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明宣宗实录》卷三十六，宣德三年二月甲寅， 892页。本书所引《明实录》，来自《汉籍全文资料库》。
6万历三十二年（1604），颜魁槐乡试中举，然后出任了一系列官职，最高者乃楚雄府同知。楚雄动荡不安，有军队驻扎。有趣的是，不少驻军来自泉州地区，是他的老乡。
7福柯试图用“反训导”（counter-conduct）这一术语处理类似的两难问题，但我认为该词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它依然过度强调反抗的一面。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260.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有“不像那样和不付出那种代价而被统治的艺术”以及“不被统治到如此程度的艺术”等表述。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表述方式也不够好。 “What is Critique?”, 45.
8Kerkvliet, “Everyday Politics in Peasant Societies (and Ours), ” 232.
9Foucault, “Governmentality”；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10继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之后，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和王国斌（R. Bin Wong）提出，生活在中华帝国晚期的百姓如果对现状实在感到不满，就会试着通过“退出”（exit）和“发声”（voice）等策略组合，重塑自身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我将在下文论述，这种对潜在策略的思考方式过于狭窄。对自身与国家之关系的重塑一直都存在。当百姓相信运用某些策略可以满足个人利益的需要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211.
11Hobsbawm, “Peasants and Politics, ” 7.
12关于明代逃兵规模的估算，可参见许贤瑶：《明代的勾军》，139—140页。
13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Sivaramakrishnan, “Some Intellectual Genealogies for the Concept of Everyday Resistance.”
14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34-35; Nomadology, 65-68.
15中国学者经常使用“地方化”或“本地化”指代我称之为“再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过程。参见林昌丈：《明清东南沿海卫所军户的地方化——以温州金乡卫为中心》。“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另一个主要含义——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诸如金融交易在内的多种互动行为并不在某个特定地点发生——和此处的用法不同。Scholte,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7, 75-78.
16Taylor, “Yuan Origins of the Wei-So System.”
17Farmer, Zhu Yuanzhang, 10.
18Farmer, Zhu Yuanzhang, 16-17; Tackett, “A Tang-Song Turning Point,” 3；邓小南：《祖宗之法》，第四章；关于该现象的影响，参见《祖宗之法》第六章。
19譬如，有学者就认为：“明代建立的第二个相关意义是：在皇朝体制内，权力被进一步集中，形成‘明代专制’。”参见Farmer, Zhu Yuanzhang, 100。至于中国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参见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八卷，尤其是第一章。
20想了解学者关于该立场的学术背景的讨论，可以参见Struve, “Modern China’s Liberal Muse: The Late Ming”。
21这激起学界对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新兴趣：有些学者致力于在明末社会寻找中国本土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却收效甚微；有些学者则致力于研究社会行动者与国家代理人之间的互动协商，譬如探索社会网络如“毛细管”一般影响国家的方式，或者追问社会领域“殖民化”国家制度的途径，相关研究进路成果颇丰。Brook, 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 Schneewind, Community Schools and the State in Ming China;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22Dreyer, “Military Origins of Ming China”；李华彦：《近三十年来明清鼎革之际军事史研究回顾》。想了解中国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张金奎：《二十年来明代军制研究回顾》。想了解日本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川越泰博：《明代军事史的研究状况》。
23相关的大部分中文研究著作都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批评明代（尤其是明末）统治者重文轻武、军备不修、目光短浅。石康（Kenneth Swope）近年来以修正主义的进路挑战了这类强调明军衰弱的论述，指出16世纪末明朝对日作战的胜利表明，即便在王朝末年，明军也根本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参见Swope, A Dragon’s Head and a Serpent’s Tail。
24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Robinson，Bandits, Eunuchs and the Son of Heaven;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25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及她的其他作品；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于氏的《卫所、军户与军役》虽然是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但在我看来，该研究并没有真正立足于江西的地方生态。不少有关明代军队的著作选择将焦点集中在庞大体制的某一部分。对“开中法”的研究即一显例。在该制度下，朝廷给商人发放食盐运销许可凭证（盐引），作为交换，商人则需为边地驻军提供补给。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五章“盐的专卖”）；Puk,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ublic Debt Market, 13-18，评论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26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22.
27如果参考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影响深远的中国大区概念，拙作的地理范围和东南沿海大区的核心地带几乎完全重合。
28例如：Clark, Community, Trade and Networks；Billy Kee-Long So, 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
29研究城市卫所的一篇高水平作品是Luo, “Soldiers and the City”。
30现存文本当中，只有极小部分能在图书馆等公共资源库（其中上海市图书馆藏书量最大）找到。举例来说，收录家谱（族谱）最多的目录，即王鹤鸣主编的《中国家谱总目》列举出安溪县四十七部家谱，而上海市图书馆只藏有其中一部。我于2012年前往安溪县搜集史料，当时停留时间不算长，在该县二十四个乡镇当中的湖头镇，就拍摄了超过二十部家谱。这些家谱中，只有四部出现在王鹤鸣主编的总目里。附近的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已经从湖头镇搜集了一百多部家谱。既然连该研究中心的收藏都没能囊括所有现存家谱，这意味着家谱总数大约比总目记载的数量还多出两个数量级。
31Joyner, Shared Traditions: Southern History and Folk Culture, 1.
第一部分 在乡村 In the Vill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