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北京城墙绝不是一个均质的构造物。我们已经指出，四面城墙在尺寸和总体外观上的明显的差异，同时也对其频繁的修复略有了解。我们现在要对其进行更细致的考察，以弄清楚城墙的砖砌内壁的不同建造时期、质量和工艺。通过城墙顶部镶嵌着的石碑上的铭文，我们不仅可以知道这些城砖的砌筑和修复时间，还可以知道监造官员的名字。
如果建造质量好，这些碑记将会成为铭刻官员荣誉的功勋碑，而如果建造得不好，官员的名字则会处于公众的批评和蔑视之下。不过可惜的是，这项激励官员的制度直至乾隆时期才开始采用，这些监修官大多数来自工部、礼部、刑部，因此内城城砖上没有乾隆之前的铭文；只有部分城砖上可以找到更早期的标记。这些标记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成化年间（1465—1487），最晚至清道光年间（1821—1850）。它们的内容不尽相同；多数情况下，这些砖块上记录的是砖窑和窑户的名字，但有时只是简单地写上“停泥细砖”或“新大城砖”等，当然在城墙表面，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找到砖文记载，但风化和污垢常使那上面的文字难以分辨。
我们真正关注的是那些包含明确年代的城砖，因为它们与城墙的建造史密切相关。它们虽然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城墙砌筑完成的年份，但造砖的时间与施工年代大体是相同的；很少出现用早期城砖来进行新的修复的情况，即便如此，它们通常也与其他材料混合使用。在既没有碑文又没有砖文的情况下，只能根据城砖的特征和质地来推断其年代，这只是一种粗略的判断方法。根据规律，我们可以甄别出哪些是明朝初年到嘉靖年间的，哪些是后来的万历和崇祯时期的。而清朝的城砖从材料上到做工上都与明朝大有区别。清乾隆时期是迄今为止城墙砌筑的巅峰时代，无论从工程的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堪称中国艺术的最后黄金时期。
可惜的是，我们无法确认康熙时代的城墙，因为没有发现那一时期的碑文或砖文，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某些规模较小的墙体，其特征显示建筑时代早于乾隆时期，同时又与明末的风格不同，应该是清初时所建。乾隆时代的辉煌传统一直延续到嘉庆时期，但到了道光年间，在城砖的质地和砌筑工艺上都有所改变。此后城砖变得小而轻，其外观也不如 18 世纪的那样精致。如今，城墙内侧壁各处需要修补的地方很多，东城墙更是破败不堪。最近二十年间，城墙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建设和修缮，除了前门箭楼的改建和几处马道的修复。今天的政府肯定不会在意北京的老城墙，更没有兴趣去打理它。如果流水和树根对城墙的破坏以近二十年间的速度继续下去，那么某些城墙墙体很快就会濒临毁灭。
在意识到北京城墙的非凡长度和砖石结构的复杂性之后，没有人能够掌握城墙的每一寸细节，我们也不会去做那样的无用功。沿着城墙，根据其不平整的接缝和不同的材质，从而区分出的各个部分完成记录就足够了。嵌在城墙上的碑文和砖文上标注的日期通过从地面上观察（有时使用望远镜）并记录下来，如果无法找到时间的记载，则只能根据城砖的外观判断其年代。由于城墙沿线的建筑物和堆积物的阻碍，我们有时只能粗略计算或步测，因此不同部分的城墙长度只是约数。尽管如此，在我们看来，这些不精确的测量还是应该被记录下来，以便说明与马道和城门相对应的各段墙体的保存状况。毫无疑问，城墙上有的地方同时出现了不同时期的修复，因此我们不可能一一列出它们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简单地记录下材料和砌筑工艺的主要特征。我们对城墙的研究遇到了极大的限制和相当的困难，这些限制和困难，除非攀爬、清理并挖掘城墙，否则难以克服。所以我们的调查并不是研究的终点，这就算是我们对这座数百年来北京城最伟大的纪念物所做的历史和物质上的绵薄贡献吧。
南城墙
南城墙可以说是由两段几乎相等的墙体组成；前门是东西段的分界点。这座伟大的中央之门，不仅是北京城墙上最大的城门，同时这里的城墙也最具代表性，并成为城市不同功能区的交汇点。前门以东是使馆区，有高大的西洋建筑和整洁的道路。那里的城墙表面维护良好，有的地方爬山虎丛生；前门以西是极其杂乱的内城，那里有着“民国”风格的中西混合式建筑，以及煤棚边深陷的泥路和城墙根下成堆的垃圾。事实上，西南方向的城墙附近是环境最糟糕的地区之一。一些地方的垃圾堆几乎有城墙的一半高，成了拾荒者和癞皮狗的狩猎场，至于周边的住户，他们更需要清洁的环境。只有到了更西边，越过顺治门，城市西南区域的道路和建筑物才整齐干净得多，其中国会大厦显得格外突出。
不过，新的道路只延伸到国会大厦的拐角处，便转而向北，而作为道路的沙沟和垃圾堆，则继续朝西南城角方向蔓延，最终在那里长满了杂草和树木。
临近城墙的使馆区——实际上是前门至哈德门之间——的确非常干净，秩序良好，但从寻访历史的角度来看就不那么有趣了。城墙的砖砌表面覆盖着或疏或密的爬山虎；墙根的道路很窄，且被过度铺填以至于高出了城墙的基座。对城墙风貌影响最严重的，是使馆区内的一些西洋建筑，它们在高度上与城墙抗衡，其结果当然是不甚协调。这些高傲的新来者完全不顾老城墙的存在，高耸着它们的塔楼和山墙。
再往东，出了使馆区，过了哈德门之后，城墙与城市更好地融为一体并显得更有趣了。它们保存着城墙的完整结构，基座、三合土便道和面前的小运河可以一览无余。附近的建筑不是很多；其实，这里有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墓地，植物繁盛，犹如一座美丽的绿色小岛。
第 1 段 东南城角因环城铁路的修建（1915 年）而被打通，在相互垂直的两面城墙上各开了一个隧洞以使铁路在这里转弯。因此，近年来这里的墙面经历了几次修复。
第 2 段 约 90 米。（以下所有度量均为约数。）18 世纪后半叶曾重修。城砖为乾隆和嘉庆时期的样式，其中一些印有砖文：“停泥细砖”“通丰窑大城砖”，以及“工部监督桂”。工部相当于公共工程委员会，城砖就是在它的监督下烧制的，可以从上面找到乾隆时期监工的名字。这一时期的城砖，由多个烧制砖窑，下文予以详述。城砖的平均尺寸是：长 48 厘米，宽 23 厘米，高 12.5 厘米；标准重量为 48 斤。明代以及乾隆之后的城砖则略小。
第 3 段 50 米。大约明朝中期修建，后世有修缮。
第 4 段 190 米（或更长）。建于明朝中期；城砖上标记为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
第 5 段 80 米。砌筑良好，据碑文记载，造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城砖来自永成窑。
第 6 段 200 米。砌筑良好，由大城砖砌成，根据镶嵌的碑文记载，造于嘉庆二十年（1815 年）。这段城墙的外侧是墓地，有碍仔细考察。
第 7 段 南城墙的最东侧马道。它包括四个不同部分：一、建于明初（无砖文）；二、1907 年地震后修复的，但大多使用旧材料，即乾隆时期的城砖；三、建于明初，城砖年代为成化十八年（1482 年）；四、新修马道的最西侧。
第 8 段 14 米。大约建于 18 世纪；无砖文。
第 9 段 3 米。由中等大小的砖块构成的一小段城墙，没有砖文。这些城砖的尺寸大约是乾隆时期的四分之三；它们似乎从道光时期开始被普遍使用，但在清初也可能有类似规格的砖。遗憾的是那个时期（顺治和康熙）的城砖没有砖文。
第 10 段 14 米。所造时期和材质同第 8 段。
第 11 段 10 米。所造时期和材质同第 9 段。
第 12 段 30 米。建于 18 世纪晚期。城砖年代为乾隆时期，力丰窑烧制，砖文为“工部监督桂”。
第 13 段 60 米。所造时期和材质同第 9 段。
第 14 段 30 米。建于 18 世纪晚期。城砖年代为乾隆年间，砖文为“停泥新城砖”。
第 15 段 10 米。大约建于明朝末期，无砖文。位于水闸上的这段城墙如今已严重拱起变形。
第 16、17 段 45 米。两段城墙均为无砖文的中型城砖。
第 18 段 20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二十八年”，另一部分砖文为“嘉靖三十二年窑户孙传威造”；“嘉靖三十三年青州府窑户符居造”。很可能还有嘉靖时期的其他年份所造的城砖。
第 19 段 150 米。建于明朝中期；城砖砖文所载为嘉靖时期的不同年代，如“嘉靖三十一年南阳府窑户李寄威造”。
第 20 段 120 米。墙面相当平整细致，根据碑文判断为乾隆四十一年修筑。砖文为常见的“停泥细砖”。
第 21 段 20 米。建于 18 世纪晚期。城砖为乾隆年间永成窑制。
第 22、23、24 段 80 米。这三段墙面似乎建于明朝，但受到沿墙建筑的遮挡，无法对其进行细察。
第 25 段 哈德门马道上的城砖，砖文为“嘉靖三十三年窑户符居造”。
第 26 段 马道，后世用中型城砖修复。
第 27 段 60 米。大约建于清初；中型城砖。
第 28、29 段 75 米。这两段的城砖可能制于明朝，大型城砖且没有砖文。
第 30 段 60 米。建于 18 世纪末；砖文为“通和窑细泥新城砖”。
第 31 段 60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二十八年窑户孙紫东造。”
第 32 段 40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二十八年窑户刘钊造”，也有制于嘉靖三十一年的。这段城墙的上部在 18 世纪用“停泥细砖”重修。
第 33、34 段 60 米。这两段的城砖制于明朝中期；大型城砖，嘉靖年间制。
第 35 段 20 米。建于 18 世纪末；大型城砖，乾隆年间制，有砖文如“恒盛窑新停细城砖”。
第 36 段 90 米（或更长）。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二十九年窑户何宗造”。
第 37 段 90 米。根据城墙顶部的碑文，重建于乾隆三十八年。
第 38 段 哈德门与水关门之间的马道，至少由四个不同的部分组成：一、乾隆年间所造普通城砖；二、明初的大型城砖，无砖文；三、大概清初所造中型城砖，无砖文；四、最西边的部分亦为乾隆年间所造普通城砖。
第 39 段 60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正德六年作头李焕造”（1514 年），还包括成化十八年、嘉靖三十二年等其他年份。这段城墙可能重建于 16 世纪，并部分使用了旧城砖。
第 40 段 60 米。根据城墙顶部的碑文记载，这段城墙重建于嘉庆十二年；使用城砖为乾隆年间制，砖文为“新停细城砖”。
第 41、42 段 80 米。这两段城墙在最近一段时间修复过（可能为光绪年间）。
第 43 段 水关门是在 1900 年义和团运动之后修建的；其附近的墙面十分老旧，但修复的痕迹明显。
第 44 段 20 米。城墙下部老旧，主要为明朝中期所建，砖文有“嘉靖三十一年”字样；上部为中型城砖，建于 17 世纪或更晚。
第 45 段 30 米。建于明朝晚期，有新的局部修补，砖文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
第 46 段 水关门至前门间的马道，由三段组成：中间的主体段为重建，根据城墙顶部的碑文记载，时间大致为嘉庆十六年，但城墙本身显然更古老。
第 47 段 60 米。建于 18 世纪末。根据碑文，重建于嘉庆二年。
第 48 段 50 米。明朝中期所建；砖文为“嘉靖三十一年窑户李志高造”。
第 49 段 80 米。根据城墙顶部石碑碑文，重建于光绪十年（1884 年）。
第 50 段 14 米。明朝所制大型城砖，无砖文。
第 51 段 前门东侧马道的墙面，主要建于乾隆年间。城墙顶部有两处离得不远的碑文，一处记载的是乾隆五十二年（？），另一处是乾隆四十六年。
第 52 段 城台也主要建于同一时期，但 1914—1915 年，由于城门改建得到了部分修复。
如果我们对南城墙的东半部进行总结，会发现这一片区域留存的明初遗迹很少。对城墙的大规模的修缮主要在明嘉靖年间，约 16 世纪中叶，也包括乾隆后期；而小规模的修复则在嘉庆和光绪年间进行。最精细的城砖显然出自乾隆年间，但嘉靖年间的一些城砖也质量上乘。早期的明朝城砖经过长期风吹日晒，无法很好地相互粘连，因此使用的灰浆比后世的城砖多许多。前门以西的城墙根附近被成堆的煤棚和垃圾占据，且大量城砖覆盖着厚厚的土灰，致使我们不能很好地对其进行考察；不过我们很快发现，南城墙西半部的修补工作并没有少于东半部。
第 53 段 前门西侧马道的墙面，显得较新。
第 54 段 35 米。根据城墙顶部的碑文记载，重建于乾隆四十七年。
第 55 段 70 米。建于明朝中期；城砖为嘉靖三十二年造。城墙上部经后世修缮。
第 56 段 35 米。建于明朝晚期；砖文为“万历三十二年造”。
第 57 段 50 米。建于乾隆年间；砖文为“工部监督永”。
第 58 段 这段城墙为近年所建；可能是在光绪年间。
第 59 段 35 米。建于乾隆年间；砖文为“工部监督永”。
第 60 段 30 米。建于 18 世纪末；为乾隆年间所制大型城砖；城墙顶部石碑模糊无字。
第 61 段 5 米。建于明朝晚期；有砖文“万历三十二年”。
第 62 段 同第 60 段。碑文字迹模糊。
第 63 段 20 米。建于明朝晚期；有砖文“万历三十二年”。
第 64 段 38 米。近代所建，根据镶嵌的石碑碑文记载，重建于光绪十七年。
第 65 段 150 米（或更长）。明朝中期所建；砖文为“嘉靖戊子年”（即嘉靖七年）。
第 66 段 马道，根据镶嵌的石碑碑文记载，城墙修复于嘉庆七年。
第 67 段 一小段修于 18 世纪末的墙面；城砖为乾隆年间制，有砖文“工部监督桂”。
第 68 段 38 米。近代所建，根据碑文记载，于光绪十九年修复。
第 69 段 35 米。建于明朝中期；城砖风化严重以致无法看清砖文。城墙受到树根的挤压而凸起。
第 70 段 35 米。建于 18 世纪。根据碑文记载，乾隆五十四年修复。
第 71 段 约 19 世纪初所建；砖文为“新式大城砖”。
第 72、73、74 段 200 米。三段 16 世纪末所建墙面；有乾隆年间的大型城砖，砖文为“工部监督桂”或“工部监督永”。
第 75 段 第二条马道，下部为明朝所建，上部的碑文记载为乾隆五十二年重建。
第 76 段 马道西端城墙，根据碑文记载，重修于乾隆三十年。
第 77 段 30 米。根据碑文记载，重修于乾隆四十二年。
第 78 段 75 米。根据碑文记载，重修于光绪十年。
第 79 段 一小段明朝墙面，已被植物的根系穿透，墙面隆起。
第 80 段 建于 18 世纪末。根据城墙顶部碑文记载，为乾隆五十年重修。
第 81 段 一长段使用明朝城砖所建的墙面，尽管后世可能经历过修葺。
第 82 段 建于 18 世纪末。城砖为乾隆年间所制，有砖文“工部监督永”。
第 83 段 约明朝中期所建；无砖文。
第 84 段 这段墙面的下部为明朝遗存，砖文为“嘉靖三十四年”；上部城砖制于乾隆年间，砖文为“工部监督永”。
第 85 段 顺治门东侧马道，主要建于明朝中期。
第 86 段 顺治门西侧马道及与东马道连接的墙面，根据碑文，为乾隆四十九年重建。
第 87 段 65 米。建于十八世纪末。城砖为乾隆年间所制，砖文为“工部监督桂”。
第 88 段 一小段墙面，用明朝砖，可能经后世重建。
第 89 段 建于明朝中期；无砖文。
第 90 段 根据城墙顶部碑文记载，重建于嘉庆二十年；砖文为“新式大城砖”。
第 91 段 65 米。所造时期和材质同第 87 段。
第 92 段 一小段墙面，可能建于明初。
第 93 段 约 17 世纪末所建；中型城砖；无砖文。
第 94 段 另一小段中型城砖的墙面；可能建于清初。
第 95 段 建于 18 世纪末。城砖为乾隆年间所制，砖文为“工部监督永”。
第 96 段 一小段明朝中期的墙面；无砖文。
第 97 段 所造时期和材质同第 95 段。
第 98 段 所造时期和材质同第 96 段，不过有后世修复的痕迹。
第 99 段 5 米。建于明朝晚期；砖文为“万历三十二年”。
第 100 段 35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乾隆五十四年。
第 101 段 一长段城墙。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二十八年”。
第 102 段 一段古老的明城墙，部分重建于乾隆年间。有的砖文为“嘉靖三十二年”，也有后世的城砖“大通成窑造，工部监督永”。
第 103 段 南城墙上最西侧的马道，主体建于明朝，中部有部分修复，约为光绪年间。马道东端有砖文“嘉靖二十八年”。
第 104 段 近代所建，约为光绪年间；砖文为“官窑造停泥城砖”。
第 105 段 建于明朝早期；无砖文。
第 106 段 25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乾隆四十四年。砖文为“官窑造新式大城砖”。
第 107 段 所造时期和材质同第 105 段。
第 108 段 11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①）。城砖上有普通砖文。
第 109 段 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三十二年窑户高尚义造”。
第 110 段 75 米。同第 108 段。
第 111 段 38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乾隆九年。砖文为“工部监督永”。
第 112 段 一小段明朝城墙；无砖文。
第 113 段 18 米。同第 108 段。
第 114 段 20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乾隆三十年。砖文为“工部监督桂”。
第 115 段 西南角楼的马道，主体建于明朝中期；其中有嘉靖年间烧制的城砖，但也有后世修整的痕迹。
通过对南城墙西半部分的考察，可以发现其与东半部分的保护状况同样不佳。墙面主要为 18—19 世纪的修复，而明朝所建部分保留较少。有些整修使用的是旧城砖，而有的则是新城砖；还有几处墙体由于树根挤压而隆起，但这种情况在东半部更为常见。可辨识的砖文比较少，因为被北风裹挟而来的黑软尘土，覆盖着很长一段墙面；并且强劲的北风也使土路遭到破坏，大量垃圾在墙角堆积。只有国会议场，即老城隍庙前的那段城墙稍显干净，墙根处也没有垃圾。再往西，昔日风貌犹存。一行高挑的槐树遮蔽着贯穿古城壕的道路，城墙上的椿树和枣树郁郁丛生。
靠近西南角有块空地，那里舒适宜人，新种上了柳树和椿树，它们的新绿在深灰色砖墙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这里的城墙保留着古旧的外观，年久的角楼至今保存完好，从这个看不到它波形屋顶的角度望去，画面十分壮丽，这里无疑是北京城中最美最动人的地方之一。
东城墙
从某些角度而言，东城墙是内城四面城墙中最有趣的。它保留着大量明朝时期的遗迹，由于修复不善，反而增加了它的沧桑感和历史感。如果现在的北京政府对城墙的修复有足够的兴趣和资金，那么这段城墙必然是首先需要采取措施的建筑物之一；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这面城墙离坍塌可能不远了。一些地方的墙基已经被水严重侵蚀，墙面也受到植物根系的挤压而逐渐开裂并剥落。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并可以清晰地从照片中看出。
如前所述，城东南角有铁路线穿过，并在铁路内侧新建了一道弧墙，这实际上破坏了旧城角的结构外观，同时也严重破坏了角楼的视觉效果。现在只有从城墙外侧或城墙顶上，才能完全看到角楼的模样。城角的空地上堆满了垃圾；一条开放的水沟蜿蜒地流经城角下的平地，通过水闸，汇入外面的护城河。雨季来临之时，它便成为一条宽阔的河流，但在余下的季节，比水更多的是泥。
随着贡院被拆毁，东南城区所代表的城市古老特征和重要象征意义严重受损，而此前，这里即便算不上城市中心，至少也算是城市东南部的文化中心。现在此处变得相当单调而荒凉。古观象台新建起一座样式平庸的半西洋砖式建筑。从观象台向北约 30 米有一段城墙，主体显得老旧，可以明显分辨出一段段城墙是怎样衔接起来的。前文曾经提到，明朝时曾对元大都进行扩建，这一段即是当时增筑的。
第 1 段 70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十年”；该段城墙的下部被部分修复。
第 2 段 35 米。近年所建；无砖文。
第 3 段 18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二十八年”。
第 4 段 一小段墙面；上部建于明末；下部于近年修复。
第 5 段 180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二十七年”。有五处后世修补的痕迹。
第 6 段 150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有“嘉靖二十一年”及“嘉靖三十二年”。
第 7 段 120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有“嘉靖二十年”及“嘉靖二十七年”。
第 8 段 35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十八年窑户孙文传造”。
第 9 段 观象台马道，乾隆年间被大规模修缮。其南段的砖文为“停泥细砖”。紧随其后的是一段由明朝薄砖砌成的城墙。北段建于乾隆年间。马道之上的墙面十分古老，但无砖文。
第 10 段 64 米。建于明初。这是最后一段经风雨侵蚀的古老城墙，与观象台的新建墙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 11 段 150 米。建于明朝晚期；砖文有“万历三十二年”及“万历三十三年”。
第 12 段 24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嘉庆十八年。
第 13 段 36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乾隆八年。
第 14 段 100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三十二年通和窑造”。
第 15 段 20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嘉庆七年。使用停泥新城砖。
第 16 段 50 米。建于明初，大部分已风化，无砖文。
第 17 段 60 米。大概建于 17 世纪晚期；中型城砖，无砖文。
第 18 段 50 米。建于明朝晚期；砖文为“万历三十二年”。
第 19 段 90 米。所造时期和材质同第 17 段。
第 20 段 60 米。建于 18 世纪。石碑上无碑文。砖文为“乾隆辛巳年”②。
第 21 段 60 米。建于明朝晚期；砖文为“万历三十一年”及“万历三十二年”。
第 22 段 5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二十八年窑户林永寿造”。
第 23 段 5 米。建于明朝晚期；砖文为“万历三十二年窑户吴玉造”。
第 24 段 30 米。同第 17 段。
第 25 段 12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三十二年窑户卜天贵造”。
第 26 段 5 米。根据碑文记载，这一小段为嘉靖十八年重修。
第 27 段 5 米。城砖同第 26 段，但筑造工艺不同。
第 28 段 5 米。建于 18 世纪中期。砖文为“乾隆辛巳年”“乾隆甲午年”“乾隆丙申年”③。
这几段城墙受到树根的挤压，已经多层城砖严重变形塌落。近地面的几处大洞被盗砖者越挖越大，现在几乎已经挖到了城墙内部的三合土。
第 29 段 30 米。建于明朝的古老墙面；上部的城砖砖文为“嘉靖二十三年窑户林贵造”。
第 30 段 马道，主体建于明朝；其上的砖文为“嘉靖二十三年”及“嘉靖三十三年”。根据碑文记载，其南端于嘉靖四年曾重修；现状残破。马道前的垃圾堆足有城墙的一半高。
第 31 段 70 米。建于明朝的古老墙面；无砖文。
第 32 段 30 米。建于 19 世纪初。砖文为“停泥新城砖，嘉庆年间窑户居正耀造”。
第 33 段 60 米。明朝中期所建；砖文为“嘉靖十年”以及诸多窑户的姓名，如任威南、卜通威、宋文明。
第 34 段 40 米。建于 19 世纪初。砖文为“通和窑停泥新城砖。”
第 35 段 60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三十八年窑户曹春造”。
第 36 段 30 米。建于明初；大量城砖风化，无砖文。
第 37、38 段 70 米。两段建于 18 世纪晚期的墙面；其中一段根据碑文记载，修于乾隆三十一年。
第 39 段 150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嘉庆十二年（或更晚），用的是“停泥新城砖”。
第 40 段 25 米。建于 18 世纪末；城砖制于乾隆年间，砖文为“停泥细砖”。
第 41、42 段 130 米。均建于明初；风化严重，无砖文。
这一带城墙的风貌相当古旧，各段连接处不甚平整，在那些墙基和三合土地基已经被雨水侵蚀的地方，尤为明显。
第 43、44 段 35 米。虽然这两段墙体带有“万历三十二年”的砖文，但显然在乾隆时期有修复。
第 45、46、47 段 100 米。这三段大约建于明朝晚期，砖文为“万历
三十二年”。
第 48 段 9 米。大约为明末所建；采用的是崇祯年间广泛使用的极薄的城砖。
第 49 段 9 米。这段直到城门马道的墙面建于乾隆年间。
第 50 段 齐化门处城墙，主体为明朝中期所建；砖文记载为嘉靖年间，但城台和马道的墙面是 18 世纪末重建的；砖文记载为乾隆和嘉庆年间。
第 51 段 6 米。建于 18 世纪末。城砖为乾隆年制，砖文为“工部监督萨”。
第 52 段 30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上的信息包括嘉靖二十四年及嘉靖二十六年，窑户段洲、张宝钞。
第 53 段 30 米。大约建于清初；中型城砖，无砖文。
第 54 段 3 米。明朝遗垣，城砖风化，无砖文。
第 55 段 12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三十三年窑户高尚义造”。
第 56 段 40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嘉庆四年。
第 57 段 40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道光二十三年。
第 58 段 100 米。两段建于 19 世纪的城墙。根据两块碑文记载，分别于光绪二年、同治九年修复。不过，城砖的烧制时间更早，部分砖文为“永定官窑造停泥新城砖”，另有“咸丰元年作头王泰立造”。
第 59 段 50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乾隆四年。
第 60 段 60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乾隆八年。
第 61 段 9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十六年窑户林永寿造”。
第 62 段 25 米。可能建于清初；中型城砖，无砖文。
第 63 段 22 米。墙体下部建于明朝；砖文为“嘉靖十五年”；上部是清初或更晚时期用中型城砖修复的。
第 64 段 齐化门至东直门间的马道，可以分为三段或以上。最南端的下半部分建于明朝；有砖文“嘉靖三十二年”，但上半部分为后来所筑。中段的墙面也类似，其下半部分有砖文为“嘉靖十六年窑户林永寿造”，而上半部分是 19 世纪所建。最北端的下部墙面有砖文“嘉靖二十三年”。
这条马道的状况不容乐观，下部用砖和三合土筑成的基座已被水流严重侵蚀。一些部位的砖块从原来的位置上滑出，出现了坍塌的迹象。马道上部经历了反复的整修，但在其基座已损毁的情况下，这无异于徒劳。之所以这种情况发生在东城墙多于其他三个方向的城墙，是因为这里的水量最丰富。原本沿城墙内壁有一条砖砌的河沟，但现在已被废弃，并在一些地方成为道路。在雨天，雨水有时会漫过城墙基石。
第 65 段 20 米。此处墙面的状况同上面所述马道一样；墙面下部建于明朝；上部使用中型城砖进行过重建。
第 66 段 60 米。上部可能建于明朝中期，下部经后世修复；砖文为“停泥细砖”。
第 67 段 24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二十八年”。
第 68 段 7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道光五年。
第 69 段 14 米。明朝遗垣；无砖文。
第 70 段 7 米。根据碑文记载，重建于道光四年；砖文为“瑞顺窑造大城砖”。
第 71 段 50 米。建于明朝晚期；砖文为“万历三十二年”。也有局部为后世所建。
第 72 段 14 米。建于 18 世纪末；砖文为“大停细砖”。
第 73 段 9 米。主体建于明朝晚期，不过有用大停细砖修复的痕迹。
第 74 段 30 米。墙面上部为近代所建，可能是光绪年间；下部建于明朝中期，有砖文记载为嘉靖年间。石碑上的文字难以辨认，但时间似乎是光绪年间。
第 75 段 100 米（或更长）。墙面上部经过修复，根据碑文记载为光绪二十年；下部为明朝晚期所建，有砖文“万历三十年”。
第 76 段 60 米。建于明朝；砖文为“万历三十二年”。
第 77 段 10 米。两小段明朝所建的墙面，间或镶嵌着新砖。
第 78 段 55 米。可能建于 19 世纪初（碑文已不清晰）。砖文为“新城砖”。
第 79 段 45 米。建于 18 世纪末；城墙顶部有一块明显为乾隆年间的石碑。
第 80 段 25 米。建于明朝；砖文为“万历三十二年”。
第 81 段 东直门马道及连接处的墙面，根据碑文记载，于嘉庆八年重修。城砖与乾隆年间烧造的“大停细砖”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东直门附近城墙的保护状况比东城墙南段好很多。石头基座和宽阔的三合土便道尚存，城砖也比较平整。墙面的倾斜度不大，使它看起来更加高耸威严。东直门以北的一段墙面也同样，维护得相当不错。
第 82 段 24 米。建于明朝中期；城砖为嘉靖二十四年苏州府分官窑所造。也有一些同时期造于扬州府的城砖。
第 83 段 20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嘉庆四年。
第 84 段 24 米。建于 18 世纪末。城砖制于乾隆年间，砖文为“工部监督永”与“工部监督桂”。石碑上无文字。
第 85 段 80 米。建于 18 世纪末；砖文为“永定官窑造大停细砖”。石碑上字迹模糊。
第 86 段 26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乾隆六年；砖文为“通钦窑造大城砖”。
第 87 段 60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嘉庆八年。城砖为瑞盛窑造。
第 88 段 3 米。这一小段墙体上部为崇祯薄砖；下部为大城砖。
第 89 段 9 米。上部为中型城砖，可能建于清初；下部为永顺窑造大砖。
第 90、91 段 30 米。两段建于明朝的墙体，部分用乾隆年间城砖修复。
第 92 段 20 米。建于明朝中期；砖文为“嘉靖二十八年”。
第 93 段 6 米。建于 18 世纪晚期；砖文为“工部监督永”。
第 94 段 6 米。建于 19 世纪初；城砖产自瑞顺窑。
第 95 段 12 米。建于明朝的墙面，局部使用乾隆城砖修复。
第 96 段 9 米。根据碑文记载，乾隆三十年重修；砖文为“永通官窑造新停泥大城砖”。
第 97 段 3 米。建于 18 世纪晚期；城砖为乾隆时期的普通砖，但无砖文。
第 98 段 3 米。建于 19 世纪早期；砖文为“王府用砖”。
第 99 段 12 米。建于 18 世纪末；这段明朝遗垣大部分使用乾隆城砖进行了重建。
第 100 段 50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乾隆四年。
第 101 段 20 米。建于明朝末期；砖文为“万历三十二年”，但有后世修复的痕迹。
尽管我们在对东城墙北段的观察中发现了一些修复的痕迹，但比起南段来说，其外观状况显得更统一协调。18 世纪和 19 世纪早期修复时用的城砖，与明朝老城砖的契合比南段更好，砖块的缺损错位与空洞现象要少很多。墙面的保留较完整，可能是由于城市靠近北边的地方比较空旷，人为破坏较少。
东北城角被环城铁路部分损毁，与东南城角的情况相同。一面看上去非常平整的新墙遮住了铁路的弯道。而由于旧角楼已被彻底拆除，城角完全失去了原有的特性和美丽。
然而，城市的结合部并非没有吸引力，反而归功于它的别样孤寂。这里唯一的建筑是俄罗斯教会的大院，不仅包含北京最早建立的一座基督教堂及牧师宿舍，还有墓地、菜园、牛圈和其他欧洲教会地产中会有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似乎已经来到了国外，它也许不像中国那样古老，但它的官方机构却同样固守不变。
北城墙
比起北京城的其他地区，所谓“北城”的确不太一样。这里有许多皇亲国戚的宅院，美丽的花园和参天的古树比建筑本身占据更大的空间。北京最大的一些庙宇也在临近北城墙的区域，如雍和宫、孔庙，它们有着黄色或蓝色的琉璃瓦屋顶，庭院开阔，古柏蔽日。除了这些高门大户，还有许多较小的满族贵族的府第。它们正逐渐走向衰败，因为院子的主人们现在大多已经穷困潦倒，但建筑本身仍然是美丽的，似乎在诉说着逝去的浪漫与庄严。这里曾是北京的圣日耳曼区，如今仍然保持着浓厚的与世隔绝的气息，不像南城墙和东城墙附近的城市氛围。这个城市越往北，生活气息似乎越淡。这里靠近城墙有足够的开阔空地、沙原和草地，而更往西，西海甚至延伸到城墙脚下。由于这一带不易受到强劲北风的影响，城墙内侧的道路已成为北京绝佳的适宜漫步的长廊。
不过极少有人会走到北城墙来。你可以沿着这条路走上一天，都遇不上一辆汽车或人力车，只有一些人在孤独地闲逛，带着笼中的鸟儿放风，或者只是享受城墙下温暖的阳光。羊群聚集在一些地方吃草，那里即便是在干燥的季节也有牧草生长，快乐而纯洁的牧童看护着羊群，他们与城里那些顽皮的小孩大不相同。偶尔会有驼队经过德胜门或安定门，沿着软软的沙路无声无息地缓缓前行，只有领头骆驼身上发出的驼铃声，反映出这种庞大动物的缓慢步伐。但当驼队走过，周围便再次笼罩着一片孤寂，像压抑的乌云，只是偶尔散开几分钟，让阳光照射进来。
北城墙与内城其他三面城墙明显不同。如前所述，它的规制更大，其内侧壁比东城墙或南城墙更加倾斜。北城墙得到了较好的修缮，这可能要归功于后世的保护，但更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其内侧从不直面北风的摧残。而北墙的外侧壁由于风暴侵袭和敌军攻击，确实受到了重创，曾反复修补，这些我们会在下一章中介绍。
经过了东北角的铁路弯道之后，我们来到了北城墙的第一段：
第 1 段 75 米。由乾隆城砖重建，砖文难以辨认。
第 2 段 40 米。建于明朝晚期；砖文为“万历四十六年窑户刘松、作头刘能造”。
第 3 段 60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道光十年 ，砖文为“停泥新城砖”。
第 4 段 20 米。一小段建于明朝的墙面，包含一些较晚时期的城砖。
第 5 段 35 米。用“恒顺窑造停泥城砖”砌筑。
第 6 段 9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道光九年。
第 7 段 100 米。根据碑文记载，建于乾隆辛巳年④；砖文为“工部监督永”“工部监督桂”。
第 8 段 40 米。嘉庆年间重修，使用的是“大停细砖”。
第 9 段 100 米。两段相连的墙体，可能建于清初；使用的是中型城砖。
第 10 段 25 米。可能建于 18 世纪晚期；采用乾隆年间所造大城砖；无砖文。
第 11 段 50 米。形制同第 9 段。
第 12 段 9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乾隆年间，城砖为工部监督永督造。
第 13 段 50 米。两段明朝遗垣，局部有使用新城砖修复的痕迹。
第 14 段 25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道光十四年。
第 15 段 75 米。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乾隆四十年。
第 16 段 55 米。两段明朝晚期所建墙面，砖文为“万历三十二年”。
第 17 段 雍和宫北面的大马道，主体建于明朝中期；有砖文“嘉靖三十年分官窑窑户杨造”。墙体上部经后世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