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墙的外侧壁整体上比内侧壁要统一平整得多。由于外侧壁对于城市防御来说更为重要（这也是这一构筑物的主要目的），所以得到了历代皇帝和官员的尽心维护。然而近二十年来，外侧壁的局部已经开始坍塌，尤其在西城墙上，可以看到一些由于城砖逐渐剥落而形成的大洞。不过，即使在这些部位，毁坏的程度也不及内侧壁那样严重，而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毫无疑问是因为雨水总是朝向内侧壁排出，而不是城墙的外侧壁。此外，外侧壁要比内侧壁陡峭得多，因此生长的灌木树丛也不像在我们之前在南城墙和东城墙的内壁上看到的那么繁盛。
必须承认，外侧壁的美感和历史感不如内侧壁，但作为独特的建筑而言，它的确更加有趣且令人印象深刻。城墙外壁显得更高耸，更陡峭，墙根下的地面也不像内侧壁那样被各种建筑和堆积物塞满；由于它的斜坡面向护城河，从而加强了这座高耸壁垒的宏伟形象。然而不幸的是，这般壮美的画面往往被各种肮脏的建筑、煤棚、堆栈、作坊打破，它们挤在城墙与护城河之间，沿着铁路线分布，这种情况尤其在东城墙和南城墙最为普遍。
建筑外观上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凸出城墙、分布均匀的墩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们都赋予城墙极其宏伟和庄严的形象。尤其是从城楼上顺着城墙俯瞰过去，你会发现远处墩台的间距逐渐收小，直至除了城楼和城门，所有的建筑都难以分辨。过去，在墩台上筑有卡房①，以及存放武器和弹药的储火药房，但这些现在都被毁掉了，只有一些零星的砖房供看守人员使用。某些城段甚至连雉堞也残缺不全了，这虽说不至于使城墙看起来断头缺尾，却也形成了不完整的印象。
墩台的布局及尺寸前文略有提及。平面近似正方形，宽度大致等同于城墙的厚度。但除了这些常规尺寸的墩台之外，还有一些更宽大的，它们主要位于城楼和角楼两侧，以及城墙内侧的登城马道顶部。显然在马道处建造大型墩台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样不仅方便步兵和骑兵上下，也利于马车在这里卸下武器和弹药。南城墙上有六条马道和六座宽墩台，东城墙各四，而西城墙和北城墙各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宽墩台的尺寸并不统一；由于整面北城墙都是后来重修的，因此北城墙上的墩台与其他的差异更大。
我们对城墙外侧壁进行的记录将以一种比内侧壁更简略的形式呈现。通过标注城门之间或角楼之间的墩台的序号，以指明可能有碑文或砖文的地点。如此一来，大量碑记的位置，便可以简单地通过对墩台或墩台间隙进行计数来表示。然而不幸的是，所有碑记都不早于乾隆时期，乾隆后的也只有两三块嘉庆年间的。根据城砖的特点，我们也会介绍城墙修复的情况，但不会对砖文进行过于细致的考察。事实上，外侧壁的许多地方都难以靠近，因为挡在它们面前的建筑太多了；不过即使如此，只要我们熟悉不同时代的特征以及建筑工艺的基本风格，还是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判断出它们的建筑年代。
东城墙
从东南城角出发，最先看到城墙外壁最古老的一段。东城墙的前六座墩台，其中一座对应观象台马道，从它们风化的城砖上可判断出建于 15 世纪末。只有第 1 座墩台的北侧在近年有修复。需要提醒的是，这一段城墙的内侧壁也建于相当早期，并且没有任何清代修复的迹象。从第 6 座墩台之后便开始出现大量乾隆时期的修复痕迹；第 6 与第 7 座墩台之间有一块无字石碑，应该是乾隆年间的。第 7 座墩台经重修，但没有碑记。其后的城壁进行过修复，根据碑文记载，时间为乾隆三十三年。
第 8 座墩台 经重建，根据碑文记载，为乾隆四十六年。
第 9 座墩台 经修缮，碑文记载模糊不清；毗邻城壁亦经修葺。
第 10 座墩台与邻壁 均修复于乾隆三十六年。
第 11 座墩台 局部比较老旧，根据碑文记载，部分墙体连同城壁修复于乾隆三十一年。
第 12 座墩台与邻壁 均修复于乾隆三十六年。
第 13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三十六年。
第 14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三十一年（？）；邻壁修复于乾隆三十六年。
第 15 座墩台与邻壁 均修复于乾隆三十六年。
第 16 座墩台与邻壁 同上。
第 17 座墩台与邻壁 均经修复，但无碑文记载。
第 18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三十六年；据碑文记载，邻壁修复于同年。
第 19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三十六年；邻壁可能修复于乾隆三十七年。（碑文几乎无法分辨）。
第 20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三十七年（？）；邻壁上嵌有碑记。
第 21 座墩台 经修复，尽管没有碑文记载；邻壁亦如此。
第 22 座墩台 经修复，无碑文。
第 23 座墩台 在修建齐化门火车站时被拆除。根据齐化门城台上的碑文记载，邻壁修复于乾隆三十一年。
齐化门以北：
第 1 座墩台 已被毁。
第 2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十八年；邻壁年代久远，风化严重，树木丛生。
第 3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十八年；而邻壁只有一半曾修葺，另一半维持旧貌。
第 4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三十六年；邻壁老旧但有局部修复的痕迹。
第 5 座墩台 曾修复，但没有碑文记载；邻壁有部分修复，根据碑文记载，为乾隆三十六年。
第 6 座墩台 年代久远；墙面多处有局部修复的痕迹；邻壁特征相同。
第 7 座墩台 外形古老，第 8、第 9 座墩台以及它们之间的墙体特征相同。
第 10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邻壁古旧，只有北部与第 11 座墩台在乾隆三十二年经历重修；邻壁亦有修复。
第 12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二十八年；邻壁修复于乾隆三十一年。
第 13 座墩台 古朴沧桑但保存完好；邻壁修复于乾隆三十六年。
第 14 座墩台 仅仅其南部修复于乾隆四十九年；邻壁修复于乾隆三十六年。
第 15 座墩台 有修复，但没有碑文；邻壁修复于乾隆三十一年。
第 16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三十一年；邻壁也有修复。
第 17 座墩台 有修复，但没有碑文；邻壁局部修复于乾隆二十八年。与东直门相连。城门的石碑上无文字。城门以北的墙面修复于乾隆三十二年。
东直门以北：
第 1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三十一年；邻壁修复于乾隆三十六年。
第 2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三十年；邻壁修复于乾隆三十一年。
第 3 座墩台 有修复，但碑文不清；邻壁修复于更早时期。
第 4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三十年。
第 5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三十一年；邻壁年代相同。
第 6 座墩台 外观古旧，但保存完好；邻壁修复于乾隆五十一年。
第 7 座墩台 由于环城铁路的修建被拆毁；邻壁修复于乾隆三十一年。
东北角的大型墩台用明末广泛使用的薄砖精心砌筑。
上述结果毫无疑问地表明，东城墙上仅有很小一部分是乾隆以前的遗存；这面墙今天的主体部分可以追溯到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六年（1765—1771）。当时的工程质量很高，以至于比后世任何修复都经久耐用。墩台及其邻壁的年代，可以通过城砖的砖文得知；不过这些枯燥无味的记录，并没有为城墙的修建史及确定各部分的年代提供任何重要信息，因此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花更多精力去引述。
沿东城墙行走的感受相当愉快轻松，尤其是沿着城墙与护城河间的铁道漫步；不过若贴近城墙，你就得穿越密集的槐树和合欢树林，它们是近年来新种上的。在城墙的南段，观象台的墩台与齐化门之间，依然留存着一些帝国时用来囤积谷物和大米的旧粮仓——简易、低矮的房子，几乎建在墩台之间——但这些历史上的“太平仓”，现已大多数被更复杂精良的弹药库和兵营取代了。往北走，运河般的护城河变得宽阔美丽。齐化门至东直门间种植着成排的杨柳，一群大白鸭也为画面增添了些许生气。偶尔，四角撑起遮阳篷的方头平底船在护城河深色的水波中被竹篙推动，缓缓前行；不过比起几十年前，交通的繁忙程度已经无法相提并论了，过去大部分运到北京的粮食和其他供给品都依靠运河，从北边和东边送达城市。然而，这仍是城墙附近最美的风景，就像东直门的景象那样。
北城墙
北城墙墩台的数量少于其他三面城墙，但尺寸较大。墩台的间距大约在 200 米至 350 米不等，而其他墙面上墩台之间的平均距离不超过 90 米，有的只有 65—70 米。我们从最靠近东北角的地方出发，这里的墩台之间的距离最短，墙面的外观也最为整齐。
角楼与第 1 座墩台之间的墙面以及墩台局部在乾隆五十六年有修复。第 2、3、4、5 座墩台及其邻壁，明显是明朝中叶修筑的。大量城砖已风化，墙面上植物生长茂盛。唯一经历整修的部分是雉堞。
第 6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四十七年；邻壁的时期更早。
第 7 座墩台 年代久远，为明朝所建；连接着安定门的邻壁修复于乾隆二十八年。
第 8 座墩台及安定门以西的城壁 古朴沧桑，为明朝中期所建，风化程度相当严重。
第 8 和第 9 座墩台之间的城壁 据两处碑文记载，分为两部分重修，分别为乾隆四十二年和五十一年。
第 9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五十一年。
第 10、11、12 座墩台及其邻壁 主体古旧，但后世进行过补丁式的修复。
第 12 和第 13 座墩台之间城壁 根据三块碑文记载，分为三部分修缮，均在乾隆五十一年。
第 13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四十七年。该墩台至德胜门之间的墙面已残破不堪，显然为明朝中期之前所建，墩台的情形类似，但转角处曾修缮。德胜门以西的墙面修复于乾隆三十七年。
第 14 座墩台 局部有修复，碑文模糊。邻壁分三部分重修；其中两部分的碑文记载为乾隆五十二年；另一处碑文不清。
第 15 座墩台 修复年代明显早于乾隆时期；而形成长长的弧线的邻壁修复于乾隆五十一年。
第 16 座墩台及其邻壁 极为沧桑。
第 17 座墩台 两侧壁均修复于乾隆四十八年。弯曲的邻壁也有所整修，但碑文未注明时期。
第 18 座墩台及邻壁 修缮良好，根据三处碑文记载，分别修复于乾隆四十七年、五十一年和五十六年。
第 19 座墩台 年代久远，但连接角楼的城壁修复于乾隆五十六年。角楼的城台用明代的薄砖精心砌筑。
总的来看，北城墙的外侧壁比起其他城墙，最令人印象深刻，也最坚实不朽。因为它墩台更大，垛口更高，墙体本身也更庞大。同时，城砖由于沙尘的侵袭显得灰暗，加上岁月冲刷而剥蚀残破，随处长着树丛和灌木，所以显得颇为沧桑。
城墙边上栽植着一些小树，铁路铺在护城河内侧，但火车经过不是很频繁，一般来说，往来的车辆行人并不多，除了城门附近，才会看到主要道路两边的商店夹杂在住宅区之间。而乡野则荒凉寂寥，开阔的沙地上仅有几间房子和稀疏的植被，每当有风刮来，便尘土飞扬。然而，从北城墙向北 5 里以内的这片土地，曾经是元大都的一部分。
西城墙
让我们从西北城角继续向南走。虽然这面城墙比其他三面长度较短，但墩台却有四十四座，其中大部分重建于乾隆末期。西北角楼与第 1 座墩台之间的墙体有修复，但其石碑上没有文字。
第 1 座墩台 年代久远，筑于明朝中期，邻壁修复于乾隆五十年。
第 2 座墩台及其邻壁 外观沧桑，除了临近西直门的部分在 1895 年
得到修缮。
第 3 座墩台 古旧，显然建于明朝。
第 4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四十七年；邻壁可能建于同一时期。
第 5 座墩台 有修复，但碑文不清。邻壁修复于乾隆四十七年。
第 6 座墩台及其邻壁 有修复，但石碑上无铭文。
第 7 座墩台 外观古旧，剥蚀严重。邻壁分两段重修，各有一石碑，但无铭文。
第 8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四十六年。邻壁古旧且有损毁；有一段垛口已坍塌。
第 9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五十二年；邻壁部分有修复。
第 10 座墩台 上部有修复，但下部古旧；邻壁大部分损毁严重。
第 11 座墩台 两侧修复于乾隆四十七年（但正面并未修复）。
第 12 座墩台 年代久远，保存状况不好。
第 13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二十九年。邻壁同。
第 14 座墩台 多处有修复；其中一处根据碑文记载为乾隆四十七年。
第 15 座墩台 主体重建于乾隆五十二年；邻壁也有一些早期的修复。
第 16 座墩台 北侧有修复，但无铭文；邻壁已残破，且无垛口。
第 17 座墩台 部分有修复，但垛口已损毁；邻壁主体经过修缮，石碑铭文不清晰。
平则门城台古朴沧桑。其南面的墙体修复于乾隆五十二年。
平则门以南：
第 1、2、3 座墩台及其邻壁 年代久远，为明朝中期所建。
第 4 座墩台 可能修复于光绪年间，但并无碑文记载。邻壁修复于乾隆五十二年。
第 5 座墩台 两侧有修复；北面有一块无字碑。邻壁一半修复于嘉庆四年，另一半十分古旧。
第 6、7 座墩台 明朝所建。第 7 与第 8 座墩台之间的墙体，于乾隆三十九年部分修缮。
第 8 座墩台 为宽墩台，使用明代薄砖，保存现状较差。邻壁修复于乾隆四十六年。
第 9 座墩台 主体古旧，但北侧转角处曾于乾隆四十六年重修。
第 10 座墩台 古朴沧桑，但邻壁修复于乾隆三十七年。
第 11 座墩台 部分修复，但无碑文。
第 12 座墩台 部分修复，但碑文模糊不清。
第 13、14、15 座墩台及其邻壁 外观古旧。第 14 与第 15 座墩台之间的城壁上很多城砖已经错位。第 15 与第 16 座墩台间的墙体修复于嘉庆二年。
第 16 座墩台 年代久远；邻壁两段重修，分别在乾隆五十一年和嘉庆二年。
第 17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四十七年。邻壁保存现状极差，大量城砖已经剥落。
第 18 座墩台 主体古旧，保护状况不佳，垛口已损毁；其北侧有修复，但石碑无铭文。
第 19 至第 22 座墩台 都极古朴沧桑，可能建于明朝中期，只有少量修复痕迹。
第 23 座墩台 修复于乾隆三十六年，邻壁主体较古老。
第 24 座墩台 年代久远。紧邻它的是一座宽大的墩台，其上建有方形的城楼，连接内城墙与外城墙。这座墩台有修复，根据碑文记载，时间在乾隆四十九年。
西城墙上的修复状况与东城墙的极其接近。包含六座墩台的最南段，是最原始、修复最少的部分（如东城墙的最南段）。这里看上去似乎比北部的墙体更加坚固，可能是由于这段城墙在 15 世纪时新建的，而西城墙的其余部分则是在元大都土城基础上扩建的。虽然西城墙上 18 世纪的修复痕迹不如东城墙那样密布，但仍然构成了现存城墙的主体，并且在时段上通常晚一些，主要修复于乾隆四十七年和五十二年，甚至嘉庆二年。在一些没有精心修复的地方，城墙砖层的维持情况比内城其余三面墙体都糟糕；很多部位已经出现大面积剥落，如果不采取措施阻止，毫无疑问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发展下去。
南城墙
南城墙外侧壁的建筑布局和规模，与东城墙和西城墙非常相似，但由于保护得最好，因而修缮最少。原因在于它并不构成这座都城的城市外轮廓，而仅仅是内城和外城之间的城中界墙；而且应当说明，在中国北方，任何建筑朝南的一面总是比其他方向较少受到风吹雨打。因此理所当然，南城墙外侧壁的明朝遗迹要远多于其他方向的城墙。乾隆时期修复的墙体要比年代更早的墙垣短得多；只有四处碑文记载为 18 世纪，而更晚近的修复不过两三处。
从西南城角至顺治门的所有墩台都显得古朴沧桑；没有任何注明后世修复记录的碑文。
第 4 和第 5 座墩台之间的城墙顶部，有一处小巧的大理石浮雕，底座上盛开一朵莲花，被云朵笼罩着。位于同一面城墙的偏东方向，另有四处与之大同小异的浮雕，它们最初可能是八幅，从而组成一套完整的“八宝”，这是佛教寺庙经常使用的象征性装饰，也是佛教徒和喇嘛的随身饰物。（感谢居住在北京的荷尔斯泰因男爵［Stael van Holstein］给予的宝贵帮助，让我们了解浮雕的实际个数及其象征意义。）它们可能作为一种保佑的符号被用在城墙上，以象征神的力量，这可能与乾隆时期喇嘛教的强劲复兴有关。
顺治门至前门之间有十九座墩台，主要为明朝所建。第 9 和第 10 座墩台之间的城壁有修复，碑文提示时间在嘉庆四年。然而，我们无法对这段墙体进行更细致的考察，因为墙根的空间里挤满了煤棚和类似的障碍物。紧挨前门的是京汉铁路车站的大片建筑；而在前门的另一侧，则是更大的京奉铁路车站，几乎占据了这座雄伟的中央之门与水关之间的全部地盘。这座新开辟的城墙通道东侧壁上，有碑文记载乾隆五十一年曾修复。前门至哈德门之间有十五座墩台；其中一座（水关以西）已被拆除，其他的或多或少都有修复，但大多数的墩台仍然十分沧桑。
从哈德门往西，步行开始变得轻松愉快起来；铁路路基与城墙之间没有了建筑，只有一片茂密的小树林。第 1 座墩台看起来颇新，明显为光绪时期所建；邻壁则显得古旧且剥蚀严重。从第 2 到第 9 座墩台的墙面有许多细微的修复；墩台的转角处和垛口进行过彻底的重修；但它的主体部分仍为明朝所建。第 10 座墩台有修复，根据碑文记载，时间在乾隆四十六年。东便门火车站旁的第 11 座墩台亦被大面积修复。而最后一座墩台由于环城铁路的修筑而被拆毁，因为需要在这里开洞。穿过铁路通道往前的墙面上有一块石碑，据碑文可知这里曾在乾隆三十四年重修。
相比于其他三面城墙，要探查南城墙外侧壁的砖层情况是更困难的，因为墙根前的大片空间已被各种建筑物占据；有车站、弹药库、铁路车间，前门以西还有北京最大的煤市。这些建设无疑与古老的城墙极不协调；它们作为新时代的产物，标志着城墙已失去了防卫的功能，转而逐渐成为一种阻碍。
总的来看，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从城墙和城门的特征还是美感上，铁路及其各种附属建筑对其的破坏要远大于对这些古迹的忽视和维护不周所造成的残缺。
① 亦称敌楼或谯楼，用于城墙上军队驻扎的建筑。——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