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伟大的中国都城不仅包括前两章介绍到的内城，还包括紧临内城南部的“外城”。外城俗称“汉人城”，这已经表明，清朝军队占领这座城市之后，将大多数汉人居民迁往郊区，特别是早已筑起城墙的南郊。中国人称这部分城区为“外城”或“帽子城”，因为它的位置和形状就像主城的一顶帽子。
整体来看，外城十分混杂，这里有拥挤的集市、宽广的乡野和巨大的庙宇；只有在它的北部才有城市的感觉。从内城的三座城门向南延伸出三条主要街道，它们之间的地区人群熙熙攘攘，充斥着现代商业中心的喧闹。
不过，只要你稍微往南走，来到天坛和先农坛之间，或往东、西城墙偏一点，你就会从闹市一下子进入乡村，那里的空气中沉淀着安静的气息，也不受任何嘈杂交通的干扰。如果再往西南或东南方向走下去，房子会越来越少，而旷野越来越多。外城的建筑覆盖不超过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且很多是不起眼的民房。奇怪的是，为什么外城的南城墙要修得这么远？唯一合理的解释恐怕是为了把天坛和先农坛这两处祭祀区囊括在城墙之内。至于外城东西侧墙建设成如今模样，可能是因为原本计划仿照外城南城墙包围南城的形式，从内城的东、西两侧将内城包围起来；但这个工程并未完成，而是东端与内城东南角抱接，西端同内城西南角抱接，并在抱接处形成直角。外城计划最初是如何酝酿、如何根据上谕实施，最后又是如何因财力匮乏不得已放弃的，这些都在《顺天府志》中有所记载。即使其中的数据并不是特别精确，但却完整记录了外城城墙的兴建过程，值得参考。
《顺天府志》在内城的城墙和城门的记载之后，紧接着介绍外城：
嘉靖二十一年，掌都察院毛伯温等言，宜筑外城。二十九年，命筑正阳、崇文、宣武三关厢外城，既而停止。
这段简短的描述之后，还有进一步的补充：
（嘉靖）三十二年，给事中朱伯辰言：“城外居民繁夥，不宜无以圉之。臣尝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环绕如规，周可百二十余里。若仍其旧贯，增卑补薄，培缺续断，可事半而功倍。”乃命相度兴工。闰月丙辰，兵部尚书聂豹等上言：“臣等于本月六日会同掌锦衣卫都督陆炳总督京营戎政，平江伯陈圭协理戎政，侍郎许论督同钦天监监正杨纬等相度。京城外四面宜筑外城约七十余里。自正阳门外东马道口起，经天坛南墙外及李兴王金箔等园地，至荫水巷墙东止，约计九里。转北经神木厂、獐鹿房、小窑口等处，斜接土城旧广禧门基止，约计一十八里。自广禧门起，转北而西至土城小西门旧基，约计一十九里。自小西门起，经三虎桥村东马家庙等处，接土城旧基，包过彰仪门至西南直对新堡北墙止，约计一十五里。自西南旧土城转东，由新堡及黑窑厂经神祇坛南墙外，至正阳门外西马道口止，约计九里。大约南一面计一十八里，东一面计一十七里，北一面势如椅屏，计一十八里，西一面计一十七里，周围共计七十余里。内有旧址堪因者约二十二里，无旧址应新筑者约四十八里。其规制，臣等议得，外城墙基应厚二丈，收顶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上用砖为腰。墙基应垛口五尺，共高二丈三尺。城外取土筑城，因以为濠。”①
根据上述记载，原先计划修筑的外城城墙应该是非常庞大的。如果记载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计划的南城墙将比现在的南城墙东西各再延伸近 3 里（现在的南城墙长仅为 13 里）；而西城墙将与金中都的城墙重合；北城墙将沿用元大都土城墙，但西北角将被截成钝角。因此外城墙与内城墙之间的距离，在北边和南边约 5 里，在西边和东边约 4 里；不过由于它们需要利用旧土墙作为基础，完成后的城墙可能相当的不规则。我们现在很难精确地绘制出规划中的外城墙平面图，毕竟一些地名已然消失，加之中国的测量单位“里”似乎具有一定的弹性。不过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如果能够全面实施，那么这座都城将由三重同心城墙所组成，形成对紫禁城的重重包围。这项工程对于帝国的财政来说，无疑过于庞大和昂贵。《顺天府志》记载了这项工程是如何被缩减的：
（嘉靖三十二年闰月）乙丑，建京师外城兴工，遣成国公朱希忠告太庙，赖谕陈圭、陆炳、许论及工部左侍郎陶尚德、内官监右少监郭晖提督工程，锦衣卫都指挥使朱希孝、指挥佥事刘鲸监督工程，又命吏科左给事中秦梁、浙江道御史董威巡视工程。四月，上又虑工费重大，成功不易，以问嵩等。嵩等乃自诣工所视之，还言宜先筑南面，俟财力裕时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制。所以南面横阔凡二十里，今既止筑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当收结，庶不虚费财力。令拟将见筑正南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并力坚筑，可以刻期完报。其东西北三面，候再计度以闻报允。重城包京城南一面转抱东西角楼止，长二十八里。②
我们注意到，在最后一段的描述中，外城墙的长度不同于之前所述：前文为 18—19 里，而此处为四面各长 20 里，这将使城墙周长达到 80 里，而不是 73 或 74 里。而较大的长度更接近于我们前面所推测的城墙的位置（即如果将 1 里换算为 640 米）。
它同时表明，在这个时期即嘉靖末年，南城墙被修筑到今天的长度，约 13 里，侧墙也直接从南城墙的东、西两端向北修筑——这一切都证明最初的庞大计划已经被大幅缩减，当时（1565 年）从外城墙直接通过两段垂直的短墙分别连接主城墙，从而最终完成这一工程。连接段的城墙长度，西侧为 1 里，东侧为 1.5 里。这样一来，外城墙看上去像主城上一顶方形帽子，所以中国人所称其为“帽子城”。如今外墙全长略大于 27 里，和之前引文中的长度大致相同。
至于城墙的高度和厚度，记载如下：
各高二丈，垛口四尺，基厚二丈，顶收一丈四尺。③
这些数据不是特别准确。例如，城墙的高度与墙基的厚度显然不可能相等；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底部的宽度都达到了高度的两倍。当然，如同内城城墙一样，外城城墙的实际高度和宽度在不同的部位不尽相同，虽然宽度的差异要小于高度。我们只需要对三四处墙体进行测量就足以反映出城墙的大致尺寸：
东北城角附近的北段：外侧高 7.15 米（约 26 尺），内侧高 5.80 米（约 20 尺）。顶宽 10.40 米（约 36 尺）；基厚 13.30 米（约 47 尺）。垛口高 1.72 米，内侧女墙高 1 米。东南城角附近的东段：内外侧均高 5.80 米（约 20 尺），顶宽 10.30 米，基厚 12.40 米。垛口与女墙的高度各处相等。
东城角附近南墙：外侧高 5.80 米；内侧高 5.05 米。顶宽 9.82 米，基厚 12.20 米。
正中的永定门附近的南墙：外侧高 6.18 米，内侧高 5.62 米。顶宽 9.90 米，基厚 11.80 米。
西城墙的尺寸几乎与东城墙相同。
高度是通过基座边缘进行测量的，北侧城墙的墙基大部分可见，但在其他方向上，基座则被沙子所完全或部分掩埋。因此，地面高度的变化并没有对测量结果造成较大影响。东、西、南三面城墙平均高度约为 20 尺，与《顺天府志》记载相同，但北侧的两段短墙则要高出许多。
基厚为 41—47 尺不等，顶宽为 34—36 尺，而我们无法解释中国地方志里对城墙宽度的记载（20 尺和 14 尺），除非它们是印刷错误。
《顺天府志》记载：
内外两城计垛口二万零七百七十二，垛下炮眼共一万二千六百有二。④
这些数字大体上是准确的，尽管我们没有具体去数它们的个数。
据记载，外城城墙修筑完成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六月，但外城的城壕仍未整修完成，其泥土已被用于城墙的修筑。这项工作在五年之后竣工；地方志中记载：
天启元年十月，给事中魏大中报，京城浚濠工竣。……
崇祯己卯二月，内监曹化湻议京城外开河，以通漕粮。自是年三月十九日起至辛巳六月，所开河自土城广渠门起至大通桥。……命内监于跃为河工总理，而以兵部司官轮督班军。共用班军二十三万二千余名，五城两县募夫二万九百余名。兵部侍郎吴甡视工以为劳费无益，且伤地脉，抗疏止之。⑤
不过，这项大型灌溉工程究竟是否实施过仍有疑问；今天看得见的遗迹并不多，除了一段连接东河的沟渠；东河在铁路建成以前，一直发挥着连接大运河与北京城间交通运输的重要功能。
外城城墙的内侧壁
史籍、砖文和碑记共同表明，外城城墙的内侧壁始建于嘉靖（1522—1566）末期，但主体于崇祯年间（1623—1643）重修。内侧壁在这两个时期的建造中都只使用了薄砖（平均尺寸：长 30 厘米，宽 15 厘米，厚 5 厘米）；但在后来 18—19 世纪的修复中使用了我们曾经在内城城墙上见到的大城砖。乾隆和嘉庆年间所制的城砖在南城墙上使用十分普遍，而东城墙和西城墙上则几乎完全是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所生产的薄砖。
我们的考察从东城墙开始，首先经过从主城墙上垂直连接到外城东北角楼的这一小段城墙。墙面几乎完全由薄砖砌成，没有砖文，除了在东便门城台的内侧，有标注为嘉靖年间所制的大城砖。在东便门与东北角之间的墙体上镶嵌有三块大石碑；其中一块的碑文早已风化，但另外两块尚可部分辨识。根据这些文字，主持修复的是一位礼部的曹姓监督，时间为崇祯八年（1635 年）。而这并不是这位官员监督下唯一的修复之处，我们在东城墙和西城墙上还发现了大量相同名字和时期的修缮记载，共计三十余处，这足以证明他的大公无私和奉献精神。而按照中国的常理，他一定受到了政府的大力褒奖，要么就是受到了法律的惩处而赎罪。用作修缮的城砖与最初修筑城墙的薄砖相同，修复的质量也相当好。事实上，东城墙上只有极少数的地方没有使用这种薄砖；它们是在 18—19 世纪初新添的。
东北角的马道下部使用的城砖为明朝中期所制的大城砖，但上部使用的是后来的薄砖。马道和城台保留完好，但角楼已然不存。
城角以南的墙面与前一段墙面相同。一直到沙窝门（即广渠门）的这段墙体上，有五处记载为崇祯八年的碑文，经过后世修缮的只有两三段墙体。沙窝门门楼城台内侧和瓮城有嘉靖年间所制大城砖，但其外侧为乾隆年间重修。
沙窝门至东南角之间的城墙凹凸不平，修复痕迹较多。至少有 13 块石碑提示重修时间为崇祯八年；此外，还有大量使用不同城砖的近期修复，至于那些亟须修缮的地方就不一一详述了。沙窝门以南约 1 公里的墙体现状堪忧，垛口已毁，城墙饱受着风雨的冲刷和战争的破坏。因此这一段城墙上的累累弹痕，见证了近年来在北京城门附近发生的战斗。再往南一些，城墙又变得完整，不过有些不规则，在华美的 18 世纪城楼之下的马道与南城墙相接。
西城墙的情况几乎对应于东城墙，虽然它稍长一点，因为南城墙在西端向南偏斜了。内侧壁的砖层使用的是普通薄砖，且在崇祯八年大范围使用了同样的城砖进行修复。不过墙体上也有后世修葺的痕迹，但很少有标明时间的石碑。第一块石碑在距西南角约 200 米的地方被发现，记载修复完成于嘉庆八年，即 1803 年，使用的是 18 世纪的大城砖。相隔不远处，另有两段特征类似的墙面，但并无碑记。除此之外，西城墙上的其他位置在材料和工艺上差异较小，大部分都建于明朝晚期。
西城墙中间的城门——彰义门（即广安门），有两段修复于乾隆三十一年，但与之相连的墙体年代更早。这座城门与西北角之间，至少有八块普通样式的石碑，记载那位曹姓监督在崇祯八年进行的修复。在京汉铁路的铁道豁口附近，可以发现一个小段建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由大城砖砌筑的墙面，但这是个罕见的例外；这段城墙主体建于明朝晚期，且外观上比东城墙更加规整。总的来说，西城墙的保存状况较好，尽管有的部分垛口已经缺失。西北角楼显然在后世有修缮，时间大概在 18 世纪末。
西城墙北端的一小段短墙有四五处修复，其中两处使用的是 18 世纪所制的大城砖。后世的修复中，最长的一段位于西便门与内城城墙之间，横跨在沟通西城壕与南城壕的沟渠之上。这里的水量与东侧的相比小了许多，城墙下方的通水口几乎不能供任何船只通行，但在城墙内侧建有一座高高的驼峰桥。内外城墙的连接处建有一座方形的箭楼。
外城南城墙的修复痕迹比东城墙或西城墙要多得多。这段城墙，特别是靠近两个城角的部分，重建于乾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而天坛和先农坛南侧的中段墙体，则保留着较多明朝的遗迹。
我们发现，从东南角至天坛东墙的这一小段城墙（不超过 1800 米），至少有 32 块石碑记载了 18 世纪末的整修，其中 7 块为乾隆三十年（1766 年），22 块为乾隆三十一年，2 块为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1 块嘉庆六年（1801 年）。除此之外，还有 3 块指向年代更早的崇祯八年。这些砂岩制成的古老石碑已严重风化，以致难辨碑文。建于明朝的城墙只在南城墙的最东端还保留着很短一段。
在天坛围墙附近的城墙上，可以找到更多的早期遗存。这里的墙面类似东城墙和西城墙，用深色的薄砖砌成，砖缝中灰浆不多，并受到岁月和恶劣天气的双重侵袭。不过也有一些显著的修复；有一长段和一小段（共约 500 米）重建于嘉庆四年（1799 年），而其他部位的修复可能进行于乾隆年间。有四块石碑，其中两块难以辨认，而另外两块似乎记载为乾隆三十年。
天坛背后，可以说是北京城内最荒僻的地方之一了。这条细沙铺成的道路四处凹陷，很少有车辆驶过。道路两侧一到雨季便会积水，导致枣树、蓟、野草旺盛地生长。城墙表面覆盖着绒毛般柔软的苔藓和灰尘，这是岁月和沙尘的共同产物。除此之外，墙面上四处点缀着一丛丛野草，塌陷的城砖之间钻出了茂盛的灌木。垛口大多已经消失；整座城墙散发着腐朽而迷人的气息，与这里的孤寂相得益彰。
走近永定门，这里的城墙的保存现状不佳，且修复的地方更多。有几段重修的墙垣，但都没有碑记。根据墙体表面的碑文，得知城楼的城台重建于乾隆三十一年。
永定门以西的墙体状况也十分糟糕。垛口已无存，城墙的基石被土所覆，这使城墙看上去矮小不少。距离城门 100 米内的墙面重建于光绪十八年（1892 年），紧接着的一小段修复于乾隆五十一年。与之紧邻的墙体几乎已经完全毁坏；部分墙基饱受雨水冲刷，城砖也已经开始剥落。事实上，这段墙体（先农坛背后）基本没有经历后世修复，仅有一段重修于崇祯八年，其他部分都是更早的明朝遗迹。过了先农坛西南角之后，乾隆年间的修复就又多了起来，正如最东端的墙面。从这里一直到西南城角共有 30 块石碑；只有 1 块碑文显示为明末（崇祯八年），其他多属于 18 世纪末：10 块为乾隆三十年，14 块为乾隆三十一年，1 块为乾隆三十六年，1 块为乾隆五十六年，还有 3 块嘉庆八年（1803 年）。似乎南城墙东端和西端的大部分修缮是同时进行的，但奇怪的是，那些修复于乾隆三十年的墙面完全不同于次年修复的：前者只使用最大的城砖，而后者便已停用（可能是为了用于内城城墙而留存起来），而开始使用小型城砖，砌筑工艺与乾隆时期的其他城墙同样坚固。所有修复于 18 世纪的墙体仍然保存较好，而由明朝的曹姓官员主持重修的薄砖已经开始部分风化或脱落，亟须再次修缮。在南城墙的最西端，南西门（即右安门）与西南角之间的墙体主体重建于乾隆三十一年，而这最后 1 公里的墙体也是南城墙上保存最好的一段。
外城城墙的外侧壁
外城墙的外侧壁显然从一开始就比内侧壁更加坚固。此外，城墙外壁之所以保存较好，也因为正如内城墙一样，雨水是通过城墙的内侧壁排走的。外侧壁的砖层不同于内侧壁所使用的薄砖，而是我们之前在主城墙上所看到的那种明代普遍使用的大城砖。墙体的整体做工出色；大部分为最初所建，修复过的墙面相对较短，大多修复于 18 世纪末，除了两三段是在光绪年间。
在外城城墙西北段与内城墙的连接处，有一座简易的矩形箭楼拱卫着。这座箭楼不是很高，但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上，向下可以控制较低的外城城墙，并有效地阻止来自其顶部对内城城墙的进攻。在与这座箭楼对称的位置上，即东北边的内外城墙的连接处曾经也有一座类似的箭楼，但现在已经损毁。这一东一西两段内外城墙的连接部分，为考察城墙建筑材料和工艺差异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这样的考察，也必然令人对内城城墙的营造技术和用料印象深刻。
外侧壁的墙面同内城一样，被墩台分隔成段，所有墩台的尺寸几乎相同，间距约为 200 米。因此，外城墩台的疏密程度与内城的北城墙（它也是完全新建的）十分相似，而在内城的南城墙、东城墙和西城墙上，墩台的间距不及这里的一半。由于墩台的间距很大，外城南墙上的墩台一共只有 30 座，尽管它是北京的城墙中最长的一段；而东城墙和西城墙上也分别只有 14 和 13 座墩台，其中不包括角楼和城门的城台。
我们的考察从西侧的西便门开始。西便门城台正面的墙面修复于乾隆年间，但城台两侧的墙面古老且剥蚀严重。根据碑文记载，西便门以西的墩台修复于乾隆四十一年。邻壁重建于稍晚时期，大概在光绪年间。角楼墩台的北面墙体古旧，包括大量有砖文的城砖：“嘉靖三十年窑户李裕宝造”“嘉靖三十年窑户刘金造”“嘉靖三十年窑户楚祝造”“嘉靖二十年窑户孙馨造”。不过根据碑文记载，城台的南侧重建于嘉庆二年（1797 年）。
从这座角楼向南至西城墙中间的彰义门，墙体没有任何后世修复。许多墙面已经严重风化损毁了，从城砖的砖文中可知，主要建于嘉靖年间。如：“嘉靖三十六年窑户楚琛造”“嘉靖三十六年窑户吴济荣造”“嘉靖二十二年造”“嘉靖三十六年窑户张钦造”“新城砖”“特制城砖”。后两类显示的年代稍晚，大概为乾隆年间重修。又有明朝砖文：“嘉靖二十三年窑户杨佩造”“嘉靖二十年窑户杨玉造”“嘉靖二十二年窑户牛七造”“嘉靖二十年窑户王兴造”“嘉靖三十年窑户吴济荣造”“嘉靖三十二年窑户张楼造”“嘉靖二十八年窑户梁章造”“嘉靖三十二年窑户周雪造”。
彰义门箭楼外侧城台重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有碑记两块，年代相同。从彰义门往南，墙体的状况如同北段。那些大城砖上有许多嘉靖年间的砖文，比如：“嘉靖二十年窑户梁栋造”“嘉靖二十三年窑户周钧造”“嘉靖三十三年窑户周新卢造”“嘉靖三十二年窑户傅典造”。除了这些明朝城砖，还有一些是乾隆年间的砖，表明这段墙体后世有修复；砖文为“新城砖”和“停泥城砖”。
彰义门以南：
第 1 座墩台 可能修复于乾隆年间；嵌有一块字迹不清的石碑。
第 2 座墩台 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嘉庆四年。
第 3 座墩台 建于明朝中期，有砖文：“嘉靖二十二年窑户杨金造”“嘉靖二十九年窑户曹荣造”。
第 4 座墩台 年代久远，仅南侧有修复，但无碑记。在这座墩台及其邻壁上有许多砖文，如：“嘉靖二十年窑户侯六造”“嘉靖二十年窑户常孟阳造”“嘉靖十八年窑户杜充造”“嘉靖二十年窑户常世荣造”“嘉靖二十六年窑户谭德政造”“嘉靖二十四年窑户刘茂造”“万历戊申年窑户蒋大顺造”。还发现一些制于 18 世纪的“新城砖”和“停泥细砖”。
第 5 座墩台 重建于嘉庆二年。邻壁古旧且严重风化，但在下一座墩台之前又有一小段重修于嘉庆二年的墙面。
第 6 座墩台 外观古旧，有嘉靖年间砖文，如：“嘉靖二十六年窑户李充造”。
第 7 座墩台 年代久远，城砖同上；如：“嘉靖十四年窑户李仁造”。根据碑文记载，其后的邻壁部分修复于乾隆五十一年。
第 8 座墩台 年代久远，但邻壁的南侧修复于嘉庆二年。
西南角楼城台的北面和西面古旧，但其南面和东面经过修复。北面的明朝城砖上砖文众多：“嘉靖二十八年窑户王瑞造”；其他窑户的名字还包括：张增盛、胡永正、赵德辅和陆明阳。时间为嘉靖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1549—1550）。
西南城角与南城墙第 1 座墩台之间的墙体，部分修复于乾隆五十三年。
城角与南西门之间的 4 座墩台古旧且破损严重，其中包含不同时期的砖文：“嘉靖二十六年窑户牛充造”“嘉靖二十一年窑户张九造”，另有同一人制于嘉靖二十九年的城砖。墩台间城壁的主体特征和年代基本相同，除了第 2 与第 3 座墩台间（水闸上方）有一小段修复过的墙面，年代为嘉庆二年。
南西门箭楼城台经历重建，在西侧和东侧壁各发现一块标记为乾隆五十一年的石碑。瓮城内部的修筑时间更早。
南西门以东大约 1.5 公里内（包含 6 座墩台）的墙体上部大部分有修复的痕迹，下部的墙体则比较古旧，包含明朝的城砖，如“崇祯□年窑户朱文造”“嘉靖二十六年窑户李尚贵造”。第 3 座墩台嵌有一块乾隆三十一年的碑记，城砖为乾隆年间所制，砖文有“工部桂”“工部永”“工部高”等字样。走过第 6 座墩台，可以看见几段古旧的城墙，其中夹杂着一些短小的重修部分，有两块碑记为嘉庆二年。总的来说，这一带的城墙与中门不太协调。第 7 座墩台主体较为古旧，其中包含嘉靖年间的城砖。根据碑文记载，邻壁修复于嘉庆二年。第 8 座墩台年代也较为久远；墩台与邻壁之上有许多嘉靖年间的城砖；如：“嘉靖三十二年窑户冯大昭造”“嘉靖三十二年窑户林永寿造”。
在经过第 9 座墩台之后，我们发现几处后世的修复，其中一块石碑记载为嘉庆二年。其后是明代所建的墙面，有砖文：“嘉靖三十二年窑户畅纶造”“嘉靖三十二年窑户林永寿造”。
接着又是一小段建于 18 世纪的墙垣，碑文所记为嘉庆二年。根据碑文记载，第 10 座墩台的修复时间与前一段墙体相同。邻壁及第 11 座墩台古朴沧桑。城砖的状况不佳，有嘉靖时期砖文：“嘉靖二十二年窑户孙标造”“嘉靖三十一年窑户宋义造”“嘉靖二十九年窑户陈福造”。临近永定门的墙体曾被修复。
永定门箭楼的外侧城墙和城台重建于乾隆三十一年；其中嵌有两块石碑，记载亦为同一时期。邻壁修复于乾隆四十七年，情况类似城楼西侧的墙面。
永定门以东：
第 1 座墩台 外观古旧。有砖文：“嘉靖三十二年窑户傅和造”“嘉靖三十二年窑户赵丰玉造”。
第 2 座墩台 特征同上。有砖文：“嘉靖二十三年通和窑窑户吴矩造”。
第 3 座墩台 特征同上。砖文记载为同一时期，如：“嘉靖二十二年通和窑窑户李经造”。
第 4 座墩台 特征同上。砖文类似：“嘉靖三十二年通和窑窑户李林造”。
第 5 座墩台 根据碑文记载，修复于乾隆四十七年，但从其中发现的嘉靖砖文看来，主体还是采用旧城砖。
第 6 座墩台 年代久远；墙体由普通的嘉靖城砖筑成，有砖文：“嘉靖二十二年窑户高尚义造”。
第 7 座墩台 特征同上。有砖文：“嘉靖三十六年窑户张钦造”“嘉靖二十九年窑户薛香造”“万历三十五年窑户陈昌造”。最后这条砖文表明，这段城墙直到万历末年才修好，或者在那个时期曾重修。我们认为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容易接受。
第 8 座墩台 古朴沧桑，使用普通大城砖，有砖文：“嘉靖三十二年窑户陆明阳造”。
第 9 座墩台 由于京津铁路在此穿过而被拆毁。邻壁的东部年代久远，风化严重。一直走到东南门（礓礤门⑥），我们没有发现这段城墙有后世修复的痕迹。这段墙体的城砖都为嘉靖年间所制；有砖文：“嘉靖三十一年窑户常增造”“嘉靖二十三年窑户吴昌培造”“嘉靖三十二年通和窑窑户陈贵造”“嘉靖二十一年窑户李林造”“嘉靖三十年窑户张孟昭造”。
铁路通道至礓礤门的这段墙面有 5 座墩台，但城门至角楼之间只有 1 座，因此永定门以东一共有 15 座墩台，与永定门以西的墩台数量相等。外城南墙是北京城最长的一段城墙；它的长度超过 7800 米，如果不是因为东城墙的南段向内弯折，致使城墙在东南方向上被切掉了一个角，南城墙还会再长二三百米。东南门与东南角楼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城门城墙和箭楼城台在乾隆三十一年重建，但城门至角楼的这段墙体年代久远，其中包含一座墩台；有砖文为“嘉靖二十四年”的城砖。
角楼城台年久失修，风化严重。发现大量砖文，如：“嘉靖二十四年窑户万瑞造”“嘉靖二十六年窑户吴鲧造”“嘉靖十五年工顺窑窑户任经造”“嘉靖十八年窑户孙龙造”。可以看出，这里的砖文标明的时间多数早于城墙上的，这似乎表明城墙的修筑是从角楼开始的。
与西城墙类似，东城墙的修复比南城墙少。除了几段短墙（下文将说明），墙体使用的均为嘉靖年间的大城砖，有大量砖文：“嘉靖三十二年窑户张钦造”“嘉靖三十一年窑户孙文葛造”“嘉靖二十四年窑户吴良培造”“嘉靖二十四年窑户杨中矩造”“嘉靖二十二年窑户林永寿造”“嘉靖三十四年窑户赵义造”“嘉靖三十三年窑户蒋月造”“嘉靖三十二年窑户吴矩造”。
显然，嘉靖年间不乏“窑户”，而城砖的烧造很可能比后来更被视为一项个人技艺。没有哪个时期能够呈现这么多造砖者的姓名，而中国自嘉靖之后是否生产过更好的城砖，颇值得怀疑。
连接第 6 座墩台两端的两小段墙体，并非嘉庆时期所建，根据碑文记载，为乾隆三十一年重建。这些城砖都没有标明造砖者的姓名，仅记载了督造官，即工部永和工部桂。看来在这两个世纪之中，造砖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个体特征，而更多地体现着帝国的权力。
走过这段城墙，嘉靖时重修的城壁又开始出现了，不过在第 7 座墩台附近又一次出现了 18 世纪的修复，根据碑文记载，时间为嘉庆二年。紧跟其后的又是一小段明朝墙垣。第 7 座墩台为重建，碑记字迹难辨（乾隆或嘉庆年间）。邻壁修复于嘉庆七年。第 8 座墩台年代久远，使用的是嘉靖城砖，有砖文：“嘉靖三十六年窑户楚吴滨造”。从这里至沙窝门的墙段，包括第 9 和第 10 座墩台都古朴沧桑，使用嘉靖城砖，其中大多数砖文如前所述。
瓮城外侧墙壁和沙窝门城台，如同外城其他城门的相同部位，重建于乾隆三十一年。这一部分墙面砖砌较新，与城门两侧备受侵蚀的墙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沙窝门以北的前两座墩台及其邻壁为明朝所建，但第 3 座墩台重建于乾隆三十一年。邻壁似乎于同一时期修复；嵌有无字石碑。第 4 座墩台年代久远，顶部毁坏。角楼墩台也残破不堪，角楼已无存。
从角楼至东便门之间的城墙，包含两座墩台，重建于乾隆三十一年。同一时期的石碑镶嵌在城门附近；城砖为乾隆年间广泛使用的款式，砖文有“工部监督桂”“工部监督永”的字样。瓮城墙垣建于同一时期，但另一侧的墙面上保留着早期的材料和工艺。
外城近郊与城内非常相似——开阔而平坦的沙地上散布着粮田、环绕着树木的小房子和寺庙。你甚至会怀疑，为什么城墙会建在现在这个地方？事实上，城墙之外（城门关厢附近）比城墙以内聚集了更多的房屋，拥有更密集的交通以及更多的城市活动。也许是因为这里的生活更经济、更自由吧。外城东南角有几处水源充足的地方，池塘和运河的岸边生长着茂密的芦苇和垂柳，风景如画。往西去，郊野中水渐渐变少，但在一些地方较好地保留着柏树和椿树，总体而言，比起城北的苍凉荒芜，这里给人的感觉要好得多。
① 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京师志一·明故城考》。
② 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京师志一·明故城考》。
③ 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京师志一·明故城考》。
④ 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京师志一·明故城考》。
⑤ 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京师志一·明故城考》。
⑥ 正式名称为左安门。——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