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或者一场启蒙运动——自由主义者的观点
中国的一场大灾难——来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批判
由列宁影响的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国共产党的阐释
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谁？
五四运动的真正本质——一种仅供参考的阐释
再评价五四运动的成就与不足
对五四运动的进一步思考
附 录
一、“五四”时期社会力量简析①
二、参与“五四”事件的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
三、参加“五四”事件的大专院校
四、有关1918—1926年中国工人罢工的数据
大事年表（1914—1923）
注 释
译后记
出版前言
《五四运动史》根据曾任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著名教授周策纵（Tsetsung Chow）所著的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译就。本书英文版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是西方世界公认的五四运动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自它问世之后，才真正引起国际学界对五四运动的关注。20世纪末，中文繁简体版相继出版，引起极大反响，使五四运动开始脱离那些宏大的“意义”，而展现其中的历史细节。
周策纵先生出生于湖南祁阳，抗战期间毕业于重庆中央政治大学，1945年开始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秘书），蒋介石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稿便出自他的手笔，如台湾“二·二八”事变后的《告台湾同胞书》。后因对国民党的前途非常失望，他毅然辞职赴美留学，从此潜心学术。
正如周策纵先生在序言中提到的，他是成长于“五四”余波下的一代人，他自己的人生轨迹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因此，研究“五四”对他而言，不仅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更是出于个人的情感。“不求得宠于当时，却待了解于后世。”这是周策纵先生写作此书时的原则，只求真理与事实，也正是“五四”精神的体现。
经哈佛大学出版社授权，后浪出版公司在该书面世半个多世纪之后，重版中文简体版。本书前七章的翻译来自周策纵先生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几位研究生，第八章以下，则由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率领一批青年学者完成。由于本书译者众多，存在许多译名不统一、引用不一致、语言习惯不和谐的问题，在此番重版时，我们已尽力进行核对修订，以期为读者呈现一个令人满意的读本。在此，感谢欧阳哲生老师在重版期间给予我们的支持与帮助，还特别寄来了《五四运动研究资料》（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体例上，本书沿用英文版的结构，所有标注引文来源的注释皆附于正文最后，而作者对观点的阐述说明，则置于页下。由于本书篇幅浩大，注释部分保留原有译稿中的格式，仅作微调。来源于中文资料的引用，都核实还原为中文（包括人名、报刊名、书名）；而英文资料也做了简要翻译，便于读者了解。
本书详尽还原了那场以1919年5月4日为原点，席卷中国并对后世造成深刻影响的运动。其中涉及大量人名、地名、报刊名、书名、社会团体名，若有漏误，敬请读者不吝指正，以期再版时及时更正。
后浪出版公司已出版了周策纵先生以下著作：《周策纵作品集1：忆己怀人》《周策纵作品集2：文史杂谈》《周策纵作品集3：〈红楼梦〉大观》《周策纵作品集4：经典训诂》《周策纵作品集5：弃园诗话》，感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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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
中文版自序
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
“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这是汉朝《盐铁论》“文学”中引用孔子说的两句话。王充的《论衡·对作篇》也引用过。我多年来都把这两句掷地有声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也用来勉励我的学生和年轻的朋友。我在20世纪50年代草写英文《五四运动史》时，这两句话对我也起了鼓舞支持的作用。所以在这里特地标举出来，觉得也可用来和国内的读者共勉。
《五四运动史》的英文本，已出过好几种：1960年哈佛大学最初的精装本，台湾虹桥书店的地下影印本（包括精装和平装两种），稍后有斯坦福大学的平装本，最后哈佛又收回权利，自出平装本，至今已出了好几版了。后出各本有一二处修正，但没有多大改动。
中文译本比较复杂，从各中译本的序言中可以看到，这里不必详说。不过应该提一提1996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子平先生等五人合译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这是从英文原题直译来的，但我在英文题旁，早已自题中文书名《五四运动史》）。这是国内的首次中文全译，译文很流畅，我该感谢译者和出版者的努力。只可惜人名和专有名词颇有差错。这一方面由于我未见到译文的定稿，主要原因还是译者未见到1963年哈佛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第二本书《五四运动研究资料》（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之故。从那书里都可找到《五四运动史》里所有的专名中文。其实我的原稿本来是一部书，哈佛出版社顾虑到印成一书太厚，又因中文太多，会影响销路，所以临时分成两书出版。这后面一书现在已经绝版了。我很希望以后能在国内翻印重版。我虽对那个译本做有相当长的《正误表》，但未能夹入书中同时销售，又未早提醒译者，都算是我的不是，真愧对读者。
这次的版本，应该是完备的中译本了。前面七章基本上是最初在威斯康星大学几位研究生分别翻译的，原在香港《明报月刊》分期刊出，后来由明报出版社和台北桂冠图书公司先后分别出版成上册。这部分译文是经过我自己校改过的。第八章以下，因原译者毕业分散，又各忙于工作，致有耽搁。但后来终于全部译完，丁爱真出力尤多。只因我近一两年来十分忙碌，修改未完，没有交付出版，是我万分对不起译者和桂冠与明报两家出版社。
现在由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安排该校一批青年学者把第八章以后完全译过。我虽未见到这一部分译稿，相信他们会忠于原文，对读者做出满意的交代。我该感谢他们和出版社的热忱和努力。
这里我也要再谢谢翻译前七章的以前的几位学生，后来都各有自己的成就了。丁爱真原任艾奥瓦大学的永久教职，现专门从事小说、散文和美术创作。王润华现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并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永久教职，是东南亚的主要诗人和作家之一，对中国文学批评、比较文学和欧美小说著译很多。洪铭水原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永久教职多年，现任台湾东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出版有关于袁宏道和晚明文学思潮的英文专著，对台湾文学和《红楼梦》也都有研究。陈永明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发表了许多哲学和文学著作，经常在香港电视台有主讲节目。陈博文现任纽约公共图书馆分馆主任，她在这座大图书馆工作多年，贡献颇多。钟玲现任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长，是著名的女诗人和小说家，英译过李清照的诗词全集，著作丰富。
这些人还是学生的时候，在今天难以想象的、万分困难的环境下，发大愿心，自动去合力翻译《五四运动史》，真可说大有“诗人疾之不能默”的精神。
1999年1月15日
于美国加州阿巴尼市借水借山楼
繁体再版自序
认知·评估·再充
明报出版社打算将拙著《五四运动史》再版。一本初稿写成于41年以前，初版也已35年的书，居然还能再版，当然莫怪作者颇有侥幸之感。
回忆本书英文初版之前，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和好友杨联陞教授见我不断修改，催我赶快出版。他说：“我们现在著书，只求50年内还能站得住，就了不起了。我看你这书应该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还担心什么呢？”我说：“我固然不敢存这种奢望。不过像五四运动这件重要而可引起争论的历史事件，多年来只见成千成万的官方或党派解释和评价，外国人又漠视不提。（这是指1958年以前的情况，从这年起，已有美国学者参考我的原稿，补写中国近代史。）我现在必须弄清事实，不能只做一时应景的摇旗呐喊。我认为，中国史家有两个优良传统：一个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另一个是不求得宠于当时，却待了解于后世。这后一点，也是西洋古代史家的志愿。我素来尊重这些作风，现在写‘五四’历史，对这些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你说50年，我想自己活不到90多岁到100岁，那已是身后的事了，蒙你这样相信，自然不敢当。可是我如果过于谦虚，也会近于虚伪和自欺欺人。想你也不会赞同的。”
我当时所举秉笔直书的例子是众所周知的，春秋时代晋国太史董狐的事。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晋国赵盾的堂弟（一说是堂侄）赵穿杀死了晋灵公，太史董狐便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把这句记录在朝廷公开宣布。虽然赵盾否认，但他那时是正卿，晋国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他手里，事后他就派赵穿将灵公的叔父接回国继位为成公，可见董狐记录的正合于史事的实质。不过灵公本来无道，赵盾究竟还是个很好的军政领导，他并未禁止这一记录，也没有加害于太史。所以后来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这件事可能在当时影响不小，60年后，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齐国的大夫崔杼杀死了齐庄公，齐太史也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便杀了这太史；可是太史的弟弟照样这么写，崔杼便杀了弟弟；另一个弟弟又这样写，崔杼又杀了他；但第三个弟弟还是这样写，崔杼只得作罢了。有位“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杀光了，就带着竹简到京城去，要照样记载，后来听说已有人写了，这才回去。这件事，从齐太史的措辞看来，显然是在仿照董狐的笔法，但整个事件却更壮烈，更可歌可泣。所以，文天祥在狱中写的“天地有正气”，首先便拿“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来做例子。我认为，这是古今中外史家最好的榜样。董狐比西洋所乐道的“历史之父”（The Father of History）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公元前425）还要早上150多年。当然，希罗多德写了一本厚厚的《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The Histories），董狐却只留下了一句五个字的简短记载，从分量上说，还不能相比。不过我们也不必只从数量方面说，若从史德、史质和史家影响而论，董狐和齐太史们自有他们独特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我当时注重这点，是深痛于当代某些中国史家逢迎上意，为党派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其如此，所以才有这番议论。
至于第二点，不求取悦当世，而期待将来，这种看法可能首先见于《春秋公羊传》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解释孔子为何作《春秋》。传文说：“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司马迁大约非常欣赏这个推测，所以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提出，他作《史记》也是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在《报任安书》里也谈到，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名山是神话传说古帝王藏书之所，这也就是说，要把原稿藏在大图书馆里，把副本放在首都，让后世知音者广泛阅览。司马迁又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记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这后面两句话不见于先秦记录，后世学者以为“其言似急于求名”，不像孔子说的话，可能是司马迁“臆度失当”。这个判断不无道理，不过《论语》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的“称”字应读平声还是读去声，本难判定；再说，著书以求“自见于后世”，也不见得有何不妥。司马迁在同篇下文又记载：“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这段话也可能只是司马迁的臆测或根据传闻推断，不过却说得很恰当，至少代表他自己写历史的立场：既要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也要自负责任，让后世读者评判。
当时我写历史的态度，不但受了这些中国古代史家的影响，也受了西洋古代和现代史观的启发。就上面第二点说，我很佩服希腊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55—前400），他在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里写道：“由于我这部历史没有罗曼史的因素，它也许会减少一些兴趣；然而，如果有人想要对过去有准确的认识，以便解释将来可能发生的类似事件，而认为我这书有用处，我就很满意了。我写这书不是为了讨好目前的大众，是要有永久的价值。”当然这是个非常不容易达到的目标；但即使我能力不够，显然达不到这目标，难道就不该取法乎上吗？在另一方面，我采纳了多元历史观，在我的初版自序里早已说明，这一部分是受到罗素的影响。
还有一点启发我对史学看法的，是《春秋公羊传》在书前和书末都说过的三句话：“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我觉得对这几句最精彩的史观一直都没有很好的解释。从何休（129—182）以来，长篇大论都在讨论这所谓“三世”是指什么世代或朝代。依我的看法，这短短的三句话至少指出了对历史的两个敏锐观察：一是把亲自所见的、所闻的和间接所传闻的区分开来，这样就可大致判断，直接见到的比较可信且可知其详，就可以说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所记的“何以不日，远也”（为何未载日期，由于事件发生时距记录时已经遥远）；另一是指出无论所见、所闻或所传闻的，报道起来，都不会完全相同，都将各有“异辞”。这两点都可算是对历史记载最敏锐的观察，却没有受到注意，至少我未见到受到应有的注意。尤其是，能指出“所见异辞”，真不容易，何况是2000多年以前呢！
这几句话对我写“五四”历史，最为适合。我当时觉得，就“五四”情形说来，不但各人说法不同，往往亲历者自己说的也前后不一致，间接传闻者更不消说了。所以我有时就加了两个字：“所见前后异辞，所闻前后异辞，所传闻前后异辞。”这对“五四”时代的人物描写得更恰当，因为在这个过渡时代的人们，思想、感情和行为，尤其是政治党派立场和人生观，变动得格外快速和突兀，连他们自己也始料未及；加上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后来各党派的不同解释，更使亲身参与者、所见者、所闻者、所传闻者，前后的回忆往往自相矛盾，或添油加醋，或畸轻畸重，或无中生有，或抹杀事实，或夸张减料，或涂黑抹红，几乎无所不有。我看过许多当下和后来的报道或回忆，也认识接触过许多当时的人物，自然大多数是善意者、诚实人，可是多不免“前后异辞”。而比较起来，我还是觉得最先的、当下的说辞较近于事实。这使我决定大量采用当时报刊的记载和个人“当下”的回忆，而对后来的说法和解释却不得不审慎怀疑。这也使我特别注意到“异辞”的问题，我必须谨慎，不要随便接受道听途说和有目的的陈述，更须提倡“不轻信”（incredulity）这一观念和习惯。
上面说了许多我所尊重的古今中外史家的目标，其实一方面试图强调自己力不从心，绝未达到这理想境界；另一方面是想说明，我们对于任何历史事件，如要解释或评估，首先必须努力“认知”该事件的真相和实质。我虽然还未做到，但到底是向这方向努力了。
谈到认知和评估，我想首先澄清一点：我的英文原著书名是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扉页自题中文书名为《五四运动史》。这英文副标题的前半部译成中文并不容易，有人译作“思想革命”，也有人译作“知识革命”，本来两者都包含在原文的意义里，却没有一个能包括原文的全部用意，因为在本书结论章第五节里，我还特别指出，这也表示该运动是知识分子所主导的。1969年5月，《明报月刊》出版“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纪念专刊”，约我写稿，我发表了《“五四”五十年》一文（见该刊4卷5期，总41期），在开篇我便指出，中、日文的书评作者多已把副标题中的Intellectual Revolution译为“知识革命”，就“知”的广义说，也是可以的。我进一步指出：
这“知”字自然不仅指“知识”，也不限于“思想”，而且还包含其他一切“理性”的成分。不仅如此，由于这是用来兼指这是“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运动，因此也不免包含有行动的意思。
在这篇文章里，除了说明“五四”青年知识分子抗议精神及其对政治组织、社会制度、伦理思想和文化文学改革热忱的重要性之外，还提到：
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还是“五四”时代那个绝大的主要前提。那就是，对传统重新估价以创造一种新文化，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上改革着手：用理性来说服，用逻辑推理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破坏偶像，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以开创合理的未来社会。
我提到，“我至少曾把1915—1923年八九年间的报刊，直接间接，多多少少检阅过六七百种”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总结：“这个前提，若用更简单的方式说出来，就是‘真知第一’。这潮流从中国久远的历史看是极不平凡的，为什么呢？”接着解释，依我的看法，欧美的文明，除宗教思想之外，主要比较重视逻辑推理，考察自然规律，也就是客观的知识；中国至少自秦汉以后，所发展的乃是偏重伦理道德、修齐统治的文明。虽有个别的例外，但主要历史事实确是如此。所以我当时说：
后代的历史学家应该大书特书，（“五四”）这种只求诉诸真理与事实，而不乞灵于古圣先贤，诗云子曰，或道德教条，这种只求替自己说话，不是代圣人立言，这种尚“知”的新作风，应该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最重大的转折点。
这里所说的“知”，是指对客观实在认知的知，是纯粹逻辑推理的知，是探索“是什么”“为什么”“如何”的知，不是教人“应该如何”的道德教导。当然，“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这些并未完全做到，但许多人有了这样的向往，那就仍可说是划时代的。这也不是说道德不重要，只是说，“五四”思潮补救了传统之偏失。
同时，我也指出，“可是这种清浅的理性主义，如果没有和当时救国运动的热忱结合在一起，就不能造成巨大潮流”。接下去我检讨了“‘五四’末期所遭遇的逆风”，即1924年以后，抛弃了“五四”早期思想文化革新的理想和作风。我认为这是扭曲和出卖了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科学思想为主轴的“五四”精神。我不认为救国或救亡的热忱必然会使新思潮、新文化改革运动流于偏失，早期知识分子原是选择以思想文化革新作为救国的途径，这些革新也因救国热忱而得以迅速开展。当然，我也不否认，群众运动热忱的本身具有暴力的本质，像汽油燃烧，可以炸毁一切，也可作为有秩序的和建设性的推动力。蔡元培早把它比作“洪水”，可能也是这样看法。事在人为，“五四”时期的改革理性和救国热忱配合得相当好，这点不应被抹杀。
本书还牵涉许多其他的问题，如“五四运动”一词的范畴到底应不应该包括“新文化运动”。我认为，若分开两者，它们都无法被充分说明，更无法了解这一时代。又如“五四”思潮是反整个传统的吗？“反传统主义”（antitraditionalism）一词是我首先使用于本书，后来被许多人采用。其实，我本应说清，只有少数激烈分子是反对整个传统的；大多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领袖，多只是反对传统中某一部分，却采纳、提倡或尊重其中另一部分。他们所极力反对的是当时许多顽固派和流行观点坚持的“凡传统的都是对的”。因此，我后来常说，这不如叫作“反-传统主义”（anti-traditionalism）。这些人的观念，绝不能以西洋近代社会学者所说的有“系统性”和“封闭”排外性的“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来概括。有人认为，他们即使承认传统中有优点，在“意识形态”上仍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若以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为例，这顶帽子总是不适当的。若只征引胡适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说的话，而不拿他在别处说的话来平衡，那可是误导人的。主张“五四”人物是全盘反传统的人，同时却认为“五四”以思想改革为一切改革的前提乃是受了儒家影响（这点我并不完全否认），而“五四”思潮实是继承中国过去一元式的作风，“整体主义”（totalism）的作风。这后一点难道不自相矛盾吗？我以为这也许忽略了杜威和胡适当时极力提倡文化改革只能“一点一滴”地去做，胡适也否定有能解决一切的“万灵丹”。这种思想岂能说是“整体主义”的？对于这些，还有其他的论点，我过去都做了好些评论，大体上可参看我的两次演讲：一次是1971年5月1日应邀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各校中国师生在安娜堡联合举办的“五四”52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讲词《五四运动告诉我们什么？》发表在《明报月刊》（6卷9期，1971年9月），转载于《大风》等刊物及台北百杰出版社出版的、陈少廷主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1979年）一书中；另一次是1991年6月15日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所做学术演讲，讲词《以五四超越五四》，载于该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2期，1991年9月）。历年来，胡菊人先生访问和介绍我对“五四”看法的文字颇不少，其中之一是1979年3月29日我经过香港时，他做的长篇访问《五四的成就·五四的感召》，载于《明报月刊·“五四”60周年纪念特辑》（14卷5期，总161期，1979年5月）。我在这几篇里都粗略谈到我对“五四”的一些看法，当然不完备，这里就不再说了。
五四运动如果从最早期算起，至今已80年，可说已经过了整个20世纪的主要年代。这期间，中国和全世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历史绝不会重演，今天来重温“五四”这段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常说，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轻的人志愿为它而努力。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未竟的事业。
“五四”提倡理性和知识，是最适合现代新潮流的趋势。20世纪由蒸汽文明进展到电力文明，由原子能文明进展到电子文明、信息文明。在可见的将来，在21世纪，科技的地位越来越高，我们对财产的观念也逐渐改变和扩张。过去计算财富的要素是土地、劳力、物资和资本，现在和将来，“知识”（knowledge）必定成为最重要的“财富”（wealth）。我在1979年“五四”60周年时写作那一首诗：“从古自强依作育，至今真富在求知。百年以后谁思此，旧义新潮两不移。”我经过多年考虑，和许多前辈一样，认定富强之道，首先要靠发展教育；但我更坚信，真正的“富”乃是“知识”。从这方面说，“五四”思潮实在有合于未来潮流之处。
“五四”的另一方面，救国热忱，后来促进了国家“最高主权”（sov-ereignty）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观念，使民族主义抬头。这固然受到了政党的推动，但仍然可说是五四运动的后果之一。我素来认为，民族主义不能算最后的目标，只是应变的必需。现在世界已走向跨国经济发展的道路，照理限于一国的民族主义应该不会再占势力。可是长期以来，个人和个人集团都受到国家法律和武力的保护和制约，像国际贸易和国土主权，几乎没有一国愿意放弃本国的保障。美国研究民族主义的主要学者谢弗教授（Boyd C. Shafer）所著《民族主义的各种面貌：新现实与旧神话》（Faces of Nationalism：New Realities and Old Myths，1972年，纽约），对于民族主义的历史及其在现代各国的趋势，分析精密，也参考征引了本书的英文版。他的结论认为，虽然有人期望国际主义和世界政府，但绝大多数人还情愿受“民族国家”的保护。照目前中国的处境看来，“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和一般大众热忱抵抗外国侵略，保障领土主权完整的传统，也许还会受到重视。至少在可见的将来还会如此。试问目前有哪一个国家肯放弃这些呢？
所以，“五四”有点像可以再充电的电池，即使时代变了，它还可能有它无比的感召力。
本书出版后这35年间，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出版机构对这一主题和相关因素，已发表了许多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当然在某些细节方面可以补充或修正本书。不过就我所知，这些还不能使我做重大改动。所以中译本基本上仍保存了英文版的原貌。
1995年9月2日夜深
于威斯康星陌地生
英文初版自序
在中国近代史上，再没有任何主要事件像五四运动这样，惹起各种争论，广泛地被讨论，可是对它的正式研究却又是如此贫乏不足。对部分中国人而言，五四运动是中国新生和解放的标志；而另一些人却把它看成是国家民族的浩劫。即便是经常讨论或颂扬五四运动的人，他们之间的意见也极端分歧。在过去的40年中，每逢5月，就有无数的文章发表，来分析评论“五四”。专门讨论这一主题的中文书籍也已有好几本了，内容涉及该运动的书本，更是数以百计。有关“五四”的文字可以说非常丰富，然而，这些书刊却都是争论性的居多，描述史实的极少。大多数西方人士，对该运动的认识更是零碎而又充满误解的。由于上面种种原因，我觉得写一本书来确切记录“五四”的史实，详细检讨它的流变和效应，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个人的因素驱使我进行这项重要的工作。我少年时代在长沙，对五四运动就已感兴趣。那时我就读的高中，15年前毛泽东正是从那里毕业。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我颇为活跃，也是学潮和罢课活动的核心人物。当我们回顾五四运动时，自然感到骄傲和钦佩。那时，我已经写过上千首的旧诗，可堪注意的是，我的第一首白话诗，题目是《五四，我们对得住你了！》。这首诗曾在郭沫若与田汉合办的报纸《抗战日报》（长沙）上发表过。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梦想有一天能写一本有关五四运动的书。后来，我在一所国民党创办的大学念书，校方通常禁止学生运动，那更增强了我要写这么一本书的意愿。
把五四运动看成一件多面性的社会政治事件去描述和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知道人们对五四运动意见纷纭，很容易激起争辩，所以尽量征引史实，而且大量引用时人的谈话记录，透过这些原始资料，希望能让当时的人和事，自己替自己说话。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抱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即经济条件和意识形态的交互关系，虽然是构成五四运动这一类重大事件的主要因素；但其他的因素，如历史背景、政治状况、社会组织、社会心态、领导人和参与运动的人物，以及看来微小却也许深具关键性的偶发事件，凡此种种，都对五四运动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对这部分因素，我都下了一点点功夫去分析它们与“五四”的关系。
这本书分成两部分：上编，是依时间先后，叙述分析有关的活动和事件。唯一的例外是第八章，为了给第九章提供必要的背景，在时间上曾稍加调整。下编，分别相当详细地剖判和检讨当时文学上和思想上的主要潮流。本书引用的有关书目、中外专名和词汇解释，以及“五四”期间出版的各种书刊的目录和简介，都在我的另一部书（即哈佛大学于1963年出版的《五四运动研究资料》——译者）里刊出。
1959年10月
于麻省剑桥，哈佛
