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脚手架在中国和日本都十分常用。在日本，我曾目睹一座木塔的建造过程，这样的脚手架被搭到令人眩晕的高度。那里的传统工艺比中国保存得更好，木构建筑仍然流行，保持着纯粹的形式和坚固的结构。可惜的是，这类建筑在中国北方变得越来越少（部分原因是木材稀缺），但在一些重建的城门上还可以找到，但它们复杂的木质斗拱已经丧失了结构的作用，成为一种装饰配件。
图 25 改建前的前门箭楼正面
图 26 改建前的前门箭楼平面图
图 27 改建前的前门箭楼侧面
图 28 正阳门城楼正面
图 29 正阳门城楼平面图
新建的前门城楼上所使用的斗拱系统十分庞大，至少有五铺，但似乎没有多少承载强度。斗拱的臂很细，并以一种松散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与宋朝以前粗壮坚固的斗拱相比，这种巨大的差异显示出中国建筑后期的发展趋势。前门城楼无疑是北京在 20 世纪中运用传统工艺重修的最重要的建筑，虽然它并不是乾隆时期以来修复的唯一大型建筑。其他的城楼、宫殿、庙宇随后也有重建，但它们的规模都远不如前门城楼。城楼面阔 41 米，进深 21 米，纵墙长 36.7 米，山墙宽 16.5 米。城楼通高 42 米，其中城台之上高 27.3 米。结构框架如常规城门，由三圈立柱与纵横的梁枋搭接而成，斗拱和檩条支撑着椽条。中间的一圈立柱仍嵌入墙体内部，而最外圈和最内圈的立柱则用方形抱柱进行了加固。城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因此巨大屋顶的坡度似乎比其他城楼的和缓。必须承认的是，虽然整座城楼规模巨大，但对增强建筑效果却没有太大的作用。较小的城楼通常显得更匀称，与城墙的比例关系也更加协调。
前门建筑群中最漂亮的当属城楼两侧黄色屋顶的庙宇。东为观音庙，西为关帝庙，它们是北京许多城门和公共建筑的守护神，尤其是关帝庙更为北京人所熟知。与这座寺庙有关的历史记载和习俗是许多作家描写的对象（R. F. Johnston，“The Cult of Military Heroes in China，in the New China Review，1921）。我只记得，皇帝在进出前门的时候，会经常在关帝庙祭拜，而这里供奉着锦袍和帽子，以纪念关公，“三界伏魔大帝”是这位伟大英雄的封号。直到今天，这座寺庙仍然被北京的富贵人家频繁造访，特别是那些家境优渥但声誉不佳的女性，来到这里，对着关公烧香磕头。寺庙庭院内有许多大石碑和参天大树，这里常有身着刺绣丝绸华服的人穿梭其间，但就在寺院外的大香炉周围，却聚着一群向正在祭拜关帝的善人们寻求恩赐的乞丐。寺庙建筑的历史应该不过百年，得到了较好的修缮，绿树包围之下，黄色的屋顶与汉白玉石碑相互映衬，完全融合在灰墙的背景之中，构成一幅迷人的景致。
毗邻城墙的城门两侧，是位于两条铁路线旁的候车室。其建筑样式十分传统，带有拱券式的大屋顶和开放的柱廊，将城楼与突兀的西式火车站联系起来。它们之间的开放空间——过去瓮城内的区域——十分荒凉，路两边拉着铁链，两只孤独的石狮彼此遥望，新生的树木显得萎靡不振。广场上唯一活动的生命是一些邋遢的乞丐和游手好闲的流浪汉，栏杆恰好将他们与汽车和人力车隔开，于是他们便在通道中间长住下来。箭楼城台下深邃的券门如今已没有人从中穿过，于是这里就成了乞丐们遮风避雨的场所，而城门外繁忙的商业街则恰好为他们带来行乞的机会。在我所看到的北京城的乞丐和流浪汉中，这里是最丑陋肮脏的，而这就是前门古老门洞之下最真实的情形。
箭楼以南的区域是北京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狭窄肮脏的护城河并没有太大的水量，一座很宽的石桥横跨其上，形成一个方形的开放空间。它被铁链和石墩划分为四条通道，分别向南、东和西三面延伸，到达外城最重要的商业区。站在箭楼上俯瞰前门大街，北京城中最美丽有趣的景象便尽收眼底，婆娑的垂柳和古老的木牌楼形成了一幅优美的画卷。这里的交通忙碌而繁杂：手推车、人力车、骡子和骆驼商队，与汽车和自行车混杂在一起——古老的秩序正逐渐被嘈杂和机械化的时代打破。
北城墙上的城门
在北城墙上的两座城门之中，安定门相比之下更加广为人知，也更加重要。它是一条南北向长街的交通枢纽，其南段称莫里森大街（原名王府井大街），北段称安定门大街。安定门毗邻孔庙、雍和宫，它们可能至今仍是北京城中最大的庙院。这里的交通相当繁忙，不过出入城门的主力是运输煤炭的队伍和士兵，营房在城门外不远处，此外偶尔还能遇到喇嘛和前来参观拜谒雍和宫的蒙古朋友。
城门的原初结构已经被环城铁路打破，铁路线穿门而过。瓮城被部分拆除，但箭楼两侧仍然留有部分弧形的瓮城墙，从北面望去，外观完整而壮观。与周围环境最不协调的应属一座两层的半西式值房，墙面抹灰，山墙略带弯曲。高耸的箭楼从敦厚平整的城台上拔地而起，朴素的砖壁上辟有四排箭窗，并有重檐屋顶挑出。箭楼前的护城河十分宽阔，水面倒映着箭楼伟岸的英姿，画面极为壮美。遗存的瓮城月墙和城台建于明朝中叶，但箭楼应该是后来所建，可能重建于乾隆年间，因为其他许多防御性门楼都在当时有修复；不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曾被枪炮损毁，1861 年再次大规模整修。在条约签订以前，联军曾一直占据这座城门。
安定门城楼显得更为古旧。垂脊和中间的平坐已经开始断裂；一些立柱已经开裂并用铁箍加固，城楼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土，其本色仅隐约可见；雨季过后，杂草灌木便从松散的瓦片之间生长出来。其实这座城楼，比起南城墙上华丽的新城楼，与饱受风雨侵蚀的城墙之间更显和谐。
安定门城楼的规制与东直门和西直门十分相近；只是城楼在比例上略宽。城楼纵墙长 26.4 米，山墙宽 11.5 米，面阔七间（31 米），进深五间（16 米）。城台之上部分高约 22 米。墙体的厚度以及靠近墙外侧的中间层立柱的结构形式与东直门相同，而其他细节也极为相似，这似乎表明这两座城楼建于同一时期，可能为乾隆年间所建。由于木构建筑在北京容易损坏，它们很可能经历了后世修复。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找到与这两座城楼有关的日期记载。
由于瓮城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坏并有铁路穿过，其内部的景象令人十分失望。瓮城残墙端部的处理手法与东城墙的两座城门相同，都是通过一组加栏杆的台阶迂回而上，中间隔有平台；这种纤巧细致的风格与古朴简单的城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幸运的是，在瓮城的后部仍残存着一些古建筑和树木，并将人们的视线从那些现代罪行上转移开。箭楼城台的墙根下有一座小真武庙。这是个有着田园般景致的小地方，有六间独立的寺阁，小径围绕着庭院，院中的大香炉和大理石碑笼罩在墨绿色的椿树下。安定门一带尽是荒芜的沙质原野和小土屋，而这座庙宇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图 30 安定门城楼平面图
德胜门位于北城墙西端，城墙在此向西南方向转折。这里仍保持着十分静谧的氛围，不受任何现代化的干扰；通向城门的街道两旁种植着高大的古树，林立着古朴的老式店铺，但临近城门，画面立刻变得令人扫兴：没有了开放柱廊和三重飞檐的城楼，仅存一座略高于城墙的平坦城台及硕大的券洞。北京政府认为城楼年久失修，于 1921 年将其全部拆除。直到 1922 年夏天，大部分的建筑材料还堆积在城台之上；就我所见，无论是柱或梁其实都并未腐朽。城楼的柱础和墙基仍在，这为我们绘制平面图提供了依据。这座城楼略大于安定门；山墙宽 12 米，纵墙长 31.5 米，进深 16.6 米，面阔 27 米。城门券洞出奇地高大；它近乎达到城台的顶部边缘，加之城楼缺失，更显得格外高大。
穿过门洞，眼前展现的是一幅有趣得多的画面。事实上，德胜门瓮城已被穿过这里的铁路破坏，并由栅栏和低矮的藩篱隔开，如同安定门那样；但这里比起其他被破坏的瓮城而言，还是保留了较多的古老遗迹。这主要是因为两侧残余的瓮城月墙较长，而铁路的蔽墙顺着月墙端头的台地渐次收尾，与月墙之间只能容下一条道路穿过。因此，城门的道路并没有直接穿过箭楼，而是分成左右两条环绕瓮城的支路，并在箭楼前的护城河桥上交汇。瓮城内的后部仍然是一个相对孤立、封闭的空间，那里几乎不受任何现代方式的改变；而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寺庙以及门前茂密的椿树，使这里变得十分迷人。树丛灌木隐蔽着之字形的台阶和瓮城残垣的雉堞；难怪在古老的寺庙前的树荫下，聚集着食品摊贩、赶驴人、剃头匠及他们形形色色的顾客。没有哪座城门可以与德胜门相媲美，美好的自然景致和静谧的乡村意境在这里融为一体。这座城门的真武庙比其他城门的都大，钟楼和鼓楼分立于庙内正门两侧，同时还有几座建筑和道士的住所；不过，我怀疑这里并不经常用于宗教活动。我上次造访时，看见一两座精致的小屋里堆满了正在分拣的棉花，有的地里还种着白菜和土豆。
德胜门箭楼的规模和结构都较为普通，显然在近二三十年有所修复。箭楼的砖墙蒙上了一层灰色，与之下古朴的城台对比强烈。箭楼下部的墙体无疑建于嘉靖或万历年间，但与之相连的主墙则在乾隆年间有修复。箭楼前面的古老石桥已经逐渐坍塌，护城河的岸线也开始变得参差不齐，如果不是那座孤零零的值房，从墙脚的角度看过去，箭楼还是十分气势恢宏的。
德胜门瓮城中两条铁路之间有一座小亭子令人好奇。亭子的中间是一座高大的石碑，镌有乾隆帝在嘉庆二年（1797 年）创作的一首诗。⑥当时，这位太上皇特意为这座城门题名“德胜门”（正义胜利之门），并表示他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保护他的臣民不受任何侵犯。
图 31 德胜门城楼平面图
① 应为“休门”。上下文提及的“景门”“死门”“休门”“生门”“伤门”“杜门”“惊门”“开门”对应的是古代奇门遁甲中所述的八门。作者的阐述多仅基于字面含义。
② 应为“伤门”。
③ 即崇文门西顺城街。——译者
④ 北京皇城的正南门，明代称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时期改名为中华门，原址在正阳门北侧。1952 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拆除，1976 年在其原址修建毛主席纪念堂。
⑤ 原文中为“south-east and south-west comers”，根据插图所展现的平面格局，此处可能为笔误。——译者
⑥ 英文原文为“in his 62nd year（1797）”，乾隆帝登基的第六十二个年头，即乾隆成为太上皇的嘉庆二年。不过另有观点认为，此处提到的诗应为 1779 年所立祈雪碑上的题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