，这是洛阳城里从未有过的，一个万人空巷、全城出动，非常悲壮、气氛肃穆的场面。否则，司马昭不会产生后悔的意念，大概也是慑于这种民众的压力吧！
更教人激动的是，嵇康被捕后，一些具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不畏高压，挺身而出，以与这位作家一块儿受罪的勇气，走进牢房。这支涌向大牢的队伍，完全不把小人的报复、统治者的镇压放在眼里，于是，想起近人邓拓先生的诗：“谁道书生多意气，头颅掷处血斑斑。”不错，历史上是有许多缺钙的知识分子，但绝不可能是全部，这才是中国文化的脊梁。
日影西斜，行刑在即，围着法场的几千人，沉默无声，倾听嵇康弹奏他的人生绝响。这里不是放着花篮的音乐厅，而是血迹狼籍的行刑场，等待演奏者的不是掌声和鲜花，而将是一把磨得飞快的屠刀。但他，这位中散大夫，正因为他不悔，所以，也就无惧，才能在死亡的阴影中，神色安然地抚拨琴弦，弹完《广陵散》的最后一个音符，从容就义。
嵇中散之死，不但在中国文学史，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类似他的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一生追求革新的进取精神，“刚肠疾恶，遇事便发”的始终直面人生的创作激情，甚至对今天作家们的为人为文，也是有其可资借鉴之处的。
正因如此，嵇中散用生命写出的这个不朽，才具有永远的意义吧！
李白与王维
公元730年（唐开元十八年），李白经河南南阳至长安。
在此之前，他漫游天下，行至湖北安陆，因娶了故相许圉师的孙女，成了上门女婿，遂定居下来。这期间，多次向地方长官上书自荐，以求闻达，不应。于是，就如同当下很多艺术家、文化人来到北京闯世界，而成为“北漂”那样，李白要当唐朝的“长漂”一族，遂下定决心来首都长安发展。
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不肯安分的诗人之一。
这位大师总是想尽一切方法爆发他的能量，炫示他的精力，表现他的丰采，突出他的欲望。一个人，像一杯温吞水，过一辈子，“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是一种活法；同样，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忽而腾升，忽而倾覆，忽而危殆，忽而逃生，惊涛骇浪一辈子，也未尝不是一种活法。
李白的一生，近似后者。他曾经写过一首《上李邕》的诗，大有寓意在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诗中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他老人家自己。
这既是他对自己平生的自况，也是他对自己创作的自信。
诚然，自信，是中国文人具有强势冲击力的表现；自信，也是中国文人能够在大环境中，保持独立精神的根本。李白给中国文学留下来的众多遗产之中，这种强烈的自信，自信到“狂”而且“妄”，也是值得称道的。否则，中国文人统统都成了鼻涕虫，成了脓包蛋，成了点头哈腰、等因奉此的小员司，成了跪在皇帝脚下“臣罪当诛兮”的窝囊废，恐怕中国文学史上，再也找不到一篇腰杆笔直、精神昂扬的作品了。
唐代诗运之兴隆旺盛，应归功于唐代诗人的狂放。
什么叫狂放？狂放就是尽情尽性，狂放就是我行我素，狂放就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狂放就是不理会别人怎么想。一个社会，安分守己者多，对于统治者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一个文坛，循规蹈矩的诗人多了，老实本分的作家多了，恐怕就不大容易出大作品了。
诗称盛唐，其所以盛，就在于有李白这样桀骜不羁的大师。
此公活着的时候，就声名遐迩，如日中天，就期然自许，藐视群伦。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资格这样做，也就放任自己这样做，这种率性而为的自信，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生存方式。所以，无论得意的时候，还是失意的时候，他那脑袋总是昂得高高的。
文人的狂，可分两类，一是有资本的狂，一是无资本的狂。李白一生，文学资本自是充裕得不得了，可政治资本却是穷光蛋，因此，他活着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狂，对政治家而言，就是不识时务的傻狂了。文人有了成就，容易不可一世，容易旁若无人，当然也就容易招恨遭嫉，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中国文人的许多悲剧，无不由此而生，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
杜甫写过一首题曰《不见》，副题为《近无李白消息》的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曰杀，我独怜其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盃。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此中的一个“杀”字，令人不寒而栗。也许杜甫说得夸张了些，但也可见当时的社会舆论、群众反映，对他的张狂，未必都欣赏的。
一个纯粹的文人，通常都一根筋，通常都不谙世务。他不明白，文学资本拥有得再多，那是不可兑换的货币。在文学圈子里面流通可以，一出这个范围，就大为贬值。那是政治资本的天下，在世人眼里，权力才是硬通货。李白的计算公式，文学资本等于政治资本，不过是一厢情愿；统治者的计算公式：文学资本不等于政治资本，才是严酷的事实。
李白一辈子没少碰钉子，一直碰到死为止，根本原因就出在这个公式的计算错误上。从他下面这封自荐信，可见他是多么看重自己这点文学本钱。
“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如此谈。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上安州裴长史书》）
这本是应该出自第三者口中的褒誉之词，由当事人自己大言不惭地讲出来，从自我炒作的角度，堪称经典。在中国文学史上，借他人之嘴，吹捧自己，能如此坦然淡定；将别人看扁，抬高自己，能如此镇定自若，大概也就只有李白这位高手做得出来。你不得不对这位自我标榜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大师，要五体投地表示钦佩了。
还有一封《与韩荆州书》，因为收入《古文观止》的缘故，更是广为人知。在这封信里，他把自己的这点老本，强调到极致地步。“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其实，安州裴长史也好，荆州韩朝宗也好，能帮李白什么忙？这些官场人物，不过是政客而已，因为喜欢舞文弄墨，傍几个诗人作家，作风雅状，装门面而已。即使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了不起的领袖又如何？也是不把文人雅士当一回事的。公元1812年6月，拿破仑一世大举进攻莫斯科，曾经带了一个连的诗人同往。准备在他进入这座城池时，向他贡献歌颂武功的十四行诗。结果大败而归，狼狈逃窜，诗人的鹅毛笔没派上用场。副官问这位小个子统帅，拿这班诗人怎么办才是，拿破仑说，将他们编入骡马辎重队里当力夫好了。
这就充分说明，当政治家附庸风雅的时候，可能对文人假之以颜色，待之以宾客，而当他进入权力角逐的状态下，再大的诗人，再棒的作家，也就成为可有可无、可生可杀的草芥了。
但是，李白这两通吃了闭门羹的上书，并没有使他有足够的清醒。中国文人，成就愈高，自信愈强，待价而沽的欲望，也就愈烈，将文学资本兑换成为政治资本的念头，一发而不可收，这就成了李白要到长安来打拼天下的原动力。无独有偶的，早在三年前，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王维就离开河南淇水，舍掉那一份小差使，抱着与李白同样的目的，来到都城，也想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开元之治，史称盛世，也是这两位诗人创作的黄金季节。
王维的诗，“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涵泳大雅，无异天籁。李白的诗，高昂则黄钟大吕，金声玉振，低回则浪漫奇绝，灵思奔涌。他们作品中那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想象力、震撼力、美学价值，构筑了盛唐诗歌的繁荣景象。
那时的中国，尚无专事捧场的评论家，尚无只要给钱就抬轿子的吹鼓手，尚无狗屁不是就敢信口雌黄的牛皮匠，尚无报刊、杂志、网站、电视台的恶俗排行榜，尚无臭虫、蟑螂、蚊子、小咬之类以叮人为业的文学小虫子。因之，唐朝读者的胃口，还没有退化到不辨薰莸；唐朝读者的智商，还没有被训练到集体无意识状态。所以，这两位大师的诗篇，只要一出手，立刻洛阳纸贵，只要一传唱，马上不胫而走。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众望所归；高至帝王后妃，低至贩夫走卒，无不宗奉。
可对诗人而言，尽管名气大，地位却不高，尽管很风光，身份却较低。这种名位上的不对称，而造成的心理上的不平衡，弄得两位大师，很有一点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苦恼。王维二十三岁就进士及第了，巴结多年，才混到正九品下的官职，也就是一个科级干部吧！而功不成名不就的李白，更惨，虽然娶了过气高门之孙女，沾了一点门阀之光，可布衣之身，尚未“释褐”，仍是白丁，总不免自惭形秽，矮人一截。
究其根源，问题还是出在中国文人几乎都有的政治情结上。中国文人，在文学上成功者，便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在文学上不成功者，也要借政治上的裨益来弥补，以求人五人六站稳脚跟。但是，中国文人，绝对长于文学者，也绝对短于政治，特别善于政治者，也特别不善于文学，因此，文学成就很高者，其政治智商必定很低，这两位，成功于文学，失败在政治，这大概也是中国文人难逃的宿命。
然而，他俩还是义无反顾地，要到长安打拼，加入“长漂”一族，求得出头之天。
依世俗的的看法，这两位同来长安，同求发达的诗人，联袂出现于公开场合，叙谈契阔于文艺沙龙，寒暄问候于皇家宫苑，见面握手于殿堂宫阙，是理所当然的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不一定很熟悉，但一定不面生，不一定很知己，但一定有接触。同进同出，亲密无间，也许不可能；但视若陌路，互不理会，总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后来研究唐代诗歌的人，忍不住蹊跷的，也是感到难以理解的。第一，在他们两位的全部作品中，找不到涉及对方的一字一句。第二，在所有的正史、野史里，也查不出来他们来往过，聚会过，碰过头，见过面的资料。
两位大师在长安期间，竟然毫无任何交往，这个历史上的空白，遂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斯芬克思之谜。
我们知道：王维生于公元701年，死于公元760年。李白生于公元701年，死于公元762年。两人年纪相彷，写作相类，名声相似，甚至连资本兑换的欲求也都相同，这哥儿俩，没有理由不在一起赋诗唱和，说文咏句，论道探禅，行乐遨游。那是中国历史上的开元盛世，也是中国诗歌史的黄金年代，更是中国文人最足以释放能量的无限空间啊！
可是，从公元730年至733年（开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从公元742年至744年（天宝元年至天宝三载），先后共有五年工夫，同住在首善之区的两位诗人，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不禁要问一声“为什么”了！
同时出现在公元八世纪二十年代首都长安的李白与王维，使我们联想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古都北平，五四新文学运动肇始时期的鲁迅与胡适。也许，胡鲁或鲁胡，李王或王李，无法类比，但在领衔文坛、引导潮流、左右舆论、吸引眼球这一点上，性质多少相似。
胡鲁或鲁胡，文学观点不尽相同，政治立场也大为相左，但都在北平教书做事，无论怎样悖背不一，并不妨碍他们聚在前门外厚德福饭庄吃铁锅蛋，无论怎样分歧交恶，也不影响他们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品雨前茶。
尤其天宝年间，李白与王维第二次相聚长安，李很“陡”，被唐玄宗由布衣擢为待诏翰林，一朝得意，满身朱紫。王也很“陡”，为从七品上的左补阙，相当于准部级的高干，高轩华盖，随从骖乘。同在朝廷供职，同捧皇家饭碗，同是御用文人，同为诗界泰斗。但不知为什么，仍是形若水火，动若参商，仍是咫尺天涯，不谋一面，这就使人惶惑了。
唐代的长安，比之今天的西安，要大三四倍，无论怎么大，在同一座城池里，怎么找理由，怎么设法解释，李白王维，盛唐诗坛的领军人物，不至于好几年工夫，像捉迷藏似的互相躲着。
以我所在的京城文坛为例，文联、作协、报刊社、出版界，加在一起，一年下来，没有三百场，也有二百场文学活动要举行的。这其中，至少有一百场的与会者名单基本大同小异。因此，各路诸侯，海内文士，艺坛名宿，京都闻人，绝对有很多欢聚一堂的机会。
这种会，第一，热闹，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亲朋好友，点头哈腰，大都一请就到；第二，滋润，茶水侍候，饭局等待，红包奉送，打的报销，不愁没人捧场。于是，上至大佬，下至“蔑片”，呼之即来，来之能战。或捧场，或鼓吹，或炒作，或推销，或哼哈二将，吹之拍之，或四大金刚，歌之颂之，或合唱团员，附之和之，或老将拍板，一槌定音。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那几张肉脸，那几句套话，天天见面，日日碰头，只有看腻了的可能，而无见不着的遗憾。甚者，上午一个会，下午一个会，中午还在一张宴会桌上碰杯。衮衮文坛诸公，当红风头人物，穿红着绿女记，沏茶倒水人员，基本上是两天见三次面。如果真是一日不见，倒确有如隔三秋之感。
唐代长安，虽然没有诸如此类的文学活动，如果这两位诗人，不那么故意闹别扭的话，见面碰头的机会，应是断不了有的。大家知道，王维信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很难想象这样虔诚的佛教徒，会不去佛寺祷拜祈福？大家更知道，李白风流，“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是个既离不开酒，也离不女人的声色才子，会安稳地坐在家里纳福？当时长安外廓城里，“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天祠四”，遍布人烟稠密的里坊间，而著名的声色场所，如平康里的上中下三曲，也处于闹市区，歌伎胡女，僧人尼姑，比邻而居，乃长安开放社会的特色。
那时，王维的辋川别业，尚未完全修缮完毕，自然借住其弟王缙在城里的宅子。据清人徐松所撰的《唐两京城坊考》，属于“长漂”一族的李白，并无在他名下的邸宅。倘非住在旅店，就是寄寓崇仁坊、平康坊的各地进奏院，相当于今天的外省市驻京办，与王维、王缙所居的道政坊只有一街之隔，相距不远。因此，拈香礼佛的王维，与寻花问柳的李白，狭路相逢，绝有可能。除非他们俩，刻意回避，有心躲让，否则，这种不照面、不往来、不相识、不过话的背后，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令人费解。
何况，《李白集》中，有《赠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春日归山寄孟浩然》等诗，交情非浅；而王维集中，则有《送孟六归襄阳》《哭孟浩然》等诗，友谊颇深。由此判断，孟浩然乃李白、王维的共同朋友，而且不是泛泛之交，当无疑问。实际情况却是：你的朋友，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也可以成为你的朋友，独独我和你，偏偏不可以成为朋友。李白和王维，就这么别扭着，岂非咄咄怪事？
如果孟浩然是一位女诗人，而且有点姿色，自然要避免这种争风拈醋的尴尬场面。正如当下的外地美女作家，来到北京推销自己，决不会把京城四大评论家、四小评论家，同时约在一家星级饭店开房间见面，那还不得出命案？孟浩然，当然不会有这等情色麻烦，可他怎么对待这两位朋友，估计也是很不自在的。难就难在与王在一起的时候，不能有李，而与李在一起的时候，又不能有王。这就成了一袋米、一只鸡，和一个狐狸乘船过河的脑筋急转弯的难题了。
孟浩然肯定作过努力，因为，重感情、讲友谊、喜交往、好宾客，正是这两位诗人的共同之处。王维那首“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送元二使安西》，是尽人皆知的。在他诗集里，这样的“送别诗”，几占总量的五分之一，说明王维之情真意挚，很看重与友人的交往。具有如此平易近人、融洽处世的性格，应该有其乐意接近李白的可能性。而李白之重然诺、讲义气，任侠仗义、敢于承担，孟浩然估计，谅不至于将朋友的朋友拒之门外吧？李白第一次东游，在扬州，为救济落魄公子，“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何等慷慨？同游者死于中途，李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寝兴携持，行数千里归之故土”，何等忠忱？如此两位看重友情的人，怎么可能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长安街头，见而佯作不识呢？
然而，孟浩然的一片好心，落空了，这哥儿俩就是别扭着。其实，作为这两位诗人的共同朋友，他应该了解，李白也好，王维也好，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他们内心深处里，存在着难于交聚的瑜亮情结。
公元730年（唐开元十八年）前后，李白第一次到长安，王维已是第三度来长安，两人想做的是同一件事，因文学上的成功，期求政治上的得意。但两人心境却不尽相同。李白乘兴而来，一路风光，自我感觉异常良好，志在必得，王维一再挫折，跌跌绊绊，吃过苦头，心有余悸。
历朝历代的中国文人，断不了要吃历朝历代皇帝所恩赐的苦头。于是，苦头之先吃，还是后吃，对于中国文人的性格和命运，便产生若干不同。
王维是先吃苦头，李白是后吃苦头。先吃苦头的王维，明白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明白了天地之间的自己，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上，故而他身段放得很低，低到让李白大概很看不起。后吃苦头的李白，在掌声中，在鲜花中，在酩酊的醉眼朦胧中，在胡姬的迷人回眸中，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更不知天地之间，最可有可无的东西，就是文人。因此，他的行事方式，往往正面进攻，他的敢作敢为，常常不计后果，这大概也是王维要同他拉开距离的一个原因。
李白到长安来，可能还是靠着妻子娘家的鼎助，得以打通时任右丞相张说的关节，肯于舍出脸来为之说项，这当然是天大的面子了。而他的诗名，也为张说的儿子张垍——一位驸马爷所看重，愿意帮他这个忙，这样一来，更是胜券在握。在唐代，无论科举，无论求仕，介绍人的举荐，非常重要，十分关键。用今天的话说，走门子，用当时的话说，干谒，是一种正当的行为。李白所以十拿九稳，心性颇高，所以不把同行王维摆在眼里，因为攀附上张说父子，门路不可谓不硬，后盾不可谓不强，大有静候佳音、坐等捷报之势，估计那些日子里，我们这位高枕无忧的大师，小酒没有少捏。
其实，李白有些轻忽王维，忘了他具有住地户的优势。正如今天的北漂一族，只能有临时居住证而无北京户口一样，王维口袋里有李白所没有的这纸长安市民文书。这纸文书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体现出王维在首都的根基、人脉、资源，可以调动起来为他所用的一切因素，李白在这方面只能瞠乎其后。
当李白觉察到这种差距，从而引起他对王维的警惕，从而发展到冰炭不容、相互扞格的隔膜，就是这两位大师所选择的干谒路径殊途同归，都在希望得到唐玄宗的姐姐玉真公主的赏识，只要她首肯谁，谁就会一跃龙门，平地青云。
王维二十三岁中试以后，就被任命为大乐丞。他在这个国家交响乐团的岗位上犯了错误，纯因少不经事的过失。史载他的属下伶人因演只能供皇帝观看的舞《黄狮子》，而被降职贬放。但李白显然没估计到，这个最高乐府的职务，正是王维的音乐天赋、表演才能，以及他诗歌书画方面的成就，得以体现出来的机会呀！“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尤为岐王所眷重。”（《旧唐书》本传）
从《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王维所作的诗，看来，他与这位“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的岐王，有着过从甚密的关系。而据《集异记》，王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所钦瞩”，个人形象上占了很大的优势，在重要人物眼中，得到一个视觉上完美的印象分，作用匪浅，这也是李白不禁要自惭形秽之处了。再则，除宁王、岐王、薛王外，王维所交往密切的贵公子，也非等闲人物。如唐太祖景帝七世孙李遵，如武、中、睿三朝宰相韦安石之子韦陟、韦斌兄弟等，都是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奥援作用的中坚力量。
长漂一族李白，在京城就得不到这种如鱼得水的幸运了。首先，高层社会，他缺乏根基；其次，权力中心，他难有依靠；再其次，王维结交者，当权派、实力派、主流派、在朝派，都是一言九鼎之辈，无一不是有用之人。而李白结交者，文人墨客，酒徒醉鬼，胡女歌伎，普罗大众，都是上不了台盘、帮不了屁忙的平民百姓。所以，虽经张说、张垍父子推介，得以住进玉真公主的别馆，等待接见。可远在城外，离长安还有一段路程，加之公主很忙，一时来不了，也许说不定把他忘了。
有一首《玉真公主别馆苦雨》的诗，便是李白待命时刻的心境写照。“秋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翳翳昏垫苦，沉沉忧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吟诗思管乐，此人已成灰。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弹剑话公子，无鱼良可哀。”
这首诗写得很凄清，很郁闷，那点滴的檐头细雨，那瑟瑟的山间冷风，那空茫的乏人问津，那寂寞的无望等待，是李白少有的低调作品。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他所期盼的这位公主，那位李隆基的九姐，很大程度上替她弟弟照管一下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务，负有发现人才、培养重点作家的使命，正兴致勃勃地观看王维的琵琶独奏，并大加赏识呢！
《唐才子传》载，“维，字摩诘，太原人。九岁知属辞，工草隶，娴音律。岐王重之。维将应举，岐王谓曰：‘子诗清越者，可录数篇，琵琶新声，能度一曲，同诣九公主第。’维如其言。是日，诸伶拥维独奏，主问何名，曰：‘《郁轮袍》。’因出诗卷。主曰：‘皆我习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作乎？’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力荐之，开元十九年状元及第。”
虽然王维一生以此为耻，靠卖艺求荣，苟且仕进，但他从此春风得意，平步青云；而李白尽管身孤心冷，尽管磊落光明，尽管不为富贵折腰，可始终没见到公主的倩影，没得到公主的芳心，只好灰溜溜地淹蹇而归。对争胜好强的李白来讲，这是多么没面子，多么扫兴，多么无趣的结果啊！
我想，这可能就是两位顶级大师隔阂的肇始缘由。而对雄性动物来讲，再没有比斗败的鹌鹑打败的鸡，更为刻骨铭心，更为饮恨终生的痛苦了。
作为文人，自信是应该有的，自尊也是应该有的，但是，特别的自信，格外的自尊，那必然，紧接着而来的便是令人讨厌的自大了。李白这一次长安之行，是对他自信、自尊乃至自大的一次挑战，他当然吞不下这枚苦果，因此，李白与王维，遂成为永无结交可能的平行线。两位大师的“零度”反应，在长安城里的不通往来，这个唐代诗歌史的不解之谜，似乎也就大致了解底里了。
我试着推断，这当中，肯定有一位，有意约束自己，说不定，是他们两位，决心回避对方。一个强大的文人，不大容易与势均力敌的对手在同一天空底下共存。也许觉得你不见我，我不见你，反而更自在些，更自由些。
后来人对于前贤，都有一种“为尊者讳”的谅解，都有一种“玉成其美”的愿望，也就不甚细究，随它去了。实际上，历史的细胞，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而人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历史中的角色地位。因此，一个太自信的李白，和一个太自重的王维，形成这种旗鼓相当、互为芥蒂、彼此戒惧、壁垒森严的局面，本质上也是一种强之为强的势所必然。
应该说，一流的文人，只能对二流、三流、不入流的文人，起到磁吸作用。在京城地界上呆久了，在文学聚会上混多了，你就会总结得出来，什么人跟什么人坐在一起，什么人和什么人偏不坐在一起，什么人簇拥着谁，什么人背对着谁，你就大致了解所谓的“圈子”是怎么构成的了。至于那些风头正健的女性作家，拼命把胸脯子努力贴着谁，恨不能保持着零距离；至于那些年老色衰的女性作家，一脸怨恨地瞅着谁，作弃妇状恨不得吃了谁，则更是就近观察的指标。呜呼，每个圈子都是一个小太阳系，众星绕着太阳运行，太阳接受众星拥戴。而若干个“圈子”组合到一起，便叫作文坛。
因此，一个太阳系里，只能容纳一个太阳。若是两个不埒上下的重磅文人，如宇宙间两个等质的物体，便得按物理学上的万有引力定律行事，只有相拒和相斥，无法尿到一个壶里了。文坛的不安生，无不由此而来。
李白与王维，就是循着自己的轨迹运行而无法相交的星系。
也许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但如果这个斯芬克思之谜的谜底，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谁不愿意仰望那满天繁星的夜空呢？每颗星星都在银河系里闪烁着自己的光芒，那宇宙才称得上灿烂辉煌。
若是，只有一颗星星在眨眼的夜空，或者，只许一颗星星在发光的文坛，那该多么寂寞啊！
李煜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凡是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能背得出的。尤其心绪不佳，一脑门官司的时候，尤其倒霉的事情，总缠在屁股后边的时候，读这两句诗，能起到一点纾缓的作用。因为你发现，世界上有麻烦的人，非你一个。
记得当右派的晦暗岁月里，有时候，人之不被当人对待，挺憋闷，闷到无以复加，就常常于无人处，将李后主这两句，啸出来。山，很高，很陡，声音撞回来，也颇壮观，顿觉痛快。虽然此举很阿Q，但消解一下心头那股鸟气，也能得到片刻的轻松。这也是中国许多帝王中独能记住李后主的原因，就由于他的诗，其他凶的、坏的、王八蛋的，应该千刀万剐的，死了也就死了，谁记得住他们。
李煜（937—978），五代十国时南唐国主，961—975年在位，字重光，本名重嘉，世称南唐后主、李后主。如果他要是始终只做诗人，不做皇帝，或许最后的结局，不至于那么悲惨；那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说不上中国第一，举世无双，至少其精品佳作的数量，能与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西方的拜伦、雪莱、歌德、普希金，不埒上下。可是，近人编辑的《全唐五代词》，只存其词四十首，其中尚有一些存疑之作，实在是太令人惋惜了。
作为皇帝，他输得最惨，作为文人，他死得最惨，真是令人悲哉哀哉的事。
那个鸩死李煜的宋太宗赵炅，其歹毒，其残忍，也极其不是东西。从文学史的角度考量，他除掉皇帝事小，除掉诗人事大。皇帝这个差使，谁都能干，“黥髡盗贩，衮冕峨巍”，那么，阿猫阿狗，白痴呆虫，坐在金銮殿上，同样人模狗样，挺像回事的。而能留下璀灿篇章，千古传唱的不朽诗人，却不是随便拉一个脑袋来就能充数的。
可惜，他死时才四十二岁，今天看，只能算“知青后”一代作家。
在中国，皇帝写诗者，颇多，不过都是当上皇帝以后，附庸风雅，才做诗。李煜不然，他是先当诗人，再做皇帝。别看次序先后的颠倒，差别却是很大，先做皇帝，尔后做诗人，属客串性质，不过游戏而已；先做诗人，接着再做皇帝，就不能客串，不能游戏了。可李煜一直在客串，一直在游戏，当专业诗人，做业余皇帝，最后只有亡国灭命一途。
他全部的错，就错在这里。
诗人就是诗人，诗人的最佳生存方式，就是写诗，皇帝，是当不得的。凡诗人，其感情特点有三：一，沸点低，容易冲动；二，脆度低，容易沮丧；三，耐力低，容易泄气，把国家交到他手里，非砸锅不可。曹操就非常明智，他的诗写得绝棒，在皇帝诗人行列中，不排第一，也排第二。可他说什么也不当皇帝，孙权蛊惑他，老兄干吧，他说，得了吧，你要把我架在火炉上烤啊！所以，他虽然比皇帝还皇帝，硬是不上轿。李煜受命之初，也晓得自己不是这块材料，可他实在无可推托，同时，我估计此君大概也不想太推托，怎么说，皇帝也是个美差，于是，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宋蔡涤《西清诗话》载：“艺祖云‘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我虏乎？’”
赵匡胤的事后诸葛，看似有理，其实，这位大兵，还是不甚懂诗，不甚懂得诗人。一个真正的诗人，从头到脚，从皮到骨，甚至到骨头缝，到骨髓，都是诗人气质。也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诗话》里所说的那个“真”，他认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所以，即使按艺祖所云，李煜悉心治国，不做诗，不做诗人，可他只要血液中诗人的“真”去不掉，就当不好南唐国主。
隔岸相望的赵匡胤，虽然纂了后周帝位，但却继承周世宗柴荣的遗志，一直厉兵秣马，要将南唐灭了。可南唐国主，诗人第一，皇帝第二，不是不知道处境危殆，而是知道了也无所作为。一不积极备战，二不养精蓄锐，三不奋发图强，四不全民抵抗，“日与臣下酣饮，愁思悲歌不已”（《新五代史》），沉湎于酒中、诗中、歌舞中、脂粉气中。如此这般，诗人啊，你不完蛋，焉有他哉？
孔夫子认为，君子应该“放郑声，远佞人”，李煜恰恰相反，一方面，声色犬马，骄奢淫侈，缠绵后宫，荒疏政事；一方面，吟唱酬和，品评诗词，琴棋书画，赏鉴推敲，只顾忙自己的，将国事托付给只会坐而论道的文人学士。长江天堑，从来为江南屏障，赵匡胤攻打南唐，便有了在江上架桥的构想。南唐的君臣们，听到这个传闻后，不但毫无警惧之意，竟哄然一噱，看作天大的笑话。“煜初闻朝廷作浮梁，谓其臣张洎，洎对曰：‘载籍以来，长江无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为儿戏耳！’”（《宋史》）
这个一块儿跟着打哈哈的文人张洎，就是十足的害人精了。后来，城陷，他说他要殉国，大家等着看他如何杀身成仁，一转眼，他又不打算死了，他说，我要当了烈士，谁为国主写投降书啊！就是这位投降派，“为江南国主谋，请所在坚壁以老宋师。宋师入其境，国主弗忧也，日于后苑引僧道诵经、讲《易》，不恤政事，军书告急，皆莫得通，师傅城下累月，国主犹不知。”（《续资治通鉴》）
李煜，作为诗人，一流，甚至超一流，作为皇帝，三流都未必够格。说是庸君，对他客气，说是昏君，也无不可。他所干过的残害忠良、屠杀直臣、宠信小人、依赖奸邪的累累恶迹，不比历史上别的混蛋皇帝差。
不信，抄下面几段，以作佐证：
“南郡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中朝忌之，潜使人画仁肇像，悬之别室。引江南使者观之，问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将来降，先持此为信。’又指空馆曰：‘将以此赐仁肇。’国主不知其间，鸠杀仁肇。”
“国势日削，用事者充位无所为，\[江南内史舍人潘\]佑愤切，上疏极论时政，历诋大臣将相，词甚激讦。”后因牵连，“国主疑佑之狂悖，收佑，佑即自杀。”
“时宿将皆前死，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者，年尚少，国主委以兵柄，继勋素贵娇，初无效死意，但欲国主速降而口不敢发，每与众云：‘北军强劲，谁能敌之！’闻兵败，则喜见颜色，曰：‘吾固知其不胜也！’偏裨有摹敢死士欲夜出营邀战者，继勋鞭其背而拘之，由是众情愤怒。是月，国主自出巡城，见宋师立栅城外，旌旗满野，知为左右所蔽，始惊惧，乃收继勋付狱，杀之，军士争脔割其肉，顷刻都尽。”
“遣使召神卫军都虞侯朱全赟以上江兵入援。全赟拥十万众屯湖口，诸将请乘江涨速下，全赟曰：‘我今前进，敌人必反据我后。战而捷，可也，不捷，粮道且绝，奈何？’乃以书召南都留守柴克贞使代镇湖口，克贞以病迁延不行，全赟亦不敢进，国主屡促之，全赟不从。”（以上均《续资治通鉴》）
“性骄侈，好声色，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新五代史》）
“八年春，王师傅城下，煜犹不知。一日登城，见列栅在外，旌旗遍野，始大惧，知为近习所蔽，遂杀皇甫继勋。”（《宋史》）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太宗乃为之禁。”（宋.王泳《燕翼诒谋录》）
“江南李氏进贡中国无虚月，十数年间，经费将竭。”（《江表志》）
虽然此君为帝，很糟糕，但比之历代穷凶极恶的独夫民贼，李煜属于既无大善，也无大恶的一个。加之大家对他的诗怀有好感，对他的死抱着同情，也就不咎既往。而且，为帝之初，大概还是做了一些不庸不昏的善政，陆游在《南唐书》里说，“境内赖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江南这块地方，只要不打仗，就丰衣足食，也许由于短暂的偏安小康局面，拿进贡的银子买来的和平，诗人又不安生了，领导潮流，别出心裁，异想天开，匪夷所思地兴起一股缠足之风。饱暖思淫欲，也真是拿这位“食色性也”的皇帝无可奈何。
据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考证：“裹足之事始于何时？《道山新闻》云：‘李后主窈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足新月状。’唐缟有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因窈娘而作也。张邦基《墨庄漫录》，亦谓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是为裹足之始。”由他始作俑，直到辛亥革命才终结的缠足陋习，据西方学者霭理斯认定，这是一种性虐待的变态行为，竟折磨汉族妇女，达一千年之久，这位诗人皇帝，按上海话讲，可就是真正的作孽了。中国出了三百多位皇帝，独他这个举动，是最特色的，最具其个人色彩的，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哪怕全世界的皇帝加在一起，也找不出一位用这样方法青史留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