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城的所有伟大建筑中，没有能与那壮丽恢宏的内城城墙相媲美的。乍一看，它们可能不如宫殿、庙宇或商铺那样吸引眼球，毕竟这些建筑都有着靓丽的色彩和细致复杂的木结构，或立在古街两旁，或藏于墙垣之后；不过，当你逐渐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辽阔，沉稳雄壮，有一种睥睨四邻的气魄和韵律。对陌生人而言，它们在水平线上的极简和连续性显得有些单调无趣，但细细体会你会发现，它们在材料和工艺上的富于变化，是对过去的重要见证。城墙朴素的灰色表面历经岁月的磨损，受到树根的挤压而开裂或隆起，或被滴水侵蚀，一次次历经修复和重建；即便如此，城墙整体还是延续着统一的风格。每隔一定距离，城墙的外壁就会凸起宽窄不一的坚固墩台，强化了城墙连续的节奏。在城墙的内壁，各部分之间极不平整的接缝以及受到雨水和树根侵蚀而产生的变形，使这种流动的节奏变得缓慢而不规则。在城门的位置上，双重城楼屹立于绵延的水平垛墙之上，其中巍峨高耸的城楼就像高台上的雄伟殿阁，使这种缓慢的节奏突然加快，并冲向高潮。那些气势恢宏的角楼则构成了整个乐章中最壮丽的休止符。不幸的是，它们之中只有两座得以存世。①
当然，城墙的面貌随着季节、时间、天气和视角的变化而改变。从远处看，它们呈一条连续不断的实线，其间点缀着高耸的城楼，在温暖的季节里，顶部茂盛的树丛和灌木为城墙添了几分生机。十月清朗的早晨是最美的，尤其当你向西远眺，西山的深绿色衬托着纯净无瑕的蓝天，这画面简直美不胜收。凡是在北京的城墙上饱览过完美的秋日景象的人，没有谁能忘记那明媚的日光、清晰的细节、所有和谐交织的色彩！不过走到近处，城墙的吸引力就大大减弱了，因为有三面城墙的周围都充满了煤棚和各种肮脏的仓库，更不要说那些令人厌恶的简易搭盖和垃圾堆了。当然，墙根下也有绵延的护城河和低垂的柳条，以及城墙和护城河之间广植的椿树和槐树。春天到那儿去是最好不过的了，那时，嫩绿的柳枝随风摇曳，好似一扇透明的窗帘，倒映在明镜般的河水中；或者稍晚一点，槐花开满枝头，散发出迷人的芬芳，充满整个空气。如果你善于发现，总能在古城墙附近找到绝佳的创作题材。
顺着斜坡（中国人称之为“登城马道”，因为他们可以骑马而上）登上城墙顶部，你就来到这处充满趣味、全世界最适合漫步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逛上几个小时，饱览北京城的全景：黄色屋顶隐藏在茂密绿叶之间闪闪发光的宫苑和庙宇，覆以蓝绿琉璃瓦的华丽宅邸，带有开放柱廊的红色屋宇，百年古树下的灰色小茅屋，商铺林立、伫立着色彩明丽牌楼的生机勃勃的街道，以及一块块有牧童放羊的空地——所有这些景象都映入你的眼帘，它们就在你的脚下。只有那些现代建筑或半西式建筑敢从城墙上探出头来，看上去就像傲慢的入侵者，破坏了这幅画面的和谐，蔑视城墙的庇护……它们正在迅速地扩张。如此这般庄严神圣、风景如画的美丽都城还会延续多少年？每年还将有多少精心雕饰的商铺和牌楼遭到毁坏？还会有多少古老宅院带着装点着假山凉亭花园一起将被夷为平地，以便为三四层的半西式砖造建筑腾出位置？还有多少旧街道将被拓宽，多少壮美的皇城城墙将被推倒，为了给有轨电车让道？古老的北京城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逝着。它已不再是帝都，不再有一届政府试图保护其最珍贵和最值得骄傲的古迹。中国已经成为“民国”，还有谁去关心那些已然逝去的荣光？
如果对北京城墙进行必要的探查，使它们沉默的证词成为语言，它们无疑会讲述一个比任何记录这座都城的文字都有趣而完美的故事。它们是一部用土石写就的编年史，其间经历了反复的修改和增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从它诞生之初直到清末，北京城的变迁和沧桑。几乎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在城墙上留下了印迹——战争时的摧残与和平时的建设，腐朽的政府与勤勉的政府，懈怠的官员与积极的官员，衰败的年代与繁荣的年代，此外还有那些以各种不同方式参与这座引人注目的防御工事的人们留下的痕迹。在这道长达 14 英里、环绕着伟大首都的城墙上，镌刻着这里几百年的时光和人类奋斗的痕迹，如果要解释这一切，就需要用铁锹挖开泥土并打通几处城墙一探究竟，而这在北京现有的条件下是不现实的。或许有一天，这座中国都城将展开考古发掘，但在那到来之前，我们只能观察这些古迹的外观，并从古籍史料中寻找早期历史的记载。让我们先从《顺天府志》中的简要记载开始，然后再考察它们的现状。
《顺天府志》卷一的按语部分有这样一段简单的描述：
明初缩城之北面，而元之规制以改。永乐中重拓南城，又非复明初之旧矣。②（也就是说，在更南面加筑城墙以达到扩建的目的。）
在该书的卷二中则有了更多这些变化是怎样实现的细节描述：
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又令指挥张焕计度故元皇城，周围一千二百六丈。又令指挥叶国珍计度南城，周围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南城故金时旧基也，改元都安贞门为安定门，健德门为德胜门。旧土城周围六十里，克复后以城围太广，乃减其东西迤北之半。创包砖甓，周围四十里，其东南西三面各高三丈有余，上阔二丈，北面高四丈有奇，阔五丈。濠池各深阔不等，深至一丈有奇，阔至十八丈有奇。城为门九：南三门，正南曰丽正，左曰文明，右曰顺承；北二门，左曰安定，右曰德胜；东二门，东南曰齐化，东北曰崇仁；西二门，西南曰平则，西北曰和义。各门仍建月城外门十座。③（其实应该是十座城门而非九座，因为正南的丽正门有二外门。）
这就是 14 世纪末，也就是明洪武年间，这座城市尚未成为明朝都城、还是北平时的城市边界及其城墙情况。在东、西、南三面，土墙似乎已经包上了砖，但它们当时的厚度只有现在的一半，且比现在的低矮。北面的新城墙也未必比其他城墙更坚固厚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北墙是后建的，这一点在下文会给予说明。
当时的北平绝不是一座安全的城市，更不适合作为首都；蒙古人在中国北方的势力依然强盛，朱元璋的将士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才夺取了这座城市。明太祖一开始将南京作为首都，实在是军事上的不得已之举，直到半个世纪后，盘踞在中国北方负隅顽抗的蒙古人才被彻底击退。中国的史籍简要地记载了北平是如何逐渐成为首都的：
（永乐元年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其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中都之制，立为京都。”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④
（永乐）四年闰七月，建北京宫殿，修城垣。十七年十一月，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⑤
最后一句话似乎是指在城南增加的城墙长度为 15 里。如果我们减去南墙 11.64 里的长度，剩下的 3.46 里对应到东西城墙上则各约 1.75 里，按照这个距离推算下来的元大都南城墙的位置与我们之前论证的位置大体一致。由此可见，它和北京目前的南墙之间的距离当在 1.5—1.75 里之间。
上述关于扩建南城的描述中，与《顺天府志》卷一中另一处记载相悖：
永乐十五年，营建北京宫殿。十五年，拓其城之南面，共周围四十里。⑥
如果这个时间是准确的，那么城市的南扩并没有在永乐时期完成，而是直到他去世八年之后。⑦但事实并非如此；多方面的证据表明，城墙的建设在永乐年间得到了大力推进。一位来自哈沙鲁（Shah Rukh）的阿拉伯使者留下了一份极有趣的记录，他在 1420 年来到北京：
（回历 823 年）祖勒希扎月 8 日（12 月 14 日），他们起了个早，天还没亮时抵达北京城门。北京是一座很雄伟的城市，城池四边各长一法儿珊，共长四法儿珊。在城池周围，由于实际上仍在兴建，有用十万根各长五十腕尺的竹竿搭成的架子。⑧
《明史·地理志》记载：
永乐四年闰七月诏建北京宫殿，修城垣。十九年正月告成。⑨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它们于 1437 年（正统二年）才被包上城砖。这是否是砖砌城墙第一次出现，抑或是已有先例？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获取比中国的编年史更详细的信息，不过至少可以确定，在明正统之前，尚未正式以砖包甃城墙。当然，永乐年间也可能使用砖层用于夯土、石灰和砾石等内部材料的加固，但城墙外部出现规则的砖块则是后来的事情。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存的砖石结构的城墙中，能找到的款识最早的城砖制于成化年间（1466—1487）。
《顺天府志》中的一段模糊的描述暗示了包砖工程：
正统元年十月，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青、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四年四月，修造京师门楼城壕桥闸完。正阳门正楼一，月城中左右楼各一；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月城楼一。各门外立碑楼，城四隅立角楼。又深其濠，两涯悉甃以砖石。九门旧有木桥，今悉撤之易以石。两桥之间各有水闸，濠水自城西北隅环城而东，历九桥九闸，从城东南隅流出大通桥而去。正统二年正月兴工，至是始毕。⑩
这两个一前一后的时间点，晚的在前，早的在后，且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实在令人困惑。 也许护城河、运河和桥梁的开凿和建设最早，其后是城墙、城门和角楼，也或许这些不同部分的工作同时进行的。所有这些完工大约花了十二年时间（1437—1449） ，并且由于参与人数似乎非常庞大，他们完成的这项工程注定相当可观。
只有假设这些三十多年前 建造的城墙并没有完全完工并包砖，关于对城墙进行修复或加固的描述似乎才变得能够解释。那个时段并没有爆发危及城墙的战争或动乱，也没有出现足以影响这些永乐时期修筑的城墙的自然灾害。正常情况下，城墙能够维持几个世纪，而非短短几十年。新城墙建成后又迅速进行大规模的修筑，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最初的工程并没有完全竣工。可能城墙表面尚未包甃；再次整修后的城墙更坚固也更美观了。因此，在明朝正统时期，北京城墙第一次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宏伟壮观的模样。
与加筑砖层相比，城楼和角楼的整修工程同样重要。至少有四座城门（东西城墙上各两座）还保持着元大都时期的模样，而新的南城墙上的城楼显然没有完工。当时，所有瓮城都已建成；每座城门设有外侧的供弓箭手使用的箭楼，以及内侧的供鼓手使用的城楼，后者的目的在于战时鼓舞士气，并以激昂的鼓声击退敌人。正中的南门比其他城门更大，配有三座箭楼，而不是一座。可惜的是，正如城门上许多其他设施一样，这些箭楼已经被改建了，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可以通过仅存的两座角楼的命运来说明这一点。
除了城墙和城门，修整护城河和桥梁的工程似乎也十分庞大。护城河的石桥和石堤对于包砖的城墙来说确有必要，但它们的衰败比城墙的其他部分更严重，却无人在意。护城河在一些地方变成了臭水沟，在另一些地方又是一潭死水。现在的供水量比过去大大减少，也不均衡；它缺乏合理的监管，因为在铁路建成以后，护城河已经失去了作为水路的实际用途。城墙下面那些至今仍然可以看到的水闸，现主要被用于城市的排水系统，闸门处时常堵满淤塞。只有东面的水量较为充足，我们在东南城角找到了上文中提到过的那座桥，它有着精美雕刻的桥栏和虎头拱顶。这座大通桥依然有着水闸，用于调节通惠河 的水量。
城门的修复工程完工之后，一些城门被官方重新命名。正南方曾经的“丽正门”被改为“正阳门”，这也是现在的正式名称，但它通常被人们称作“前门”。其西的“顺治门” 改为“宣武门”，但它的旧名更为人们所熟知。南城墙东侧的“文明门”被改为“崇文门”——也可以说是为了平衡“宣武门”——也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哈德门”。东城墙南侧的“齐化门”改为“朝阳门”，但人们更普遍使用的是它原来的名字，就像西城墙南侧的“平则门”，人们并不习惯它的新名字“阜成门”。其他四座城门，即“西直门”“东直门”“安定门”和“德胜门”没有更名，而仍然作为正式名称使用。
有关完工后的明城墙的长度，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在上文中曾指出有 40 里，而明朝工部也给出了同样的数字：
永乐中定都北京，建筑北京，周围四十里。
《明史·地理志》记载：
皇城之外曰京城，周四十五里。
然而，这些说法都不准确；城墙的实际长度在 41—42 里之间——经过严格的测量，为 41.26 里，即 23.55 公里 。城墙的平面并不是文献中所说的正方形；城墙的东西方向长，南北方向短，并且城墙的西北角是斜切的。根据目前最精准的测量，城墙各段的具体长度如下：南段长 6690 米，约 11.64 里；北段长 6790 米，约 11.81 里；东段长 5330 米，约 9.27 里；西段长 4910 米，约 8.54 里。
对于城墙的高度和宽度，在不同文献中也有不同的记载，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城墙的不同位置差异确实很大。《顺天府志》中记载：
下石上砖，共高三丈五尺五寸，堞高五尺八寸，址厚六丈二尺，顶阔五丈。设门九，门楼如之，角楼四，墩台一百七十二。旗炮房九所，堆拨房一百三十五所，储火药房九十六所。雉堞一万一千三十八，炮窗二千一百有八。
如今我们不可能准确地测出城墙的高度，因为每走几步城墙的高度都有所变化，这不仅是损毁和修复的结果，也是因为城墙下土质的变化所引起的；在很多地方都无法确定墙基的确切位置或高度。当然，我们会选择那些水平面没有改变或变化极小的位置进行测量，但即使这样，测量的结果也不过是近似值。测量城墙底部厚度时也一样；它们只是近似值，由城墙顶部的厚度和城墙表面的斜率计算得来（如图 3 所示）。我们没有办法利用工具穿透城墙进行测量。唯一能够准确测量的（在一两寸误差范围内）是城墙顶部垛口与女墙之间的宽度。根据现有的遗存，我们可以得到四面城墙大致准确的平均高度：
南城墙，在水关门以东：内外侧均高 10.72 米，顶部宽 15.20 米，底部厚 18.48 米。在以东的哈德门附近，高度一致，但厚度略窄，即顶部 14. 80 米，底部 18.08 米。在以西的顺治门附近：外侧高 11.05 米，内侧高 10.15 米；顶部宽 14.08 米，底部厚 18.40 米。
东城墙，在东直门至齐化门之间：外侧高 11.10 米，内侧高 10.70 米；顶部宽 11.30 米，底部厚 16.90 米。在齐化门以北：外侧高 11.40 米，内侧高 10.48 米；顶部宽 12.30 米，底部厚 18.10 米。（由于雨水侵蚀，此处城墙的顶部下沉，形成孔洞）。
西城墙，在平则门以南：外侧高 10.30 米，内侧高 10.10 米；顶部宽 11.50 米，底部厚 14.80 米。平则门附近的西墙：外侧高 10.50 米，内侧高 9.40 米；顶部宽 11.30 米，底部厚 15.20 米。在平则门至西直门之间：外侧高 10.95 米，内侧高 10.40 米；顶部宽 14.00 米，底部厚 17.40 米。
图 3 内城西墙上平则门以南的两段墙体剖面图
北城墙，在东北角楼附近：外侧高 11.92 米，内侧高 9.20 米；顶部宽 17.60 米，底部厚 22.85 米。在安定门以东：外侧高 11.90 米，内侧高 10.40 米；顶部宽 17.63 米，底部厚 21.72 米。在德胜门至西北角楼之间：外侧高 11.60 米，内侧高 11.00 米；顶部宽 19.50 米，底部厚 24.00 米。
南城墙顶部均宽约 15 米；外侧均高约 10.70 米，内侧略低几厘米。
东城墙顶部均宽约 12 米或略窄；外侧均高约 11 米，内侧略低近 0.5 米。
西城墙顶部均宽约 11.50 米，外侧均高约 10.40 米，内侧略低几十厘米。
北城墙顶部宽度介于 17.60—19.50 米；外侧高度介于 11.50—11.93 米，内侧高度介于 9.20—11 米。
由此看来，东西城墙在高度和厚度上几乎相同，虽然西城墙整体略微偏厚、偏低。它们有可能是建在元大都城墙的基础上的，尽管这一推论尚不肯定。
南城墙比东西城墙厚 3 米（或者更多一些），但高度上大致相同。北城墙比南城厚 3—4 米，且其墙体正面的倾斜度远大于其他三面城墙。可见，新建的城墙比那些在旧的基础上建造的城墙更厚更结实，并且我认为，城墙厚度的增加（从南城墙到北城墙）也可以反映出城墙建设周期的先后。东西城墙可能是在既有元大都土城墙的基础上，通过增高加厚等方法扩建的结果。而新的南城墙则大部分建于永乐时期，并在后来包筑了外砖。而此时的北城墙可能仍处于其 15 世纪末的初始状态，即比现在要低得多且薄得多，而很可能直到 16 世纪初，其被筑以城砖之后，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我们无法考察城墙内部的构造，但是从那些曾经目睹前门侧门开凿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略知一二。据说，城墙内部由夯土层、沙砾层及石灰层构成，间或还有用以加固的砖层。同时，在某些墙体内部可能还有单独的小规模的土墙。不过，至于这些构造有多长以及出现在什么地方，我们无从得知，除非将城墙横切，因此这项工作只好留给未来的人们了。
我们已经反复提到，城墙的外表面被包以城砖，它不只是薄薄的一层外壳，而是由好几层，有时多达七八层构成的，这可以在那些已经被树根破坏或被雨水侵蚀的墙面看到。这层厚厚的砖结构中，多少有些粗糙不平：大量砂浆被使用，黏合得也不平整。表层的城砖自然是精心砌筑；荷兰式砌法被广泛运用，但不是所有部分都是这样。由于现在的墙面都是经历过修补的，因此想要了解它的原始砌筑样式，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考察。城墙的底部由一层低矮的砂岩板（有时是双层）作为基座，其下部是深度在 2 米以上的三合土地基。有的地方底座和三合土地基被沙土所覆盖，而有的地方则被雨水侵蚀形成凹陷，或造成砖墙的脱落。完好无损的地方极少，那里的三合土地基往往向基座外延伸约 1.5 米，形成沿墙体内侧的便道。
基座上方的墙面呈不同坡度，内侧的倾斜度比外侧的大一点。北城墙的倾斜度，是 3.5 米与近 10 米的高度之比；而在其他三面城墙上，是 1.5—2 米与其高度之比。连续的砖层呈阶梯式砌筑，这在北城墙上自然体现得最明显，那里的倾斜度最大。其阶面的深度足以使人顺着它爬到城墙顶部。外侧面的砖墙自然光滑得多；从防御的角度看，过深的阶面的确危险。城墙外侧等距分布的墩台也大大增强了防御功能，墙垛呈方形的扶壁状，厚度和城墙相当。北城墙上所有墩台的大小相同，间距超过 200 米；其他城墙上墩台的间距只有 80—90 米，且不仅有常规大小的窄墩台，还有对应于内侧墙面上的马道、体形更大的宽墩台。
城墙顶部铺满了大块砖石，并在内侧筑有女墙，外侧筑有垛口。内侧的女墙只是简单的砖垒结构，厚 60 厘米，高 80—90 厘米，并在顶部呈圆弧形。外侧的雉堞并不比女墙厚多少，但高度至少是女墙的两倍。其城齿高 1.80 米，它们之间的垛口（有时错误地称为“孔洞”）间距 0.5 米。在雉堞与女墙上贴近城墙顶面的位置上开有方孔；前者可能是用于防御，而后者可能仅仅起到排水的作用。外挑的石排水短管从这些孔洞中伸出一定距离，但并不能避免水滴落到下部的墙面上。实际上城墙上几乎所有的水都是内侧壁上排出的，因为城墙的顶面多少向内侧倾斜了（如图 4 所示），但偶有从城墙顶面中部开始向外侧轻微倾斜的情况。事实证明，这种排水方式对墙面极具破坏性。在雨天，内墙面被从顶部倾注而下的水流冲刷，日积月累，许多城砖被侵蚀，特别是在那些已经被树根穿透的墙面处。这造成了砖皮的松动和脱落，以至于需要一遍一遍地修复。然而，对城墙威胁最大的，是缺乏对墙脚积水的适当引流。过去有砖石护堤的城壕或三合土地基作河床的排水沟，但它们现在多已毁坏；在一些地方，它们变成了一条深深的泥道，而在其他地方虽河沟仍存，但缺乏泄水渠道。当雨量过大时，雨水漫过城墙的基座，极有可能冲走已经松动了的基座石板和砖块，此时上部构建则会沿着重力下滑，如此以往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内侧壁的墙面很多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毁坏的。当我们沿着城墙内壁行走时，就会发现大量这种滑坡现象的存在，以及城墙所反映出的其他衰落变迁。
《顺天府志》中，关于雉堞和垛口数量的记载基本上是准确的；我们也没有去数它们的具体数目。我们也不知道城墙顶部曾经有多少值房，因为现存的已经很少了，除了城门和角楼附近的尚在，但已经十分破旧。清朝时，城墙由八旗驻守，墙头竖起的旗帜代表守军颜色。固定旗杆的石头仍在，但旗杆已荡然无存。
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
因此，北城墙属黄，这在中国传统里代表土的颜色；西城墙属白，代表金；东城墙属红，代表火；而南城墙属蓝，代表水。土、金、火、水是城市防御中有力的四种元素，同时也有人认为，它们之间势均力敌，任何反叛的军队都会受到另一方的牵制。
图 4 内城北墙上的两段墙体剖面图
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都城的平面格局以及不同朝向和城门的象征意义。他们认为，城市被设计为方形并且朝向四个方位，并不只是出于实际用途。天象星座的位置是其依据，建设一座强大的城市不能不服从天道。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根据天象原则将城市等分为四个方位的做法，在元朝便已开始运用（虽然并未完全贯彻），而明朝皇帝则试图使城市成为真正的正方形，而不是去完善元大都的长方形。他们本来的意图如此，然而由于环境所限，后来还是发生了一些改变。整座城市以及皇宫的正面朝南，象征着“迎接太阳”——这是来自上天的统治者。在最缺乏阳光的西北城角，正方形被切掉了一角；而在其对角线方向的东南角，被认为是土地“下沉”的地方，那里确实如此，丰富的河道便是证据。但人们又相信这种说法代表太阳在那里最强盛。古老的观象台就在这个方位，天坛亦是如此。
我们没有必要去深究中国的传统象征，因为它的意义对于西方人来说太模糊、太抽象了；但需要知道的是，中国人从来不会单纯出于艺术或实用的目的去设计建筑物，无论是屋宅、寺庙还是整座城市。在中国人看来，它们有着更深层次的目的和更为重要的作用，虽然天子的忠实臣民从来没有充分理解这一切。
① 此处所指应为北京内城西南角楼和东南角楼，均建成于明正统四年（1439）。现仅存东南角楼，位于建国门南大街和崇文门东大街相交处内侧。
② 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京师志一·帝都爰述》。
③ 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京师志一·明故城考》。
④ 《明太宗实录》卷十六《永乐元年正月至二月》。（1403—1421 年，北京被作为行在，是天子的移动或临时住所。同样，杭州也曾作为南宋的行在，马可·波罗将其称之为 Quinsay。——A.D.W）
⑤ 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京师志一·明故城考》。
⑥ 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京师志一·帝都爰述》。
⑦ 作者这一推断，是将引文中的第二处“十五年”理解为“十五年后”，即永乐十五年的 15 年后，即明宣德七年（1432），也就是永乐帝去世后八年。关于拓建北京南城的史实，《明太宗实录》卷二一八记载：“（永乐十七年十一月）甲子，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清朝通志》卷三十二记载：“永乐十五年，营建北京宫殿。十七年，拓其城之南面，其周围四十里。”因此，《顺天府志》在《帝都爰述》部分所述第二处“十五年”应为“十七年”之讹。
⑧ ［波斯］火者·盖耶速丁著，何高济译：《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17 页。
⑨ 《明史》卷四十《地理志一》。
⑩ 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京师志一·明故城考》。
英文原著中将第一个时间点误写为“the first month of the tenth year of Cheng T’ung”，即正统十年元月。核查光绪《顺天府志》原文，应为“正统元年十月”。因作者引用时间有误，故有此感叹。
这个工程真正历时应为两年零三个月，从正统二年正月到正统四年四月（1437—1439）。因之前作者所引用文献有误，加之将引文中的“四年四月”理解为“four years and four months”，即四年又四个月，导致其推断的工程持续时间是从正统二年到正统十四年，即文中所述 1437 年至 1449 年。
即明永乐初年。
通惠河是元代挖建的漕运河道，由郭守敬主持修建。自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开工，至元三十年（1293 年）完工，元世祖将此河命名为通惠河。东起通州京杭大运河，西至北京内城东南角，目的是打通大运河至北京城之间的航运水道。——译者
宣武门前身的官方名称为“顺承门”（上文中所述），而“顺治门”是坊间对其的别称。——译者
引自《工部志》，详见〔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七《京城总纪》，第 606 页。
《明史》卷四十《地理志一》。
当时单位换算关系为：1 尺=32 厘米=0.32 米；1 里=1800 尺=576 米=0.576 千米。
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京师志一·帝都爰述》。
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京师志一·帝都爰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