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南渡前的文坛，先是欧阳修与他周围的作家，后是苏东坡与他同道的文友，构成了两个极佳的文学方阵。但苏东坡在文学途程起点阶段，若无欧阳修这样的“师”，苏轼这样的“生”，也许未必如此顺利在文坛立足了。所以，按旧时风习，“师”之对于“生”，位置能够排在“天、地、君、亲”以后，虽然很具封建色彩，但也表示师生知识的传承关系，所负荷着人类进化的重任，正是有师有生，代代相传，才构成世界文化的历史长河。
当欧阳修“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早已文声卓著，名震遐迩。可苏东坡还在四川老家待着，虽然他二十岁的时候，由眉山至成都，当地名流“一见待以国士”，但对偌大中国来说，盆地终究有其局限性，尽管苏轼才俊不可一世，但不为世知。大概四川作家，除了名师赏荐之外，其成长过程似乎有个隐隐的规律在，那就是必须出夔门，方成大器。
记得八十年代中，写《许茂及其女儿》而闻名的周克芹先生，尚健在时，每年来北京来开会，偶尔到舍下小坐，总是伴何士光、张贤亮等一起光临，谈及这个话题，举出不少例证。其中一，即苏轼，一出蜀则雄伯天下，以致四海之内的士子，开口不谈苏而觉气索。其中二，即司马相如，当他在西京时何其了得，长门一怨而天下知，后妃们都给他送红包，求其词赋，文采之飞扬，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一旦回到成都那条街上，与卓文君合开一家小铺子，整日坐在烫酒的炭炉旁，欣赏太太的美丽，从此也就了了而已。出蜀效应，自古至今，皆如此而然，或许不无道理。然而，克芹憾甚，天不假以永年，还未等他出蜀，便撒手西去了。
苏洵也许意识到，也许并非完全自觉地，只有走出盆地，方能显现天下，不去和中原文化主流契合，寻找到认识并重视他们才华的大师，至死也是坐井观天罢了。于是，至和、嘉佑年间，领着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离开家乡四川眉山，乘舟东下，过三峡，出夔门，到了北宋的京师汴梁应试。三苏的名声，立刻被当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注意到了。“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由于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的推荐，而且上达天听，连宋仁宗都认为朝廷得人。于是，这三位川籍作家，在首都制造了一次“轰动效应”。开封城里，立刻掀起了一阵三苏旋风。一时间，文人为文，都模仿他们的风格。
“楚蜀得曾苏，超然皆绝足，父子兄弟间，光辉自联属。”这是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的梅尧臣，所写的《送曾子固苏轼》诗。三苏二曾，一代新人的崛起，使得这位老诗人兴奋不已。然而，他笔下所写的“光辉”，正是由于欧阳修大力提携、推荐、游说、鼓吹，苏洵与其两子——轼、辙，才得以大展抱负，否则，也不是没有可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历史上那种“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嫌”的怀才不遇的事例，不也屡屡发生过嘛！所以，发现真正有才华的人，并使其充分发挥能量，也就是所谓的慧眼识人，这才是大师的“师”，应该尽到的责任。所以，大师的伟大，除了伟大在自身的文学成就上，还伟大在知人、识人、发现人、培养人的堪为人师的这一点。
公元九世纪中，欧阳修是位公推的文坛领袖，那时候没有什么选举之类，也用不着拉票，也无须乎搞种种小动作。古代作家，至少那些真正的大师辈的作家，更讲究靠作品说话，而不把功夫用在文学以外。而时下那些奔名逐利于文坛者，组织吹捧呀，花钱买好呀，央人鼓掌呀，自吹自擂呀，忙得马不停蹄，累到吐血的程度，结果如何呢？不过是《伊索寓言》所嘲讽的那只狐狸，尽管披了一张狮子的皮，也并不等于就是森林之王。即使把自己作品的每一个字，都镀上14K金，该狗屎还是狗屎。
欧阳修被“天下翕然师尊之”的崇敬，是因为他“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以文章名冠天下”。最后一句，若译成现代语言，欧阳修以其使人敬服的创作实力和人格魅力，才被尊之为大师，凭真货色、真本事、真学问、真文章，才在文坛上产生一呼百应的凝聚力。欧阳修也不是无原则地支持一切，欧阳修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和他一以贯之的做人风格。“知嘉佑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大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作为大师的第一成绩：纠偏当时文学积弊，创造一代新的文风。《宋史》认为他的功绩可与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相比拟，“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作为大师的第二成绩：是他发现了一大批如苏东坡这样的文学精英，使他们脱颖而出，造成宋代文学的辉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那就更应该大书特书一笔，予以充分肯定的。
看来，发生在1058年的这次开封城里的小小学潮，不过是考生们起讧而已，倒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只是对欧阳修改革文风的一次抗议。他们落榜了，走上街头，拦住了他的马，包围着他吵吵闹闹，连警察也没有办法制止。这位老先生并不因此而迁就，而改变初衷。该支持者绝不惜力，不该支持者哪怕闹事也绝不苟同。梅尧臣诗里提到的曾子固，即曾巩，也是受到欧阳修关注过的。《宋史》说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
王安石就是通过他，得以受到欧阳修的教益。《宋史》的《曾巩传》和《王安石传》里都记载有这段：“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意，遂与之异。”“安石少好读书……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从他的作品集中，有许多与这些年青文友们的唱和、交游、思念、酬应的诗篇。欧阳修曾被他的政敌指斥，说他有朋党之嫌。他立即著《朋党论》，毫不掩饰他与同道者的亲密关系。“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
凡大师，其学术成就，其文化贡献，其思想深度，其智慧之光，总是能够像电光雷鸣一样，产生巨大影响，在历史的一页上留下浓墨铸成的铭记，永不磨灭，这才是胡适所说的“大成绩”。作章句儒，做老雕虫，拾人牙慧，鸡零狗碎，是算不得大师的。至于等而下之者，皇帝的新衣，纸上的冰山，厚似城墙的脸皮，吹牛皮不上税，与大师二字更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公元1056年，已经头角峥嵘的苏东坡方二十二岁，他的弟弟小他三岁，比之现在那些后生代的作家，还要年青些。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古代文人早慧者多，而近代作家则偏向晚熟。且不说外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都在未长胡子以前，就写出了传诵一时的名篇，仅以中国的李贺为例，孩提时，就写出《高轩过》一诗，令韩愈吃惊。李长吉死时才三十出头，还不到退出共青团的年龄，可他在唐代诗坛的重要位置，已经牢固地奠定，为公认的大家。可时下许多同样年纪的后生代作家，尚在暗中摸索，不得要领。好一点的，充其量，也只处于小试牛刀的发轫期，连圈子里的人，也未必知名。
大概如今时行大器晚成，不到五十岁，或略超半百，尚冠以青年作家头衔者，不算稀奇。过了而立之年，还称之为新生代，或后生代作家者，也属正常，以此类推，苏东坡就该是儿童团作家，李贺只能算幼儿园作家。我想，造成这样现象，有许多因素。但缺乏像欧阳修这样奖掖后进、发现新人的大师级人物，恐怕是相当重要的原因。韩愈就了不起，他听说李贺那小孩子有特异才华，亲自登门。后来，李贺考试，因避父讳，取消报考机会，韩愈专门写了文章说明讳无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正是这些大师的关怀，李贺的禀赋才得以发挥出来，成为诗中鬼才吧！
所以，韩愈说，不怕没有千里马，而怕没有伯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当然，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硬是没有伯乐出现，或出现了他也不干伯乐的事，尽去沽名钓誉，尽去风花雪月，尽去捞一官半职，那也只能无可奈何，就靠千里马自己去驰骋了。但千万别碰上一位非伯乐却装作伯乐的家伙，“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才，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那就该倒霉大了。
但真正的伯乐，如欧阳修者，在读到苏轼的文章以后，给梅圣俞的信中，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一个在文坛扛鼎的大人物，会为一个年青作家的出现，高兴到甘愿为他让路，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还能找出类似的第二人么？宋人朱弁，在他的笔记《曲洧见闻》里提到：“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一日，与其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从这里，我们更看到他那宽大的心怀，深情的期勉，以及对于年青人成功的喜悦。
若是能得这样大师的惠泽，岂不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嘛！
大师的预见没有错，朱弁接着写道：“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言欧公者。是时，朝庭虽尝禁止（苏轼文字），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读坡诗，便自觉气索。”
苏东坡在北宋文坛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时，虽然他一次坐牢，两次官司，三次流放，多次调动，最后充军到海南岛，一生之中，始终与提携过他的前辈欧阳修一样，接棒的苏轼，也是以扶持年青人为己任的。身体力行，尽最大力量去发现，支持，援助，提携文坛新人，在《宋史》中，这样的例子，简直俯拾即是。
《黄庭坚传》：“熙宁初，举四京学官，策文为优。教授北京国子监，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
《晁补之传》：“十七岁从父官至杭州，粹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
“其弟晁咏才，少有异材，晁补之以其诗文献轼，轼曰：‘有才如此，独不令我一识面邪？’”
《秦观传》：“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及死，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邵博的《闻见录》里所说的一则故事了。“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予谓此文章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大师的胸怀，大师的关爱，从这一席话中，千年以后的读书写作的人，也能体会到大师的体贴和温馨。联想到时下那些加引号的“大师”，凡谀己者皆荣宠之，凡异己者皆粪土之，踏破门槛者为高足，不去磕头者为叛逆，无所谓是非，也不辨真伪，只以个人好恶而定爱憎。而真正的大师，永远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应该支持的文坛新秀。也许他并不喜欢他，如欧阳修之对王安石，后来两个人甚至成为政敌，但不因此改变他对王安石文学才华的看法。
因为大师有这样足够的自信。
其实作家的自信，是和他的创作状态紧密相关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有其创作的始创期、鼎盛期、衰微期三个阶段。一旦到了写不出，即使写出也写不好的那一天，便不大愿意看到别人好过自己，更不愿意看到小字辈超越自己，这种类似妇女更年期的折腾现象，也是许多作家难以逃脱的病态。所以，你千万不要去向作家本人打听，“您是属于三者中的哪一期？”因为所有作家都相信自己处于良好的状态之中。即使连一个屁也放不出来了，这作家招牌也不会放下的。历史上，只有一位作家，甘于承认自己不灵的，那就是南朝的江淹，至今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老实坦白。所以，有“江郎才尽”这成语，除此以外，我们没听过有张郎李郎王郎赵郎才尽这一说，都认为自己的才华如不尽长江，滚滚而来。
实际并非如此，作家与世间万物一样，有其新陈代谢的规律，会衰老的。虽然这种老化现象与年龄并无一定的关系，有些高寿的作家，照样才华洋溢，笔力雄健；有些年纪尚轻的作家，也可能中气不足，未老先衰。问题就在于想写和能写，写得出与写得好，并非依主观意志而定。欧阳修的“避路精神”，我们为之大声喝彩的同时，也看到他的自信，唯其自信，敢于避路，让出一头地。而有些前辈，唯其不自信，才对年青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欧阳修虽然说，三十年后，我就没戏了，但实际上他到今天还是有戏；与时下文坛上那些以为自己将要不朽，或已经自觉不朽的作家，人还未死，作品已亡的状态相比，便知道大师二字，不是随随便便，像萝卜白菜一样论堆卖的东西。
现在，还有这样乐于助人，特别是助新生代一把的大师吗？当然有，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文人的人梯精神、团队意识，自会薪火相传，香烟不绝的。但在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特别强调物质的社会里，此风纵存，大概为数也不多了。而像欧、苏如此摩顶放踵，不遗余力为文坛新进推波助澜的大师，几乎看不大到了。
物质时代，不大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大师，但类似大师，或近乎大师，或被人捧作大师，或有可能成为预备大师、候补大师的人物，还是能够套用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那句脍炙人口的“面包会有的”的台词，无妨可以自豪地说一句：“大师会有的”，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幸运了。
不过，在物质时代的大师，也有难能免俗的物质欲望，或忙于建造纪念自己的楼堂馆殿，或忙于保留自己有可能成为文物的故居，或忙于成立研究自己著作的学会，或忙于口授、对讲、自撰自己的回忆录等等塑造流芳百世的形象之类的工作，大师太忙，使他们无暇顾及后来者，由着文坛这班小八腊子自生自长，也就可以谅解的了。所以，像欧苏那种大师风范，一时间竟也真成了空谷遗音呢！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古代的大师似乎比今天的大师要想得开，所以，他们不怎么忙，因而有时间为文学发展，培养新人，做一些事情。至于身后，欧阳修顶多也就是和梅尧臣约定，我死了以后你给我写墓志铭而已，苏东坡连这一点甚至没有想到，他死后的纪传，只好由其弟苏辙编撰了。即使没有研究会，没有回忆录，也依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师。
想想也真是感到遗憾，由于欧阳修处于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苏东坡处于流放坐牢的颠沛生涯里，这两位大师竟没工夫，也没有想到，应该向城建部门去办理一下故居的保留权，永远不予拆迁，以供后人瞻仰。所以，至今在四川眉山没有苏轼的故居，在江西永丰也找不到欧阳修什么祖屋之类。这当然令对这些真正大师的崇敬者，多少有点惋惜。眉山的一处公园里，尚有一座东坡先生的塑像，永丰那里的六一居士的遗址，早就荡然无存。转而一想，没有故居留存下来，影响他们的伟大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环滁皆山也”的醉翁亭，“毕竟西湖六月中”的苏堤，不比一处两处故居，更具有文学价值吗？
写到这里，不禁生出一种杞人忧天的思虑：要是把所有活着的大师或准大师或其实也不是什么大师的故居，都保留下来的话，活人还有立脚之地吗？
李清照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首《一剪梅》是李清照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花自飘零水自流”这一句，实在是条极不吉祥的预言，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诅咒——“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那任由沉浮的际遇，那难以自主的命运，果然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谶语。
李清照作此词时，芳龄二十，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这位才女，其命运不济的一生，其不知所终的结局，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生生将一个最有天才的女诗人毁灭的悲剧。
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他那助纣为虐的助手，便是臭名昭著的蔡京。如果说北宋王朝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那这两个如暹罗双胞胎亲密的一对混蛋，则是加速北宋亡国的推进器。若无他俩，这个病入膏肓的王朝，也许还能在病榻上牵延数年，可是经赵佶、蔡京以及童贯、杨戬、高俅、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等一干人疯狂地折腾以后，这个本来已奄奄一息的王朝，便气绝身亡。
李清照的不幸是从1102年（崇宁元年）开始，七月，蔡京得势，八月，诏司马光二十名重臣子弟不得在京师任职，这道圣旨，对她来讲，绝非好兆。在中国，无论过去的政治运动，还是以后的政治运动，株连、同坐、扩大化，是必然之义，宁左勿右，严惩不贷，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哪怕错了以后再进行平反，也要挖地三尺，务求完胜。中国人要是极端化起来，相当可怕，运动初期，发动群众，那烈火烹油之势，那雷霆万钧之力，由不得李清照不考虑自己父亲的命运，由不得不担忧自己在劫难逃牵连。而且，所有投入这场政治运动的干将打手，上至决策人物，下到跑腿喽啰，无不一副杀气腾腾之脸，一双摩拳擦掌之手，一对人皆为敌之眼，一挂食肉寝皮之心，真是让她心惊肉跳，无法安生。
一心复仇的蔡京，先为右相，复为左相，高举绍述大旗，一手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一手大开杀戒，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祐奸党”。七月乙酉，“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的李格非（李清照之父），在劫难逃。定案“元祐奸党”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从此，李清照就走上了“花自飘零水自流”的不幸道路。九月，蔡京及其子蔡攸并其客叶梦得，将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三级，计四十多人，均予升官。对所谓奸邪人，又分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级，凡五百四十二人，分别予以贬降。这其中，将元祐、元符旧党中坚人物，执政官文彦博、宰相司马光等二十二人，待制官以上的如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苏辙、苏轼、吕公著、吕诲等，凡一百一十九人籍做奸党，御书刻石，立于端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十二月，限制行动自由。1103年（崇宁二年）三月，诏党人的亲子弟，不得擅到阙下。1103年（崇宁二年）四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九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党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诏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清照集笺注》）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苏门弟子，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而闻名，声闻海内。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也非等闲人物。由于蔡京切齿恨苏，对他的文章，对他的书法，对他的碑刻，对他的出版物，无不一网打尽，比之“文革”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除四旧还要彻底。李格非受业于苏轼，划为党人，列入党籍，遭遇清洗，也就难逃一劫。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加之蔡京助纣为虐，大搞宋朝的“文化大革命”，宋朝的这次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祐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京师内外，大河上下，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运动过后，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祐奸党”案，从1102年，到1108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敢情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受到免官、下放、复职、再谪的政治噩运。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间，因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在中国，无论过去，也无论后来，只要是这种收拾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组成对立的两面，一为正直君子，一为无耻小人，其分野是非常清晰的，其结局也是十分明确的。
有才华的文人，当不了打手，只能当写手，而狗屁不是的小人，拿笔杆不行，拿棍棒却行。一般来讲，古往今来，君子绝对搞不过小人，小人绝对能把君子搞倒搞臭。而且保证不会手软，往往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搞得你连想死也不能那么痛快。士可杀而不可辱，辱比杀更能挫折识文断字之辈。宋徽宗搞的这种铭刻在石板上的“奸党碑”，可以算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但他女儿却因为是奸党的亲属，在开封的日子，不怎么好过。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伟大领袖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扑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小人辈出，奸佞纷呈，恶狗满村，爬虫遍地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么许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唯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太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让她扫地出门，而是四处求情，辗转托人，送礼请客，以求宽容，挨一天算一天，尽量拖延着不走。
实际上，赵明诚完全可以求他的父亲赵挺之，这位官至尚书左丞除中书侍郎，相当于副首相的高级干部，只消说一句话，谁敢拿他的儿媳怎样。然而，此人很不是东西，“炙手可热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对这位长辈的评价。我不知道赵佶搞这次政治运动，会不会成立一个中央领导小组？如此今古一体的话，向来就是反苏轼、反蜀党、反“元祐党人”的赵挺之，这个急先锋，不是这个机构的成员才怪！估计，他很卖力气，很受赵佶赏识，很快擢升为尚书右仆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有倒霉者的同时，必有得利者。倘无论功行赏，谁肯去当打手？
赵挺之不会为“双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缓颊的，一方面是亲不亲，路线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种阴暗心理了，此人几乎诌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很生闷气。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当不是滋味，才有这首前景渺茫、后果难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贞评说此词：“可谓憔悴支离矣”（《弇州山人词评》）。这四字评语，可谓大奇。只有箇中人、过来人，才能作此等语。因为王世贞之父王忬，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东楼想要，王不敢不给，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膺品送去。谁知被人揭发，由此忤怒严嵩，便找了别的藉口，将他关进大牢。王世贞营救无计，眼看其父瘦毙狱中。这种相类似的感受，从时代背景这个大的角度，来忖度李清照写作时的心态，是说到了点子上的。
李清照崛起于北宋词林，实在是个异数。
她有一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直言无讳的批评文章，开头处先讲述了一个故事。
“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座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阙，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词论》）
这位突兀而来的李八郎，凌空出世、满座拜服的精彩表演，其实也是她，震惊京师、征服文坛的写照。
当这位小女子由家乡山东济南来到开封的时候，词坛好比那曲江进士宴，无人把她放在眼下。斯其时也，柳永、宋祁、晏殊、欧阳修、苏轼、张子野、晏几道、秦观、黄庭坚……词藻纷出，华章迭起，一阙歌罢，满城传写。凡歌场舞榭，盛会宴集，三瓦两舍，游乐醵聚，啸歌唱赋，非苏即柳，不是“大江东去”，就是“晓风残月”，莺莺燕燕为之一展歌喉，弦索笛管为之喧闹嘈杂，词坛光彩悉为须眉夺去，文学风流尽在男性世界。
这位新人不能不煞费踌躇了，性别歧视是不容置疑的，更主要的，来晚了的她，发现这桌文学的盛宴，已没有她的一席之地。文学，有时比政治还势利，比经济还现实，错失时机，淹蹇一生，满腹才情，萤草同腐，完全是有可能的。得先机者，善哄抬者，抢风头者，敢弄潮者，比较不那么要脸的硬充数者，往往倒得到便宜。因此，一旦别人捷足先登，后来者就只有站着看热闹的份。况且，在文坛上，蹲着茅坑不拉屎的家伙，尤其不识相，哪怕连个屁也放不出来了，决不提溜起裤子，甘心给别人让位的。所以，必如李八郎那般，穿云裂石，金声玉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一举点中众人的死穴，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才会被人承认。
李清照本可以打出美女作家的招牌，在文坛那张桌子上，挤进去一张椅子。我揣度她会觉得那很下作，因为她说过的：“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富贵”是物质，在李清照笔下的这个“富贵”，却是百分之百的精神。以色相在文坛讨一口饭吃，那是巴尔札克所嗤笑的外省小家碧玉，才干得出来的肮脏勾当，这位大家闺秀肯定不屑为之的。
尽管有关她的生平记载，缺乏细节描写，更无绘声绘色之笔墨，但从她这篇藐视一切、睥睨名家的《词论》推断，可以想象得出她的自信。本小姐不写也则罢了，既要写，必定以惊世骇俗之气，不主故常之变，初写黄庭之美，出神入化之境，让开封城大吃一惊。
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飞鸿掠影，石破天惊，“当时文士莫不击节赞赏”（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记》）。
阮阅《诗话总龟》后集《丽人门》：“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言甚新。”
陈郁《藏一话腴》甲集云：“李易安工造语，故《如梦令》‘绿肥红瘦’之句，天下称之。”
黄升《花庵词选》云：“前辈尝称易安‘绿肥红瘦’为佳句，余谓此篇（《念奴娇.萧条庭院》）‘宠柳娇花’之句，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
据研究者言，同时代人对于李清照的评述，大都近乎苛刻，对其生平，尤多訾议。但从以上宋人评价，可以想象当时的汴梁城里，这位新出炉的诗人，肯定是一个最热门、最流行的话题。如曹植《洛神赋》所写“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那样令人感到新鲜，感到好奇。她的端丽形象，恐怕是北宋灭亡前，那末世文坛的最后一抹亮色。
《一剪梅》中，远走之苦，恋念之深，绮丽的离情，委婉的别绪，无可傍依的忧愁，无计排遣的惆怅，字字句句，无不使人共鸣。全词无一字政治，但政治的阴霾，笼罩全词。这还不过是她飘零一生的序曲，嗣后，靖康之国灭，南渡之家亡，逃生之艰难，孤奔之无助，更是无穷无尽的与政治扭结在一起的悲剧。甚至直到最后，死在哪年？死在哪里？也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尽管，她很不幸，但她留给文学史的不多的词，很少的诗，极少的文章，无一不精彩，无一不出色。甚至断简残篇，只言片字，也流露着她的睿智。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里，李清照堪称是女性文人中最为熠熠发光的星。
“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明人杨慎《词品》）。
“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张端义《贵耳集》极推崇其元宵《永遇乐》、《声声慢》，以为闺阁中有此文笔，殆为闲气，良非虚美。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也”（清人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一个作家，一个诗人，能给后人留下充分的话语余地，说好也罢，说坏也罢，能够有话好说，那就不简单，可谓不虚此一生。作品问世，不是马上呜呼哀哉，不是转眼烟飞焰灭，而是说上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像李清照这样，才是所谓真正的不朽。至于时下我等厕身之文坛，耳闻目睹、恭逢其盛的“不朽”，无论个人吹出来的，还是哥儿们、姐儿们捧出来的，无论怎样厚颜无耻，大言不惭，至多，只能说是一种乐此不疲的文学手淫而已。
李清照的这首很政治化而无任何政治蛛丝马迹的《一剪梅》，长期以来，是被看作一首闺情诗，一首思妇词，被人吟哦传诵。在最早的版本上，甚至还有编辑多情加上的题注。“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甚至还有更艳丽的演义，那块锦帕，也就是李清照手迹的此诗真本，到了元代，还被画家倪云林所收藏云云。如果真是这样罗曼蒂克的话，那倒是适合拍好莱坞爱情电影的上好素材。
其实，这是面对政治迫害的恋恋不舍之歌，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那是很痛苦的诀别。不能抗命的无法逃脱，难以名状的凄凉情绪，无可奈何的强迫分手，心碎郁闷的长远相思，就绝非泛泛的离情别绪所能涵括，而是更深层次的悲恨怨愤。要真是“花自飘零水自流”，花归花，水归水，各走各的路，倒相安无事的。可是，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双打办”也好，“清奸肃党办公室”也好，频频敲开她家的大门，不断关切她何时启程。于是，“远游”的，只能是她。告别汴梁，沿河而下，回到原籍齐州章丘，也就是山东济南，饮她飘零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与此同时，北宋当局的腐败政权，也开始江河直下地向灭亡走去。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宠用奸宄小人，残害忠臣良将，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挥霍浪费，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强敌逼境，只知贡币求和，以得苟且安生。在中国，人人都能当皇帝，人人都想当皇帝，但不是人人都能干好皇帝这差使的。宋徽宗赵佶，其实应该当一名画家，一名诗人，一名风流公子，与李师师谈恋爱，也许是此中当行的风头人物。治理国家，经营政府，内政外交，国防军事，他就是一个地道白痴了。
到了公元1125年（宣和七年），赵佶实在干不下去了，退位给赵桓，自任太上皇。李清照也就跟着大倒其霉，虽说是个人的命运，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无关宏旨，但随着异族侵略者的金戈铁马，步步南下，一个弱女子，也不能不与家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花自飘零”的话，在她四十岁以前，犹是在薄风细浪中回转，那么四十岁以后，便跌落到一劫不复的深渊，永无平稳之日了。
李清照先受到其父，后受到其夫之父，两起截然相反的政治风波牵连，也曾饱受冷遇，尝尽白眼，也曾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不知哪一天又有什么祸事光临？但她终究不是直接当事人，花虽飘零，还只是萍踪浪迹，波回岸阻，中流荡漾，无所凭依罢了。尽管“红藕香残玉簟秋”有点凄冷，尽管“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有点孤独，然而，她与赵明诚，那两相爱恋着的小环境，还是温馨的；共同之好，积二十年之久的金石收藏，那意气相投的小气候，还是很融洽的。那些年月里，有过痛苦，也有过欢乐，有过挫折，也有过成功，有过碰壁，也有过收获，有过阴风冷雨，也有过鸟语花香。
接下来的1126年，赵佶的儿子赵桓继位，是为靖康。第二年，金兵破汴梁，北宋政权便画了句号。这年，李清照四十三岁。
“靖康丙午岁，侯（即其夫赵明诚）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有矣。”（《金石录后序》）
残酷的战争，迫使他们不得不过起浪迹天涯的逃亡生活。胡骑南下，狼烟四起，烽火鸣镝，遍野而来。那看不到头的黑暗，擦不干净的泪水，永无休止的行色匆匆，没完没了的赶路颠簸。便一直伴随着这位“花自飘零”的诗人。
疾风险浪，波涛翻滚，云涌雾障，天晦日暗，可想而知，飘零在水里的花瓣，会有什么结果了。
现在，很难想象九百年前，一为书生、一为弱女的这对夫妇，将至少有两三个集装箱的文物，上千件的金石、图画、书籍、珍玩等物，为了不落入侵略者手里，追随着败亡的逃跑政府，如何由山东青州的老家启程，一路晓行夜宿，餐风饮露，舟载车运，人驮马拉，辗转千里，运往江南的？
他们总是追不上逃得比他们还快的南宋高宗皇帝赵构，他们追到江南，高宗到了杭州，他们追到浙江，高宗又逃往海上。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尽管意识到最后那一无所有的结果，然而，面对这些辛苦收集的文化瑰宝，不保护到最后一刻，不敢轻言放弃，无论如何，也将竭尽全力保全，不使其失散湮没。
可他们的苦难之旅，有谁能来分担一些呢？无能的政府不管，无耻的官僚不管，投降主义者看你的笑话，认贼作父者下你的毒手，然而，这也阻挡不住他们，铁了心跟随着奉为正朔的流亡朝廷，往南逃奔。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苦恋情结了，皇帝王八蛋，政府王八蛋，可死也不敢将收藏品丢失、放弃、转手的这对夫妇，一定要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尽到绵薄之力，你可能嘲笑他们太愚，太腐，但你不能不尊敬他们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要没有这样一份忠忱之心、竭诚之意，哪有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辉煌？
到了钦宗靖康二年，也就是高宗建炎元年，他们的全部积累，不但成为他们夫妇的负担，甚至成为她不幸一生的灾难。
“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地，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
“次年（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存放在故土的遗物，悉被胡骑付之一炬，千辛万苦随身运来的，又不得不再次割爱。当这些穷半生之力，倾全部家产，费无数心血，已是他们生命一部分的金石藏品，无论多么珍惜，也只有忍痛抛弃，那真是难舍难分。当时，还要面临着丈夫赴任，只剩下她茕孑一人，远走他乡，孤灯残烛，凄凉驿路，“时犹有书两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独自照管着这一大摊子家当，她肩上所承担的分量，也实在是太重了。
而她更想不到的沉重打击，接踵而至，丈夫这一去，竟成死别。
“（明诚）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抱负，与身俱存亡，勿误。’”
“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素性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六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至今读来，那段愁怅，那份追思，犹令人怦然心动。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人，为这个民族，为这块土地，可以有所作为，可以施展抱负的领域，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凡是有利可图、有名可沾、有福可享、有美可赏的所在，还未等你涉足，早就有手先伸过去了。而这双手，一定生在有权、有势、有威、有力量、有野心、有欲望、敢无耻的人身上。区区文人，何足挂齿？谁会把你的真诚愿望当回事。你一旦不知趣地也要参预，要介入，也许你未必想分一杯羹，只是尽一点心，效一点力，略尽绵薄，聊表热忱，那也会遭到明枪暗箭，文攻武卫，左抵右挡，雷池设防的。
然而，中国文人，无不以薪火相传为己任，无不以兴灭继绝为己责，总是要为弘扬文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庶不致辜负一生。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节衣缩食，好古博雅，典当质押，搜罗金石，本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大敌当前，危机四起，殚思竭虑，奔走跋涉，以求保全文物于万一，这在他人眼中，更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行为。到了最后，她的藏品，失散、丢弃、遗落、败损，加之被窃、被盗、强借、勒索，“何得之艰难失之易也”，“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爱惜如护头目”，连诗人自己也忍不住嘲笑自己，“何愚也邪！”
经过这场生命途程中，最漫长，也是最艰辛的奔波以后，然后，又是一系列的麻烦，不幸，官司，谣诼，包围着她，使她在精神的夺力下，消耗尽她的全部创作能量。她本来应该写得更多，然而，她只能抱憾。
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得到宽容的，是太出众的才华，最不能得到理解的，是太超常的智慧，最不能得到支持的，是太完美的成功，所以，凡才华、智慧，无一不是在重重阻断下难产而出，凡成功，凡完美，无一不遭遇到嫉妒和排斥。她付出了一生，她得到了文学史上的辉煌，然而，她在这个小人结群、豺狼当道、精英受害、君子蒙难的时代里，除了“花自飘零水自流”之外，简直别无生计。
因此，中国文人的最大不幸，不是生错了时代，就是生错了地方，而身心疲惫的她，神劳力绌的她，既生错了时代，又生错了地方，也就只有凋落沉没，无声无息，不知所终，无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